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立法程序圖

㈠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八條的具體內容

第八條 下列事項只能復制定製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

㈡ 什麼是立法原則

立法原則是創立法律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出發點。是統治階級的立法意圖和法律意識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確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立法原則作指導來制定，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中國立法的總的原則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一般原則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正確結合的原則，維護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原則，民主立法的原則，制定具有創建性、綱領性法律規范的原則等。這些原則反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三條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㈢ 立法原則包括哪些

法律分析：立法原則是創立法律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出發點。是統治階級的立法意圖和法律意識的概括。中國立法總的基本原則，可以從性質和內容的結合上區分為多種。其中，憲法原則、法治原則、民主原則、科學原則尤為重要。 在堅持中國立法總的基一原則的前提下，中國各方面立法應注意堅持各自的具體原則。就國家或中央立法而論。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第四條 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第五條 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第六條 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

㈣ 古代中國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嗎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陳建華（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立法活動：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動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立法活動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立法活動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1．漢初至文景時期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2．漢武帝以後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立法活動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2、漢律60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立法活動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立法活動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立法活動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動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活動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㈤ 立法程序如何體現社會主義原則

摘要 在立法工作中貫徹和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核 心就是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主要精神和基本要求 轉化為相應的法律規范，形成一個充分體現社會主義 法治理念精神和要求的法律制度框架。

㈥ 中國從清末到現在的法律的主要變化過程是什麼

從無系統到有系抄統，由人襲治緩慢向法治轉變。
清末以沈家本、楊廷芳為主的法治派和禮學派有爭論。
臨時憲法大綱只作用了很短一段時間，被袁世凱改了兩次。
後來軍閥割據，也立了幾個法。
革命根據地主要以土地立法為主。
建國前以人民政協宣言代替憲法。

㈦ 行政執法的一般程序包括哪些

（1)調查取證。依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規定,除本法規定的可以當場作出的行政處罰外，行政機關發現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依法應該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的，必須全面、客觀、公正地調查，收集有關證據；必要時，依照法律、法規的規定,可以進行檢查。

行政機關在調查或者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於兩人，並應該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應該如實回答詢問，並協助調查或者檢查，不得阻撓。詢問或者檢查應該製作筆錄。

行政機關在收集證據時，可以採取抽樣取證的方法;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後難以取得的情況下，經行政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先行登記保存，並應該在七日內及時作出處理決定，在此期間，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不得銷毀或者轉移證據。執法人員與當事人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應該迴避。

(2)告知處罰事實、理由、依據和有關權利。依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一條、第四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必須告知當事人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並告知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3)聽取陳述、申辯或舉行聽證。依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二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必須充分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若該案符合聽證條件，並且當事人要求聽證的，應該組織聽證。

(4)作出處罰決定。依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八條、第三十九規定，調查終結,行政機關負責人應該對調查結果進行審查，依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如下決定:確有應受行政處罰的違法行為的，依據情節輕重及具體情況，作出行政處罰決定;違法行為輕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的，不予行政處罰；

違法事實不能成立的，不得給予行政處罰;違法行為已構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對情節復雜或者重大違法行為給予較重的行政處罰，行政機關的負責人應該集體討論決定。

(7)中國立法程序圖擴展閱讀：

行政執法的含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行政執法是執法的一種。行政執法的主體是國家行政機關，它是行政主體執行、適用法律處理國家內政外交事務，對社會、經濟、文化等各種事項及個人組織實施行政管理，遵循的是具有迅速、簡便、以效率為優先特徵的行政程序。

（2）行政執法是行政行為的一種。行政執法則無論是直接執行法律。還是直接執行法規、規章，都是將法的規范直接用於解決社會問題，調整現實社會關系，並最終實現法對社會的調節。

（3） 行政執法屬於具體行政行為范疇。具體行政行為的對象是特定的，其行為效力僅限於特定人、特定事。

㈧ 立法的三個基本原則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這一原則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內容突出地體現為:一切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都應當有法的根據，立法活動的絕大多數環節都依法運行，社會組織或成員以立法主體的身份進行活動，其行為應當以法為規范，行使法定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據中，憲法是最高規格的根據。堅持立法的法治原則，就要有一套較為完善的立法制度，為立法權的存在和行使，為立法活動的進行，提供法的根據。特別要有關於立法許可權劃分、立法主體設置、立法運作程序、立法與政黨、與政府、與司法的關系和中央立法與地方立法的關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體的法律制度。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憲法和憲法性法律中加以規定。這是各國立法的法治原則的共性方面。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立法原則是創立法律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出發點。是統治階級的立法意圖和法律意識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確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立法原則作指導來制定，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拓展資料】
中國立法的總的原則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一般原則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正確結合的原則，維護法律的嚴肅性、穩定性和連續性的原則，民主立法的原則，制定具有創建性、綱領性法律規范的原則等。這些原則反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精神。
立法活動非常需要講原則，因為立法活動作為國家政權活動中尤為重要的活動，不能沒有準繩以為遵循，不能沒有內在精神品格以為支撐。立法基本原則同立法指導思想一樣，對立法的功能或作用十分突出。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則，便有助於立法者採取有效的方式把一定的意志升為國家政權意志，使所立的法有效地實現立法者的目的。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則，便有助於立法者站在一定的思想理論高度來認識和把握立法，使立法能在經過選擇的思想理論指導下，沿著有利於執政者或立法者的方向發展。立法遵循一定的原則，便有助於立法者從大局上把握立法，集中地、突出地、強調地體現立法者的某些重要意志;有助於立法者協調立法活動自身的種種關系，統一立法的主旨和精神，使各種立法活動以及立法同它所調整的對象之間，有一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品格在發揮作用。

㈨ 如何評價中國政治中的非正式會議傳統

在西方的政治傳統中，立法始終是政治劇場中最尖刻、最有份量和挑戰性的角色。而此種意義上的立法對中國社會幾乎完全是異質的東西，近代以來、特別是清末新政以來的立法實踐尤添了諸多混亂。所有企圖模仿西方或另起爐灶的立法努力都無一例外地打上了當時統治者的各種烙印，並屈從於統治勢力的權威之下。1949年之後西方的現代法治理念和制度在大陸遭到拒斥[1]，同時依靠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和意識形態重建了一個「社會主義立法制度」。在這個制度下，慣用的表達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憲法和法律」，這種把黨說成法律乃至法制體系締造者的話語表明，在中共統治下立法不得不依賴執政黨的扶持、必然主動或被動地服從黨的權威。但在現實中，執政黨對立法的影響並不完全是由法律規定的，而是更大程度上依照長期形成的慣例以及黨的內部規則發生作用。換言之，黨對立法的影響一直處於正式的法律典章之外，因此當代中國的立法機制就具有一種特性——「非正式性」。從實證的角度考察黨與立法機構之間這種「非正式性」關系，有很大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剖析中國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

伍德羅.威爾遜很早就考察過政府體制和立法過程在實際運作中形成的規則。他不是局限在憲法和《聯邦黨人文集》對美國政治原則的描述，而是具體關注美國的政體如何在實踐中背離了憲法所確立的精緻的平衡結構而演變為一個國會至上、乃至「國會常設委員會主席的政府」[2]。威爾遜指出，在檢視任何政府制度時應著力查清那些真正掌握政權的人和基本的權力結構，若僅僅依據權威性的憲法指南來解說政府制度是無法令人滿意的[3]。他開創了以實證方法研究現實政治中政府活動的過程與功能（或決策過程）的先河，這是對傳統政治學強調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府結構的一種挑戰。[4]正是在對行政行為和決策過程的研究中產生了「正式」范疇與「非正式」范疇的區分。前者意指政治組織的法定製度或法定結構，而後者則表示政治組織在實際運作和決策過程中的真實行為者及其所遵循的「游戲規則」。[5]對「正式性」的研究主要採取規范分析，而對「非正式性」的考察則偏重經或實證研究。

在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中「非正式因素」始終佔有一席之地。[6]盡管對其涵義有不同的理解[7]，但一般都承認「非正式性」的確是中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的政治體系距離制度化還很遠，其統治也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的約束，而且由於多數決策是秘密進行的，很難實施公眾監督。[8]即使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了某些正式化（formalization）、制度化的做法，但也僅觸及到中下層官僚體制，而上層決策、尤其是最高層的決策仍是高度非正式的。[9]

立法不僅是政治過程的關鍵環節，並且是上層乃至最高層的決策，立法的非正式性對真實政治的折射是頗具典型性的。然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立法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憲法》、《立法法》等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國務院等機構，囿於各級《組織法》和各種《議事規則》等成文法確立的正式規則，而忽視了法外的非正式規則對立法過程及法律內容的影響。這種法律——制度層面的規範式研究過於偏重對憲法文本和制度規定的考察，多半是從指導原則和法律文獻的規定性角度解釋和說明中國的立法過程「應當是怎樣的」。這就留下了一大塊空白：立法過程的非正式性實際上究竟有那些表現及特點，它倒底是如何影響立法結果的？通過搜集分析現實政治的經驗材料，可以總結、歸納出中國立法活動的權力結構及其配置，從而解答下列問題：誰是立法的真正參與者？誰在事實上掌握了最終的立法決策權？立法權是如何在這些參與者或行為主體之間分配的？他們又是如何分工和協調的？

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事實上存在著背離憲法性規定的法定權力的移轉，這不僅發生在專門的立法主體內部（如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向其常委會或常設的專門委員會轉移，或國務院的立法權向下屬部委或國務院法制辦公室轉移），更可能發生在立法主體與其他政治、社會勢力之間，特別是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大）與行政機關、執政黨之間立法權的實際分布。因此本文所討論的立法過程是廣義的，不僅包括立法機構（議會或人大）內的作業和程序，而且涵蓋立法機構決策過程中內外諸勢力之間的正式與非正式的相互作用。

立法過程中的非正式性表現為兩種方式：一種立法機構立法活動過程中「內部」的非正式性，如議會對法案的非正式討論或重要的委員會主席對立法決策的影響，這可能影響到立法決策權在立法機關內各不同機構之間的分布，如所謂的「委員會辦公室支配立法會議廳」[10]；另一種與之相對應的是「外部」的非正式性，即在立法過程中立法機關與政黨、行政機關、利益集團之間發生的非法定聯系和非正式規則。威爾遜對美國政體的考察表明，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會對政治權力的實際分配產生巨大的、甚至遠遠背離憲法「書面原理」的影響。

在中國這個以成文法為主而立法過程又充斥「黨政法一體化」[11]等非正式因素的國家，外部的非正式性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過去50年裡立法體系經歷了2次摧毀和重建：中共革命成功後宣布廢除舊法制，而後立法通過了《共同綱領》；但不久又通過一次次違反憲法、踐踏公民權的政治運動再次摧毀了法制，直到1978年《憲法》通過後才第2次重建立法體系。在中國的立法過程中真正的權力中心是執政黨，而不是《憲法》或《立法法》所確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如要考察立法過程中的外部非正式性，其要點就是分析中共、國務院與人大三者之間在立法過程中形成的非正式關系。這種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中共對立法的超憲法的領導地位；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實際立法權在執政黨、人大和國務院之間的分布產生影響[12]。

執政黨的直接介入使中國的立法過程大大復雜化，憲法所規定的以全國人大為最高權威的立法體制被以黨中央為核心的立法格局所取代，並且由於執政黨一貫偏重行政機關，連依據憲法應受全國人大監督的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地位也超過人大。這種立法權向執政黨的實際轉移是「超憲法」或「非憲法」的。憲法中提到要堅持中共的領導，但這種「領導」在法律層面卻很難立足，它的貫徹與實施只能依靠宣傳、動員和組織等非法律的政治手段。自80年代初彭真主持人大工作以來歷屆人大領導人都強調中共對立法的領導，其實質是什麼，通過何種途徑實現，與立法權的分布及現存立法格局有何關系，本文第二部份討論這些問題。

本文的第三部份主要分析領導人的個人因素對立法過程的影響。在領導人個人因素起決定性作用的政治中，權力主要依附於人際關系，而不是取決於握有權力者在政治結構中的法定地位。[13]結果真實權力可能與法定權力脫節：有正式職務的人不一定具有充份行使其法定權力的地位；沒有正式職務的人未必沒有實際權力（如退休後的鄧小平名義上只是「全國橋牌協會」的名譽主席，實際上仍處於重大決策的中心）。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的影響力不斷增長，黨組織逐步放鬆了對具體立法事項的控制，這一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與領導人的個人因素而不是體制化因素。此外，最高領導人或黨內元老個人的「立法觀」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立法決策乃至某一項具體法案的內容。

本文的第四部份將分析中國立法中非正式性的成因。筆者認為，80年代以來立法在中共決策體系中地位的上升，意味著執政黨力圖通過立法這一具高度正式化意義的政治行為，使其政策「合法化」(legalization）甚至取得「合法性」（legitimacy）；但立法過程中無處不在的非正式性卻損害了這一努力。在中國的法定立法體系（人大及其常委會）缺乏充份自主性的情況下，立法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無法實現的，因為任何與此相關的改革都勢必觸及黨、政、立法三大部門之間的關系，而這決非人大本身可左右。近20年來中國立法所經歷的制度化、法律化改革仍是現存體制內由執政黨領導的施為；這條路究竟能走多遠、走到什麼程度，同樣也取決於執政黨的意圖和選擇。

二、非正式性之一：中共的超憲法領導

黨與全國人大：誰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

中國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按照這一規定來理解，全國人大就是一切政府權力的唯一來源和歸宿，國家主席、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中央軍委等一切政府機構的權力，都只能由人大派生出來並必須服從於人大的領導與監督；據此可以認為，全國人大除了擁有最高立法權和建立立法制度的權力之外，還可通過立法活動建立其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並制定一切它認為必要的公共政策，同時具有監督上述所有行政部門及其負責人的權力。然而，憲法同時還規定了中共對整個國家的領導地位，並由此生發出領導各級人大和國務院的「默示權力」。在現實政治中當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釋掩蓋了憲法規定上的這個邏輯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黨必須遵循人大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人大有權追究政黨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14]而在實際政治體制中人大必須接受黨的領導[15]。

雖然依照憲法的文字表達來看，表面上存在著「雙重」的立法最高權威，但現實中上述關於人大與黨的關系的辯說之前半部份不具實際意義；並不存在任何能有效監督和約束執政黨的法律或政治機制，所謂的執政黨「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之「必須」也無法體現為一種實實在在的憲法性義務。在現實中只有執政黨才是真正的最高權威；從憲法法理的角度看，黨對立法的領導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憲法外的」或「超憲法的」。近年來人大領導人在談到黨和人大或立法的關系時總是強調要「自覺地接受黨的領導」。[16]「自覺」一詞一方面體現了人大在現實中的弱勢地位，如果沒有黨的「領導、重視與支持」，人大就很難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又顯現出在法理上難以將憲法明確賦予最高權威地位的全國人大必須「自覺地服從」黨的領導之現狀自圓其說的微妙處境。

長期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對法律與政策的關系是這樣解釋的：「法律是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定型化的表現，是把實踐證明比較成熟的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17]由於事實上所有「國家」的政策都是由黨來決定的，不存在非黨決策的政策，所以這種說法實際上揭示了黨的政策與國家法律之間的關系：法律服從於、跟隨於政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政策的「影子」，黨擁有對立法的最高權威。但「文革」後黨的文件、指示、決定和命令形式上不再是政策的唯一形式，「黨的政策要經過國家的形式而成為國家的政策」[18]，即通過立法這種公共決策的最高形式來表現，這就使立法和法律的地位逐漸得到提升。1980年代中期以後黨的「決策」（policy making）與國家的「立法」（law making）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立法」成為「政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9]；而越來越多的重要法律或法規的內容實際上是在黨和國家的政策形成過程中才得以明確。正因為立法與決策在形式和內容上交織在一起，所以必須進一步研究立法的決策過程。[20]

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在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與角色分工

過去十幾年來中國的立法過程已形成一套十分復雜的程序，它是一個「多階段、多舞台」的過程。每一部法律都要經過大約5個不同的階段：議程確定；部門間審查；最高領導人同意；全國人大辯論與通過；對作為政策的法律之說明、實施或裁斷。這些階段又分別在3個不同的「舞台」——中共中央、國務院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21]上實現。[22]整個立法過程包括政策建議的提出、從政策到法律草案的擬訂和法律的通過以及一系列相關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部門規章的出台；而在此背景下的法律制定只是立法過程中一個並不重要的部份[23]。重大立法始於黨中央，終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多數立法始於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經過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又由國務院負責提出實施細節；真正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單獨決策的立法為數很少。

以1985年司法部部長鄒瑜在第6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對「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草案）」所做說明為例，可以清楚地描繪出這個政策及其推動的第一個5年全民普法運動的出台經過：首先是提出建議，「幾年來，胡耀邦、鄧小平、彭真等中央領導同志多次講話強調這個問題」；其次是設定議程，「今年初，中共中央書記處批轉了陳丕顯同志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明確提出爭取用5年左右的時間，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識」；然後是各部門協調（鄒瑜的表述是「提高認識」、「統一思想」），「今年6月，根據彭真委員長的倡議，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聯合召開了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接著是政策執行，「11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中央宣傳部和司法部擬定的《關於向全體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5年規劃》並要求各地各部門結合實際，具體安排，認真組織實施黨中央這一重要號召」；下一步才是國務院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24]其實，還有司法部長未曾提及的最後一環，即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國務院的議案作出「關於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

上述過程充份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和人大在立法中錯綜復雜的關系和各自的功能。黨的作用貫徹始終：黨的領導人（可能以個人身份、也可能代表黨中央）先提出建議；再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確定決策過程的議程；黨中央的有關部門（在此案中是宣傳部）再參與部門間的協調和政策（《5年規劃》）的擬訂。國務院則在決策提出後負責部門間協調、《規劃》的擬訂、組織實施以及向人大常委會提出議案。人大常委會既非決策的提出單位，也非政策的擬定、實施單位，它只是到決策的最後階段才介入，對結果的影響也最小。這幅圖景雖有其特殊之處，但與一般的實際立法過程相去不遠。它表明現實的立法過程與憲法的規定相反：居於立法過程權力中心的並非《憲法》與《立法法》所確立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是中共中央；行政部門——國務院掌握次要的立法權；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整個立法過程中處於決策圈子的最外緣。

如果說執政黨在立法中位居人大之上尚可被理解為「超憲法」，那麼國務院在立法中的優先地位則幾乎完全是「非憲法」的。國務院立法功能的膨脹不僅源於管理國家的需要，更發端於長期以來執政黨對行政系統的偏重和對立法機構的輕忽，只有行政系統才擁有大批能擬定法律法規、掌握實際情況的工作機構和人員。人大及其常委會通過的法律中絕大多數仍由國務院提出立法建議、起草立法法案；由國務院提出、批準的行政性法規也遠多於人大通過的法律數量[25]；人大通過的法律頒布後往往還需要由國務院或其下屬部委制定一系列實施細則；這些機構出於部門主義的考慮，擬定實施細則時常僭越其職能許可權，甚至直接修改乃至違背已頒布法律的規定[26]，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使頒布了一項法律也並不意味著立法過程的結束，該法律的內容很可能在實施和解釋過程中遇到實質性修改[27]。看起來國務院或其下屬部門更象事實上真正的「立法者」。

黨對立法的介入和領導

中共直接介入立法過程並承擔立法功能，大大改變了立法過程中的權力分布格局，使原本就許可權劃分不清、關系界定不明的立法系統更為復雜。由於憲法對立法機構最高權威的規定與現實運作狀況不一致，中共在立法過程中的實際地位是曖昧的，這暴露出中國政治制度的缺陷所在。這里至少有3個問題值得探討：執政黨的領導如何突破「原則性領導」的約束而成為一種實質性權力？這種非正式的實質性權力通過什麼方式或途徑行使？如何維系這一方式或途徑的合法性？

1.從「原則性領導」轉變為實質性介入

中共「十三大」明確提出，中共的領導是政治領導，即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政權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這一規定比憲法當然具體得多了，但仍缺乏可操作性。新近制定的專門規范立法活動的《立法法》也未對黨領導立法的范圍和方式作任何具體規定。其實並不存在正式的規范中共對立法過程主導方式的法規，黨對立法的領導實際上主要是依照非正式慣例。黨中央並沒有專門領導和協調立法的實體機構，中央政法委員會對立法的干預也在減弱[28]。長期以來黨直接或間接領導立法的唯一根據就是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帶有重大原則性質的法律時事先需報黨中央批准；黨中央就法案的指導思想和重大原則問題把關，不具體過問每一條文。

㈩ 我國法律體系包括哪些組成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成包括三部分：第一，立法體制。立法體制是指國家關於立法主體的組織系統、立法許可權的劃分和行使制度。有的認為立法體制就是立法體系，有的還認為立法體制即就是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我認為立法體系這樣的概念不夠准確。「體系」一詞與「體制」一詞不同。漢語中的「體系」是指若干有關事物或某些意識互相聯系而構成的一個整體（系統）。而「體制」是指國家機構、企事業單位的組織制度。所以使用立法體制概念比較適合。至於把立法體制等同於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更是不合適，應把二者區分開來使用。我國的立法體制就是「一元兩級多層次」，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國家立法權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它的常務委員會。根據憲法62條和67條規定，全國人大的職權15項，其中立法權4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21項，其中立法權8項。這就是一元的含義。兩級包括中央一級立法和地方一級立法。在國家行政結構上，分中央與地方，中央領導地方，地方服從中央，這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立法體制上的表現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國務院作為中央國家機關比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和政府的政治地位高，處於領導地位。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立、改、廢）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高於地方國家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中央國家機關制定的憲法、法律（基本法和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立法體制的多層次表現是制定規范性法律文件的主體從中央到地方寶塔式的設置，層次清楚，許可權明確，相應它們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地位也是成為梯級的。第二，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這里講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是指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各類規范性法律文件依其地位和效力不同而構成的體系。如，制定法中憲法、法律、行政法規、條約等就是民法法系國家的規范性法律文件體系。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制定法的傳統，規范性法律文件在當代的形式體系是以憲法（含修正案）為根本大法，相配有法律、行政法規和軍事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地方政府規章、軍事規章）、國際條約等。「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范圍上應包括一切立法機關、授權立法機關或行政立法機關所制定的階位不同、效力不同的具有法律形式淵源的一切規范性文件」。第三，部門法體系。部門法體系又稱法律部門體系，是指一國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按照一定的標准和原則劃分的本國同類法律規范即部門法形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我以為不能把部門法體系等同於法律體系，這樣從概念上到內涵上都會給人們造成思想混亂。因為人們對法律概念的認識不統一，多元復雜，法律的分門別類派流眾多，於是把一國部門法體系等同於含義廣泛復雜的法律體系，或是用難於統一的法律體系概念取代部門法體系，都是不合適的。當然部門法體系是法律體系基本的構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