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學創始人

Ⅰ 法家，墨家，儒家，道家，兵家的創始人分別是誰

1、法家創始人：李悝。

李悝，魏國安邑人。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變法。經濟上推行「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余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糧價；主張同時播種多種糧食作物，以防災荒。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國家的人，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強國。

他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

2、 墨家創始人：墨子。

墨子，名翟，東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宋國人，一說魯陽人，一說滕國人。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的後代，生前擔任宋國大夫。他是墨家學派的創始人，也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學家、軍事家。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農民出身的哲學家，墨子創立了墨家學說，墨家在先秦時期影響很大，與儒家並稱「顯學」。他提出了「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等觀點。

以兼愛為核心，以節用、尚賢為支點。墨子在戰國時期創立了以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理論。在當時的百家爭鳴，有「非儒即墨」之稱。墨子死後，墨家分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三個學派。其弟子根據墨子生平事跡的史料，收集其語錄，完成了《墨子》一書傳世。

3、儒家創始人：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 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祖籍宋國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他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倡導仁、義、禮、智、信。

孔子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前後達十三年，晚年修訂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相傳孔子曾問禮於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賢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儒家經典《論語》。

4、道家創始人：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或曰謚伯陽。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詳（胡適曾推測老子生於周靈王初年，當公元前570年），出生於周朝春秋時期陳國苦縣（苦縣，古縣名，史學界普遍認為在今河南省鹿邑縣）。中國古代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史學家，道家學派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老子被唐朝帝王追認為李姓始祖，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歷史名人之一，今存世有《道德經》（又稱《老子》），其作品的核心精華是樸素的辯證法，主張無為而治。

老子思想對中國哲學發展具有深刻影響，《道德經》是全球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20世紀80年代，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譯成外國文字出版發行量最大的是《聖經》，其次就是《道德經》。

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而治、不言之教。在權術上，老子講究物極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老子是道家性命雙修的始祖，講究虛心實腹、不與人爭的修持。

老子與後世的莊子並稱老莊。在道教中，老子被尊為道教始祖，並稱之為「太上老君」。

5、兵家創始人：孫武。

孫武（約公元前545年—約公元前470年），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北部）人。中國春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尊稱兵聖或孫子（孫武子），又稱「兵家至聖」，被譽為「百世兵家之師」、「東方兵學的鼻祖」。

孫武大約活動於公元前六世紀末至前五世紀初，由齊至吳，經吳國重臣伍員（伍子胥）舉薦，向吳王闔閭進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為將。他曾率領吳國軍隊大敗楚國軍隊，佔領楚國都城郢城，幾近覆亡楚國。

其著有巨作《孫子兵法》十三篇，為後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譽為「兵學聖典」，置於《武經七書》之首。他撰著的《孫子兵法》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軍事學術史和哲學思想史上都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並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哲學等領域被廣泛運用。被譯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該書成為國際間最著名的兵學典範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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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及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在中國傳統法治文化中，齊國的法治思想獨樹一幟，被稱為東方法家或齊法家。齊國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

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輔佐虞舜，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創立始禮法並用的制度。太公封齊，簡禮從俗，法立令行，禮法並用成為齊國傳承不廢的治國之道。

管仲輔佐齊桓公治齊，一方面將禮義廉恥作為維系國家的擎天之柱，張揚禮義廉恥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以法治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以法治國的人。

至戰國時期，齊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百家爭鳴的策源地，繼承弘揚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學派。管仲學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為先秦法家學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深受齊文化熏陶的荀子，還培養出韓非和李斯兩位法家代表人物。

先秦法家主要分為齊法家和秦晉法家兩大陣營。秦晉法家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齊法家主張以法治國，法教兼重；秦晉法家奉法、術、勢為至尊與圭臬，齊法家既重術、勢，又重法、教。

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作為一種主要派系，他們提出了至今仍然影響深遠的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這就足以見得他們對法制的高度重視，以及把法律視為一種有利於社會統治的強制性工具，這些體現法制建設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者穩定社會動盪的主要統治手段。

當代中國法律的誕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法家思想對於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約束還是很強的，對現代法制的影響也很深遠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法家主張「以法治國」，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

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重視法律，反對儒家的「禮」，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件的所有權。「興功懼暴」，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並戰爭的勝利。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韓非則集法家大乘，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墨家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墨家有嚴密的組織，成員多來自社會下層，相傳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勵志。其徒屬從事談辯者，稱「墨辯」；從事武俠者，稱「墨俠」；領袖稱「巨（鉅）子」。其紀律嚴明，相傳「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呂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後，分裂為三派。至戰國後期，匯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認識論、邏輯學、數學、光學、力學等學科的研究，是謂「墨家後學」（亦稱「後期墨家」），另一支則轉化為秦漢社會的游俠。

尚賢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綱領。墨家與儒家並稱「顯學」。以下是墨家的觀念。

倫理觀∶提出「兼愛」，主張愛不應有親疏、上下、貴賤、等級的分別。他認為天下之所以大亂，是由於人不相愛。

政治觀∶主張「尚賢」、「尚同」，提倡選任賢才，消除階級觀念，使天下大治，主張「非攻」，反對一切侵略戰爭。

經濟觀∶反對奢侈的生活，主張節儉，提出「節用」、「節葬」、「非樂」的思想。

宇宙觀∶提出「非命」，認為命運不能主宰人的富貴貧賤，強調只要通過後天的努力就可以改變。為了求福避禍，他又主張「尊天」、「事鬼」。

由於墨家從創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會中底層的學者，所以墨家更能體會到戰亂時期社會中勞動人民的凄慘生活，所以相對於儒家的過分講求「禮」，墨家更注重刻苦、節儉的生活習慣，而且不吝於做低層的勞動工作，被儒生辱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場上的對立，和思想上比「仁愛」更難遵從的「兼愛」，使得墨家並未得到統治者的支持，日後發展不大。

儒家

儒家是戰國時期重要的學派之一，它以春秋時孔子為師，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戰國時，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兩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貴君輕」，提倡統治者實行「仁政」，在對人性的論述上，他認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惡，也是戰國時期社會矛盾更加尖銳的表現。

道家

道家以「道」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見於西漢歷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當初也叫道德家。從廣義上來說，主要分為老莊派、黃老派、楊朱派三派，其中老莊派以大道為根、以自然為伍、以天地為師、以天性為尊，以無為為本，主張清虛自守、無為自化、萬物齊同、道法自然、遠離政治、逍遙自在。

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體現了「離用為體」的特點，因此成為了歷代文人雅士遠離殘酷現實的精神家園。其代表人物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黃老派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張因俗簡禮、兼容並包、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刪繁就簡、休養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統。

體現了「離體為用」的特點，成為了歷次大亂之後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駢、環淵等；楊朱派主張全生避害、為我貴己、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屬於道家的別支，代表人物楊朱、子華子。春秋戰國後，因不容於世，後湮滅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盤繼承。

道家哲學不同於儒家社會哲學的進路，直接從天道運行的原理側面切入，開展了以自然義、中性義為主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是解釋此原理的內涵，從而得以提出一個活潑自在的世界空間。

透過對此一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的認識，道家哲學發展出迥然不同於儒家的社會哲學，社會只是一方存在的客體，在其中生存的人們，應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所以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先存立場，而能有更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

由此道家黃老派積極參與社會政治活動，並提出了因循天性、順勢而為、寬刑簡政、休養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主張，而老莊派認為現實中充滿了束縛和限制，大至鯤鵬，小至蜩鳩，都需要憑借一定的外部條件才能活動，即它們都是「有所恃」的。

為了擺脫所有的束縛，達到完全「無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齊物」「逍遙」的生活態度。另外，老莊派還提出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認識原理，以實現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謙」、「弱」、「柔」、「心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來面對世界，以實現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

同時，老莊派還講究「人天合一」、「人天相應」、「 為而不爭、利而不害」、「修之於身，其德乃真」、「虛心實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法於陰陽，以朴應冗，以簡應繁。」 等等；而楊朱派認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時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觀∶老莊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張無為自化清靜自正；黃老道家追求大一統，主張因俗簡禮、寬刑簡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國。兩者都主張無為而治。

人生觀∶黃老道家主張因循萬物，身國同治，老莊派主張萬物都有對立面，物極必反。因此，人們必須「知足寡慾」、「柔弱不爭」、「順應自然」，拋棄一切禮教的枷鎖，才能避免災禍。

兵家

兵家重點在於指導戰爭，在不得不運用武力達到目的時，怎麼樣去使用武力。創始人是孫武，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孫武、司馬穣苴；戰國有孫臏、吳起、尉繚、魏無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黃帝陰符經》、《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司馬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各家學說雖有異同，然其中包含豐富的樸素唯物論與辯證法因素。兵家的實踐活動與理論，影響當時及後世甚大，為我國古代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產。【出自】西漢·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兵家是中國古代對戰略家與軍事家的通稱，又特指先秦對戰略與戰爭研究的派別。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孫子兵法》、《吳子》、《孫臏兵法》、《司馬法》、《六韜》、《三略》和《尉繚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國自古以來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視的。 兵書在中國的發展源遠流長，兵書產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從宏觀上把握戰爭，是兵法的關鍵。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關繫到一國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將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統治國家，制定國家戰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領兵打仗，制定戰爭戰略與策略的書本。

Ⅱ 常人方法論的特徵

⑴反身性：傳統社會學太過缺少自我批判。
⑵傳統社會學未能真正從日常現實生活中建構知識，背叛社會事實。
⑶傳統社會學把把生活世界當作取材對象，殊不知每一種題材都能單獨扮演主題的角色。
⑷在討論科層制或組織內行動時，常人方法論則研究行動者使用這些因素的實際情形。
⑸常人方法學主張社會化是小孩與成人之間的雙向溝通的互動關系。
總的來說，常人方法學反對塗爾乾的「社會事實的客觀實體論」，否定社會事實的外在性與約制性。認為在日常生活中，每個個體都依照其社會化所習得的規范與價值，作為參考架構。也就是說，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參與社會事實的建構。
常人方法學反對功能學派和互動論的「社會事實的既存論」。這兩派都忽視了互動過程中個人的自主性與主觀意義的存在。常人方法學特別重視個人的情境釋義及其結果。

Ⅲ 西方社會學創立於形成時期的主要代表和學術觀點

西方社會學史上的幾個標志性時代

一、創始初期的社會學: 原創體系大師輩出的時代
社會學的產生, 是特定時代精神的一種表現形式, 是特定社會意識的一種反思結果。作為一門學科的社會學誕生於西方,具體而言, 是19 世紀初期的歐洲。對於社會學的產生, 啟蒙運動確立了基本的思想源泉和知識動力, 法國大革命成為主要的政治動因, 而工業革命則提供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社會學誕生於一個激劇變遷的時代,從問世的那天起, ①它就是在參與現代社會的設計與建構的過程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因此, 社會秩序如何成為可能, 是社會學從其開始就思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作為社會學創始人的孔德(A. Comte) 把他心目中具有最高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劃分為社
會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兩大部分, 這種劃分其實不僅只是表達了純學理上的意義,而且似乎也蘊含了作為社會學創始人對這門學科所賦予的使命: 將社會穩定與社會發展作為關注的核心。
這一時代產生了一大批(也是第一批)著名的社會學大師及其經典的社會學理論:孔德的社會發展三階段理論, 馬克思( K.Marx) 的資本主義理論, 韋伯(M. Weber)的合理化理論, 迪爾凱姆( E. Durkheim)的社會團結理論, 斯賓塞(H. Spencer) 的社會類型理論, 托克維爾(A. Tocqueville)
的民主社會理論, 帕累托(V. Pareto) 的精英循環理論, 滕尼斯( F. Tǒnnies) 的社區與社會理論, 齊美爾( G. Simmel) 的形式社會學說① 等等。他們富於原創性和體系性的學說具有三個較鮮明的特徵: 一是宏觀取向, 重點考察社會結構的廣泛領域與面貌, 而非細小的社會現象與過程。二是變遷關懷, 關注人類社會在歷時維度上的演替軌跡與發展規律。從實質內容上看,這一時代社會學大師們集中關注的主題就是現代性的發生學。三是問題意識, 他們均不同程度地預見到了現代性進程中所可能隱含的各種陰暗面相, 然而, 從總體上看, 他們所充滿的樂觀精神使他們相信現代時期開創的機會面相將會超過它的消極特徵。
這個時代的社會學大師們所提出的學說, 在很大程度上處於社會理論② 層次,這一情形無疑與兩個因素有關: 一是, 他們處在人類知識發展從總體性哲學向具體化學科的演變階段; 二是, 他們對現代性這個宏偉目標的構想需要涉及極其廣泛的知識層面。
由於原創型、體系型社會學大師的輩出, 尤其是這個時代所存在的「價值領域的諸神斗爭」, 因此, 導致了社會學自誕生之日起一直就是一門存在著多重範式的學科。
值得特別提及的是, 作為社會學發源地的歐洲, 產生出了後來一直影響著整個社會學發展進程的三大經典性作家———馬克思、迪爾凱姆、韋伯, 從而形成了社會學的三大傳統: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學、迪爾凱姆的實證主義社會學和韋伯的理解社會學。與此相關, 社會學中形成了三種
基本的方法論: 唯物史觀方法論、實證主義方法論和反實證主義方法論。
總之, 這個時代的確為後來的社會學發展創下了雄厚的基業, 為後繼者們不斷地開發、加工和創新提供了一種取之不盡的思想資源。
二、帕森斯範式主導的社會學: 第一次綜合的時代
就西方社會學發展在地理布局上的表現而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以學科發源地之歐洲的社會學傳統的發展為主導地位的。到兩次大戰之間, 社會學傳入美國,隨即在美國完成了社會學的本土化。此後,西方社會學發展的中心區域便由歐洲轉移到了美國。隨著芝加哥學派和制度學派的興起, 人際互動、鄰里關系、社區發展和越軌犯罪等等一時成為研究重點, 庫利(C. H. Cooley) 、米德(G. H. Mead) 、帕克(R. E. Park) 、凡勃倫(T. B. Veblen)等成為了代表人物。
在從經典社會學向當代社會學轉折的過程中, 帕森斯(T. Parsons) 是一位關鍵性人物。帕森斯的貢獻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 他完成了對經典社會學理論的一次綜合和創新。在20 世紀30～50 年代, 他努力將相對隔離的歐洲經典社會學理論———主要包括韋伯、迪爾凱姆、帕累托、馬歇爾(A. Marshall) 等人的思想進行了系統分析, 對功利主義、歷史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論進行了重審, 在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社會行動理論(以取代心理學主義的行為理論) 。他致力於回答現代社會秩序何以形成這一問題。在社會系統理論中, 他強調共享價值的一致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將社會系統視為以制度化價值體系為標志, 認為其核心是規范化的角色關系。在帕森斯看來,社會系統又是更加一般的行動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後者包括四個基本亞系統: 有
機行為系統、人格系統、社會系統和文化系統。這些亞系統分別滿足他提出的著名的AGIL 四個功能必要條件。他認為任何系統必須執行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模式維持的功能。AGIL 模式可用來分析小至兩人之間、大至兩個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在帕森斯看來, 社會系統受文化模式和人
格系統的滲透, 他在致力於說明所有行動系統的性質時, 提出了一套度量這些系統特徵的概念, 即「模式變數」, 表明了行動者在互動情境中必須明確地或隱含地採取的選擇。情感涉入與情感中立、自我取向與集體取向、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先賦性與自致性、專一性與擴散性。盡管這些
模式變數的直接作用主要在於分析人際層面的互動, 以說明互動情境中行動者的主觀取向。但帕森斯認為, 它們還可用於分析社會結構層面和文化層面, 也就是說,每一種模式變數都能運用到人格(需求意向的選擇) 、社會系統(角色期待的選擇)和文化(價值取向的選擇) 三個層面的分析上。帕森斯系統性地提出了結構功能主義的宏大理論, ① 成為一種完整的社會學理論與方法。
帕森斯的理論核心就是關注社會的穩定、整合與均衡。在他的工作中, 人們似乎又可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孔德賦予社會學的使命。帕森斯不僅通過他的模式變數將現代性的量度具體化了, 而且他還以樂觀態度描繪了一種似乎具有普適性② 的現代性的理想模式。
由於帕森斯的強勁影響力, 結構功能主義很快成為了社會學的「正統共識」, 變為占據引領地位的理論和學派。結構功能主義進一步在西方社會學界得到普遍傳播,當時廣泛開展的社會結構、社會分層、社會變遷和現代化研究, 基本上都是按照結構功能分析模式進行的, 以至於「結構功
能分析」幾乎成了「社會學研究」的同義語。這是社會學開始具有一種主導範式的時代。
帕森斯另一方面的貢獻就是促進了社會學一些具體研究領域的定型。如果說經典社會學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理論的話, 那麼, 帕森斯的社會行動理論表現出了從社會理論向社會學理論轉變的特徵。不僅如此, 除了帕森斯本人的開拓性努力之外, 他在哈佛大學培養出的一批著名社
會學家, 也做出了非同尋常的貢獻, 墨頓(R. K. Merton) 、斯梅爾瑟(N. Smelser) 、戴維斯( K. Davis) 、莫爾(W. E. Moore)等等, 對現代社會的結構、變遷、分層、組織和家庭等諸多領域進行的探討, 不僅進一步豐富了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流派, 而且促進了社會學學科一些專門研究領域的
逐漸成形。
三、後帕森斯社會學: 第一次分裂而多元並存的時代
帕森斯學說對於當代社會學發展的推動作用還從相反的方面表現出來, 即他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成了戰後西方社會學界論戰的靶子, 不同學派的許多社會學家都以帕森斯學說作為挑戰對象, 力圖在批判結構功能主義的過程中發展自己的理論體系。廣泛地說, 對於戰後西方社會學的
「危機」意識, 逐漸引發出了後帕森斯社會學的諸種流派。
古爾德納(A. W. Gouldner ) 1970 年出版的《西方社會學危機的來臨》, 與米爾斯(C. W. Mills) 1959 年出版的《社會學的想像力》共有的基本思想取向就在於,代表著社會學激進主義思潮, 他們都以敏銳的問題意識, 對傳統社會學奉為指導性方法論的實證主義展開了批判。在他們看
來, 西方社會學危機的最主要表現就在於:以實證主義為原則和方法指導下發展的社會學必然出現想像力的枯竭, 因為把一切研究對象都定量化的結果, 無疑將忽視對於作為社會行動主體的人的生命價值和主觀意義的理解及其闡釋。
從20 世紀60 年代起到70 年代下半期,在對「正統共識」的廣泛懷疑與攻擊中,
西方社會學的發展進程步入了一個後帕森斯時代, 更准確地說, 是反帕森斯時代, ①這是一個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強勢地位喪失, 並隨後呈現出理論流派或研究範式多元化的時代。
正是出於反對結構功能主義對均衡論的過分強調, 達倫多夫(R. Dahrendorf ) 、科(L.Coser) 創立了沖突理論, 達倫多夫注重的是權力和權威而不是資本分配在社會沖突中的作用, 而科塞以強調沖突的正功能為基礎試圖建立一種將沖突與整合進行統一的學說。
旨在重新恢復社會學中人的地位, 霍曼斯( G. Homans) 、布勞( P. Blau) 提出了社會交換理論。霍曼斯試圖用心理學原理來解釋人類的社會行為, 並用經濟學的交換范疇來分析一切人際互動。布勞則力求把交換理論從微觀個體層面的運用擴展到宏觀社會層面, 尤其是大規模的復雜組
織。
米德(G. H. Mead) 強調心智、符號及其意義對於人際互動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 布魯默(H. Blumer) 提出了「符號互動論」這一名稱, 並與庫恩(M.Kuhn) 進一步把它發展成為強調社會結構是互動中的人們的產物, 並將人視為自我生成的能動者的理論。戈夫曼( E. Goff2man) 則從擬劇的角度並基於理性人假設來闡發符號互動論。
由舒茨(A. Schutz) 創立的現象學社會學, 旨在探討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構以及行動者主觀意義的形成。另外兩個代表人物伯格( P. Berger ) 和盧克曼( T. Luck2mann) 將微觀層次的現象學理論與宏觀層次的經典社會學理論進行了結合, 並努力運用於經驗研究層面。
加芬克爾(H. Garfinkel ) 基於現象學社會學、符號互動論和語言哲學, 所創立的常人方法學著力於反對以往社會學的概念、工具和統計技術等對社會現實真正本質的扭曲, 而旨在探索日常生活環境本身所產生的而非外在所強加給社會世界的意義, 從而把社會行動者視為社會世界的能
動創造者。
在這個後帕森斯社會學時代, 不僅結構功能主義理論一統天下的格局得到了改觀, 呈現出諸多理論流派的興起, 而且在方法論上反實證主義的傾向重新受到重視,進一步出現了多元化特徵。在社會學各種流派中, 現象學、語言學、符號學、文化學等學科方法得以並存發展。
四、新的綜合: 個性並存與相互借鑒的時代
進入20 世紀80 年代, 針對後帕森斯社會學時代諸種學派紛呈林立的局面, 社會學各主要理論傳統的代表人物都紛紛指出了現實的分裂局面對社會學發展的不良後果, 而一些權威性的社會學家在重返古典的基礎上力圖對當代的多元化理論進行綜合和創新。
吉登斯(A. Giddens) 所創立的結構化理論, 一方面批評忽視人的自主性、能動性, 將社會結構視為獨立於個人行動之外的功能主義理論, 另一方面也批評忽視社會結構對個人及其行動所起的制約作用,並將社會結構還原為個人行動的主觀社會學派。他的理論宗旨就在於要清除這兩種理論取向之間的二元性質, 而代之以「結構二重性」。
哈貝馬斯(J . Habermans) 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指出, 自啟蒙運動以來, 人類的技術旨趣一直居於理解旨趣和解放旨趣之上, 相應地, 科學知識始終凌駕於解放知識和批判知識, 其結果是, 導致了以權力和金錢為主要操縱媒介的系統對於生活世界的侵蝕。他以建構行動理論來重塑合理性命題, 認為溝通行動比目的行動、規范調節行動和戲劇行動更具有合理性, 它不僅涉及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而且是依據三種有效斷言的言談活動進行的。具有真正合理性的溝通行動因此內含
著促進生活世界振興的解放潛力。
亞歷山大(J . Alexander) 面對結構功能主義所受到的各種各樣的批評, 決心發展「新功能主義」, 他認為帕森斯的分析模式為社會學理論的一種新綜合提供了惟一可行的基礎。一方面, 他在原來的功能主義內部進行了批判和繼承; 另一方面, 他注重向互動論、交換論、沖突論、現象學
社會學、常人方法學等吸取養分, 力求在功能主義中將它們整合起來, 建立起一種新的多維綜合性的一般理論。新功能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早先功能主義只見結構、不見能動的性質。
布爾迪厄( P.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力圖解決法國思想傳統中兩種傾向之間的矛盾: 一是薩特的存在主義, 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 而忽視客觀現實的制約性; 二是列維- 施特勞斯的結構主義, 過分強調社會構造和觀念形態的影響, 而忽略人的實踐的能動性。這兩種傾向導致了社會結構與個人能動之間的對立。為了尋找主觀論與客觀論的結合點, 布爾迪厄從馬克思的實踐概念中受到啟迪, 並通過賦予場域、慣習等基本概念以獨特意涵, 從而發展出了自己的實踐理論, 使實踐成為
社會客觀條件與個人能動作用之間的中介。柯林斯(R. Collins) 提出的新沖突理論, 旨在反對結構功能主義僅注重均衡性,以及早期沖突理論在社會變遷動力上強調沖突, 但研究內容卻停留在宏觀層面的問題。以建構一種以沖突概念為核心的綜合性的社會學一般理論為目標, 柯林斯主張吸收其他理論傳統, 他將交換論、符號互動論、擬劇論甚至網路理論等微觀社會學的思想結合進沖突理論範式之中, 為原來宏觀性質的沖突理論構建了一個微觀理論的基礎, 實現了微觀層面與宏觀層面的結合。
值得提到的是, 與上述廣泛綜合性努力有所不同, 盧曼(N. Luhmann) 則進行著一種獨特范圍內的綜合性探索。他致力於發展的系統功能主義理論, 主要受系統論和控制論啟發, 並在一定程度吸取著胡塞爾現象學等理論資源。在他看來, 這種理論的第一要旨就是應該提供一種更完善和更復雜的對世界的理解。作為帕森斯的學生以及經典社會學大師的合格繼承者,盧曼致力於發展出一種社會學的宏大理論。盡管他的整個工作是以功能主義為基礎的,但是, 盧曼進行了創新, 他的許多工作可以看作是對於在不同狀態下和社會不同部分中的復雜性的一種分析。
總的看來, 在這個時代, 社會學重大發展的取得不是表現為具體研究領域的突破, 而是表現為綜合性的理論體系的建樹,它是以一些大師級人物的出現為特徵的。其間, 人們又多多少少地看到了社會學重回到社會理論層面的某種身姿。
五、後現代論爭: 全面反思與重建的時代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 西方社會學領域的一場重頭戲無疑就是後現代論爭, 即關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的大論戰。後現代的概念最早發端於文學藝術領域, 後來(就主要智識動力而言) 在一些哲學思想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一種後現代主義思潮, 其中, 尼采( F. Nietzsche) 、海德格爾(M.Heidegger) 哲學以及後結構主義哲學起了最直接的促進作用。後現代主義崛起於20 世紀70 年代, 並在80 年代達到其頂峰, 它的影響從最初的文藝、哲學領域日益向人文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滲透, 社會學也不例外。
由於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力圖打破既存學科之間的界線而倡導一種新的超學科話語( supradisciplinary dis2course) , 並且開拓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題域,因此, 人們很難再以傳統的學科分界標准來嚴格劃分或判斷後現代主義對社會學領域所帶來的影響范圍, 比如用原有的社會學學科基本框架來廓清後現代理論中哪些方面屬於社會學而非其他學科的內容, 或者哪些方面屬於其他學科而非社會學的內容。由此可能引發的一個後果是, 社會學的疆域似乎在擴大的同時又縮小了, 或者在縮小的同時又擴大了。也許這正體現了華勒斯坦等人所謂的「開放社會科學」的實質。
如果從社會哲學、社會理論和社會學理論三者之間的關系來說, 鑒於後現代主義長於哲學、文化層面的研究而疏於結構或制度層面的分析等特徵, 似乎可以這樣認為: 它對社會學研究的影響更多的是促進了一種較接近社會哲學的社會理論, 而非接近嚴格學科意義上的社會學理論。
後現代主義所帶來的社會學界的反應是不同的。就社會學中後現代論爭而言,實際上包括了以下四個方面人物的思想及其立場: 一是竭力主張後現代性的人, 如鮑德里亞(J . Braudrillard) 等; 二是徘徊於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人, 如鮑曼( Z.Bauman) ; 三是堅持反對後現代性的人, 如哈貝馬斯; 四是反對後現代性但卻歡迎後現代社會某些型構的人, 如吉登斯、貝克(U. Beck) 。
鮑曼是現代性的批判者和後現代性的預言家, 他認為, 當人們不再相信現代意識形態製造的宏大承諾之後並且經由重建現代性的轉折, 後現代性這一社會狀況就到來了, 它已經登上現代性的舞台並成為了主角。在後現代這個無根的陌生世界中,原有的權威和規則都已經失效, 為新問題提供答案的責任落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鮑曼揭示了這樣一種困境: 人類如何才能實現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相互超越。
鮑德里亞的社會理論具有激進邁向後現代的特徵。在他看來, 社會學只能描繪社會性的擴展及其變化。它的存在取決於積極、確定的社會性假設。以後現代境況的出現為表徵的現代事物的失序、各種界限的崩潰以及整個社會的內爆, 導致了「社會性的終結」, 因而社會學也就成為多
余的了。
被譽為20 世紀最後一位理性主義者的哈貝馬斯, 面對後現代主義對現代性和現代思想的挑戰, 以大無畏的氣概與後現代主義的大將們展開了論戰, 以捍衛啟蒙和現代性。哈貝馬斯力挽狂瀾, 主張「現代性是一項未竟的事業」, 啟蒙理性之光尚有潛能亟待開發。現代性內在地具有一種取向於未來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 現代性或韋伯所說的理性化, 雖然自啟蒙起即設定方案, 卻在實踐中一再出現偏差, 而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未能按照科學、道德、藝術各自不同的範式去發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所以, 解決現代性問題的出路不是徹底否定理性化, 而是應該重建新的理性方案。
吉登斯認為, 當今時代仍處在現代性的范疇之內, 不過, 卻是一種與理想型的現代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早期現代性頗有差異的高度現代性(high - modernity) 或晚期現代性(late - modernity) 狀態。同時他指出, 由於現代性極端化帶來的諸種高風險後果已使關於「進步」的宏大敘事落空,解決現代性問題的途徑已非導致這些問題的規則與資源所能提供, 一些可能超越現代性限制的新社會型構正或多或少地以背離現代性原有基礎的方式萌生, 因此, 吉登斯把作為未來發展之一種可能圖景的後現代體系稱為具有濃厚現實主義成分的烏托邦。然而這種社會型構不是後現代性,而是現代性具有未來取向性質的一種表現。
在貝克看來, 第一次現代化持續到20世紀70 年代, 此後就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由於第一次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基礎都已喪失, 人們從此生活在一個全新的時代。他認為, 對此需要完全不同的概念來解釋現實, 即需要社會學轉換範式才能達成。貝克發展了反身性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2 ization) 的理論。他認為簡單現代化或正統現代化意味著由工業社會形態對傳統社會形態首先進行抽離、接著進行重新嵌合,反身性現代化意味著由另一種現代性對工業社會形態首先進行抽離、接著進行重新嵌合。
不論是後現代性的反對者還是擁護者,應該說他們的思想在實際上都從不同的角度豐富了對於現代性和社會學的認識, 尤其是促進了現代性病理學的發展。而在社會學界越來越成為共識的是將所謂的後現代化看作現代化的一個特殊階段, 其中一個突出的事例是: 試圖超越現代性與後現代性的無休止論爭, 吉登斯、貝克和拉什(S. Lash) 致力於發展以區別於簡單現代化或傳統現代化的反身性現代化理論範式。後現代主義從正式登場之日起就引起了一陣20 世紀晚期世界思想領域里的巨大波瀾, 尤其是誘發了一場許多世界一流思想家捲入其中的大論戰。然而, 隨著時間的推移, 後現代主義的一些知識成分正在向許多學科領域滲透, 對這種癥候的細心解讀也許會讓人們覺得將後現代主義視為一種思想泡沫或者轉瞬即逝的話語旋風的看法未免過於輕率。人們固然可以不同意後現代主義的某些立場和觀點, 但卻不能忽視它的問題意識以及它表達問題意識的一些不乏創見的方法。更何況一些後現代主義代表人物的思想中也內含著建設性的向度, 如晚近時期興起的建構性後現代主義派別就鮮明地表現了這種性質。後現代理論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對高度現代性或晚期現代性中的問題作出了敏銳反應, 因此,後現代社會理論以及整個後現代理論的研究, 不論是對於社會學學科的發展, 還是對於現代化事業的進展, 都將是大有裨益的。
目光深邃的社會學家看到, 後現代論爭並非一種時尚, 它對社會學的影響正在或早或遲、或隱或顯地呈現出來, 主要表現在: 一是, 後現代理論對現代性的批判,引起了社會學家對於人類社會未來發展進程的一些維度進行重新思考和定向; 二是,後現代理論對社會學傳統的批判, 引起了社會學家重新審視和建構一些最基本的理論預設。這一切都可能使得後現代理論的一些概念和范疇被吸收到社會學主流體系當中。值得注意的是, 後現代論爭所提出的問題似乎使社會學理論又重返社會理論、甚至社會哲學。
西方社會學發展至今所經歷的幾個重大的標志性時代, 主要是知識形態及其特質變化的表徵, 當然, 這些變化及其表徵形式既是持續回應社會變遷的結果, 也是學科發展的邏輯結果。就其主題而言, 社會學誕生至今實質上就是在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什麼是現代性? 如果略加細分,可以說, 整個學科演進歷程中體現著這樣三個重大主題: 一是, 對現代性及其發展方案的構想; 二是, 基於社會變遷結果對現代性的反思; 三是, 對社會學傳統的反思、批判與重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現代性與社會學是一種「異面同體」之物,從一個方面看, 現代性是社會學的社會形態, 而從另一方面看, 社會學則是現代性的知識表徵。第一個時代的人屬於社會理論家; 到了第二、第三個時代出現了學科
意義上的社會學家; 到了第四、第五個時代, 又出現了重返社會理論的某種趨勢,產生了一批重要的社會理論家。尤其是晚近時期出現的後現代論爭提出了一些與第一個時代相似的問題, 即什麼是社會, 什麼是現代性以及什麼是社會學? 而要對這類問題作出可能的回答, 必須訴諸社會理論和社會哲學層面的探索。

Ⅳ 薛立新教授（3L學習方法創始人）英語單詞速記16字口訣是什麼

英語單詞聯想記憶成功的關鍵在於如何進行義的聯想，我們總結出義的聯想十六字訣：
「抓住大意，斷章取義，創新立意，決不死記。」抓住大意——將義的聯想內容最大限度地簡化，如上述網路聯想記憶的例子，義的聯想可簡化為「黑暗中，狗吠火花冒、公園里百靈鳥叫，標志黎明到。」又如上述frail一詞義的聯想可簡化為「狐狸把鐵軌弄脆啦」。多想可加深印象，簡化則便於記憶。

Ⅳ 常人方法論的介紹

常人方法論也稱民本土方法論，民族方法學或俗民方法論，是研究人們在日常生活互動中使用方法的理論，其創始人是美國社會學家加芬克爾。

Ⅵ 介紹幾位講社會學的專家。

這位童鞋真是可惡，社會學雖然在國內發展還不足百年，但是在國外卻是至少有兩百年歷史的一門學科，前後出現過的社會學家沒有成千上萬，卻也不是可以列舉說明的。而且社會學如今分支流派數不勝數，也不知道這位童鞋到底想了解哪方面的，那我作為一個學了四年社會學並且還要繼續學下去的社會學門丁只好泛泛而談了，但就社會學理論而言，可以根據時代劃分為古典社會學，現代社會學，當代社會學。
古典社會學我只想提到四個人，1孔德，實證主義社會學創始人，「社會學之父」，著作有《實證哲學教程》，書中闡發了他的靜力學和社會動力學。2斯賓塞，也是實證主義社會學創始人，著有《第一原理》《社會學原理》，主要思想包括社會有機體論和社會進化論。3塗爾干，又譯迪爾凱姆，他的社會學被稱為「社會學主義」，著作《社會分工論》《社會學方法的准則》（是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方法論綱領）《自殺論》（是實證研究的典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等，將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引進大學講堂，是實證主義的真正奠基人。4韋伯，他的社會學被稱為「理解的社會學」，著作有《經濟與社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社會行動合理性、合法統治與科層制都是極為重要的理論。後兩者與卡爾馬克思合稱為經典三大家。
現代社會學就更多了，古典社會學思想主要在歐洲，現代社會學中心在美國。如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義和莫頓經驗功能主義，達倫多夫的辯證沖突論和科塞的沖突論，霍曼斯的行為主義交換論和布勞的結構交換論，米德的符號互動論和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加芬克爾的常人方法論等等，細說的話實在說不過來。
當代社會學包括亞歷山大和盧曼，他們代表著新功能主義，哈貝馬斯——溝通行動理論，吉登斯——結構化理論，布迪厄——實踐社會學理論，科爾曼——理性選擇理論，柯林斯——互動儀式鏈理論，福柯——後現代主義，
當然，中國也有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當之無愧，代表作《江村經濟》《生育制度》《鄉土中國》，其多元一體化格局理論極具中國特色，可以說將社會學中國化的代表，可以說除了他，中國再也找不到既有研究又有理論的社會學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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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什麼叫常人方法論

常人方法論（ethnomethodology）是一種研究常人用何種方法建構對於現實世界的感受的學問。它興起於上世紀60年代，對70年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學派在早期認為自己發現了一種新的現實，向功能主義和符號互動主義提出了挑戰。這種「新現實」的主張，靈感來自胡塞爾和舒茨——社會群體中的人們是怎樣在彼此之間製造和維持社會世界有著真正本質這一假設的。他們認為，一個「更真實」的問題是：人們有意無意地建構、維持、轉變他們對於外部社會現實「感受」的復雜方式。將社會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不是價值、規范、共同定義和互通有無，更多的是建構社會秩序預設的明顯和不明顯的方法。

然而，常人方法論學派的理論並沒有對主流社會學理論構成巨大沖擊，他們的理論更多地是支持了互動論者的表達，他們關於「新現實」的觀點，很快就被淡忘了。常人方法論的一些觀點被許多互動理論所採納，而它自身的研究取向卻有些離群索居，它的實踐者日漸著重對話分析——一種由薩克開創的探討模式。

與互動論研究之不同

雖然常人方法論運用了參與和觀察的方法以研究互動的個人，但他們與符號互動論者的關注點是不同的。對互動論而言，關注的主要是不同類型的顯在和隱在的定義、規范和價值萌發所在的情境，因而解決的問題是：社會組織如何可能。

常人方法論家感興趣的是，人們是如何得出這樣一種印象——即存在機制、規范、定義之類的東西。而其類型如何，則不是常人方法論家感興趣的焦點。這里存在著一個更基本的問題：人們通過何種途徑來看待、界定和確認現存的規則與定義？人們如何利用他們對於現存的定義和規范的信念來彼此描述進而建構社會秩序？

核心概念

常人方法論分析中最重要的，是那些有助於解釋人的現實感的被建構、維護和改變的概念和原理的發展。雖然常人方法論從未發展出一個概念和命題的統一體，但是在70年代，常人方法論還是形成了一個概念核心。

反身行為和互動。人類的很多互動都是反身性的，人類用一種特定的現實觀來解釋彼此之間的暗示、姿態、言辭和其他信息，即使事實看起來跟信念相反，也仍然支持相反的信念，以維護信仰和知識體系。

例如，針對神的儀式支持著這樣的現實觀：神影響著萬事萬物。當熱切的祈禱和儀式行為並未從神那裡帶來所願的干涉時，他們仍然會虔誠，而不是反對這一信念。並宣稱，可能是因為自己祈禱的還不夠，或者是神另有宏圖大略。這就是反身性，它支持和促進某一信念，即使是面對相反的證據時也是如此。

意義的索引性。互動的各方所收發的暗示、姿態、言辭和其他信息，在特定情境下，尤其特定的意義。只有具備了關於索引的知識——互動各方的過往、他們聲明的目標、他們的互動經驗時，才可能准確地解釋互動各方的符號交往。當我們說一種表達有索引性時，就是說這一表達的意義與特定的背景相聯系。

索引性的設想把注意力投入到這樣的問題上來：在具體情境中，互動者是如何製造現實的。這樣，索引性就引導研究者進入特定的互動場景，以觀察互動者如何建構索引性表達（言辭、面部和身體姿態以及其他暗示）以建構和維持特定的支配他們行為的現實的假設。

人際互動的一般技巧

尋求正常模式。如果互動雙方感到何者為真是模糊的，他們的互動就會十分緊張。這是雙方趨於發出提示，告訴彼此回到他們情境的「正常」模式中去。行動者認為具有關於情境正常模式的觀念，或具有創造這種觀念的動機，所以他們的行為就朝著這一方向發展。

進行視域融合。除非人們受到特殊信息的特別強調，行動者一般會忽略他們獨特經歷所引起的視角不同，假定個人與他人具有關於社會現實的共同感受。

運用等等原則。在實際互動中，有很多東西是隱而不談的。行動者總要「等待」和「替代」必要的信息，以使其他的言辭和行為有意義。言辭者同意不因為尋求必要的信息而干擾互動，他們希求的是等待和替換。如在發言之前的套話：「你知道的」，通常表明行動者正在向另一行動者調用等等原則。這樣，一個人被告知，不要用相反的詞語，如「我不知道」來干擾互動的進行。

這三種世俗的方法是常人方法論發展的方法的幾個例子，但是對於常人方法論家來說，理論的最終目的是判定這類技巧能夠被用以建構、維護和變革現實感的情境條件，但是在常人方法論中這樣的命題很少。

研究種種

加芬克爾的開創性研究。他的《常人方法論研究》（study of Ethnomethodology）為常人方法論作為一種獨特的理論視角奠定了基礎。他將常人方法論看作一個研究領域，尋求探明人們賦予世界以意義時所使用的方法。強調語言時使現實建構得以完成的媒介。他認為，互動中用言語表達的能力是現實得以建構的首要方法。他高度重視索引性，他認為，一個表達其索引性遠遠多餘實際所說的，它還包含著只有在情境的上下文中才能明白的意義。加芬克爾還和助手們進行了一些有趣的試驗，通過「裂變試驗」，他企圖發現「不懷疑」（對互動得以進行的一些背景特徵不予懷疑）這種方法在互動中的運用。他還通過考察陪審團的裁決過程，說明了互動中人們對規則的建構性。加芬克爾的研究策略，體現了早期常人方法論研究的意向：滲入到自然社會情境或創造社會情境，從中發現人們是如何試圖確認、建構、維護和變革規則的。

薩克的語言分析。認為之前的社會學家雖然認識到了語言是生成社會世界的理論和方法，但是他們混淆了方法和主題的差別。因此，他著重進行語言形式特徵的研究。探索語言以怎樣的形式建構現實。這樣，就將常人方法論納入了形式語言學的軌道。

西庫雷爾的認知路線。提出互動過程不等於言語過程，一些互動是通過言辭之外的多重形式進行的，因此，他把他的常人方法論的分支更名為認知社會學。

Ⅷ 」本土方法論」是什麼

以本地的固有習慣去看待外界事物的態度。

Ⅸ 現在都找不到加芬克爾的書，比如《常人方法學》和其他一些民俗學方面的著作。希望網友可以介紹一些！

這可是非常珍貴的資源哦~ 希望與熱愛社會學的同學們一起分享，英文原著，貌似加芬克爾的這本書沒有中譯本。我覺得看看李猛的文章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