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行政法學
A. 陳峰的獲獎情況
省級以上獎項：
2011年 「法治江蘇」徵文三等獎
2010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學會論文一等獎
2010年 第一屆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2009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年會論文二等獎
2008年 獲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008年 獲江蘇省行政法年會論文三等獎
2007年 獲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004年 獲江蘇省大中專學生暑期實踐先進個人、優秀成果獎
校級以上獎項：
2010年 獲蘇州大學「朱敬文特別獎學金」（全校三人之一，文科唯一一人）
2010年 獲蘇州大學「朱敬文獎學金」
2009年 獲蘇州大學2008~2009年度校學術標兵稱號（全校六人之一）
2009年 獲蘇州大學「王健獎學金」
2008年 獲校「學習十七大、學習新黨章」主體徵文活動中獲一等獎
2007年獲蘇州大學王健獎學金
2006年 榮獲蘇州大學2006年度王健獎學金
2005年 獲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第二次論文發布會二等獎
2004年 獲蘇州大學 2003~2004年度人民獎學金二等獎學金
2004年 獲蘇州大學 2003~2004年度校優秀學生幹部
2003年 獲蘇州大學 2002~2003年度人民獎學金三等獎學金
2003年 獲蘇州大學 2002~2003年度校學生會優秀學生幹部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校三好學生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校優秀學生幹部、學生幹部先進個人獎學金
2002年 獲蘇州大學2001~2002年度專項獎學金
2001年 獲蘇州大學2000~2001年度人民獎學金一等獎學金
2001年 獲2000~2001年度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優秀學生幹部
2001年 獲蘇州大學2000~2001年度校暑期實踐先進個人
最近5年曾發表過的主要著作、論文（包括發表時間、刊物名稱、合作者及本人在合作者中排名次序）：
1) 2010年參編（副主編）學術論著《中國行政法學專題研究述評（2000-2010）》（蘇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 2009年合著（第二作者）學術專著《行政協助過程規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 《建議制定我國憲法性法律「尊重和保障人權法「——完善我國公民基本權利體系的另一種思路》，載於《中國人民大學憲政與行政法治評論》（第四卷），第二作者，2010年3月版；
4) 《協力行政的興起及其行為型態探析》，載《求是學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年第1期；
5) 《協商民主：提供「審議」傳統憲政理念的新視角》，載於《中共中央黨校學報》（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6) 《互聯網管制背景下的網路人權保障體系探析》，載於《法治論叢》，第二作者，2008/02，並於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8年第8期轉載；
7) 《審議民主：一種「審議」傳統憲政理念的憲政觀》，載於《甘肅政法學院學報》（核心期刊），（CSSCI來源集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8年第4期；
8) 《試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南京大學法律評論》（CSSCI來源集刊，全國核心期刊），第二作者，2008年春秋號；
9) 《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2008年10月「第三屆全國公法學博士生論壇」論文集，獨立作者（該文獲2008年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0)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對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啟示》，載於《社會公正與法治國家》，獨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該文獲2007年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1) 《協力行政及其行為型態研究意義考略——」公民有序參與」法治化路徑研究》，載《法政研究》（武漢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學科集刊），2009年創刊號。
12) 《行政協力行為初論》，載《東方法學》，獨立作者，2009年第4期，並於「人大復印報刊資料」2009年第12期轉載；
13) 《農村群體性事件法治化的制度邏輯——基於城鎮化背景的分析》，第二作者，2010年全國行政法年會論文。
14) 《行政協力范疇探略——行政協力的概念與若干相關問題》，載《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第一作者，2009年第4期；
15) 《論行政程序中當事人協力義務的相對性》，載《江蘇省法學會行政法學會2009年年會論文集》，獨立作者，2009年；
16) 《論實現給付行政任務的公私協力行為》，載於2008年10月《「第三屆全國公法學博士生論壇」論文集》，獨立作者（該文獲2008年第三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17) 《域外行政公益訴訟制度之特徵》，載於《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第一作者2008/04。
18) 《行政證據收集中的若干問題及對策——由「釣魚執法「事件引發的思考》，載於《」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研究會2010年會「論文集》，第二作者（該文獲第一屆江蘇省行政與經濟法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19) 《基於過程理念的行政程序法研究——評《中國行政程序法的理念與實踐》》，載於《雲南大學學報(法學版)》，獨立作者2008年第4期；
20)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對我國行政法學研究的啟示》，載於《社會公正與法治國家》，獨立作者，2008年11月版（該文獲2007年第二屆全國公法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1) 《協力行政及其行為型態研究意義考略——「公民有序參與」法治化路徑研究》，載《法政研究》（武漢大學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學科集刊），2009年創刊號；
22) 《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的法治路徑探析》，載於《江蘇農村經濟》，第二作者，2008年第5期；
23) 《論行政法律關系「不平等下的對等」之性質》，載於《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第一作者，2009年第2期；
24) 《論行政程序中當事人協力義務的相對性——以行政調查程序為例》，載於《學習論壇》，獨立作者，2010年第1期；
25) 《論行政自由裁量權的司法審查》，載於《鄂州大學學報》，第二作者，2009年第4期；
26) 《評翁岳生主編之<行政法>》，《湖南農機》，第一作者，2008年第11期;
27) 《試論行政法任務變遷》，《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第一作者，2007年第11期；
28) 《透視我國缺席判決制度的程序缺陷及其完善》，《中共南昌市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4期（第二作者）
29) 《行政指導價值基礎初探》，《西南法學》2005年第四卷，吉林文史出版社（獨立作者）
30) 《試論行政指導在行政法意義上的理論基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 （獨立作者）
31) 《台灣地區行政法學研究集大成之巨著——評翁岳生主編之<行政法>》，《美中法律評論》，2007年第1期（獨立作者）
32) 《試論電子政務對傳統行政行為理論的影響》，《社科研究》，2006年第3期（香港雜志）（獨立作者）
33) 《試論我國公共人事服務事業民營化的行政法學思考》，《研究生法學雜志》，2006年第五卷第2期（獨立作者）
34) 《行政權：行政法邏輯起點的科學界定》，《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7月（第一作者）
35) 《淺論研究行政法理論基礎的憲政意義》，《河南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36) 《司法賠償委員會若干問題分析和改革建議》，《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報》，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37) 《公共人事服務事業民營化的行政法學思考》，《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第一作者）
38) 《論行政法律關系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等性》，《學術論壇》2004年第一輯「法學研究」，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第28頁~29頁（獨立作者）
39) 《農民權利保障問題探析》，《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0) 《芻議我國行政訴訟收費制度》，《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第一作者）
41) 《確立行政權為行政法邏輯起點的可行性分析》，《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第一作者）
42) 《試論我國建立行政法人制度的可行性》，《武漢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第一作者）
43) 《試論行政法邏輯起點》，《檢察研究》（2006年第三卷），中國檢察出版社。（第一作者）
44) 《工商行政管理文化的精髓是政府法治文化》，《工商管理科學》，2006年第8期（第二作者）
45) 《偵查權性質之定性探討》，《四川教育學院學報》，2006年第7期（第二作者）
46) 《刑事被害人保護制度之構想》，《法學教育》，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
47) 《論西部大開發與法治現代化》，《理論新探索》，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
48) 《和諧工商 法治先行》，《工商管理科學》，2006年第12期（第二作者）
49) 《行政緊急程序初論》，《大連幹部學刊》，2006年第6期（第二作者）
50) 《淺談政府采購合同的法律適用》，《中國律師和法學家》，2006年3月號（第二作者）
B. 英美法系國家為什麼開始不承認行政法的存在
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
行政法基本原則作為行政法的基本問題之一，歷來為中外學者所關注。但對什麼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西方各國的情況不盡相同，各學者也往往有不同的概括。在西方各國中，以法、德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和以英、美為代表的普通法系，被公認為是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兩大法系。這兩大法系各具特點，對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認識也有各自鮮明的特色。所以，這里主要以西方兩大法系作為比較對象。通過對西方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深入比較，我們可以從中探尋其所遵循的普遍性規律，以為我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確立提供有益的啟示。
一 大陸法系-以法、德為代表的分析
（一）法國：行政法治與均衡原則
法國素有「行政法母國」之譽，它最先從理念上承認行政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法國也是歐洲大陸法系國家中的典型代表，其行政法的產生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概言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為法國行政法的產生提供了政治、經濟、思想准備，大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直接標志著法國行政法的產生，並使以法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之行政法院模式與英美法系之普通法院模式形成鮮明對比。正是伴隨著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出現的法治國思想和獨立行政法院制度的發展，在法國逐步產生和形成了行政法治原則和均衡原則，這兩個原則被認為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所謂行政法治原則，即政府行政活動必須遵守法律；法律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許可權、手段、方式和違法的後果。行政法治，作為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包含3項內容：第一，行政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第二，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第三，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1]
在法國，均衡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是作為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而出現的，它是「二戰」後，法國行政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監督逐漸強化的產物。但是，「均衡性」作為行政法院對於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司法監督或審查的原則，其含義目前仍沒有一致的解釋。大體說來，它是行政法院在行政機關具有自由裁量權或其他特殊情況下，在無法依據法律條文或其他原則對行政行為進行裁決的情況下，監督、審查、決定是否撤銷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手段。它根據具體情況審查行政行為是否合理、行政決定是否適度，審查事實與法律適用是否一致。其根本要求是「合理均衡」。[2]
（二）德國：依法行政、比例與信賴保護原則
德國與法國並稱為現代大陸法系的兩大脊樑。法國在大陸法系中以民法的貢獻最大，同時亦被譽為行政法的母國。但在公法學、特別是行政法學領域，後來居上的德國也形成了現代世界行政法體系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對各國行政法影響極大。[3]在德國，對行政法及其基本原則產生最重要影響的因素是法治國思想。法治國的思想發軔於德國，法治國理念孕育著依法行政原則。而且隨著法治國思想在德國從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發展變遷，行政法基本原則也在法治主義由機械走向機動，行政權由消極走向積極的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即由作為形式主義的依法行政原則過渡到實質主義的比例、信賴保護原則。
依法行政原則是法治國成立的最基本要素，其涵義是指行政活動必須接受議會法律的規制，必須置於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動違法的，必須追究行政機關的法律責任。對依法行政原則的具體內容，不同學者有不同的分析。德國行政法學創始人奧托。麥耶爾（Otto Mayer）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以下三項原則：第一，法律的規范創造力原則，即行政機關所制定的行政法規范是法律創造的；第二，法律優位原則，即法律對行政具有支配性地位，行政作用不得與法律相抵觸；第三，法律保留原則，即一切行政作用雖非必須全部從屬於法律，但基本權利的限制必須由法律規定。 [4]多數學者則認為依法行政原則包括兩項內容，即法律優位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principle of law reservation）。 [5]
比例原則，又稱為均衡原則[6]或平衡原則[7]，是實質意義法治國原則的典範。它不但為現代條件下的干預行政提供了新的規范形式，而且有普遍的適用性。在行政法上，無論是制定普遍性規則的行政活動還是傳統的行政行為，都應當接受該項原則的規范和制約，並以此判斷它的合法性。[8]奧托。麥耶爾曾將比例原則譽為行政法中的「皇冠原則」。台灣學者陳新民教授認為，比例原則是拘束行政權力違法最有效的原則，其在行政法中的角色如同「誠信原則」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樣，二者均可稱為相應部門法中的「帝王條款」。[9]一般認為比例原則是一個具有憲法位階的法律原則，它濫觴於19世紀警察國家時期，淵源於「法治國家理念及基本人權之本質」，通過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逐步成為限制行政權的有效手段。它具體包括三個子原則： 第一，行政措施對目的的適應性原則。即所採取的國家措施（普遍的或個案的）適應於它所追求的或者法律所規定的目的，不得偏離。第二，最小干預可能的必要性原則。如果以國家措施干預公民自由為實現公共利益所不可缺少，那麼這種干預應當是最低限度的。公共權力對公民一般自由權利的干預，只應當發生於維護公共利益所必需的程度上。出於基本權利的性質，個人對於公共權力不必要的干預可以提出異議進行抵抗。第三，禁止過分的適當性原則。它的基本意思是干預自由的國家措施對當事人來說是不過分的，對國家所追求的目標來說是適當的，又稱為狹義的比例原則。質而言之，比例原則要求行政目的與行政手段相適應、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10]
信賴保護原則是二戰後在德國發展成功的又一項行政法原則。其涵義是指：基於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和保護社會成員正當權益的考慮，當社會成員對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形成合理信賴，並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時，行政主體不得變動上述因素，或在變動上述因素後必須合理補償社會成員的信賴損失。該原則的核心思想即維護法律秩序的安定性，保護社會成員的正當權益。[11] 「保護人民權利，首重法律秩序之安定。」[12]但是，在行政過程中卻處處隱藏著不安定因素，如行政法規范必須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作出修正，行政行為因違法或不合適宜也需要加以撤銷或廢止而發生變動等。為不使社會成員因信賴上述因素的安定性而遭受損害，有必要對其正當權益設置一道屏障。信賴保護原則正是對這一現實需要的制度回應。當然，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是有條件的，且因信賴對象的差異而存在操作上的差別。概括而言，其適用條件是行政過程中某些因素的不變性值得信賴，且這種信賴值得保護。
二 普通法系-以英、美為代表的分析
（一）英國：越權無效、合理與程序公正原則
英國是普通法系的典型國家。與大陸法系「公法模式」的行政法相比，英國沒有劃分公私法的傳統，政府和公民之間的關系與公民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原則上受同一法律-「普通法」的調整和同一法院-「普通法院」的管轄。雖然現代意義的行政法理念與制度在英國開始於17世紀下半葉，但直到現在，其外在形式仍然主要採用過去普通法的一套規則和形式。[13]普通法傳統中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自然正義原則」（the Doctrine of Natural Justice）等對英國行政法一直起著支配的作用，並由此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等三項基本原則。
所謂「法的統治」，又稱「法治原則」，根據英國著名學者戴西（A.V.Dicey）的解釋，其涵義即「英國人依法，而且只依法進行統治」。[14]「法的統治」這種理論與19世紀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相結合，作為英國憲法的基本原理之一得到確立，與「議會主權」原則在近代英國憲法中同時占據了穩固的地位。[15]所謂「議會主權」的原則是議會制定法處於英國法的頂點，不存在優越於它的法律，而且也不可能有審查它的機關。它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憲法斗爭勝利的結果，亦被戴雪稱為英國憲法的重要原則。「在行政法上，議會主權原則與法治原則同樣重要，共同構成行政法的基礎，並由此產生行政法的一個中心原則」，[16]這就是「越權無效」原則。因為根據法治原則，政府行使權力的所有行為，即所有影響他人法律權利、義務和自由的行為都必須說明它的嚴格的法律依據，受到影響的人都可以訴諸法院。根據議會主權原則，議會制定的法律為最高法律，法院必須無條件地適用議會所通過的一切法律，不能審查議會所通過的法律是否合法。因此，行政機關的行為如果在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以內時，法院就無權過問。也就是說，英國法院對於行政訴訟的管轄權，只在行政機關行為超越其法律許可權時才發生。法院通過判例由此發展了著名的「越權無效」原則。英國著名行政法學家威廉。韋德指出：「公共當局不應越權，這一簡單的命題可以恰當地稱之為行政法的核心原則。」[17]這個核心原則是英國法治原則和議會主權原則的直接後果。
當然，在戴雪的法治觀中還包含著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認為行政法是保護官吏特權的法國制度，和英國憲政傳統、法治國情即法律平等主義或普通法統治不相容，這使得行政法在英國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到了20世紀，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展，英國人的法治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不僅承認了行政法，而且以新的法治觀念作為英國行政法的基礎。新的法治觀念一方面繼承了戴雪的法治觀，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發展。其中最突出之處是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方面，英國發展了合理性原則。對戴雪而言，法治與專制是天敵，而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權力專斷的集中體現，任何實質性的自由裁量權都是對自由的威脅，應當加以拒絕。戴雪這種將「專斷」（arbitrary）與「行政裁量」（discretionary）相提並論而加以全面排斥的法治觀，受到了現代英國著名憲法學家詹寧斯（W. Ivor Jenning）的猛烈抨擊。詹寧斯認為，在英國，「事實上，公共機構的確擁有廣泛的自由裁量權」，但「專斷」並不等於「廣泛的自由裁量權」，適應社會需求的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同樣適應社會需求的法治並不沖突。[18]另一位英國著名的行政法大師威廉。韋德（William Wade）也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過去，人民通常認為，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與法不相容，這是傳統的憲法原則。但是這種武斷的觀點在今天是不能接受的，確實它也並不含有什麼道理。法治所要求的並不是消除廣泛的自由裁量權，而是法律應當能夠控制它的行使。」[19]為了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權，法院通過判例建立並發展了英國行政法上另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合理原則。
同時，由於不受限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觀點被完全否決，英國自然法傳統中的自然正義原則也在行政法中獲得新生，並在廣泛的行政法領域中適用，從而形成英國行政法上的又一核心原則-程序公正原則。在英國，自然正義乃是自古即存在之概念，它起源於自然法的理念，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而成為英國普通法上的一項基本原則。「在某種程度上，英格蘭普通法長期發展的過程，其實正是普通法院在自然法原則的導引下裁決案件、連續不斷地試圖追求自然正義的過程。」[20]在普通法的傳統中，自然正義是關於公正行使權力的「最低限度」（因而也是最「自然」的）的程序要求，其核心思想有二，一是公平聽證規則，即任何人或團體在行使權力可能使別人受到不利影響時必須聽取對方意見，每一個人都有為自己辯護和防衛的權利；二是避免偏私規則，即任何人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也就是說某案件的裁決人不得對該案持有偏見和擁有利益。[21]自然正義原則最早只適用於司法或者准司法功能，或者說，在負有義務按照司法要求進行活動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用該原則，而不能將此原則適用於純粹的行政功能。[22]但是，在長期的司法審判過程中，「通過闡發自然正義原則，法院設計了一套公平行政程序法典」，[23]從而使這些原則不僅適用於法院和行政裁判所的司法權，同樣也適用於行政權，要求行政機關在行使權力時也要保持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司法熱衷於通過限制行政權力的干預來保護個人的司法能動主義被認為有悖於公共利益，加上戰時的緊急狀態賦予行政機關許多不受自然正義約束的特權（privileges），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戴雪意義上的真正的特權。司法沉默了，司法的自我節制（judicial self－restraint）顯示出對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的決定性勝利。[24]但是，1963年上議院在處理「理奇訴鮑德溫」一案中，認為政府在作出解僱警察局長的決定之前，並沒有聽取被解僱人的個人意見，因此這種解僱決定是非法的。[26]這標志著司法政策的重大變遷，表明自然正義重新受到重視並擴展地應用於一切影響個人權利或合法預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的決定中。[27]「里奇訴鮑德溫案」為自然正義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為英國行政法在傳統的根基上的復興帶了個頭。「不久法院作出了一系列判決，使行政法恢復了元氣並重新建立了與過去的聯系。自然正義原則獲得了適當的適用，它給行政正當程序規則提供了廣闊的基礎。」[28]
從上面的分析可見，越權無效原則、合理性原則與自然公正（程序公正）原則已構成英國行政法的三項基本原則。其中，越權無效原則是英國行政法的核心原則，但在英國，越權原則的具體內容並沒有制定法的明確規定，因而在理論上存在著廣泛爭論。根據英國法院判例的發展，越權理由主要有三類：一是違反自然公正原則；二是程序上越權；三是實質上越權。實質又包括四種情況：一是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二是不履行法定義務；三是權力濫用；四是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29]由於近代以來，自然公正原則與作為約束權力濫用的合理性原則已發展成為一項單獨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因此，狹義上的越權無效原則並不涵蓋上述所有方面，它所約束的范圍只包括程序上的越權、超越管轄權的范圍、不履行法定義務和記錄中所表現的法律錯誤。即便如此，越權無效原則仍舊是一個涵蓋面廣泛的原則，只要不屬於自然公正原則與合理性原則約束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用越權無效原則來約束。總之，在英國，如果說合理原則主要是實體法原則的話，那麼公正原則則主要是程序法原則，越權無效原則則既涉及實體也涉及程序；如果說越權無效原則（狹義）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法明確規定的條件，是一種授權法原則的話，那麼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則主要是一種普通法原則。從這個角度，英國的這三項原則是平行的。當然，廣義的越權無效原則包含著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後兩者實際上是要求行政權的行使不得超越議會立法所隱含的條件。從這個角度，合理原則和公正原則又只是越權無效原則這一總原則的分支部分或補充原則。這就是英國以上三項原則之間的關系。
（二）美國：正當程序與行政公開原則
美國法的基礎是英國普通法，兩國同屬普通法系國家，其行政法理論和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尤其是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美英行政法幾乎完全一致。直到19世紀末，為了解決工業迅速發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美國建立了獨立管制機構（Independent Regulation Agency），標志著美國行政法開始形成自己的特色。[30]1946年根據美國憲法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而制定的《聯邦行政程序法》，從行政程序和司法程序上對龐大的行政權加以控制，從而使美國行政法得以迅猛發展。在這一發展過程中，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對行政法的影響最大，它直接形成了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並經進一步發展而形成美國行政法上另一基本原則即行政公開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在美國憲法中的確立，先是在紐約州1787年「人權法案」中得到發展，然後才被吸收到聯邦憲法修正案中，並通過美國最高法院的判例得以發揚光大。根據美國法院的解釋，憲法規定的正當法律程序具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程序法的規則，稱為程序上的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要求一切權力的行使，在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其二，正當法律程序是一個實體法的概念，稱為實質性正當法律程序。這種意義的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議會所制定的法律必須符合公平與正義。如果議會制定的法律剝奪個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符合公平與正義的標准時，法院將宣告這個法律無效。[31]在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上，自19世紀末，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和行政權的擴展，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所確立的正當法律程序觀念開始向行政法領域滲透，逐步形成了行政性正當程序規范，從而使得正當法律程序的適用范圍呈爆炸性的擴張，而不再只適用於法院的訴訟程序。所謂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即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剝奪私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聽取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具有要求聽證的權利。它是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在行政法領域中的具體運用，也是其向行政法領域的滲透與擴張。
行政公開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行政法發展的又一重要方向。這段時期，由於越戰失利、總統選舉舞弊及種族歧視擴大，公眾對行政機關越來越不滿，從而導致行政機關的威信降低，引起一系列的行政法的改革。194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在這段時期經過幾次修改，其主要的宗旨是實現行政公開。公眾認識到過去通過司法審查和行政程序來限制行政權，只能保障個人的權利免受行政機關的侵犯，而不能保證行政權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證行政機關能為公眾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須公開，由公眾直接參與對行政的監督，以補充程序限制和司法審查的不足。於是，國會於1966年修改1946年行政程序法中關於政府文件公開的決定，制定了《情報自由法》，規定除該法列舉的九項情況外，全部政府文件必須公開，任何人有權要求得到政府文件，行政機關不得拒絕；1976年制定《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合議制機關的會議必須公開；1974年制定《隱私權法》，規定行政機關所保持的個人紀錄，有對本人公開的義務等。[32]行政公開作為一項重要的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由此得以確立。所謂「行政公開是指個人或團體有權知悉並取得行政機關的檔案資料和其他信息而言，通常稱這種權利為了解權。」[33]當然，公眾享有了解權，有權知悉並取得政府掌握的檔案或信息，同時，法律也對公眾的了解權作了限制。《情報自由法》、《陽光下的政府法》和《隱私權法》分別就政府文件的公開、會議的公開和個人記錄的公開問題作了詳細規定，構成了美國行政公開制度之骨架。
三 兩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則之比較與對接
（一）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之共性規律
無疑，西方各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既存在著形式上的差異，又有著深層次的共性特徵。無論是差異，還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歷史根源和國情基礎。尤其是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均要符合各國國情，適應各國的法律傳統、民族傳統、政治體制及社會經濟情況。由於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制度、歷史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差異，導致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歷史發展模式存在著較大不同。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的模式。通過比較，我們也可以尋求出各國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一些共性特徵和規律。
1.法治國家與憲法精神
正如現代行政法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一樣，作為規范行政權力之基本法律准則的行政法基本原則也是伴隨著近代法治國思想的發展而形成的。雖然法治國思想發軔於德國，但是「大自然迫使人類去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建立一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會」。[34]因此，法治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要求，已被西方各國不同程度地確立為本國基本的治國原則。盡管早期在德國所表現出的「法治國」（Rechtsstaat）思想與在英國表現出的「法的統治」 （Rule of Law）原理的確存在某些層面上的不同，但「就講求法治國家的基本目的乃在於保障人權與抑制政府的濫權，使得法成為規范國家生活的惟一準則，此是英、德兩國法治主義者所不爭的事實」。[35]
法治的要義在於對公權力的合理配置。在專制國家時代，公權力根本不受任何法律及司法的拘束，「在警察國家時代，國家公權力只服膺民法及受到民事審判的拘束，而法治國則更進一步，所有公權力都受到法律的拘束。」[36]發端於近代法治國思想的行政法，其任務就在於為行政權力的運作提供依據，使行政權力受到法律的拘束。隨著自由法治國家向社會法治國家的發展，近代形式意義法治原則到現代實質意義法治原則的變遷，法治原則已不僅僅是判斷權力運作合法性的准繩，而且也成為衡量權力運作正當性、公正性的重要根據。相應地，行政法的基本原則即行政必須服從法律的基本准則，也在此歷史背景下逐步發展並完善，成為衡量行政權力運作的合法性、正當性、公正性的基本准則。可以說，法治原則不僅孕育了行政法基本原則，而且推動了行政法基本原則的逐步發展並完善，因而始終是行政法基本原則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法治國家的理念與原則又是通過憲法而確立的，它們反映到憲法之中而成為基本的憲法精神和原則，並發揮著規范國家權力運作之功效。作為「憲法的具體化」的行政法，其基本原則正是從體現民主法治國家精神和觀念的憲法原則中推導出來，後者是前者的直接依據。質言之，行政法基本原則是由憲法決定的，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憲法，就有什麼樣的行政法基本原則。如德國憲法所規定的法治國原則、議會民主原則和基本權利保護原則不僅決定著德國行政法上的依法行政原則，還要求行政活動符合比例原則，遵循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治之所以是法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是由法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決定的。越權無效原則之所以是英國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由英國憲法所確立的法治原則與議會至上的憲政體制所決定的。作為美國憲法原則的「正當法律程序」則直接形成為美國行政法上的「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即行政性正當程序原則。
憲法不僅決定著一個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表現形式，而且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內容和精神。因此，雖然法治是各國行政法的共同目標，但其具體內容卻因各國憲政體制的不同而不同。如法律保留原則和法律優先原則是德國依法行政原則的內容，而不是英國越權無效原則的具體內容，盡管兩者都是現代法治國家政府行使權力時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則。
2.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
從方法論上看，西方國家行政法基本原則的形成還是一個判例確認與理論加工相結合的過程。無論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其行政法都是一個基本的部門法，但多數國家卻尚未制定出一個像刑法典、民法典那樣的統一行政法典。這就決定著行政法基本原則無法通過行政法典的形式加以明確、統一的規定，而只能是通過其他的方法而形成。在西方國家，這種方法就是法官判例的確認，並輔之以理論的歸納、總結和加工。
在以判例法為主要法源的英美法系國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通過法官的判例來確立，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英國行政法上的程序正當原則和實體合理原則，就是在得到判例的最初確認，然後被後來的判例所反復援引、實踐後發展起來的。英國行政法學權威韋德在分析實體合理原則時，就述及了對該原則確立和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數十個判例。[37]作為英國行政法之核心原則的越權無效原則，雖然是一個制定法原則，但該原則所涉及的具體內容即越權的理由如「案卷表面錯誤」
C. 沈開舉的成就及榮譽
1984年以來，先後為研究生、本科生和專科生開設了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學、行政法學、行政訴訟法學、國家賠償法學、比較行政法學等多門法學課程。教學效果優良，先後獲得鄭州大學法學院中青年教師講課大賽一等獎、鄭州大學中青年教師講課大賽一等獎和鄭州大學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的稱號。
參與撰寫學術著作近20部，其中主編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審定的高等學校統編法學教材《交通行政法》一部，個人專著《行政徵收研究》一部，主編《國家賠償法通論》、《行政處罰法通論》等著作五部。在《中國法學》、《憲政論叢》、《行政法學研究》、《人民日報》、《法制日報》等十幾種核心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
承擔多項國家和省市的科研項目，其中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行政補償研究》一項，參與中國法學會項目《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法律機制研究》一項。2002年參加由應松年教授主持的《國家賠償法》修改建議稿起草工作，擔任三個起草小組中河南組召集人。2003年參加國務院法制辦委託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承擔的《國務院關於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方案》的起草工作，並擔任主要執筆人。承擔河南省社科基金項目3項，其中主持《河南省實施〈行政處罰法〉狀況及其對策研究》一項，參與2項。另外，還承擔《司法腐敗研究》、《行政責任研究》等鄭州市和鄭州大學項目各一項。
積極參加國內外學術交流，1998年曾與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應松年會長、楊海坤教授組成中國行政法代表團赴韓國參加東亞行政法年會，並作了「中國行政訴訟現狀及其問題」的學術報告。1999年和2001年兩次參加大陸行政法代表團赴台灣進行學術交流，作了「行政強制執行與行政強制措施研究」等學術報告。近年來，多次應邀參加在北京、杭州、大連、海口等地舉行的中美、中英、中德行政法學術研討會。還多次應邀參加全國人大法工委舉辦的《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和《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研討會。
D. 台灣銘傳大學 的法學和行政管理專業怎樣 想去交流 ...
銘傳法學在台灣大學中，並不算太有名，私立大學中法學最有名氣的，應該算是東吳大學，不過銘傳大學整體來看算是不錯的學校，至少比起私立的技職大學要好
E. 朱維究的介紹
朱維究，女，1944年生，河北省人， 1966年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原北京政法學院）。現任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台灣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博士後流動站導師；1983年起歷任中國政法大學講師、教授、比較法研究所所長、《比較法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憲法與行政法導師組組長、民政部社團復議委員會委員，中國警察管理研究會常務理事等教學、行政及社會職務；現仍兼任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常務理事、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監察部特約監察員、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行政立法研究組成員、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建設顧問；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北京市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委員等職。
F. 請談談行政法基本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將於今年7月1日起正式實施，這是一部規范我們各級政府行為的重要法律，也是世界上以單行法形式頒布的第一部行政許可法。因此，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還沒有現成的、成熟的經驗可以讓我們借鑒，還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不斷的探索和完善，這是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部法律在制訂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客觀情況。當然，在實踐過程中，從屬於行政法部門的《行政許可法》在制訂和實施的過程中必然要受到行政法原則的指導，以更好的體現出制訂該法的價值取向，彌補法律制訂中的疏漏，協調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
傳統中國行政法理論把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歸納為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然而近些年以來，行政公開原則以及信賴保護原則等行政法原則也越來越被國內行政法學界所認同。我國以單行法的形式頒布了《行政許可法》，其目的正是要規范我國各級政府的行為，限制政府權力的濫用，以更好的保護起行政相對人的權利。而作為行政法原則之一的信賴保護原則，其出發點就在於限制政府行為的隨意性，督促政府對自己的言行負責，保護公民基於對政府的信賴所產生的利益。因而，我們不難看出，信賴保護原則對於行政許可法的制訂和實施有著固然的指導性價值，將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政府實施行政許可行為方面，將會有助於更完善的保護起公民的利益，並有助於誠信政府的構建。可喜的是，在我國即將實施的行政許可法中已經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了信賴保護原則，盡管在有些方面體現的還不是特別充分、完善。本文寫在《行政許可法》即將實施之時，更多的是希望信賴保護原則及其理念能被學界和政府部門所認同和理解，並能使信賴保護原則被貫穿並運用於政府的行政許可之中，從而更好的保護起公民的信賴利益，樹立誠信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行政法學理論中的信賴保護原則
信賴保護原則最早出現在德國1976年《聯邦行政程序法》中，《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提供一次性或連續性金錢給付，或者以此為條件的行政行為違法的，不得撤銷，但以受益人信任該行政行為存在，並且該信任在權衡撤銷的公共利益的情況下值得保護為限。如果受益人已經使用給付，或者財產處理不能恢復原狀，或者恢復原狀會造成受益人無法預料的損失的，原則上應當保護信賴。」韓國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4條對信賴保護原則有了新的發展：「1、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時，應本於誠實信用為之。2、法令之解釋或行政機關之慣例為國民普遍地接受後，除對公共利益或者第三者的正當利益有明顯危害之慮外，不得以新的解釋或者慣例溯及而為不利之處理。」我國台灣地區於2001年1月1日施行的《行政程序法》吸收並發展了信賴保護原則，於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1] 以上可見，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法理論的發展過程中並不是一個非常明確的概念，其外延呈現出越來越大寬泛的趨勢。一般認為，狹義的信賴保護原則只限於運用在授益性行政行為中，即若行政機關要撤消先前的授益性行政行為，而行政受益人又存在值得保護的信賴利益，則行政機關不得撤銷先前的受益性行政行為，除非不撤消將明顯損害到公共利益，則只能在給予合理補償的前提下才能撤銷。廣義上的信賴保護原則擴展到了保護由一切行政行為引起的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行政許可作為一種典型的授益性行政行為，信賴保護原則顯然應該成為行政許可行法的基礎性的真理和原理，並成為實施行政許可行為的指導性原則。
為了更好的理解信賴保護原則，我們需要知道在哪些情況下行政相對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可以適用信賴保護原則尋求保護。一般來說，使用信賴保護原則需具備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信賴對象為行政行為，至少具有公權力行為的外貌，至於它是合法還是非法不成問題，除非它因重大明顯之瑕疵而無效；其次，相對人因信賴該行為而作出一定的安排，而不止有信賴的意思表示；再次，對行政行為的信賴是正當的、有生活經驗上的根據的。根據各國的行政法理論，一般來說下列行為是不能尋求信賴利益保護的：1.行政行為因為相對人採用欺詐、脅迫、賄買或者其它不正當手段作出；2.相對人對重要事項為不正確或者不完全的說明；3.相對人明知行政行為違法，或者應知其違法但因重大過失而不知其違法；4.行政行為顯然錯誤；5.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權。 [2]
二.信賴保護原則在我國《行政許可法》中的體現和不足
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的發展起步較晚，至今仍未給予信賴保護原則以足夠的重視。我國目前還很少開展對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立法中也沒有信賴保護原則的明確規定，實踐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將其作為行政主體進行行政活動的要求，這與現代行政法治的要求是不相適應的。
值得慶幸的是，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於2003年8月27日通過，並將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開始關注起信賴利益保護的問題，並實際上已經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該法第八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律、法規、規章修改或者廢止，或者准予行政許可所依據的客觀情況發生重大變化的，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由此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造成財產損失的，行政機關應當依法給予補償」；該法第六十九、第七十條明確規定了行政許可可以撤消和注銷的幾種情況及限制條件，並確立了行政機關由於撤消行政許可給相對人造成損害的賠償責任。
當然，在這部行政許可法中信賴保護原則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充分的體現和運用。首先，行政許可法在總則中只把公正、公平、公開以及便民作為行政許可設定和實施的的原則，並沒有明確的提出信賴保護的原則。顯然，行政許可法中的這些原則只注重了在行政許可設立和授予過程中對政府行為的規范和對公民利益的保護，然而，這些原則是很難運用於行政許可授出後的實施階段的，這很容易造成政府在行政許可實施階段行為的隨意性，使得行政許可的喪失穩定性，從而造成對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害。如果能把信賴保護原則運用於其中，則這些原則基本可以貫穿行政許可行為的整個過程之中，從而對行政許可行為起到更好的指導作用。其次，行政許可法第六十九條，對於行政機關自身的違法、越權等情況下作出的行政許可籠統的規定為可以撤消，而不管相對人是否善意、有過錯，這樣的規定明顯有違於信賴保護原則。依據信賴保護原則，只要被許可人是基於合理的信賴並善意的取得該利益，那麼行政機關自身的錯誤或者是違法行為的後果就不能由行政相對人來承擔。因此，關於許可法中的這一條款，本人認為還值得商榷。再次，行政許可規定了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變更或者撤回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的唯一情形——即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這樣的規定不僅過於單一，而且由於對公共利益沒有統一、明確的解釋，很容易造成行政機關對公共利益的濫用。但是，如果能夠合理利用信賴保護原則的幾種排除保護情形，在行政許可法中賦予行政機關預先保留變更或撤銷行政許可的權利，通過聽政、協商等方式與相對人約定具體、明確的變更、撤消情形，這樣做不僅可以事先給予相對方以合理的預期並減少其信賴利益受損的可能，也可以通過這樣的保留使行政機關在許可實施過程中有了一種對被許可人更為有效的監督手段。此外，行政許可法也沒有完全確立起信賴利益保護的途徑。就理論上來講，對相對人的信賴利益主要有兩種保護方式，即存續保護和財產保護。所謂存續保護，即因行政行為而產生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不論其是否合法，一律要穩定行政相對人所信賴的法律狀態。所謂財產保護，即在必要時則打破原有法律狀態，而對行政相對人因信賴行政行為而遭受的損失予以財產上的保護。我國目前的行政許可法對行政相對人的信賴利益還是主要採用不完全的財產保護，對於存續保護還沒有明確的、有效的救濟途徑。
對於我國這樣一個一直強調國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國家而言，在行政許可中能將私人合法權益置於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同等地位予以考慮，能開始注意到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這表明我國行政法治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已經邁出了可喜的步伐。可是，在行政許可法中只靠幾條簡單的法律規定並不能使我們對信賴保護原則擁有足夠的理性認識，無法自覺而又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因此，有必要加強對行政法學中信賴保護原則的研究。我們在行政立法中，沒有信賴保護原則這樣一個核心思想的貫穿，對公民信賴利益的保護將會是鬆散的不成體系的；同時，信賴保護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一種理念，我們在行政活動過程中，需要信賴保護這樣的理念的貫穿，從而使每一個公民，包括行政機關人員，自覺全面地運用信賴保護原則來行政、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主要運用：
（一） 運用信賴保護原則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進行事前的控制：
信賴保護原則其意義不僅在於提供事後的權利救濟，保護公民的信賴利益不受損害；信賴保護原則的運用也給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提出了要求——不得隨意作出、不能任意變更，否則就有可能承擔起由損害公民信賴利益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信賴保護原則在行政許可中的運用可以增強行政機關的責任感，通過明確的責任承擔機制來反響約束和監督行政許可行為，使得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不得不三思而後行，由此起到事先規范行政行為，防止行政許可的隨意性的效果。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許可時必須審慎，不僅僅要考慮到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否合法、合理，筆者認為，還必須要考慮以下這些方面。第一，行政機關必須有明確的分工和協調，行政許可在設立時就要防止不同部門之間的行政許可相互交叉、矛盾、沖突，以避免因為今後不斷的調整而可能給相對方造成的信賴利益的損害；第二，由於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為基礎的，所以行政機關在設立行政許可時還要考慮是否在將來一定時期內有必要進行這種禁止，可禁可不禁的或者只是為了短期目標的，就盡量避免使用行政許可的方式，以提高行政許可的穩定性和信賴度；第三，應該將只能一次性授出、無法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自然資源開採的許可）和可以收回的行政許可（如對特許經營權的授予）作出區別對待。對於前者行政許可的授予必須特別慎重，採用諸如潛在的被許可人競爭性的方式和綜合評判的方式予以授權（如招投標方式）；而對於後者則應對行政許可的期限以及撤消情形作出合理的、明確的規定，在給相對人合理預見的基礎上，利用信賴保護原則本身排除損害賠償的例外情形——預先保留變更許可變更權，來妥善解決行政許可中對將來情況難以預計的難題，當然這種方式要求行政機關和相對人之間的互動，單方面的允許行政機關保留許可變更權必然會造成權力的濫用，因而可以採取諸如聽政、協商等方式來解決。
（二） 信賴保護原則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許可行為不得損害相對方的即得利益：
行政機關作出的行政許可，是基於對普遍行為禁止的基礎上的。行政許可當然的對許可實施以後的未經許可的行為具有禁止的效力，然而信賴保護原則的存在又要求行政許可不得任意禁止行政許可施行前已經存在的合法行為，不得隨意限制或者損害相對人已經依法取得的利益，除非該行為與利益的存在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公共利益，否則應該優先對該行為作出許可的追認。雖然政府的行政行為必然要與社會發展變化相適應而不斷調整，然而政府的行為如果割斷歷史，沒有連續性，不注意對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則社會生活必然處於不穩定狀態，也就談不上公民對政府的信賴。實際上，這也是法治國家普遍信奉的「禁止不利變更」原則的又一體現。在法國，信賴保護主要是通過限制立法機關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規范、保護既得權益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3] 因此，在我們行政許可法即將開始實施的階段，特別要注意行政許可在對於普遍行為進行限制之時，對於過去已經存在的合法的即得利益的保護，有條件給予許可的，就應該優先對其承認並給予其許可；由於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再允許其存在的，就應該予以適當的補償。這種「禁止不利變更」的做法也應該是對信賴保護原則的一種擴展。
（三） 行政許可的撤銷必須受到限制
「行政機關與人民事務往返之間，往往使人民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與持續性產生信賴。當無明顯的事由足以證明此信賴與公共利益相違背時，應對其予以適當保護。信賴保護原則固然在許多公法領域都有適用的餘地，但於行政行為的撤銷最具直接關系」。 [4] 從依法行政的角度講，行政機關如果作出了違法的行政行為，有權機關應當依其職權並經正當程序予以撤銷。但是，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是否撤銷違法的行政處分，應衡量行政合法性的公共利益與人民信賴該行政處分的信賴利益，而非一意維護合法性」。具體地說，在一般情況下，對違法的不利具體行政行為（或稱負擔行政行為），有權機關可隨時依法撤銷。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撤銷不利具體行政行為通常不發生相對人既得利益或信賴利益的保護問題。 [5] 然而行政許可在一般來說都是授益性行政行為，撤消該行為通常會損害到相對人信賴利益，因此行政許可的撤消必須受到嚴格限制。只要被許可人是善意的、無重大過失的，那麼由於行政機關自身的原因，如違法、超越職權、或者疏漏而作出的行政許可就不得任意被撤消。除非如果不撤消將會嚴重損害到公共利益，然而即使這樣也應該給予相對人信賴利益損失的賠償。
（四） 行政許可的廢止應受到限制
在行政法上，行政行為的撤銷是針對違法行政行為而言的。而行政行為的廢止則是針對合法行政行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觀情況的變化，原行政行為不再適應新的情況，有權機關決定終止該行為往後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對合法的不利行政行為，行政機關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廢止。對合法的授益行政行為，如行政許可行為，除非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原則上不得廢止。基於信賴保護原則，在下列情況下行政許可不得廢止：1.如果行政機關在廢止該行政許可後又有義務作出內容相同的行政許可的（例如由於城市道路擁擠，提高發放車輛牌照標准，對已申請到牌照，符合原來發放標準的許可就不應該廢止）；2.行政機關曾對第三人承諾不廢止該行政行為的；3.按法律、一般法律原則、行政先例或行政行為的特徵等要求，不得廢止的。但當出現了下列情形時，可以部分或全部廢止：1.行政許可在作出時就附有廢止保留條款；2.行政許可附有履行義務，而相對人未及時履行該義務或未在法定期限內履行該義務；3.行政許可所依據的法規或事實基礎發生了變化，如不廢止該行政行為，則將會給公共利益造成危害，且該危害大於相對人將會受到的信賴利益的損失。在上述三種情形中，前二種是可歸責於相對人的事由所造成的。如第一情形，相對人明知或應知行政機關將來要在一定條件下廢止該行政許可，因而不產生信賴保護的問題。第二種情形是因相對人的過錯造成的，也不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構成要件。但是第三種情形實屬情勢變更所致，故行政機關在廢止行政許可時，應充分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對被許可人的信賴利益進行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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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麗琴：《試論行政程序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選自《法學雜志》2003年，第二期
[2] 何海波：《通過判決發展法律――評田永案件中行政法原則的運用》，摘自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網站：http://www.sile.org.cn/zlk/list.asp?articleid=288
2 王名揚著：《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5、第158-167頁。
[4] 黃學賢：《行政法中的信賴保護原則研究》《法學》2002年第5期
[5] 城仲模：《現代行政法學發展的新趨勢》，載《行政法專集》（一），台北市公訓中心印行，1990年版，第126頁。
（邵俊: 同濟大學法律系憲法與行政法碩士研究生）
G. 胡建淼的科研成果
胡建淼在行政法學研究上的成果，主要在於形成或強調3種理論，即「雙線理論」、「動態理論」和「中觀行政法學理論」。他的格言是：中國需要有「法的經驗」，但更需要有「法的理性」。他將為尋找與築建後者而奮進。 《外國公法譯介與移植》，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06月
《國家賠償的理論與實務》，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04月
《公共行政組織及其法律規制暨行政徵收與權利保護》,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04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01月
《行政訴訟法學》，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
《中外行政法規：分解與比較》，法律出版社，2004年08月
《外國憲法訴訟：案例及評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06月
《外國憲法訴訟：法規及評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06月
《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03年06月
《行政法》，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年04月
《行政訴訟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02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行政強製法研究叢書（共四本）》，法律出版社，2003年01月
《行政強制》，法律出版社，2002年11月
《行政違法問題探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
《行政法學（教學參考書）》，法律出版社，2000年04月
《憲法學十論》，法律出版社，1999年09月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06月
《比較行政法—20國行政法評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行政主體責令承擔民事責任的法律屬性，《中國法學》2009/01
公共攝像監視與公民隱私權保護，《法學》2008/06
中國內地與澳門行政訴訟若干制度之比較，《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8/Z1
論行政機關對行政許可申請的審查深度，《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06
美國管理性徵收中公共利益標準的最新發展——以林戈爾案的判決為中心的考察，《環球法律評論》2008/06
論公共攝像監視——以隱私權為中心，《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8/04
行政驅逐出境若干基本問題探析，《法學》2007/11
論最小侵害原則在行政強製法中的適用，《法學家》2006/03
有利法律溯及原則及其適用中的若干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6
論法規違憲審查建議權，《法學家》2005/02
「特別權力關系」理論與中國的行政立法——以《行政訴訟法》、《國家公務員法》為例，《中國法學》2005/05
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法律新課題——《個人信息保護法》研究，《科學學研究》2005/06
中國行政訴訟范圍的演變與趨向——劃定·限制·恢復·拓展，《政法論壇》2005/05
政府管理與信息公開之法理基礎，《法學論壇》2005/04
其他行政處罰若干問題研究，《法學研究》2005/01
中國行政法學的理論模式及發展展望，《法制現代化研究》2004/00
論行政領導人行政責任的准確認定，《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06
我國行政程序法的模式與結構——依據對世界上行政程序法規范結構的統計與透視，《政法論壇》2004/05
行政明確性原則初探，《江海學刊》2004/05
公共利益概念透析，《法學》2004/10
論合意理念在行政領域中的滲透——基礎、表現及其支撐系統，《法學雜志》2004/04
WTO與中國行政救濟制度的改革，《浙江社會科學》2003/02
論中國「行政強制執行」概念的演變及定位，《法治論叢》2003/01
論中國台灣地區的行政執行制度及理論，《法學論壇》2003/05
我國行政法上的強制執行:行為、定性及立法歸屬——兼論《行政強製法》或《行政程序法》與《行政訴訟法》對現行行政強制執行行為在調整范圍上的劃分，《政法論壇》2003/04
現代行政視野中的事實行為——行政環境、蘊含與訴訟，《行政法學研究》2003/01 《中外行政強制制度的現狀及中國行政強制制度的改革》，國務院法制辦，2002年05月01日
H. 行政法的淵源
涵義
行政法淵源是指行政法律規范的產生與存在形式。其應包括實質淵源與形式淵源，就法律的適用而言，通常講行政法淵源是指形式淵源，即行政法律規范的載體。凡載有行政法規范的各種法律文件或其他行政法的形式均為行政法的法源。就整個行政法的法源結構而言，包括成文法源與不成文法源兩大部分。
成文法，也稱制定法，是以成文形式出現的法律規定。一般說來，在成文法主義的大陸法系國家，成文法佔據其法體系的中心地位，特別是在行政法領域，成文法的比重更大。中國行政法的淵源是指各種成文法，全球行政法淵源通常還包括判例、行政慣例和行政法理。
淵源
中國是一個成文法國家，行政法的法源主要是成文法。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單行條例、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法律解釋、國際條約與協定。
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不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是國家機關日常活動的根據
與基礎。憲法作為行政法的根本成文法源，包含的行政法規范主要有：(1) 關於國家行政機關組織、基本工作制度和職權的規范。
(2) 關於國家行政管理活動基本原則的規范。
(3) 有關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規范以及保護外國人合法權益和關於外國人義務的規范。
(4) 有關國有經濟組織、集體經濟組織、外資或合資經濟組織以及個體勞動者在行政法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的規范。
法律：在中國這樣一個成文法國家，在憲法之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制定的法律是行政法的基本成文法源。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等。
法規：行政法規是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而制定的有關行政方面的具有國家強制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法規更集中地規定和表現了行政法規范的內容，例如國務院2003年5月公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就是對具體行政管理活動的直接規范。
地方法規和自治、單行條例：地方性法規是指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的地方國家權力機關依照法定許可權，在不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的在本行政區域內實施的規范性文件。只限於民族自治地方適用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也是行政法重要的成文法源之一。
解釋：法律解釋指人們對法律規范的含義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所作的闡釋。中國廣義的法律解釋制度分為立法解釋和具體應用解釋兩種，而《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釋實際上僅僅指立法解釋。在法律解釋中，凡涉及到行政管理領域都屬於行政法規范，屬行政法的法源。
規章：行政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前者如民政部於2003年3月發布的《台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管理暫行辦法》。後者如杭州市人民政府188號令決定2003年1月施行的《杭州市老年人優待辦法》。
實施
國家間的條約和政府間的協定時常會涉及到一國國內的行政管理，成為調整該國行政機關與公民、組織及外國人、外國組織之間行政關系的行為准則，因此條約和協定中的某些條款也是行政法的淵源，除非某一條款在中國參加該條約訂立協定時給予保留。
效力關系
各種法律形式的位階與制定主體的法律地位相適應，其明確的依據是法律規范的規定，包括《行政訴訟法》、《立法法》、《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和《法規、規章備案規定》。
I. 法學專業考研有哪些方向可以報考哪些院校
01法律（非法學）
專業介紹：法律（非法學）碩士研究生，是法律碩士（Juris Master簡稱JM）專業型碩士學位之一，法律（非法學）碩士學位是具有特定法律職業背景的職業性學位，主要培養面向立法、司法、律師、公證、審判、檢察、監察及經濟管理、金融、行政執法與監督等部門、行業的高層次法律專業人才與管理人才。法律（非法學）碩士具有雙重的背景，其中非法學是指本科階段不能學習法律，研究生階段學習的是法律。法律（非法學）碩士是學習美國的教學模式，要求本科階段為非法律的學生才能報考。法律（非法學）碩士的司法考試通過率比法學碩士通過率高，成為法律碩士研究生的優勢之一。
就業方向：在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律師助理等工作；考取國家公務員在法院、檢察院等國家部門從事工作；在企業從事法務工作；在金融機構從事與法務相關的工作。
02經濟法學
專業介紹：經濟法學是一級學科法學下設的二級學科。它是調整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規范和保障國家調節，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它主要研究經濟憲法、經濟組織法律關系、國際投資經營法律關系、宏觀經濟管理關系、經濟活動管理關系中的各種法律問題，旨在促進國家管理和調控市場經濟的能力，以便使得國民經濟能夠持續、健康、高效和快速發展。主要研究方向有經濟法主體法律制度研究、涉外經濟法律制度研究、產業法律制度研究。
就業方向：主要就業去向是國內的大學、科研機構；國家立法機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及其他各級國家機關；金融機構、企業事業單位、律師事務所等。
03法學理論
專業介紹：法學理論專業是法學下設的二級學科之一。法學理論以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規律等法學最基本的理論為研究對象的專業，主要側重法的本質與概念研究、法的形成與運作的研究、法的作用和價值研究、法治研究、人權研究、立法學研究等方向。
就業方向:公司的法律事務、法律顧問；研究所做法學研究；律師事務所；法制編輯、記者；律師。
04刑法學
專業介紹:刑法學是法學專業二級學科之一，刑法學是研究刑法及其所規定的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科學。它屬於部門法學的范疇，是部門法學中最重要的學科之一。刑法學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屬於部門法學。刑法學以刑法為研究對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罰及其罪刑關系的科學。研究對象有規范刑法學、理論刑法學、比較刑法學、國際刑法學。
就業方向:本專業畢業生適合在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以及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仲裁機關和法律服務機構、特別是在高中等學校從事法學教學與科研工作。
比較推薦的法學院校有：
中國政法大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西南政法大學
華東政法大學
西北政法大學
J. 財政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一）行政法的界定
傳統行政法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以判例發展起來的。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行政法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控權論」），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傳統行政法，實際以國家利益、個人利益平衡為本位，以防止行政權膨脹，越界侵害私人利益，應對其加以防範、限制為價值理念，以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為基本原則。
部分行政法學者主張，現代行政法認同國家行政權的擴張（「賦權論」）或「平衡論」），認同行政法領域從國家行政擴充至公共行政，認同行政主體及行政相對人的擴張，以使行政法與民法一樣呈現邊緣化、社會化趨勢，對日新月異經濟發展有更大的適用度、以使行政法學對當代社會生活有更強的解釋力。
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主流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認識不一，一般來說，前者較寬，後者較窄。同一法系不同國家，同一國家不同學者對行政法的認識也不一致。我們認為控權仍是最經典的行政法的核心與本體，其宗旨、理念、基本原則和功能有所修正，但未發生根本變化。
按照我國的通說，行政法是「規定國家各個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規的總稱」，是「關於國家行政組織及其行為，以及對行政組織及其行為進行監督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我國關於行政法學界對行政法的理解和界定偏於寬泛。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經典行政法之本質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權力濫用的限制之法。現代行政法學起源於對政府權力的控制，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害。美國行政法學家古德諾認為，「行政法是公法的一部分，它規定行政機關的組織和職權，並規定公民在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的行政救濟」。我國台灣學者林紀東和管歐都認為，行政法是規定行政權的組織及其作用的法。行政法為政府的組織人事和行政救濟法，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潔高效。
產生並發展於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法，即不是從行政法中分化出來的法，更與行政法在立法宗旨、功能作用、調整對象、理論依據、基本原則等方面有著本質的區別。
（三）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
經濟法為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協調、持續發展，國家介入社會經濟最主要和經常性地運用政府和其他行政主體的權力，因而，經濟法與行政法在內容上有交叉，具有密切的相互聯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