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可以立法

A. 華為思科之劫使用了什麼關稅壁壘

一、非關稅措施含義：指除了關稅措施以外，一切限制進口的措施。

二、與關稅措施相比，非關稅措施如下特點：
1、非關稅措施復雜多樣
從60年代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非關稅壁壘措施日益復雜多樣化，已近4000項。
2、非關稅措施具有較大靈活性和隱蔽性 關稅：立法，嚴格執行，靈活性差。
非關稅措施：行政程序，手續簡便，靈活。
關稅：公開稅率
非關稅措施：不需要公開
3、非關稅措施更具有針對性（歧視性）
原聯邦德國禁止在國內使用車門從前往後開的汽車，阻擋了義大利菲亞特500型汽車的進口；法國禁止含有紅黴素的糖果進口，從而有效地阻止了英國糖果的進口；禁止含有葡萄糖果汁的進口，這些規定的意圖就在於抵制美國的貨物。
4、非關稅措施更易達到限制進口的目的 關稅：提高成本，削弱競爭力，不能直接限制數量
非關稅：能直接限制數量
5、有些非關稅措施具有合理性
除一些傳統的非關稅措施得到WTO的規范和限制，一些新興的非關稅措施以保護環境、保護人和動物健康等為由限制產品進入本國，容易被人接受。

B. 華為三權分立的缺點

三權分立，是西方一種關於國家政權架構和權力資源配置的政治學說，主張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不同機關掌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約制衡。
一是影響國家權力的統一，特別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往往造成幾個權力機關各說一套，多個聲音，造成社會上人們的思想混亂，無所適從。這是西方國家普通民眾對政治冷漠的一個重要原因。二是由於三權之間的互相牽扯，往往導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現象發生。
三權分立起到防止專制，保障自由的作用。三權分立只有以相同的佔有力才能相互制衡。三權分立對社會成員的利益維護程度最高。

C. 掌控核心技術，能出個華為自主研發的系統嗎

前言: 中國並不是沒有高科技。 2005年底，美國聯邦政府的智囊機構———哈特森研究所發表的《中國向前跳了一大步》的科技競爭力報告認為，在科技以及軍事方面，中國開始縮小與美國的差距。甚至由此引發中國「科技威脅論」。 但高科技如何轉化為生產力，這是一個時代的使命。 自1988年實施火炬計劃以來，中國做了大量的科技投入，但有多少科技成果真正應用於生產、服務於社會，而不是束之高閣？ 另一方面，我們希望「以市場換技術、以政策換資金」，引進外資以期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但這究竟換來多少技術外溢？目前的情況是，許多高新技術行業為跨國公司所掌控，中國企業的整體技術競爭力和創新能力仍不容樂觀。以致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發出中國高科技只是一場「幻象」的驚人之語。 究竟是郎教授過於悲觀？還是…… 討論這個問題並無現實意義。診斷病因、尋求出路，才是正道。 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與21世紀經濟報道聯合舉辦天下論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鄭國漢、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教授徐岩，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IEMBA課程協調中心副主任林智生、北京市人民政府工業促進局副局長馮海、中信集團中國國際經濟咨詢公司總經理助理崔冠傑與四川自貢長征機床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仝捷各陳己見，對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現狀與問題了熱烈討論，論壇由本報記者李振華主持。(文/馬娟) 本報記者 馬娟 李振華 北京報道 「郎教授錯了」 主持人：不久前，經濟學家郎咸平在其新書《科幻———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發展戰略評判》中說道，「中國根本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國也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高新技術企業」。而實際情況是，自1988年國家實施火炬計劃以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在國家扶持下得到了發展和壯大。各位嘉賓對郎教授的論斷有何看法？ 鄭國漢：我覺得郎教授只是財務方面的專家，他來判斷中國有沒有高科技，膽子夠大。中國神舟飛船可以上太空，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可以做到，說中國沒有高科技這句話站不住腳。但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比其他發達國家相對落後這是事實。 什麼是高科技產業？國外也沒有很明確的定義，大概就是研發投入要佔較高比例，或者說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的某些產業已經進入世界前列，只不過規模不大。比如思科已經把華為作為一個國際對手，這說明華為不可能與其差很遠，假如思科是高科技企業，那華為也應該是。所以我們要承認一個事實，中國的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相對落後，但說完全沒有，這個話說是過頭的。 馮海：郎教授的說法太武斷，如果說中國在某些領域沒有佔領高端，某些領域不如美國，這是可以的，但是籠統的說中國沒有高新技術，這完全不值一駁。袁隆平的水稻栽培技術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王選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拍技術在世界上也佔了85％到90％的市場，中國還有氫彈、原子彈、航天科技，如果這都不叫高新技術，那隻能說你不懂高新技術。 徐岩：判斷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就應該先看有沒有高新技術產品，因為有高新技術產品就一定會有高新技術產業。從產品來看，中國生產和出口大量的電腦、通訊設備等高新技術產品，所以高新技術產業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在高新技術產業里，尤其IT產業，國際上的分工越來越明確，有上游、中游、下游之分。最上游有知識產權，下游就是組裝。討論有沒有高新技術產業本身沒有意義，我們應該探討的問題是中國的高新企業在產業鏈上處於什麼位置？是不是更多的集中於低端？ 創新的方程式是什麼？創新=發明+商業化。商業化需要對市場有準確的把握，企業要發展必須掌握兩點，一是關於技術的知識，二是關於需求的知識。中國高科技產品不斷增長，滿足市場需求，這就說明，盡管中國企業在技術上比較弱，但在需求方面有比較深刻的了解。 品牌是關鍵 主持人：高新技術的獲得基本上有兩條途徑：自主研發和引進。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希望通過引進外資的方式來獲得國外的先進技術。但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技術流動沒有轉化為中國內生的技術能力。您如何看待外資與技術之間的關系？中國要發展自己的高新技術產業，要不要改變以前的策略？ 崔冠傑：關於是否自主研發，可以通過我國光纖的發展過程加以說明。在上世紀80年代，通訊產業是制約中國發展的一個瓶頸產業，但是當時中國連光棒都做不出，如果進口光纖的話，國際上的價格很貴，以當時的國力可能要到2010年以後才能把改造通訊提上議程。於是國家提出要自主研發，時至今日，中國做出了光棒，拉出光纖，且使光纖的國際平均價格降至每千米一千多人民幣，有說法是「光纖的價格和方便麵相當」。這說明，基礎設施技術的獲取，是不可能靠跨國公司轉讓給你，自己的戰略產業，必須靠自己發展。 徐岩：外國企業到中國的研發投入可能與其在本國的投入相當，但是，這種研發產生的技術只是用在本公司內部，為他自己公司服務，並不具有外延性，所以指望外資在投資的同時也把技術轉讓給國內，是不現實的期望。 盡管有些在合作時有轉讓協定，但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政府的議價能力可能越來越少，所以自主研發是最主要的手段。當然，還要藉助一些外力，多與跨國企業合作，加入到國際價值鏈中去，與國際接軌。 仝捷：不管是引進資金、技術，還是自主創新，應該有主輔之分。1995年，我所在的企業與英國有100年生產機床歷史的企業合作，當時談到樣機引進、技術引進。我們在生產過程中發現他拿過來的是走入市場衰退期的機床品種，合作一段時間後，我們在其技術設計原理之上，開發出一種改變結構形式新型機床，在技術上實現了超越，並申報國家2006年優秀新產品開發新項目。這個說明通過引進合作項目來促進自主研發，可以縮短新產品開發周期，達到趕超的目的。 另外，中國在自主研發過程中，即使技術超越不了最先進的，但是也可以對其形成一種競爭，而增加中國的議價能力。 主持人：比如汽車行業，我們引進外資20多年，到現在除了新興的汽車廠，比如吉利，以及國家重點扶持的幾個最大汽車廠，自己不能都獨立造車，即使能造出的車也沒有多大市場，問題到底出在什麼地方？ 馮海：以市場換技術還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最突出表現在汽車行業，所以要承認我們在引進消化吸收方面是有差距的。現在中國與外國企業談汽車合作的時候，會談到聯合建研發中心，由研發中心聯合出車，但是外方對這一條是抵制的。跨國公司經過百年的發展，形成一整套的市場運作體系，技術運作水平很高，很多經驗值得學習。 徐岩：很多技術需要不斷積累，這對歷史悠久的企業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財富。諾基亞用20多天就可以換一個新的手機版本出來，多半是因為諾基亞掌握了積累型的技術。我相信汽車也是這樣，有時候技術設計上的一點改進就會有很大優越性，在這方面，中國不是短時間能趕上國外的。 崔冠傑：其實我國對汽車工業化道路在不斷反思。首先提出來是國產化率問題，國產化率是國家唯一針對汽車工業規定的。國產化率就是價值的百分比，後來決定零部件數量，通過引進車型，帶動零部件發展，進一步自己研發。產業政策在理論上是沒有錯誤的，但後來制度問題導致汽車業不能開發。最近在反思的問題是中國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汽車工業，自有品牌。比如說奇瑞，發動機可以是國外的，但品牌是自己的。汽車工業發展到今天，國際化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其核心就是品牌，如果不培育自己的品牌，就永遠沒有中國品牌的汽車。 鄭國漢：汽車行業已經不能說是哪一個國家生產的，比如美國和日本車，從頭到尾的零件來自世界各地。只要掌握好技術和市場網路，中國是有實力形成自己的民族品牌的。 徐岩：過去大家認為組裝產品很低端，其實也不一定。因為組裝時要對市場進行了解，外觀設計、顏色等對於打開市場很重要。一個企業要想生存，一方面要有技術，同時對市場需求也要很好的掌握。另外，專利費也並不是都很貴的，而且超過期限就可以隨便使用，關鍵如何把各方面的技術整合起來，創造新的價值。 現在是信息化社會，往往戰略上的創新比技術上創新更重要。國家投入很多資金搞出許多專利，但是專利沒有轉化為產品就是浪費錢。所以在高科技產業里，科技到底應該如何定位很重要，不僅有技術方面知識的創新，還要有市場知識方面的創新。 高新開發區誤區 主持人：高新技術產業不是靠某一家企業來支撐的，更多地表現為企業間的協同。您對目前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的高新技術開發區有何看法？是否起到了整合資源的作用？ 崔冠傑：現在全國共有53個國家級高新技術開發區，現在看來，開發區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園區里，有的企業是搞機床的，旁邊企業是搞印刷的，他們產業上沒有任何聯系，沒有形成生態鏈。後來國家又提出要建立專業化園區，在企業之間形成一種生產鏈關系。現在已經改進了很多，像張江高科技園區，軟體科技園區等。 鄭國漢：要思考的一個問題是，什麼地方真正有條件設立開發園區？假如沒條件而建立起這個園區，就可能產生一些假的高新技術企業。因為一般企業的稅率是33％，高新企業稅率僅為15％，這個誘惑力太大了。我在深圳做過一些調研，在深圳高科技園區里，根本沒有多少真正的高科技企業。在西北等地方大搞高新技術開發區，也不會有多大成效，園區過多的話可能會造成浪費。 仝捷：實際上，在眾多高科技產業園中，運行特別好、進入良性循環、真正形成高科技生態產業鏈、成為孵化器的並不多。什麼原因呢？我認為這需要水到渠成。比如，浙江的柳市鎮曾經以偽劣商品而著名，但現在，全國95％以上的低壓電器都是柳市鎮生產的。他們的廠區裡面形成了十幾個工廠，分工細致，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高科技產業園也應該對周邊有拉動作用，拉動周邊企業進入園區，形成產業群；而只有在產業鏈當中產生龍頭產品、龍頭企業，才能夠拉動周邊。比如在西部，綿陽的產業經濟好於成都，因為綿陽有長虹，長虹所有電器配套件可以帶動周邊，形成一條產業鏈的發展。 林智生：高新技術園區發展不力與政策導向不無關系。在改革開放初期，各地方省市的領導都有招商引資的任務，在這個大旗幟下搞科技園，往往為了使標志性企業進駐，允諾大量的優惠政策，但最後實際上大部分成為房地產項目。 知識產權不保護壟斷 主持人：對於中國來說，自主創新的理念，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安排，能夠在知識產權保護和企業創新方面做到平衡，既保護產權所有者的利益，同時又不損害其他企業的創造？ 徐岩：世界銀行有一個指數叫國家創新指數，其中一個指標就是要有創新的基礎設施和創新的環境，其中包括政府政策與知識產權保護。知識產權一定要保護已成為共識。產權保護不是單方面的事情，國內國外都涉及到這個問題。另外，通過轉讓專利賺取專利費恐怕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應該是如何把不同的專利捆綁，創造出新的價值。 鄭國漢：美國最近幾年開始對其專利制度有所反思，因為對專利保護過度可能妨礙創新。最近有人在美國國會發言，我比較認同這個看法，即美國近幾十年來，最大問題是濫發專利，有的專利本身在技術上沒有什麼突破，只是兩項專利加起來，結果就可以拿到新專利。在美國這樣的例子不少，有些領域，各個層次角度的專利都被注冊，只要你進入該領域就肯定會侵犯其專利。在國外很多專利已變成一種地雷陣，技術的壁壘使他人不得使用，這涉及壟斷的問題。 徐岩：技術在變革，過去的法律也要進行改變。過去只要復制就算侵權，但現在人們用電腦時，首先要下載內容復制到電腦上，如果按照嚴格的說法，這就是一個侵權。所以法律也要與時俱進。現在香港正准備討論侵權的問題，要重新修改版權法。 崔冠傑：專利法是由國家科委起草制定的，當時立法有兩個看法，第一，專利法要保護發明人的創造，和其為社會帶來效益的權益。第二，專利法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促進知識的傳播。但是長期以來，保護談得多，沒有考慮到如何用專利法來促進技術的傳播、推廣和利用。 現在中國設立了知識產權法庭，而且執法隊伍越來越強，這是必須要做的，但是面臨的新問題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再是一個傳播工具，而變成一種保護技術壁壘的工具。外國人現在都是先提出一個技術壁壘，從技術到專利，到標准，都要符合。最可怕的是標准，比如在中國加工的電器，所用的材料將來要回收，需要可降解的材料，必須符合環保要求，但很多企業根本達不到。現在全人類面臨的問題，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產權應該怎麼保護。 林智生：去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很多部委都探討一個問題，中國以前走過一段引進、消化吸收的過程，如果按照中國與WTO的承諾，我們的技術創新非常有問題，因為很多技術的源頭，比如生化技術、通訊產業，都是建立在國外技術基礎之上。這很容易觸及到人家的產權。 另外，還涉及到司法部門，包括知識產權局，它們的出發點是什麼？是為國內企業服務還是為國外服務。很多外國公司發現中國企業生產類似產品就起訴侵權，如果按照WTO的規則解決的話，那麼很多中國企業都難以生產。可行的辦法就是把官司拖長，等三五年之後，產品過時了，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鄭國漢：微軟和IBM以前就是用這種方法對付政府，美國的部門告他，他就出錢打官司，拖到五六年，等有結果的時候，那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崔冠傑：我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是落後的，保護了不該保護的東西，比如說微軟的價格歧視。微軟同樣的產品，在中國賣得比在美國貴，在這種情況下，保護就是變相的侵略。 實際上微軟對中國的影響不是對消費，是對IT製造業的殺傷力。它無形當中形成行業標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得不按照他的標准來匹配。 當然，中國改革開放20多年，也積累了很多經驗，學會了玩國際游戲，保護就要保護正當的東西，對不正當的保護，就可以用反壟斷法制裁它，約束它。 制度？技術？ 主持人：美國高新技術產業最先在兩個地區發展起來：環波士頓的128號公路地區和矽谷地區。到1980年代後期，128號公路地區的高新技術企業開始走下坡路，矽谷地區卻方興未艾，不斷走向新的高漲。這給我們什麼啟示？有哪些經驗可以吸取？ 崔冠傑：美國高科技園區成功的經驗總結為一句話，就是「產業跟著人才走，資本圍著人才轉」。美國矽谷的經驗很簡單，只要把人才吸引來，產業就不成問題。矽谷最典型的是有一種創業文化，而在128公路看不到矽谷那種有生命活力的感受。矽谷很多小公司並不是搞產業化，而是把技術研發出來先轉讓，看一看值多少錢，再形成一種產業。 鄭國漢：在美國有一本書叫做《區域化的優勢》，主要分析這兩個區域不同的發展結果，結論就是商業模式的問題。早期計算機技術，比如 IBM，最初的產品從頭到尾全部由自己生產，但是為了快速奪取市場，IBM引進了因特爾為自己開發晶元，引進微軟給它支持。產業鏈便因此形成。因為總是有幾個環節人家比你好，所以自己做一條龍是肯定行不通的。很多在128公路的企業，就是早期傳統的結構，而矽谷是新興的，實現了國際化分工。 崔冠傑：有說法是「研發在矽谷，製造在世界」。 林智生：我的體會是，128公路與矽谷兩個基地，一個是政府搭建的平台，傳統模式，一條龍什麼都管；另一個是市場形成的，是技術交流和人才交流的平台。 鄭國漢：我想講一點，矽谷是比較自然形成，後發國家不見得也能夠自發形成，往往需要政府在背後推動，比如台灣新竹就是人為的。 徐岩：我覺得重要的因素一個是人才，一個是資本。在知識社會上，人本身就是創新的中心。現在看企業的報表，人通常被作為成本來看，其實不對，人是一種財富，怎樣更好發揮其價值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國內有一個不太健康的現象就是很多「海歸」回來變成「海待」，應該改一改，變成「海帶」比較好，「紐帶」的「帶」，讓他們把中國的產業和國外的產業連接起來。 講到資本問題，中國的863計劃，投入的錢是政府的。而美國不一樣，一般都是風險基金，其特點是明確了委託人與代理人的關系，投資者對於技術開發可以進行有效的監督。在政府投資的情況下，由於沒有具體的委託人，對於各級管理和開發部門等代理人們進行有效監督，其效果可想而知。 主持人：長期以來，我國把技術創新的重點放在國內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知名大學周圍都有一些大學產業園，但是高校和研究機構所辦的高新企業卻很糟糕，並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是高校辦高新企業這種模式根本就行不通，還是國家在高校創新機制上存在某些紕漏，而使高校的研發作用未能充分發揮？ 徐岩：在創新體系裡，大學是很重要的一環，但大學的作用應該是為創新體系提供人才。現在國內大學的很多研究項目，在海外來看只是一些咨詢項目，是一般企業可以乾的事。這種項目對大學來說，可能很好地解決老師的收入問題，但是對於能否提高大學研究水平我持懷疑態度。如果老師的水平不能通過研究提高，那他培養出的學生水平如何提高是一個問題。我認為，大學可以辦高科技，但是要強調商業化和產業化環節，因為學者們畢竟擅長的是關於技術的知識，而不是關於需求的知識。 鄭國漢：這裡面牽涉到創業模式的問題。大學里的教授可以在科技方面給學生有所啟發，但學生學完之後，仍需要適應市場和學習公司運營。假如從頭到尾都是教授和學生，成功機會就不樂觀了。所以這需要風險基金、銀行等專業人才。在美國，學校不是創業的主流，只是很小一部分，在真正創業階段，除了商學院或工學院一些教授，大學的角色不是很重要。 仝捷：我認為，大學研發機構進行高新技術成果的研發，它對市場客戶的了解不如業內人士多，可能它花了大力氣研究出的成果，離市場和客戶需求有一定的距離。 比如，原來機械工業部按照當時機械制約工業發展的問題，培育了「三大三小」研究所，大的有北京機床研究所，小的有蘭電和南京微電機廠，但最後都沒有走出來。因為這些院所遠離市場，它們課題完成、項目一交差，就表示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並沒有對整個成果商品化進行思考。所以過去談的產、學、研，必須是研究-成果-產品-最終市場，才能稱為真正的高科技產品，對自主研發產品的檢驗最終還要落腳到使用客戶上。 林智生：大學的功能就是基礎研究，解決的是產業鏈中重大的科技問題，產業化不是其任務。產、學、研這個模式國務院是肯定的，這條路是要走下去的。 鄭國漢：政府對大學產業化抱有希望是不切實際的，大學的責任在於訓練人才、進行基礎研究。因為大學沒有整合能力，所以我們看到世界上主要的生產技術集中在大企業里，而不在大學，也不在政府的實驗室裡面。 主持人：制度重於技術，是幾年前吳敬璉有關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觀點。那麼，怎樣的制度才能起到激勵創新的作用？ 林智生：中國走過20年技術創新的道路，很多制度上的東西是很好的，但是實施的過程中往往受人為因素影響，並未收到好的效果。比如，進口的設備享有免稅制度，這與保護民族工業是相矛盾的，即使是國內生產的很好設備，因為不享受退稅，極大殺傷了技術創新體系中民族品牌的國內市場。包括對高科技人員的調節稅，如何來管？有的地方是內部審視，先征後退，但是政府沒有明確規定。 鄭國漢：現在中國企業繳稅比外資企業要高，我覺得很不合理，影響了國內高新企業的競爭力，應該取消。甚至對這些高新企業，政府應該給予財稅優惠，同時盡量避免尋租行為。 徐岩：我認為更重要是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企業發展戰略的創新。當年福特公司推出T型車，完全依靠原有的技術，但是換了一個生產方式，從而帶動整個經濟模式的轉變和革命。現在中國每年的專利都在增加，但是有多少能轉換成生產力呢？關鍵還是文化創新、戰略創新，制度創新和思維創新。我門要防止出現創新經濟最後變成專利經濟的誤區。 崔冠傑：中國科技創新能不能變成產業？關鍵在於職業經理人隊伍的建設，這對整個創新體系建設至關重要。制約中國發展的不是科學家太少，而是了解市場的職業經理人太少。

D. 華為手機丟失數據能作為證據嗎

可以。
計算機數據具有客觀真實性，符合證據的本質屬性。客觀性是證據的根本屬性，證據的本質是事實。雖然計算機數據存在人為篡改而不容易核查；在人類無意情況下也會出現差錯，在技術故障影響時咀導致問題。
但是，計算機數據的問題也和其它證據一樣都難免是百分之百的准確無誤。除此之外，汁算機數據也是最符合證據客觀真實的證據；計算機數據可以長時間無疑地隨時加以重復再現，既不會像物證——樣隨環境的改變而改變，物證會損壞甚至變形而汁算機數據不會；也不會像書證—樣產生筆誤甚至損毀；計算機數據是什麼樣就永遠保持怎麼樣；不會像證人證言一樣被誤傳誤導，計算機數據永遠保持最本真的狀態。計算機數據只要符合科學原理進行操作，安-照既定程序進行啟動，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時間，輸入什麼樣的數據就能得什麼樣的結果，計算機數據能夠反映事物的本來面目，證明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揭示了事物的過程結果。既然計算機數據同樣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獨立於人的主觀意識之外，忠實於事物的內在實質，受人的主觀性影響比較少，而技術的精確度比較高，這樣，計算機數據就與證據的實質相符合；同樣能夠證明案件的真實狀況，起到「以已知推斷未知，以證據推斷事實」的作用。
承認計算機數據為證據，符合目前立法的現狀和趨勢。計算機數據是新科技發展的產物，傳統的證據規則無明文規定計算機數據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計算機數據就必須在證據規則上加以明確。計算機數據是否證據就當然是首當其沖的焦點。國際上相關立法均不約而同的確立規則認可計算機數據為證據。例如聯合國貿易委員會《電子商務法》第九條規定：「在任何法律程序中，在應用有關證據的任何規則中，不應否認一條數據信息作為證據的可接受性。」1968年的《英國證據法》第五條規定，可以採納計算機輸出的抄本文件的物質作為證據，解決了傳聞證據規則和最佳證據規則無法適應計算機數據可以作為證據弊端，從而順應於計算機數據的技術特證和發展趨勢。香港明文規定，「電子記錄不能因為它僅僅是電子記錄而被法院拒絕接受為其在訴訟中作為證據。

E. 華為要實名認證蘋果為什麼不要

l 實名認證的安全性

實名認證是安全性非常高的一種認證方式，身份證實名信息是受國家認可的用來識別與記錄公民身份信息的ID，其信息數據受到國家立法保護；與此同時華為非常注重用戶的個人信息安全，堅持將網路安全與隱私保護作為最高綱領，獲得多項隱私認證，始終致力於構建全球消費者信任的隱私保護品牌，並堅決杜絕售賣用戶隱私的行為。

l 實名認證的必要性

2016年國家六部委下發了《防範和打擊電信網路詐騙犯罪的通告》，同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印發《關於進一步防範和打擊通訊信息詐騙工作的實施意見》，對手機實名認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實名認證有利於打擊通信信息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

2019年11月，國家新聞出版署出台《關於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路游戲工作的通知》，要求自2020年1月1日起，企業不得為未實名注冊的用戶提供游戲服務，要求所有游戲帳號要嚴格實行實名管理，如果帳號不實名，用戶最多隻能通過游戲公司提供的遊客體驗模式玩一小時，並且15天內同一設備僅能體驗一次。
網路游戲實名制不僅增加了玩家的帳號安全系數，保護虛擬物品不再輕易讓人盜取，還有效防止了利用網路進行帳號詐騙和網路游戲裝備詐騙的案件，更便於維護玩家的權益。同時，網路游戲要求玩家實名認證，可以有效遏制未成年人沉迷網路游戲，過度消費等行為，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長。

實名認證是輔助我們在華為帳號中進行找回密碼、申訴驗證等操作中級別較高的認證方式之一，相比於其他的找回密碼方式，實名認證無疑是更加便捷，安全性更高的一種方式。其認證級別高主要體現在身份證實名信息是受國家認可的用來識別與記錄公民身份信息的ID，其信息數據受到國家立法保護。

F. 華為達芬奇計劃是什麼

7月14日報道，據The Information爆料，華為內部已經制定了代號「達芬奇」(Project Da Vinci)的項目，也被一些華為高管稱為「D計劃」。

「D計劃」的內容包括為數據中心開發新的華為AI晶元，能夠支持雲中的語音和圖像識別等應用，這是華為涉足競爭激烈的人工智慧市場的第一關。

知情人士表示，華為執行領導「達芬奇」項目的是華為副董事長徐直軍，華為旗下IC設計公司海思董事長。

不過，華為擁有龐大的研發資源，在開拓新業務方面也保持著良好的記錄。這家公司已經超越了許多全球電信設備和智能手機的競爭對手，最初是提供更便宜的替代品，後來加強技術在價值鏈上攀升。

在華為的18萬名員工中，有超過8萬人參與研發。華為在中國，美國，加拿大，德國，瑞典，俄羅斯和印度都設有研究中心。去年，華為在研發上花費了130多億美元。

盡管取代英偉達的可能性不大，但華為以前也曾對其他大型美國技術供應商構成挑戰。華為曾在幾乎所有的華為手機中使用高通的晶元。然而，在過去的七年中，它通過開發自己的移動晶元，同時積累了越來越多與無線技術相關的重要專利，將自己變成了高通的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華為去年發布的旗艦智能手機，就搭載了自己的晶元組，其中具備AI能力。

為數據中心開發新的AI晶元是一項艱苦的戰役，跟英偉達一樣，除了單純造芯之外，更重要的是構建龐大的軟硬體和開發者生態系統，目前華為在消費者端已經開始走出第一步去「練兵」。

HiAI包括「芯-端-雲」三層，晶元層包括NPU的加速、豐富的運算元和晶元級的安全保護;端層包括端側的全場景用戶感知和交互體驗，賦予APP更強大的人工智慧的能力。雲層則是通過華為移動服務(HMS)、AppGallery等滿足消費者個性化的使用。

這是華為以NPU為基礎，在移動端構建生態圈的一次嘗試，現在這個生態圈上已經聚集了45萬開發者，可以看做是微型的「達芬奇項目」。

與光榮業績並存的是華為在美國市場的境遇。

在美國，華為推廣人工智慧技術的雄心可能面臨著最大的阻力。2012年，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發布了一份報告，指責華為和中興可能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其結果導致華為的電信部門實際上被禁止進入美國。

華為的手機業務在今年早些時候也遇到了類似的障礙。華為與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達成協議在美國銷售華為智能手機，但由於立法者的反對，該協議在最後時刻破裂。

G. 華為事件是怎麼回事它怎麼避開了新勞動法

華為事件是指，在新勞動法實施前，也就是從2007年9月底開始，國內外頗有影響力的通訊設備製造商——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共計7000多名工作滿8年的老員工，相繼向公司提出請辭自願離職。這次大規模的辭職是由華為公司安排的，辭職員工隨後即可以競聘上崗，職位和待遇基本不變，惟一的變化就是再次簽署的勞動合同。全部辭職老員工均可以獲得華為公司支付的賠償。
華為自擺烏龍事件，暴露出企業對法律解讀方面的偏差，但立法者及有關部門也應該進行反思，假如當初對容易引起歧義或容易被鑽空子的相關法律條文給出正確的
解讀，華為「辭職門」事件何至於發生？立法者及有關部門應該汲取這次教訓，最大可能地避免類似的失誤再次出現。同時，相關企業在依據新法作出重大決定之
前，也應該請教立法者或權威的法律專家，對相關法律進行正確的解讀，以免作出錯誤的決定。

H. 軟硬體安全保障，華為P30系列獲多項安全認證

近日，騰訊安全科恩實驗室發布《2018年Android應用安全白皮書》，公布當前整體手機App環境的風險信息。在1404個監測樣本中，存在安全風險的幾率高達98%，問題集中在過度收集或使用簡訊、手機號碼、身份信息。

上述情況幾乎是每一位手機用戶都要面對，個人數據被不良商家惡意收集甚至低價販賣，亦是行業內老生常談的問題。國家層面也在完善條例，打擊此類行為。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數據安全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明確強調「不得以改善服務質量、提升用戶體驗、定向推送信息、研發新產品等為由，以默認授權、功能捆綁等形式強迫、誤導個人信息主體同意其收集個人信息。」

網信辦出拳不輕，但想徹底根治行業頑疾還需多方努力。作為終端設備廠商，華為從產品層面提出多維護協同作業的解決方案。以今年旗艦機華為P30系列為例，通過底層技術手段可有效保護機主個人信息、防止偽基站攻擊、提高移動支付安全，憑借極高的軟硬體安全保障，得到了國際國內多項移動終端通信安全領域認證。

泰爾實驗室五星通信能力

以網路通信設備為核心業務的華為，從推出手機之時就十分重視手機安全問題。在每年高昂的研發費用中，與安全相關的投入始終是佔比很高的一項。多年的投入在華為P30系列開花結果，該機獲得知名通訊實驗室泰爾實驗室頒發的五星認證。

泰爾實驗室肯定了華為P30系列在通信上的綜合實力，其中就包括通信安全一項，而防止偽基站攻擊就在通信安全領域范疇。深入細節，華為P30系列採用自研的麒麟980晶元，在最核心的底層具有晶元級的防偽基站功能，避免手機駐留偽基站，與基於內容識別的防騷擾有著本質不同。

EMVCo金融晶元安全標准認證

2015年至今，央行針對個人信息和銀行卡安全陸續推出一系列通知和管理辦法，要求設備提升安全解決方案，以抵禦移動金融業務的風險，而麒麟980晶元獲得EMVCo認證正是華為在安全方面努力成果的最好表現。

華為麒麟晶元在2016年就已經獲得央行和銀聯雙重安全認證，達到金融級安全標准，搭載麒麟晶元的手機已經具有和銀聯IC卡/U盾相同的安全等級。通過EMVCo認證之後，意味著華為手機可以與這些主流卡組織合作開展全球性移動支付業務。這項技術同樣得益於自研的麒麟980晶元，可以在最底層保證安全。

符合車聯聯盟CCC1.0規范

目前手機「智能化」越來越多地體現在日常生活中各種便利，例如NFC功能可以方便我們搭地鐵時的支付，極大地提高了生活的便利性，這也是智能終端未來發展的趨勢。2018年，車聯網聯盟（簡稱CCC）宣布推出新的Digital Key 1.0版本數字密鑰規范，這是一個把智能手機變為 汽車 鑰匙的連接標准。

數字密鑰規范想打造的是一個數字鑰匙使用生態，就是讓駕駛員能用智能手機等設備來鎖車、解鎖、啟動引擎或分享車輛的訪問權。它是一種安全系統標准，允許 汽車 製造商使用可信的服務管理器將數字密鑰傳輸到智能設備，之後利用NFC與設備連接。華為P30系列遵循車聯聯盟CCC1.0規范，同樣可以充當車鑰匙功能，也是將密鑰和演算法邏輯保存在手機晶元中，包括華為在內以及任何第三方應用都禁止訪問，確保關鍵數據不被復制。足以可見晶元是在電子設備中的重要性。

iTrustee v2.0通過移動終端可信支付環境規范認證

應用層面，華為P30系列內置「支付保護中心」功能。用戶在啟用第三方支付類也應用時，可在提示下由系統識別當前支付環境是否足夠安全，保障用戶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華為P30系列的iTrustee v2.0通過移動終端可信支付環境規范認證。這項技術保證載入到該環境內部的代碼和數據的安全性、機密性以及完整性。華為將指紋解鎖、指紋支付、手機盾、天際通、華為錢包、查找手機等功能，都依賴於iTrustee的保護。

此外，華為指紋認證器符合國際FIDO身份驗證標准。一系列的技術手段，讓華為P30系列擁有安全性優勢，也讓該機成為眾多消費者換機列表中的首選項。

從電腦到手機，個人數據終端的安全防護是一場持久戰，需要多方努力協同合作。國家層面需要相關立法來管理，商業層面需要尋找更合理的方式來發展，終端廠商需要通過技術來提高防護，用戶層面需要保持良好的使用習慣。

I. 德聯邦議院通過更嚴5G安全立法，這是在針對華為的發展嗎

最近一段時間德聯邦議院通過了更為嚴格的5G安全立法，引起了不少朋友們的關注，我們都知道關於5G的技術是我國華為公司發展的非常不錯的一個技術，也正因如此，所以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興趣，而現在隨著德國的新法令實施，那麼將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華為公司的發展，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引起了不少網友的關注，這真的是在針對於華為嗎？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在面對這樣的情況時，華為公司並沒有擔心，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想獲得更好的發展，或者在即將到來的5G時代能夠抓住機遇，那麼選擇華為公司的技術已經成為了一個最為優秀的選擇，相信任何一個理智的國家都不能夠抵制住這樣的誘惑。

J. 美國司法部調查華為指控什麼

此次美國指控華為簡要如下：

早前的2012年，美國國會的一份報告稱，華為和中興通訊可能涉嫌從事威脅美國技術機密安全的活動。自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政府採取了進一步措施限制這兩家公司在美活動。

去年12月，特朗普就簽署法案，禁止華為和中興通訊設備參與美國核武基礎設施的建設；同時，參眾兩院的立法者也發起了一項法案，禁止美國政府及其承包商使用華為和中興通訊的電子產品。

4月25日，美國司法部正就華為是否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規定進行調查。路透社報道，紐約聯邦檢察官至少從去年起就對華為進行了類似調查。

(10)華為可以立法擴展閱讀：

華為對待此次事件的態度：

2018年12月6日，據華為回應稱，華為CFO孟晚舟女士在加拿大轉機時，被加拿大當局代表美國政府暫時扣留，美國正在尋求對孟晚舟女士的引渡，面臨紐約東區未指明的指控。華為並不知曉孟女士有任何不當行為。目前，美加雙方均未對拘押理由做出澄清。

外交部於2018年12月6日，在當天舉行的外交部記者會上，耿爽稱，中方已要求美方與加方立即對拘押理由做出澄清，立即釋放被拘押人員，並保證當事人的合法正當權益。在知悉該事件後，中方已向當事人第一時間提供領事協助。

2018年12月10日，在例行的記者會上，發言人陸慷就近日熱點進行回應。相關內容如下：有記者問，中方說孟晚舟的人權遭到侵害，具體是哪項人權？

陸慷表示，中加之間是有領事條約的，根據雙邊的領事條約規定，加拿大方面在對孟晚舟女士實施拘押的第一時間，應該向中國駐加拿大使領館進行通報。但是很遺憾，我們並沒有第一時間從加拿大政府方面得到這樣的通報。

2019年1月22日，針對加拿大駐美大使表示美方已通知加方將就孟晚舟案正式提出引渡請求，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中方敦促加方立即釋放孟晚舟，並強烈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撤銷對孟晚舟的逮捕令，不向加方提出正式引渡要求。

2019年1月23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美國聲稱要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請求，既不符合國際法，也不具備任何正當性，實質上是一種科技霸凌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