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政法學院陳寶

① 客家人的著名人物

參考詞條：客家
客家歷史源遠流長，培育了大批對中華民族的文明與進步作出重要貢獻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如： 江西客家人物代表性人物：魏禧、陳寶箴、陳三立、陳衡恪、肖華
（宋）鄭獬；張鳴岡；郭聲琨；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王太華
井岡山英烈：袁文才、王佐
中國科學院院士：賴遠明
中國國民革命軍將官：陳大慶、賴名湯、沈發藻、黃埔軍校首任教育長胡謙、原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王升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官：
上將：陳奇涵、蕭華、賴傳珠、吳昌德
中將：鄺任農、朱明、劉浩天、邱會作、康志強、黃志勇、溫玉成、謝有法、曾思玉（信豐籍）、廖容標、張國華（永新籍）、吳法憲（永豐籍）、黃新
少將：曹德連、丁盛、丁榮昌、馬澤迎、方槐、王屏、毛會義、鄧經偉、葉蔭庭、葉運高、曹光琳、巫金鋒、袁淵、劉涌、劉玉堂、劉世洪、劉耀宗、江學彬、呂黎平、李士才、李呈瑞、李佐玉、李良漢、楊卓、楊漢林、邱先通、邱會魁、鄒衍、張英輝、陳熙、陳坊仁、陳遠波、陳美福、歐陽平、周彬、鍾人仿、鍾文法、鍾生溢、鍾發宗、鍾國楚、鍾炳昌、黃文明、黃玉昆、黃有鳳、黃朝天、龔興貴、曾美、曾克林、曾昭墟、曾新泮、謝良、謝立全、謝國儀、雷永通、魏洪亮、謝彬、蔡世民、謝名苞、朱耀華、劉錦平、江擁輝、孫文采、嚴慶堤、楊力、楊俊生、鍾發生、張雄、鄭旭煜、鍾輝、謝家祥、梁達三、盧文新、劉友光、黃萍、劉大煜、許誠、伍生榮、興中、宋玉琳、李致遠、張耀祠、張光華、楊思祿、陳力、陳士法、吳保山、何家產、餘光茂、鄭三生、羅有榮、羅亦經、鍾賢文、鍾輝琨、鍾元輝、段德彰、徐光華、黃經耀、黃作珍、黃徑琛、黃思沛、黃振棠、曹丹輝、曹傳贊、康林、梁玉振、彭壽生、童國貴、溫先星、游好揚、曾征、曾凡有、曾慶良、曾保堂、曾雍雅、謝明、謝正浩、謝振華、謝鏜忠、賴達元、廖昌金、廖冠賢、廖鼎琳
文學藝術：李漢陽、羅晉（銅鼓籍）、吳德鈺、危敬姮 福建代表性客家人物：伊秉綬、胡文虎、楊成武、朱大可
姓名加粗者為入選《福建省志·人物傳》的客家人物。 彭孫 （生卒年不詳）連城人。宋神宗朝官至萊州防禦使，封隴西郡侯，食邑1600戶。 張顯宗（1363-1408）寧化人。明成祖朝交趾左布政使，追贈工部尚書。 黎士宏（1618-1697）長汀人。清康熙朝因功進布政使參議，仍管巡道事。 劉國軒（1628-1693）長汀人。清康熙朝天津衛左都督總兵，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 藍理（1649-1720）漳浦縣赤衛鄉人。畲族。接授宜化府總兵官、浙江定海總兵，升福建陸路提 督。 藍廷珍（1663-1729），漳浦縣湖西人。澎湖水師協副將。 上官周（1665-不詳）長汀人。清朝著名民間畫家。尤以《晚笑堂畫傳》為傳世之作。 藍鼎元（1680-1733）漳浦縣赤嶺人。 華喦 （1682-1756）上杭人。清朝畫家。花鳥畫尤為突出。 藍元枚（？—1787）漳浦人。提督藍廷珍孫，清朝將領。 黃慎 （1687-1770）寧化人。清朝畫家。以人物畫成就最大。詩與書也獨具風格。 伊秉綬（1754-1815）寧化人。其繪畫、篆刻、詩文均為世人所重，尤長於書法，有「南伊北鄧」之譽。 鍾寶三（1834-） 上杭人。 丁錦堂（1846-1902）上杭縣人。有「過江武狀元」的美譽。 張起南（1878-1925）永定人。一生制謎萬則以上，被譽為現代「謎聖」、「謎語大師」。 胡文虎（1882-1954）永定人。南洋著名華僑企業家、報業家和慈善家，被稱為南洋華僑傳奇人物。 盧衍豪（1913-2000）永定縣人。地質學家、古生物學家、地層學家。1980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林默涵（1913-2008）武平人。中國文藝理論家、藝術教育家、原中國文聯黨組書記，執行副主席。 江一真（1915-1994）連城縣人。第四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部長。 楊憲益 鄭小瑛：1929年生，永定人。中國著名女指揮家，建國後第一位女指揮家。 游寧豐：1945年生，上杭人。原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楊東明：1949年生於北京，長汀縣人。楊振武之子。2005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 姜成康：1950年生，永定縣人。高級經濟師。原國家煙草專賣局黨組書記、局長。 蘇增添：1954年生，永定縣撫市鎮人，原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長。 朱大可：1957年生於上海，祖籍武平縣。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 謝穎穎：1978年生，長汀縣人。中央電視台主持人。 林丹：1983年生，上杭人。羽毛球運動員。 何雯娜：1989年生於龍岩。祖籍廣東梅州大埔。 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官： 上將：劉亞樓、楊成武 中將：劉忠、張南生、羅舜初、袁子欽、傅連暲、丁甘如、 少將：張廷發、王直、盧仁燦、劉永生、劉祿長、吳岱、何廷一、張雲龍、張元培、陳茂輝、塗通今、黃鵠顯、熊奎、王貴德、孔瑞雲、劉彬、蘇啟勝、李平、林偉、林接標、羅斌、塗則生、黃煒華、彭勝標、熊兆仁、王勝、王奇才、王香雄、王集成、邱子明、邱相田、楊尚儒、陳海涵、范陽春、羅洪標、闕中一、王全珍、葉青山、張新華、張雍耿、陳忠梅、翁祥初、王平水、孔俊彪、盧克、劉昌、劉振球、張力雄、張日清、張水發、張宜步、邱國光、鍾池、賴光勛、藍文兆、廖步雲、廖成美、楊俊生 註：以上為1955-1965年間授銜的閩西籍將軍 廣東代表性客家人物：李光耀、李顯龍、何子淵、黃遵憲、葉劍英、葉挺、張發奎、薛岳、廖仲愷、林風眠、王佛松 古成之（947-1007）原籍河源縣回龍古嶺。後遷居增城縣。「力學不怠，淹貫群籍」，文譽傳四方。 藍奎，生卒不祥，蕉嶺縣人，宋元祐三年（1088），藍奎赴京會試，中進士，官文林郎郡博士。 古鳳儀，宋朝梅州人。 羅孟郊（1092－1153年）循州府興寧縣人。宣和六年（1124年）探花，累官至翰林院學士、掌制誥。 蔡蒙吉（1245—1276）梅州明賢、抗元民族英雄、社會活動家、愛國詩人。 古革（生卒年不詳），祖籍江西省，後遷梅州。嶺南文風首創者古成之的曾孫。 明清時期：洪秀全、丁日昌、洪仁玕、馮雲山、葉夢熊、葉高標、張慎、張天賦、盛端明、陳璘、李士淳、張璉、林朝曦、劉公顯、何南鳳、楊纘緒、藍欽奎、楊黼時、楊演時、李威光、賴鵬翀、顏容端、顏檢、顏伯燾、顏希深、顏以燠、顏鳴漢、羅芳伯、吳元盛、吳六奇、黃香鐵、劉起龍、賴信揚、賴恩爵、江童茂、魏大斌、李南馨、凌十八、溫生才、何如璋、胡曦、潘祥初、溫仲和、黃遵憲、宋湘、徐華清、張弼士、張鴻南、葉亞來，等等。
黨政軍界、將軍：薛岳、葉挺、葉劍英、廖仲愷、謝非、何子淵、肖揚、刁作謙、姚雨平、謝良牧、丘哲、羅福星、鄧仲元、張文、何天炯、何貫中、羅翼群、羅策群、李振球、鄧演達、繆培南、張發奎、吳奇偉、趙公武、羅卓英、范漢傑、阮嘯仙、黃梅興、黃慕松、黃琪翔、黃百韜、黃鎮球、黃延楨、黃濤、黃國梁、黃任寰、趙公武、鍾彬、李振、李潔之、陳郁、羅明、肖雋英、郭翹然、楊士達、羅雄才、王越、李伯球、李鐵軍、謝晉元、刁沼芬、連貫、曾天節、朱雲卿、溫鳴劍、林初耀、廖慷、張中、廖承志、鄧文釗、黃友謀、肖向榮、曾生、曾國華、譚甫仁、陳坦、伍晉南、何寶松、廖似光、李偉、張偉烈、鄧逸凡、饒彰風、陳伊林、陳明紹、徐明、袁庚、呂志先、劉復之、羅范群、彭光涵、鄧秀芳、王維、鍾明、曾定石、曾近義、蘭天民、劉兆倫、鄭群、楊應彬、楊奎章、黃甘英、葉選平、葉選寧、楊泰芳、楊資元、張漢青、張展霞、肖耀堂、何訪拔、李世濟、田華貴、黃浩、鄔夢兆、曾慶申、楊偉光、鄧浦東、張偉超、肖揚、鍾啟權、湯維英、羅又倫、廖暉、黃華華、鍾陽勝、李容根、謝強華、鄭德濤、黃龍雲、何立峰、潘逸陽、萬慶良、張立群，等等。
科教文、社會經濟界知名教授：熱帶醫學奠基人鍾惠瀾、腫瘤學和放射療學先驅吳恆興、橋梁大師李國豪、數學皇帝丘成桐及黃旭華、潘毓剛、梁伯強、黃子卿、李國平、張如心、楊遵儀、楊簡、黃秉維、黎尚豪、張作梅、鍾世鎮、曾毅、汪懋華、王佛松、張楚漢、饒芳權、鄭度、古德生、江歡成、廖萬青、梁春廣、劉煥彬、楊文采、邱冠周、陳志傑、蒲慕明等院士；鄒魯、凌道揚、李善邦、林士諤、徐華清、張資平、羅九香、鍾敬文、羅清楨、馮憲章、謝發、蒲風、杜埃、黃石華、詹伯慧、何子淵、楊之光、張其彬、陳煙橋、黃葯眠、何其莘、吳蘭修、林風眠、羅香林，等等。
藝術表演界：劉惜君、何杜娟、譚傑希、林好、「棋聖」楊官璘、鍾彩媚、饒威、吳亞春、譚傑希，等等。
工商實業界：李河君、林立、郭東林、朱孟依、葉澄海、繆壽良、姚德勝、張鴻南、張榕軒、賴霖楓，加拿大華人首富李秦等等。 廣西代表性客家人物：馮子才、劉永福、李天佑、王力。
廣西客家人物列表 馮子材（1818-1903）欽州沙尾村人。祖籍玉林市博白縣。 蕭朝貴（約1820-1852）來賓武宣縣人。 楊秀清（1821或1823-1856）貴港桂平市人。祖籍梅州。太平天國左輔正軍師東王。 秦日綱（1821-1856）貴縣（今貴港市）人。 韋昌輝（1823-1856）貴港桂平市人。太平天國前期領導人之一。 李秀成（1823-1864）藤縣大黎里新旺村人。太平天國著名將領。封忠王。 林鳳祥（1825-1855）貴港桂平平沙人。太平軍將領。封天官副丞相。 賴文鴻（？──1864）貴港桂平金田村人。賴文光的胞兄。封匡王。 賴文光（1827-1868）原籍廣東嘉應州（今梅州）。太平天國將領，封遵王。 石達開（1831-1863）貴縣（今貴港市）人。祖籍廣東和平縣。太平天國聖神電通軍主將翼王。 黃文金（1832-1864）玉林博白文地人。太平天國將領。1862年封為堵王。 陳玉成（1837-1862）藤縣（一說桂平）人。祖籍廣東翁源縣。封英王。 劉永福（1837-1917）欽州人。清朝民族英雄。 黃文英（1839-1864） 玉林博白人。太平天國將領。堂兄為黃文金。 徐啟祥（1865-1936）貴港桂平市人。 李德山（1868-1911）中國早期資產階級革命家。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沈鴻英（1870-1938）柳州鹿寨縣人。舊桂系將領。 劉古香（1873-1913）柳州柳江縣人。廣西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革命烈士。 盧殿林（1879-1948）貴港平南縣安懷鄉谷塘村人。 林虎 （1887-1960）玉林陸川縣人。同盟會會員，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 朱錫昂（1887-1929）玉林博白縣人。原廣西省臨委書記。 林翼中（1887-1984）北海合浦縣人。國民黨政要，曾任香港崇正總會理事長。 陳銘樞（1889-1965）北海合浦縣公館鎮人，民主革命家、北伐將領。 呂煥炎（1890-1930）玉林陸川縣人。新桂系將領。 陳濟棠（1890-1954）防城港市防城區人。國民黨高級將領 香翰屏（1890-1978）北海合浦縣人（今屬廣西浦北縣石埇鎮坡子坪村）。 廖磊 （1891-1939）玉林陸川縣人。原籍廣東化州。新桂系高級將領，國民黨陸軍上將。 李明瑞（1896-1931）玉林北流市人。民主革命家、紅七軍紅八軍總指揮、革命烈士。 黃士韜（1899-1927）賀州蓮塘鄉新蓮村人。 鄧無畏（1900-1931）柳州三江侗族自治縣人。祖籍今廣東梅州市梅縣區。 李運華（1900-1971）貴港東龍鎮冠志塘村人。1944年秋，任廣西大學校長。 王力 （1900-1986）玉林博白縣岐山坡村人。語言學家兼詩人。 徐松石（1900-1999）玉林容縣浪水鄉人。世居廣東梅州蕉嶺縣。明末清初，遷居於廣東肇慶府新興縣。 寧培英（1901-1928）陸川縣第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廣西農民運動先驅。 江應梁（1901-1988）賀州市人，教授。 羅爾綱（1901-1997）貴縣（今貴港市）人。著名歷史學家、訓詁學家、晚清兵志學家。 黃一平（1903-1980）賀縣（今賀州市）人。原廣西區委常委、區政府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朱光 （1906-1969）玉林博白縣人。原安徽省副省長。 周鋼鳴（1909-1981）河池羅城仫佬族自治縣人。作家。 鍾夫翔（1911-1992）玉林北流市人。原中國郵電部原黨組書記、部長。 梁威林（1911-2008）玉林博白縣人。廣東省第五屆政協主席、原副省長、新華社香港分社原社長。 鄒侖 （1912-1997）玉林博白大壩鄉久福村人。原中共中央調查部副局長、國家安全部咨詢委員。 葉馥蓀（1913-）廣西壯族自治區五至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李天佑（1914-1970）桂林臨桂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原副總參謀長。上將軍銜。 秦似 （1917-1986）玉林博白縣人。作家、語言學家。 葉浩 （1917-1995）柳州融水苗族自治縣融水鎮橋頭街人。 劉毅生：1917年生，玉林市陸川縣沙坡人。廣西區原黨委常委、秘書長、區黨委黨校原校長。 鄒瑜：1920年生，陸川縣人。中國司法部原部長兼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李光前：（1889-1945）原名李培先，漢族客家人，籍貫廣西博白縣，印尼中華會館原董事長。 丘文懿：1927年生，陸川縣人。廣西壯族自治區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鍾家佐：1930年生，賀縣（今賀州市）。廣西區原黨委常委、區政協原副主席。 李京文：1933年生，陸川縣人。 技術經濟學家及數量經濟學家。2001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龐為強：1938年生，博白縣人。1990年6月任湖南省委常委、省軍區司令員。1988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陳輝光：1938年生，玉林市人。廣西區原黨委書記、區政協原主席 ，廣西客家海外聯誼會會長。 劉慶貴：1943年生，博白縣人。高級工程師，少將。1997年4月擢升為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副司令員。 陳仁：廣西區人民政府原副主席 （1986~1993）、廣西客家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 陳詠：省部級領導。 黃繼濟：廣西區人民政府辦公廳原主任、廣西客家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呂梁：廣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長、廣西客家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 陳仕金：廣西師范學院原黨委書記、廣西客家海外聯誼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丘棟霖：1929年生，鍾山縣人。原地下黨工作者、廣西區檢察院原檢察長 丘小雄：1952年生，陸川縣人。國家稅務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溫卡華：1955年生，陸川縣人。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綜治委主任。 邱小琪：1956年生，陸川縣人。 黃道偉：1957年生，博白縣人。廣西區黨委常委、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李達球：1953年生，昭平縣人。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區總工會原主席。 葉喬波：1964年生於吉林長春，祖籍賀州。中國女子速滑運動員。1992年獲第十六屆冬奧會兩枚銀牌 備註：姓名後所列軍銜者，均為1955年授予。 陳奇、張誠忠、鍾怡雯、黃健翔（重慶），等等。
註：括弧信息為人物籍貫。
客商代表人物：張弼士、胡文虎、張煜南、張鴻南、謝樞泗、姚德勝、徐錦榮、葉亞來、彭雲鵬、姚美良，侯芳伯、伍淼源、伍竹林、伍班超、丁家駿、鄭明如、李金松、溫惠仁、魏應州、魏應交、魏應充、魏應行、熊德龍、古潤金、張旋龍、羅田安、朱孟依、朱拉伊、葉澄海、葉煥榮、繆壽良、溫純青、曾憲梓、田家炳、梁亮勝、何僑生、何冬青、余國春、余鵬春、葉春榮、葉聯禮、葉樹林、葉新民、葉桂材、黃華、鄒錫昌、羅桂祥，湯錫霖、羅煥昌、劉宇新、劉皇發、楊釗、黃澤蘭、李新炎、林立，葉遠西、葉華能、郭東林、李東生、陳景河、林光如、藍鏵纓、黎次珊、葉鋼書、張鑫善、姚良松、連鋒、吳惠權、曾震宇、楊欽歡、羅活活，曾智明，楊漢軍、庄兆祥、鍾奇可、鍾偉良、李有權、吳德芳、黃德新、梁世楨、劉金華、陳彩銀、陳梅冰、黃明智、李東浩、藍瑞明、陳志明、李彬蘭、劉偉、張新輝、卓定華、楊榮義、廖曉霞、林苑如、蔡鴻文、馮小華、劉年新、塗輝龍、周國輝、李建華、梁俊豐、楊祥波、朱世瑞

② 歷史上最早的公安成立在哪一年

有事找派出所，對於派出所的稱謂，許多人只知道是行政執法機關派出的基層組織機構，其實它的由來有著深遠的歷史背景。近日，筆者在采訪中碰巧得知，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在南京六合竹鎮組建了第一個派出所，成為有資料可追溯的中國最早的派出所。
十多年前時任南京六合區公安分局竹鎮派出所第十六任所長米正才告訴筆者，解放後建立的公安基層組織都叫做「派出所」，就源於竹鎮派出所。最早的竹鎮派出所組建之時，正處於抗日戰爭時期，派出所人員同時又都是新四軍戰士，既受新四軍領導，又要協助地方政府維持社會治安，因此稱為「派出所」，意為新四軍的「派出機構」。
相關資料
派出所是我國公安部門的基層機構，管理戶口和基層治安等工作。公開資料顯示，我國1946年公安機關成立公所，1948年改稱公安分駐所，1950年改稱派出所。派出所名稱延續至今。
派出所屬於一個外來詞，來源於日語。本意是派出的分支機構的意思，在日語中並不是特指警察的派出機構，任何機構都可以有「派出所」。在我國這個詞演變的今天，變成了專指公安機關的派出機構。
什麼時候誕生?
日寇瘋狂轟炸中的「小上海」
冒出中國最早派出所
但凡在南京六合公安分局竹鎮派出所工作過的同志，說起這個所，總要提到她的「偏」：地處六合西北山區，北鄰安徽天長，西接安徽來安；忘不掉她的「遠」：距六合城區40餘公里
但由於地處蘇皖二省三縣(江蘇六合縣及安徽來安、天長縣)交界，三縣民眾往來頻繁，早在抗日戰爭前，竹鎮就形成了繁華的集市，並享有「小上海」之美譽。
1939年8月，新四軍第五支隊司令員羅炳輝率部進駐竹鎮鎮，開辟了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極端仇視，於是，對這個鞭長莫及的邊遠集鎮進行狂轟濫炸。
竹鎮先後被炸九次，繁華的集市頓成一片廢墟。然而，讓日軍始料不及的是：在這塊土地上，抗日軍民的活動非但沒有停止，新四軍還在這兒建立起第一個公安派出所。
據《六合縣志》記載，竹鎮當時隸屬六合縣抗日民主政府。1942年8月經淮南行署批准，「竹鎮市(鄉級)抗日民主政府」在竹鎮仇庄成立。
從現有資料看，竹鎮派出所是抗日戰爭時期新四軍第一次組建公安派出所。
筆者從竹鎮派出所了解到，第一任所長由當年的竹鎮抗日民主政府警衛排排長黃經農兼任。
現任六合區公安分局政工辦主任戚厚春回憶，2004年，他們曾到公安部檔案館查閱過資料，沒有比竹鎮這個「新四軍第一所」更早的派出所了，因此斷定竹鎮派出所是可追溯的中國最早的派出所。
四次長沙會戰：薛岳上演「天爐戰法」重創日寇
據說如果按照抗戰中殲敵的數量來排座次的話，眾多抗日名將當中，薛岳應當名列第一。因為僅他指揮的四次長沙會戰，就消滅日軍十萬人。1946年10月10日，美國總統杜魯門授予薛岳一枚自由勛章，以表彰他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張治中將軍稱其為「百戰名將」。曾經與薛岳既是老戰友也是死對頭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則盛贊薛岳指揮的萬家嶺大捷，「與平型關、台兒庄三足鼎立，盛名當垂不朽。」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廣東省樂昌縣人，1896年12月27日生。出生時父親給他起名叫薛仰岳，意思是仰慕岳飛。成年以後，他認為只是仰慕岳飛還不夠，乾脆把「仰」字去掉，改名薛岳，直接以岳飛自比。薛岳11歲便考入廣東黃浦陸軍小學，開始接受軍事教育。14歲，他加入了孫中山的同盟會，1921年，薛岳任大總統警衛團第一營營長。次年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炮轟越秀樓，圍攻總統府，薛岳率官兵曾冒著槍林彈雨掩護孫夫人宋慶齡安全撤離，深得孫中山嘉許。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薛岳三次向蔣介石發電報，請纓出征。在請求獲準的當天他就領兵出發。從此，薛岳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奮戰八年，他的軍事生涯也走向了巔峰。

1950年5月去往台灣。1998年5月3日，薛岳去逝，享年103歲。
第一次長沙會戰：jīng心部署，全面勝利
1939年，隨著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日本軍部的主要進攻目標也確定於重慶。但自薛岳主持湖南及第九戰區以來，政績斐然，抗日聲浪日益高漲。日軍稱：「第九戰區方面集中了以中央直系主力部隊為核心的約50個師，宣稱開展夏季攻勢，其活動日趨活躍。」鑒此，隨棗會戰一結束，日軍本部便決定在夏秋之交殲滅第九戰區，一則解除對武漢、南昌之威脅，二則打擊國民政府抗日決心，使之歸順「大東亞共榮圈」。
9月中旬，在岡村寧次的指揮下，第一○一師團、第一○六師團由南昌附近、贛江東西岸及武寧、張公渡方向，逐次向靖安、安義、奉新集結後，向銅鼓、瀏陽日夜蠶食。幾乎同時，鄂南、贛北的日軍配合第一○一師團、第一○六師團的進攻，積極向當面的守軍攻擊，造成全面開花，達到迷惑中國軍隊的目的。9月15日，日軍第一○一師團從司公山至大路王一線，瘋狂向守軍第三十二軍、第五十八軍攻擊；第一○六師團在橋下向守軍攻擊，第一次長沙會戰首先在贛北打響了。
為更有效殲滅日軍有生力量，薛岳命令主力部隊轉移至汨羅江南岸第二線陣地。第五十一軍、第七十軍各一部分布在汨羅江南岸各處設立防線。日軍乘第五十二軍轉移江南之機，以其一部偽裝成難民，偷渡過江，佔領平江、永安等地，直抵撈刀河；其主力部隊則企圖在江面架設三座浮橋，因我軍頑強抵抗而失敗。攻打第七十軍陣地的日軍亦毫無進展。至26日，敵軍以飛機大炮為掩護，傾全部主力猛攻汨羅江南岸陣地，我軍頑強抵抗使敵不能得逞，保住了主陣地。
從18日到26日在汨羅江至新牆河之間的激戰，日軍遭受慘重傷亡，後援不繼，無力再發起大規模進攻。薛岳在此消耗敵軍的目標基本實現。在戰況最緊張時，敵奪取長沙目的已經明顯，蔣告知薛岳，在適當時機可以放棄長沙。被薛岳拒絕。軍委會曾一夜之間九次電令薛岳退出長沙，薛岳堅決反對，迫使軍委會同意其在長沙附近決戰的主張。湘北各地民眾則按照薛岳原來的布置，伏擊敵軍後勤供應隊伍，破壞各地交通設施，致敵軍補給和援軍難以前行。
日軍雖然裝備良好，但數量有限，尤其是兵力補充受限，人員傷亡後越戰越少。10月5日，日軍下令全線撤退，日軍慌張後退。這一切，被手持望遠鏡的薛岳看得清清楚楚。他立即下達了全線追擊的命令，首先採用大炮襲擊撤退的日軍。一陣陣撕破天宇的炮擊，給日軍致命的打擊。日軍後尾的部隊被打得死傷大片，倖存的東逃西散，一片狼藉。中國軍隊奮勇直追，越戰越勇，他們掃盪了長壽街、龍門廠一帶殘敵後，又攻佔了平江縣城，還渡過湘江，攻克了夏營田、湘陰、新牆、楊林街、榮家灣等地。10月9日，薛岳才鳴鑼收兵，停止追擊。至此，第一次長沙會戰以我軍全勝而結束。是役殲敵萬餘人，時稱第一次湘南北大捷。
第二次長沙會戰：准備不及，倉促應戰
第一次長沙會戰之後，湖南戰場沉寂了大約兩年。第九戰區在薛岳的主張下，逐步襲擊日軍，陣地前推幾公里到數十公里不等。為預防日軍可能的進攻，不僅整訓、補充了各部隊，還加強了防禦陣地。薛岳重視民眾支援戰爭的能力，動員並訓練了湘北民眾破壞敵軍交通線的能力。在軍力安排方面，基本上把第一次長沙會戰時敵進攻路線作為己方重點防禦方向，此外，鑒於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確定了反攻方針，薛岳安排擬定了反攻作戰計劃。反攻與御敵均注重鄂南、贛北、湘北三面。
1941年，日軍第六師團於9月7日開始掃盪大雲山地區，第九戰區始料未及，命令第二十七集團軍反擊，經過交火，雙方傷亡慘重。
8日晨、日軍發動全面攻勢，以強大火力打擊新牆河，整個第二十七集團軍部署全被打亂，昌水以北各部不得不撤離大雲山陣地，轉入新牆河戰場，但已貽誤戰機。如此，日軍以大雲山掃盪掩護主力進攻的企圖基本得逞，以一個師團牽制了我軍五個主力師，我軍雖英勇苦戰，犧牲慘重，但終於不敵日軍強大攻勢，逐次撤退。薛岳打算在汨水兩岸殲滅敵軍，命第二十七集團軍之第四、第二十軍全部渡過汨水南下，但日軍已在汨水南岸擊潰了第二十六、第三十七、第十、第七十四軍主力，進抵長沙城下。

③ 康有為沒有那麼重要

康有為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廣東南海
逝世 1927年3月31日 山東青島
康有為，又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國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廣東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學說，並致力於將儒家學說改造為可以適應現代社會的國教，曾擔任孔教會會長。
康有為最早的教師是他的祖父康贊修。他十九歲時拜廣州有名的學者朱次琦為師。康贊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學，因此，康有為在宋明理學的影響下，鄙棄所謂漢學家的煩瑣考據，企圖開辟新的治學道路。學習一段理學之後，他對理學也不贊成了。因為理學「僅言孔子修已之學，不明孔子救世之學。」他二十二歲那年離開朱次琦，一個人到西樵山白雲洞讀書，讀了不少經世致用的書，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等。同年他遊了一次香港，使他大開眼界。以後他又閱讀《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等書，「購地球圖，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這一年是康有為從中學轉為西學的重要開端。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會試，回歸時經過上海，進一步接觸到了資本主義的事物，並收集了不少介紹資本主義各國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學的書刊。經過學習，康有為逐步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比中國的封建制度先進。帝國主義的侵略，清朝的腐敗，使年輕的康有為胸中燃起了救國之火；西方的強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學習，藉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國。

1888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當年9月，他上書光緒帝，痛陳祖國的危亡，批判因循守舊，要求變法維新，提出了「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條綱領性的主張。1891年，康有為回到廣東，開辦萬木草堂學館，聚徒講學，並為變法運動創造理論。先後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著作，這兩部書都是在尊孔名義下寫成的。前一部書把封建主義者歷來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某些經典宣布為偽造的文獻；後一部書把本來偏於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滿懷進取精神，提倡盡可能思想、平等觀念的人。康有為的這些看法，雖都不科學，但他的改革精神卻在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震動和反響，而對封建頑固守舊分子構成了很大的威脅，因而這兩部書被他們視為異端邪說。1894年，康有為開始編《人類公理》一書，這本書經多次修補，後來定名為《大同書》發表。《大同書》描繪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提出大同社會將是無私產、無階級、人人相親、人人平等的人間樂園。這當然是荒廖的，因為「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在為戊戍變法奠定了理論基礎之後，從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為積極地進行了變法實踐。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極為憤慨。康有為連夜起草了一份一萬四千多字的上皇帝書。各省舉人一千三百多人集會，通過了這個萬言書。5月2日，這份萬言書送交都察院。這就是有名的「公車上書」。在上書中，康有為從愛國的立場出發，強烈主張「拒和、遷都、變法」，建議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在這次會試中，康有為中了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以後，康有為又連續給皇帝上了幾次書。光緒皇帝對康有為提出的問題，很受感動。在這些上書中，康有為系統地發揮了自己的變法思想，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幾個方面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政治方面，康有為提出了變君專制為君主立憲的要求。他指出：「東西國之強，皆以立憲法，開國會之故。國會者，君與國民共議一國之政法也」。經濟方面，康有為提出了發展工業，振興商業，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主張。文化教育方面，康有為提出了「開民智」、「興學校」、「廢八股」的主張。這幾個方面構成了康有為變法維新的基本綱領。

為了組織和發展維新派力量，1895年8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了強學會。強學會成立之後，每三天舉行一次例會，相互討論「中國自強之學」，批判頑固派的投降賣國。這就惹怒了李鴻章等人，他們下令封閉了這個學會。在這個學會被封閉之前，康有為已感到形勢緊張，於同年11月離京南下在上海組織了強學分會，不久也被封閉。1897年11月，德國出兵占膠州灣，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激烈反對。1898年3月，康有為在北京又組織了保國會。在成立大會上，康有為慷慨陳詞，說：「二月以來，失地失權之事已二十見，來日方長，何以卒歲？」康有為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聽眾的心，保國會員很快發展到數百人。這就引起了頑固派的恐懼和誹謗。有人上書大罵保國會是「名為保國，勢必亂國。」有的人還上書彈劾，准備對康等進行查究。只是光緒皇帝說了「會為保國，豈不甚善」才算作罷。不過從此以後，保國會的活動也就很少了。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通過組織學會，宣傳了愛國主義思想，進一步動員了群眾，擴大了變法維新的影響。

改良派還通過發行報刊進行輿論宣傳。1898年強學會成立時，康有為就在北京創辦《中外紀聞》，開始印一千份，後來加印三千份。當時許多官員都能看到，一時在朝廷內外影響甚大。同年，康有為又在上海組織發行了《強學報》。改良派通過報紙，動員力量，擴大了自己的陣地。

康有為通過一系列的政治實踐，在社會上名聲很大。光緒皇帝准備召見康有為。但是，由於頑固大臣從中設置障礙未能成功。光緒皇帝下令說，以後康有為如有奏摺，即日呈遞，不得阻攔。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布實行新政，「變法自強」。五天以後，光緒皇帝正式接見康有為，並賞給六品銜，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同時給他以專摺奏事的權力。不久，梁啟超、譚嗣同也都在政府中任了職。這樣康有為和他的同事們總算參與了變法維新的機要。在三個來月的時間里，他們根據皇帝的授意，發布了不少實行新政的詔書，如設立學堂、提倡一定的言論自由、獎勵發明創造、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改革財政等。康有為等人以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無事不成，其實，光緒皇帝只不過是個空架子，實權完全掌握在頑固派那拉氏等人手裡。正當康有為等躊躇滿志的時候，頑固派一個反撲，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緒皇帝被囚禁，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染啟超逃亡國外。戊戍變法運動，前後不過百天，就這樣失敗了。

康有為領導的變法運動固然有其進步意義，但其失敗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為他們害怕群眾甚至敵視群眾。他們主張變法，但卻反對革命。康有為認為「凡君主專制、立憲、民主三法，必當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則必大亂。」他在《進呈法國革命記序》中，把革命描寫得十分殘暴嚇人；「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屍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禍八十年。」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康有為在戊戍變法以後還死抱住保皇的主張不放，堅決反對革命，最後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絆腳石。

生平
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贊修是道光年間的舉人，父親康達初做過江西補用知縣。康有為自幼學習儒家思想，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為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沒有考取。南歸時途經上海，購買了大量西方書籍，吸取了西方傳來的進化論和政治觀點，初步形成了維新變法的思想體系。
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借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1891年後，他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弟子有梁啟超、陳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參加會試，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又未上達。當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書，得到了光緒帝的贊許。7月，他和梁啟超創辦《中外紀聞》，不久又在北京組織強學會。
1897年，德國強占膠州灣，康有為再次上書請求變法。次年1月，光緒皇帝下令康有為條陳變法意見，他呈上《應詔統籌全局折》，又進呈所著《日本明治變政考》、《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二書。4月，他和梁啟超組織保國會，號召救國圖強。6月16日，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為總理衙門章京，准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史稱戊戌變法。後因慈禧太後的干預，維新運動失敗，其具體細節目前尚有較大爭議。
變法失敗後，光緒皇帝被軟禁，康有為之弟康廣仁被殺，康有為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為獲得國際支持，他曾游歷列國，會見歐洲各國君主。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1913年回國，主編「不忍」雜志，宣揚尊孔復辟。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清廢帝溥儀復位。1917年，康有為和效忠前清的北洋軍閥張勛發動復辟，擁離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
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張園覲見探望。1927年，康有為病死於青島。
思想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
近年對於康有為的歷史地位存在著較大爭議。由於維新變法後各派人士的自述常常出於政治宣傳目的而頗多不實，使得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存在很大困難。

④ 風語|| 寒夜風聲，圍爐聽紅色信使遇險記

這是一段真實的紅色歷史故事。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後幾天，周恩來領導的起義部隊揮師南下,部隊於9月上旬到達福建西部汀州。

考慮到戰場損耗實際情況，周恩來等前委同志及重要成員同志決定寫給黨中央一封軍事絕密信函，可以說，這封信事關起義軍存亡，必須盡快安全送到黨中央。

但之前，周恩來以前委的名義派人向當時還在武漢的中央送了一份報告，一直杳無音信。

這封信能否到達，可能性非常低，況且黨中央組織已遷往上海，外圍不知道具體地址及聯絡方式，而且沿途經過關卡重重的國統區，國民黨的特務、憲兵、民團、警察等明哨暗崗可不是吃干飯的。因此送信的人，必須身懷絕技，不僅要求黨性強、意志堅定，而且要靈活機警、有勇有謀。

是的，我黨從成立初期的成員們就是一群充滿革命理想，鬥志昂揚的大俠！

南昌起義部隊中，有一個宣傳委員叫陳寶符，廣西人，個子高大，會講白話、客家話和普通話，還熟悉上海的情況。起義軍前委會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派遣陳寶符裝扮成商人給黨中央送信。

汀州古城，從東而西成弧形，整座城池，後有卧龍山為屏，前有汀江天塹，成為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來自廣西的南昌起義軍宣傳委員陳寶符、黃日葵在汀州找了一家絲竹店住下。

子夜，黃日葵鄭重地對革命同志兼好朋友陳寶符說：「明天，有一位重要領導找你單獨談話，你有個思想准備。」陳寶符激動萬分，一夜都想著：無論黨交給什麼任務，都要完美達成！

是的，穿越戰火送達密件的背後，是考驗一個共產黨員的機智和忠誠的光榮時刻。

第二天，前委書記周恩來到陳寶符的住所，偵查員確定周邊無眼線後，周恩來和陳寶符密室詳談。

周恩來說：「寶符同志，照目前形勢看，我們打到汕頭是不成問題的。現在讓你去完成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送一個密件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文件內容是請中央與共產國際商議，讓蘇聯運一些武器到汕頭來支援我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這一任務。」

陳寶符鄭重地點了點頭。

接著，周恩來向陳寶符交代了接頭地點和方法，周恩來把信件交給他，讓他將用葯水寫在普通的毛邊紙的密件裝在上衣的口袋裡，為安全起見，與草紙混在一起。

周恩來又給他200大洋作為旅費，說：「你一路也許會碰到很多困難，要會巧妙應對，這些錢可以靈活運用，以達成目標。」

作為經驗豐富的秘密工作者，周恩來又端詳了一下陳寶符，說：「你是個胖子，可以化裝成商人前往。」

周恩來回去後，陳寶符一晚上都在想怎樣很好地完成任務考慮每一個細節，最後，他覺得經過陸路，肯定有很多盤查關卡，他就決定一路上要走水路，方可降低送信風險。

陳寶符次日換好商人裝出發。他在長汀坐上小竹筏，順江而下。沿江灘多水急，亂石滿布，陳寶符看著江面，知道此次的行程會像這江灘一樣，十分危險。

乘船過了一天，安然無恙，陳寶符換乘小船，到達國民黨占據的上杭縣城，因為水路是有可能從蘇區過來的人，他一上岸就遭到國民黨特工搜查。

很不幸，一個特務從陳寶符口袋裡搜出了一支進口派克鋼筆，鋼筆放到了特務頭子的辦公室桌面上，特務頭子拿起鋼筆端詳了一下，邊下令將陳寶符逮捕，逼問他是不是共產黨的偵探。

陳寶符神色不慌，堅持說自己是一名商人，在店裡當店員兼會計，筆是記賬用的。國民黨特務可不是傻瓜，他們對陳寶符嚴刑拷打，一晚上都在逼問他，但終究沒有問出個所以然。

陳寶符絲毫沒有流出一點破綻，而且他見特務私下講客家話，便也時不時用客家話主動跟他們套近乎。

國民黨特務關了他拷打一晚上也沒有問出個所以然，特務頭子氣急敗壞，第二天一早沒收了他的鋼筆，並聲稱要拉他出去槍斃。此時，特務們也在看他的反應，如果陳寶符反應有點點不對就遭殃了。

但陳寶符依然神態自若，沒有給敵人一絲機會。

後來負責押送的士兵拉他走出了大門後，陳寶符摸了摸口袋掏出點東西，說：「兩位官爺，我就是個做會計的賬房先生啊，二位爺辛苦了，這幾塊大洋給您二位喝點茶？」

負責押送的兩個士兵互相看了一眼，接過幾塊大洋，就打了他幾巴掌，喊道「滾滾滾！」就把他放走了。

逃出生天的陳寶符一刻都不敢停留，立刻坐船到汕頭，乘英國太古公司的小輪船前往上海。

又是經過一個星期的乘船跋涉，陳寶符來到上海，在廣東人開的太安客棧住下。

次日，陳寶符向接頭地點——黃浦江邊的上海報關行走去。進門後，他用暗語詢問報關行里的櫃員，那人張嘴就回罵了一句上海粗口話。通過原來設計的暗語內容，陳寶符情知不妙，不動聲色轉身便走了。

陳寶符成功脫險後，苦於任務沒有完成，陳寶符心急如焚。沒有辦法，只好先在上海住了下來，再另尋方法聯系黨組織。

在苦苦尋找中，他偶然碰到了本縣人陳英，一個在上海群治大學讀政法的學生，經試探，知道陳英也是共產黨員。他們雙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後經陳英聯系，陳寶符與中共滬南區委書記陳公栩見面。其實陳寶符在北大讀書時就認識陳公栩，兩個人互對了暗號，確認無誤。到了第二天，陳寶符才放心地把周恩來的親筆信交給陳公栩，請他轉交黨中央。

在那個艱苦的年代，再經過大約半個月的周折，信函終於送達到了黨中央。

以上就是紅色信使廣西人陳寶符的故事，積極弘揚傳播廣西紅色黨史正能量，感謝廣西自治區組織部韋英思同志提供素材資料！

⑤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的校史長廊

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位於舉世聞名的人民大會堂西側約1000米的西城區西絨線胡同33號，其前身是由英國中華聖公會創辦於1874年的崇德學堂。學堂於1897年一度停辦。1903年在虎坊橋中華聖公會內復校，1908年遷入絨線胡同籌建崇德中學堂，並於1911年10月28日正式開學，是西城區乃至北京市建校最早的普通中學。當時除校長外僅有教員六七人，學生（包括小學）不過三四十人。首任校長為英國傳教士鄂方智，其後由史多瑪繼任。1920年,校長由紐西蘭傳教士紀多甫擔任。1927年，學校在北平市教育局立案，由凌賢楊（英國劍橋大學畢業）接任校長職務，結束了由外國人對學校的完全控制。
北京三十一中學有著光榮的愛國傳統。五四運動時，當時的崇德學生成立了自治會。學生們不顧當時代理校長鄂方智的極力阻撓，在市學聯的領導下參加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崇德中學反英氣氛特別高漲。為表示反英，大部分學生紛紛退學或轉學，使當時一個200來人的學校，在九月開學時剩下不到百人。
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崇德部分學生在12月16日一早不顧校長凌賢楊的勸阻，走出校門參加遊行。在中山公園舉行的一次演講會上，楊振寧代表崇德中學參加了中學生演講競賽，演講的題目是《中學生的責任》。一二·九的震動下，高中學生力易周、朱邁先、孫以亮（孫道臨）、陶聲垂、徐樹仁、劉忠淵等人，領導同學們開始了救亡運動。1936年的10月至12月，力易周、孫道臨、徐樹仁、朱邁先（朱自清之子）、劉忠淵先後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立了崇德中學黨支部，第一任支部書記是力易周。1936年11月，綏遠的中國軍隊抵抗日軍侵犯，崇德住校學生曾節約部分伙食費加以支援。
日偽統治時期(1937-1945年)，北京中等教育受到嚴重摧殘。1939年，崇德中學被迫停辦。1940年春，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與凌賢楊密談協商，在燕大掩護下將崇德的舊底搬到海淀蔚秀園，成立燕大高中部。同年八月招收高一、高二兩個年級學生共150餘人，九月開學，由凌賢楊任高中部主任。1941年12月8日，日美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與高中部同時被日本關閉。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後，在崇德校友和教師倡議贊助下，崇德中學於同年九月復校。仍由凌賢楊任校長。
1947年春，國民黨發動的內戰愈演愈烈。4月，地下黨學委在北平籌建一個愛國青年學生的政治組織--民主青年聯盟。不久，崇德中學建立了民聯組織，李友濱、鄭甲登、庄守經等同志是第一批盟員。1947年11月初，正式建立崇德中學的中共地下黨支部，由李友濱任書記，顧昂然任組織委員，鄭甲登任宣傳委員。地下黨支部建立後，帶領同學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組織不斷壯大，在迎接北平解放時，學校已先後有中共黨員17人，民聯盟員40多人。1948年底解放軍包圍北平，國民黨軍節節敗退，學校曾一度變成國民黨傷兵收容所，無法上課。凌賢楊在教會某人的慫恿下，解聘了全校教職員。這時學校地下黨支部組織起教工學生護校隊，日夜值班巡邏，迎來了北平解放，勝利地組織師生參加了解放軍入城式。
1949年1月31日，解放軍入城，崇德中學的師生們在前門五牌樓，萬分激動地歡呼北平解放。1949年2月學校如期開學。校董事會進行了改組，教職員中成立了人民教育工作者聯盟，使學校大權掌握在人民手中。1950年凌賢楊辭職，校董事會決議請李瑞啟擔任校長職務。
1952年10月，北京市的全部私立中學由政府接辦。崇德中學從此改名為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學，全部教職員繼續留用。李瑞啟是公辦學校的第一任校長。黨和政府派陶棨同志為黨支部書記兼副校長，學校從此在黨和市教育局的直接領導下，不斷發展。
崇德中學一般下層社會子弟的自費生很少。學生中大約一半來源於中小資產階級及其上層官僚子弟；約五分之一的學生是教會神職人員和教徒的子弟。神職人員的子弟可不經考試，優先入學，免交學雜費；教徒子弟要經過考試，家庭經濟寬裕的自費，困難的享受免費或學金待遇；還有百分之五六的學生從河北省農村教會小學選拔。從1913至1927年，每年暑假在分布於永清、安國、河間、獻縣、肅寧等地的教區設立崇德高小招生點，報名時由家長自報能交多少學費；被錄取的學生每年繳納學費由5元至20元不等，入學後免交其他學雜膳宿等費，享受教會學金待遇，寒暑假回家發給路費。他們的學習成績一般較好。自費生畢業後不受任何約束。免費和學金生若想升學，只能報考教會同意的學校--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北京稅務專科學校、山東齊魯大學醫科、武昌文華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或南京金陵神學院。解放前全國各地的海關差不多都有崇德的畢業生。
學校英語教學比較突出。從小學五年級起，都是用直接教學法。教師多由英籍教員擔任。課本從英國直接定購或應本校英籍女教員芮德蘭編寫，高中也選用林語堂等編寫由開明書店印製的課本。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發音準確，符合學生的英語程度。許多畢業生反映，他們能順利從事和英語有關的工作，其基礎就是在本校打下的。
中文教學比較重視古典文學，最初盡量聘請一些老學究上課，如左沛（榜眼）、吳雷川（翰林，後任燕京大學校長）、王鶴樵（拔貢）等。這也吸引了一些清末文人送其子弟投考該校，如梁啟超之子梁思永、梁思成，陳寶琛（溥儀的老師）之子陳懋賡，劉春霖（清末最後一個狀元）之子劉海雲等。
數學課本小學和初中都由本校編譯，其突出特點是從小學五年級就開始設平面幾何課，初中一年級開始講代數。自編的幾何課本由幾何畫開始，從直觀引起學生的感性認識和興趣。代數課本用自譯印刷的英國數學家高福來與西頓思合編的《普通代數學》，特點是從形象引入概念，有很多直觀性的插圖。從中學三年級開始用英語講課，使學生在學數學的同時加強了英語的訓練。
學校對國文、數學，特別是英文等重點課程的教學抓得比較緊。對學生學習、自修的管理和督促比較嚴格，促使學生養成好的讀書風氣。
崇德中學熱愛體育成風。學校特別注重足球、網球和牆球活動，有一個足球場，三個網球場和幾個牆球場。崇德足球隊曾在本市頗有聲譽。學校代表隊常和英國駐華使館英國兵足球隊進行比賽。此外，也常和通州潞河中學、北京匯文中學比賽，並得勝而歸。足球一直是崇德中學的傳統體育項目。也培養了不少比較出色的足球隊員。五十年代還多次舉行過足球義賽，為抗美援朝做出了微薄的貢獻。足球成為全校同學最熱愛的一項體育活動。
1961年北京三十一中學被市教育局定為西城區重點中學，學校從此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文化大革命後是全市第一個正式恢復上課的學校,學校教學秩序穩定，教學質量穩步提高，成為當時全市乃至全國開放的唯一一所中學。 北京三十一中學建校以來培養了2萬余名學生。其中不乏後來蜚聲中外的傑出科學家、著名的藝術家。1933年夏末初秋，崇德中學迎來了新一批學生，其中就有後來的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楊振寧。楊振寧，1922年農歷8月11日出生於安徽省合肥縣。1929年秋，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應清華大學之聘任數學系教授。全家到了北平。在崇德中學，楊振寧接受了正規的中學教育。他聰敏好學，興趣廣泛，不僅數、理、化課成績優異，國語和英語也念得不錯。1938年，楊振寧考入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中心--北大、清華、南開大學合並而成的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的生活為楊振寧提供了學習和成長的機會。1945年夏，楊振寧前往美國求學。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1971年，楊振寧教授作為美籍華人科學家第一個回來訪問新中國，與毛澤東主席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訪問期間，以及1994年、1998年他曾到母校北京三十一中學參觀。楊振寧為中美建交、為中國學者到美國深造以及在中國教育、科技的發展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他的思想、言行已遠遠超越了一個物理學家所做的一切，特別是他對中華民族的摯熱的關懷之情和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使我們深為感動。在他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列出他要見的人員名單，名單上第一個人是他的摯友，崇德中學的同學鄧稼先。
鄧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白麟坂。他和楊振寧是同鄉，父親鄧以蜇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與楊振寧的父親楊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鄧稼先和楊振寧從小就有著深厚的情誼。1936年，鄧稼先由志成中學轉到崇德中學讀初二。讀中學的鄧稼先，學習成績提高很快，一半因為他已經長大，開始懂事；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生活在那種沉重的民族壓迫的環境里，覺得要救我們的國家，必須有知識、有本領。這也許在當時是他腦海里一種比較朦朧的意識，但它畢竟存在。他已由一個不懂事的頑童，變成一個有抱負的青年人了。1941年秋，鄧稼先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1948年秋，鄧稼先受父親的好友楊武之教授之託，與楊振寧的弟弟楊振平結伴到美國讀書。1950年8月20日，鄧稼先順利通過普渡大學物理學博士論文答辯。在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第九天，他毅然踏上回國的旅程。回國後，鄧稼先在中科院大約工作了八年。1958年8月，鄧稼先服從組織調動，主持原子彈、氫彈的理論設計工作。鄧稼先是我國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他將自己的智慧、個人幸福以至生命，無償地獻給了我國的國防事業。他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孜孜不倦的奮鬥了28年。繼突破原子彈、氫彈的原理後，為中國研製成功原子彈、氫彈，並進一步達到武器化；隨後又研製成功新型加強氫彈，對第二代新的核武器做出重大理論突破並試驗成功。他曾四次獲得國家級科技進步特等獎。我們中國的國威大振，中國人民揚眉吐氣，有他一份極為重要的、不可磨滅的功勛。他被譽為中國的兩彈元勛。1986年7月29日，受輻射嚴重傷害、飽受直腸癌折磨的鄧稼先終因全身大出血而與世長辭。他的遺言是：死而無憾。
崇德中學培養的學生中還有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我國大地測量和地球形狀學的創始人方俊、世界結構工程大師林同炎、有機化學家高振衡、地球物理學家秦馨菱、著名材料科學家嚴東生、數學家關肇直等七位中科院院士。連同楊振寧、鄧稼先，崇德中學共培養了九位中科院院士。
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孫道臨、話劇表演藝術家林連昆、詞作家凱傳、畫家丁午，體育活動家、原北京體育學院院長、國際排聯規則委員會主席馬啟偉，全國第一個橫渡瓊州海峽的游泳運動員、第一個成功橫渡渤海海峽、創造世界紀錄的北京體育大學教師張健，原國家足球隊隊員張坤岳、體育播音員宋世雄、骨科專家馮傳漢、特型演員劉錫田等，駐芬蘭大使王廉，原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英國大網路全書翻譯庄守經、北大出版社美編室主任林勝利、在德國分別獲得工程和醫學博士的趙政康、趙政川兄弟，曾任人民醫院院長的馮傳漢、黃萃庭，著名攝影家廖增益、國際知名電機專家廖增武，以及廖增琪兄弟三人，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著名法學家江平、書法家林信成、漫畫家孫以增、圍棋選手張文東、著名電影演員張光北、叢珊等都曾在該校就讀。
新中國成立以來，不少老一輩革命家和社會名人，如蔡延鍇、王震、安子文、李井泉、楊成武、童小鵬、廖漢生、吳烈等的子女都曾就讀於北京三十一中學。不少校友的祖孫三代的中學時代都是在這個校園度過的。
不管是崇德中學，還是現在的北京三十一中學，都為在這里學習的學生奠定了良好的人生基礎。正如嚴東生院士1985年8月重返母校時所說：北京三十一中學為中國培養了大批人才，教書育人是母校一貫的宗旨。我在這里度過了整個中學時代，感謝母校為我的人生打下一個好的基礎。
這是北京三十一中學的寶貴財富。為了更好地激勵在校學生，在48屆校友，東北工業大學秦皇島分校汪振武教授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10月，北京三十一中學榮譽室落成，室內展出了傑出校友代表九位中科院院士的事跡。從此，這里成為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愛校教育、德育教育的基地。
北京三十一中學不僅培養了眾多的傑出人才，也有許多教師在各自的工作中創造了突出的業績。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後，學校成立了由毛浦森老師負責的地震小組。他們把觀測到的數據及時通報國家地震局和有關單位，為上級及時進行地震預報提供了重要證據。他連續三年用接受震前電磁（波）輻射監測地震的方法，多次接收到震前信息，並目測出大致方位。此成果他寫成論文，發表在1986年第一期《地震學報》上。在全國震前電磁波會議上，他的觀點被大會採納。他還引進計算機技術，設計接受震前電磁輻射智能化紀錄儀。1990年10月國家專利局通過了此項專利申請。毛浦森的名字被選入1992年5月出版的《中國現代發明家大辭典》。 北京三十一中學，這所有這輝煌歷史的學校在教育改革的今天煥發出勃勃生機。校園環境更加整潔優美，是北京市綠化美化花園式單位。整個校園佔地1.7萬平方米，建有設備齊全的物理、化學、生物實驗室、語音教室、電化教室、計算機網路教室、多媒體備課機房及音樂、美術等專用教室。圖書館藏書5萬冊，閱覽室可同時容納150名學生閱覽，130種報刊供師生選閱。200米跑道的操場和佔地900平方米游泳池為師生鍛煉身體提供了條件。
北京三十一中學治學嚴謹，校風正，是西城區文明校園。現有教職工143人，其中高級教師40人，西城區學科帶頭人8名。學校的歷屆領導都十分重視發揚崇德的優良傳統，貫徹黨的教育方針，貫徹誠實、文明、團結的校訓，提倡勤奮、多思、堅韌的學風。堅持以教學為中心，以德育為核心，加大教育科研力度，實行層次管理，完善不同學齡段的德育目標，加強心理教育，倡導、探索啟發式、討論式等更有效的課堂教學模式。提高課堂教學效益，加快教育技術現代化，努力探索教育改革的新途徑，全面提高教育質量。
在全面發展的基礎上，學校注重培養學生的能力和特長，特別是京劇、鋼琴、手風琴、電子琴、排球、游泳特長的培養。三十一中學是北京市體育項目--排球傳統學校，校排球代表隊曾代表北京市參加全國中學生排球比賽。是北京市軟式排球培訓基地。足球、游泳在西城區比賽中也均有出色表現。新建的形體教室更加豐富了學生的文體活動，特長生在三十一中學有更大的發展。2000年中國青少年研究會、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被命名為中國青少年素質教育研究實踐基地
學校重視現代教育技術的應用，1985年在《人體心臟》生物教學中運用復合式幻燈片、自製錄像片、教學電影短片等手段，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之後，三十一中在電教的硬體、軟體上有了較大的發展。自行研製成電化教室控制平台和一批教育現代化所需要的電教設備、教學軟體，並在課堂教學中廣泛應用。在推進教育現代化過程中，涌現出一批優秀的青年教師。1990年被評為北京市首批電教優類校，1997年被教育部命名為全國現代教育技術實驗學校。學校承擔了市級科研課題現代教育技術在學科教學中的應用。
健康第一是學校工作的指導思想，學校注重基礎設施建設，滿足學生健康成長的需要，密切社區關系，注意教師間、師生間建立健康、和諧的人際關系，1997年，全校師生為一位患骨癌的同學捐款4萬余元，使這位同學深受鼓舞，最終戰勝病魔，並於2000年高中畢業後到瑞典讀書。1999年，學校通過了健康促進學校銅牌驗收。
從1997年開始，三十一中學主動承擔了教育扶貧任務。每年為雲南省綠春縣培養10名品學兼優的少數民族高中生，首批10名學生已於2000年全部升入大學。
北京三十一中學是對外開放單位，多年來，接待了近百個國家（地區）的一萬二千餘人，其中有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斯諾及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夫婦等。荷蘭著名電影導演伊文思和法國電影工作者瑪斯林1972年、1974年兩次來校訪問，並以三十一中教師教育學生的內容為題材拍攝了電影《球的故事》，該片在1974年4月巴黎電影節200餘部電影中一舉奪魁。
1992年，三十一中與日本福岡縣立玄界高等學校結成姊妹學校。通過兩校的交流，增強了師生的自豪感和責任感，培養了學生參加國際交往的能力，促進了學生的全面發展。
北京三十一中學，歷盡百餘年的風雨滄桑，建校初期的小樓似乎在向人們訴說著那些久遠的故事和曾經的輝煌，在教育改革不斷深入的今天，北京三十一中學正在不斷前進！

⑥ 陳寶的介紹

陳寶，1974年12月生，安徽巢湖人。1992年就讀於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政教系，1996年獲學士學位；1999年於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獲馬克思主義哲學碩士學位，同年留校任教：2007年於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獲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學位。1999年7月在安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任教。現為上海政法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經濟哲學。

⑦ 中日甲午戰爭後，嚴復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嚴復的「三民思想」是在維新運動興起之前就產生的。
早在1877—1879年留學英國期間，嚴復就廣泛研讀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考察了英、法的社會實際，為其維新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清軍接連失利，在民族危亡的時勢刺激下，嚴復接連發表政論，提出變法救國理論。1895年3月上旬， 清軍在遼寧前線一敗塗地。嚴復於天津《直報》（一家由德國人漢納根所辦的中文報紙）發表《原強》；3月中旬， 日本逼迫清廷派遣李鴻章赴日談判，嚴復發表《辟韓》；5—6月間，清廷被迫簽約，舉國嘩然，嚴復又陸續發表《救亡決論》。在這幾篇文章中，嚴復首次提出了要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作為自強之本。嚴復說：「生民之大要三：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西方政治學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定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註：嚴復：《原強修訂稿》，載王軾主編：《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由是嚴復考察了中國「民力、民智、民德」的狀況，得出一個基本的評價：「民智既不足以與之，而民力民德又弗足以舉其事。」（註：嚴復：《原強》，《嚴復集》第1冊，第15頁。 ）進而大聲疾呼：「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為一弱於群強之間，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唯是使三者誠進，則具治標則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註：同④，第27頁。）「民智之何以開，民力之何以厚，民德之何以明，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務。」（註：同⑤，第15頁。）
嚴復將「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提到極端重要的地位，並做了具體的闡發。首先，嚴復認為，衡量一個國家強富的標准在於「三民」：「國之強富貧弱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必三者既上而後政法從之。」（註：同④，第25頁。）反之，如果「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註：同④，第26頁。）則富強難行，甚至導向亡國亡種的境地。嚴復說：「使吾之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被外族「奴使而虜用」、「彼常為君而我常為臣，彼常為雄而我常為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逸……」。（註：同⑤，第12頁。）那麼，距「無以自存、無以遺種」的境地也就相差無幾了。其次，就中國的情勢而言，謀國救時的根本在於「三民」。嚴復指出，「民力、民智、民德」是「自強之本也」，（註：同④，第32頁。）圖強必須標本並治，「其本，則亦於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表，而表將自立。」（註：同⑤，第14頁。）「表者，在夫理財、經武、擇交、善鄰之間；本者，存夫立政、養才、風俗、人心之際。」「表必不能徒立也。使其本大壞，則表非所附，雖力治表，亦終無功。」（註：嚴復：《擬上皇帝書》，《嚴復集》第1冊，第65頁。）
那麼，「三民思想」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嚴復提出了三方面的具體主張：
所謂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鴉片、纏足，使人民體質增強，有強健的體魄，作為提高民智和民德的基礎；
所謂開民智，主要是廢除八股，提倡西學，使人民打開眼界，掃除蔽障，啟迪新知；
所謂新民德，主要是創立議院，各級官吏由公民選舉，以改變封建專制，使人民養成愛國公德，「合天下之私以為公」。（註：同④，第31頁。）
由此可見，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志趣不同，嚴復從一開始就將著眼點放在「民力、民智、民德」這些國民主體的革新上面，深刻認識到中國的救亡問題，其根本在於國民主體的程度的提高。從這一點出發，嚴復提出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救國主張，是一種貌似緩進、實則堅實的獨到之見。這一思想，同時也決定了嚴復在戊戌變法時期的具體表現，呈現出獨特的特點，當其他維新志士致力於政治活動和制度變革時，嚴復卻以發表政論、提供思想為己任，並且他的思想比康、梁等人的政治活動具有更為持久的影響力。
二
引起人們關注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思想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包括他對戊戌變法的反思和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從表面上看，嚴復在各方面都趨於保守，從批判封建專制轉向反對共和，從提倡資產階級新學回到封建主義舊學。但是，在這種表象的背後，被人們所忽視的，是其對「三民」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戊戌變法過程中。嚴復並未參加比較重要的政治活動，僅蒙光緒帝召見一次，略陳變法對策。事後應光緒帝之命，繕抄《擬上皇帝書》准備呈進，但尚未完成而政變已經發生。變法失敗後，嚴復感慨「臨河鳴犢嘆，莫譴寸心灰」，（註：嚴復：《戊戌八月感事》，《嚴復集》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14頁。）幸而與康梁關系不甚密切，免於株連。但嚴復自此更為遠離政治旋渦，潛心於教書、譯書、著書，繼續為實現中國的富強做奠基的工作。1900年義和團之役後，嚴復避居上海，脫離水師學堂和海軍界，專心譯書。在清末的最後幾年，嚴復先後翻譯出版了亞當·斯密的《原富》、約翰·穆勒的《群已權界說》和《名學》、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甑克思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等西方社會政治學術著作，並寫下了許多精闢按語。1906年，自著《政治講義》。在這些著作中，嚴復進一步表述了他的「三民」思想。嚴復繼續強調，要使國家得到真正的治理，仍要從「三民」入手：「所恃以救國者民，而民之智、德、力皆窳，即有一二，而少數之不足以勝多數，又昭昭也。」（註：嚴復：《〈法意〉按語》，《嚴復集》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958頁。）「夫民德不丞，雖有堯舜為之君， 其治亦苟且而已，何則？一治之餘，猶可以亂也。」（註：同①⑥，第969頁。）嚴復還深入闡明了「三民」與民主的關系。嚴復承認，民主是「治制之極盛也」，（註：同①⑥， 第957頁。）但民主卻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而是「民智最深民德最優時事」。（註：嚴復：《〈原富〉按語》，《嚴復集》第4冊，第891頁。）因為「斯民之智德力，常不逮此制也」。民主的第一要求是平等，而「平等必有所以為平者，非可強而平之也。必其力平，必其智平，必其德平」，如果做到了這三點，那末，「郅治之民主至矣」。（註：同①⑥，第957頁。）「未見民智既開、民德既蒸之國，其治猶可為專制者也。」（註：同①⑥，第986頁。）
為了提高中國民力、民智、民德的程度，嚴復將眼光投向了教育。1902年，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嚴復提出中國三大患在愚、貧、弱，三者之中，「尤以愈愚為最急」。（註：嚴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3冊，第560頁。）1905年，嚴復因開平礦務局訟事赴倫敦，孫中山此時也恰好在英國，特意前來拜訪。這是兩種救國方案的一次頗具象徵意義的會面，嚴復不能贊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正在為之不懈努力的革命救國方案，而堅持自己的「三民思想」，堅持教育救國。嚴復告以孫中山說：「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於丁。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註：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嚴復集》第5冊，第1550頁。 ）嚴復自己也投身於教育救國的事業之中，大量西方政治學術著作的翻譯和介紹，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後輩青年洞識中西實情者日多一日。
然而歷史的發展正如嚴復所預料的兩難：「民智未開，則不免於外侮，民智既開，則舊制有不可行，行則內亂將作。此不易之道也。」（註：同①⑥，第979頁。）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清室， 建立了民國。對於這一場驚天動地的社會變革嚴復是怎樣看待的呢？
耐人尋味的是，嚴復對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均不以為然。嚴復很早就「以革命為深憂」。（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10頁。）在嚴復看來，所謂革命風潮， 導致各種魔怪「悖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註：嚴復：《〈古文辭類纂〉評語》，《嚴復集》第4冊，第1218頁。）只會破壞秩序，帶來災難。 嚴復是反對這種暴風驟雨式的革命的，認為「中國立基四千餘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動，動則積屍成山，流血為渠。」（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32—633頁。 ）武昌起義一爆發，嚴復就警覺到「吾國於今已陷危地」，在給張元濟的信中說：「東南諸公欲吾國一變而為民主治制，此誠鄙陋所期期以為不可者。」（註：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56頁。）他還致書英國記者莫理循，指出如果革命黨人「輕舉妄動並且做得過分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並成為整個世界動亂的起因。」（註：絡惠敏編：《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姆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 784頁。）
嚴復認為共和國體不適合於中國。嚴復對世界政治進行了比較，結論是：共和政體在歐美諸邦也是不得已之制度，從效果來看，「亂弱其常，治強其偶」，（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 冊，第662頁。）就中國來說，地大民眾，尤其不適宜采共和政體。 他堅決不相信「以中國之地形民質，可以共和存立」。（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44頁。）武昌起義爆發後，嚴復曾「直接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於有一個象美利堅合眾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註：同②⑨。）甚至在共和告成已久，他還設想，「現在一線生機，存於復辟」。（註：同③⑩。）
正因為如此，嚴復在後期的著述里，對辛亥革命頗多微詞，反復強調辛亥革命是一場錯誤，對革命黨人也屢屢表示了切齒之痛，斥之為「乳臭夷奴」（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08頁。）、「四萬萬眾之罪人」，（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11頁。）是「以什百狂少年，掀騰鼓吹革命之變」。（註：同③⑤。）在他眼裡，辛亥革命帶來的決非福祉，而是災難。革命使「世事江河日下」，「恐後之視今，有不及今此視昔也」。（註：同③⑤。）一言蔽之，「革命共和其大效今日可見，群然苦之」。（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713頁。）當然，令嚴復更傷感的是，他孜孜以求的強國根本——教育，在革命以後，「不特彈無，聽亦無矣」。（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24頁。）
三
這便形成了近代史上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嚴復年輕時留學英國，廣泛接觸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致力於西學救國，曾是中國思想界最先進的一分子。他的牛馬體用之喻對打破中體西用論起到了振聾發憒的作用，甚至被認定為全盤西化論者。他的思想曾經一度超前於中國現實社會發展的可能，有論者指出，當嚴復提倡民主立憲的民治主義時，「似乎除了少數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擁護」（註：周振甫：《嚴復思想述評》，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3頁。）然而時過境遷， 當歷史的潮流已經選擇了共和革命時，嚴復卻成了反對革命、反對共和制度的保守人物。但是，嚴復晚年政治觀念趨於保守，包括反對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度，和封建頑固派是截然不同的。嚴復不是從祖宗之義、聖賢之訓來反對革命和共和，其政治態度變遷的思想根源，就是他的「三民」思想。
嚴復對戊戌變法做了深刻的反思。誠然，他對於變法的夭折深以為痛，但同時也認識到，沒有民力、民智、民德的進步，這種缺乏基礎的變法是難以奏效的。嚴復說：「民智未開，則守舊維新，兩無一可」，中國的前途，必須寄託在培養一批了解中西社會情形的智慧之士之上。如果洞識中西實情的人士日益增多，則中國「亦將有復甦之一日也」，（註：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25頁。）「民智不開，不變亡，即變亦亡」。（註：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39頁。）
辛亥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自然遠遠超越了維新運動，但這一切並沒有影響到嚴復對其「三民思想」的堅持。辛亥革命發生後，嚴復把社會的進步仍然首先歸結為「國民程度」的進步。這個國民程度，就是他反復強調的「民力、民智、民德」。嚴復說，國家和社會的命運，「以民德為之因」，「其因未變，則得果又烏從殊乎？」（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11頁。）即使在形式上實現了共和，也只會是民主其表，專制其真，「民智卑卑，號為民主，而專職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註：同②③，第1551頁。）
那麼，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國民程度有沒有真正的提高呢？在嚴復看來，沒有。他痛感中國人的程度是「真不足」，（註：嚴復：《與張元濟書》，《嚴復集》第3冊，第556頁。）「真無足言也」。（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66頁。）或是「一旦竊柄自雄，則舍聲色貨利別無所營，平日愛國主義不知何往」（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20頁。）或是「看事最為膚淺，且處處不是感情之奴隸，即是金錢之傀儡。」（註：同④⑥。）這種程度的人民，是不適宜於民主共和的。嚴復以革命為深憂的道理即在於此，所以，武昌起義一爆發，他還親赴武昌，以國民程度不合於共和民主來勸說革命黨人。嚴復早就認為，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只能漸變，不能驟變，在一切外緣內因皆不具備的條件下，「驟用新制，無異驅電車以行於蠶叢ｄｉé＠①ｎｉè＠②之區」。（註：嚴復：《說黨》，《嚴復集》第2冊，第299頁。）他在致莫理循的一封長信中明確表示，「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註：同②⑨，第785頁。）所以嚴復所追求的， 是要創造一個安定的秩序，切實提高國民程度，繼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但願自今以往，稍得寧謐，俾以休養蘇醒，漸企高等程度之民，則如天之福也。」（註：同④③。）
不過，反對共和，與擁護封建專制應當明確地區分開來。確實，嚴復也說過「天下仍須定於專制」（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03頁。）的話，（註：嚴復：《與熊純如書》，《嚴復集》第3冊，第603頁。）但這僅僅是從專制有「恢復秩序」的功能而言，不是政治學意義上的「專制」。嚴復希望漸變，卻不是不變，而是在不引起社會動盪的前提下，把封建專制漸漸引導向立憲政體。在武昌起義後大局未定的情況下，嚴復曾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提出「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應盡量使這種結構比過去更靈活，使之能適應環境，發展進步。」（註：同②⑨，第785頁。）1915年袁世凱稱帝，嚴復不以為然， 雖被列名「籌安會」中，卻沒有多少實際的贊助。1917年張勛復辟時，嚴復曾抱有一絲希望，指出復辟後「刻不容緩者，實立憲而已」，「首改憲法，次集國會」，除了皇位統於一尊之外，其餘「則於共和國體等耳」。（註：嚴復：《與陳寶琛書》，《嚴復集》第3冊，第504頁。）。可見，對於共和的一些本質內容，他是贊成的，只是考慮到國民程度，於避免引起破壞性的社會動盪，嚴復不贊成採取激烈的革命手段，也不贊成廢除帝制。從這些可以看出，嚴復反對辛亥革命，與封建頑固遺老是存在本質的不同的。
嚴復的「三民思想」，是其救國主張的一個基點。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各個階級的代表、各個政治派別的人士都提出了各自的救國主張，與康梁、孫黃等政治活動家不同，嚴復的「三民思想」代表了近代救國主張的另一路徑。
晚年嚴復政治上趨於保守，以「三民思想」來反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一種明顯的失策。這反映了他對於近代中國社會矛盾發展的判斷已經遠遠落在了時代潮流的後面。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矛盾已經提出了革命的要求，使得以激進方式展開的革命救國方案具備了歷史必然性，這已不是任何力量所能迴避、放棄、遏制或告別得了的了。在這種形勢下，嚴復株守「緩進」之見，以「民力、民智、民德」的不足作為反對革命、反對社會進步潮流的理由，因此，作為中國近代進步思想的啟蒙者，在晚年被自己所參與啟蒙的進步潮流所拋棄，就嚴復而言，是一場個人的悲劇；就整個時代而言，則是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歷史現象，盡管這一現象不僅僅表現在嚴復一人身上。
然而另一方面，嚴復的「三民思想」同樣也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它提出了各種革命救國方案所未能解決的一個問題：國民程度的提高，或者說正是嚴復主張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長期斗爭，最終以激進的方式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國。但「重武輕文」一直是革命派救國方案中的致命弱點，也嚴重影響了革命成果的鞏固。嚴復的「三民思想」，正是革命派所忽視的方面，反映了嚴復對於這一問題的認識，比革命派要更為深刻。遺憾的是，在近代中國歷史上，這兩種救國路徑始終沒有能夠得到有機的結合。出現在歷史前台的縱然是革命潮流，接連取得了政治上的不斷進步，但卻缺乏國民程度提高的基礎性支撐。而「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及其以後出現的教育救國、科學救國思潮，只能處於歷史潛流的地位，沒有充分發揮為中國現代化奠基的作用。
嚴復的「三民思想」所產生的影響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對於21世紀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走向，具有開啟性的意義。有論者列舉現代中國思想與嚴復思想變動相合之處，有五四以後的全盤西化、國民黨的訓政思想、30年代本位文化建設、專制政治主張，等等，（註：同④⑩，第2－7頁。）雖未為至論，確也是有的放矢。目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制度方面取得種種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高度重視現階段「民力、民智、民德」的提高，重視教育和科技，為21世紀的發展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就是今天我們深入研究嚴復思想的現實意義。

⑧ 上海一本學校有哪些

上海的高校眾多，有相當數量的全國著名大學，其他地方的學弟學妹在報考時難免會有一些迷茫。前一段時間我發過一個指導報考的帖子，當時因為時間倉促，有一些遺漏，現在補上，並且增加一些我個人對這些高校未來10年走向的判斷，希望能給大家一些幫助。
綜合性大學：
第一檔：
1.復旦（文理科實力很強，經濟很強（理論），工科一般，醫科很強）
走向：復旦總有一種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味道，在上海無論是找工作還是社會聲譽，復旦都與清華北大處於一個級別甚至更好。復旦再往上走的可能性已經很小了，因為按目前的狀況來看，前兩位是不能撼動的。
2.交大（工科很強，理科強，經濟很強（應用），文科一般，醫科很強（合並了二醫大））
走向：曾經的工科第一名校，被拆分的只剩下了機械和船舶，但交大用自己不斷的努力，贏得了尊重。交大總是被復旦壓制，所以使得交大明白了一點，什麼事都要靠自己去爭取才能得到，而交大也是這么做的。
有望趕超復旦，坐上上海高校的第一把交椅。
3.同濟（工科強（以建築，土木，機械見長），理科較強，經濟一般，文科一般（科技德語很好），醫科一般）
走向：同濟給人的印象總是建築和土木，但經過了兩位在瑞士和德國名校獲得博士的校長的率領下，同濟的學科已經得到了極大的豐富，汽車學科更是成為了王牌學科，其他的學科質量也都非常的高。
難以撼動前兩位，誰叫咱不叫復旦也不叫交大呢！
第二檔：
1.華師大（文科很強，理科強（數學很好），經濟一般）
走向：華師大給人一種風度翩翩的紳士的感覺，也許正因為這樣一種感覺，她吸引了一大批優秀的學子來這里深造，但也是因為這種氣質使得師大顯得非常保守，有點不思進取，彷彿還沉浸在當年把同濟甩在身後的快意當中。不會有太大的波動，穩居第二集團。
2.華理大（工科強（以化工，制葯，環境，生物工程見長）理科較強，經濟一般）
走向：自從從當年上海眾人皆知的華東化工學院改名為華東理工大學後，她就好像消失了一樣，華理大給人的感覺就是低調，非常的低調，但去掉浮躁後，你會發現華理卻是上海各校中進步最快的一所，不但將自己原來的優勢學科發揮到了極致，其他的學科也得到了很快的發展。有望進入第一集團。
第三檔：
1.上海大學（各科的實力很一般）
說明：之所以將上大排在三檔第一，是因為它受到了特殊的照顧，潛力很大，報考這樣的學校可能會比較合算。
走向：投入的這么多的資金都用到那去了？上海大學給人的印象就是暴發戶，本來只是一幫平民，忽然有一天變的很有錢了，卻不知道該怎麼用了。不過有錢總比沒錢好。成為第三集團的老大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2.東華大學（各科的實力一般，但服裝設計和面料研究方面很強）
走向：東華的研究有點默默無聞，到是經常看到幾個穿衣特別節省的模特出現在電視上，所以給人的印象不是太好，不過據說中國宇航員的服裝就是出自東華之手，看來她在本領域的實力還是非常強的。第三集團老二。
以上學校專業門類一般比較全，可根據各專業的強弱報考。
專門性院校：
1.財大（經濟很強，建議想學經濟，分數又不夠復旦交大的，可以考慮財大）
走向：在向多科性的大學發展，有望成為上海的人大。
2.二醫大（醫科很強，已並入交大，不過招生應該是分開的，各專業分數差距很大，考上不難，但想要進7年的就要謹慎一些了）
走向：以後和交大就是一條船上的了。
3.華政（法律很強，不過不建議報考）
走向：得不到更多的支持，學校就難以發展。很有可能被合並（華師大的可能比較大）。
4.上外（外語類的院校，很熱門，不建議報考外語類的專業，可以選擇一些經濟或對外漢語之類的專業）
走向：隨著中國自身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漢語的地位會不斷提高，語言類高校的是否應該存在成為了一個可能被討論的問題，或許應該轉型，或許被合並（和財大合並的可能性比較大）。
第一檔：
1.上海對外貿易學院（財經類院校總是最熱門的，雖然實力一般，但只要將來就業好，其它什麼都是假的了）
2.上海海事大學（有一定的實力的一所高校，而且有一部分的專業很熱門，因此也成了考生們追捧的高校之一）
3.上海理工大學（二本當中最有實力的高校，在很多地方都是在一本招生的，製冷專業在全國處於領先地位，只是它不夠熱門。可以這么說上海理工是一所擁有一本實力的二本院校）
4.上海師范大學（實力僅次於上海理工，上海的高中的教師幾乎都出自此校，在師范領域有著很高的聲譽）
5.上海中醫葯大學（上海僅存的醫學院獨苗，校如其名，在中醫葯領域很強，不過被合並估計是遲早的事）
第二檔：
1.上海電力學院(實力上真沒有能拿的出手的，但僅憑電力兩子就能吸引大量考生)
2.上海水產大學(實力不錯，但專業太冷，強勢專業招不到優秀的考生)
3. 立信會計學院(雖然是剛從大專升格為本科的學校，但她在會計領域是很有名的)
第三檔：
1.上海工程技術大學（老牌二本院校，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學校）
2.上海應用技術學院（實力一般，但考慮到她已經升格為本科多年，因此將其排在第三檔）
3.杉達學院（民辦大學，實力一般）
第四檔：
剛從大專升格為本科的學校。有上海電機學院，上海金融學院，上海第二工業大學，上海商學院，上海政法學院等（排名不分先後）。

⑨ 康有為的主張及目的。。。

主張：依靠政治改良的方法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制，發展工商業，走資本主義道路。
目的：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走資本主義道路。
康有為的理想和政治主張主要在他撰寫的《大同書》中得到體現。康有為是19世紀末向西方尋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變法運動的領導者。康有為主張變法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他認為賦稅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減出口之稅以擴商務。他猛烈抨擊了厘金稅，認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農，也不利於國，必須予以裁撤。他說「內地害商之政，莫甚於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內之務農工之源，外之損富商之實。既以籌款計，亦徒中飽吏役，而國不受其大益」。他主張通過徵收印花稅等開辟財源，同時舉辦銀行、郵政等國有事業，用以代替厘金稅。康有為認為商興才能國富，統治者必須「保商」，而保商的關鍵在於輕稅。指出「中國向者誤於抑末之說，乃惟重租稅以困辱之。至於吾商出口之稅，重於外商人口之稅，此與各國保商之道相反，商務安得不困？」康有為的輕稅思想在後期發展為無稅論，在《大同書》里他主張「公中更未嘗向一人而收賦稅，掃萬國亘古重征厚斂之苦。」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超越現實的空想。
憲法貢獻
1. 依憲治國觀念的引入
到戊戌變法以前，中國的封建制度存留長達4000餘年，不可謂沒有法，也不可謂沒有「依法治國」，但是法自君出，權尊於法，法律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拘束臣民而不拘束君主，引禮入法，以家族為本位而維護封建等級制。當西方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相繼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等人權概念在19世紀末傳入中國之時，中國仍然是一個皇帝「口含天憲」，君權至上的社會。康有為第一次提出了包含限制君權意義的法律概念，即憲法。他認為國家的政體可以分為專制、立憲和共和三種。在專制政體下，「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而立憲政體則是「人君與千百萬國民和為一體」。因此，「憲法」就是「維新之路」。早期出國留學或出使海外的中國人，也曾經提出應當改革內政、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但往往是簡單的制度引介，沒有意識到憲法限制君權、對抗封建專制的作用。自康有為提倡君主立憲以來，直至清末立憲，雖然歷經共和制、帝制以及民主、專制政體之反復，歷任政府無不以立憲為立國之開端，無不以憲法記載一國政治的基本原則，這未嘗不應歸功於第一代倡導依憲治國者。
2. 主張君主立憲
康有為反對君主專制政體，主張君主立憲。他認為君主權威無限「大背幾何公理」，主張「立一議院以行政，並民主亦不立。」又說，「君臣一倫，亦全從人立之法而出，有人立之法，然後有君臣。今此立法權歸於眾，所謂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最有益於人道矣。」由此，康有為在中國明確提出了作為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理論基礎的身份平等觀。
康有為對立憲模式的選擇在戊戌變法前後有所變化。戊戌變法以前，他提倡集權制的君主立憲，類似於日本和德國。但是戊戌變法之後，他提倡虛位君主，類似於英國。戊戌變法時期，他認為「變法」應「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前者意在強調其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後者則指日本明治維新後所確立的君主立憲制。直到1906年《法國創興沿革》中，康有為還分析說，（法國與日耳曼）兩國之創同時，而強弱異形於後，這主要是看君權是否能夠集中而決定的。
3. 提倡權力制衡
合議與分權是在傳統方面或理性方面對於集權統治進行限制的特別手段。它們共同促成了現代行政管理和立憲政治。作為世界憲政史最為恢宏的一幕的法國大革命，就曾經明確提出：「凡分權未確立、權利無保障的國家就沒有憲法」。康有為很早就從理論上肯定了三權分立、權力制衡理論的合理性。在戊戌變法之前所撰寫的《實理公法全書》（1888年前）當中，康有為從幾何原理出發，認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無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內。」他認為：「以一順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則必有擅權勢而作威福者，居於其下，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在代御史宋伯魯草擬的《變法先後有序，乞速奮乾斷以救艱危折》中，他又具體指出了三權分立的主要內容：「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同時，他反對機構設置重疊，認為中國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4. 民權思想與政治觀
在康有為之前，中國雖然有「民本」思想，但是卻沒有民權思想。康有為吸收了西方自由主義的民權觀，強調公民自治。
在《萬身公法書籍目錄提要及實理公法全書》中，康有為較為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民權觀。他認為，人生來平等，同時又充滿差異性，這些充滿差異性的人是獨立的，有自主權，應當「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對此進行規范。他不但主張長幼平等、朋友平等（治事門、論人公法），甚至認為君民之間也是平等的。在該書的君臣門實理中，他論述道：「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把君主比作契約關系中的見證人，而不是以往以君主為一切社會關系的合法性來源，這在當時是一大思想進步。
5. 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以公民自治理論為基礎，主張實行地方自治
他認為：「中國地方之大病在於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立法之意但以為國，非以為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康有為所主張的地方自治，類似於「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昇平封建其眾人，聽民自治，聽眾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辟，人工大進」。他還提出了具體的參照系，即「因鄉邑之舊俗而采英德法日之制」，以「萬人以上地十里者為一局，或名曰邑，l等具體設計。在當時，地方自治的提出是與中國傳統的大一統國家結構形式相對立的。地方自治有利於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減輕中央負擔，並且在促進地方政治清明的同時形成對中央行政的牽制力量。不但如此，地方自治的基礎是民治，這與中國歷代的割據式自治或紳權和族權維持下的地方自治具有質的區別。從中國的法律和行政管理的傳統看，維持國家秩序的規范當中不乏「治官之法」和地方規范，然而其出發點乃是「治民」而非「民治」。以「民治」為目標的地方自治始自康有為為代表的戊戌變法派的啟蒙。[20]
立憲思想
康有為早年思想的演變經歷了一個由儒家學說到佛學、道學，再由佛、道之學到西學的曲折過程。由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康有為自幼即開始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
由於堅持儒教正統，康有為有意識地摒棄了盛行於近代西方國家的某些民主觀念。例如，他從中西文化淵源的不同出發，指出：「中西之本末絕異有二焉：一曰勢，一曰俗。二者既異，不能以中國之是非繩之也」。雖然他當時主要是為了批評「中國秉禮而日弱。泰西尊賢而能強」，但終究認為「幸先聖之學，深入於人心，故時清議能維持之朝居矣」。
康有為保守主義立憲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其「同治情結」，這是中國的王黨主義。在《七十賜壽謝恩折》（1927年）中，康有為稱：「臣海濱鄙人，文質無底，雖十三世為士，而門非華腴，既四十歲而無聞先帝擇臣於側陋冗散之中，咨臣以變法自強之業，諭臣專摺奏事，由是感激，竭盡愚忠。」此後，當梁啟超企圖與革命黨合作時，康有為強烈反對，指責梁啟超辜負聖恩。康有為所主張的變法，仍然是一種統治階級內部的糾紛解決機制，是一種自我「革政」，並未上升到革命。如果說「制度局也罷，懋勤殿也罷，都是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藉以寄身，藉以參與到清中央政權中去指導變法的機構」，那麼在辛亥革命之後，帝制既已被推翻，他仍然堅持維護君主的利益，直至策動復辟，則充分表現出其保守的一面。
書學思想
後人了解康有為，大多基於「戊戌變法」。康有為在書法藝術方面所作的貢獻，絕不比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為遜色。他不僅是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繼阮元、包世臣後又一大書論家。他於光緒十五年（1889年）所著的《廣藝舟雙楫》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碑學，對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康有為的事業成就涉及多方面，皆有驚人建樹，僅著述就有700多萬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輯成《南海先生詩集》。代表詩篇即《出都留別諸公》5首，其中對國家危亡命運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先河。主要著作有《康子篇》、《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日本變政考》、《大同書》和《歐洲十一國游記》等。然而多年來，很少能見到康有為著作的全貌。近代史上的風雲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不僅出版了全集，而且還出版了奏議、家書、政論、未刊遺稿等，身後備極哀榮，而學貫中西、放眼世界的康南海則受到很冷遇。
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開始周遊列國。當今在瑞典驚現「康有為島」，足以見證他游歷之廣，康有為由此成為中國近代史中偉大的旅行家之一。吳昌碩曾給他刻一枚印章：「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他周遊列國的經歷，拓展了他的胸襟與學識，這在近代知識分子當中是屈指可數。而在他的學生中，梁啟超、王國維、徐悲鴻、劉海粟和蕭嫻等，在文藝領域內都有建樹，說明康有為也是偉大的教育家。
康有為以晚清書法巨子身份，對帖學一系作全面否定，大肆鼓吹「尚碑」意識，造就一代新風，提出「卑唐」，將有唐數百年來書家創作一筆抹殺，終覺太過偏激。大凡有成就的理論家很難成為創作大家，因為理論和實踐之間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也有相矛盾對立的一面。理論需要冷靜的邏輯分析，創作需要發自心胸的激情，理論強調公正，創作必須「偏激」，才能顯現個性的建立。自古以來，像孫過庭、蘇軾和米芾這樣的理論實踐均有極高造詣的雙棲人物極為少見。康有為振聾發聵的理論是為自身創作服務立言。以他在政壇上曾經叱吒風雲而最終遭慘敗流亡的情況看，以胸中鬱勃不平之氣作書，不會傾心於柔媚一路的趙董一流，也是情理中的事。況且在他出生之前，碑學的發展已是風起雲涌。康有為不能容忍帖學的存在，即使象趙之謙這樣以帖寫碑的人都逃脫不了頻頻譏諷，而他卻對張裕釗則大加稱贊，不惜抬舉到「國朝第一」的高度，他的偏激之處由此可見，同時也說明，他的偏激也造成了很多的失察之處，但必須辨證地看，正是他的偏激使碑學發展達到了嶄新的歷史高度。
就康有為的創作而言，對《石門銘》和《爨龍顏》用功尤深，同時參以《經石峪》和雲峰山諸石刻。書寫上以平長弧線為基調，轉折以圓轉為主，長鋒羊毫所發揮出的特有的粗茁、渾重和厚實效果在他書作中有很好的體現，迥然異於趙之謙的頓方挫折、節奏流動，也不同於何紹基的單一圓勁而少見枯筆，這是他的別開生面處。至於線條張揚帶出結構的動盪，否定四平八穩的創作，也是清代碑學的總體特徵表現。就創作形式上來說，以對聯最為精彩，見氣勢開張、渾穆大氣的陽剛之美。逆筆藏鋒，遲送澀進，運筆時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從中也可以看出康有為的運筆輕視帖法，全從碑出。轉折之處常提筆暗過，圓渾蒼厚。結體不似晉、唐欹側綺麗，而是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古意。也有人認為這是表面上虛張聲勢的火氣，潘伯鷹先生評說康有為的字「象一條翻滾的爛草繩。」認為康有為線條沒有質感，濫用飛白，顯得很虛浮。康有為在筆法上力倡圓筆，反對方筆，這是造成他筆法單調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常常起筆無尖鋒，收筆無缺鋒，也無挫鋒，提按不是很明顯，線條單一，缺少變化。粗筆時見鬆散虛空，不夠凝斂緊迫，當是一病。用墨上缺少變化，表現形式不足，起筆飽蘸濃墨，行筆中見飛白，僅此而已。從他的中堂作品來看，章法方面落款常有局促之意，這是對帖學否定所致，實質上他早年日課，還是以歐虞為主的。
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發動了近代書法領域內的一場深刻的「變法」運動。相比較而言，他的書法創作勝過阮元和包世臣，但就他自身而言，創作和理論成就相比，還是有段差距，他並不是最傑出的碑學實踐者。

⑩ 550分能上什麼大學

550分能上的大學

1、福建師范大學

福建師范大學坐落於素有海濱鄒魯之譽的歷史文化名城福州，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斐然的百年省屬高等學府。學校肇始於1907年清朝帝師陳寶琛先生創辦的福建優級師范學堂，後由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福建協和大學、福建省立師范專科學校等單位幾經調整合並，於1953年成立福建師范學院，1972年易名為福建師范大學並沿用至今。

2、南昌大學

南昌大學學校辦學始於1921年創辦的江西公立醫學專門學校和1940年創建的國立中正大學。1993年，江西大學與江西工業大學合並組建南昌大學，開創了全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先河。2005年，南昌大學與江西醫學院合並組建新南昌大學，揭開了學校改革發展的嶄新一頁。黨和國家領導人、教育部和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學校的建設與發展。

3、海南大學

學校秉承海納百川大道致遠的校訓，弘揚自強敬業厚德弘毅的校風迎頭趕超、創新發展。2008年12月，經國家批准成為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2012年，躋身國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興計劃建設行列，先後獲得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中西部高校綜合實力提升工程等建設支持；2017年，入選國家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高校。

4、貴州大學

貴州大學創建於1902年，歷經貴州大學堂、省立貴州大學、國立貴州農工學院、國立貴州大學等時期，1950年10月定名為貴州大學。1951年11月，毛澤東主席親筆題寫貴州大學校名。1997年8月，與貴州農學院等院校合並。2004年8月，與貴州工業大學合並。2004年12月，成為教育部與貴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2005年9月，成為國家211工程大學。

5、新疆大學

新疆大學前身是創辦於1924年的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1935年1月改建為新疆學院，196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新疆大學，1978年被國務院確定為新疆唯一的全國重點大學，1997年被列入國家211工程，2000年被確定為國家西部大開發重點建設高校。2000年12月30日，新疆大學與原新疆工學院合並組建新的新疆大學。2004年，學校成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教育部區部共建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