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法治消弱

A. 推行法治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強調法治會不會損壞黨的權威幫幫忙 謝啦

樓上幾位，說實話，中國問題毀就毀在你們這些人的身上。不懂還在這瞎嚷嚷！
這是道法理學的論述題。建議樓主去買本張文顯的《法理學》看看。裡面有專門的論述。

下面是一篇論述，你可以看看。
一、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人民實現法治的核心力量
法治是與民一密不可分的，而我國的人民民主或社會主義民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得來的；可以說，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沒有今天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也就沒有今天談論社會主義的法治問題的前提。

進一步說，要解決法治問題，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有人認為，要搞法治就不能強調共產黨的領導，不能只搞一黨執政。這是套用西方多黨制或兩黨制模式來評價我國走向法治的一種看法。

我們說，法治離不開民主，而民主是統一或集中社會（群體）意志的一種途徑和方式，不管民主的模式有多種多樣，在國家政治領域它離不開階級性和一定歷史規定性。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成分構成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主義社會，要求它的國家善於把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或個利益結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合力，排除一切外來的干涉的內部的分裂現象，穩步推進現代化建設。為此，社會主義國家必須由具有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的富有遠見卓識和堅持戰鬥力的共產黨來執政，共產黨也必須成為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任何其他性質的政黨所不可替代的。根據原蘇聯、東歐的歷史教訓和對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政局動盪現象的考察（參閱塞繆爾.P.亨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如果認為發燕尾服政治多元化或多黨制註定成任何法治國家《不分社會制度和國情差異》的一個要素，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它可以成為特定的（不是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政體的一種（不是唯一）形式，但絕然不適宜用於社會主義制度。

現代國家的政治，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政治政治。但政黨領導和法治的關系，西方國家和我們很不相同。如果說，在西方，法治社會形成於政黨政治產生之前，西方政黨政治對法治生活的形成和發燕尾服沒有顯著影響的話；那麼，在我國，人民歷史地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帶領自己爭得民主，走社會主義道路，從而走向法治走向現代化，這是無可替代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擺脫了長期受封建專制統治和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半殖民統治的後發達國家裡，只有依靠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持國家的獨立，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資源迅速發展生產力；同時，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但是，我們黨對法治的認識離不開歷史，也不能超越於時代的條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法治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科學社會主義學說中留待後人填補的一個領域。由於歷史原因所形成的過於集中的僵化的計劃經濟模式和相應的政治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完善。中國共產黨總結了歷史經驗，根據我國尚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堅持改革開放，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法律觀點和法律體系作了相應的調整，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使我國生產力得到進一步解放，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和活力也正在更好地發揮出來。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發展完善的源泉所在。

社會主義民主制的完善不能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中的關鍵一步，就是使民主上升為法治。用厲行法治保障民主的發展，用發展民主促進法治的強化，實現民主法治化。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制度在現代化建設和經受各種考驗的新形勢面前，才能夠真正具備長期穩定的自我鞏固和自我完善的調適能力。要實現這關鍵一步，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也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早已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方向，十多年來黨一直沿著這個方向領導人民和政府為實現民主法治化，正在積極創造健全的法制條件和良好的法治環境。最近黨和國家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針，為邁向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跨出了歷史性的一步。總之，中國共產黨始終是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核心力量，當然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決定性力量。

二、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和建國初期倡導

的民主法治精神，以及建立的政治制度

和政治原則、方針，為建設有中國特色

的社會主義法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有人認為，我們共產黨過去不主張搞法治而搞的是人治。這是一種誤解，是對黨還缺乏歷史的、本質的認識。誠然，黨在反右派斗爭以後一段時間里，指導思想出了偏差，最後發展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黨內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破壞。這個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可是，這畢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和建設途程中的一個插曲。老實說，在我們這樣一個封建專制主義和人治傳統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裡，建設民主法治社會談何容易！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訓，也就不可能很快出現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走向法治的大轉折。我們應當辯證地歷史地評價黨的領導與民主法治精神相一致的關系。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奮斗目標和理想信念，是與爭取人民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根本上說，黨的領導同民主法治精神是完全吻合的。

我們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建設中，就一貫重視建設民主制度和傳播民主精神。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幾個不同時期，都制定了革命提根據地憲法性文件以及有關法律制度。毛澤東同志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就強調把紅色政權建立在「工農兵代表會」的民主制度基礎上。如果說，井岡山紅色政權是民主制的雛形；那麼，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建立「三三制」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同時，人民共和國的宏偉藍圖和「由全國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組織形式，也早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同志精心設計出來了。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人民政權的建設，不僅保證了中國人民革命戰爭的勝利，而且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創立法治作了准備。

自覺接受人民監督，是我們黨一貫倡導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回答黃炎培養等人所提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問題，說找到了一條民主的新路：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是表達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本思想。這是法治精神的一個基本著眼點，與人治是不相容的。當然，它的有效程度還取決於用法律制度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機制是否完善。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長期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不僅造就的民主精神、民主作風和民主的工作方法等已經形成了優良傳統，而且創造了適合中國國情的一整套治國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則、方針，主要的如：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最高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民族區域自治原則與制度，民主管理、群眾監督和基層自治原則與制度，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根本方針，等等，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

三、法治是執政黨領導者方式轉變的必由途徑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領導方式也必須相應地轉變。對「執政」，首先應明確它的主從關系，才能理解如何「更好支持和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內涵。從這個根本點而言，應毫不含糊地確認黨的一切成員都是人民的「公僕」。那種「打江山、坐天下」的封建思想與人民公僕的意識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同志就諄諄告誡全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本色和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作風，警惕「糖衣炮彈」的攻擊。為了教育大家不要重蹈李闖王的覆轍，在他提議下，還新編了歷史劇演給幹部看。解放初期，共產黨政治民主，作風清廉，受到人民的愛戴。然而，在以後的一段時期里，歷史事實表明，革命時期積累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以及建國後一系列民主改革、民主建設，終究沒有阻擋住傳統人治影響的沖擊，使社會主義發展遭到了嚴重挫折。從這段歷史教訓發現：黨的領導方式與執政地位不相適應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沒有切實地把人民民主上升到法治的高度。

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首先涉及到一個頗具影響的重要思想因素，即對「民主」概念的理解上，存在著一個「脫胎」的問題。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時期，民主，在宏觀上，主要強調階級民主，以團結人民推翻反動階級奪取政權為目的，其內容包括動員工農群眾，組織革命隊伍，擴大統一戰線，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開展階級斗爭和武裝斗爭等等；在微觀上，是指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如提倡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發揚民主，開展批語與自我批評，等等，這方面，我們黨創立了一整套制度，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由於革命戰爭環境所決定的軍事化高度集中體制的要求，革命時期的民主特徵基本上是向上型的，黨的領導者處於主體地位和支配地位，但險惡的戰爭環境和瞬息萬變的形勢變化，驅使領導機關和領導者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群眾。人心向背，是決定革命成敗的根本因素。而民主作風的狀況，又是人民群眾對黨的抉擇與認識的重要標識。這一類的民主對權力的作用，主要通過理想、倫理、政策、紀律引導，建立在高度自我約束和實踐效果檢驗的基礎上；但領導權力實際行使中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自由度。

到了建國以後，黨處於執政地位，人民當了國家主人，特別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進入建設時期，民主的概念發生了新的演變。在新時期，宏觀上的民主是指以人民為主體的人民民主，人民共和國就是民主的象徵；在微觀方面，民主，主要指公民民主，體現為公民權利得到切實的、有效的保障。而作為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仍然十分重要，但相對處於從屬的地位。因而建設時期的民主，亦即現代民主，是屬於向下型的民主。這一類型的民主仍具有階級性。

考察上述兩類不同時期的民主概念，可以引出這樣一個認識：只有現代民主才是建立現代法治的基礎；也只有上升為現代法治，才能夠確保和促進現代民主的發展。而革命時期的民主，適應於高度集中的體制；它對建立現代法治雖在初創階段可以起到一定的促成作用，但當現代法治初具雛形後，就會因某些客觀因素和主觀上的傳統習慣勢力的掣肘而躑躅不前，如果不能堅決有力地排除種種阻力，加快民主法制建設步伐，共和大廈的法治建築在骨架隆起後會成為曠日持久的「胡予工程」。在革命時期的民主概念支配下，不僅維護著向上型的統治格局，而且把「群眾運動」也作為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沿襲下來。事實證明，它容易破壞民主和破壞生產力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至於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的民主，表現為：一種是屬於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是權力運行的一些基本原則；另一種是屬於倫理性質的民主，對權力握有者具有一定的自我思想的約束力。這些都是我國的優良傳統，對做好領導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由於這類民主仍屬於向上型的，比較側重於為統一集中的領導工作所操作，基本上適用於管理領域的需要。它只有與現代民主結合才能上升為法治或納入法治軌道，也才能保障它不被人治所沖擊、所扭曲。

為適應現代化建設，轉變執政黨的領導方式，我們應當首先充分理解「民主」概念演變的時代內涵。用現代民主的概念，去理解現代法治對規范和制約公共權力的重大意義。執政黨領導方式，應當也必須從過去領導革命和堅持階級斗爭為主導的時期發展起來的傳統方式，轉變到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現代方式，也就是引向民主法治化的領導方式，在黨領導下，建立一個良好的、穩定的法治秩序。

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的關鍵一環，在於正確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建國以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中，相當長一段時間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同志指出，這種現象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形成的，而且「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這種「個人領導」，無疑是一種人治現象，它首先損害民主集中制和黨委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負責制等政治原則；同時又使黨的工作與政府工作和各項社會工作混為一體，以黨代政，包攬一切，在黨和政權機構內部形成家長製作風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導致嚴重妨礙了政府依法行使職權，嚴重地疏離了人民群眾，也嚴重地消弱了黨的領導和黨自身的建設，這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向法治方向逐步發展完善是背道而馳的。

處理好黨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經歷痙的逆境中苦苦求索、殷切期望的意向。謹舉二例：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駁陳伯達錯誤言論的文章中，寫了這樣一段話：「黨是領導而不是代替，是通過而不是直接……如果是代替（包辦）而不是通過，即是黨直接代替或包辦國家一切行政事務，這必然會失去黨的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將失去先鋒隊同一切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的戰斗作用。黨政不分的混亂概念，不僅降低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且將推動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對黨的監督作用。」張聞天同志在「文革」中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還在潛心研究「正確建立黨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他認為，「黨領導國家，但它本身不是國家，」「黨不能超過國家，高踞於國家之上」。這些話真是字字千金。對於我們今天探討執政黨領導方式轉變與改善問題，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作用和指導意義。他們認為，黨領導國家而不應本身成為國家，否則就解決不好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如果形成黨高踞於國家之上，或者等同於國家，而國家又高踞於人民之上，這樣，黨的領導就會受到削弱，就不可能保證國家接受人民的監督，使國家「變成完全服從這個社會的機關」（馬克思語），與社會一致起來。

由此可見，黨對國家的領導和監督，必須通過和運用法律制度這個中介；這樣，黨和人民就息息相通了。黨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融於一體，上升為國家意志（即法律），來規范和約束政府權力的運行。而政府執行國家意志，具有了合法性的權威，不僅是受人民監督約束下的責任政府，而且由憲法、法律授予它相對集權和相對獨立的職能和權利（權力），以適應現代化建設發展的需要。主張黨政分開和黨不能高踞於國家之上，實質上是為了保證把國家的權力交給人民。這是實行法治的先決條件。

黨章所載「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規定，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法治原則，也是把執政黨領導方式納入法治軌道的基本依據。黨和國傢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黨的體育場主要是政治領導，即在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集中全國人民經驗與智慧的基礎上，制定和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國家權力機關按法定程序使之上升為國家意志（法律）；向國家機關就重大政策問題和主要領導的人選提出建議；教育和監督全體黨員模範地貫徹黨的政策和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黨不能凌駕於國家之上發號施令，只能通過立法機關和政府進行領導。執政黨的領導權不能大於「法」。維護憲法、法律的尊嚴與權威，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原則，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體現了黨領導，由此黨的領導方式必然要實現由過去主要和直接依靠政策治理國家向主要和直接依靠嫠治理國家的轉變。

根據「權力約束權力」的法治原則，執政黨領導方式的轉變，應著眼於如何把我們黨和政府一貫奉行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向人民負責的宗旨，具體化、規范化為以法律為制約機制的新型的權力關系。要完善民主型的法律制度和法治機制，合理地規范黨政關系、黨群關系和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等關系，尤其要著眼於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其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監察和法律監督等部門）各種權力的合理配置結構和相互配合、相互約束的制衡關系，設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和人珞選拔、薦舉、彈劾與更替等程序，以及加強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基層自治和人民政治協商制度的法律化、規范化等等，從而保證正確地運用和有效地控制權力，克服人治弊端，防止權力失控與權力腐敗。

總之，要在黨的領導下，為確保人民在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體地位，切實完善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向下型權力結構，包括法治型的政治體制，實現規范權力運行的法治化，保證貫徹依法治國的方針，使嚴格的法治秩序建立起來，逐步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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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家為什麼要削弱檢察院

難道大家習慣了一個弱勢的檢察院，見不得了你有一點好么？或者一個弱勢的檢察院對法治的成長真的有利么？這是一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不批捕、不起訴多了公安機關不高興，我能理解；抗訴多了，確定刑量刑建議搞多了，法院不高興，我也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學者也不高興呢？為什麼檢察機關受到削弱的時候，沒人吭聲，而當你找回一點自信的時候，別人卻接受不了呢。

難道大家習慣了一個弱勢的檢察院，見不得了你有一點好么？或者一個弱勢的檢察院對法治的成長真的有利么？

這是一個需要嚴肅思考的問題。

01

比如，有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小例子，有人說現在搞認罪認罰，檢察官很強勢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弱勢，很容易就被簽城下之盟，就是不得才屈從於檢察官的量刑建議。

我說這完全是想當然。實踐中幾乎是完全相反的，你問問一線的檢察官，到底誰求誰，往往是我們要簽訂城下之盟。

這里邊有真實的邏輯。

檢察機關自上而下推認罪認罰這個事，不光檢察官知道，嫌疑人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你需要這個數，他會拿著你，有的甚至要求只能判緩刑，甚至只能做不起訴，你說這是誰強勢？

嫌疑人之所以這么強勢，他還知道一個道理，那就是檢察官在量刑上說話不算，檢察官的量刑經常不被法官採納，所以對量刑建議有什麼可在意的。不管你簽不簽具結書在法官那裡都沒的所謂，該從寬從寬該不從寬還是不從寬，總之法官通過不採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也釋放了一個明確的信號，那就是量刑還是法官說話算。這個信號，嫌疑人已經收到了。

而且即使簽了具結書，也可以上訴啊，檢察院一般也不敢抗訴，因為人家法官說了，這是濫抗訴，要保證我們的上訴權，抗訴也改判不了，你就說為了留所服刑，法官就信你，所以上訴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好的還能減輕，最次最次也能讓你真的留所服刑了。

所以，嫌疑人對檢察官有什麼可怕的，不讓他滿意了，他根本不會簽具結書。他知道檢法在認罪認罰的不同態度，他也知道檢察官硬氣不起來。一名女檢察官在做認罪認罰工作的時候，都被嫌疑人給訓哭了，嫌疑人呵斥道：你以為這是菜市場啊，左一趟右一趟的，下回要是還是這事，就別來了。這就是檢察官真實的工作場景。

這個情況你說學者完全不了解吧，也不可能，他們只是不習慣於檢察機關強勢起來。

就像一個習慣於夠罪即捕即訴的偵查人員，也不習慣於不批捕、不起訴的強勢，他會抱怨檢察機關不打擊犯罪，因為他是前手，從法律程序上很難制衡，但因為他有政治優勢，他可以從政治上施加壓力。

而法院就不同了，他掌握著法律優勢，你的量刑建議他想採納就不採納，他可以說只要不採納的就是量刑建議不當。你抗訴也沒用，就是不改。認罪認罰的被告人上訴可以，你抗訴就是濫抗訴，而且肯定是不改。有的法官甚至認為可以通過上訴後發回重審的方式，也就是違反上訴不加刑原則的方式糾正惡意上訴的問題，即使這樣也不希望檢察機關抗訴。

總之就是檢察機關的作用地位剛起來一點，就給你按壓下去。即使是立法給予了檢察機關更多的量刑話語權也沒用。

而一旦有些學者為檢察機關發聲，就很容易遭到同行抵制，好像是在給壞人辯護。長久以來，部分學者也以批評檢察機關作為重要的學術成就，以為藉此可以實現法治進步。但是在真正的強勢權力崛起的時候，又集體噤聲。

當然必須承認通過批評以往檢察機關所代表舊的刑事訴訟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促進刑事訴訟結構的優化完善，促進一些法治理念的提升，不能說完全沒有作用。

但並不意味著理想化的刑事訴訟權力結構中檢察機關只能一直處於一個弱勢地位，或者說只有弱勢地位的檢察機關才能確保以審判為中心的實現。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想當然的邏輯。

C. 如何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要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從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實際和全局出發，借鑒世界法治經驗，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法治發展的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既是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們黨對中國法治經驗的理論升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五個方面的內容。這五個方面的內容，揭示了社會主義法治的精髓和靈魂，詮釋了法治與人民、法治與正義、法治與社會、法治與政黨的關系，體現了內容與形式、手段與目的、價值與效果的辯證統一。廣大黨員和領導幹部樹立牢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有利於黨員幹部堅定理想信念，堅持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決策，並不斷提高推動科學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要善於運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美國著名啟蒙思想家潘恩指出：「在此專制政府中，國王便是法律。同樣地，在自由國家中，法律便應該成為國王。」依法治國，簡單地說就是依照法律治理國家。一切社會主體的一切行為都要以法律為最高權威。它不但要求國家機關和公職人員嚴格依法辦事，更要求執政黨行為必須根據法律。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身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國家機關都要依照法定許可權和法定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一切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都要嚴格依照法律開展活動、規范行為、承擔責任。每一位公民都要自覺學法、遵法、守法、用法，學會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合法權益，通過合法途徑表達利益訴求，依照法律賦予的權利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監督。
要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一是加強立法，這是用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起點。現在，我國已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00多件，行政法規近千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關系密切事務缺少法律支撐，必須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堅持法制統一，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使法律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意志。二是嚴格執法，這是法治維護公平正義的重要環節。要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做到合法行政、合理行政、高效便民、權責統一、政務公開，特別是要對執法對象一視同仁，不畏強權所迫，不為利益所動，劃清公私界限，不偏不倚，防止因權力濫用而加劇社會不公和群眾不滿。三是維護司法公正，這是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要堅決杜絕「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罰」，將量刑納入法庭審判程序，使法官量刑從「估推」到「精確計算」，通過擴大公開的事項和內容，法庭審判網路直播，曬判決書等形式，讓司法過程更加開放地公開在老百姓的視野中。四是加強權力制約與監督，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嚴格追究機制，防止權力的濫用和擴張。
要切實加強黨的領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堅持黨的領導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根本保證。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在執政過程中，由於沒有能夠處理好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之間的關系，導致以黨代政、以黨代法，踐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或者削弱直至取消共產黨領導，最後都喪失了政權。可以說是自釀一杯苦酒，落得一敗塗地。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基層民主自治等政治制度，將來自人民群眾的各種願望、訴求，綜合概括為人民的整體利益和共同意志，並進一步將其轉化為國家的法律和政策。離開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就會落空，法治和各項制度也就無法真正實現和落實。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法律形式體現出來。黨的各級組織和黨員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不僅要帶頭守法，而且要監督執法。無論是黨組織還是黨員，同其他組織、其他公民一樣，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由此可見，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一致的，不是矛盾的，不存在比高低的問題。各級黨組織和黨員不但要遵守憲法和法律，而且要積極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帶頭維護社會主義法治，從而保證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以順利實現。
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能指望「一鍬挖口井」、畢其功於一役。既要增強使命感、緊迫感，又不能無視國情、急躁冒進。方向必須堅定，但是方法、步驟必須穩妥；既要大膽，又要慎重，真正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D. 大學生提高法治素養的途徑

堅持法德同宣同講，深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法治宣傳教育主題實踐活動。下面由我為大家整理的大學生提高法治素養的途徑，希望大家喜歡。

大學生提高法治素養的途徑篇一

一、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及研究現狀

1.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現狀。雖然現階段各高校普遍加強了對大學生的創業教育，比如高校廣泛開設了大學生《創業基礎》課及相關課程。但是，高校創業教育教學活動對於大學生創業者關注更多的是創業意識激發、創業能力和創業品質的培育，很少向學生講授與創業相關的法律常識和專業法律程序，就算有所涉及也只是淺嘗輒止。由此，導致大學生創業者普遍缺失基本的創業法治素養，更有部分創業者挺而走險，邁上違法犯罪的不歸路。此外，為數不少的大學生創業者缺乏基本的法律維權意識，導致大學生在創業過程中不能很好地運用現行法律保護自身合法權益，大大挫傷了大學生的創業熱情。從國家層面來看，現階段關於大學生創業問題的規范多集中在政策規定層面，令出多門、雜亂、層次低且實操性有限，缺失立法位階高、系統化的有關大學生創業的法律法規，不利於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的培育和養成，同時也間接地削弱了大學生創業者創業動機的形成和創業能力的塑造。

2.「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研究狀況。目前，我國對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的系統、專項研究較少。在中國知網期刊資料庫進行文獻檢索後發現，以「創業者」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有2558篇，以「大學生創業者」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只有41篇，占所有創業教育論文的1.6%，檢索到的在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僅有6篇;而以「大學生創業者」和「法治素養」為篇名關鍵詞的論文為0篇。由此不難看出，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理論研究嚴重滯後於社會現實發展需要。我國在現階段對大學生創業者的研究偏重於對創業者的創業策略分析，對創業者思想道德素質、知識素質、能力素質和身心素質等基本創業素質的研究，對創業者管理能力的研究和創業者部分個體特徵的探索等。比如，李幼平(2011年)指出，「影響大學生創業的主要個體因素為自身能力、性格及學識……大學生創業特徵直接對創業績效發生作用。」[1]李海東(2013年)指出，「大學生創業者素質不僅是書本知識、間接經驗和熟練的專門技能，更重要的是指有關的社會知識、經驗以及處理社會關系、問題的技能和技巧……大學生創業者應當克服自己的弱點，將其轉變為優勢。」[2]此外，部分課題組也對大學生創業相關問題開展了專項研究，但研究層面大多停留在創業機制、創業路徑和創業者個體創業素質的探索上，對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現狀及培育問題較少涉及，課題研究的片面性可見一斑。故此，系統研究「創客」時代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的必要性

1.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是「法治中國夢」的應有之意。2014年11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了我國未來法治建設的總目標和基本方向，勾畫出了法治中國的美好藍圖。高校大學生肩負著實現「法治中國夢」的偉大歷史使命，是社會主義國家法治建設的中流砥柱;大學生創業者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關鍵力量，其法治素養的高低必將對我國經濟建設和法治建設的進程產生影響。因此，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是推動「法治中國夢」實現的重要環節之一。

2.利於推動社會經濟轉型發展。高等學校具有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創新四大基本功能。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產業轉型升級、各領域倡導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專業技術人才和創業人才培育主要陣地的高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是目前我國地方普通本科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高校主動探索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現狀及培育路徑，以改革創新精神大刀闊斧地推進創業教育，有利於高校主動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主動融入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發展。

3.利於推動應用型高校專業人才培養改革、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指出「創新創業教育理念滯後，與專業教育結合不緊……實踐平台短缺，指導幫扶不到位，創新創業教育體系亟待健全。」[3]2015年11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明確指出高校辦學思路應「轉到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上來，轉到產教融合校企合作上來，轉到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上來，轉到增強學生就業創業能力上來。」[4]當前，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唯有積極將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人才培養方案改革和課程體系改革緊密銜接融合，將專業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有機結合，努力探索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的科學路徑並付諸實踐，才能有效提升大學生就業創業能力、超前實現自身轉型發展的改革目標。

4.利於提高大學生創業績效、實現以創業促就業。面對當前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針對如何解除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黨和政府開出的一劑良方是鼓勵和支持大學生創業、形成以創業帶動就業的良性互動局面。但是，長期以來，大學生創業的現實情況異常嚴酷，大學生創業意願高、踐行少、成功率低。在此背景下，系統研究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問題，凝練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的內涵與外延、明確培育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的科學路徑、培育大學生創業者法治思維，從而避免出現因不懂法、不守法或過失違法犯罪最終導致創業失敗，對於有效提高大學生創業者的創業熱情和成功率具有重要意義。

三、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的基本路徑

1.將創業法治素養培育納入本科人才培養方案、打造全新育人體系。第一，統籌全局、將創業法治素養培育納入各專業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從高校層面出發，對創業者法治素養的培育並非某個院系一家之事，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培育應當有全局性的頂層設計。高校應將創業法治素養培育納入本科各專業人才培養方案之中、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將專業教育與創業法治教育有機結合。在具體設計人才培養方案時，應注重淡化專業界限，加強專業、學科之間的交叉與融合，強化實踐運用能力的培養。以此實現促進教師和學生協同創新創業，這也是人才培養與社會實踐緊密聯結的需要。此外，創業法治教育還應具有針對性，與創業相關的部分核心法律課程應考慮作為必修課程開設;對與創業相關的次要法律課程可考慮作為任選課程或公共選修課程開設;對有實際創業需求的學生，可考慮設置專題選修課或開設雙學位課程。在高校日常教育教學過程中，可考慮在現有的通識課程中，適當進行課程改革，有針對性地加強大學生創業法治意識的教育，比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課程中適度通過課程改革加強對大學生創業法治意識的教育，在就業指導課程中強調大學生勞動法律知識教育等，從而保證教育的連續性、覆蓋學生從入校到畢業的整個時間段。

第二，深入開展課程改革、合力打造全新就業創業育人體系。對創業者法治素養的培育並非某一教學單位或某一職能部門單獨作戰就能完成的，應形成在學校統一協調下的教學單位與團委、學生處、教務處等職能部門協同配合、攜手推進的育人體系。首先從課程體系設計層面來看，大學生創業者法治素養的培育應關注創業法律基本理論知識的學習和法律基本實踐運用能力的培育。在課程內容的設計上，可依據企業創辦、經營、管理的時間軸線將創業者需要具備的基本法律知識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與市場主體相關的法律，如公司法、合夥企業法、獨資企業法、破產法等;二是與市場主體經營行為相關的法律，如民法、侵權責任法、合同法、產品質量法、擔保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知識產權法、物權法、財稅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知識;三是與市場主體管理行為相關的法律，如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社會保障法等;四是與市場主體維權相關的法律，如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仲裁法、調解法等。其次在具體教育教學實施層面來看，應打造以提升學生就業創業能力為目標的課程設計方案，應徹底改變過去「填鴨式」「灌輸式」的教學模式，全面推行案例式教學、項目式教學、體驗式教學和討論式教學等新型教學方式，逐步擴大學生自主選擇課程的權利，形成學生主動參與課堂內外教育教學實踐活動的良好氛圍，實現大學生創新創業能力的有效提高。

2.將創業法治素養納入創業競賽評價體系。目前，在國內外影響力較大的大學生創業競賽活動，有「挑戰杯」中國大學生創業計劃競賽、國際大學生物聯網創新創業大賽、牛津國際青年創業大賽(YBD)、哈佛大學「中國大智慧」(HSEC)、AWS全球創業大賽等賽事。統觀以上賽事，國內競賽多由政府主導，重點關注的是育人目標，旨在營造創業氛圍、倡導創業文化，競賽性和展示性明顯多於創業實操性。而國外賽事則多由學會、企業、高校主辦，政府參與極少，重點關注項目的後續轉化和項目的經濟效益。如何兼顧創業競賽的教育性和實操性，提高創業競賽的專業性和模擬性，實現由教育導向至實戰導向的轉型是當前我國創業競賽及創業教育體系急需解決的問題。為避免創業者因缺失基本的法治素養而承擔不利法律後果或遭受他人非法侵害，應在改良創業競賽評價體系時，將基本的創業法治素養凝練成具體的考核內容，科學合理地納入創業競賽評價體系。比如，可通過構建創業法律實訓測試系統，來測試競賽參與者處理創業相關法律事務的能力，主要包括模擬企業創辦登記文件的填寫、模擬經營性法律文書的簽定、模擬法務事件的處理流程等等。

3.構建「國家、高校、行業協會」三位一體的創業法治培育機制。盡管大學生創業者在主觀上具備法治思維、法律意識對提高創業績效影響深遠，但若只有主觀意識而無具體實踐行動，法治就只能是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及。為使大學生創業者法治實踐和諧健康運行，應積極構建「國家、高校、行業協會」三位一體的創業法治培育機制。在此機制的運行過程中，國家主要負責優化創業法治環境，在立法、執法和司法層面有針對性地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良好的法治實踐環境，包括可考慮有針對性地制定大學生就業創業相關法律法規、提供專項法律援助等;高校應承擔起大學生創業法治意識培養、創業法治常識教育普及和創業法治文化宣傳的責任;行業協會則應積極為大學生創業者提供相關行業法治實踐的培訓、咨詢和指導服務。
大學生提高法治素養的途徑篇二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必須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大學生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力量，其法律素養如何直接影響法治中國建設的成效。當前，高校法制課堂教學效果還不夠理想，需要採取多種舉措進行優化，以更有效地提升大學生法律素養。

加大資源投入。一些高校對法制課堂教學不夠重視，資源投入不足，直接影響了法制課堂教學質量和大學生法律素養的提升。改變這種狀況，一方面應加強法制課堂教師隊伍建設。目前，高校法制教育與思想道德教育在同一門課程中講授，任課教師的專業學科背景絕大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難以完全勝任法制教學任務。應在加強對現有法制課堂教師法律專業培訓的同時，引進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教師，並吸納具有豐富法律實踐經驗的檢察官、法官等擔任兼職教師。另一方面應加大法制課堂教學經費投入。除了加大法制課堂日常教學所需經費投入，還應加大傳統「小課堂」之外系列校園法制教育活動經費投入，如學生法律知識競賽、法制校園文化建設、法制教育網站建設與維護等。

豐富教學內容。教學內容教條僵化、現實針對性差、缺少實踐環節，是高校法制課堂教學在內容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也是優化法制課堂教學需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在豐富教學內容上必須有與時俱進的精神，使高校法制課堂教學內容與法治中國建設的生動實踐相適應。首先，應樹立從法律知識傳授、法律意識塑造和法律能力培養三個方面設計每一堂課教學內容的理念。其次，應從現實生活中挑選典型案例作為教學素材嵌入法制課堂，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再次，應關注我國立法與司法動態，及時選擇一些合適的材料補充進課堂教學內容。

改進教學方法。根據相關調查分析，教學方法是影響高校法制課堂教學效果的第一大因素。以教師為中心的傳統理論講授式教學方法，已不適應新時代法制課堂教學要求。高校法制課教師應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以提升學生法律素養為導向的教學理念，根據學校和學生實際情況，以現代信息技術為基礎，綜合運用問題式、案例式、探究式、討論式等教學方法。比如，可以通過設置問題引發學生思考，通過生活中的現象(案例)激發學生學習法律條文和法律理論的積極性，通過討論、探究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判斷問題的能力，通過社會實踐提高學生應用法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效提升大學生法律素養。與此相適應，可以將法制課大班教學改成小班教學，並適當增加法制課的課時。

完善評價方式。「平時成績+期末考試」是當前高校法制課堂教學採用的主要評價方式。從實際運行效果看，這種教學評價方式對法制課堂教學質量的監測和提升作用十分有限，導致一些學生根據期末考試「過關」需要來學習法律，功利色彩濃重，體會不到學習法律的樂趣，偏離了提升大學生法律素養這一教學目標。應引入現代教學評價方式，充分發揮其對法制課堂教學活動引導、調節、反饋和改進的作用。具體來說，應以提升大學生法律素養為目標綜合設計各主要教學環節的評價方法，特別是加強對學生平時學習的考核，提高學生參加法律實踐的評價比重，以引導學生不僅重視掌握法律知識，而且重視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律能力。
大學生提高法治素養的途徑篇三
法律修養也稱法律素養，是指一個人認識和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近年來，大學生法律修養在整體上並沒有明顯的提高，許多大學生對法律認識不足，馬加爵案、劉海洋案、葯家鑫案、李剛案等頻發的大學生犯罪彰顯出當代部分大學生法律知識貧乏，法制觀念淡薄，漠視法律的尊嚴。據有關統計近幾年青少年犯罪佔到了社會刑事犯罪的70%到80%，其中大學生犯罪佔到其中的17%。另據有關統計資料表明，我國高等院校學生犯罪的人數占高校總人數的1.26%，在校大學生犯罪率呈上升趨勢。因此，新時期提高大學生的法律修養，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思維方式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1 大學生要養成法律思維方式

社會主義法律思維能否深入人心是依法治國的方略的順利實施的重要保證。我們的高校法制教育不僅肩負著給學生宣傳並普及法律知識的任務，還志在提高大學生的法律思維水平。培養大學生的法律思維水平的方法有很多，諸如學習法律知識、積極參與法律實踐等，大學生可以在實踐中養成法律思維習慣。

1.1 大學生要學習掌握法律知識

進入新世紀以來發生在大學校園和大學生身上的一些違法犯罪案件，呈現出逐年增加的態勢。據調查，南方某城市校園犯罪的大學生中，有31%的人員來自重點院校，其中甚至還有博士生、碩士生。這不禁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我們的大學教育不應僅注重學生的成績，還需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而法制教育對全面提高大學生的價值觀、道德修養、思維方式及精神狀態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能有效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促進大學生法律思維方式的形成。因此，現今的大學生應當掌握相應的法律知識，理解社會主義法律原理、法律原則，只有這樣才能領會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培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1.2 大學生必須掌握一定的法律方法，積極投身於法律實踐

什麼是法律方法呢?簡單說法律方法就是人們站在法律的立場去思考解決現實具體問題的一種方法。大學生要培養法律思維方式，就必須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法律思維方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實踐來形成的，可以說，法律方法離不開法律實踐，因此，大學生要積極投身於社會法律實踐，在實踐中養成法律思維的習慣，運用法律方法，在法律實踐活動中樹立法律信仰。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組織學生參加法律實踐：

(1)讓學生直觀地了解法律的運用過程。引導大學生關注社會熱點，從法的角度剖析熱點的成因以及嘗試思考如何用法律武器來解決熱點中的問題，讓學生感受法律在社會實踐中的巨大作用。

(2)學校在制定各種與學生利益密切相關的規章制度時，充分尊重學生的權利，積極聽取學生的意見和建議，加強學校制度建設的同時，增強學生的法律意識，引導學生參加法律實踐。

(3)積極組織學生深入社會，開展社會實踐，堅持校內與校外教育相結合，充分發揮校外活動場所和各類法制教育基地的作用。大學生的法制教育不能局限於校園，而應該開展社會實踐活動，走向社會去了解法律的社會影響力。

2 增強大學生的法律信仰

黨的十七大強調，政治體制的改革需要繼續深化民主法制建設，以適應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由於民主的法治思維方式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產生於人們的頭腦當中，因此只有不斷進行教育，才能改變人們的固定思維模式。我國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其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同時也是必要條件，就是在大學生中樹立起社會主義法律信仰。借用伯爾曼的名言「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可以說，所有尊重法治的人們都應當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仰。法律信仰是人們對法律的理性推崇，也寄託著公民對法律的終極關切。大學生法律信仰，即大學生在現代社會環境下對法及法律現象反應過程中所形成的法律理想信念。當代大學生的法律意識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覺醒和提高。他們認同正義、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化法律觀念，但大多數仍停留在感性認知水平上，只有使大學生在情感上認同法律，對法律產生崇敬、依戀和尊重的情感，從而在潛移默化中形成並樹立起法律信仰。而正確樹立和培養大學生法律信仰的前提是形成法律的情感，以社會、國家、學校在改善法治環境、加強法制教育為途徑，逐步建立起整個國家的法律信仰的良好氛圍當代，當代大學生肩負著祖國偉大復興的重任，應當通過認真學習法律知識，深入理解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精神，從而樹立起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信仰。

3 變革高校法制教育的認識定位

當今各個高等院校對大學生的法制教育都缺乏系統性和長遠規劃，沒有將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法律知識作為一門課程來對待，也沒有將其作為一種大學生個人素質的培養納入學校素質教育的整體規劃中。

大學生掌握法律知識是高校法制教育的前提。而當前高校教育的實踐忽視了法制教育，甚至將其同法律知識教學相互混淆，法律知識的教學又缺乏系統性、整體性、連貫性。現行高校的《法律基礎》課已經成了各部門法的大雜燴，內容龐雜，教材越編越厚，由於教學課時少，內容多，很多高校教師授課要麼蜻蜓點水，要麼疲於應付，師生之間又缺乏必要的交流，討論課、典型案例、社會現象分析等也因課時限制而不能很好地開展。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大學生法律知識不少，但只是停留在筆記里，劃在書本上，缺乏對大學生法律意識的真正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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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論大學生法律意識的培養

E. 關於法治的詩句和句子

1.關於法治的句子『

關於法治的句子

1、弘揚憲法精神，樹立憲法權威，彰顯法治力量，建設法治中國。

2、德行天下，法治社會，人人用法，和諧中華。

3、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讓法治精神成為全民的信仰。

4、學法辨是非，守法踐於行，憲法廣宣傳，社會更安寧！

5、以憲為綱，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共同構建法治社會。

6、大力弘揚憲法精神，堅決實施依法治國，讓憲法走進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

7、學法愛法維護法，知法用法行天下。

8、依憲治國，處處政通人和；依法興邦，人人安居樂業。

9、古語雲：「法不阿貴，繩不繞曲」。只有法律才能保障我們每一位公民的權利和只有！憲法是我們國家的母法，也是根本大法。大學生更是要主動知法、學法，帶頭做憲法的「代言人」！

10、學法以正，普法以誠，明法以精，尚法以恆。

11、積極學憲，懂法明理，規行矩步，一生受益；人人守法，處處和諧，更好明天，同心協力。

12、普法人甘願用自己的青春與汗水做法治中國的奠基石，致敬！我們和你們一起奔跑在實現法治夢、中國夢的路上。

13、法律知識很重要，學法懂法不可少！學法入心底，不觸高壓線！首發過生活，幸福有保障！用法維權益，說話有底氣！知法守法做表率，家鄰和睦安寧在，人人歡樂笑開懷。

14、忠於憲法，服務社會。

15、發揮憲法作用，樹立憲法權威，普及憲法知識與價值，讓憲法權威深入民心，人民才有法的保障，國家才能更加富強！

16、為官者依法，國泰民安；為名者依法，和諧發展；為商者依法，商機無限；為友者依法，高朋滿座。

17、知法分清榮辱，學法明辨是非，用法處理紛爭，懂法不會吃虧。手法從我做起，護法人人有責，宣法社會更美。

18、普法的核心在於普憲，依憲治國，發揮憲法作用，樹立憲法權威，塑造憲法信仰。憲法作為最重要之法律，一定要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

19、國泰於法正，民安於律清。

20、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一棵大樹，憲法就是這棵大樹的根基。憲法是法之統帥，從憲法出發，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

21、學習憲法，就是要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憲法觀念，培養憲法意識，普及憲法知識，塑造憲法文化，使憲法更加貼近我們生活，成為生活中的規則與習慣。

22、新時期的憲法經歷了幾次修正以來，更具有獨特的中國特色，依法治國，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使我們每個人都成為最終的受益者，憲法保障無處不在，憲法精神無處不在！

23、憲法讓我感受到國家對人民的尊重和保護，守法學法，從你我做起。

24、憲法，乃國之根本，民之倚仗。

25、憲法是根亦是魂，立國之本此為准，護法守法不在口，依法行事在走心。

26、感受憲法價值，擴大憲法基礎，注重憲法形象，維護憲法尊嚴，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保駕，為人民幸福生活護航！

27、法由民出，權依法使，學法辨是非，守法踐於行，弘揚憲法，遵紀守法，辦事依法，最好辦法。

28、學法，知法，立身守法；用法，護法，辦事依法。

29、堅守努力，接力前行，法治的力量就會生生不息，法治中國的夢想也定會實現。

30、莫道行路難，守法路自寬。

2.有關法治的詩句、名言警句

1、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2、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3、法不阿貴，繩不繞曲。

——韓非子4、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管子5、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

——沈家本6、憲法，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 ——列寧7、法律是顯露的道德，道德是隱藏的法律。

——林肯8、我們成為法律的奴隸，是為了能夠保有自由。 ——西塞羅9、你所說的話不一定正確，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伏爾泰10、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亞里士多德11、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12、人無信不立， 國無法不安。13、普法是國家安康的基石 守法是為人處事的根本。

14、誠信塑造美麗人生 法治鑄就平安中國。15、法律的保護比個人的保護更有力。

16、好的習慣比好的法律更有價值。17、任何權力都不得位於法律之上。

18、保護惡就是侵害善。19、法律不會強迫一個人去做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20、好人因為愛好美德而憎恨犯罪，壞人因為恐懼刑罰而憎恨犯罪。21、以身試法者愚 ，以法維權者智。

22、絆人的樁不在高，違法的事不在小。23、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

——孟德斯鳩25、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盧梭26、法無授權不得為，法無禁止不得罰。

27、與其責罵罪惡，不如伸張正義。——英國作家丁尼生28、不知事實可以作為借口，但不知法卻不能開脫（罪責）。

29、法律決非一成不變的，相反地，正如天空和海面因風浪而起變化一樣，法律也因情況和時運而變化。 ——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第7頁30、有損害即有賠償。

31、天平的一邊放上自由，另一邊放上守法，它才能平衡。32、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英]波洛克33、法律就是法律，它是一座雄偉的大夏，庇護著我們大家；它的每一塊磚石都壘在另一塊磚石上。高爾斯華綏34、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35、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36、法，治國安邦之利器。

3.關於法制教育的詩與句子.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國王，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

法律的力量應當跟隨著公民，就象影子跟隨著身體一樣。

法律的真理知識，來自於立法者的教養。

法律解釋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尋獲其時代問題的答案。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

法律是人類為了共同利益，由人類智慧遵循人類經驗所做出的最後成果。

法律提供保護以對抗專斷，它給人們以一種安全感和可靠感，並使人們不致在未來處於不祥的黑暗之中。

法律顯示了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發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數學課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法律應該是穩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

法律職業的社會地位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標志。

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尊重。

法治意味著，政府除非實施眾所周知的規則，否則不得對個人實施強制。

付給律師的費用不應據其在法庭上陳述時間的長短，而應據其辯護質量的優劣。

婚姻的結合要求夫妻雙方都要忠實，忠實是一切權利中最神聖的權利。

解釋法律系法律學之開端，並為其基礎，系一項科學性工作，但又為一種藝術。

盡量大可能把關於他們的意志的知識散布在人民中間，這就是立法機關的義務。

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

立法者三句修改的話，全部藏書就會變成廢紙。

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民眾對權利和審判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法律來說，是一個壞兆頭。

讓我們維護公平，那麼我們將會得到更多的自由。

如果法律沒有恐懼支撐，它絕不能生效。

世界上唯有兩樣東西能讓我們的內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們頭頂上燦爛的星空，一是我們內心崇高的道德法則。

倘若世上沒有壞人，也就不會有好的律師。

憲法創制者給我們的是一個羅盤，而不是一張藍圖。

刑罰的威懾力不在於刑罰的嚴酷性，而在於其不可避免性。

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

一項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裡以惡行為前提，那麼它本身就越好。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距離法治最為遙遠的一種，甚至與歐洲形成了兩極相對的反差。

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什麼？那就是「嚴格地服從，自由地批判」。

4.有關「法治」的詩詞有哪些

1.政理訟平法治天

作者：榮三金

原文：

執法嚴明善且賢，為民審案慎用權。

公私市物皆有度，政理訟平法治天。

2.法治進萬家

作者：鄒 寧

原文：

依法治國出奇葩，尚德崇儀遍中華。

黃鍾大呂風雅頌，春風伴我進萬家。

3.建設法治無錫

作者：曾壽松

原文：

塵事紛繁憑法治，潔身勤政法為先。

法規嚴峻齊遵守，社會和諧法治篇。

4.法治謠

作者：徐素娥

原文：

權言代法一帚銷，方略為綱看今朝。

法正民安神州樂，律清國治萬民昭。

5.依法治國萬年春 三首

作者：蔡棣華

原文：

改革開創新局面，國富民強巨龍騰。

建功立業須依法，無限前程旭日升。

社會和諧萬象新，城鄉錦綉四時春。

龍騰虎躍千帆疾，法制護航功業存。

創業艱辛守業難，紅旗不倒國方安。

遵循法度金湯固，華夏騰飛日可攀。

6.詠法治

作者：毛明強

原文：

常觀古與今，秩序法中尋。

國治商鞅令，家和琴瑟音。

時時依律則，處處得民心。

法治新城市，和諧勝萬金。

7.沁園春·吟無錫贊法治

作者：吳彩虹

無錫風光，千頃煙波，萬戶廠商。望波濤浩渺，連通皖浙；產銷暢旺，跨越洲洋。汽艇游湖，靈山禮佛，品茗泉邊興味長。清寧夜，看市容璀璨，滿目琳琅。 城鄉如此輝煌，幸法治英雄日夜忙。有人民法院，公平正義；公安民警，守崗巡防。檢察司法，糾紛化解，天網恢恢狐鼠慌。吟無錫，正千帆競發，追向朝陽。

8.記《無錫普法》雜志

作者：馮榮興

原文：清明盛世究原因，法治領先由此生。

銅表始終規天地，恩威到底不由人。

從來治國憑圭臬，畢竟安邦靠經綸。

法海迷航誰指引？當代韋陀點迷津。

5.關於法治的 詩句

西周 親親尊尊行五禮，（親其所親，尊其所尊；五禮：吉凶禮賓嘉） 質牛劑器貸傅別。

（買賣：牛、奴隸稱為質，器具等稱為劑；借貸關系：傅別） 六禮七出三不去，（婚姻六禮；休妻制度） 立嫡以長不以賢。（嫡長子繼承製） 聽訟斷獄表刑禮，（民刑區分；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相為表裡） 辭色氣耳目真偽。

（五聽） 官來伙反內惟過，（五過） 群臣官吏刺國人。（司法三刺） 春秋戰國 鄭鑄刑書晉鑄鼎，（名稱不同，也有先後，但都在鼎上鑄） 鄧析私殺用竹刑。

（鄧析私寫竹刑，被王殺之，但用其竹刑，諷刺） 盜賊網捕魏雜具，（魏國李悝做法經六章） 商鞅律改法治秦。（秦改法為律，有內涵） 輕罪重刑法經論，（重刑原則） 六禁雜典具總則。

（六禁規定在「雜」章；「具」為總則，具其加減） 強秦勵耕軍功獎，（井田制、軍功等制度強國） 廢卿郡縣奸誣連。（削弱地方權力，建立縣亭制，誣告反坐，株連制度） 漢 上請恤刑相首匿，（上請制度；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 緹縈上文廢肉刑。

（文：指漢文帝；廢肉刑是「雖有減刑之名，卻有殺戮之實」） 春秋決獄心定罪，（春秋決獄的宗旨是：以心定罪） 秋冬行刑應天人。（秋東時節，天地肅殺，好日子，以後就有了「秋審」等） 三國兩晉南北朝 魏八議，（曹魏） 南陳北魏官當始。

（官當在兩個地方開始：南朝陳國和北朝魏國，不是三國的曹魏） 齊重罪，（重罪十條） 晉齊五服以制罪。（晉律北齊，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相犯者遠近高低各不同） 北魏死刑需復奏，（死刑復核） 南北宣布廢宮刑。

（法律宣布廢，但後世還有） 北魏胡刑鞭與杖，（胡人之刑：鞭與杖） 齊律啟後又承前。（齊律地位很高，但說隋律有承前啟後也是正確的） 隋 隋文煬帝開皇律，莫要十罪要十惡。

商周黥劓剕宮辟，（舊五刑） 更得笞杖徒流死。（新五刑） 唐 高祖建唐顯武德，（唐高祖奪天下，作《武德律》） 貞觀作律加役流。

（貞觀之治） 永徽高宗唐疏議，（高宗年代作永微疏議，史稱唐疏議，） 刑統匯編政六典。（刑法匯編；行政法典） 公罪私罪吏憂喜，（公罪輕私罪重，官吏兩為難） 未舉自首揭自新。

（自首和自新的界限） 類推以明舉輕重，（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贓殺保辜化外人。（六贓；六殺；保辜；化外人） 宋 編敕破律宋刑統，（皇權當道，一人說了算） 折杖配役常凌遲。

（但《宋刑統》沒有正式規定「凌遲」） 契約細分買典借，（商事發達） 室女分承准妻離。（女人地位提高：在室女可以繼承；妻子在一定條件下可以提出離婚） 翻異別勘另審訴，（注意操作方式） 證據勘驗原被舉。

（講究證據調查；舉證責任明確） 南宋慶元凌遲定，（凌遲源於五代西遼） 立命繼子與絕女。（夫亡而妻在，立繼從妻，稱立繼，夫妻俱亡，立繼從其尊長，稱命繼；女子和繼子有繼承權，但分在室女和出嫁女時候各人繼承比例不同） 明 明刑弼教朱大誥，（大誥只在朱元璋時代用，明刑弼教是對刑罰理學角度另一種解釋） 大明會典學六唐。

（行政法） 重輕兩極衛廷杖，（標榜新意，重其所重，輕其所輕；「衛」是間諜；廷杖讓老臣顏面何存？借口奸黨充軍刑。（奸黨：是為皇帝任意殺戮功臣提供法律依據；充軍是流刑以外增加） 清 大清律例集大成，（封建法律的大成者） 事成條則例統稱。

（法律形式：事例、成例、條例、則例） 大清會典仿明政，（行政法） 文字無獄類大逆。（雖無「文字罪」，但將其視為「大逆」） 晚清 現行刑律渡新律，（清楚哪個是過度性的） 首創商律和民草。

司法行政始離異，欽定憲綱挽殘局。民國 臨時約法史憲件，（第一個憲法性文件） 天壇憲草限袁賊。

（孫文限制袁世凱的法律手段：共和制） 奈何約法復辟帝，（袁世凱也作約法掃除障礙） 賄選憲法正式行。（曹琨賄賂當選，正式實行憲法） 明清會審制度 （明） 重案朝審五大宦，九卿圓審翻供皇 （清） 京師熱，笞杖快決好空牢，（笞杖等輕刑集中復核，能放則放） 清秋爽，斬絞監侯死復審，（地方上報死刑（斬絞監侯）的復審） 霜降朝，刑部嫌重附京侯。

（1、刑部判決重的；2京師附近斬絞監侯的復審）。

6.關於法律的詩句有哪些

1、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年代： 宋 作者： 蘇轍

膠西前輩鄭康成，千載遺風及後生。

舊學詩書儒術富，兼通法律吏能精。

還家彩服頻為壽，得邑河壖喜有兵。

民事近來多迫促，弦歌聊試武城聲。

2、

《送師道弟守德慶》

年代： 宋 作者： 陳宓

乃父高皇侍從臣，汝今潛邸牧疲民。

天低日近偏臨照，士曠人稀費撫循。

得暇詩書休釋手，先公法律自治身。

舟來勿寄南方物，只寄平反愜老親。

3、

《詠史上·宣帝》

年代： 宋 作者： 陳普

不將法律作春秋，安得河南數國囚。

4、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年代： 宋 作者： 陳襄

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房。

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

法律行隨手，詩書坐滿箱。

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5、

《次韻黃簿》

年代： 宋 作者： 陳造

先生不著惠文冠，須信論才當價難。

法律剡章真未盡，盍言粹學輩豪韓。

6、

《新作南門》

年代： 宋 作者： 蘇轍

於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

高作里門車馬通。定國精明有父風，

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

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

恥言法律羞丘戎。中年出入黃門中，

智巧不足稱愚忠，雖雲寡過亦無功。

不忮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

恃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庳亦不隆。

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7.關於法制的古詩句

歌詩謠》之一百八十六 遵紀守法三句半

姒傳雙

引言

1.舊有《莫爭打》一詩

時閑憤怒便引拳，

招引官方在眼前。

下獄戴枷遭責罰，

更須枉費幾文錢。

2.舊有《莫應對》一詩

人來罵我逞無明，

我若還他便斗爭。

聽似不聞休應對，

一支蓮在火中生。

3.舊有《戒爭地詩》

他侵我界是無良，

我與他爭未是長。

布施與他三尺地，

休誇誰弱又誰強。

8.有關法制的古詩詞

自從四方多法律宋並敘 《次韻子瞻見寄》 8、不將法律作春秋宋陳普 《詠史上·宣帝》 10、掃除詩書誦法律宋蘇軾 《石鼓》 4、法律滲商君宋何夢桂 《和夾谷書隱先生寄題蛟峰石峽書院三十韻》 14、司馬八法律以規宋毛直方 《贈督師曹將軍》 15 1、法律忌脫遺宋張鎡 《次韻傅景夏見贈兼簡徐季益》 20、法律行隨手宋陳襄 《和鄭閎中仙居十一首》 11、前人唯法律宋梅堯臣 《送何濟川學士知漢州》 17、兼通法律吏能精宋蘇轍 《送傅宏著作歸覲待觀城闕》 7、富貴拘法律宋梅堯臣 《長歌行》 16、恥言法律羞丘戎宋蘇轍 《新作南門》 19、先公法律自治身宋陳宓 《送師道弟守德慶》 9、惟用法律自繩己唐韓愈 《寄盧仝》 2、自従四方多法律宋蘇轍 《次韻子瞻見寄》 6、此雖法律所無奈宋蘇洵 《自尤》 18、法律存 *** 《唐受命讖》 3、始讀法律親笞榜宋陸游 《秋懷》 5、法律剡章真未盡宋陳造 《次韻黃簿》 12、法律森嚴信殊絕宋高斯得 《孤憤吟上十韻》 13、且說高王寬法律宋鄭剛中 《樓樞蜜過華山浩然有念古慕希夷之心謹用韻作》 21。

F. 急急急！辯論賽 ：中國社會更需要德治還是法治 我們是反方法治 ，希望得到高手指點！

我來告訴你中國社會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法治是根本，德治是輔助，但是無論德治還是法治都缺乏足夠的群眾基礎。
首先，有人說德治是根本，只是屁話，荒誕的話，他的本質是認為德治是我國的根本政策，難道德治高於憲法，你說是不是荒誕
其次，中國法治不健全，政府說健全，我可以以一名法律研究者的尊嚴告訴你，中國法治有法無治，最基本的是人民已經缺乏對法律的信仰，是我們的錯，也是政府的錯，不是政府有意犯錯，而是很多無奈，不合你主題，少說。
說中國更需要德治的，你問問他：1.中國的基本國情是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用法治護航還是德治。2難道我們可愛的中國人就那麼缺德嗎？3.現實社會，民工討薪，但是政府不能解決，檢察不能解決，法院不能解決，誰給人民公平和安全，難道是讓老闆們良心大發現，德治顯然解決不了，這正是我國法治不健全的表現4.德治要求太高，人得自覺性事第一位，顯示社會i坑能嗎？

G.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

H. 論述西周的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

「刑罰世輕世重」析
馬克思說：「刑罰不外是社會對付違犯它的生存條件（不管這是些什麼樣的條件）的行為的一種自衛手段。」 刑罰的輕、重，緩、急，最終決定於犯罪行為對統治關系的威脅程度。這個道理早在我國奴隸制鼎盛時期的西周初年，已被當時統治者階級所覺察，清楚地反映在他們制定的禮律條令中。

奴隸主階級的聖人周公旦，為鞏固和加強奴隸主階級對廣大奴隸的階級專政，總結歷史經驗，主持制定了內容十分廣泛的《周禮》。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闡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的刑法思想。這就說明了統治者階級在適用刑罰上的寬、嚴，輕、重，是依照當時、當地的階級斗爭形勢的緩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況，而由他們審時度勢予以決定的。當然，這些記載只是他們對其國家社會所處時代的盛衰，治亂形勢的直觀認定而確立的刑政方針。逮及周穆王時代所制定的《呂刑》中，他們就把它看作是適應形勢適用刑罰的一種常規了，並從刑法理論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論證和說明。《呂刑》規定「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其大意是說，對於刑罰的適用，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輕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講根據不同時期犯罪的不同情況，應當依照客觀形勢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輕重的刑罰，使其符合於各個不同時期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正確執行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區別有分析地去適當用刑，以求得安定社會秩序的一致需要。這種思想和制度，既是對刑罰適用的歷史總結，又反映出適用刑罰的客觀規律性。自其形成以後，即受到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視。

「刑罰世輕世重」，最早見之於《尚書》中的《呂刑》。《尚書》也稱《書經》，它系中國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該書據傳是由春秋時儒家創始人孔子編選而成。可見這一刑罰思想無疑首先為儒家所肯定和繼承。孔子在進一步闡發這種思想時，就明確點出了時代的形勢條件。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把這一刑法思想說得有因有果，變化有律，同時，孔子還以「有張有馳」的道理說明了隨時應變的客觀需要。他講：「張而不馳，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這里所講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適時用刑的基本原則。

戰國時法家代表商鞅據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 並以歷史事實論證了應時變法的道理。他講：「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修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

苟況則提出：「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他甚至還提出了：「征暴誅悍，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的罪刑相適應的主張。故而他認為：「凡刑人之本，禁暴惡惡，且征其未也。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是謂惠暴而寬賊也，非惡惡也。」 至於在什麼形勢下用輕刑，在什麼形勢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獨特見解。但對「刑罰世輕世重」的規律，在認識上同他人卻是一致的，而且還指出了刑殺犯罪者的目的，不限於只對本人的懲治，要重在懲「其未也」，以預防犯罪，不能忽視對他人心理影響的一般預防。

法家集大成者韓非更全面地闡發了這一刑法思想。他講：「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 「嚴刑則民親法」，「親法則奸無所萌。」「故治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反之，「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這就是說，明智的統治者，要考慮到根本，不要隨心所欲，目的在給人民以利益。統治者制定刑法，不是為了厭惡人民，而是愛民的根本。刑罰嚴厲了，人民都會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無從產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並無什麼常規，為了治理好社會而定法設刑。法律要能隨時代的需要而變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當時犯罪情況相適應，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時代變了治理國家的法律不變，那就會出亂子，即使善於治理眾人的人，如果不能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設禁懲罪，那也是會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統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隨時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罰的輕重應當以能夠治理好國家而適時採用。可見，韓非把「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明確闡發為：一方面立法要適應形勢，做到「法與時轉則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適應形勢，達到「治與世宜則有功」。

道家老、庄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勢的發展，有隨時應變的思想。他們主張本「天理」定刑法，規范人群，順其自然。

經過春秋戰國法學鼎盛時期「百家爭鳴」和秦王朝「專任獄吏」、「嚴刑苛法」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中國歷史上各代統治者都把「刑罰世輕世重」思想，作為其「法治」精神的經典加以運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隨時應變者，又都受到這一規律的懲罰。

漢朝統治者有鑒於周初採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的刑政方針，取得了「成康之治」的歷史經驗，同時又根據漢初百姓久苦秦時嚴刑苛法的客觀現實，遂即實行簡法輕罰和「省約煩苛」的刑政策略，也獲得了載諸史冊的「文景之治」。在這中間，刑罰適時，無疑是他們鞏固統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漢政治家賈誼及時作出了「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的歷史總結。就是偏安中國一隅的蜀漢，由於其丞相諸葛亮能審時度勢，實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齊，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 終於也得到了「刑政雖峻，而無怨者」的治理效果，實現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安定局面。

漢儒董仲舒認為「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建議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使儒家輕視刑法的思想影響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標榜。晉朝葛洪尖銳地予以批駁：「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莫不貴仁而無能致純仁以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 在階級斗爭為主要矛盾的階級社會里，單憑講「仁」勸善，不可能解決你死我活的反對統治關系斗爭的犯罪問題。歷史事實表明：「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 可見，治與亂的關節，以賞罰分明為急。治理國家的人沒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卻有亡國的法律和治國的法律之分，其區別就在於刑賞「有分」或者「不分」。這里的「分」字，主要是講，當刑則刑，當賞則賞；反之，即為「不分」。然而就治亂急務之一的刑罰來講，還有個世輕世重之分，重刑地與非重刑地之分，某種罪重與某種罪輕之分一這就是說，處刑的輕重都是以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的。唐朝白居易說得好：「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 所以宋朝變法人王安石在闡明其變法主張時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他還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這就是說，國家的治理，有賴適應時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執行，又有賴於善於審時度勢的執法人。只有全面實現了這兩個條件，才能收到實際的治理效果。

縱觀中國古代刑法史，「刑罰世輕世重」的思想，是厲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離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變化因時」，在治理國家上都或長或短地出現過所謂太平盛世。同歷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樣，唐太宗李世民認識到在立法設刑上有「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言用刑輕重失其序，則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義，他們」刪煩除細，改重就輕「，刑」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這對於盛唐之初的」貞觀之治「實不無促成作用。與此相反，秦王朝一味嚴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細「，又一世而終。南北朝時南宋梁武帝蕭衍銳意儒雅，專精佛教戒律，標榜」仁政「，輕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訓免，王侯人家橫行不法而不為罪，結果法紀廢弛；自食其果。

歷代統治者有鑒於歷史上這些經驗教訓，在鞏固其階級統治的過程中，在立法設刑和審判活動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堅持了「刑罰世輕世重」的刑法原則，並結合其當時當地階級斗爭的特定形勢，推行了一套相應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罰制度。同時，又由於階級斗爭形勢具有時起時伏、此起彼伏和某個時候或某個地區某種犯罪比較突出的復雜情況和種種特點，決定了刑罰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種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時而變化的。此外還有法不變而刑政變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在相國蕭何的贊助下，鑒於當時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約法三章」，「省約煩苛」，簡法省刑，取悅民心，文、景時代達到了史稱的大治。到了漢武帝時，劉徹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擊斷的刑制。隋文帝楊堅初得天下，有鑒於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駭」的歷史教訓，實行改革，刪除酷刑，「輕刑慎罰，」「疏而不失」，以輕代重，「取適於時」。隋煬帝楊廣繼位，他基於農民起義對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嚴刑」，又實行「天下盜賊巳① 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慮囚」之制，貞觀時代又有「縱囚」之舉，可謂寬緩輕刑。但到武則天統治時期，卻文重用酷吏，濫施刑罰，不問罪行輕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稱嚴苛重刑。

宋、明兩代，則與上述情況不盡相同。他們在建國之初，即實行重刑政策；但刑罰世輕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國長期割據之後建立起來的一個統一封建王朝。邊境未靖，斗爭激烈，它「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時弊」。宋徽宗趙倍統治時期，在刑罰適用上又「改重從輕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贓論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結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懲元縱弛」，一開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綱紀」，「懲創奸頑」，嚴懲朋黨和貪污犯罪。但後來他又告誡其太孫朱允炆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繼位後即諭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規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行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專「務宗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時宜，律、例並重，創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簡，因時制宜」，一個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則指導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時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濫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現。有法不用，群情激憤；民不畏死，革命興起，結束了清朝的一代統治。

二、折射反映「刑罰世輕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這有兩種形式：

其一，借鑒西周刑用「三典」的歷史經驗，北宋統治者基於「禍起於輦轂之下」和包拯《請速除京東盜賊》的奏摺，遂確立了「重法地」的刑罰制度。據此，凡在「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處罰。宋仁宗開始只規定以京城開封諸縣為限，後來把「重法地」逐步擴大到幾乎半個中國。清王朝基於民族岐視和壓迫的基本國策，公開推行漢、滿異制的刑罰制度。滿人犯罪，照例折罰，日滿開釋，或賠償了事；漢人犯罪，則不分情節，重刑懲治，甚至按照姓氏滅族，株連無辜。逮及其末年，他們又以「地方不靖」為名，在人民革命興起的地方，授命督撫大吏，先斬後奏，「明正典刑」。

其二，歷代封建統治者，從戰國時魏國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經》六篇開始，就「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刑罰重點打擊的對象，一直是盜賊犯罪。及至南北朝時北齊在其刑律中，總結出危害封建統洽最嚴重的犯罪十種，名曰「重罪十條」，作為他們刑罰打擊的重點。在歷史進入隋、唐以後，封建統治者更把這「重罪十條」明定為「十惡大罪」，雖遇赦猶除名，故稱「十惡不赦」。除此「謀危社稷」的「十惡」之外，歷朝各代還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輕罪法。秦朝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漢朝有《輕侮法》，宋朝有《盜賊重法》。史稱唐、明合制，但其刑罰輕重，卻也不盡相同：「大抵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較明律為重；盜賊及有關帑項錢糧等事，則明律又較唐律為重。」 明初還嚴懲貪官，「詔犯贓者無貸」；清末為鎮壓革命，凡「沿及國變，而就地正法」。

這都是「刑罰世輕世重」思想，在我國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變而刑政即政策變的「刑罰世輕世重」制度

一部中國刑法發展史充分證明，「法因時變」是絕對的，它通行於古今和各地，不僅各國（指諸侯國）有各國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韻律，就是每一個朝代的法律也是極少始終不變的。而且變則盛，不變則衰。唐初及時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貞觀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隨之而進入盛唐。「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當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關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為一部死法，終致成了清朝統治由盛變衰，由衰而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同時，法律乃是治國安民的章程，統一人們言行舉止的行為規范，又不宜更改、變動過於頻繁，而應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否則，朝令暮改，春定秋變，人們將無從措手足，也不利於鞏固對社會的統治。所以「不變」，只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這個條件不是別的，就是「適於時」。對此，歷代統治者和法律家都採用過一些辦法，以解決這對變與「不變」的矛盾。其具體辦法歸納起來，也有兩種。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對的穩定性，以皇帝的詔、誥、敕、令和諭旨等法律形式去解決法律對形勢的應變問題。這在中國歷史上，自從有了成文法以後，是歷代統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種辦法，並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詔、諭大赦等作法，許多朝代都曾採用過。但也有法外從詔的，例如，宋朝的「御筆手詔，」就是一種突出的表現。不過以「其所自斷，則輕重取捨，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變亂舊章」的惡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絕對的穩定，則以例文來彌補律文不能應變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見之於《尚書??呂刑》：「上下比罪」和《禮記??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則定例修文，附於律文之後。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個創舉，制定了一部不同於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規定：「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無正條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議定罪名，議定奏聞。」他們在辦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據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見（現）行則例》。以後，又把《則例》並入《清律》，成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區別是：「律一成不變，例則逐年增刪。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猶日星然，縣（懸）諸天壤，而不易。例則如躊躔度次舍之運行。或日易焉，或歲改焉。故天道五歲而一旋，星家於是有置閏之法；律例亦五歲而一輯，法家於是有增修之文」。其審判機關在具體辦案中，就可以遵照 「蓋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則有曲折輕重，非可以概論者也。是故斷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則因時而變通」 的精神，結合當時當地具體情況的需要，對具體案犯論罪科刑。

律和例區別既定，例文隨時應變以適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執行的結果則勢必出現：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漸成空文，而例則越來越繁雜、紊亂。其中有前後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還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這樣就不是「刑罰世輕世重」，而成時輕時重和忽輕忽重了。結果是：一片混亂，法制盪然。正如恩格斯所說，「法令與條例彼此矛盾，結果讓完全不法的狀態代替了『法制狀態』」。 這是清朝統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顆苦果。

總上史實說明，「刑罰世輕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爭的客觀要求的。只有根據當時當地的具體歷史條件，有區別地制定和適用輕重不同的刑罰，才能有效地發揮刑罰作為社會自衛手段的積極作用，推動社會前進，保障國家和社會安寧。如果刑罰不能隨時應變，以過時之法治新形勢下之世，不僅無效，往往適得其反，這在我國歷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晉朝明法掾張斐就曾說：「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故在辦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便……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這些歷史經驗的總結，都是值得重視的。但同時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確指出的那樣，「刑法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為 「時輕時重」，朝令夕改，那也於治理不利。可見，刑罰世輕世重，古今歷來如此。其規律是：法隨時變，刑與勢宜。其方式：或以地別，或以罪異。其方法：或時移法變，用敕令、諭旨以節制刑罰；或律守一定，而例則隨時變通，使刑罰的適用，同犯罪情況和形勢需要相適宜。就是說，刑罰的輕重要適應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從時代的差異上表現出輕重不同的刑罰。這是斗爭的需要，用刑的規律。運用得好，國家則治；運用不當，社會則亂。它是我們從中國四千多年的階級斗爭史中可以看到的一個治與亂的變化脈絡。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聖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為治」 這是階級社會的歷史規律所決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I. 法家的法治與當今社會的法治是否相同

1、理論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論是基於他們對人性和歷史演進的看法。法家主張「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現代法治的基本內涵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統治階級以法對國家權力的制約，以有效地制約和合理運用公共權力，使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基本原則是依法治國，有法可依。

2、本質不同

法家的「法治」維護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其本質還是為了維護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國家。法家的「法」實質是維護新興統治集團的法，並不能代表整個社會成員的利益。

現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體，法的作用是維護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為以法為本，法令必須成為判斷人們言行和行賞施罰的唯一標准。同時主張嚴刑峻法。在法家看來，重刑是達到法治的一個重要手段。

現在法治的法是懲罰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動都將受到懲罰。

(9)借法治消弱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現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動搖，緊緊圍繞建設法治中國的總目標，以構建公正高效權威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重點，切實將加強法治建設貫穿於政法工作全過程，帶頭嚴格依法履行職責、行使職權，肩負起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者、實踐者的重任。

要把嚴格執法、公正司法作為基本要求，嚴格依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切實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和權威。要把以人為本、公平正義作為靈魂，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訴訟法律制度，規范執法司法行為，進一步提升執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進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作為重要目標，深化法制宣傳教育，弘揚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圍。

J.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關系的實例

法治之法必須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規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脫離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國（德治）的道德必須是以現代的道德觀為基礎的，而不是我國傳統的道德為基礎。在法治的原則之下以現代的道德觀念為基礎的德治是統一的，二者具有互補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

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

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

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

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

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

(10)借法治消弱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重要意義

堅持「依法治國」同「以德治國」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不斷探索和總結歷史經驗基礎上做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性認識的升華，是我黨在新形勢下對執政治國經驗的最新總結。

認真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江總書記的這一重要思想，對 於開創讓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