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立法

A. 文化立法工作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

不知道個人很難理解文化立法的一種形式吧。

B. 法律文化對我國立法的影響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所以大陸法系的文化對我國的立法影響巨大.
在解放前,清朝末年,我國版的立法主要受日本和法權國法律文化的影響,其中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參考日本的法律.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立法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因此主要吸收的是德國的法律.
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民法法系是繼承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建立起來的各國法律制度的總稱.

C. 在地方立法中歷史文化保護事項包括什麼內容

沒地方立法中，歷史文化保護思想包括什麼內容歷史文化保護思想，包括了很多內容，包括歷史文化的推進發展。

D. 十八以來,文化立法先後頒布

十八大以來，各地和有關部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著眼供給側用勁發力，積極構建現代文化市場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提高文化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努力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完善文化產品創作生產扶持引導機制。出台《電影產業促進法》《關於支持電影發展若干經濟政策的通知》《關於支持戲曲傳承發展若干政策的通知》等法律及政策性文件，改進國家藝術基金、國家出版基金、電影精品專項資金、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等運行機制，加大對優秀產品的引導扶持力度。制定《關於全國性文藝評獎制度改革的意見》，將全國性節慶活動中文藝評獎壓縮87.5%、常設全國性文藝評獎壓縮75.4%，文藝評獎的權威性和引導力大大提高。

改革釋放創新活力，優秀作品不斷涌現，《築夢路上》《海棠依舊》《焦裕祿》《長征》《湄公河行動》《三八線》等影視作品叫好叫座。2016年，全國電影票房492.83億元、比2012年增長137%，其中國產片票房287.47億元、占總票房的58.33%，票房過億元的影片86部、國產影片有45部。

——發展壯大文化市場主體。推動國有文化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兼並重組，加快培育實力、競爭力強的骨幹文化企業。從2017年第九屆「文化企業30強」整體情況看，規模實力、市場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不斷增強，主營收入3515億元、凈資產4318億元、凈利潤381億元，與2012年的相比，分別增長了120%、155%、69%。

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專、精、特、新的小微文化企業「鋪天蓋地」。根據工商總局數據，截至2017年6月底，全國文化及相關產業企業數量超過322萬戶，同比增長22.4%，比全國企業數量平均增速高出3.1個百分點。

——深化文化投融資體制改革。推動文化資源與多層次資本市場有效對接，更好發揮資本平台促進文化企業發展的乘數效應。截至2017年4月底，滬深兩市文化上市公司達103家，約佔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21%，形成特色鮮明的「文化板塊」。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啟動以來，掛牌的文化企業有690家，約佔新三板掛牌企業總數的6.2%。

——培育文化產業發展新動能。對接「互聯網+」戰略，實施「文化+」行動，推動文化與科技、教育、信息、旅遊、體育、建築設計及相關製造業等深度融合。2016年，以「互聯網+」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傳輸服務業營業收入同比增長超過30%，全國備案上線的網路電影5556部，40家主要網路文學網站推出作品1454.8萬種。

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支持大中城市建設文化娛樂綜合體，支持藝術街區、特色書店和小劇場等建設，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適當補貼居民文化消費。截至今年6月份，全國銀幕總數達到4.5萬塊，已經超過美國和加拿大總和，躍居世界第一。

E.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義有哪些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強調，建立健全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遵循文化發展規律、有利於激發文化創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的文化法律制度，並對制定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互聯網領域立法等提出明確要求。這一部署明確了我國文化法制建設的性質方向和重點任務，為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在宣傳文化領域依法執政的具體體現。加強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僅是推進文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對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沒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規，就不可能形成完備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貫徹落實。目前，文化領域立法相對滯後，與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相適應，與國家不斷推進法治建設的整體進程不相適應。必須進一步加快文化領域立法步伐，推動文化領域的建設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規范化軌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學化水平的重要途徑。提高文化工作科學化水平，需要從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強立法工作，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規范和引領作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規是對文化建設規律的概括和總結，相對於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穩定性、規范性和強制性。通過法定程序把黨在文化領域的政策主張上升為國家法律，就使黨的政策主張獲得了國家強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設實踐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經驗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就為文化改革發展提供了更為科學、更為具體的遵循。這不僅有利於保證文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發展，而且有利於推動文化工作不斷從經驗型向科學化轉變。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保障。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動，也需要法治保駕護航。人民群眾的基本文化權益，需要通過立法來確認和保障；國家鼓勵扶持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過立法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各級政府在文化建設中的責任，需要通過立法加以明確和強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強文化領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僅有利於加快文化事業、文化產業發展，而且有利於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體制改革成果的鞏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對我實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敵對勢力的一貫戰略。近年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利用國際慣例和世貿組織規則，大量輸出文化資本和文化產品。從近年來我國對外文化貿易爭端及世貿組織裁決來看，我們同發達國家在文化領域的競爭經常表現為法律層面的較量，掌握和運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經成為成敗得失的關鍵。面對激烈的國際文化競爭和嚴峻的意識形態挑戰，特別是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後文化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如果不盡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備，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就難以有效抵禦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難以在文化軟實力競爭中贏得主動。

（二）

近年來，文化戰線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後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規，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相互銜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體系框架。與此同時，大力加強文化執法工作，建立綜合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積極推進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動了文化的繁榮發展。

同時，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領域立法工作總體上比較滯後。一是立法數量少。在我國240多部現行法律中，文化類法律只有5部。與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所佔比重偏小，低於教育、科技、衛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重要領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公共文化服務、文化產業發展、新興媒體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較欠缺。二是立法層級低。稱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護法》《著作權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這「三法兩決定」，其餘均為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由於法律效力低，處罰許可權、處罰力度有限，執行難度非常大，對違法違規者往往起不到約束和震懾作用。三是立法質量有待提高。少數法規規章調研不夠，內容脫離現實，在實際工作中難以貫徹執行；部分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之間存在相互抵觸的問題，在實際工作中經常出現「依法打架」的現象；一些部門規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則性要求，沒有具體的行為規范，沒有違反規定應承擔的責任和處罰性條款，在實際工作中往往無所適從。

造成文化領域立法相對滯後，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從客觀上講，宣傳文化領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於經濟、政治、社會領域立法，意識形態屬性強，許多問題十分敏感，不僅要處理好發展與管理的關系，還要考慮國內管理規定與國際通行規則的關系，需要反復調研、反復論證。從主觀上講，長期以來我們強調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輕法律，習慣於行政手段，對文化領域立法的緊迫感不強，對文化領域立法的總體需求、共同特點和應當把握的共性問題研究不夠，對重要法律法規合力攻關不夠。加之文化領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嚴重不足。雖然各級宣傳文化部門相繼建立或恢復了政策法規部門，但人員很少且忙於日常事務，處於「小馬拉大車」的狀態，難以適應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總結近年來文化領域立法工作，針對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著重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認識，進一步增強緊迫感。必須看到，隨著改革的深入和事業的拓展，文化領域自身的管理與過去已經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業，還要管產業；工作對象不僅有體制內的，還有體制外的；系統內部不僅有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還有大量剛剛轉制的企業；而文化企業中既有國有的，也有民營的，還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會的文化管理工作，僅靠紅頭文件、行政手段、傳統管理方式已遠遠不夠，必須學會運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內的多種手段進行綜合管理。

2.健全工作機制，提高文化領域立法的科學化水平。立法是十分嚴肅的事情，必須建立完善科學的工作機制，不斷提高立法質量。一是調研機制。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規的起草、修改、出台都應當建立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二是徵求意見機制。這是立法工作必經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規要在全系統反復討論，有的則需要面向全社會徵求意見。三是溝通協調機制。應當充分發揮文化立法協調機制的作用，加強與全國人大、國務院相關部門的溝通聯系，加強中央宣傳文化單位之間的溝通協調，及時研究有關重大和敏感問題，及時解決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問題，確保各項法律法規從精神到原則、從形式到內容、從概念到規范相互銜接、彼此協調。四是專家論證機制。要組建文化立法專家庫，聯系一批法律專家學者，每一項法律法規的制定都要向專家咨詢、請專家論證。

3.加強總體謀劃，形成文化領域立法總體戰略和中長期規劃。立法是長線工作，一部法律法規出台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需要總體把握、超前謀劃。一方面，要組織主管部門、立法機關、執法單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機構、高校的專家學者，對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以來文化領域立法工作進行全面總結和評估，對國外相關情況和成功經驗進行系統考察和了解，對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則、思路、總體取向進行研究論證，提出對策建議。另一方面，要結合編制「十三五」規劃，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長期規劃，明確今後五到十年文化領域立法的重點項目和時間進度。要加大對文化立法相關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領域立法總體戰略研究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把相關重點課題、重要立法調研納入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加大資助力度，組織力量合力攻關。

4.按照循序漸進原則，積極推進文化領域立法進程。對當前文化改革發展急需的法律法規，如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文化產業促進法、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等，要抓緊提出立法建議，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抓緊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聯網領域立法步伐，完善網路信息服務、網路安全保護、網路社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依法規范網路行為。對目前討論、制定中的法律法規，要抓緊工作，爭取盡快出台。對列入國務院近期立法規劃的法律法規，要抓緊組織修改完善，爭取按計劃完成任務。對那些難度較大又事關重大的法律法規，要適時啟動調研工作，進行必要的研討和論證。

5.充實機構隊伍，為加強文化領域立法工作提供組織保障。無論是立法滯後，還是立法質量不高，歸根到底是人才隊伍問題。現在文化領域立法任務越來越重，立法機構不健全、工作人員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須進一步健全各部門法規機構，適當調配編制、充實力量，特別是要吸收一批法律專業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同時，要抓好後備人才培養，把文化法律人才培養納入「四個一批」人才培養工程，參照新聞傳播能力建設的做法，選擇部分高校培養碩士研究生，不斷壯大文化法律專家隊伍，為推動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學理支持。

F. 中國的立法機構是什麼

中國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

立法機關是國家機關的內重要組成部分。容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機關，即有權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的機關。

在古代，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大多數實行君主專制制度，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等最高權力都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沒有獨立的立法機關，即使有修訂、編纂法律的機關也是從屬於君主的。

現代立法機關是代議政治的產物，其性質的最明顯的特徵，在於它的代議性，即由人民選舉代表或議員，組成立法機關，以統一制定法律和監督行政。立法機關的性質的特徵是代議性，但它具體地、直接地代表誰，以及代表與被代表的關系應當如何理解，各國學者在理論上是頗有爭議的。

(6)文化立法擴展閱讀：

在我國，享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包括：

1、國家權力機關系統（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全國、省、自治區、直轄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常委會，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

2、國家行政機關系統（政府及政府下設機構）的：國務院、國務院各部委、央行、審計署、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國務院直屬機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機關都不享有立法權。

參考資料：網路-立法機關

G. 談談對文化立法的看法

現階段，文化已成為我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影響、改變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影響國家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通過立法方式管理文化領域的事務，是十分必要的。這是因為：

經濟方面的原因：

（1）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確認文化主體的地位和權利義務，維護文化市場秩序。

（2）文化現今已成為國家的一個產業，通過立法的方式確立文化主體靈活的所有制形式，吸引民間、外國資金，在資金、稅收等方面予以扶持，以壯大文化產業，已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後進國家的成功經驗。

（3）就我國情況而言，加入WTO後，一方面應通過立法與WTO的規則相協調，另一方面，尤為重要的是，我國與發達國家的文化事業相比，在資金、技術、經驗等方面處於明顯的劣勢，因而面臨「文化侵略」的危險。在不違反WTO規則的前提下，以立法的方式保護我國的文化事業發展，抵禦外國資本的沖擊，顯得十分重要。

技術方面的原因：

以立法方式管理文化事業，還有技術方面的原因。如電台、電視台頻道的分配，互聯網的出現對傳統法律的沖擊，單單依靠市場，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

國家治理方式轉變方面的原因：

我國已實行法治。而在文化領域，過去部分靠政策調整，這種狀況顯然與我國國家治理方式的轉變不相適應。文化立法勢在必行。

我國現在已有一些文化方面的法律，還有大量的與文化有關的行政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這說明我國文化立法的任務已基本完成。這種看法是嚴重錯誤的。在民主社會，由立法機關立法，行政機關執法，是民主最基本的要求和體現。雖然現代社會出現了大量的行政立法和授權立法，但其范圍主要限於對法律的具體化和部門管理方面。文化領域內的事務大多與公民的憲法權利和組織機構建設密切相關。

這些都屬於傳統的立法機關調整的事項。目前我國國家權力機關在文化方面的立法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文化領域還缺少法律規范，這些缺項主要是由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規章甚至規范性文件來填補的。這種狀況與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悖。而且，行政機關的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簡略，缺乏公開性、民主性，某些帶有部門利益色彩，致使規章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填補我國公民文化權利和文化組織機構建設方面的立法空白，是一項十分緊迫而重要的任務。

H. 有無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全國性立法

我國現代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的活動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1928年成立古物保存委員會。古物保存委員會是中國歷史上由中央政府設立的第一個國家級文物保護管理機構，蔡元培任主任委員。這一機構的設立與隨後《中國古物存法》及其施行細則的頒布，開啟了國家對文物實施保護與管理的歷史。
1929年在北京成立民間學術研究機構，中國營造學社，朱啟鈐任社長，梁思成、劉敦楨分別擔任法式、文獻組的主任。學社從事古代建築實例的調查、研究和測繪，以及文獻資料搜集、整理和研究，編輯出版《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開始系統的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古建築。1946年學社停止活動。中國營造學社為中國古代建築史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1930年，當時的國民政府公布《古物保存法》共17條，對文物的含義、保存要求、文物的發掘等做了規定，1931年公布《施行細則》，共19條，增加了保護古建築的內容。
1948年清華大學梁思成先生主持編寫了《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共收入 22 個省、市的重要古建築和石窟、雕塑等文物465處。《全國重要文物建築簡目》是中國現代最早記載全國重要古建築目錄的專書，成為以後公布全國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的基礎。編此簡目的主要目的是供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建築之用。
以上為第一階段，中國現代文物保護的開啟與初步的探索階段。
1950年建國之初，正是百廢待興之時，中央人民政府（國務院）即發布了保護文物古跡的政令。包括頒布《禁止珍貴圖書出口暫行辦法》、《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關於地方文物名勝古跡保護管理辦法》、《關於徵集革命文物的命令》、《關於保護古建築的批示》等。
1956年國務院開展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此後1981進行了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近40萬處，為發展我國文物事業奠定了基礎。2004年4月,國務院又啟動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
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
1961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奠定了我國文物保護法律體系的基礎。同時，公布了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80處，實施了以命名"文物保護單位"，來保護文物古跡的制度。2006年5月公布了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080處，現在共有全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351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約7000餘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約6萬余處。
以上為第二階段，新中國的文物保護的探索與初步發展階段。
1977年10月,國家文物局頒發《對外國人、華僑、港澳同胞攜帶郵寄文物出口境定、管理辦法》，我國開始實施文物出境鑒定製度。1989年2月，文化部發布了《文物出境鑒定管理辦法》，2007年文化部又發布了《文物進出境審核管理辦法》和《文物出境審核標准》。
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首次24個歷史文化名城，標志著歷史古城保護制度的創立。截止2007年9月，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已達110座
1982年11月頒布《文物保護法》,是我國第一部關於文物保護的法律。該部法律分別於1992年、1997年進行了部分條款的修改。
1984年1月國務院頒布《城市規劃條例》，規定城市規劃應當切實保護文物古跡，保護和發揚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此後我國一些相關法規中也都相應的規定的文物保護的內容。1989年12月頒布《城市規劃法》，其中規定編制城市規劃應當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城市傳統風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觀。城市新區開發應當避開地下文物古跡。
1985年1月，中國政府加入《保護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我國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始與國際接軌。2006年11月，文化部公布了《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開始對世界遺產實施監測巡視制度。
1986年國務院確定將文物古跡比較集中，或較完整地保存某一歷史時期的傳統風貌與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區、建築群、小鎮、村落，劃定為歷史文化保護區加以保護。現北京已公布歷史文化保護區40處，浙江省歷史文化保護區43處，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12處等。
1987年，中國有了首批"世界文化遺產"長城、故宮等，1987年和1990年泰山、黃山首批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1992年，九寨溝、黃龍、武陵源首批列入"世界自然遺產"，1997年，我國首次有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分別是平遙和麗江。2000年首次有村落"皖南古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現在中國共有世界遺產33處，居世界第三位。
1989年10月，國務院公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明確了水下文物內涵和外延，對水下文物考古和文物保護做出了規定。
1997年3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加強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方政府、各有關部門將文物保護"納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體制改革，納入各級領導責任制"，即文物保護"五納入"。
1997年3月，全國人大公布的新《刑法》，專節規定了妨害文物管理罪。新刑法規定了走私文物罪、盜竊文物罪、故意損毀文物罪，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過失損毀文物罪、倒賣文物罪、國有博物館、圖書館私出售或者私贈文物藏品罪、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損毀流失罪等。
2002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修訂後的《文物保護法》，針對新期文物保護存在的問題，對文物保護管理做了全面規定，是我國文物法制建設的重要里程碑。2003年5月，國務院公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實施條例》。2007年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文物保護法部分條款進行了修改。
2003年11月及2005年9月建設部、國家文物局分兩批公布中國歷史文化名鎮44個，中國歷史文化名村36個。
2005年12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通知確定自2006年起每年6月份的第二個星期六為"全國文化遺產日"。
2006年9月國務院公布《長城保護條例》，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的第一個單項行政法規。
2007年4月,國家在北京、內蒙古、河北、甘肅、陝西、山西、山東、寧夏等全國13個省、市、自治區全面展開長城資源調查。這是落實國家《長城保護工程（2005-2014年）總體工作方案》十年計劃的第一步。
以上為第三個時期：改革開放之後的法制化保護與保護開改、綜合治理的全面發展時期。
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四項基本內容是：舊城的整體保護、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具有保護價值的建築的保護等四項內容。

I.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文化特色。

(一） 1、促進城市的出現 2、發展市民文化 3、打破小農經濟視野，促進城市的發展。 （二）第一、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講，傳統中國的主導思想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居於核心地位。中國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不同於西方，固然有其具體的歷史條件，但儒家文化的影響起著重要的作用。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以儒家倫理學說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具體表現為： 其一，以「三綱」為核心的封建禮教作為指導立法、司法活動的基本原則。漢儒董仲舒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說成是合乎天道的倫理規范，用「天尊地卑，陽貴陰賤」的「天象」說明君臣父子夫婦的關系，從而把君權、父權、夫權神化為不可侵犯的神聖權力。古代法律制度的宗旨就是維護社會倫理秩序，自漢以後，維護「三綱」的封建倫理道德規范紛紛演變為律令。歷代封建法律制度尤其是作為古代法律典範的《唐律》，即被概括為：「一準乎禮」。直到清代末期，統治者仍然宣稱三綱五常，「實為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法之大本」。 其二，貫穿「德主刑輔」、「明刑弼教」的精神，以德為主，德刑並用是統治者所倡導的統治方法。在立法與司法實踐中，人們注意德、刑的關系與各自適用的范圍。正如《唐律疏議》所宣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二者不可偏廢。 其三，通過引經斷獄、引經注律等方式使儒家經典法典化。在儒家思想上升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後，不僅「三綱」成為立法、司法的根本原則，就是闡釋儒家學說的儒家經典也不斷地被人們引為法律適用的依據。西漢中期以降，無論立法與司法都要求「應經合義」。儒家經義既是立法、司法的指導，又是審判的准繩。從董仲舒開始，就不斷有人以「春秋決獄」，即以《春秋》的精神與事例附會法律，《春秋》經義不但成為法律的補充，其權威性甚至還高於法律。董仲舒曾錄《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作為示範，其弟子呂步舒在受命處理淮南王謀反案中，「以處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史記·儒林傳》）。東漢應劭也作有《春秋斷獄》一書。春秋斷獄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重視心理動機的判定，論心定罪。依據《春秋》的經義原則，根據犯罪動機的善惡定罪量刑。後來的儒士對此作了進一步的發揮，「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意善而違於法者免，意惡而合於法者誅」。以善惡動機論罪，為人們的主觀臆斷打開了方便之門。引經斷獄的做法在中國古代史延續了六七百年之久，直到隋唐封建法制完善。望採納

J. 黨章規定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什麼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

黨章規定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監察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總綱》：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監察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

黨必須加強對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婦女聯合會等群團組織的領導，使它們保持和增強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充分發揮作用。

黨必須適應形勢的發展和情況的變化，完善領導體制，改進領導方式，增強執政能力。共產黨員必須同黨外群眾親密合作，共同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

(10)文化立法擴展閱讀：

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確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共產主義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

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走中國人民自願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