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聿慧論人權與法治

⑴ 人權與法治的關系是什麼

法治又稱「法律的統治」，是指以法律為准則統治或治理國家。它與「人治」相對，即治理國家依靠確定的、公開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規則，而不是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意志。法治與法制不同，法制是指法律制度，不涉及治國原則和法律的價值與權威。不同國家對法治的理解是不同的。一般來說，法治有三層含義：第一，依照法律治理國家，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第二，憲法和法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必須嚴格依法辦事；第三，保障民主、平等和自由。

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臘哲學家提出來的，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政府優於人治政府進行了論證。我國古代的《管子》一書中就含有「依法治國」的思想，並且法治學說一直在傳統社會中發展延續。進入20世紀後，我國傳統的法治概念與民主、自由、人權相結合，成為社會改良和革命的口號。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不斷探索人民當家作主、依法保障人權的道路。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其確立為憲法原則。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載入憲法，這成為我國依法治國、保障人權在制度發展上的新的里程碑。

法治與人權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法治是保障人權的前提條件。沒有法治，就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權。在國際上，人權也必須通過公正的國際法律秩序來保護和促進。正因為如此，《世界人權宣言》將法治確立為一項重要原則。其次，權利是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根據。人權作為一個權利體系，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這對創設和發展法律權利和義務關系有很大的影響。第三，人權作為一種「應然」的道德權利，可以為法律權利和相應的法律原則、制度提供道德基礎，從而解決法的道德性問題，並在某種程度上補救法律形式的不足。

⑵ 《人權宣言》有何作用和影響

1、作用

• 《人權宣言》的公布表明，法國資產階級用以法律為基礎的資產階級權利取代了君主個人意志為標志的封建特權。這是在政治和法律領域帶有根本性的變化。作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綱領性文件，它將啟蒙思想發揚光大，並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起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巨大作用，特別對歐美的資產階級革命或改革，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還推動了其他很多國家民主思想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資產階級民主化的進程。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和學說對亞洲和中國的革命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 《人權宣言》揭示了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原則，否定了封建等級制度，體現了摧毀封建君主專制的要求，成為資產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思想武器，它實際上宣告了舊封建王權滅亡和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誕生。

2、影響

• 宣言對於解釋《聯合國憲章》中的人權條款具有權威的指導作用。由於《聯合國憲章》未規定具體的人權內容，在這種意義上，宣言填補了這一空白，宣言具體闡述了憲章規定的「人權及基本自由」的內涵。

• 宣言是第一個在國際領域系統地提出保護和尊重人權具體內容的國際文件，具有開創意義。宣言第一次規定了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還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權思想和原則，如對人權的承認是維護和平的基礎；人權應受到法治的保護；良好的社會秩序和國際環境是實現個人權利和自由的保證等等。

• 宣言作為國際人權法體系的綱領性文件，是眾多人權文件的理論依據或思想基礎。宣言成為聯合國系統國際人權立法的基礎。從國際人權立法及實踐的發展來看，宣言作為人權的國際共同標準的主要組成部分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1966年的國際人權兩公約就是以宣言為基礎，是宣言的法律化；聯合國制定的其他人權公約也都基本上是對宣言的承繼、延伸和發展。

• 另外，宣言對一些區域性的人權公約，如《美洲人權公約》、《歐洲人權公約》和《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的制定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宣言還直接影響了一些國家國內憲法的制定。

3、簡介

《人權宣言》（即《人權和公民權宣言》，1789年8月26日頒布）是在法國大革命時期頒布的綱領性文件。德國學者耶利內克（Georg Jellinek）認為人權宣言以美國的各州憲法的權利法案為藍本，甚至「基本上是抄襲北美各州權利法案而來的」 ，法國學者布特米（Emile Boutmy）則認為人權宣言是法國的文本是法國原創的，與北美的權利法案都源於歐陸的「18世紀精神」 ，關於這一點，學術界目前仍沒有共識。可以確定的是，宣言確實採用了18世紀的啟蒙學說和自然權論。其中宣布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是天賦不可剝奪的人權，肯定了言論、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闡明了權力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財產神聖而不可侵犯等原則。

⑶ 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⑷ 試論述社會主義法制與人權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不斷探索人民當家作主、依法保障人權的道路。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其確立為憲法原則。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被載入憲法，這成為我國依法治國、保障人權在制度發展上的新的里程碑。
法治與人權有著密切的關系。
1、法治是保障人權的前提條件。沒有法治，就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民主、平等、自由等基本人權。在國際上，人權也必須通過公正的國際法律秩序來保護和促進。正因為如此，《世界人權宣言》將法治確立為一項重要原則。
2、權利是制定憲法和法律的根據。人權作為一個權利體系，會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完善，這對創設和發展法律權利和義務關系有很大的影響。
3、人權作為一種「應然」的道德權利，可以為法律權利和相應的法律原則、制度提供道德基礎，從而解決法的道德性問題，並在某種程度上補救法律形式的不足。

⑸ 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

行政機關是中國絕大部分法律、法規的執行者，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是法治文化建設的基礎。下面由我為大家整理的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希望大家喜歡。

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篇一

在現代社會追求民主、公平、正義的大背景下，法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法治通常與人權、自由、平等相聯系;而人治在傳統觀念中通常與專制、等級、特權等相聯系。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法治的權力立足點在法，即法律支配權力，而人治的權力歸結點在人，即權力支配法律。但是無論是法治或是人治都不是盡善盡美或者是一無是處的，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應當辯證地看待法治與人治的關系，從而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一、人治、法治在中西文明國家的起源

1.人治和法治在中國的起源

西周末期禮崩樂壞，社會上涌現出了一大批對法律有著獨到見解的思想家。鄭國的子產為了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預期而“鑄刑鼎”，而晉國的叔向堅持地捍衛倫理綱常反對子產的做法，他認為：一方面，用公布出來的法律來治國非治國的基本方略;另一方面，這種做法培養了人們的拐騙心裡貽害無窮，使一個國家的人民變得不淳樸，民風國風低下。從此可以看出儒家把人治作為治理國家的方法，主張“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果統治者能夠以身作則，嚴於律己，百姓會自覺地效法。相反，國家雖然制定了法律，但統治者帶頭不執行，那麼法律制定得再好也無濟於事。“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政治的得失，關鍵在於用人的得失。

與儒家相比，法家為了沖破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建立有利於新興地主的社會秩序而提倡“依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把“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改為公布成文法;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改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把“明德慎罰”改為“嚴刑峻法”，因此後來才有了“城門立木”、“誤期當斬”，秦律也因此被描述為“繁似秋荼、密如凝脂”。雖然古代的法治和現代的法治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但都不同程度地強調了法律在國家中的作用。

2.人治和法治在西方的起源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也曾經在古希臘同樣並存。古希臘的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烏托邦由了解善的人或代表知識的人即哲學家來統治和掌管，哲學家在國家中擁有決定性權力。而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則認為人有不同的感情思想而法律則不會，他提出了法治思想，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法治應當包括兩個基本要素：已成立的法律得到了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本身是指定的良好的法律，即良法和法律至上原則。堅持法治也是西塞羅一貫的立場，國家政治權力的運作必須正當而合法，法律是國家行使權力的依據，即使是作為最高行政長官的執政官也在法律的約束之下。

需要明確指出的是，古代的法治、人治雖然在內容上有很大出入，但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自身利益，絕不是現代意義上所指的法治觀念，所以有人認為雖然中國在歷朝歷代都有相應的法律，但皇權至上，皇權高於法制，所以說到底，中國古代還是人治的社會。

二、人治與法治的對比

1.法治的優點和缺陷

法治指以民主為前提和目標，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最簡單的方法是說，不僅人民受到法律的管治，連統治者本身也受到法律的管治，人民與政府同樣被法律約束，要依法守法。國家機關的行為必需是法律或法規許可的，而這些法律或法規本身是經過某一特定程序產生的。即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沒有任何人或組織機構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法治的優點：其一，法律是集體智慧的產物，它沒有感情，不會說話，不能像人那樣信口開河，而實行人治容易產生個人獨斷專行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其二，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即使在賢人之治的情況下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而且還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縱觀西方各法治國家，他們之所以能保持國家政權幾百年不動搖社會持續發展，與法治國家的治國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法治可以避免因領導人的變換而發生動盪，不管是誰當領導人都要嚴格按照現有的法律辦事。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歷史上並非每位美國總統都屬賢能之士，人們卻可以容忍他的存在。

法治的缺陷：首先，社會生活每天都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有限的法律條文是不能完全框定變幻莫測的世界。新情況的出現往往在以前的法條中找不到對應的解決辦法，等到法律制定出來之後又不能彌補所帶來的損失。其次，有人認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一個人的行為如果完全符合道德規范的要求，那他是不用擔心會受法律追究的。相反一個人違反法律，他一定違反道德。法律只是對一個人提出了最低、最起碼的要求。這個要求是遠遠低於道德標準的。如果連法律的這種最低要求都不能達到，那麼法律就要以自己的強制力來達到目的了，法律只調整那些對道德構成極大挑戰和威脅的情況。

2.人治的優點和缺陷

人治指個人或少數人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

人治的優點：法律的制定需要復雜的程序和很長的時間，過去的法律不能應對現實的需要，可人能及時因地制宜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船小好掉頭”，個人的決策不需要復雜的程序和時間，社會成本小，也能夠緊扣時代的變遷。人治也是一種精英政治，能最大可能地發揮人的潛能。賢人政治的判斷往往比常人的判斷可能更正確。

人治的缺點：我們說人治的成本低、見效快、出人才。但這些都得在很完美的情況下才可能實現，它對人的要求就得是賢人、能人、聖人，什麼地方差一點都不行。人治的社會里眾人的命運被系於個別人的手中，常常因為統治者的喜怒哀樂而改變。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沒有了合理的預期，整日生活在提心吊膽的狀態下。人治社會最容易充滿著危險走向專制。當統治者變得殘暴不仁的時候國家的繁榮昌盛馬上就成為泡影，我國歷朝歷代的更替就是人治的典型例子。

三、辯證地看待法治人治的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有人認為，儒家人治和法家法治就其實質而言都是人治，中國只有最高統治者才享有完全的自由與權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該批判傳統的人治思想。但是，以為法治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實際上是對法治錯誤的迷信。從本質上說，法也是由人制定和執行的，因此，法治和人治也不是完全對立的，應當辯證看待二者之間的關系。

1.法治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把“依法治國”寫進憲法是新中國成立60年來“人治”與“法治”兩種治國方式反復較量的結果，這是由國家的本質決定的。法治國家或法治國，是指國家法治化的狀態或者法治化的國家，是法治在國家領域內和國家意義上的現實化。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當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在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他使階級壓迫合法化。對內，國家承擔著一系列的領導工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這些龐大繁多的社會管理活動只有通過法治手段才能實現功能。對外，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新階段，任何一個國家都要融入世界之林，這是現代化國家的必由之路。要調整國家之間的關系，唯一的辦法就是立法協調，於是國際法應運而生。國際法是國家間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對一切國家都具有拘束力，作為衡量和裁判國際行為是與非的法律標准。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國家的對內職能還是對外職能，法治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人治是確保法治順利實施的重要保障

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但如果單純把法治當做是一種一勞永逸的方式而把人治作為封建糟粕，其實這是孤立片面的觀點。中國歷史悠長，人治的歷史也很漫長，在一個長期以人治為主要治理社會工具的國家，要一下子轉到以法治為主的治理方式上來還是有一定的難度。更為重要的是，我國歷朝歷代中也有著很多人治的成功案例。“能人”往往有著超前的眼光和傑出的才能，他們一旦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是可想而知的。國家再依靠這個人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對民眾採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更能夠發掘人之善性，抑制私慾、提升道德，從而達到社會穩定長治久安的目的。

四、結語

將“好人法治”誤以為是單純的人治,這是一個錯誤。極端一點說,如果人人都是自私自利忘恩負義的人,法治的公平公正,也只是對於壞行為的公平公正,對於整個社會的良性運行並沒任何有好處。從現實生活來看，並不是說所有的事情都是要靠法律來解決的，自由的契約、當事人的意思自治才是解決糾紛的主要方式。因此，如何來界定“人治”這是一個問題。如果說人治是指人們能對一般社會矛盾進行一個的妥善處理，那麼這種有效人治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說我們把人治定義為是某些個人利用公權力來強奸民意，專制武斷，那這種人治就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另外，一個國家的政權組織要正常運行，都要由相應的人員來擔任職責。任何法律條文都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制定和執行的，用老祖宗說的“徒法不足以自行”。沒有具備高水平的執法者和司法者，那些法律文本只不過是束之高閣的廢棄的紙張罷了。法律的理性會戰勝人的理性，所以應以法治為主，人治的主體從主導者演變為執法者以法要求的理性精神來執行法律，這才是最好的選擇。

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篇二

黨的作出了關於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戰略部署。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從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代中國奮發向前的決心堅定不移，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略愈加清晰。全面深化改革是必須打好的攻堅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必須解決的大課題，它們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長遠發展，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廣大人民幸福安康。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意味著什麼?就意味著法治的地位和作用將更加彰顯，法治必須且必行。

雖然我國古代關於法的思想相當豐富，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的說法，但在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法僅僅是王法、治始終是人治，沒有也不可能有法治，特別是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歷朝歷代，法都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利益和他們需要的社會秩序，人民往往為法所役、懼法畏訟仍然規定“皇帝權力神聖不可侵犯”。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也正因為如此，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法制重視不夠，我國法制很不完備。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大力加強法治建設。我們制訂完善大量法律，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生活有法可依;積極推動法律實施，穩步推進司法改革，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合法權益;廣泛進行法制教育，持續開展普法工作，提高了全民族法律素養。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總結新鮮經驗、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大任務，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如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法就是規范和秩序，法治代表文明和進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美好幸福生活，必須依靠法治。從輕法到重法、從懼法到信法，這種變化實為不易。

對法治的理解和認識篇三

法治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以法律作為最高標准來管理社會和作為生活指標，而社會包括個人與公共或私營機構，更包括社會的執法者、領導人，他們都要以法律為依據行事。那麼立法機關會不會擁有不受法律制約的權力呢?不會，因為立法也要經過一系列的、受法律約束的程序而產生，立法機關不允許人出於私利來制定法律。此外，法治的社會更有分權的意味，法治原則要求對社會每個角色都有相應的法律約束。就三權分立的情況來說：它就是立法有立法的程序，司法有司法的法律依據，行政有行政的權力與規范。顯然，法治與以法為治的區別在於後者純粹按照法律去管理國家，前者更涵蓋的是對政府權力的約束，我們千萬不可以把法制只當做“政府立法，人民守法”，否則會對法治產生很多的誤會。

我認為法治與民主是分不開的，被授予權利的個人有義務對社會作出貢獻及監督以防止社會出軌，所以在一個法治的社會裡面，我認為應該有對法治的遵守與對民主的行使。從一個作為香港人的角度出發，以下我會再仔細討論我對法治的分析以及法治的重要性。

(二) 法治的好處

著名的法律學者戴斯指出法治所包含的三個基本要素：一，沒有有關法律前，沒有人會因為未作出違反該法律的行為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二，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論其社會地位或其情況。三，法庭的決定是維護個人權益的最後防線。對於這幾個元素，我是非常同意的。第一元素所說的就是對執法者或行政機關的約束，即使一個人在合法的情況下得罪了一個執法者或在行政機關工作的人，他們也沒有權力也不可以因為私人恩怨對這個人作出懲罰。第二點重申了法治最基本的涵義，那就是肯定法律所擁有的崇高地位，而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於第三個元素，我認為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方面是關於法律對於司法者的約束，司法者的法律決定以國家的法律為依據;二是法律維護了個人應有的權利，法律對於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權力分配具有至高無上的決定性，而法治就是三者間一條較為公平而可行的分界。既然法治有分權的意味，那麼法治的最大好處就是能夠防止個人、群體、社會或國家的權力凌駕於其他個人、群體、社會或國家的利益，同時保障他們的利益。

此外，法治是民主制度實行的不可或缺的方法。在法治原則中，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個人皆具有普遍拘束力，並要求政府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一旦法律不是透過民主機制制定，它往往會淪為政府對人民的統治工具，遑論有效的制約政府權力，這樣便會跟法治原則的最基礎特徵相違背，因此法治也可說是民主的必要前提。

再者，法治能夠保障人權。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國

最大利益而貢獻出的部分權利。但是隨著國家的發展與時代的改變，權力分配有時候會向國家一面傾倒，歷史上這個情況的例子並不少見，例如極權主義如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等。若要避免這個情況，我們就應該有一個良好的制度去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而法治原則本身就能夠做到這一點。

最後，法本來就具有公正性，確定性和較人治為高的效率。法治為商界提供了公平競爭的環境，這才有了英美、香港等法治地區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反，在中國內地或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商家若要發展公司，要做的是多請地方官員吃飯，可惜這種“聯誼”不但不能推進經濟發展，還讓商家沉淪於吃喝玩樂。

(三) 對法治的批評

法治引起的最大的爭議是對於戴斯提出的第三個元素：任何人均可通過司法制度作出申訴。反對者提出個人有可能因為一己私利從而利用法律漏洞謀取個人利益。雖然說現實上個人可能會有私心，但這種觀點不是完全的針對了法治，而只針對法律與個人的一部分。在前面提出過，以法為治跟法治原則並不完全相同，以法為治只是法治的一部分。更何況，法律有漏洞可以透過以下的方法而解決：第一，完整法律條文。法律的漏洞可以透過修改或添加法律用詞來澄清法律上含有灰色地帶的問題，香港的基本法就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釋法。二是賦予個人或個人組成的群體行政權力去輔助法律的行使，香港的陪審團制度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刑事案件嚴重到某一個程度，政府就會發函邀請社會公民當陪審團，其作用就是透過投票的方式來定一個人的罪，多票方為最終決定，而且這個決定連法官也沒權影響，法律怎樣賦予了這個陪審團定罪的權力，如何保障了法律對被控人的公平，都一一體現了法治。

(四) 法治的重要性

宏觀來看，一個法治社會對個人，社會與國家都很重要。從個人的層面上，法治是保障了個人本來應有的權利、個人與個人之間的沖突和不平，和防止社會或國家對個人的剝奪，“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雖然這件事在我上法律導論後知道未必是對的，因為不同的法是針對不同群體或階層而立的，但有法總比無法好，起碼在法律之下，每個群體都會受到不同的法律條文約束。在社會的層面上，既定的法律程序對於社會發展及其效率有著不可代替的幫助。在國家的層面上，法治更有助政治穩定。如果領導的產生與更替是由一個至高無上，且大眾人民制定的法律程序來監控的話，在換屆的時候就不會引來社會的動盪，並會令國民臣服由人民一起制定的法所產生的領導。

微觀來說，法治對社會的不同行政機關亦很重要。對立法機關來說，

可以隨意制定對自己或所屬群體有利的法律，從而危害其他群體的利益，破壞社會的穩定。對司法機關來說，若果沒了法律的約束，司法機關就可以亂用司法程序，自行判罪，傷害無辜的人或放過有罪的人。至於法治對行政機關在說及戴斯所提出的第一個元素已經略提了，其重要性也很明顯，所以在這就不再提及了。

(五) 總結

我認為法治對個人、社會和國家都有很大的益處，故在最後我反思我們偉大的祖國的法治進程。雖然中國古代有說：“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是，中國內地的法治進程在巨多困難里仍然難以完善地實行，中國內地的法治在社會轉型和走向世界的雙重背景下發展，其發展環境的復雜性讓其無法用單一用任何現有的理論去描述跟解釋，但完善立法、執法、司法制度和強化規則意識仍然是走向法治社會的必由之路。中國內地的法治制度受到了許多方面的限制，在秩序安全問題方面，內地跟香港不同，內地擁有的是成千上萬的人民和土地，要是實行法治的話，可能會做成行政效率下降和影響社會的秩序的相反效果，而且中國數千年來的傳統文化，一直沒有法治這個概念，要人民一時間認識並接受這種原則實屬不可能。但我認為，有了宏觀的視野以及務實的精神，在了解改革開放後國家前所未有地迅速發展的國情之下，中國內地會走出一條具社會主義的法治的道路。

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講中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我想這一句就好精確的概括了法治最終目標--它就是走向民主的良法。

⑹ 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權

人權，從字面意思來理解，人權就是人的權利。

人類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的在發展進步當中。所以隨著社會文明不斷進步發展，相應的人的權利也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尊重人權保障人權也成為了社會乃至一個國家的一項重要目標。

那麼如何尊重和保障人權，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要將人的權利作為一項最基本的權利來維護。

二、要給予個人足夠的尊重，不容許他人肆意踐踏。

三、享受人權的個人，要也要懂得最起碼的自尊和自愛。

四、尊重人的權利，保障人的權利，這二者是相輔相成的，缺一不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

希望我的回答能夠幫助到你，祝你開心快樂每一天。

⑺ 國家機構如何貫徹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新時期中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取得的進展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人權理論研究取得了重大進步。隨著思想解放的深人，人權理論研究的禁區被突破。人權已經不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社會主義也講人權。而且我們在法治問題上也取得了共識。「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總書記的報告到了我們的憲法中。依法執政被確認為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式。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發展表現在:法治與人權的關系進一步明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質，就是要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權。
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發展還表現在:中國學者在探索建立在我們國家的國情和傳統之上的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繼上個世紀提出關於生存權的理論之後，我們又在探索和研討中國的人權哲學基礎，發展新的權利理論，例如和諧權利理論。
和諧涵指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作為個體的人身與人心的和諧三重要素。中國傳統文化包含著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身與人心關系的深刻體認識與把握。可以將之概括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寬厚仁愛」的人際觀、「恬淡平和」的身心觀。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講:「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孔子講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在這些觀點的背後，便是天、地、人合一和諧的宇宙觀。在人際關繫上，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記·禮運》雲:「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鮮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些均集中展現了儒家寬厚仁愛、悲憫豁達之情以及立意高遠的和諧人際追求。在人身與人心的關系.上，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宋明「存天理，滅人慾」的極端，但更主張心態恬淡、身心平衡，更有「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樣的倫理情懷。中國傳統立意高遠、完滿深邃的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雖然近數百年來在表面上，對人類文明的解釋力和推動力弱化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幾大文明中，惟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不斷;而在近幾百年異軍突起的各色文明，有的已成夕陽麗影，有的漸趨衰微之勢，中華文明的價值卻日趨彰顯。和諧社會這一概念本身，就承載了國人他求之後向中國文化的回歸慾望。
作為東方典型的中國文化側重對超驗人生價值的追問，而西方文化則側重現實的致用;中國文化重視群體的正義，而西方文化則重視個體的正義;中國文化重視人際的和諧，而西方文化重視人際的界分;中國文化側重人生價值的完滿，而西方文化側重人生日用目標的實現。文化路向的差異，提供了東西方文化互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用性、個體性、務實性可以補中國文化「有神卻無體」之弱;而中國文化的高遠性、和諧性、完滿性則又可修西方文化「有體卻無神」之弊。中國文化固有的和諧智慧，惟有加以新質料的化合，方能實現現代化的轉換和開新，這新的質料就是人權，這新的化合之物便是和諧權。
在此意義上說，人們對人權的訴求就具有了與西方人權理論迥然不同的視野與境界。傳統西方的人權理論重在人類局部，而非人類整體;重在矯枉，而不在開新;重在斗爭，而不在和諧。和諧之人權訴求，在人本身，欲達身與心的諧調平衡;在社會，欲達人與人的和美共榮;在宇宙，則欲達人類與自然的同韻合律。和諧之權的提出，是對傳統三代人權的整合與升華。相對傳統西方人權理論而言，和諧權重在開新，而非復興，重在超越，而非守成，重在彌合，而非對抗。和諧權利的誕生和被凝練，向傳統人生理念、現有國家政治理念、當下國際關系理念提出了重構的時代命題。
和諧權意欲將人類帶人這樣一個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憑其天性與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參與人類文明樂章的鳴奏，並能盡享這一和諧樂章的韻律之美。
在法律上，和諧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不獨追求幸福是獲得個人身心和諧的權利定在，在社會治理中能夠達致人與人和諧即社會和諧的善政良治更是國家應負的首要義務。人人被公權力善待是和諧權的價值所在，也是和諧權的法律要素。和諧權將改造民主的內涵，人人被善待，尤其是少數人和弱勢人被善待，將是新式民主的標志。人在友好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是和諧權對國家與他人提出的新要求。和諧權的提出，將改造現有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生態、環境和資源不是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而是從子孫那裡借來的。要把對自然的權利觀轉化為義務觀。這是達到天人合一這種人類最高生活境界的和諧的倫理基礎。
整個人類追求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歷史，實質上是一部充滿紛爭與戰火的歷史。當今國際間持續不斷的摩擦與戰爭，使我們感受到的是人類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間潛在的和可能的對立與沖突。但是，當今世界文明圖景是雙面的，「文明的沖突」僅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文明的共存互養」。文明何以「共存互養」?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當能夠提供真正的依託與智慧。因此，和諧權不獨是達成國內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而且也是達成國際間文化與文化、宗教與宗教、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相互和諧的紐帶。和諧權是21世紀的人類消弭文化沖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與憑借。進人新世紀以來，中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成就為世人所矚口。新時期中國在人權保障方面取得的進展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化
改革開放以來，人權理論研究取得了重大進步。隨著思想解放的深人，人權理論研究的禁區被突破。人權已經不再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社會主義也講人權。而且我們在法治問題上也取得了共識。「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總書記的報告到了我們的憲法中。依法執政被確認為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基本方式。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發展表現在:法治與人權的關系進一步明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質，就是要從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權。
人權理論研究的縱深發展還表現在:中國學者在探索建立在我們國家的國情和傳統之上的有中國特色的人權理論。繼上個世紀提出關於生存權的理論之後，我們又在探索和研討中國的人權哲學基礎，發展新的權利理論，例如和諧權利理論。
和諧涵指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作為個體的人身與人心的和諧三重要素。中國傳統文化包含著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身與人心關系的深刻體認識與把握。可以將之概括為「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寬厚仁愛」的人際觀、「恬淡平和」的身心觀。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講:「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孔子講以「仁」待人、以「仁」待物，「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在這些觀點的背後，便是天、地、人合一和諧的宇宙觀。在人際關繫上，孔子講:「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禮記·禮運》雲:「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鮮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些均集中展現了儒家寬厚仁愛、悲憫豁達之情以及立意高遠的和諧人際追求。在人身與人心的關系.上，中國傳統文化雖有宋明「存天理，滅人慾」的極端，但更主張心態恬淡、身心平衡，更有「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這樣的倫理情懷。中國傳統立意高遠、完滿深邃的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雖然近數百年來在表面上，對人類文明的解釋力和推動力弱化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幾大文明中，惟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不斷;而在近幾百年異軍突起的各色文明，有的已成夕陽麗影，有的漸趨衰微之勢，中華文明的價值卻日趨彰顯。和諧社會這一概念本身，就承載了國人他求之後向中國文化的回歸慾望。
作為東方典型的中國文化側重對超驗人生價值的追問，而西方文化則側重現實的致用;中國文化重視群體的正義，而西方文化則重視個體的正義;中國文化重視人際的和諧，而西方文化重視人際的界分;中國文化側重人生價值的完滿，而西方文化側重人生日用目標的實現。文化路向的差異，提供了東西方文化互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用性、個體性、務實性可以補中國文化「有神卻無體」之弱;而中國文化的高遠性、和諧性、完滿性則又可修西方文化「有體卻無神」之弊。中國文化固有的和諧智慧，惟有加以新質料的化合，方能實現現代化的轉換和開新，這新的質料就是人權，這新的化合之物便是和諧權。
在此意義上說，人們對人權的訴求就具有了與西方人權理論迥然不同的視野與境界。傳統西方的人權理論重在人類局部，而非人類整體;重在矯枉，而不在開新;重在斗爭，而不在和諧。和諧之人權訴求，在人本身，欲達身與心的諧調平衡;在社會，欲達人與人的和美共榮;在宇宙，則欲達人類與自然的同韻合律。和諧之權的提出，是對傳統三代人權的整合與升華。相對傳統西方人權理論而言，和諧權重在開新，而非復興，重在超越，而非守成，重在彌合，而非對抗。和諧權利的誕生和被凝練，向傳統人生理念、現有國家政治理念、當下國際關系理念提出了重構的時代命題。
和諧權意欲將人類帶人這樣一個境界。在其中，人人沐浴在自由的甘露之中，憑其天性與自由意志充分展示自我，參與人類文明樂章的鳴奏，並能盡享這一和諧樂章的韻律之美。
在法律上，和諧權對公共權力的要求超過以往任何時代，不獨追求幸福是獲得個人身心和諧的權利定在，在社會治理中能夠達致人與人和諧即社會和諧的善政良治更是國家應負的首要義務。人人被公權力善待是和諧權的價值所在，也是和諧權的法律要素。和諧權將改造民主的內涵，人人被善待，尤其是少數人和弱勢人被善待，將是新式民主的標志。人在友好的環境中生存與發展，是和諧權對國家與他人提出的新要求。和諧權的提出，將改造現有的權利義務關系。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生態、環境和資源不是從祖先那裡繼承下來的，而是從子孫那裡借來的。要把對自然的權利觀轉化為義務觀。這是達到天人合一這種人類最高生活境界的和諧的倫理基礎。
整個人類追求共存共榮、和諧發展的歷史，實質上是一部充滿紛爭與戰火的歷史。當今國際間持續不斷的摩擦與戰爭，使我們感受到的是人類各大文明、各大宗教之間潛在的和可能的對立與沖突。但是，當今世界文明圖景是雙面的，「文明的沖突」僅是其中的一面，另一面則是「文明的共存互養」。文明何以「共存互養」?中國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當能夠提供真正的依託與智慧。因此，和諧權不獨是達成國內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基礎，而且也是達成國際間文化與文化、宗教與宗教、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相互和諧的紐帶。和諧權是21世紀的人類消弭文化沖突，在「不同」中求「和」，又能在「和」中存其「不同」的依靠與憑借。

⑻ 英國革命時期的人權思想和內容 火速啊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是限制國王和天主教會的權力，廢除封建特權，保障工商業活動的自由，保護新教徒，發展資本主義，要求民主。
天賦人權、主權在民、自由平等是歐洲啟蒙運動批判專制統治的思想武器。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各階級、階層、社會集團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既是英國社會政治斗爭的產物，也是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
背景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是這一時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它與法國啟蒙運動時期要求民主、平等的思想不同，表現出鮮明的自由主義特徵。它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天賦人權理論為出發點和理論基礎；以論證資產階級所要求的自由和法治為核心內容；以要求限制（而不是取消）王權和政府權力，建立議會主權的君主立憲制為政治目標。但這一時期的階級關系復雜,階級斗爭激烈,不僅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的保皇派進行斗爭，而且革命陣營中代表資產階級不同階層的長老派、獨立派和平等派、以及代表城鄉貧民的掘土派之間的政治思想斗爭也在進行。
保皇派的政治思想由王室、天主教僧侶和封建貴族組成的保皇派，以君權神授理論為武器，為封建制度辯護。其思想代表是R.斐爾默。他在《論父權、國王的自然權力》一文中,以《聖經》的觀點為依據,試圖證明國王的權力來自亞當的父權與統治權，是天賦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在為封建專制制度辯護的同時，他攻擊建立在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基礎上的人民主權理論，反對資產階級革命。
長老派的政治思想長老派是代表大資產階級和上層新貴族利益的政治派別。他們同封建貴族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不滿國王的宗教政策，反對恢復天主教的勢力，主張政教分離。他們反對廢除君主制，只想通過國王實行某些改革，以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當革命超出他們的目標時，便與封建王權妥協、勾結，以維護和平、秩序為理由，主張剝奪人民的革命權利。
獨立派的政治思想獨立派是代表中等工商業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利益的政治派別。他們反對長老派保守妥協的立場，主張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取消封建特權，建立自由的共和國。其政治思想的代表是J.彌爾頓和J.哈林頓。彌爾頓認為，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言論、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他提出人民革命思想，認為英國人民廢黜暴君是合理合法的。他主張建立議會主權的共和制，並實行地方自治，用地方權力限制中央權力以防止政府專制。哈林頓提出政府應進行土地制度和選舉制度的改革，壯大中等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的力量，以擴大共和國的民主基礎。他還以「均分」與「選擇」原則為基礎，提出建立兩院制議會的主張，並提出實行議員輪換制的設想。
平等派的政治思想平等派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是1647年從獨立派中分裂出來的政治派別。J.李爾本是主要代表。他認為生命、財產和信仰、言論自由是人的天賦權利,人人都是平等的，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屬於人民，革命的目標是要實現政治平等。他將獲得沒有財產資格限制的普選權看作是實現政治平等的主要途徑。但他反對取消私有制，並將實現平等的希望寄託於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把持的議會上。
掘土派的政治思想掘土派是由對革命和新統治者感到失望的城鄉貧民於1649年 4月組成的一個更激進的派別。他們要求廢除私有制,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現社會政治平等、財產平均；宣傳原始共產主義的平均思想，並企圖通過集體開墾公有土地來實現這種主張。代表人物是G.溫斯坦利。溫斯坦利認為真正的自由來源於土地使用權，人民不僅應有普選權，而且應普遍得到土地。他還用法律的形式制定了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共和國的理想方案。
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思想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期間還出現了兩位傑出的政治思想家T.霍布斯和J.洛克。霍布斯在《論公民》、《利維坦》等著作中，系統地闡述了人性論，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等思想，論證了國家的起源、性質和目的，成為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的開創者，但霍布斯擁護專制王權。他在政治理論上的矛盾，是英國大資產階級和上層新貴族既要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變革，又與封建王權妥協的態度的反映。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的君主立憲制。資產階級在理論上既需要為新建立的政治制度提供辯護，又需要對革命時期的各種思想進行廓清和總結，承擔這一任務的是洛克。他在《政府論》等著作中，對以斐爾默為代表的保皇派的君權神授理論進行了系統的批判；用「勞動起源論」為私有制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在批評、改造霍布斯政治理論的基礎上，運用天賦人權理論、社會契約論和自然法思想，系統地闡述了資產階級的自由、法治和分權的主張，論證了君主立憲制的合理性。洛克政治思想中鮮明的自由主義觀點，使他成為近代西方自由主義的創始人。
影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政治思想，不僅對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政治思想有著重要影響，而且對19世紀乃至現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也有深遠的意義，在西方政治思想的歷史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
（劉承學高建）
......

⑼ 民主、法治、人權與分權的關系

憲法已對這些問題交待的很清楚了，您到底要問什麼呀？

⑽ 怎樣理解憲政與民主、法治、人權的關系

法治與人權
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並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法治與憲政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共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即有限政府），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憲法強調法律具有凌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法治與民主
法治原則要求法律對政府權力與對人民具有普遍拘束力，要求政府權力與人民共同尊重和遵守法律。因為如果不是透過民主機制所制定的法律，往往淪為政府權力對人民的統治工具，不能有效拘束政府權力，這並不符合完整、正確的法治。因此民主也可說是法治的必要前提和實質內涵之一。
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
法治對民主的保障與人權一樣是通過實質法治體現的。狹義法治並不包括民主內涵。
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