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化機制
⑴ 父母對孩子道德社會化影響的心理機制
潛移默化的成了孩子的模板。
⑵ 和諧社會是道德化的社會哪三個角度可以說明
1，和諧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與會專家從不同角度對和諧社會提出定義和解釋，但是，所有的專家都認為：和諧社會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是一個大多數人能夠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的社會。
2，和諧社會的提出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專家們普遍認為，中央提出「和諧社會」這個理念，適應了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3，關於和諧社會的要素。盡管專家們分析和諧社會組成要素的角度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一致認為，和諧社會必須以人為基本要素，實行機會均等，形成自動解決沖突的機制。
⑶ 如何實現高校教師職業道德的內化
實現高校教師職業道德內化機制：
(一)提高教師職業道德認識
教師職業道德認識，是指教師對教育勞動中客觀存在的道德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原則、規范的認識。它包括職業道德觀念的形成，職業道德知識和概念的掌握，職業道德判斷能力的提高和職業道德信念的形成等。教育活動要求教師必須掌握教師職業道德規范，深刻體會它的實質內容和要求，了解確定這些內容要求的客觀依據，明確它對教育活動的特殊意義，這是教師履行職責，調整教育活動過程中各種人際關系、個人和事業的關系以及自身品德修養等方面行為的基礎。
與人類普遍的認識過程一樣，教師職業道德認識一般要經過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從理性認識到道德實踐這兩個階段。職業道德認識的感性階段是職業道德觀念的積累和形成。掌握道德要領是教師職業道德認識的理性階段，是道德認識概括化過程。
提高教師職業道德認識，不僅要掌握職業道德的基本知識，從道德上懂得是非善惡美醜的區別，而且還要在實際生活中分清上述各種界限，培養道德評價判斷能力。
（二）培養教師職業道德情感
教師職業道德情感是伴隨著教師的職業活動而產生的，是以職業道德認識為基礎的。
教師的道德情感是極為豐富的，概括來講，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它表現在對教育事業的熱愛、眷戀和對學生的關懷、愛護方面。這是教師道德情感的核心。
其次，教師的職業道德情感表現在教師的自尊心、責任感、榮譽感等方面。
再次，教師的道德情感表現在對同志的尊重、友誼、熱情。
總之，教師的職業道德情感是一個多側面、多層次和表現水平不同的品德因素。它是職業道德認識的基礎上形成的，並對職業道德認識和道德行為有著穩定的調節作用。教師職業道德情感是教師積極工作、勇於開拓進取的內部動力，是教師培養優秀的道德品質，保持高尚的道德行為的重要精神力量。
（三）堅定教師職業道德信念
所謂道德信念，就是人們對某種人生觀、道德理想和行為准則的正確性和正義性深刻信念。
⑷ 《當尼采哭泣》主角人格分析2——尼采
文｜丹思心舞
小說中尼采是莎樂美為之向布雷爾求助的病人，卻因為過強的阻抗在布雷爾醫生設計的特殊的反轉交換方案中才進入治療關系。尼採的表面症狀比布雷爾嚴重和復雜：他有長期的偏頭痛和多種軀體疾病、長期孤獨中和遭遇友人離棄後的躁狂和抑鬱間歇發作，但他是個多思多產的哲學家，他在孤獨中為人類貢獻了偉大的思想，最終也在治療中突破了自己的防禦，暴露、認識和升華了自己。尼採的人格特徵比較復雜，伴隨多種症狀表現，深層的主基調卻是操控型自戀，雖然在某些時候的躁狂症狀讓尼采表現出精神病性的特徵，會被人當成瘋子，但是他仍然具有理性的思維能力和現實檢驗力，以及一定的自省力和對自我與社會的沖突的感知，人格發展水平介於神經症性和邊緣性之間。
1、人格特徵：操控型自戀
尼采明顯呈現出自戀型人格，而且屬於操控這個亞型。「假使有神，我怎能忍受我不是那神，所以沒有神！」這句名言就是他自戀的極致彰顯。他無法忍受被人控制，所以才接受了布雷爾角色反轉的治療方案。
尼采自戀人格的形成
據此來看布雷爾和尼采人格中表現出來的自尊自戀，尼采顯然是更具有「長期性、自動化和非境遇性」的，雖然尼採在小說中是在被莎樂美拒絕而自尊受損的境遇背景下登場的，但是其一貫的自戀表現卻已經通過社會傳言和莎樂美的敘述，給布雷爾、也給我們讀者形成了印象：
從一貫的情緒和認知來看，尼采對權力和控制近乎偏執，一旦失去自尊和控制就會暴怒，這就不難理解他在莎樂美小姐拒絕他的求婚的反應了。
尼採的自戀人格的形成，跟其在家庭中受到的關注和溺愛以及所受的教育有關，他幼年喪父，但是處在家族裡一群女性的呵護當中，受的是貴族教育，一方面習慣於處於中心和居高的位置，一方面又隱含著擺脫溫柔枷鎖的潛意識。控制和被控制往往是一體兩面，他被家裡的女人當成中心，同時也會受到女人的超界限的關心，是一種隱形的控制，妹妹干預了他和莎樂美的關系就是一個例證。
尼採的自戀還表現在他平時注意保持外表的引人注目、氣質的溫文爾雅，在公眾場合的發言慷慨激昂、作品也激情張揚，這些在尼采身上更自發地表現出來，形成了一種自然的習慣。
比較之下，布雷爾的自尊自戀表現，比如通過診療室的椅子擺放格局讓病人由下往上仰望他，比如對專業觀點的自信揮灑等等，更多是角色和場景框定的，是有意識的「端著」。
尼采帶著自戀人格，在自體體驗上，有著強烈的攻擊驅力，當自尊受損和權力喪失的時候，會充滿挫敗和憤怒，但是又用向內攻擊的軀體化反應表現出來。
2、 防禦機制
尼採的防禦機制同樣包括兩個層面
初級防禦機制
否認和全能控制： 尼採的全能控制很典型，充分滲透在他的情感和認知當中，並形成了在失去控制時的原始反應模式——否認，他對自己身上任何不好的症狀和抑鬱、絕望的心理狀態從持續性上加以否定，認為這些自己都有過，但是並不永遠屬於自己，在治療中形成阻抗。
極端理想化和貶低： 尼采有著自戀型人格通常在關系模式上的表現，在理想化和貶低的極端上變換，尼采對於莎樂美的態度就充分體現了這點。當他接受莎樂美的欣賞和崇拜的時候，將莎樂美當成了最完美契合自己價值觀的身心伴侶，當他求婚遭到拒絕後則轉向憤怒的貶低和攻擊。
軀體化： 正是因為尼採的自戀導致了自體與現實的沖突，尼采表現出很多的軀體症狀以釋放內在的攻擊和憤怒：「劇烈的頭痛、部分失明、反胃、失眠、嘔吐、嚴重的消化不良、平衡的問題、虛弱」，等等。
次級防禦機制
壓抑： 尼採在很長一段時間，壓抑了跟自己的自尊和價值觀背離的個人慾望和渴求，有用自己塑造的超我來壓抑本我的部分。他需要友誼、情愛，卻深陷孤寂，正是因為他在跟人相處時「羞愧並逃避」，極少向人袒露內心，恥於「卸下自己的負擔」，同時，「我也不曾容許他人向我卸下他們的負擔——我不願意招惹禮尚往來的人情債。」直到跟布雷爾達成這個「奇特的約定」。尼采有著強烈的內在情緒，其情感與認知並不截然分開（因此不是情感隔離的防禦機制），他可以用音樂、作品中的文字等形式表達激情，但是選擇了在人際上的疏離去盡量壓抑情感，不表達，因為暴露自己威脅了他的控制感。
道德化： 同時，尼采會用道德化的防禦機制，將跟人的疏離歸咎為別人的背叛：
「有三次（*註：這三次是保羅.雷、莎樂美和他的妹妹）我伸手出去嘗試建立一座通往其他人的橋梁，而我屢次都遭到背叛。」這是他不再信任人的原因。
尼采還會用追求靈魂的高尚去否定單純的情慾，而不願意承認自己也有這部分的原始欲求，也是因為要把握關系中的控制點。
反轉： 故事中布雷爾與尼採在心理治療中角色的反轉，是布雷爾抓住了尼采本身的防禦心理，即潛意識里先發制人、用相反的角色去防止被控制。
升華： 升華是「有價值地釋放生物沖動」、是「個體能創造性地應用有價值的方式來應對問題」。尼采最終採用了最高級的生存策略或防禦機制渡過餘生，將自己壓抑的孤獨、痛苦，轉化成了有創造力的哲學思想、詩作。
這個升華的過程經歷了對上述較低級防禦機制的升級和轉化，在小說中，跟布雷爾醫生的這段陪伴和相互治療成為關鍵的轉折：他更加「全面了解自己，包括接納自我中最為原始和痛苦的部分，逐漸理解自己（或同情他人——通過將先前被自己否定的自我部分的投射和置換）」，而不是否認沖突或慾望；同時也充分釋放了自己最大的潛能，將其人格中的光輝面發揚到了極致。
相關鏈接： 《當尼采哭泣》主角人格分析1——布雷爾
⑸ 政府道德責任是怎樣實現的
1.政治制度的道德化。現代政府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謀求和維持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不僅需要形式合法性，還需要實質的合法性，即包含著對倫理道德價值的訴求。因此，政府要避免其合法性危機，應將法律制度、官僚制度等和道德相結合，實現依法行政和依德行政的有機統一。所以，政府不僅需要實現法制化，還要實現道德化，而政治制度的道德化是實現政府道德化的重要方面。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就是政府的法律制度、權力體制、組織結構、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都必須貫徹公平、正義、平等的原則和具有充分的道德合理性。這種道德的合理性能夠協調好政府與民眾的關系，使整個公共行政體系進入良好的運行狀態。
制度對於個人的道德選擇和道德生活來說，是一種預設的前提，具有先決意義。在大多數情況下，有關職責和義務的原則應當在對於社會基本結構的原則確定之後再確定。
政治制度的道德化其強制性可以不為個體的偏愛所左右，而且對個體的偏愛、價值追求還起矯正作用，把個體的行為納入到統一的社會道德秩序中來。此外，其強制性實現對行政行為的調控。我們要通過自身所蘊含的倫理精神，能夠鼓勵公務員的道德自覺性，起到激勵的作用，而對於道德覺悟低的公務員，則可以表現為懲處和制裁的作用。
2.道德責任的制度化。公務員是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在他運用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行駛職責時如無任何限制，就極易產生權力腐敗，從而損害公共利益。為了維護公共利益，就必須以制度化的道德及道德責任追究機制對公務員進行約束和監管，對違規者予以懲罰，從而達到強迫行政主體和公務員遵守行政道德的目的。
首先，建立和完善道德責任規范體系。這有助於將公務員應遵循的道德責任明確化、具體化，為行政行為提供正確的導向，也為調控其行為模式提供准則，從而使公務員避免錯誤行為，尋求正確完美的行為。只有把公務員的道德責任和工作規范、要求以及相應的評價、獎懲措施等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並貫徹執行，才能從根本上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質和道德責任意識。此外，公務員的道德培養是一個從他律到自律的過程，而制度化的道德責任規范作為一種外在約束制度，對個體具有價值導向作用。公務員通過制度性的道德能預期到自己行為的現實性後果，被制度肯定的行為受到鼓勵或獎勵，而被否定的行為將受到懲罰和遏制，如此反復出現，使得作為外在理性和善惡標準的道德規范在公務員的內心紮根並得到鞏固，最後形成道德行為選擇的習慣，最終實現由他律向自律的轉化。
其次，建立道德責任監督機制。建立相對獨立的道德責任監督系統，比如不斷完善廣大公民和全社會對行政不道德行為的控告、檢舉、投訴制度，加強行政機構內部的科層監督和監察、專門的審計監督，強化各級檢察院、法院的司法監督權，充分發揮新聞傳媒的輿論監督作用等。通過完善道德責任監督機制可使公務員逐漸把各類外在監督轉化為自身的道德習慣和道德心理，形成真正的自我監督機制。
再次，建立道德責任獎懲機制。對公務員在道德責任上的奉獻行為，國家和社會有義務使他們擁有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相應回報的權利。這樣，才能在社會中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成為激發行政主體踐行道德的內在動力。與此同時，嚴厲懲治不良行政道德行為者，加大懲治腐敗行為的力度，減少不良行政道德，增大腐敗行為的成本，抑制違法亂紀行為。
3.公務員的道德化。基於假設基礎上作出的對公務員進行規范和限制的制度設計和安排，不能全部解決制度運行中的問題，它只有通過政府的日常工作，通過公務員對公共權力的行使才能使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獲得實現的可能，所以公務員的素質和道德狀況是制度得以落實和實現的關鍵因素。
制度化的道德責任只是一種低限度的一般性的道德要求，但是公務員在行使權力時面臨的環境因素是很復雜的，要使公務員不陷入不道德的境地，僅滿足於此是不夠的，公務員還應當有著至善的道德願望和道德理想追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加強對公務員加強道德責任的教育。首先，要使公務員樹立正確的道德價值取向。在現代社會，政治權力日益成為公共權力，而公共權力是附屬於公共利益的，它只有為公共利益服務，才能體現它的公共性。公務員只有利用公共權力服務於公共利益時，才不會改變公共權力的性質和作用方向。這就決定了公務員必須以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作為自己的道德價值取向。其次，要使公務員成為踐履個人美德的榜樣。公務員不僅承擔著社會政治職能，而且是公共道德規范的踐履者，一個社會的倫理秩序的良性運行首先需要公務員的支持和維護。沒有公務員對個人美德的踐履，社會很難走上美德供給之路，這不僅是由於公務員的示範性作用決定的，而且是由於公務員可能的對美德社會供給的破壞性決定的。
一切存在著社會秩序危機的時代都是與道德的失范同時出現的，而且首先是由於掌握公共權力的人們破壞社會共同體的道德原則和規范，敗壞社會風氣，進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價值的喪失。因此，公務員應該成為踐行個人美德的榜樣，而不應該成為踐踏個人美德的典型。
⑹ 社會用來進行道德調控的機制(或手段)有哪些
道德調節方式的多樣性。道德並不像法律那樣，直接訴諸國家機器和懲罰手段，而是對人們關系和活動採取協調和調節的方式，因而就顯得靈活多樣。
從道德調節的強製程度上看，可分為自律調節和他律調節。所謂自律調節，是指社會個體訴諸理性自覺，將外在道德規范內化為內心的道德准則，自覺按照社會道德要求行事。所謂他律調節，是指一定社會通過指定嚴格的道德准則和規范，並依靠社會輿論和風俗習慣強迫社會成員履行道德義務。
從道德調節具體手段來看，可分為社會輿論調節、傳統習慣調節、內心信念調節等。所謂社會輿論調節，是指一定社會依靠大多數成員的評價性看法和傾向性態度，對社會道德現象進行褒貶評價，用來調節人們的行為。所謂傳統習慣調節是指一定社會或階級依靠人們在長期社會生活過程中積累起來的道德經驗和所形成的社會風尚，用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約束和規范。所謂內心信念調節，是指一定社會訴諸人們的道德信念和良心作用對人們行為進行調整。
⑺ 社會道德體系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詳細的,謝了啊
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要高度重視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主體內容. 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主體內容,是由道德建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決定的. 其一,道德自身具有善的屬性.人類的核心價值追求就是「真善美」,而真是善的基礎,善則是真的目的.一般而言,只有「真」才能成為「善」,而人類追求「真」,其根本價值目的在於追求「善」.美是善的升華,而善則是美的規定.也就是說,人類追求最高的境界是「美」,而就「美」的核心價值內涵來說則是「善」.不是「善」的,就不是「美」的.因此,「善」在「真善美」中處於主體地位. 其二,道德具有治國功能.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最基本的治理手段一是法治,二是德治.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治以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性來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德治則以道德的說服力、感召力和自覺性來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既要堅持不懈地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又要堅持不懈地加強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 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主體內容,是由道德建設的基本功能決定的. 第一,道德具有調節社會關系的功能.道德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調節」,它具有廣泛性、層次性、導向性、內在性.廣泛性,是指道德從現實利益關系的角度,調節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人們的各種社會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利益關系.這就使得道德調節具有其特有的廣泛性,能夠在建構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更廣泛的作用.層次性,是指道德要求的遞進性所表現出來的多層次性.對於人們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的調節,法是以「必須怎樣」為尺度,而道德則是以「應當怎樣」為尺度的.因此,法律調節面前只有一個要求——「合法」,而道德調節則從底線道德到道德理想之間有許多遞進性的不同層次,從而使其具有多層次性,能夠在調節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中發揮更加靈活的作用.導向性,是指道德的要求是現實與理想的統一,它從現實的社會道德水平出發,又指向更高的道德理想,能夠將人們的行為不斷引導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從而不斷提升和諧社會的質量.內在性,是指道德調節的主要力量來自於人們的心靈.道德主要訴諸輿論褒貶、溝通疏導、教育感化等手段,尤其注重喚起人們的良知,培養人們的道義責任感和善惡判斷能力.這些優勢,一方面決定了道德調節在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中具有獨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道德調節的目的就在於追求社會和諧. 第二,道德具有情感功能.道德情感是人類道德發生的直接心理基礎,又是道德運行的潤滑劑,它既依賴於實踐理性,又依賴於人倫情感,是理性與情感的有機統一.道德可以彌補政治、法律、科學等情感的缺失與不足,也可以糾正宗教情感的偏迷,成為人類情感中最能發揮作用的一種特殊情感.特別是道德情感中的責任感、是非感、榮譽感、羞恥感等,對於調整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有著重要的現實價值. 第三,道德具有激勵功能.道德對於社會生活的認識,主要著重於個人和社會、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特別是個人對社會整體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態度這一角度,提供現實社會狀況的信息,顯示現實社會的生命力和歷史趨勢,展望或預測社會發展的未來圖景.雖然其他社會要素也能從不同方面、不同視角提供現實社會狀況的信息,顯示社會的生命力和歷史趨勢,展望或預測社會發展的未來圖景,但其自身的「合理性」本身還需要道德價值的說明與支持.而道德的認識,既是理論與實踐的統一,又有自身的價值說明,因此,能夠為人們的行為直接提供一種「正當」性、「正義」性、「應當」性的支撐.而這種合理性的精神支撐,在現實生活中會轉化為一種激勵性的強大精神力量,鼓舞人們敢於沖破各種艱難險阻,去追求理想的目標.建構和諧社會,這種激勵性的強大精神力量,既有利於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激發社會活力,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又有利於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化解各種社會利益矛盾,從而促進社會全體成員之間和諧相處. 基於以上認識,當前加強道德建設應該著力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道德的根本特性是自律性,其根據最基本的是道德個體的內心信念和內化的規范.道德個體的內心信念和內化的規范凝聚為道德良心.良心是道德自律的最高體現,是道德存亡的根據.沒有良心就沒有道德；道德之所以會發生作用,完全在於人有良心.良心同時又是道德自律的根據,是道德自律的運作機制.從良心的機制來看,良心包含著理性,是人的理性的一種積淀；良心又包含著意志,是人的意志力最強勁的表現；良心還包含著種種非理性的東西：直覺、本能、信念等.因而,良心的心理機制不是單純的理智、情感、理性或非理性,而是這一切在道德主體內心的綜合統一.榮辱觀作為最基本的倫理價值觀,是良心中最基礎的內在要素.它既是理性、意志和情感的統一,又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綜合.它不僅是一種價值認識,而且是一種道德意志,還是一種倫理情感.作為一種價值認識,它以其特有的「榮辱」范疇來判別道德行為的善惡；作為一種道德意志,它以其特有的「榮辱」信念來保障道德行為的實施；作為一種倫理情感,它以其特有的「光榮與恥辱」情感來調節道德行為.榮辱觀作為最基本的倫理價值觀,其內在心理機制是人的羞恥之心.它是道德自律的心理依據,也是道德良心能夠發生作用的運行機制.良心可以使道德主體對於合乎良心的行為感到光榮與快慰,對違背良心的行為感到恥辱與羞愧.從這里我們可以發現,使人人都有羞恥之心,無論是對於道德良心的生成還是對於整個道德建設,都是一項基礎性工程. 二是堅持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實現現代化,必須走法治之路,這是所有現代化國家的必然選擇.然而,社會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建設是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的辯證關系.如果文化建設被邊緣化、道德建設被忽視,那麼,最終會影響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因此,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既關繫到社會的全局發展,又關繫到長久性的社會和諧.（
⑻ 道德有什麼作用是如何發生作用的
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中國古代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的思想為我們今天採用德法並治之治國模式提供了一種可行性的歷史考證。筆者試圖通過對禮與法關系之歷史考察，尋求道德與法律協調之合理內核，進而就當今社會發展中存在的道德與法律之間的矛盾略陳解決之管見。
關 鍵 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 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 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 「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 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
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 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
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
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會規范系統中道德與法律的結構趨於合理，以實現系統本身的功能優化。首先，通過立法確認某些道德標准為法律標准。我國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合同法確認交易活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尊師重教、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在《教師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青少年權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以及若干職業道德、市民行為規范被賦予行規、民規的法律意義，等等，無一不是道德法律化的表現。第二，使某些道德升格為習慣法。法可分為國家法和民間法。國家法，即典型意義上的法，指一國立法機關通過一定的程序制定的，並由國家的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民間法指民眾在生產、生活過程中自行創制和遵守的，在特定地域、社會關系網路內發揮作用的地方性規范。民間法一般不見諸文字，而且是零散的。在一定意義上講，民間法是一定地區道德的泛化、規范化，是一定的道德加強了其強制力並更經常地得到遵守的產物。至少，民間法與道德傳統、社區習俗有更強的依附力、親合力，並往往交織在一起而難以區分。所以，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關系，也能折射出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第三，通過監督保障機制保護文明道德行為，禁止不文明不道德行為。總之，道德法律化是進行法制改革的基礎，是實現法治的橋梁。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
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
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 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⑼ 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的關系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類社會特定時代經濟關系的產物，道德屬於意識形態范疇版，法律權屬於社會制度范疇。兩者都是調控社會關系和人們日常行為的重要依據。法律是由國家制定並且強制實施的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而道德是依靠人們的傳統習慣和思想教育調整行為的規范。
兩者既要相互區別，又需相互滲透、互相支持、互相轉化、相輔相成。法律與道德的
有機結合、協同發展，才能更好地建設和平安康的國家。
⑽ 如何構建新的道德體系
近代以來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和整個封建文化衰落,傳統道德文化漸見式微和衰敗,而新道德的建構尚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現代中國人生活在新舊道德的歷史嬗變期,陷入無法避免的道德困境。各種不道德不文明的行為及現象比比皆是，21世紀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離不開具有內在活力的完整的文明主體。他們不僅要有現代知識技能,而且要有現代生活方式,現代道德心態和人格理想。這就需要走出自相矛盾的道德困境,建設與現代文化目標相一致的道德文明，從而構建出和諧文明的社會主義新社會。經常乘坐公交車的市民會發現，公交車佔座現象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終點站。公交車一開過來，等候的市民就成了「一窩蜂」，誰也不顧地往車上擠。先擠上車的市民，往往一個人霸佔好幾個座位，菜籃子、方便袋、雨傘等都成了佔座的好東西。公交車上佔座，不能當做一樁小事看待，而是一種陋習，而且佔座很容易引發乘車秩序混亂，帶來諸多安全隱患，讓小偷趁機鑽空子。其實，在日常生活中，某些我們不曾在乎的小事恰恰反映的是我們中華民族整體道德的不足之處。一、造成現有道德體系缺失的原因中國是一個有著深厚道德基礎的國家,在近代以前,是舉世公認的禮儀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且最成熟的部分。古代經濟、政治、教育、文學、藝術、哲學乃至宗教,無不打上道德文明的印記。就連在八國聯軍叩開國門的時候，整個民族依然陶醉在厚德文明的氣息里。直至近代西方文化逐步的沖擊，我們傳統的道德文明體系支離破碎，而新的、適應我們新時期發展現狀的道德文明體系還沒有建立。以至於生活中的某些陋習便被見諸報端，口誅筆伐，為有識之士所不恥，成外國友人所鄙夷。一、造成現有道德體系缺失的原因(一)道德價值上的困境。道德價值即道德主體對自身行為合理性、正義性、崇高性的理解,是人們對高尚的道德行為、優秀的道德品質、崇高的道德理想所產生的「敬意」,對卑下的行為、庸俗的品質、低級的趣味所產生的「恥感」。在道德價值整合度較高的社會中,人們對何者為榮,何者為辱;何者為善,何者為惡;何者為潔,何者為污;何者為美,何者為丑;何者為高尚,何者為鄙俗等等,是不言而喻的,或者是約定俗成的。人們能不假思索地作出符合多數人普遍接受和認可的道德原則的判斷。而在道德轉型的過渡時代,人們受雙重標准或多元標準的影響,似乎無論哪一種標准都有一定的「合法性」。這種情境使當今道德評價變得模稜兩可,流盪失據。人們在道德評價上不再相信有一個普遍有效的恆定的標准,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二)道德選擇上的困境。在雙重或多元價值標準的社會評價系統下,任何一種活動,一種現象,都會因價值標准不同而得到不同的評價。而評價失范必然導致道德選擇迷惘。任何一種選擇,都可獲得一種價值觀的文化支撐,受到一種價值標準的肯定或贊揚,同時又會受到另一種價值標準的否定和譏評。這種選擇矛盾沖突在今天滲透到社會結構的各個層面,人們常常感到它的存在。例如,人們的職業選擇、婚姻選擇、人際關系選擇、行為方式選擇、理想人格選擇,總難以找到一種最具有充足理由的方向。選擇失衡使人們普遍對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喪失信心和誠心。文化和道德選擇彷彿成為錢鍾書筆下的那座「圍城」,裡面的人想爬出來,外面的人想擠進去。(三)各式各樣的非道德主義泛濫。非道德主義是這樣一種傾向,即反對任何道德約束,主張放任自流,用虛無主義來對待社會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為規范。非道德主義的實質是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和頹廢主義的結合體。在現代變遷中,中國人的倫理精神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嬗變,人們的傳統道德意識相對鬆弛,非道德主義在一定范圍內開始抬頭和泛濫。社會越軌和失范現象時有發生,這種情況表現在道德生活的許多方面。例如職業道德松馳和行業不正之風泛濫,以權謀私、以職謀利;商業活動中的見利忘義和以坑、蒙、拐、騙獲取暴利的現象時有發生;家庭婚煙方面的「第三者現象」、「性自由」、「形式夫妻」往往受到某種程度的寬容。甚至許多在新中國本來已經絕跡的罪惡現象又死灰復燃，沉渣泛起，給社會生活、個人生活帶來嚴重危害。(四)社會道德控制機制低效,道德評價和輿論監督弱化。一個社會要形成穩定的道德秩序,創造良好的社會風尚,保持精神文明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有效的道德控制機制。社會道德的控制,一是要有社會輿論監督,二是要有每個社會成員的良知自律。輿論監督是指通過大眾傳媒做好道德導向,宣揚具有時代精神文明價值的新人、新事、新觀念、新生活方式,批評和譴責不利於社會穩定與發展,阻礙現代化建設的非道德行為,批判與時代精神和現代文明價值相悖反的封建道德遺毒,批判腐朽頹廢的道德虛無主義。良知自律是道德主體的自我監督，它能通過自我反省、自我評價來凈化人格心靈,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理想境界,從而調節和控制自己的行為,使之符合社會需要。然而,由於我們面臨著道德價值觀上的新舊交替,執行著雙重的價值標准,缺乏統一的、權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輿論監督的混亂和道德良心的淡化,使社會道德控制系統無法發揮其職能。人們做了正義犧牲和奉獻,卻得不到社會贊美,而做了道德上有歉的事,又不感到羞辱和慚愧。(五)道德教育扭曲變形。道德品質是後天培養的結果,而不是人的先驗本質。要使人類養成高尚優美的人格,離不開有效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根據社會的道德價值對社會成員進行的關於道德觀念、道德規范、道德理想等方面的教育,以培養和形成人們高尚的道德品質,影響人們的道德活動。在道德價值整合度極高的傳統社會中,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以及個人自我教育在道德目標上是高度一致的,這保證了傳統道德教育的成功。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由於雙重價值標准並存,道德教育的內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穩定性,有時出現把相互對立的東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輸的現象。道德教育的理想性與現實生活中的非道德性之間的巨大反差,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往往使道德教育流於形式,甚至助長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對道德教育產生排拒和抵觸。道德教育缺乏一致性,道德理想與現實生活的矛盾,嚴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準和影響力。二、建立新道德體系的注意事項現代中國人的道德困境,妨礙著21世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有序發展。那麼，在建立新的道德文明體系方面我們該注意哪些東西呢？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來說，歸納為「集地域之情，采眾家之長」。(一)分清我國幅員遼闊，各個地區的現狀都有差別，多民族在大融合的基礎上又有差別，故而需分清中華民族道德文明的內部體系，只需制定一個總體的道德綱要，而非大一統的建立嚴格細化的具體內容。(二)我國的現狀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立的道德文明體系必然要求有其獨特性，雖然目前我國經濟水平平均不高，遠沒有世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但我們制定的內容必須要有指導性和優越性。(三)在對待「眾家之長」方面，也需要有所區別。1、對待傳統文化，我們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例如，早在原始社會末期，我國就已有了「以父為義，以母為慈，以兄為友，以弟為恭，以子為孝」的較為系統的倫常道德。至於日臻完備的道德體系，全於孔孟：孔子有「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之語；孟子有「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之言；清代思想家顏元曾有「國尚禮則國昌，家尚禮則家大，身尚禮則身修，心尚禮則心泰」的話。字字珠玉，銘記在心。這些完全可以成為我們新的道德文明體系的一部分。對待少數民族的一些優秀傳統上，我們也完全可以吸收借鑒。例如，伊斯蘭教義中對婦孺老人的尊重；南方一些少數民族對客人的熱情等等。2、對待西方成熟的道德文化體系，我們要有選擇的吸收。並不是說不吸收的部分是糟粕，而是不適應我們的國情，不符合我們的特點。例如西方人個性張揚，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在我們現實社會中是否要提倡，值得商榷。當然，西方社會中依然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重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道德文化體系和體現時代精神的倫理精神,是每一個現代中國人面臨的道德選擇的必然趨向。這種選擇的根本出發點應是對現代中國所處的社會歷史階段的性質和時代主題的把握。因此,我們的道德選擇,我們的道德文化和倫理精神的重建,就必須始終把握住這一時代主題和歷史發展趨勢,確立現代化的價值目標。三、建立新道德體系的基礎原則(一)人本原則。一切道德規范的構建都必須從人的特性出發，從人類社會的需要出發。是否滿足個人的需求，是否滿足社會的需求，是否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是檢驗道德的唯一標准，是構建道德體系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二)有利於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快速發展原則。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應是最大限度地豐富社會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物質和精神慾望，否則這一切活動就失去意義。因此，我們在構建新道德體系時必須堅持有利於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快速發展原則，在落實這一原則時必須透徹地認識人的本質特性和新世紀社會特點，充分發揮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三)有利於人類社會持續發展原則。人們作為共生性存在的社會的一員，生存於人類社會突變的新世紀。工業現代化的迅猛發展，為人類社會提供了更加豐富的物質，同時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一些變異，極端個人主義、絕對自由觀等，危害著人類的持續發展。這些變異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環境，因此，作為人類社會的道德構建必須肩負起維護和促進人類持續發展的重任。(四)鼓勵人們極大地追求物質和精神享受原則。世界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人類追求物質和精神享受的歷史，但由於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生產力水平很低，物質不豐富、統治階級為人類整體的生存和社會的穩定而向人們貫施禁慾的愚民道德，這種愚民道德對社會穩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著人類社會的進步，束縛了人們的主動性、創造性以及人類社會的發展。因此，必須鼓勵人們極大地追求物質和精神享受，這是社會發展的源動力。(五)個人主體追求與社會追求相統一原則。個人主體追求與社會追求相統一是新道德體系確立的重點亮點，個人主體追求與社會追求相統一是人類社會的必然要求，是人類的整體意志，只有遵守這個原則人類社會才能長治久安，才能持續發展，個人主體的理想追求才能得到實現。地球是整個生物世界所共同擁有，任何一個人甚至任何一種物類妄圖獨占都會受到報復，任何一個人都不應該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應該在不損害社會利益為前提下通過個人的主觀努力最大限度滿足自己的需求。(六)道德體系的層次性原則。道德體系的層次性，認為不同行業的從業人員應有不同的道德內容和水準，對不同年齡階段的人應有不同的水準，隨著年齡的增長，其道德水準應隨之提高。從事社會管理和社會導向的職業的人員的道德水準要比其它行業人員的道德水準要高，高層管理人員道德水準要比低層次管理人員的道德水準高，尤其是官德應是最高尚的，是無私奉獻的。(七)道德與法律相溝通原則。在人類社會里，人的主體性得到充分的體現、個性得到很大張揚，道德僅僅依靠社會輿論來維護已顯得無奈，特別是公共利益的維護絕難於建立在個人操守之上。現如今，道德需要用法律來保護和強化。違反道德的多次疊加就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以至傾家盪產、生不如死、欲生不得、欲死不能，這樣才顯得社會的公正。受到法律制裁是常違道德的必然報應，人們才相信惡有惡報是真理。這樣道德才成為盛德，人們才去奉行道德。(八)個人利益與人類利益並列，國家利益服從人類利益原則。這一原則認為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動力在於競爭，個人利益得到充分的保護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才能持續。同時個人利益不能損害人類利益，否則個人利益就得不到保護。國家利益服從人類利益，否則國家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久之國家也要滅亡。同時國家利益也要照顧個人利益，只有照顧個人利益的國家才有活力，這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四、建立新的道德體系舉措的思考(一)理論研究。新的道德建設必須依託道德理論科學研究，探索道德的科學體系，不斷創新道德觀念，認識陳舊的道德內容，廢除束縛人類發展的陳舊道德，提出滿足人類發展要求的新道德觀念，創新道德檢驗標准。通過理論研究推進新道德體系和道德教育的建設。(二)機制完善。在意識形態領域里構築起強國的堤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部門都要將這項事業行之有效地統領起來，曾經有人提出設「道德法庭」，這種提法雖說不夠准確和妥善，但起碼反映出一種社會倫理、心理上的需求和趨向。政府應該有這樣一種職能機構，這樣的機構應發揮作用，來調整、規范、監督、檢查整個社會的倫理、道德，淳化民風，凈化社會風氣。要有一系列措施，比如設置機構、開設學校，辦學習班，制訂道德規范，考核評價標准，精神及物質褒獎制度等。(三)重視教育。成人的公德教育刻不容緩，全社會要有緊迫感和使命感，拉響公德教育的警鍾——救救社會公德，教育者絕不能坐等自己被別人教育，而要主動學習，主動修養。我們不能等待先有一批達到理想人格的教育者，再由他們去培養被教育者的人格。孔子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而不從。教育者的身教的重要性要引起高度重視。公德教育者同時又必須是示範者。一言一行可資效法，具有較高公德評論價值。成人要與學校中的學生一起補上公德教育課，讓每個社會成員都成為凈化社會風氣的「活性碳」，留給子孫後代一個沒有污染的社會。(四)法律保障。封建道德的保障靠的是神的思想束縛和國家的暴力推行，在現在社會里人們的世界觀得到很大的改進，在他們中再不存在神和上帝，如今只能依靠法律來作為道德的保障，要對違反道德操守的人給予懲罰的標准作出明確規定，否則道德對人的約束就顯得蒼白無力，沒有保障的道德最終不成為道德。(五)社會管理。社會管理的主要任務是使法律保障得到有效的實施，是道德建設的關鍵性環節。社會管理不力，世風日下，理論研究成就就成了一紙空文，學校教育的結果就化為烏有。近年來出現的「學校一年功不抵社會一陣風」就是社會管理不善的惡果，社會管理不善將導致道德淪喪、社會無序，所以要建立社會評審體系和制度，整個社會對每個公民進行道德評價。一是定性評估道德操守；二是量化評價道德表現；三是自評、自省，倡導「三省吾身」，提倡長善救失和修養踐履，促進每個公民的公德意識的強化。(六)社會輿論。社會輿論是道德約束的重要途徑，在新時期里仍然可以發揮它的重要作用，所以要認真利用好廣播、電視、互聯網、出版等宣傳媒體建設正確的道德輿論。要加強對影視、音像、網路、圖書、報刊等文化產品的管理，要以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塑造人，嚴防不道德文化的傳播。教化必先去其敵，這是古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