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私法學會

⑴ 杜濤兩字什麼意思

1.早期中共黨員

杜濤(1901-1929)
雲南蒙自人。原名杜友菊，又名杜陶，字陶村。1919年發起組織蒙自中學學生愛國會，參加「五四」運動，1924年赴北京求學。次年考入南滿醫科大學。1926年到廣州農民講習所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任中共滇南區委委員兼蒙自縣委書記，雲南省臨委委員，省臨時工委委員，滇南區委書記。後被捕，在昆明就義。
2.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基本信息
姓名：杜濤
性別：男
出生年月：1971年6月
籍貫：湖北省襄樊市
學習經歷
1990年9月進入武漢大學外文系學習，2002年6月獲武漢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曾獲中德聯合培養博士獎學金和洪堡獎學金在德國特里爾大學法學院和馬普外國私法與國際私法研究所從事研究； 現為復旦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中國國際私法學會理事。
研究方向
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以及比較法。
代表性專著
《國際私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版（上海市高校優秀教材獎）、《德國國際私法－理論、方法和立法的變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際私法的現代化進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國際經濟貿易中的國際私法問題》，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發表論文、譯文多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司法部法學研究項目等多項；
中共雲南省大理州委常委 紀委書記
雲南省大理州紀委書記 杜濤[1] 杜濤，男，漢族，1972年11月生，中共黨員，1994年7月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
歷任雲南財貿學院學生處副處長，雲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黨總支副書記，雲南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黨委書記，雲南財經大學東盟學院院長等職。2009年2月任雲南省政法幹部學校校長（副廳級，公選，2009.02.11宣布省委決定）。現任大理州委常委 紀委書記
4.原省委視察研究室研究員杜濤
生平簡介
杜濤同志系河北省深澤縣人，1938年7月參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新樂縣文建會副主任、組織部長，安國縣文建會主任，冀中黨校、延安黨校學員，鶴崗市市長、市委副書記，雞西縣縣長，東寧縣土改工作團團長、縣委書記，鶴崗市委副書記，省委政法部辦公室主任，省水利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等職。1983年5月離休。
原省委視察研究室研究員、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的離休幹部杜濤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5月1日在哈爾濱逝世，享年90歲。
5月5日上午，杜濤同志遺體送別活動在東華苑舉行。
杜濤烈士
四川省閬中縣人，35206部隊64分隊戰士，1983年1月入伍，1984年7月19日犧牲，榮立三等功。

⑵ 韓德培先生的著作有哪些

韓德培先生
出生日期：1911年2月
去世日期：2009年5月29日21時
出生地 ：江蘇如皋
研究方向：國際私法
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
職稱：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
榮譽：著名法學家、法學教育家，國際法研所名譽所長，系中國國際法學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名譽會長、「新中國國際私法學的一代宗師」、「中國法學界的鎮山之石」、獲美國密蘇里州首府堪薩斯市市長授予的「榮譽市民」稱號、《中國大網路全書》「當代中國的法學人物」專條之一。
其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有：《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國際私法中的反致問題》、《應該重視對沖突法的研究》、《國際私法的晚近發展趨勢》、《論我國的區際法律沖突問題》等。主編的著作主要有：《國際私法》、《環境保護法教程》、《現代國際法》、《中國沖突法研究》、《中國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國際私法教學參考資料選編》等。其中，《國際私法》。 韓德培先生（青年時期）
近年來，由他撰寫的《美國國際私法（沖突法）導論》和《韓德培文選》又相繼出版，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好評。
主編的統編教材：《國際私法》先後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首屆中國圖書提名獎； 任總主編的《人權的理論與實踐》曾獲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2000年主編的新的法學核心課程教材《國際私法》獲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獎一等獎； 主編的《環境保護法教程》是建國後第一部有關環境法的教材；還主編有：《中國環境法的理論與實踐》、《環境法知識大會》等，發表過：《環境保護與經濟建設當統籌兼顧協調發展》等論文。 現代意義上的法學在中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時的中國方始引進西方現代法律科學。在《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國當代最著名的法學家，韓德培先生是最後一位離開人世的——2009年5月29日晚9時，一代法學泰斗與世長辭。

⑶ 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的研究方向

國際公法
國際私法
國際經濟法 研究特色
本研究方向以研究現代國際法理論與實踐、國際組織法、聯合國法、歐盟法、世界貿易組織法、條約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刑法見長。其研究水平在全國同類學科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在國際上也有相當影響。主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梁西教授的《國際組織法》（獲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國際法》；萬鄂湘教授的《國際強行法與國際公共秩序》（獲湖北省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國際人權法》；曾令良教授的《歐洲共同體與現代國際法》（獲湖北省優秀社科成果三等獎）、《世界貿易組織法》（獲教育部第二屆全國普通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邵沙平教授的《國際刑法》、《跨國洗錢的法律控制》（獲湖北省首屆優秀博士論文獎）；余敏友教授的《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製法律與實踐》（獲湖北省首屆優秀博士論文獎）。
學術地位
本專業是全國法學學科中最先設立碩士點和博士點的單位之一，1988年被國家教委確定為國家級重點學科，1992年被人事部確定為全國文科首批博士後流動站，1993年獲得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1996年被國家教委批准為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
本專業作為我國重要的國際法教學與科研基地，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高層次的國際法專門人才，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先後承擔了數十項國際合作項目、國家級項目和省部級以上項目，這些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
本專業對外學術交流頻繁，已經與國外數十個學術機構建立了密切的學術交流和合作關系。
作用和意義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法學有了長足的發展，造就了一批國際法理論和實踐高級人才，出版和發表了大量填補國內空白的成果，形成了顯著特色的國際法學體系。隨著世界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國家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國際交往越來越廣泛，高級格局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和平和發展成為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在這種形勢下，各國都十分注重運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調整對外關系和處理國際事務，與此同時，各國在貿易、環境保護、海洋開發、科學技術、外層空間、軍事和司法等方面的合作日益頻繁，因此，武漢大學國際公法專業的發展對中國在21世紀的法治建設、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國際交往與合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與意義。 研究特色
武漢大學的國際私法研究人員從有利於更好地調整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的目的出發，主張大國際私法觀點，認為國際私法既包括沖突規范、實體規范，又包括程序規范，並涵納了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的直接調整方法和間接調整方法。為使國際私法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本學科點非常注重國際私法的本土化，擴大其適應性，加強中國國際私法立法問題的研究。本學科點既注重宏觀問題的研究，又強調具體問題的探討，如在國際私法的法理研究、國際民商新秩序的重構、比較國際私法、國別國際私法、國際民事程序法、國際商事仲裁法、區際沖突法等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在國內外學術界形成了頗具影響的珞珈學派。為我國國際私法的立法、司法實踐以及國際商貿實務提供了很好的導引性作用。
學術地位
國際私法的教學和研究在武漢大學經歷了較長的發展史，並始終保持著旺盛的研究活力。在人才培養方面，本學科點除了在本科階段注重國際私法課程以外，自1981年開始招收研究生，至今仍是全國唯一能夠培養國際私法方向博士生的博士點，造就了許多優秀人才，他們成為我國國際私法領域從事理論研究和實際工作的主導力量。在教材建設方面，本學科點主持編著了國家級的國際私法統編教材，並獲得過國家級獎勵。在理論研究方面，本學科點始終保持著國內領先地位，並和國際上國際私法的發展趨勢基本保持同步，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促進了我國國際私法學的發展，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韓德培教授的《國際私法》、《中國沖突法研究》、《國際私法新論》，李雙元教授的《國際私法（沖突法編）》、《國際民商新秩序的理論構建》，黃進教授的《區際沖突法研究》、《國際私法》，肖永平教授的《沖突法專論》、《中國沖突法立法問題研究》等，上述成果代表了我國國際私法研究的最高成就，並在國外產生了廣泛影響。海牙國際私法會議秘書長漢斯·范·魯訪華時曾專程前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對我所的研究工作作了高度評價，將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成為中國國際私法學家的搖籃。此外，中國國際私法學會自成立以來一直設在武漢大學，本學科點的研究人員分別擔任了學會的會長、副會長和秘書長，在領導和協調全國國際私法研究工作方面發揮了中心作用。
作用和意義
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中國正在積極地推進現代化進程，這就需要在各國法律歧異和文化沖突的情況下謀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並進一步融入國際社會，而國際私法在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為國際私法能夠為我國在各種利益沖突的背景下確定保障跨國民商事法律關系正常運轉的制度性架構，形成一個與中國社會發展向適應的國際環境。我國國際私法法制的完善有利於促進我國當事人更好地進入國際市場，維護自身利益，為我國當事人在跨國民商事交往中提供引導和保障。而武漢大學的國際私法研究在完善我國國際私法法制方面將起著重要的作用。 研究特色
武漢大學的國際經濟法學科是我國最早從事國際經濟法研究的學科點之一，並以國際經濟法的基本理論、國際投資法學、國際金融法學為其特色。已故教授姚梅鎮先生是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的首任會長，他提出並創建了中國國際經濟法的學科體系，其關於國際經濟法的理論已為我國國際法學界普遍接受，成為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說。同時，他又是我國國際投資法的奠基人。在多年的發展建設過程中，本學科點的研究在全國始終處於領先地位，先後出版和發表了一批具有國內和國際影響的優秀教材、專著和論文，還為我國的經濟和法制建設輸送了一大批具有碩士、博士學位的高層次專門人才，並形成了重點突出、方向明確的學科特色：在國際投資法領域，余勁松教授在姚梅鎮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予以拓展和深化，其關於跨國公司法的研究更具開拓性而有獨到建樹；在國際金融法領域，劉豐名教授的研究一直居於國內前沿，他關於國際金融法學的體系富有創見，獨樹一幟。
學術地位
本學科點是國家教委確定的國家級重點學科，也是我國最早設置博士點和博士後流動站的學科之一，在國際經濟法學的教學和科研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在教材建設方面，姚梅鎮教授的《國際經濟法概論》、《國際投資法》曾獲得國家教委優秀教材一等獎；余勁松教授的《國際經濟法學》獲國家教委中青年優秀教材獎、《國際投資法》獲司法部優秀教材一等獎。在科學研究方面，姚梅鎮教授主編的《比較外資法》和余勁松教授的《跨國公司法律問題研究》分別獲國家教委首屆人文社科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和二等獎。這些成果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堪稱我國國際經濟法學的一個流派，在我國國際經濟法學的教學和研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國內外產生了重要影響，
作用與意義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加強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1． 可以使我國更好地借鑒和吸收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和通行做法，完善中國的涉外經濟立法，擴大對外經濟交往，培育和發展符合國際慣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更有效地參與國際經濟立法，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作出應有的貢獻。
2． 能夠為涉外實務部門的工作提供理論指導。這些部門在對外經濟交往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許多法律問題。加強對國際經濟法的研究，能更好地為它們正確處理涉外經濟事務提供法律依據和可行的對策、建議，從而更好地維護我國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順利進行。
3． 能夠大力促進人才培養。我國的經濟建設和法制建設需要大量懂法律、懂經濟、懂外語、能力強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只有加強國際經濟法的研究和教學，才能滿足這種客觀需要。
武漢大學的國際經濟法研究和教學已經具備很好的基礎，進一步加強本學科點的建設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中國所必須的。

⑷ 劉想樹的詳情

現任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 ，西南政法大學國際法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曾任西南政法大學教務處處長。
兼任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 、重慶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學術旨趣及學術造詣主要體現在國際私法學、國際商事仲裁等領域，學術著述主要包括： 1．「國際私法中的識別問題比較研究」，載《現代法學》1999年6期，中文核心期刊。
2．「國際私法的融通性與民族性論綱」，載《雲南法學》2000年1期（為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為人大復印資料《國際法學》2004年第4期全文轉載。
3．「從國際私法評法理學的兩個問題」，載《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3期，中文核心期刊。
4．「美國總統彈劾制度與法治」，載《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核心期刊。
5．「憲法框架、法律程序及其法治理念——對美國總統彈劾制度的介紹和分析」，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專刊，核心期刊。
6．「中國國際私法重構的幾個問題」，載《雲南法學》2001年1期。
7．「論國際商事仲裁協議的法律適用」，載《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2期，中文核心期刊。 8．「『法亦為國際社會主流意志的體現』嗎？」，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
9．「西部開發中利用外資的幾個問題之宏觀透析——以WTO的相關法律制度為基準」，載《法學家》2001年第3期，中文核心期刊。
10．「涉外仲裁裁決執行制度之評析」，載《現代法學》2001年第4期，中文核心期刊。
11．「關於仲裁條款獨立性的兩個問題」，載《西南政法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12．「仲裁條款的獨立性問題」，載《現代法學》2002年第3期，中文核心期刊，為人大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2002年第10期全文轉載。
13．「仲裁程序法的適用及中國實踐」，載《廣東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核心期刊。
14．「國際私法行為方式上的『有效原則』及其法理分析」，載《雲南法學》2002年第3期。
15．「學說與判例的法淵源地位研究」，載《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中文核心期刊。
16．「錯誤國際商事仲裁裁決的識別與補救」，載《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第8期，中文核心期刊。
17．「21世紀與中國法治」，載《現代法學》1999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
18．「構建有擴張力的知識結構，形成可持續發展人才培養模式」，2004年西南政法大學項目，獲該年度校教學科研成果獎。
19．「從立命館大學的教學管理看我校教學管理的改革」，於2004年赴日交流後，向學校提交的教改論文。 20．「高校法學專業教學目標與課程設置變革論」，教育部法學專業指導委員會2004年會（海南）提交的論文，獲校2005年教學考研成果二等獎。 1．《國際私法基本問題研究》（獨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清華大學法學院指定國際法學研究生必讀書目。
2．《中國涉外仲裁裁決制度與學理研究》（獨著），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3．、《法理憲法若干理論問題研究》（合著），科技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 1．《國際私法》（參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2．《國際私法學》（副主編），法律出版社1999年6月版。
3．《國際私法》（副主編），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
4．《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團體管理實用全書》（工具書，參編），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
5．《國際私法》（參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1999．1月——2003.9月，獨立承擔西南政法大學校級研究項目《中國國際商事仲裁製度研究》。
2．2001年5月——2004年4月，參與國家社科項目《海峽兩岸商事仲裁製度比較研究》，為課題組核心成員之一。
3．2004年1月——2004年10月，參與國家立法機關委託項目《民法典》草案「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部分起草、立法論證、專家草案。
4.2005年3月——2005年10月，參與外交部委託項目「海牙國際私法會議《關於管轄權排他性選擇條款的公約》」的論證和提供專家意見。
5.2005年6月——2006年5月，主持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入世過渡期後重慶農業發展策略研究》。
6.2006年1月——2008年12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國際體育仲裁研究》。 1．載於核心期刊《現代法學》1999年6期的「國際私法中的識別問題比較研究」，於2000年10月24日獲得第九屆優秀科研成果論文類優秀獎。
2．2004年12月的項目「構建有擴張力的知識結構，形成可持續發展人才培養模式」獲得西南政法大學2004年優秀教學成果三等獎。
3、教研論文「高校法學教育與目標與課程設置變革論——對西南政法大學與日本立命館大學之比較考察」獲西南政法大學2005年教學科研成果二等獎。

⑸ 武漢大學出過哪些名人

1、吳倩

吳倩，1992年9月26日出生於湖北武漢，畢業於武漢大學藝術系2010級本科班，中國內地影視女演員內。2012年，容憑借在饒雪漫的長篇小說《雀斑》中擔任書模而受到關注。2013年，簽約浙華策影視。2014年，因出演傳奇劇《隋唐英雄4》而嶄露頭角，隨後，憑借金庸劇《鹿鼎記》被觀眾熟知。

2、雷軍

雷軍，男，漢族，1969年12月16日出生，湖北仙桃人，無黨派，大學學歷，理學學士學位，高級工程師。中國大陸著名天使投資人。

雷軍作為中國互聯網代表人物及全球年度電子商務創新領袖人物，曾獲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及十大財智領袖人物、中國互聯網年度人物等多項國內外榮譽，並當選《福布斯》（亞洲版）2014年度商業人物。

⑹ 國際私法中試述法律選擇的方法

試析涉外民商事審判中的法律選擇方法

實證分析或案例分析應當成為研究我國國際私法的一項重要方法。這是因為法學首先是一門實踐科學，它只能來源於實踐，並且進一步去指導實踐。就法律的發展史來看，任何一項行為規則都不是從某種先驗的理性或純邏輯學中產生出來的，而只能是在各種社會力量的折沖和社會生活的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國際私法的各項規則和原則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如此。因此，以國際私法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私法學就不能離開對各國特別是對本國的實踐即判例材料的研究與分析。 通過實證分析或案例分析，通過實證分析或案例分析，能夠把握有關國際私法案件處理的實際運作情況，從而為理論研究提供更多的土壤，反過來，這樣的理論研究因其盡可能滿足實際需要，從而對國際私法的司法實踐起到推動作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把握實踐的方向，解決實踐的問題，回應實踐的挑戰，是我們對未來的理論創新所能作出的期望。因此，本文主要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中國法院在涉外民商事審判中的法律選擇方法問題，特別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最密切聯系原則和法律關系分割方法的具體運用。

一、法律選擇方法的統計

從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選擇方法來看，據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法院在2001年處理的47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運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聯系原則（特徵性履行方法），有14件，佔31.7%；其次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有9件，佔19.1%；並用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和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有1件，佔2.1%；援引一般沖突規范的，有6件，佔12.8%；但尚有佔34.3%的17起案件沒有說明適用法律（主要是中國法律）的理由。 在2002年處理的36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國法院運用最多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有14件，佔42.42%；其次為最密切聯系原則，有10件，佔30.3%；採用「分割」方法和直接適用中國法的各1件，分別佔3.06%；但尚有1件適用法律可能錯誤，佔3.06%，尚有佔18.1%的6起案件沒有說明適用法律（主要是中國法律）的理由。 在2003年處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國法院運用得最多的是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有23件，佔46%；其次為最密切聯系原則（特徵性履行方法），有11件，佔22%；援引一般沖突規范的，有6件，佔12%；採用「分割」方法的，有3件，佔6%；但尚有7件佔14%的案件沒有說明適用法律（中國法律）的理由。 在2004年處理的50起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中國法院運用得最多的是最密切聯系原則，有17件，佔34%；其次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有11件，佔22%；援引一般沖突規范的，有4件，佔8%；重疊適用意思自治原則與最密切聯系原則的，有2件，佔4%；直接適用國際公約或國際慣例的，有2件，佔4%；以外國法無法查明為由適用中國法的，有2件，佔4%；默示推定當事人意思的，有1件，佔2%；沒有說明適用法律（中國法律）理由的，有11件，佔22%。 這表明在總體上，中國法院能夠比較靈活地運用不同的法律選擇方法來處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問題，但也存在適用法律可能錯誤，特別是不少案件的法律適用理由不明等情形。

二、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是中國法院處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主要法律選擇方法。大部分法院能夠尊重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法律，包括爭議發生前在合同條款或提單條款中書面約定適用法律，以及爭議發生後在法院審理過程中當事人之間口頭同意適用某國法（主要是中國法）。只要這種選擇是出於自願並沒有違反我國強制性或禁止性規定，而且我國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另有規定的，均應認為有效，法院處理案件時就應首先適用當事人合意選擇的法律。

從我國現行有效的《民法通則》第145條、《合同法》第126條和《海商法》第269條以及正在起草的《民法典》（草案）第九編「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法」第50條的規定來看，都沒有對當事人合意選擇法律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限定。原《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第2條第2款和由中國國際私法學會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第100條的規定則只承認當事人之間協商一致並以明示方式選擇的法律，但也沒有明確要求必須是以書面協議作出合意選擇。因此，我們認為，口頭協議作出的選擇也應是一種合意選擇。因為充分實現意思自治的決定性因素是當事人對法律選擇的明確表示，而不是這種表示的方式。 這與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協議選擇管轄法院是有所不同的，《民事訴訟法》第244條明確要求這種協議選擇必須是書面形式，而否定了當事人之間以口頭協議選擇管轄法院。

在實際案件中，當事人之間雖然沒有以書面協議或口頭協議的形式作出合意選擇，但從整體看合同訂立的情況、合同內容以及爭議發生後當事人的行為等方面來看，可以清楚地顯示當事人所要選擇的法律。如在德國勝利航運公司與駿業（天津）國際貨物貿易有限公司無正本提單放貨損失賠償糾紛案 中，二審法院認為：二審期間，雙方當事人均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作為索賠、抗辯的依據，應視為雙方當事人合意選擇本案爭議適用中國法律。因此，根據《民法通則》第145條的規定，本案應適用中國法律。可以說這是一種特殊的合意選擇，是對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本意的尊重。1985年《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法律適用公約》就對此作了規定，其第7條規定：「當事人選擇協議必須是明示的，或者從整體看合同規定和當事人的行為清楚地顯示了這種選擇。」

但在實踐中，也要注意把當事人的這種特殊的合意選擇與法院推定當事人選擇相區分。前者是當事人對法律選擇的一種暗示，反映了當事人的選法意圖，而後者是法院根據各種因素推定當事人選擇適用的法律，並不一定真正代表當事人的意圖。因此，要謹慎地對待當事人的這種特殊的合意選擇，保證案件在當事人合意的基礎上得到公正處理。

三、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

最密切聯系原則也是中國法院處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重要法律選擇方法。在當事人沒有合意選擇法律的情況下，法院一般是運用最密切聯系原則來解決爭議的法律適用，這是符合立法規定和立法精神的。 但在司法實踐中，如何運用最密切聯系原則，如何分析最密切聯系因素以確定最密切聯系地（國）法，不同的案件有不同的作法。

有的案件採用特徵性履行方法，法院通過場所性因素，諸如合同簽訂地、合同履行地、貨物運輸目的地等來確定最密切聯系地（國）法。如在晉西機械工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訴德國瑞克麥斯輪船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貨損糾紛案 中，法院認為：關於本案所適用的法律，原、被告雙方在所簽訂的《運輸協議》中沒有約定。但《運輸協議》的簽訂地在中國北京，合同的實際履行地在中國天津新港，依據國際私法的最密切聯系原則，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處理本案的糾紛。這實際上是將最密切聯系原則具體化，將特徵性履行方所在地（國）視為與爭議有最密切聯系，從而以該特徵性履行方所在地（國）法作為爭議的准據法。這種方法是實踐中最常用的。

有的通過當事人及其起訴情況來確定最密切聯系地（國）法。如在南京日信油脂化工有限公司與京泰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青島騰偉經濟發展公司購銷合同糾紛案 中，法院認為：京泰公司、騰偉公司和日信公司在三方協議中，未約定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在本案的審理中，三方當事人亦未就選擇法律適用形成共識，因而本案的審理應當適用與三方協議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京泰公司是香港法人，其選擇中國內地法院提起訴訟，騰偉公司及日信公司均是中國法人，應確定中國是與本案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根據《民法通則》第145條第2款的規定，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有的案件雖然適用了最密切聯系原則，但法院沒有具體說明理由。如在山東省威海船廠與被告DS-Rendite-Fonds Nr.52 MS Cape Charles GmbH ＆ Co Containe rschiff KG無船舶買賣合同關系確認之訴糾紛案 中，法院認為：涉外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應當是指雙方當事人共同明確選定的合同發生爭議時所應適用的實體法。本案爭議的本身就是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合同法律關系。雖然被告與案外人湖北機械公司簽署的合同中將原告列為合同一方並有『適用英國法律』的條款，但原告認為其沒有簽字蓋章，並非合同一方當事人。此種情形下，應視為原、被告雙方對適用法律沒有選擇，根據《民法通則》第145條的規定，應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即中國法律。該法院雖然在確定中國法院管轄權時對爭議涉及中國的管轄因素作了分析，但在法律適用階段，又是如何得出「中國法律」是「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系的國家的法律」這個結論的？從判決書來看，法院對此並沒有作出說明。

因此，對於最密切聯系原則的運用，法院應該結合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客觀分析和評價與爭議有關的各種聯系因素的基礎上，來確定與爭議有最密切聯系的地方（國家）的法律。同時也要防止法官的主觀隨意性，借自由裁量權來擴大法院地法的適用。

四、「分割（Dépeçage）」方法的運用

所謂「分割（Dépeçage）」方法，也就是對同一案件中的不同爭議規定不同的連結點，適用不同的法律，或者說是區分不同法律關系或同一法律關系的不同方面分別適用不同法律的方法。它是對客觀性沖突規范進行「軟化」處理的方式之一，已為許多國家的國際私法立法和司法實踐所接受。 因為它能使准據法的選擇更符合日趨復雜的法律關系的各種具體情況，從而使案件得到更公正、更合理的解決。例如，在黑龍江省東寧縣華埠經濟貿易公司與中國外運山東威海公司等船舶進口代理合同、廢鋼船買賣合同糾紛再審案 中，法院認為：當事人和合同事實均在中國境內，應適用中國法，但涉案船舶系從俄羅斯進口，部分證據源於俄國，故有關船舶所有權的轉移及源於俄國的證據的效力，應適用中俄雙邊條約。

總的來說，該案法院較好地採用了「分割」方法，在區分合同、證據、所有權等不同法律關系的基礎上適用了不同法律。這種司法實踐與晚近國際私法的立法趨勢也相一致，體現了追求法律適用「明確性」與「靈活性」的最大平衡的精神。但是對該案件的上述法律適用認定，通過分析判決書，還需要作以下三點說明：

第一，對於上述兩個合同的法律適用。法院分析了與合同有關的聯系因素，根據當事人和合同事實均在中國境內的事實，認為應適用中國法，但沒有指出法律選擇的方法和依據。從案件事實來看，中國法是作為最密切聯系地（國）法而得以適用的，也就是採用了最密切聯系原則。在司法審判實踐中，要使判決書更有說服力，法律選擇和法律適用的說理過程及法律依據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對於證據的法律適用。該涉案船舶系從俄羅斯進口，登記文件和公證文件都是在俄羅斯聯邦境內製作的，這些文件究竟能否為我國法院所認定而作為證據使用？這就涉及到其法律適用問題。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第29條的規定，在俄國境內製作的官方文件、經俄國法院或者主管機關製作或證明的文書，只要經過簽署和正式蓋章即為有效。因此，法院根據條約優先適用原則，對俄羅斯航海船舶登記局簽署的文件和公證人簽署證明的文件予以了認定，將之作為證據使用。

第三，對於船舶所有權轉移的法律適用。我國1995年《海商法》第270條對「船舶所有權的取得、轉讓和消滅」，規定適用「船旗國法」，但該涉案「尼古拉」號船舶離開俄羅斯港口開往中國大連港交船時，已向俄羅斯船舶登記局注銷了船舶所有權，因此其船旗國法無法確定也無法適用。法院認為：「依據中俄雙邊貿易協定的規定，該船舶所有權已經轉移給華埠公司。」也就是說，該涉案船舶所有權是否轉移的問題，因我國與俄羅斯締結有雙邊貿易協定，法院根據條約優先適用原則予以了適用。

五、結語

為指導各級法院正確地適用法律，2003年7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專門發布了《關於我國法院審理涉外商事案件適用法律情況的通報》（法[2003]121號）。通報中指出：「……不少人民法院對適用法律問題意識不強，甚至在裁判文書中沒有對適用法律問題進行任何分析和論述。涉外案件相對於國內案件而言，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法律適用即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要搞好涉外商事審判工作，就必須提高法律適用方面的意識。正確地適用法律是公正裁判的基礎。人民法院應當在涉外商事案件裁判文書的論理部分首先對於該案應適用的法律作出分析和判斷，並具體說明理由。絕不能無視法律適用問題而想當然地適用本國法，也不能只得出關於適用法律的結論而對原因不予闡述。對於上述問題，各級人民法院應該在今後的審判實踐中予以高度重視，並不斷總結經驗教訓，以進一步提高涉外商事裁判文書的水平，維護我國人民法院公正司法的形象。」

因此，能否正確運用國際私法，能否正確適用法律，已經提高到中國法院是否公正司法的高度，顯示出中國最高司法層對法律選擇方法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的日益重視。盡管中國涉外司法審判改革的道路還很長，任務還很重，但是，加快涉外民商事法律適用立法的進程，樹立正確適用法律的理念，應是解決問題和減少甚至避免問題發生的不同進路，從而真正推進中國涉外司法審判改革的建設，樹立中國涉外司法審判的國際形象。

⑺ 韓德培的生平經歷

韓德培先生生於1911年，江蘇省如皋人，他的祖父韓大興是曾多年跟隨翼王石達開南征北戰的一名副將。
韓德培幼時常在祖父膝下聽他講述當年馳騁馬背的軍旅生涯，繼承了祖父剛正不阿的浩然正氣。
來到人世間的韓德培卻是個苦孩子——那時韓家已逐漸敗落，更慘的是韓德培8歲便失去慈母，小小年紀便嘗到了家庭貧寒、幼年失母帶來的世事炎涼。
1917年，韓德培進入私塾，期間讀了《大學》、《論語》、《孟子》、《幼學》等，接受了嚴格的書法訓練，因此打下了扎實的舊學基礎。10歲時，韓德培轉入京江小學讀書，京江小學是旅居如皋經營錢庄和銀行業的鎮江人開辦的，對語文、算術、英語課程特別重視——熟悉韓德培的人都知道，他不但懂英文，還懂法文、德文、日文和俄文，出色的語言能力與他小時候所受到的良好外語訓練有關。1928年，韓德培師范畢業。
1930年，他又赴杭州趕考，一舉考中浙江大學史政系。半年之後，當時的教育部決定將浙大史政系合並到中央大學，韓德培也隨之轉入中央大學。
初到中央大學，一次旁聽課卻改變了韓德培的志向與愛好。當時，講課的教授是後來當過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長、時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謝冠生，他主講的是「法律就是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糾紛」。
韓德培還清晰記得，「謝教授講話不帶講稿，只拿粉筆一支，他教法理學，引經據典，侃侃而談，不僅條理分明，而且把一般人心目中枯燥無味的法學課程講得趣味無窮」。後來，韓德培還旁聽了謝教授主講的「法理學」、「中國法制史」和「羅馬法」，教室里坐不下，他就站在窗子外面聽。

由此，韓德培對法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時也知道了法學是一門解決人與人之間糾紛的一門學問，對社會非常有用。因此，他找去謝教授談了自己想學法律的想法，在謝教授的幫助下，他如願以償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當時，中央大學法律系開設課程非常齊全，比如，刑法、民法總論、物權法、親屬法、程序法等，有許多來自於司法實務部門的人前來授課，包括最高法院的審判員、司法行政部的官員等。「從史政系轉到了法律系，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無愧於我的選擇」，如今已是一代法學大家的韓德培如此評價當年自己的選擇。 1934年，韓德培從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
舊中國貧窮落後，備受列強欺凌，韓德培深感要提高民族素質，實現國家富強，教育十分重要。求知若渴的他希望能到國外去深造，然而出身貧寒的他只能等待時機考取公費留學。
時值中大需要一位主編學報和校刊的編輯人員，韓德培毛遂自薦，承擔起了這項工作。
機遇在5年後才終於降臨，中英庚款董事會在中國招留英公費生，然而24個名額中，攻讀國際私法的名額只有1個。
經過激烈競爭，28歲的韓德培奪得留學劍橋大學的機會。可正當韓德培等准備出發之際，歐戰突然爆發——韓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學一面等待消息，一面繼續從事教學工作。
可是，歐戰愈演愈烈，到英國去留學已經非常困難。
1年後，中英庚款董事會決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費留學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學習。1941年7月底，韓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費留學生的錢偉長、張龍翔等人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韓德培沒有想到，自己這一去便是5年。
在多倫多大學學習的第二年，韓德培在著名國際私法學者莫法特·漢考克教授指導下寫作論文，他選擇的論文題目是《國際私法中的實質與程序問題》。他搜集和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和加拿大的判例，結合英、美、加一些學者的觀點進行了分析，並且提出自己的見解。漢考克教授審閱過這篇論文後，很高興地評價道：「你寫的論文很好，我不用改任何一個字。」這樣，韓德培很順利地通過碩士論文答辯，獲得碩士學位。這是當時該法學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學位。
1942年，韓德培以特別研究生的身份來到當時世界上聲望最高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利用那裡世界上最好的一個法學圖書館所收藏的極為豐富的書刊，進一步進行有計劃、有步驟、有重點的研究。在哈佛的3年，韓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於閱讀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和法理學三方面的書刊，並盡量搜集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在國際私法方面，他花了較多的時間，做了大量的詳細的筆記。此外，他還選聽了當時幾位有史學者的課，如格里斯沃爾德的「國際私法」、赫德森的「國際公法」和龐德的「法理學」，受益頗深。在哈佛，韓德培還撰寫了一些國際私法新著的書評和評介龐德的社會法學派學說以及凱爾森的純粹法學說等文章，發表於浙江大學發行的學術刊物《思想與時代》及其他刊物上。
1945年應著名法學家周鯁生校長之聘回武漢大學任法律系教授，後兼任法律系主任、校務委員會常委兼副秘書長、副教務長兼法律系主任。1980年、1981年分別創建了全國高校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和全國唯一的環境法研究所。先後任武大法學院名譽院長，國際法研究所所長，環境法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評議組第一、二屆成員和第三屆特約成員，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顧問，國家環保局顧問，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顧問等。現仍任職於武大法學院並兼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國際法研究所和環境法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國際法學會、中國國際私法學會、中國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會等學會名譽會長。在國外，還曾兼任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保護同盟理事，環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與區域規劃學會理事等。
1945年秋，建立聯合國的籌備會議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會議。會議結束後，董老應邀到紐約演講。在演講過程中，一些親國民黨的留美學生別有用心，提了一些無理取鬧的問題。當地的華文報紙還進行了歪曲報道。韓德培感到非常氣憤，提筆給董老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根本不能代表留美的中國學生。韓德培知道董老曾經在日本研修過法律，本身也是個法學家，所以還在信中向董老請教：未來的新中國是否需要法制建設？應該怎樣進行法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韓德培任武大法律系主任，但怎麼從事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才能適應建設新的國家的需要，他心裡沒譜。於是他又請教主持全國政法工作的董老。
1955年前後，董老到武漢視察，專門把韓德培叫到他身邊聊天。韓德培還向董老談了談武大法律系的改革情況。 他拒絕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的工作邀請，於1946年，應周鯁生「有約在先」之聘，回國到武大任教。
1945年底，韓德培懷著渴望和激動的心情，乘美國第一艘開往遠東的運輸船，從美國西雅圖出發，回到了中國。當多年不見的祖國再次呈現在眼前時，韓德培禁不住熱淚盈眶，視線漸漸地模糊了……剛從抗戰中走出來的中國，內戰不斷升級，物價飛漲，官僚腐敗，民不聊生，社會秩序一片混亂，這與「海歸」韓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會有著天壤之別。那時，韓培德曾在著名的《觀察》雜志上發表了「我們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眾所需要的法治應該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韓德培在武漢大學歷任武大法律系主任、武大教授會主席以及武大校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由於他的努力和取得的卓越成效，使得武大法律系成為院系調整中全國僅有的三個被破例保留的綜合性大學法律系之一
在當時韓德培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系教授張培剛及世界史學家、歷史系教授吳於廑，被哈佛的中國同學戲稱周鯁生校長邀請的「哈佛三劍客」。
1957年，他被扣上了「山中宰相」的右派帽子，密藏的大量筆記資料被白蟻蛀食一空。1960年摘帽後返回武大，法律系已不復存在，他被安排到外文系。文革開始，他因在教英語時用教室黑板上方「馬恩列斯毛」的畫像中各人的鬍子來區別英語中表示「鬍子」的幾個詞，而被學生告發，後抄家遊街，甚至第二次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1970年代初，韓德培以「右派分子」和「勞教人員」之身，奉命從事了大量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文革結束後得到平反，經劉道玉校長再三邀請（同時北京大學也多次拋來了橄欖枝，希望韓老去北大任教），韓老出山重建武大法律系，網羅了姚梅鎮、馬克昌、張泉林、何華輝等大量優秀人才。並與1980年建立起全國綜合性大學中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1981年又建立起中國乃至亞洲唯一的、同時也是整個亞太地區最大的環境法研究所。武漢大學法學院的重建過程是以韓老為核心而經行的，對武漢大學來說韓老對武漢大學的貢獻真的太多太多了！ 在武大法律系任教兩年之後，年僅36歲的韓德培被任命為法律系主任。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全國綜合性大學的法律系幾乎都被取消，只有3所大學保留了法律系，武大是其中之一。
1957年，「反右」開始後，作為法學家的韓德培成為武漢大學最大的兩個右派之一。第一次被劃成右派的時候，韓德培還曾辯解，結果他被要求面向全校師生作檢查，但他還在將自己的「罪狀」一條一條地加以反駁。因為非常有理，揭穿了「反右」辦公室的許多謊言，下面的人鬨堂大笑。韓德培的罪名又多了一項:態度極度惡劣。
在被整整批鬥了一個星期之後，「反右」辦公室宣布了對他的處罰:撤銷一切職務，送沙洋農場勞動。韓德培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回校時，法律系已經被撤銷，並到了湖北大學。當時湖北大學只接受武漢大學法律系非右派教師，右派們留在了武大，他只好改行在外文系教授英語。
「文革」開始後，韓德培1969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韓德培教英語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原因是「在教英語時放毒」。他再次被下放到沙洋農場勞動，一去就是8年。1978年「右派」問題徹底平反，他才回到武漢大學工作。
「文革」結束後，如何重鑄法律系這枚金牌，成了新上任不久的武漢大學副校長劉道玉思考的首要問題。
但一個被一鍋端掉了的系，恢復起來談何容易？劉道玉想到了韓德培。
「如果說法律系是武漢大學的一塊水晶，那麼它在反右、文革中已經被打破了。所幸晶體雖破，但晶核尚存。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國際法學家韓德培教授，他是法學大師，是我們恢復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們堅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會從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幟下。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會在他這個晶核的周圍生長出一塊美麗的巨大的晶體來。」多年後，劉道玉在他的自傳《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里如是評價韓德培在武大的影響力。
果然，在韓德培的號召下，武大恢復法律系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各地，在法學界得到廣泛的支持。多年流失或埋沒在各地各界的法學人才，紛紛主動來函應聘，其中不少是武大法律系早年畢業的校友，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個聲音:「重鑄昔日的輝煌!」 在法學界和教育界，韓德培的眾多具有開創意義的貢獻幾乎人人皆知:他的學術活動范圍涉及國際私法、國際公法、環境法、法理學以及法學教育等諸多領域。在國際私法方面，他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機兩翼」的大國際私法理論，構建了新中國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和立法體系;他更是中國環境法理論的開拓者，環境法學研究和教育的奠基人。
這些傑出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什麼?很多熟悉韓德培的人都提到了兩個字:眼光。
1979年，武漢大學決定恢復法學教育，請韓德培教授主持法律系重建工作。那時，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韓老就敏銳地意識到，國際法將在中國對外開放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在重建法律系的同時，他於1980年組建了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這是中國高校建立的第一個國際法研究所。
上世紀80年代，沒有多少人知道「環境法」，那時的「環境法」也不是獨立學科。1981年，韓德培推動武漢大學與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合作組建了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這個環境法研究所不僅在中國是第一個，在亞洲也是第一個。同時，身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法學學科評議組成員的韓德培奔走呼籲，終於得到教育部的批准，環境法在我國的法學教育體系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
「20多年後的今天，這兩個研究所都發展得很好，不僅都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而且其涵蓋的學科都是國家級重點學科，在國內外已有廣泛的學術影響。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由衷佩服韓老的非凡眼光。」從先生的身上，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會長黃進體會到了學術眼光對於學術成就的重要性。
除了獨到的學術眼光，韓德培的寬廣胸懷也令後輩們佩服不已。
黃進回憶說:「韓老一貫反對在評職稱時論資排輩、互相傾軋，團結、凝聚了大批知識分子。他的識人之明、用人之量令人折服。在他的支持下，著名憲法學家何華輝教授1980年時還是講師，到1982年，他就成為了教授，創下那個年代高校職稱晉升的奇跡。」
「對於後輩，先生不僅大力培養提攜，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擔當重任，讓他們站在更高的平台上。而對於榮譽，先生總是唯恐避讓不及。這是後輩難以超越的地方。」在黃進看來，韓德培寬廣的胸懷為當時乃至現今有些浮躁的法學界帶來了一陣清風，「在先生的影響下，中國國際私法界非常融洽和諧。」
以學術成就和影響力而論，韓德培完全稱得上是法學大師，但是韓德培不願意別人稱他為大師，他最喜歡的還是別人叫他先生。
「先生一生最推崇的就是奧本海、龐德和狄驥這樣的法學大師，他生前的心願就是有朝一日他的學生或學生的學生中會有這樣的大師。」黃進告訴記者，「以先生在中國法學界的成就和影響，是完全可以和上述幾位學者在本國的貢獻和影響相提並論的。」
「為什麼我們後輩的學問難以超越像韓老這樣的法學精英?因為他們有大師的品格和胸懷。」黃進感慨地說。 從1946年在武漢大學講第一堂課到去世，韓德培終其一生，沒有離開過武大，甚至沒離開過講台———直到去世前，他還掛念著5名即將畢業的博士生的論文答辯。
64年，彈指一揮間。韓德培從最年輕的教授變成了最年長的教授。直至去世，也沒有正式退休。64年間，韓德培到底培養了多少學子，已經沒有人能說清楚:武漢大學資深教授馬克昌是中國著名的刑法大家;85歲高齡的梁西教授是我國國際組織法的奠基者和創始人;中國政法大學校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黃進教授、澳門大學法學院院長曾令良是第一屆、第二屆傑出中青年法學家;西北政法大學副校長王瀚和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肖永平是國際私法領域的知名學者……有學者統計，在國內著名法學院校中，幾乎都有「韓門」學子。
在政法系統和行政系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是韓德培的學生、外交部條法司約有三分之一的官員受過韓德培的教誨。在國際機構中，國際民航組織行政局局長柳芳是他的學生，她也是我國自1974年恢復國際民航組織合法席位以來，在該組織中擔任職務級別最高的中國籍官員。
64年間，韓德培最關心的，是他的學生。對於學生的關愛，並不只是停留在學業上。
「他對我們每個學生都非常關心，我們生活上的小事他都記得。」韓德培指導的2006級博士生、山東政法學院副教授王立武回憶說。
2007年，王立武找到先生想請假回家一趟，因為他兒子那年高考。一個月後，王立武回武漢，先生還特意問他孩子高考順不順利。
韓老去世的前一天，王立武還到醫院看過先生。「當時他已不能說話，當陪護告訴他，我是他的學生時，他睜開了眼睛，眼裡只有淚水」。
王立武說:「在那種時刻，他只有用淚水來表達關愛。」
就在王立武這批博士入學時，韓德培發表了「演講」:「我不會退休，也不想退休，我還得帶博士生，我已經96歲了，縱然如此，我十分樂意背負這些責任，並對自己有三個要求:思想不僵化，知識不老化，文章不套化。」
2009年5月12日，韓德培最後一次清晰地說話。他問了他人生中最後的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他的幾個博士生的論文准備得怎麼樣了。第二個問題是博士招生面試准備得怎麼樣了。「既然招他們為學生，就要對他們負責。」韓德培對身邊的陪護人員說。
按計劃，王立武等五位博士生論文答辯的日子，韓老將親自參加。但這一天，學生們等來的，卻是先生辭世的噩耗。
韓德培的告別儀式上，遺像上的老先生依舊笑容可掬。盡管大家都知道老先生生前樂觀，愛笑不愛哭，但上至80歲的老教授，下至年輕一代的學子，許多人還是忍不住哭出了聲。這一刻，學生們也只能用淚水來回報先生的關愛。

⑻ 李雙元的介紹

李雙元，湖南省新寧縣人，武漢大學教授，湖南師范大學終身教授。1927年9月出生，1955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法律系。曾先後在中共武漢市委宣傳部及華中農學院馬列室任教員。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仍堅持學習，博覽群書，20年不間斷。1980年初到武漢大學剛恢復的法律系任教，即為國際法研究生主講國際私法專題研究課程。曾任該校國際法研究所副所長多年。在任期間，為武漢大學成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和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作了很大努力。

⑼ 謝石松的謝石松

謝石松教授、法學博士，1963年10月出生於湖南省桃江縣，男，漢族。1981-1991年就讀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系，師承於韓德培教授門下，先後獲得了國際法學專業的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8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93年晉升為副教授，1996年晉升為教授。現任中山大學法律學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國際法教研室主任。兼任武漢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國際私法專業博士生指導小組成員，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國際私法與比較法年刊》編委，廣東嶺南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廣州、深圳、珠海、佛山、肇慶、惠州等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及專家咨詢小組成員。
謝石松教授，是我國第一位國際法專業的學士，碩士，博士三階學位獲得者。
謝石松原創名句：
1.作為一個名牌大學法學院三年級學生，……
2.從事法律職業經常會涉及一些有油水的地方；有油水的地方很容易滑倒；一旦滑倒就很難再爬起來。
3.是金子就一定會發光，發光了就一定會有人看見，有人看見了就一定會喜歡。
4.如果誰都請得你吃飯，你很快就沒有身份地位。 1981-1991年就讀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學專業，師承於韓德培教授門下，獲得國際法學專業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1991年到中山大學法學院任講師，1993年晉升為副教授，1996年晉升為教授。 武漢大學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兼職教授
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副會長
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
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會理事
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上海、廣州、深圳、廈門、珠海、佛山、肇慶、惠州等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及其中部分仲裁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易方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二、三、四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及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及戰略、提名、審計委員會委員
廣州陽普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及戰略、審計、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委員和提名委員會主任委員 主要從事國際民商法、國際經濟法、國際民事訴訟法、國際商事仲裁法的教學、研究與實務工作。

⑽ 國際私法的主要淵源有

國際私法的淵源可以表現國內立法、國內判例、國際條約、國際慣例。

國際私法的淵源是指用以表現國際私法規范的各種具體形式，除了國內成文法和判例這兩個主要淵源外，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也可能成為國際私法的淵源。此外，一般法理、國際私法之原則及學說也可成為國際私法的淵源。

國際私法的淵源指國際私法藉以產生的一些形式，即形式淵源。因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它的淵源是國內立法和習慣法。為了使各國的抵觸規則趨於一致，以期各國在適用法律和判決上的一致，國際間也締結了一些多邊的和雙邊的統一抵觸規則的條約，這些條約也形成國際私法的淵源。

至於國際私法學說，是對國際私法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的因素，與國際私法的形式淵源相對照，它是實質淵源。

(10)中國國際私法學會擴展閱讀

在中國國際私法發展之初的20世紀0年代中期，產生了若干散在各個部門法中的若干零星的國際私法規則，中國國際私法法規處於不系統、不獨立、不完善的狀態，國際私法學界對此進行了持續和深入的研究，從立法體系、理念到具體條文設置都有涉及。

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國國際私法法規的大量建議，在此方面，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在學界豐碩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歷時6年，於2000年完成並出版了《中國國際私法示範法》，這是中國國際私法學科在中國國際私法立法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對推促中國國際私法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直到2009年，國家立法機關決定製定國際私法法規，中國國際私法學會又提供了立法建議稿，為2010年《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的最終制定完成並頒布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0年《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頒布實施後，中國國際私法學界對中國國際私法立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該法規的內容的評析和法規實施情況。

法規實施6年多來，實施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又成為國際私法學界研究的重點，這些研究對法規條文的不足和實施中的問題提出了很多完善建議，並希望通過制定司法解釋的方式能夠細化規則內容和修正規則的缺陷。

綜上所述，中國國際私法學科在近40年間獲得了迅速發展，已達到先進和成熟，成為法學領域的一個重要學科，今後仍將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