刑法學說

『壹』 刑法理論中死刑存廢兩種學說各自的理由

（一）
在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以犀利的視角批判了當時野蠻而又殘酷的刑事制度，控訴和揭露了制度背後的蒙昧主義，使人們對於犯罪與刑罰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書中，貝卡利亞首次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這一思想成為後人在討論死刑存廢問題時無法繞開的高峰。而如今，當我們再次回歸原著，重新梳理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也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關於死刑存廢這一問題的論證，從方法和思路上看，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種是從死刑的效用性出發，討論死刑的實施對於規制犯罪行為是否有效；另一種立足於死刑的正當性分析，判斷死刑是否應該廢除。效用性判斷與正當性判斷這兩種思路的確立，為我們去審視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視角。
在效用性判斷上，貝卡利亞通過比較死刑與終身監禁的實施效果，展開了相關論述。在他看來，「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處死罪犯的場面盡管可怕，但只是暫時的，如果把罪犯變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苦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麼，這種喪失自由的監禁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對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終身監禁，因而主張應當廢除死刑，改用終身監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斷實際上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由於不同認識主體有著不同的經驗或實證材料，對於死刑的效用性也會做出不同的判斷。按照這一判斷思路，似乎並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應當被廢除的結論。因此，貝卡利亞在書中關於死刑實施效果的分析，並不能成為支持廢除死刑這一論點的可靠依據。
（二）
死刑的存廢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價值層面上的問題，一個價值性質的主張是無法通過事實材料加以證成的。在釐清問題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就貝卡利亞廢除死刑的觀點在價值性判斷層面上進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從價值性判斷這一角度來看，貝卡利亞在書中主要基於社會契約論及立法的內在邏輯闡述了廢除死刑的依據。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當人類達到一種自然狀態不利於生存的境地時，人類為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去克服阻礙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便尋找一種形式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形式便是「社會契約」。
基於這樣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要將自己的權利、財富、自由中其用途對於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奉獻出來，轉讓給國家，以便國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
貝卡利亞贊成盧梭的「社會契約說」，並利用「社會契約」理論說明為什麼國家無權對公民適用死刑。他在書中指出，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組成國家時，並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權，因而國家便沒有以死刑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力。他認為：「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願意把對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掌管呢？每個人在對自己作出最小犧牲時，怎麼會把冠於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
不能說貝卡利亞的這一見解毫無道理，但這一見解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誠然，按照盧梭的設想，個人在與國家訂立契約時，不會把自己的一切權利都交出去，更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權也交出去，因此，國家不能無緣無故地剝奪守約公民的生命權利。但是，對那些違約的個人，卻不因此就認為國家一概不能剝奪其生命權利。原因在於，社會契約絕不僅限於這一種。在殺人犯殺人這一具體情形下，按照訂立契約的主體，可以分為國家與受害者之間的契約、受害者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以及國家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
三種契約有著各自不同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如國家與受害者訂立契約之際，受害者向國家讓渡一定的權利、財富或者自由，這是受害者向國家負有的義務；與之相伴的是獲得國家對其生命權的保護這一權利。當受害者的生命被剝奪，國家應然履行保護個人生命權的義務，從而採取措施對殺人者施以懲罰，由此可以得出國家按照契約原則剝奪殺人者生命權具有正當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按照契約約定的內容不同，會成立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就加害人與國家之間訂立的契約而言，契約訂立之際，殺人者要獲得國家權力對於其生命權的保護，就應向國家做出保證，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因此一旦其實施殺人行為，即意味著其違背了約定義務，國家則依照契約放棄對其生命權的保護。按照這個思路同樣可以得出國家按照與個人訂立的契約，在個人實施殺人行為的情況下，剝奪其生命權的正當性。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上，貝卡利亞認為，國家一方面懲罰殺人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死刑實施殺人，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謬的。他指出：「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並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
在這一點上，貝卡利亞只從表面上看待犯罪殺人與死刑殺人的相似之處，忽略了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非法的殺人，後者是合法的殺人；前者是出於卑劣的目的殺人，後者是為了預防犯罪而殺人；前者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殺人，後者是為了保護公眾的利益而殺人。
（三）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溫·丹·哈格在這一點上指出：「當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與監禁時，我們並不說『合法的綁架』。逮捕與綁架在自然意義上無法區分。但是，法定懲罰不必從自然意義有別於犯罪。懲罰因其有著社會的支持與正當的目的而不同於犯罪……要是像貝卡利亞所認為的一樣，以處決懲罰殺人——以罪犯對其受害人所為的行為作為對其的懲罰——是荒謬的，那麼，對一位貪污犯處以罰金或剝奪一個剝奪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樣是荒謬的。將搶劫與征稅、謀殺與處決、贈予與盜竊相區別的不是自然行為而是其社會意義。」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的分析上，由於貝卡利亞沒有分清犯罪行為同依照法律實施懲罰犯罪這兩種行為各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其認為國家懲罰殺人行為存在內在矛盾的觀點是片面的。
通過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有關廢除死刑的觀點進行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效用性判斷和正當性判斷兩個層面上其觀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觀點對於分析死刑存廢問題的思想價值。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對於這些問題的發掘，實際上為我們更加深入地去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開闊了思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處罰體系從過去的殘酷性向人道性發展，限制、廢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國繼刑法修正案（八）減少13個死刑罪名、保留55個死刑罪名之後，歷經三次審議，於2015年8月29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減少9個死刑罪名，在執行少殺、慎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今社會價值越來越多樣化，需要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去審視死刑的存廢問題。「殺人償命」不能被簡單地徹底否定，因為我們應當看到這一觀點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慮到在懲罰惡劣犯罪上，死刑的實施對於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民眾所具有的那種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廢的問題時，我們需要審慎地做出價值權衡，分析判斷：死刑的實施涉及哪些價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圍繞這些因素我們應如何去權衡。
當今世界越來越把廢除或限制死刑適用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顯著標志，這要求國家在死刑存廢的價值權衡上應密切關注當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適性的標准，及時確立起自身清晰的態度及立場，而不應成為民眾情感宣洩及社會輿論導向的附庸。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貳』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是什麼

必然因來果關系說、偶自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中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

『叄』 前田雅英的刑法觀點

（1）實質的犯罪論。前田認為構成要件該當性的判斷，具有「選擇值得處罰的法益侵害行為的機能」，易言之，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可法的違法性。他反對形而上學地、形式地解釋構成要件。他主張違法性的原點是對國民現實利益的侵害，違法性的實質是對法益的侵害或威脅。他也反對形而上學地討論責任問題，提出應實質地具體地把握非難可能性，認為責任論的視點是「達成刑事政策的結果」，應否追究責任，當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根據。
（2）紮根於國民規范意識的理論框架。前田認為，只能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媒介，刑罰才能達到防止犯罪的目的，並將這種觀點貫徹到具體的解釋論。前田提出，刑法上的非難以國民的規范意識為基礎，即使在追究故意責任時，視點也必須放在「以一般人為基準的非難」。因此，故意中的認識是「足以喚起一般人違法性意識的事實認識」，這使得法定符合說的界限、假想防衛過當等問題得到較圓滿的解決。
（3）著眼於法律的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的刑法理論被認為是明確地認識到判例的重要性的理論，刑法學說本身對現實社會並沒有實踐意義，只能通過影響司法實務間接對現實社會產生影響。因此刑法學說應當是以判例為根據，展開適應法律現實適用的解釋論。前田對一切問題的分析都注意結論的適用效果，注重各種學說對刑法適用產生的積極或消極影響。
（4）立足於日本國情的刑法學。他反對盲目模仿、接受西歐的刑法理論。 （1）主張放棄明治以來模仿西歐刑法學的做法，而根據東洋傳統確立日本刑法理論，特別是應當總結日本審判實務長時期積累的經驗，得出人民認可的結論。
（2）主張法官在處理具體案件時，要成為「人民之聲」的代言人，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因此，要從實質上理解和堅持罪刑法定原則，如果僅從形式上解釋有代表國民意志國會制定的刑法，則不能實現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3）承認以防止犯罪等效果促使人民生活提高的刑罰制度，主張目的刑論；同時認為，「報應」作為劃定刑罰上限的基準是有必要。

『肆』 刑法理論中有哪些學說是立場相反但結論一致的情況

在我國復的刑法立法中，存在三制大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責刑相適應。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雖貫穿刑法始終，卻沒有在立法上明確為基本原則。實際上，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是近代各國刑法中的內在精神，它不是一種基本立場，而是貫穿刑法始終的內在概念，無論表述為責任主義還是主客觀相統一，這一原則都不可取代。

『伍』 西原春夫的刑法理論

西原春夫先生刑法學說的主要理論特點：
⑴盡量以司法實務能夠實際適用的方法來建造其刑法理論。正是他提出的「交通事故中的信 賴原則」理論確立了他在日本刑法學界的地位。
⑵具有較強的實證色彩，理論細致而確定。
⑶比較研究深入。
⑷體繫上受到耶塞克與齊藤金作的影響，屬於具有較強折衷主義色彩的客觀主義刑法論者。被稱為「日本刑法學界少數派的領袖」
⑸人性或者人本的刑法學作為立論的哲學基礎。對刑法的哲學評價是負面的，是「必要的惡」。

『陸』 認識刑法

犯罪客體，是指我國刑法所保護而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社會關系。第一個題回A肯定正確，B不對，犯罪客體答不等同於犯罪對象。C和D都有選的理由，但這個題出的不嚴謹，如果單選肯定是A，多選我就選ACD，畢竟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也受國家保護，我國刑法所保護的那種社會關系是指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社會主義制度，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權，公民私人的財產所有權，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等等。這些社會關系在我國刑法第13條已有明確的表述，它們一旦為犯罪行為所侵犯，就成為犯罪客體。
第二題選A!

『柒』 有哪些刑法學必讀的經典著作

馬克昌主編：《犯罪通論》（第三版），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馬老仙逝，其思永存，學術地位自不待言。
馬克昌主編：《外國刑法學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於先生早年經歷，翻譯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馬克昌：《比較刑法原理：外國刑法學總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難讀，卻很易理解。
馬克昌主編：《近代西方刑法學說史》，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我還沒拜讀這一本大作。
高銘暄主編：《刑法專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傳統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陳興良、周光權著：《刑法學的現代展開》，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少壯派法學家
陳興良：《刑法哲學》[上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個好字！

『捌』 刑法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觀主義的主要觀點梳理 一般認為，在刑事責任之理論根據問題上，西方刑法學說史上最經典的對立是刑事古典學派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主義)與刑事近代學派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又稱為行為人主義)的對立。刑法客觀主義思想是在全面繼承啟蒙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刑法客觀主義思想在反對中世紀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殘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然而，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由於突變的社會背景和自然科學的發展，刑法客觀主義思想不能適應遏止犯罪的需要，開始被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以實證的科學方法為先導，以犯罪人格作為科學研究的目標，極力主張刑事責任的根據應當從具體的犯罪人中尋求。至今，刑法主觀主義與客觀主義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國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論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認為，刑法主觀主義是一種系統化的關於犯罪與刑罰的理論思想體系。刑法主觀主義思想經過龍勃羅梭、加羅法洛的初創，後又經過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後由李斯特將刑法主觀主義思想推向一個歷史高峰，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內容豐富的理論體系。上述學者站在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角度，使刑法主觀主義學派的一系列見解和主張得以整合，從而使其成為一種體系性的理論。在意識決定論的統領下，刑法主觀主義思想在犯罪論和刑罰論諸多重大問題上都形成了有別於刑法客觀主義思想的獨樹一幟的觀點。 (一)行為人中心論 一般講，刑法主觀主義學派與刑法客觀主義學派的爭議之焦點在於，刑法關於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以及司法上關於犯罪的認定與刑罰的適用，是應當重視行為人還是重視行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一般主張行為人中心論，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險性格，作為刑罰的依據，因不法的行為顯現出來的危險人格，而必須負「生活操行責任」。行為人中心論與行為中心論相對立，它是從行為人與行為的關系處罰，將刑事責任的基礎從行為轉向行為人。行為人中心論的要義在於尋找危險性與責任概念之間的關聯。[2]具體講，行為人中心論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人的個性是迥然各異的，不僅犯罪人與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與犯罪人之間也是千差萬別的。犯罪是行為人的個性行為，所以犯罪不應求諸行為人之行為，而應求諸行為人的人格、人身危險性等主觀因素。易言之，刑法價值判斷對象應為行為人之人格，而非客觀行為。由此，行為人所處刑罰的輕重應當取決於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的大小，而與客觀行為實害之大小無關。 需要指出，行為人中心論並非完全將行為的客觀因素打入冷宮，只不過認為行為並非是脫離行為人的抽象行為，而是行為者的行為，行為僅僅是行為人人格的表徵，是藉以認識行為人身危險性的橋梁與中介。[3]因此，「必須當刑法所規定的犯罪出現時，才可以處罰行為人，這是根據刑法功能——保護犯罪人自由的大憲章推導出來的必然結論。」[4]正是基於上述認識，刑法主觀主義學者往往認為應受處罰的不是行為而是行為人，並以此作為刑法主觀主義理論的基點。李斯特曾針對刑法客觀主義學者提出的以客觀違法行為作為刑罰的根據的觀點，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的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5](二)社會責任論企法網www.enterlaw.net 在刑罰的根據問題上，刑法客觀主義一般主張道義責任論。道義責任論的理論基礎是意志自由論，其基本內涵為行為人唯有基於自由意志活動而實施犯罪行為，才能遭受倫理上的責難。[6]而

『玖』 為什麼納粹時代刑法學說主要為主觀說

客觀指就事論事、實事求是，比較公正、中立；主觀指傾向性較明顯，立場一回般站在自己認答為對的一方，而自己認為正確的往往未必是對的，一般具有一定自我保護意識、自我防衛心理。比如：就一件醫患糾紛而言，客觀的評論應該就事論事，看到底有沒有醫生的責任，看主要的責任出在哪裡，患者自己的責任可以忽略嗎？最後的結論可能就是一個溝通不良的誤會罷了！主觀的評論可能是，醫生說醫生有理，患者說患者有理，最後的結論可能出現互不相讓、讓真相永久埋藏在歷史中！

『拾』 刑法中因果關系的幾種主要學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偶然因果關系說、條件因果關系說。
必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內為中包含容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並合乎規律地產生危害結果，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必然因果關系。
偶然因果關系說危害行為中並不包含著危害結果產生的依據，偶然介入其他因素，並由其他因素合乎規律地引起危害結果時，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就是偶然因果關系。
條件因果關系說認為：當危害行為與危害結果存在「沒有前者就沒有後者」的關系時，前者就是後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