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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我要所有法治教育資料

淺 論 法 治

內容摘要：
***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在2001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總書記分析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強調指出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在具有重要意義的黨的十六大會議中***同志又再次重申了這一問題，要求我們在法制建設進程中更好地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法治」與「德治」的結合，對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 鍵 詞：依法治國 以德治國 法治與德治的結合

1978年以後，我國法學界和政治學界曾經就法治與人治問題開展過一場大討論，出現過三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即：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應當結合；法治（依法治國或以法治國）概念不科學，同「法制」概念沒有什麼區別，應當拋棄。雖然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但是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對法治概念和依法治國的口號、方針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看法和疑慮。直到2001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總書記分析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強調我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把屬於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於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並且強調二者的結合，這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在這樣一個前提和背景下就要求新一代中央和國家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條件的變化和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鄧小平同志有關民主與法制的理論，繼承和發揚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創立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在黨的十六大、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的新時期新局勢下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步伐。
下面筆者將從幾個方面對新時期法制建設中的重要思想——「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的相關問題作簡要論述:

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在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誕生前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8年3月5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中，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該法案第1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這一天起，「依法治國」被正式載入國家的根本大法，這標志者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法治時代。
依法治國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鄧小平理論，民主和法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小平同志一貫強調民主和法制是相互關聯的，密不可分的。認為民主是基礎、是本質，提出「沒有民主，就沒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法制則是保障，「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同志是積極主張推進法治，否定人治的。
***同志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同志的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國的內涵：
依法治國的主體，是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它表現為國體和政體的統一。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等形式和途徑，依法管理國家事物和社會事務。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未經人民授權或者超越人民授權成為人民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國家的主體，更不允許少數國家公職人員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Ⅱ 關於「法制」的相關知識，如法治的起源、歷史、及現在各國法制狀況！謝謝！

法治與法制這兩個詞，乍一看起來似乎大同小異。事實上，二者具有本質的區別。

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法制的內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著重講的是法的一系列規則、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而法治的內容就要豐富的多。一般講，法治所體現的一種依法辦事的良好社會狀態至少應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一是這個國家要具備完善而良好的法；二是這種法要得以普遍而自覺的遵守；三是已建立健全完備的使這種法得以正確適用與遵守的國家權力機構體系，而且這種權力體系是以權力的互相制約、監督為前提條件的。法治就是在法及其司法體制健全的情況下，在完全地服從於和體現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與群體意志的前提條件下，能最大限度而充分地發揮個人的意志與行為的自由的一種社會狀態。

在明確了法制與法治的基本含義之後，就會看出二者有許多區別。諸如法制所講的法主要指靜態的法的規則及其體系，而法治所講的法除靜態的法的規則及其體系之外，還包括動態的立法、司法、行政執法以及守法等活動；法制所講的法律制度既可以是好的、民主的法律制度，也可以是不好的、專制的法律制度，而法治所講的法律制度單指良好的、民主的、能使法得以正確適用和普通遵守的法律制度；法制社會中的法與民主的關系既可以是與民眾的意志相統一、體現了民眾意志的法，也可以是與民眾相對立、是統治者統治民眾的工具的法，而在法治社會中法完全體現的是主權在民、政治民主；法制社會中法對權力的規范和約束既可以是所有的人和一切國家機關，也可能是在法的約束和規范之外仍然存在著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力獨裁者或權力機關，也就是說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拆人治。而法治社會中法對權力的約束和規范卻是完全的、絕對的，包括一切的權力機關和所有的個人，法治必然地排拆人治，法在法治社會中至高無上，除此之外不存在絕對的個人或權力機關的至上權威，而且所有的國家權力都予合理配置和劃分，並相互制約。

在經過上述簡單分析之後，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在現代社會條件下，需要的是法治，而不是單純的法制。法制可以存在於奴隸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和社會主義的任何的社會形態之中，而法治只能存在於民主政治的社會形態中。因此，我國現在所提倡和努力建立健全的是現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和法治國家。

法治的科學性與合理性從她的理論基礎之中可以得到一些說明。法治與人治截然對立，她強調社會中單個的所有的人的自由、獨立與平等，反對迷信和個人崇拜。法治堅決反對社會中存在著無與倫比的智慧超群、道德高尚的聖人賢哲，強調群體的智慧和道德高於個人。既強調和尊重個體的自由、獨立與價值，又以群體的意志對個體的行為加以有效限制為基礎。顯然，她遠遠優越於以個人專制獨裁為根本特徵的人治。法治的基本原則以良好的法的制定與遵守以及確保法的適用與遵守的完善的國家權力機關體系的存在為主要內容。要實現這一原則，達到法治的目標，尚需付出長期不懈的艱苦努力。然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在我國的建立健全，卻已是必然趨勢。

Ⅲ 古今法制有無傳承關系歷史上有哪些法制經驗值得當代借鑒

中國古今法制有繼承關系。

1、比如，在婚姻繼承法方面，在宋朝的婚姻制度裡面，規定婚齡男方15，女方13，還規定五服以內禁止通婚；現在的婚姻法規定男性結婚的合法年齡是22，女性是20並且禁止近親結婚。對比古今的婚姻制度，就會發現明顯的傳承關系。

2、比如刑罰適用體制方面，在當代的法制體系中，刑罰適用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缺陷，根據歷史上的經驗，應該對我國的刑罰適用做一定的調整。首先要完善相關立法，回顧歷史會發現，不管秦朝還是唐朝的刑罰適用及其具體的情形都是通過法律明確規定的。

所以針對現在我國刑罰適用存在的問題應該在法律條文中明確規定量刑情節的內容、地位以及適用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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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值得借鑒的法制建設的經驗包括廉政體制建設和刑罰適用體制。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官員的廉政建設，重視正統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培養。

儒家思想被確立為封建正統思想後，封建國家從各個渠道、宣傳儒家思想中的重義輕利、捨生取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思想，強調對從政者良好的自身道德修養及廉潔從政的教育作用。

另外各個朝代的帝王都將對清官的褒獎和對貪官的懲罰做為教育臣民的一個手段。

Ⅳ 結合建國以來的歷史談談法治重要性

1. 黨領導人民通過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和各種法律，把黨的主張變為國家意志，實現黨的主張、國家法律與人民意志的統一。這樣就把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執行，保證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方式的重大發展，也是黨更加成熟的表現。

   
   

2. 實行依法治國，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

社會主義法制將人民的民主權利以及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結構、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用系統的法律和制度固定下來，並確保其實施。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不受破壞和損害，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實現，保證全國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實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既有利於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又有利於保障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有序進行。

3. 實現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

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市場主體的活動，市場體系的維系，市場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國家對市場的宏觀調控，都需要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和保障。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也需要按國與國之間約定的法則和國際慣例辦事。實行依法治國，就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這種內在要求，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

4. 實現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的重要標志。

從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看，從封建專制國家，到資產階級民主法制國家，體現了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要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實行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有力保障，也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實現依法治國，是中國邁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

5. 實現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社會穩定、人民安定團結是各項事業順利發展的前提。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需要幾代人艱苦奮斗才能實現的偉大事業，在改革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前進的道路上也必然還有不少矛盾和困難。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局面，就必須保障人民充分享有民主權利，各種破壞、犯罪活動能受到有力打擊和有效控制，各種人民內部矛盾能得到正確有效地處理。要做到這一點，最關鍵最靠得住的辦法就是實行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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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中國傳統法治對現代影響

影響很大，現在中國的法治幾乎完全繼承了傳統法治。因為政治需要，中國現在仍然是王朝時代，而不是共和時代。

Ⅵ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國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治國的思想。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礎。作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負著反對「禮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論證依法治國的合理性上是不遺餘力的。他的理論邏輯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他認為，人人都有「好

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這是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1]。正因為「人好爵祿而惡刑罰」，所以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道德來統治。法家的人性論是是當時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民權利義務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這種人性論來否定溫情脈脈的宗法關系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並為實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據的。[2]與此同時，商鞅強調了反對復古保守的觀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即使是伏羲、神農、皇帝，他們都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因此，「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智不慧也。」總之，現今的社會只能用以力量為特徵的法治。[5]由此，商鞅論證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於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國的思想在變法中得到了實踐，其內容筆者認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概括「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6]。

二、嚴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說是「重刑主義」，是商鞅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這一點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驗證：「不告者腰斬」，「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被刑」「禁奸止過莫過於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麼為何其要選擇與傳統的明德慎罰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筆者認為，這和商鞅的統治方略有關，而非其思想的落後和殘暴。商鞅為秦國臣民設計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動擇利避害的道路，而為國家設計的是用賞導，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統一，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賞足以使民擇而不旁求他利，；使罰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從而實現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當然，在厚賞和重罰之間，商鞅雖也重視厚賞，如「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10]，但無疑，他更加重視的是重罰。商鞅認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姑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見，商鞅的重刑論就是預防論。

三、刑無等級的思想，或者說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強調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為堅決。他聲稱，「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一刑，則就是「刑無等級的思想。這一點在「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體現得更加明確：法的實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輕重，法律根本不能屈從權貴。從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商鞅緣何會堅持「刑無等級」？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很顯然，這是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的需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分配權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強烈願望，事實上，也正是奴隸主貴族反對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二，應該是商鞅樹立法律威信的需要。變法之初，法必不能馬上為民所信，商鞅對這點也非常重視，此後著名的「徙木賞金」也正是為了取信於民。而此時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幾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說的「一刑則令行」也正是這個道理。

以上是我認為商鞅最重要並且是影響最深遠的三點法律思想，當然，他的法律思想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思想的法必須「布之於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須統一、穩定、沒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罰已錯又移之，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定分止爭，即確定名分，防止爭奪，維護等級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2韓非子

一）本體領域------道的無為和奉法治國的「體道」無為的關系

韓非認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無為原則，是「體道」的具體表現。韓非是道本體者。認為道是宇宙本體和萬物本原。對此，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他還說，道是一種「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總根源，是由於道虛靜無為、能放任自然而無所不為。人們要成功，必須要效法道的虛靜無為。這便是「體道」。「體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動的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體道」的最好方法是無為而治。其具體方法是：擺脫喜惡之心，做到無喜無惡、任其自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韓非告誡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清靜淡泊，不存喜惡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領域------人的性情和「緣理」推導出法治的必要性

韓非從人性的角度論證，君主奉法而治是「緣理」的表現。按韓非的思想，世間萬物都是稟道而生的，萬物稟道所獲得的內在規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屬性上就是「理」。「體道」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對待萬物時應「緣理」而為，因循萬物的本性。君主統治天下必須因循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事實情況。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來，人性好逸惡勞、自私自利。在此基礎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絕混亂。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趨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體道」「緣理」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三）價值領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張了法治的合理性

韓非指出，法家主張法術，並非好法而法，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實行法治，暫時痛苦而可長久的利；實行仁政，苟樂而後患無窮。君主採用法治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出於長久的考慮。君主奉法而治是應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國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歷史領域------時代的變遷與道德的軟弱共同印證了法治的優越性

在「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上，針對儒家所說的古代聖賢德治而國富民豐的傳說，韓非反駁說，古今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古代資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費力就有充足的資料，人們所以不爭。如今人口越來越多，致使財貨短缺，紛爭激烈。時代發展了，社會環境和物質情況也隨著發生變化，治國之策也要隨之變化。如果再用老辦法應付新問題，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束手無策。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新方法、新對策。這就是他所說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世異而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非凡的現實主義的韓非不恪守陳規，而是強調時代和歷史的變遷，要求因時制宜，不斷更換、調節新的統治政策，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後王「原則。韓非的」法後王「原則是其社會變化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治國方針的理論依據。道德手段也許適應於古代，卻不適應於當今。對當今來說法治優於德治。

總之，為了證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韓非進行了多方論證，涉及到本體哲學、人性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多個方面。而在論證中，韓非更堅定了他的治國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這個最厲害
該書所倡導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權力分立是對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有力抨擊，成為此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綱領。特別是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權與制衡理論，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經過法、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構建民主制度和政權體制的組織原則。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我就想起來這三個人，其他的你再找找。

Ⅶ 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仁人志士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於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歸於失敗。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逐步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從1949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初創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對鞏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維護社會秩序和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隨後制定的有關法律，規定了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權利與自由，規范了國家機關的組織和職權，確立了國家法制的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中國法治建設的基礎。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年－1976年）動亂，中國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作出把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並明確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國家的原則。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使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法治建設的基本理念。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方針指引下，現行憲法以及《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國的法治建設進入了全新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國開始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由此進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設的經濟基礎，也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基本方略，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定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並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大任務。1999年，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中國的法治建設揭開了新篇章。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Ⅷ 古代世界歷史上最早的「法治」代表，源自於哪個國家

《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在位期間制定的一部著名的法典，它維護的是奴隸主階級的利益，法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是古代世界歷史上最早的「法治」代表。

Ⅸ 為什麼說中國法治有4000年的歷史

中國的法制從公元前21世紀的夏代開始，經過四千多年沒有中斷的發展，以歷史悠久、沿革清晰、內容豐富、資料充實著稱於世。
最早記載中國法制內容的是夏、商、周：時期的古籍《尚書》。最先使用「法制」一詞的是春秋時期的史籍《左傳》和《國語》。
中國法律起源於傳說時代，其經歷了一個漫長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途徑有二：一是自黃帝時便日益頻繁的部落戰爭，導致了「刑」的出現，即古人所言「刑出於兵」。這種以軍事首長權威為後盾的「法」是後世刑律之源。二是部落時期的庄嚴的祭禮導致了「禮」的形成與發展。這種以神權為後盾的「法」，其內容博大精深，其即包括了國家的典章、家族的規約、民間的習俗，也包括了人們對法的價值的追求，是中國古代法的精神與核心之所在。

中國法律在形成時，特色已然形成。源於戰爭的刑，格外重視法的威懾力，手段也極為殘酷；源於祭祀的禮，則帶有濃厚的血緣親情，手段也較為溫和，融殘忍與溫情為一體也正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色。
夏代法制
法律和國家是相互依存的，有國家就要有法律。伴隨著夏王朝奴隸制國家的建立，夏朝奴隸製法律也就應運而生了。夏朝法律制度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與軍事活動有關，與刑罰有著密切的聯系。古代有「刑起於兵」和「兵刑同制」之說。「刑起於兵」的「刑」是指法律，是說法律的起源與戰爭有關。「
習慣法為主要法律形式，出現了制定法，「夏有亂政，而作禹刑」，

法律制度「禹刑」
《禹刑》是夏朝法律的總稱。「夏有亂政而作禹刑」，是中國最早的奴隸製法，基本內容如下：
（－）墨、劓、臏、宮、大辟五刑
（二）刑事法律規范
夏刑三千條，因史料缺乏，已難考證，只從片斷記載中可以看出，有以下罪名：
1．「昏、墨、賊」。《左傳•昭公十四年》引《夏書》雲：昏、墨、賊，殺。」昏是「惡而掠美」，墨是「貪以敗官」，賊是「殺人不忌」。即搶劫罪、貪污罪、故意殺人罪，昏、墨、賦三罪，都依法當殺。
2．不孝罪。《學經•五刑章》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夏朝是早期奴隸制國家，民族血緣觀念還相當濃厚，崇拜祖先神是人們共同遵守的重要習俗。而提倡孝道的根本用意是忠君。在奴隸主階級看來，不孝會影響家庭和社會的安定。不忠會危及奴隸主階級政權的鞏固。所以，不孝罪也是處死刑。
3．「威悔五行，怠棄三正」。《尚書•甘暫》記載：「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這是夏啟在甘地發兵時宣布有扈氏犯的兩條大罪。鄭玄註：「五刑，四時威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所謂「四時」，指春、夏、秋、冬，作泛指天意解釋。所謂「威德」，指美好的品德，意思是啟是有道之國君，執掌朝政乃是上天之意，有扈氏暴亂反對啟，就是不敬天命。「正」古代稱官為正。「三正」即三孤。（其正職稱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副職稱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怠棄」，即怠慢放棄，不服從的意思。不服從夏啟的官吏，就是不從王命。「威侮五行」，就是有扈氏犯了不敬罪和謀逆罪，故「天用剿絕其命。」
4．「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尚書•胤征》引夏之《政典》說：*先天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時，就是根據歷象之法，對四時節氣，弦、望、晦、溯之計算對節氣進行簡單的講解。孔子說：禹「致孝乎鬼神」、「盡力平溝洫」。即夏代崇拜鬼神和重視農業生產。祭祀鬼神和農田耕種都要求准確地掌握時辰、季節和氣象的變化，早於天時或者晚於天時，都殺無赦。
（三）民事、經濟法律規范
1．關於徵收田賦和奪貢的法令。《左傳•哀公七年》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這說明夏朝對被征服的遠方氏族部落的稅收，是採取掠奪貢物的辦法。據《禹貢》記載，夏朝直接統治的區域，實行「咸則王壤，成賦中邦。」即根據土地的肥瘠分為上中下三等，再按等和收成徵收貢賦。《孟子•滕文公》有所謂「夏後氏五十而貢」的記載。
2．關於保護森林和水產資源的法令。據《逸周書》記載：「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入夏三月川澤不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就是春天禁止上山砍伐樹木，夏天禁止到湖泊捕撈魚鱉，保護森林，保護水產資源。
3．婚姻與繼承製度。從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里，詳細排列的夏氏家族的血緣世系，充分表明了夏朝已經確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和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的王位世襲制。
（四）軍事法律規范
《尚書•甘誓》記載著啟伐有扈氏時的軍令：「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本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用厚賞重罰激勵和強迫作戰者，服從命令，勇敢殺敵行軍打仗，執行任務時，要求步調一致，嚴守紀律，足見其軍法十分森嚴。
（五）刑事政策和適用刑罰的基本原則
據《尚書•大禹謨》記載，皋陶曾對舜說：「帝德罔愆（QIANG過失），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罪弗及嗣，賞延於世，宥（YOU）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震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所謂「罰弗及嗣」。即罪責自負施用刑罰僅限本人，不株連子孫。「賞延於世」，賞功要世代不遺。「宥過無大」，過失犯罪，罪雖大，後果嚴重，也可寬宥，從輕處罰。「刑故無小」，故意犯罪，罪雖小，後果不重，也要處刑，不得寬免。「罪疑惟輕」，犯罪事實不清，凡有疑問的，處刑要從輕。「功疑惟重」，對有功者，雖有疑問，也要重賞。「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寧肯不按常規辦事，也不能錯殺無罪的人。又據《尚書•胤征》記載，胤侯出征羲和時，對其部眾說。「奸厥渠魁，脅不罔問。」意思是滅其首罪，脅從不問。這些刑事政策和原則，體現了區別對待和謹慎用刑的思想，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夏朝作為早期奴隸制社會，階級斗爭尚不甚尖銳的特點，對於後世也有一定的借鑒價值。
（六）贖刑
贖刑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的贖罪與賠償，最早見於古籍的是《尚書•舜典》記載的「金作贖刑」，即以銅贖罪。《史記•平準書》司馬貞《索引》引《尚書大傳》說：「夏後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饌」，饌與撰同，六兩為一饌。《路史•後記》也說。「夏後氏罪疑惟輕，死者千饌*，中罪五百，下罪二百。」《尚書•呂刑•書序》說：「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即西周穆王命令呂候多照夏代的贖刑。制定西周的贖刑。既然是「訓夏贖刑」，就說明夏朝已經有了贖刑，並為後世所沿用。
商代的法律制度
商代的立法思想：「有殷受天命」，神權法思想占據主導地位，用「天討」與「天罰」來證明其刑罰的合理性，加強其威懾力.
主要法律：《湯刑》、《官刑》、「民居」之法、車服之令。
西周法律制度
(一)西周時期法律概況（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770年）
1．法律指導思想
西周法制的指導思想是在夏、商兩代「天討」、「天罰」的神權法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理論。它除了繼續強調天命外，還對統治者提出了道德上的要求。「明德慎罰」實際上就是強調將道德教化與刑罰相結合，即統治者首先要用道德教化去感化民眾，使天下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當審慎、寬緩。
2．宗法制度
西周建立起了完整的、以掌握國家和社會最高權力的周天子為核心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家族組織與國家制度相結合的、以保證血緣貴族世襲統治為目的的「宗法制度」。其特徵是：（1）嫡長子繼承；（2）小宗服從大宗、諸弟服從長兄；（3）各級諸侯王、卿大夫和士既是一種家族組織，又各自構成一級國家政權，「家國同構」。
3．法律形式
（1）經「周公制禮」後，「禮」成為法律規范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2）周穆王制定了「呂刑」，又稱「甫刑」；（3）「九刑」是史料中記載的周朝的較完整的刑書，是定罪科刑的依據；（4）「遺訓」及「殷彝」等前代、先王留下的規則、習慣。
(二)禮與刑的關系
1．「禮」的淵源與發展
「禮」最早源於氏族時代的祭祀風俗，夏商時代已經存在作為言行規范的「禮」，西周初年「周公制禮」，形成一個龐大的「禮治」體系。夏、商、周的禮制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淵源關系。
2．周禮的性質
周禮具備現代社會關於「法」的構成要素所必需的規范性、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具有法的性質，在國家及社會的行政、司法、宗教、教育、倫理道德及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面發揮著廣泛的調節作用。
3．禮與刑的關系
「禮」與刑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社會規范。二者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西周社會完整的法律體系。「禮」是積極主動的規范，是禁惡於未然，「刑」是消極的處罰，是懲惡於已然的制裁。「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
4．「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這是中國古代社會中長期存在的一項法律原則。「禮不下庶人」並非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而是強調「禮」是有等級、有差別的，不同等級之間不能僭越。「刑不上大夫」也並非說大夫以上貴族的犯罪絕對不會適用刑罰，而是指其在一般情況下會受到程度不同的優待。
(三)刑事法律制度
1．主要罪名
(1)不孝不友；(2)犯王命；(3)放弒其君；(4)殺越人於貨；(5)群飲；(6)違背盟誓；(7)失農時。
2．主要刑罰
(1)主體刑罰體系仍為夏、商以來的墨、劓、剕、宮、大辟「五刑」；(2)「圜土之制」：限制受刑人的自由於監獄之內並使之服勞役，是中國有期徒刑的開端；(3)「嘉石之制」：將輕微犯罪的人束縛手腳，坐於「嘉石」之上思索，然後在司空的管轄下勞役一段時間後釋放，是一種早期的拘役管制刑；(4)贖刑：用一定數量的財物來折抵刑罰，周穆王呂侯進行法律改革後完備；(5)流刑：大多數時候僅適用於少數上層貴族。
3．主要刑法原則
(1)老幼犯罪減免刑罰；(2)區分故意與過失、慣犯與偶犯；(3)罪疑從輕、從赦；(4)寬嚴適中。
4．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即根據具體政治情況、社會環境等因素決定刑罰的寬嚴輕重，其標準是「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
(四)民事法律制度
1．民事制度
(1)土地和臣民都屬周王所有，其它一些基本的生產、生活資料，包括作為物產的奴隸均屬私有。西周中後期出現土地的私人所有權；(2)西周已有「債」的稱謂，出現了因契約和因侵權以及損害賠償而產生的債，(3)民事契約有「質劑」、「傅別」兩種，前者用於買賣關系，後者用於借貸關系。
2．婚姻制度
(1)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一夫一妻多妾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2)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遵循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3)解除婚姻的條件與限制：「七出三不去」，決定權掌握在男方家長手中。
3．繼承製度
實行嫡長子繼承的宗祧繼承製度，主要是身份和地位的繼承，財產繼承附屬於內。嫡長子繼承對整個家族的統治，包括對其成員的領導權與其財產的支配權。
(五)司法制度
1．司法機關
(1)周王掌握最高審判權與裁決權；(2)中央司法官員為大司寇，為「六卿」之一，其屬官為小司寇；(3)各級封建領主在其領地內擁有獨立的司法權。
2．主要訴訟制度
(1)區分民事為「訟」，刑事為「獄」；(2)以當事人或受害人自訴為主，繳納「束矢」、「鈞金」作為訴訟費，限制子告父、卑下告尊長；(3)以「五聽」審案：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4)重視圖比、傅別、約劑及盟誓等證據；(5)建立「讀鞫」、「乞鞫」制度，判決當眾宣布，當事人可以要求重審；(6)嚴懲司法官員的「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
(一)春秋時期法律制度的變化
1．社會的發展與變化
(1)鐵制農具得到應用，牛耕出現，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井田制遭到破壞；(2)郡縣製取代分封制；(3)以親親尊尊為核心的禮制開始加速衰落。
2．公布成文法的主要活動
(1)各國立法：公元前621年，晉國執政趙盾(趙宣子)制事典，新興地主階級用其作為鎮壓舊貴族的工具，公元前513年，晉國的大臣趙鞅、荀寅將其鑄在鐵鼎上，公之於眾；公元前536年，鄭國子產鑄刑書，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公元前501年，鄭國執政駟歂殺鄧析而用竹刑；(2)公布成文法所引起的爭論：鄭國子產鑄刑書，遭到以叔向為代表的晉國舊貴族的反對；晉國趙鞅、荀寅鑄刑鼎時，遭到孔丘的強烈反對。
3．成文法公布的意義
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隸主舊貴族的特權，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壁壘，促進了封建生產關系的建立。它標志著奴隸製法制的瓦解、封建製法制的建立，成為秦漢以降歷代封建法制的濫觴。它有利於法律觀念和法律技術的進步，為中華法系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戰國時期法律的發展
1．各國的變法與立法運動
(1)魏國李悝的新政：盡地力之教；善平糴；制定《法經》；(2)商鞅相秦後，分別於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發布變法令進行變法，是戰國時期各國最徹底的變法；(3)楚國吳起的變法：逐漸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明法審令」，推行法治。
2．立法指導思想
(1)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一斷於法；(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3)輕罪重刑。
(三)李悝的《法經》
1．《法經》的主要內容
(1)《法經》分列盜、賊、囚、捕、雜、具六篇，法典體系初備；(2)明確宣布「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打擊重點直指反抗專制統治的行為；(3)保護君主專制，維護等級特權。
2．《法經》的歷史意義
《法經》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它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在當時即產生了巨大影響，為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確立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對後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建立了後來歷代封建王朝立法的基本模式，是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志之一。
(四)商鞅變法
1．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
(1)改法為律，明法重刑；(2)取消分封制，建立郡縣制；(3)廢除井田制，確立土地私有；(4)獎勵軍功，獎勵耕織；(5)獎勵告奸，什伍連坐；(6)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
2．商鞅變法的意義
商鞅變法，使秦國大治，推動了秦國的社會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發展，為秦國打敗其他各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專制國家奠定了基礎。
秦代法律制度
(一)統一後的秦代法制（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
秦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王朝。由於秦王朝存續時間非常短，再加上史料的限制，我們研究秦代法制，還必須綜合秦統一之前的秦國法制情況。
秦代法制的指導思想其一是法家傳統的重刑主義理論（法網嚴密、輕罪重罰）；其二是統一法律（「法令由一統」）。秦代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實行一統。在政治體制上，秦代在中央設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下設諸卿，各司其職；在地方推行郡縣制。在經濟方面，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並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統一文字。
1．秦代主要法律形式
(1)律：即法律條文，是國家正式制定、頒布的成文法典。(2)令：是皇帝針對一時之事而以命令形式發布的法律文件。(3)式：即程式、格式。秦簡中有《封診式》，是關於案件的調查、勘驗及審訊等程序的司法規則和文書程式。(4)法律答問：是官方以答問形式對秦律律文所作的有效解釋，它也是當時司法審判的參考依據。本章絕大部分案例即抽取自秦簡中的《法律答問》。(5)法律文告：是秦代各級官吏在其職權范圍內發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告，但其效力通常僅限於發布者職權所轄的特定地區范圍之內。(6)程:即章程、規章，是對有關部門和具體事項的細則規定。(7)課：是關於檢驗、考核、督課工作人員的專門法規。(8)廷行事：是法庭的判例。秦簡《法律答問》中多有援引廷行事的例子，說明秦代已把司法機關的判例作為律文之外可茲援引的審判依據。
2．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內容
(1)刑事法律
包括《法律答問》、《盜律》、《賊律》、《捕亡律》、《捕盜律》等。秦律規定的主要罪名有盜竊罪、賊殺傷罪、誹謗罪、不敬皇帝罪等等。秦代在刑罰制度方面，形成了一套包括身體刑、勞役刑、恥辱刑、流放刑、身份刑在內的刑罰體系，對後世刑制有較大影響。
①罪名：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及尊嚴的犯罪，如：賊盜、誹謗、妖言、不忠、謀反等。
危害統治秩序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如：投書、賊殺傷、斗殺傷等。
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如：偶語詩書、以古非今、妄言等。
侵犯封建所有權的犯罪，如：盜徙封、盜竊等。
逃避賦稅及徭役的犯罪，如：擅徙、匿戶、匿田、失期、乏徭等。
軍事上的犯罪，如：降敵、譽敵、不得、不能死等。
官員的職務犯罪，如：犯令、廢令、不勝任、不廉、不直、縱囚、失刑等。
婚姻家庭方面的犯罪，如：去夫亡、娶人亡妻、棄子逃嫁、棄妻不書、不孝等。
②刑罰：
生命刑，即死刑。秦代執行死刑的方式多達二十餘種，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有族、坑、定殺、具五刑、車裂等等。
身體刑，即肉刑。秦代繼續沿用奴隸制時期的墨（黥）、劓、剕、宮、笞，並把肉刑與勞役刑結合起來使用，如黥劓城旦等等。
勞役刑，即強制犯人勞動的刑罰，相當於後世的徒刑。
財產刑又分為幾種：貲，是判處犯人繳納財物或以勞役作為抵償的刑罰；贖，是允許犯人以交納法定的財物代替已經判處的刑罰。
身份刑，是剝奪犯法者爵位、官職等政治身份的刑罰，其刑名有「奪爵」、「廢」等。
流放刑，在秦代稱為「遷」。
恥辱刑，在秦代主要指髡、耐等象徵肉刑的刑罰。「髡」是剃去頭發和鬢須，「耐」是只剃鬢須。恥辱刑也常常與勞役刑並用，如「耐為城旦」等等。
(2)關於職官管理方面的法律
秦簡中有大量涉及行政法方面的內容，尤其是對於職官的管理，更是細密嚴格，它涉及到管理的任選、調用、考察等各個方面，如《置吏律》、《除吏律》、《效律》等等。
(3)關於經濟方面的法律
關於農業和土地管理，見於《墾草令》、《田律》。
關於畜牧業與牛馬的管理，見於《廄苑律》、《牛羊課》。
關於手工業的管理，見於《工律》、《工人程》、《均工律》。
關於糧草與府藏，見於《倉律》、《藏律》。
關於貨幣交易，見於《金布律》。
關於關市、貿易，見於《關市律》。
(4)關於軍事方面的法律
關於軍功與封爵的《軍爵律》、《中勞律》。
關於邊防時宜的《戍律》、《敦表律》。
(5)關於司法行政與刑獄方面的法律。這類法規見於《尉雜律》、《封診式》等。
（二）秦代司法制度基本健全

秦的司法官吏體系的建立，不僅表現在組織上配備了一套官吏，同時還表現在建立了一套偵查破案、審訊判決的訴訟制度。秦簡《封診式》中的「治獄」、「訊獄」指明了一般原則和其他式例。
2．主要訴訟制度
(1)訴訟的提出
秦代的訴訟案件一般分為以下兩種方式向司法機關告訴：
①官訴，即官吏糾舉，類似於現代的公訴。
②舉發，即個人向司法機關檢舉、控告，提出訴訟。
(2)案件的審理
主要包括原被告雙方到庭、訊問、調查、作審訊記錄等主要內容。
3．監獄管理制度
秦代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的監獄管理制度。例如：對囚犯飲食、衣著的供應標准和服勞役辦法等等都有規定；還形成了一種利用輕罪刑徒來監領重罪刑徒的管理辦法。
4．監察制度
秦已創立御史之制，在中央以御史府（台）為官署，以御史大夫為官長，對地方則派遣監御史。
漢朝後，基本是在秦法的基礎上改進完善。

Ⅹ 法治起源於什麼時候

一般認為：「『法治國家』起源德國。法治國的概念據認為起源於康德的一句名言：『國家是許多人以法律為根據的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