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道德風險
① 什麼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
逆向選擇，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市場交易的一方如果能夠利用多於另一方的信息使自己受益而對方受損時，信息劣勢的一方便難以順利地做出買賣決策，於是價格便隨之扭曲，並失去了平衡供求、促成交易的作用，進而導致市場效率的降低。
道德風險也稱道德危機，是指參與合同的一方所面臨的對方可能改變行為而損害到本方利益的風險。從受損主體來劃分，「道德風險」可分社會(包括他人)道德風險與個體道德風險。經濟學意義上的「道德風險」應該是指社會道德風險。具有潛在性、長期性、破壞性和控制的艱巨性等特點。
② 如何解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對於逆來向選擇 ，可以源通過
1.發送信號 （比如可以簽訂合約，如果商品質量有問題實行賠償，生活中有很多例子，「假一罰十」，在勞動市場上，比如說學歷證書 那就是你的能力信號）
2.建立信譽
3.在保險市場上，可以將保險當作一種附帶利益，也可以政府規定每個人強加保險。
對於道德風險：
1.激勵 （企業的激勵制度，職工持股等等）
2.提升機會成本（比如高水平工資，使被發現不好好工作的丟掉工作的機會成本上升，等等）
這兩個問題都是由於市場信息的不對稱導致的 ，想像能使信息完全的其他方法
③ 什麼叫道德風險
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假定市場交易過程是瞬時完成的，不存在履約問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履約是一個過程，交易的雙方往往具有不對稱信息。通常將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代理人」（Agent），不擁有私人信息的參與人稱為「委託人」（Principal）。在交易雙方簽約後，如果委託人的利益還要取決於代理人的行動，委託人的利益實現就可能面臨著「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道德風險之所在存在，是因為無法在契約中明確限定代理人的行為選擇，而且，由於監督成本太高，以致於代理人的行為具有隱藏性。我們的目的在於探討道德風險下的經濟效率。
道德風險容易發生在保險市場。我們考慮一輛自行車所有者的行為。如果自行車沒有被保險，那麼為了防竊，所有者會自覺採取一些防範措施，如給自行車配安全鎖，及時上鎖等，這樣雖可有效降低失竊概率，但仍有可能失竊。如果所有者購買保險的話，自行車失竊的損失將會被保險公司賠償。假定保險公司根據現有自行車失竊概率確定保費，那麼，它實際上已經假定自行車所有者已採取了相應的防竊措施，包括上鎖等。但是，一旦給自行車保了險，自行車所有者就沒有動力再採取積極的防竊行為，而保險公司又不可能監督每一客戶的行為。這樣，自行車失竊概率將提高，從而迫使保險公司提高保費，自行車保險市場就萎縮了。
在上面的例子中，保險公司與自行車所有者的保險合同要能完全履行，取決於代理人——自行車所有者的防竊行為。但後者的行為具有隱蔽性，這樣，就出現了典型的「道德風險」問題。理想的市場均衡應該是：每個消費者都願意購買更多的保險，而如果消費者連續採取相同量的防竊行為，保險公司就會願意提供更多的保險。然而，真實的市場均衡將是：如果消費者能夠購買到更多保險的話，他們的合理選擇就是較少採取防竊行動。
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兩種低效率的形式，而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是由於信息的獲取需要太大的成本。然而，真正的問題是：政府對於市場的某種干預是否能夠改進效率？
如果政府擁有的信息跟經濟活動中的委託人一樣，那麼，很顯然，在道德風險情形中，政府的干預不可能更好，因為政府同樣不能察知代理人的隱藏行為。而且，政府幹預也有成本，政府獲取信息同樣要支付代價。考慮到這些因素，信息經濟學理論並不極力主張政府的干預，相反，而是尋找市場自行的解決方法。其中通過市場信號顯示來解決「逆向選擇」問題，通過激勵機制的設計來解決委託——代理問題，是兩個最基本的方法
④ 道德風險如何化解
道德風險是指這樣一種現象，即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的同內時做出不利於容他人的行動。
造成道德風險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對稱，因此化解道德風險的根本途徑是加強信息溝通。信息溝通的加強可以通過市場方式來實現，例如廣告、信譽、商標等，也可以通過政府強制的方式來實現，例如強制性產品責任、信息披露義務等等。道德風險還可以通過制度的方式來解決，例如構建雙邊預防機制。因為傷害成本的最終承擔者會內部化他行為所產生的任何收益，所以構建一個當事人各方都承擔一定傷害成本的制度，可以激勵當事人調整自己的行為，以較多的預防和較少的行為來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或強度。
⑤ 如何消除市場中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解決方法之一是通過政府介入，比如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都不太或不敢為老年人提供保險，不是因為患病的概率太高，因為那樣可以通過提升保費來解決，而是因為信息不對稱。
那麼政府可以對超過某一年齡閥值的老年人，統一提供保險。除了政府介入，也有其他的辦法。而且，逆向選擇的問題也並不都方便由政府出面解決。
聲譽、標准化制度、市場引導等，都有助於解決問題。市場引導。在商店、飯店等第三產業，商品和勞務的提供方，往往比消費者擁有更多的信息，所以銷售方往往會選擇盡力地向消費者提供足夠多的有關他們商品和勞務的信息。
盡力消除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例如廣告），甚至建立聲譽等「無形資產」，俗稱「回頭客」來傳達有關其產品的信息。另一方面，勞務的提供方也是，諸如找工作時，一份詳細的簡歷，往往會比白紙一張，更有說服力和競爭力。就是因為不同程度上消除了僱主心中的信息不對稱。
標准化制度的常見例子之一是加盟和連鎖，當消費者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比如從未去過的城市），其在住宿和飲食的選擇上，如果選擇了連鎖和加盟的店鋪，則其對將要享受到的商品和勞務所掌握的信息，一定會比一家從未見過的店要多。
而作為商家，加盟和連鎖的「金字招牌」就是一個很好的提供信息的媒介，給予消費者一個自己「這是消費過的品牌」，對商品和勞務的質量有較為形象的預期，盡力消除信息不對稱的影響。
市場信號通過市場中，和消費者交流的特定渠道，對消費者傳達廠商強烈的，願意盡力消除信息不對稱的意圖。比如電器市場，很多廠商在商品中，都附有質量保證書，各種「3年內，若有故障，不修直接換新」，或者「1年包退，3年包還」，或種種保修服務，都是很典型的市場信號。
⑥ 銀行監管的政府安全網會引發什麼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
銀行業安全網是涉及多個團體職責和義務的合約網，引發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一般都是比較小的幾率。因為為了網路各利益團體激勵相容，網路的設計必須周密而精確，必須隨著市場、法律、政府、倫理或者文化等方面的演進而不斷變化。在安全網的結構中，資本管制要求作為一項國際行業管制標准，其潛在功能和作用也正在得到理論研究和監管實踐的不斷挖掘。審慎資本管制要求的理論內涵及潛在政策效應，審慎管制政策之間的理論關聯及相互效應反饋應該成為銀行安全網政策設計的關鍵。銀行業安全網的框架結構和審慎管制的理念，以及在安全網結構中，資本管制要求政策與其他管制政策組合設計的必要性是需要注意的。希望我的回答對你有幫助，歡迎採納我的回答，謝謝。
⑦ 道德風險的產生原因
1、根源：自20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撥改貸」以來，許多企業還沒有從財政撥款、「伸手要錢」的慣性中轉變過來，而政府因為種種原因，沒有考慮到企業法人 這個經濟實體的客觀要求，也沒有注重培育銀企之間「契約」關系、法制規則，結果只是形式上的轉變，並基金業道德風險沒有真正建立銀企之間的債務約束關系。尤其在我國轉軌 過程中，許多企業還不適應這種以「契約」為中心的規則，結果在巨大資金的需求下，企業仍然把銀行當做靠山，「企業是國家的、銀行也是國家的」，這就是企業 用來逃廢銀行債務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2、法制觀念淡薄。企業法人法制觀念淡薄，認為企業變相逃廢銀行債務的行為不是可恥的，反而振振有詞。 經濟規則的中心——「契約」，在他們的眼裡只是一紙空文。2001年銀廣廈事件從側面告訴我們，法制觀念淡薄已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前進道路上的一塊絆腳 石，亟待提高已是當務之急。
3、經濟過剩產生的道德風險。當前，國內消費需求不振，購買力下降，企業開工不足，資源配置、生產能力相對過 剩，企業為爭奪市場份額不得不低成本傾銷，搶占市場，競爭的結果則優勝劣汰，分化加劇。而與此同時，為搶占優質客戶，出現幾家銀行同爭一家客戶的現象，一 方面使銀行的信貸風險集中增大，另一方面劣質企業告貸無門，因此逃廢銀行債務動機日漸增強，產生了滋生道德風險的溫床。
4、日益嚴峻的金融從業環境。金融從業環境對銀行有諸多不利，翻開近幾年我國頒布的有關法規，其內容大多是針對銀行的約束。如1994年國家體制改革取消企業稅前還貸，直接影響企業還貸能力。目前國企舉步維艱，經營困難，在當地政府部門的慫恿下，部分企業全無「借債還錢」的信用觀念。
⑧ 政府失靈的現象有哪些
概括地講，「政府失靈」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1）由於行為能力和其他客觀因素制約，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
（2）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到了預期目標，但效率低下，或者說成本昂貴，導致資源並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3）政府幹預經濟活動達到了預期目標，也有較高的效率，但都帶來不利的事先未曾預料到的副作用；
（4）某些外部性問題或國際性經濟貿易問題，一國政府無能為力加以解決，如核利用中的污染問題，國際貿易糾紛問題等。
原因分析
人類的行為受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如果僅局限在經濟領域內對政府失靈進行思考，很難得出正確的結論和解決辦法。公共政策牽涉面廣、制約因素多，政府在制定、實施公共政策過程中可能偏離公眾目標，造成政府失靈。
政治
（一）公共決策過程中的缺陷導致公共政策的低效甚至偏離公共目標
第一，民眾與政府的委託代理中存在道德風險。現代民族國家憲法一般都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並規定人民行使權力的方式和途徑，並按照一定的程序將權力授予政府，所以政府只是全體社會成員——人民的代理者。國家是全體人民的組織，政府只是立憲意義上的代理人，立憲性制度賦予政府機構決策權——組織中最重要的權能。在現實政治體制中，民眾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議員或政府首長，通過議會或政府首長向具體的行政機構授權，是民眾授權模式。不論直接民主制，還是代議制政府，民眾與政府之間是一種委託與代理的關系。凱恩斯經濟學中隱含著政府是「道德人」假設，即政府永遠是大公無私的，市場失靈時，政府代表公眾利益恢復市場功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政治人和經濟人能夠是同一人嗎？在公共選擇領域中，假設他們就是同一人」。
但是實際上假定政治家和官員是毫無私利的社會利益的代表是靠不住的，存在道德風險。如同消費者和生產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一樣，政府部門及官員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例如，獲取更大的權利和更高的威望，爭取本部門預算和規模的最大化，減輕工作負擔，獲得更多的報酬，爭取更長的任期，等等。
第二，民眾的「搭便車」行為和利益集團的操縱使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導致政府失靈。委託代理理論假定選民以投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過程，強調了選民對政府行為制約的必要性與制約的方法。政府的公共政策即使並非全體公民直接投票選擇的，也是由民眾選出的代表投票決定的，這些代表為了能再次當選，在很大程度上受選民意願的約束。但在現實中，選民的「搭便車」行為導致公共政策偏離社會利益。
第三，多重委託代理制約失效。民眾與政府的委託代理關系是多重的。一重是公民及其代理機構（立法機關）作為委託人與政府行政系統作為公民及其代理機構的代理人之間的委託代理；二重是政府行政系統作為委託人與具體的各級政府組織作為代理人之間的委託代理；三重是具體的各級政府組織作為委託人與政府組織工作人員作為代理人的委託代理關系。根據組織管理的權責對等原則，立憲性制度一般同時規定了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各級政府（代理人）都是以維護公共利益即民眾的利益（委託人的利益）為目標，但是「多重委託代理」缺點造成對代理人制約失效。
其原因在於：一是政府作為公共產品惟一的提供者處於壟斷地位，缺乏競爭壓力，民眾對公共政策制定、執行無決定權；二是委託代理模式的民意傳遞，經過代理人的過濾會發生民意損失，因為代理人的價值取向、偏好與民意可能存在偏差；三是在代理活動中代理人都在尋求最有利於自己的行為方式和規則，如故意把決策程序復雜化、模糊和減輕責任，降低職業風險；四是有理性、不知情的選民對特殊利益沒有制約。對代理人監督乏力和成本過高，加上監督信息的不對稱，使民眾難以獲取政府及官員真實的信息，選民對政府及官員的監督是無效的，這些因素使得委託人與代理人之間缺乏有效的良性的互動，使監督流於形式，導致政府失靈。
第四，現有民主決策制度的缺陷。直接民主制中存在的問題有循環投票或投票悖論和偏好顯示是否真實等問題；間接民主制中固有的問題主要是被選出的代表由於其「經濟人」特性而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選民或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選民卻難以對其實施有效的監督。現有的投票規則或表決方式主要有一致通過和過半數等，然而一致同意原則的決策成本太高，且容易貽誤決策時機，更嚴重的是，「一致同意的選票制度將盛行於討價還價和敲詐以及達不成任何實質性決議的拖延」。多數原則不可能是完全民主的，它可能出現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當代經濟學家德姆塞茨指出，企圖用一個完善的政府取代一個不完善市場的想法是荒謬的。政府失效至少和市場失效一樣嚴重。
（二）公共政策執行的低效率引起了政策失靈
政府機構制定的公共政策對經濟的調控行為，沒有使社會資源配置狀況變得更好，或者相對資源配置狀況的改善而付出的實際代價過高造成資源浪費，引起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損失。
第一，從成本收益角度來看，只有政府幹預收益超過其干預成本時才有干預必要，否則公共政策是低效的或無效的。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相當的行政成本，都需與此項政策相關的運行費用，社會或社會的某一階層、某一部分人必然要為此付出成本或代價。
由於政府處於壟斷地位，其收益源於企業、居民提供的稅收，支出屬公共開支，運行的成本和收益是分離的，沒有企業那樣的硬預算約束，使得政府沒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激勵。政府幹預活動大多不計成本，傾向於使用過多的資源，即使計算成本，也很難做到精確。在干預收益方面，政府作為壟斷組織提供的服務往往是壟斷的、惟一的，而確定評價政府機構的績效標准十分困難，對一些政府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的度量很難，難以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而且當政府活動不成功時，缺乏一種可靠的終止這種活動的機制。政府幹預的壟斷性和排他性，往往造成干預活動的低效，甚至無效。
第二，公共產品市場是完全壟斷市場，缺乏競爭導致的低效率，常常使政府的干預、調控行為滯後，喪失時機，導致政府失靈。在無競爭的市場條件下，不可能有兩個政府或政府中兩相同職能部門同時活動，政府部門存在任意擴大自己的職能范圍，濫用政府權力，過度干預的傾向，導致政府的行為效率低下。同樣，不同的政府部門所提供的公共服務是單一的、壟斷的，因而部門之間也不存在競爭壓力，一個部門效率的提高不會對其它部門形成激勵。明哲保身的官員為避免犯錯，故意把決策程序復雜化，只要符合程序，一旦錯誤發生，責任不是個人承擔，表面上看是官員集體承擔，實質是由社會承擔，這樣就沒必要追求高效率。
第三，從公共政策的供求來看，干預供給超過干預的需求，造成公共政策效率低下或無效。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下，經濟主體要想獲得一定的收益，必須付出一定的成本，利益與負擔是結合在一起的。但政府幹預下，收益者和負擔者產生分離，獲益者可能是全社會或者特定的集體，它們無需考慮誰是支付者，這樣受益者就有很大積極性，進行政治上有效的努力，去發起、支持和擴大一個特定的低效的項目或政策。這種積極性要比支付者反對這一項目或政策的動力大得多，其結果可能造成政府過度、持久的干預。
另一方面，政府官員及政府本身的利益使政府自身具有不斷擴張和膨脹的本性。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官僚機構和立法部門都追求預算的最大化，他們與利益集團結成「鐵三角」，導致政府預算有不斷擴大的趨勢。龐大的不斷膨脹的政府機構，層次繁多，冗員太多，人浮於事，導致公共產品供給的低效率。隨著社會對公共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極易導致政府幹預職能擴展和強化及其機構和人員的增長。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就可能導致政府部門過分投資，由此而造成越來越大的預算規模和財政赤字，成為政府幹預的昂貴成本。當政策運行的直接成本和政策運行的機會成本大於政策實施所帶給企業的收益時，就會導致政策失效。此外，政府幹預越多，官員就越有機會追求自身利益。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政府部門對公共物品的供給超出社會資源最優配置所需數量，結果造成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資源浪費呈上升趨勢。
第四，缺乏對政府、官員嚴格和科學的制約、監督和考核機制。從理論上講，政府、官員必須服從民眾的監督以保證政府部門運行的效率，切實為民眾服務。但在現實中，這種監督因為多重委託代理制度的缺陷和信息的不完備而效力有限甚至無效。因為選民所了解的信息是由被監督者提供的，監督者對被監督者的工作知之甚少，結果監督者可能受被監督者操縱，從而使被監督者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得以實施。例如，國政府官員的升降實行上級任命制，造成了極少數官員只對上級（往往是上級個人而非上級集體）負責而不對下級負責。政府官員的工作缺乏責任制的約束，對其工作狀況和實績缺乏公平合理的考核和評價標准，造成一小部分官員欺上瞞下，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義。在政府的組織制度存在種種缺陷和問題的情況下，勢必導致政府做出不合理的和錯誤的決策，或者即使做出了正確決策也不能得到有效貫徹和實施，這又必然導致社會經濟資源配置低效，社會福利減少，經濟發展失衡。
（三）公共政策自身的不確定性引起的干預失靈
第一，政策的時滯引起的市場失靈。從公共政策制定到政府採取行動有一個認識、決策和行動的時間，受政府預見能力、行動的決心和制定政策效率的影響，政策出台後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影響政策目標，受客觀環境和條件的影響有一個傳導時滯；而從經濟個體行為的變化到整個社會宏觀經濟變數的變化又需要一個過程，即生效時滯。同時，根據執行狀況調整政策需要一定的信息資料，而與此有關的統計資料需要一定時間才能被提供，這有了資料時滯；政策需要一定時間對資料進行整理、分析、判斷，如此就產生了識別時滯。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周期性，政府政策的滯後性增加了市場運作中的不確定性，導致經濟無規則的波動，加劇經濟動盪，帶來資源浪費。政策時滯的存在導致政策極易在不適當的時候發揮不適當的作用，甚至有人認為政策時滯的存在導致政策的不可信賴。
第二，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造成的公共政策失靈。正確的決策必須以充分可靠的信息為依據，現代市場經濟活動復雜多變，增加了政府對信息的掌握和處理的難度。而且，獲取決策信息總是需要支付一定甚至很高的成本的，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所獲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同時，信息不對稱還來自於信息優勢方對信息的壟斷。在交易中擁有的信息越多對自己越有利，信息的優勢方為了得到最大的經濟利益就會隱藏信息或提供虛假信息。而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干預，是一個涉及面極廣、錯綜復雜的決策過程。一方面有限理性導致政府的干預、調控能力有限，政府官員並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同樣有人類共有的一些弱點，如知識經驗不足、計算能力和決策能力的有限；另一方面大部分公共政策是在信息不完全甚至扭曲的情況下做出的，決策不可能是最優的甚至是錯誤的，因此導致政府對市場的干預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滯後性，使經濟資源的配置達不到最優，導致政府失靈出現。
第三，政府的公信力不強致使公共政策執行效率降低。公信力是公共政策的基礎和靈魂，政府公信力在復雜多變和充滿風險的市場環境中是一種確定性的力量，有助於降低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政府公信力受到置疑有客觀方面原因，許多政府行動的後果極為復雜、難以預測和控制，彌補市場缺陷的措施本身可能產生無法預料的副作用，使公共政策受到懷疑，如理性預期導致的干預政策失效，甚至幫倒忙。政策的制定、實施和發生效果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市場主體會對政策進行理性預期，並對可能損害自身利益的政策採取防範措施，即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使公共政策效率降低或落空。但政府公信力降低更主要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如朝令夕改、尋租、與民爭利、缺乏民主、不依法行政，以及為民眾提供公共物品能力和效率低下，使得公共政策得不到民眾信任，妨礙公眾與政府的合作效率，增加整個社會的交易成本，導致政府公共政策效率低下。
（四）尋租造成的政府失靈
壟斷導致尋租，尋租導致腐敗。政府利用壟斷性行政權力和法律手段干預市場，獲利的人樂意用較低的賄賂成本獲得較高的收益和超額利潤。在尋租活動中，政府並非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麥克切斯內就提出「政治創租」和「抽租」問題。前者指政府官員利用行政干預的辦法來增加私人企業的利潤，人為創造租，誘使私人企業向他們行賄作為得到這種租的條件。後者指政府官員故意提出某項會使私人企業利益受損的政策作為威脅，迫使私人企業割捨一部分既得利益與政府官員分享。在壟斷的角逐中，一些活動家致力於實施某種限制——尋租，也有一些活動家致力於反對實施這種限制——避租。尋租、設租、避租活動中不僅耗盡人們的才智，而且把費用強加給社會的其他人群，從而阻礙了經濟發展。壟斷造成一重損失，角逐壟斷權又造成另一重損失。非生產性的尋租使個人收益最大化，但卻是社會資源的浪費，導致政府官員的行為扭曲。政府官員為了特殊利益爭奪權力，破壞公平的競爭秩序，導致整個經濟效率、政府效率和全社會福利損失，最終導致政府失敗。
總之，由於政府自身的局限性和外部因素對政府約束無效，政府在糾正市場失靈時引起了效率和福利損失。用沃爾夫的話說，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無法使私人的不良行為變為符合公共利益行為的地方，可能也很難構造「看得見的手」去實現這一任務。
經濟
政府在調控經濟的過程中所固有的缺陷導致「政府失靈」。
第一，政府的組織結構不利於信息的傳導，造成「政府失靈」。政府的機構設置是「金字塔」式結構，以適應「政出一門」和領導負責制的組織原則。然而正是這種結構，嚴重阻礙了經濟運行中各種信息的及時傳輸和政令的及時下達。市場運行中，各種資訊瞬息萬變，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必須掌握及時准確的信息才能做出正確的決策。然而，市場中的各種信息通過各級機關層層審批最後遞交到決策者手裡，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這時信息的准確度，在復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中已經大打折扣；同時，政府決策者，通過各級機構把自己的決策落實到經濟運行的問題環節，中間也需要一個復雜的程序。「從上至下的決策信息傳輸途徑使得一項政策並不能及時地發揮作用。
第二，政府的「超然」地位，使其喪失了經濟調控的有效性，導致了「政府失靈」。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是站在市場之上的，他並沒有直接深入市場中對出現混亂的環節進行調控，而是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福利政策和再分配政策等手段對整個國民經濟肌體進行間接調控。通過政策的持久效果和掃除各種外部障礙來誘導國民經濟走向正規。然而，政府對於調控的力度和幅度，以及調控的時間的把握卻是非常困難的。往往出現調控力度過大或過小的問題而影響經濟的發展。同時，由於政府獨立於市場之外，並沒有直接參加到經濟運行之中，它對於經濟運行狀況的敏感程度就會相應減弱，不利於政府及時發現其中的問題，這就從一個方面決定了政府很難提出有效的具有前瞻性的指導意見，因此政府的調控多是事後調控，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也給調控增加了難度，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公共政策失敗的可能性。「決策規則的自身缺陷，加上信息的不完全，導致政府活動在干預市場經濟時存在的無效性是必然的。
第三，政府行政屬性成為「政府失靈」的固有原因。政府屬於行政機構，而並非純粹的經濟組織，它的活動原則和機構構成必然要適應處理大量行政事務的需要，而並非僅僅為了適應經濟調控的職能。這種行政化作風也必然會滲透到政府管理經濟的活動中，例如，行政審批的低效率，日常工作的程式化缺少靈活性，以及處理問題時層層請示的制度等。這些工作方式是在日常行政事務的處理中逐步形成的，然而卻與經濟活動高效、及時的要求相背離。
在經濟管理工作中，政府機構的這種工作方式，易導致低效率和滯後性等一系列問題，使政府調控行為喪失時效性。此外，雖然各國都把管理經濟作為政府的重要職能，且其重要性在不斷的提升，然而政府不可能把全部精力與財力都集中於經濟管理上。與經濟運行的持續性相比，其每次的調控行為必然是短期的和間接的，因此，政府首要關心的是調控的眼前效果，而對於調控行為長期的以及隱性的影響，政府卻沒有精力去評估。直到某項政策的負面影響集中發揮作用，政府才會反思其最初的正確性。這也成為「政府失靈」的一個重要原因。
⑨ 政府在解決道德風險上可以做什麼
可以從幼兒園抓起道德
⑩ 中國的政治風險狀況的初步評價
一、轉向政治暴力風險
傳統意義上的戰爭風險 (政治暴力風險) 指戰爭、內戰、恐怖行為等 , 如目前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的戰爭險就指投資所在國發生的戰爭、內戰、恐怖行為以及其他類似戰爭的行為。目前 , 中國企業在跨國經營中面臨的主要政治暴力風險已經不是傳統的戰爭與內亂風險 , 而是和平環境中貿易保護主義驅動的政治暴力風險 , 由於勞工權益問題引起的政治暴力風險也呈方興未艾之勢。在這些政治暴力風險的醞釀和爆發過程中 , 東道國某些政客和公眾人士的道德風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 , 自由市場經濟和普選民主的結合也提高了政治性風險。
(一) 貿易保護主義驅動的政治暴力風險有增無減
傳統的戰爭、內亂、恐怖行為風險主要存在於一些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 , 如西亞的伊拉克等國 , 南美洲的委內瑞拉 , 非洲的剛果等國 , 歐洲的前南斯拉夫國家、塞普勒斯 , 以及獨聯體的高加索地區 , 等等。無論是按照出口額還是按照投資額衡量 , 這些國家和地區目前都遠遠算不上是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重點。在 14 個存在較高上述傳統戰爭、內亂、恐怖行為風險的國家中 (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以色列、朝鮮、尼泊爾、塞普勒斯、民主剛果、塞爾維亞－黑山、克羅埃西亞、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馬其頓、喬治亞、委內瑞拉),2003 年 , 我國對其進出口貿易總額為 69.0648 億美元 , 僅占當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 (8512.0729 億美元) 的 0.8%；2004 年 1 月－7 月為 52.0480 億美元 , 僅占同期我國貨物貿易總額 (6231.1227 億美元)的 0.8%。在可預見的未來 , 這些存在較高傳統戰爭風險的國家和地區也不太可能成為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重點 , 因為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主要目標可以概括為拓展出口市場、獲取國內短缺資源、獲取先進技術 3 項 , 而現實乃至潛在的戰亂風險本身就降低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居民的收入 ,削弱了他們吸收中國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 最多隻能滿足中國企業跨國經營的第二項目標。因此 ,在目前和可預見的未來 , 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重點只能是不存在戰爭和內亂的發達國家、新興工業化經濟體 , 以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從西班牙埃爾切事件來看 ,這些國家並非不可能發生政治性暴力事件 , 從而導致我國企業、國民的資產和收入蒙受損失 , 但政治性暴力不太可能來自戰爭、內亂 , 恐怖主義行為歸根結底也只是極少數 , 主要可能來自國際化商業競爭中的失利者 (東道國廠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 採取的過激行為 , 而這種暴力行為從潛在風險轉化為現實 , 往往又離不開極右勢力的煽動組織。
以歐盟為例。擴大後的歐盟已成為我國最大單一貿易夥伴 , 但近年來歐洲各地反對外來移民、反對歐洲一體化和單一貨幣的極右政黨日益猖獗 , 德國的共和黨、義大利的社會運動和民族聯盟等政黨都繼承了法西斯衣缽 , 德國人民聯盟、法國國民陣線、義大利北方聯盟、比利時弗拉芒集團等極右政黨還取得了執政機會。在 2004 年 9 月 19 日揭曉的德國東部薩克森、勃蘭登堡兩州地方議會選舉中 , 國家民主黨、德國人民聯盟等極右政黨得票率顯著增長 , 贏得了左右地方政治的影響力。僅就極右政黨取得執政機會的德國、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 4 國而言 ,2003 年其對華貿易總額為 737.0359 億美元 , 相當於同年我國對上述 14 個存在傳統戰爭與內亂風險國家貿易總額的 10.7 倍 , 占當年我國貨物貿易總額 (8512.0729 億美元) 的 8.7%；2004 年 1月－7月為 529.6576 億美元 , 相當於同期我國對 14 個存在傳統戰爭與內亂風險國家貿易總額的 10.2 倍 , 占同期我國貨物貿易總額 (6231.1227 億美元) 的 8.5%。顯然 , 與傳統的戰爭與內亂風險相比 , 和平環境中貿易保護主義驅動的政治暴力風險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影響要大得多。
不僅部分歐盟國家 , 其它一些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政治暴力風險。澳大利亞是我國第九大貿易夥伴 , 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談判正在醞釀之中。然而 , 澳大利亞居民福利水平較高 , 其製造業競爭力遠遠低於中國同行 , 製造業利益集團正在極力阻止中國－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定談判 , 且白人種族主義政黨及其政見一度在該國政壇產生較大影響 , 在貿易自由化背景下不無痛苦的產業調整過程中 , 爆發針對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政治暴力行為幾率不可低估。
(二) 由於勞工權益問題引起的政治暴力風險方興未艾
勞工權益問題對我國社會穩定和企業經營管理有著潛在的至關重要的影響 ,但由於以下原因 , 這種潛在影響迄今尚未完全顯現：我國國民性情溫和；國內勞動力市場總體供過於求；現行幹部考核體制激勵政府官員在勞資糾紛中更加傾向於資方 ,且政府行動能力強大；……所有這些因素導致目前我國國內資方力量佔有較大優勢。也正因為如此 , 我國企業管理層缺乏在不同環境下處理勞工權益問題的經驗。但上述因素在許多國家並不具備 , 中國企業在跨國經營過程中 , 由於勞工權益問題引起政治暴力行為的風險較高 , 其中又以以下兩類項目的風險最為突出：
在一些法制不甚健全的發展中國家投資的資源開發型項目。目前和今後相當一段時期內 , 我國在海外的大型投資項目主要是採掘業項目 , 員工較多的企業發生工潮的幾率本來就相對較高 , 採掘業從業人員普遍性情剽悍 , 發生工潮的概率更高。首鋼秘魯鐵礦股份有限公司自建立不久便陷入勞資糾紛困擾 , 僅從 2004 年 6 月 1 日開始的罷工就令該公司直接損失 351 萬美元 , 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案例。
在一些平均收入水平高於中國並實現了民主化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的製造業投資項目 , 尤其是並購投資項目。之所以如此 , 首先是因為這類經濟體與中國的競爭關系比較明顯 , 工人更擔心生產向中國轉移而減少他們的就業機會。其次 ,工人擔心他們的收入水平降低。第三 , 這類國家實行民主體制不久 ,尚未形成類似歐美的成熟的社會各階層相互制衡機制 , 其國民行使民主權利的熱情高漲而履行義務的意識相對淡漠 , 容易形成極端的群體性行為。上海汽車工業集團總公司計劃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公司 , 雙龍工會就是最大障礙之一。
(三) 東道國某些政客、公眾人士和集團的道德風險日益突出
在貿易保護主義驅動的政治暴力風險醞釀和爆發過程中 , 東道國中央和地方政府某些機構、某些政客、公眾人士、集團的道德風險相當突出 , 惡性事件通常離不開他們的縱容乃至慫恿。在埃爾切事件中 , 最令人驚心的並非暴徒們的縱火行為 , 而是當地警察對這種嚴重犯罪行為袖手旁觀 , 埃爾切市一些頭面人物甚至公然為暴徒和瀆職的警察開脫。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沒有暴徒 , 治理良好的社會與治理不善的社會根本區別並不在於有無破壞秩序的行為和人 , 而是在於社會秩序維護者能否忠於職守 , 在於破壞秩序的行為能否在事前受到充分的預防 , 事後及時受到足夠力度的懲處。而在埃爾切事件中 , 埃爾切市當地警察、市長和西班牙製鞋業協會等人的道德風險令當地社會秩序盪然。上述人士之所以存在這樣的道德風險 , 除了心理和感情因素之外 , 更主要是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動機。
政治利益動機 , 即某些政客希望通過縱容乃至慫恿排斥外國商品、企業、勞工 , 或是索取過份的勞工待遇而撈取選票。這種道德風險隨政府層次和東道國政制而異。著眼於中央政府權位的全國性政客必須較多地考慮國家外交利益 , 地方性政客則無需顧及國家外交利益 , 因此 , 中央政府的道德風險低於地方政府。東道國地方政府這種道德風險水平的高低 , 在相當程度上又取決於東道國政制。其它條件相同 , 在實行地方自治的國家或地區 , 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性政客的手段相對較少也往往不夠強硬 , 地方性政客更重視當地民意 (無論這種民意是否理性或失之狹隘), 地方政府的道德風險水平較高；在地方政府首腦實行任命制的國家 , 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性政客的「烏紗帽效應」相對強硬 , 地方性政客盲目迎合當地民意的內在動機也相對較弱 , 地方政府的這種道德風險水平相應較低。俄羅斯劇變之後至今實行地方自治制度 , 地方領導人由當地居民選舉產生 , 地方領導人由此常常自恃民意基礎而與聯邦中央政府分庭抗禮。鑒於俄羅斯在別斯蘭人質慘案之後可望推行政治體制改革 , 地方領導人從選舉改為任命 , 這類地方政客與中央唱反調的政治性風險可望降低。
經濟利益動機。某些行業協會、商會組織和企業的頭面人物企圖藉助非正常手段狙擊中國商品和企業 , 維持乃至擴大其成員企業的銷售額、市場份額 , 或是取得某項資產。把持俄羅斯經濟命脈的寡頭多數依靠非正常手段發家 , 在俄羅斯政治和經濟秩序並未完全走上正軌的情況下 , 他們天然更傾向於繼續通過非正常手段低成本攫取經濟資源。在 2002 年 12 月斯拉夫石油公司拍賣案中 , 西伯利亞石油公司老闆阿布拉莫維奇、阿爾法集團 (控制秋明石油公司) 老闆弗里德曼兩大寡頭操縱輿論和國家杜馬立法迫使中石油退出 , 從而以 18.6 億美元獲得了這個估價逾 30 億美元的公司。
有志於跨國經營的中國企業應當注意的是 , 自上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 , 以蘇東劇變為標志 , 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和普選民主政治體制在西方國家的大力輸出下席捲眾多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 , 一時蔚為大觀。在一些學者筆下 , 自由市場和普選民主是私有產權和經濟繁榮的保障 , 但在實踐中 , 即使不考慮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多黨制過程中的全面內戰 , 對於跨國經營的企業 (尤其是依靠定居海外的商人開展跨國經營的企業) 而言 , 這一轉變的最大副作用便是提高了政治暴力風險。
二、蠶食式徵用風險日益突出
徵收風險即東道國政府對外資企業實行徵用、沒收或國有化的風險。在上世紀 60 - 70 年代 , 發展中國家一度掀起國有化高潮 , 當時徵收風險較為突出。80 年代以來 , 徵收風險大大降低 , 目前各國政府競相吸引國際投資 , 在大多數建立了正常政治秩序的國家 , 公開、直接的徵收風險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盡管如此 , 在中國企業跨國經營中 ,「蠶食式徵用」(creeping expropriation,又稱「間接徵用」) 風險依然存在 , 甚至有所上升。「蠶食式徵用」本意指東道國政府和外國投資者在投資合同中事先約定 , 外國投資者在一定年限內 , 按一定比例分期將其股份逐步轉讓給東道國政府或國民 , 使東道國方所持股份達到 51% 以上 , 甚至 100%。後來其內涵逐步豐富、發展 , 按經合組織開發援助委員會投資保證專門委員會《關於保護外國人財產的條約》第三條的注釋 , 蠶食式徵用具體指不適當的獨斷性徵稅、限制匯款、禁止解僱、拒絕批准進出口原材料 , 等等。美國眾議院有關材料則將蠶食式徵用定性為對外國投資者的歧視性待遇、外資政策的改變、強制國有化、借貸限制、僱傭外國人的限制、強制出口、價格統制 , 等等。總結蠶食式徵用各類具體行為 , 可以將其定義為東道國中央、地方政府並未公開宣布直接徵用企業的有形財產 , 而是以種種措施阻礙外國投資者有效控制、使用和處置本企業的財產 , 使得外國投資者作為股東的權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 或實際上被取消 , 從而構成事實上的徵用行為。我國企業、海外華商面臨的蠶食式徵用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 , 即作為貿易保護主義工具的蠶食式徵用、與腐敗動機結合的蠶食式徵用 , 以及東道國政策法規變動導致的蠶食式徵用。
(一) 作為貿易保護主義工具的蠶食式徵用
這種蠶食式徵用通常是由東道國政府有關部門以檢查偷漏稅、走私、衛生、安全條件為名 , 頻繁搜查外資企業 , 動輒處以高額罰款、額外課稅 , 干擾其正常生產經營 , 甚至以上述借口沒收外資企業貨物。俄羅斯政府有關部門動輒以華商對俄出口「灰色清關」問題為由沒收大批華商貨物 ,就是典型範例。在此次埃爾切事件之前 , 西班牙警察也曾突然搜查埃爾切華商的商店和倉庫 , 並用槍頂著華商的腦袋 , 頗有濫用暴力之嫌。由於東道國商業環境不規范、法制不健全 , 也由於某些海外華商貪圖小利 , 或過分倚重價格競爭策略 , 一些海外華商確實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 , 也給某些東道國政府部門提供了蠶食式徵用的借口。
(二) 與腐敗動機結合的蠶食式徵用
在一些法制不健全、官僚體系腐敗的國家 , 腐敗政府機構或腐敗官僚與私人資本結成的利益共同體慣於侵佔政府與社會公眾的資產藉以自肥 , 外國投資者同樣難以倖免。一旦與腐敗動機結合 , 蠶食式徵用風險就更加難以避免。如果東道國主流財團普遍依靠在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廉價掠奪國有資產發家 , 與腐敗動機結合的蠶食式徵用風險就比較高。
蠶食式徵用風險常常是貿易保護主義和腐敗動機結合的產物。政治劇變後的俄羅斯在透明度國際等組織的腐敗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當華商、中國商品在俄羅斯社會占據了一定地位之後 , 在前蘇聯解體的廢墟上逐漸恢復的俄羅斯輕工業希望排擠中國同行 , 警察部門則垂涎華商的財產 , 眼紅海關人員從中國貨物「灰色清關」中攫取的豐厚油水 , 貿易保護主義和腐敗合流 , 從上世紀 90 年代末起 , 俄羅斯警方查抄華商貨物的惡性事件屢屢發生：l998 年 , 莫斯科市擴東、兵營兩樓的中國貨物全部被查抄；2000 年－2001 年 , 俄羅斯發生查抄華商貨物事件上百起 , 被查抄貨物總值上億美元；在 2004 年 2 月 10 日的「埃米拉事件」中 ,俄羅斯警方劫走華商貨物總值高達 3000 萬美元。
(三) 東道國政策法規變動導致的蠶食式徵用
有時 , 由於東道國政策法規變動 , 外商不得不退出部分乃至全部投資股權。一來外商退出股權通常違背其本意；二來由於政策變動導致外商被迫集中在短時間內脫手股權 , 即使其資產能夠找到買主 , 在這種人為造成的買方市場上 , 賣主資產的市場價格也要大打折扣；因此 , 這也是一種蠶食式徵用風險。典型如卡達政府 2004 年調整對「睡眠擔保人」政策。卡達本國法律規定 , 除農業、製造業、衛生、教育、旅遊、當地礦產開發等行業外 , 所有盈利性活動都必須由卡達本國人參與或代理 , 欲從事盈利性活動的外籍人必須與卡達本國人按照 49% (外籍人) 對 51% (卡達人) 的股權比例成立合營公司。在實踐中 , 卡達政府、法院和居民多年來接受了一種變通做法 , 即企業帳面股權比例符合上述法律規定 , 實際上雙方達成私下協議 , 由外籍人士提供全部資金並獨立經營 , 充當名義多數股東的卡達人，公司僅作為擔保人收取固定的擔保費 , 號稱「睡眠擔保人」(sleeping sponsor)。2004 年 7 月 , 卡達政府頒布新法令 , 明文禁止這種做法 , 違規者可處以沒收財物、吊銷執照、罰款直至 1 年以內監禁 , 包括我國企業在內的大批外資企業由此面臨蠶食式徵用風險。
我國企業常常不能簡單地用撤離有關國家和地區的方式來規避上述各類蠶食式徵用風險 , 因為不少蠶食式徵用風險較高的國家對於我國保證資源供給具有重要意義 , 或者屬於我國企業西方競爭對手的空白區 , 我國企業往往有必要承受上述風險開拓這些國家的市場。
三、金融危機高發國轉移風險較高
匯兌限制風險 (轉移風險) 即東道國國際收支困難而實行外匯管制 , 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國投資者將本金、利潤和其它合法收入轉移到東道國境外。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 , 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沖擊下 , 大多數國家逐步開放了外匯管制 , 轉移風險相應大幅度降低。但由於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國際貨幣/金融危機頻繁爆發 , 發展中國家和某些轉軌國家的轉移風險仍然不可低估。近幾年中 , 新興市場就先後爆發了 1998 年俄羅斯危機、1999 年巴西雷亞爾危機、2001 年土耳其危機和 2002 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機。假如東道國不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 , 資本帳戶和國內資產市場開放較快、較徹底 , 且國內資產市場過熱 , 或外債負擔較重 , 這樣的國家爆發貨幣/金融危機的幾率就較高 , 轉移風險亦較大。
四、違約風險集中於發展中國家
即東道國政府違約 , 投資者無法或無法及時求助於司法或仲裁機關；或雖有裁決 , 但無法申請執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承保的政府違約指投資所在國政府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違反、不履行或者拒絕承認其出具、簽訂的與投資相關的特定擔保、保證或特許權協議等。這類風險通常出現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發展中國家和前蘇聯東歐轉軌國家。
五、延遲支付風險不可忽視
通常指主權債務違約風險 , 即由於東道國政府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 , 致使外商無法按時、足額收回到期債權本息和投資利潤。目前存在這一風險的主要是一些重債發展中國家 , 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是國際廣泛接受的清償手段 , 其政府在理論上可以開動印鈔機無限償還債務 , 所以外商在與主要發達國家中央政府的交易中通常不存在延遲支付風險 , 但外商與發達國家地方政府交易時則未必能夠高枕無憂 , 因為地方政府沒有貨幣發行權 , 完全有可能陷入財政破產 , 這方面實例並不少見 , 甚至紐約、慕尼黑等世界聞名的富庶城市政府也未能倖免。
六、第三國干預風險上升
第三國干預風險可以劃分為兩類 , 一類是第三國政府直接採取制裁措施的風險 , 這種風險目前主要來自美國 , 企業如果與伊朗、蘇丹、朝鮮等美國列舉的所謂「無賴國家」開展經貿往來 , 就有可能面臨這項風險 , 其潛在損失包括無法進入美國市場、不能在美國融資、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不得進入美國 , 等等。當初中石油籌備海外上市赴紐約路演時 , 美國一些政治勢力致函各大投資基金 , 以中石油在「邪惡國家」蘇丹開發石油為由要求基金經理們抵制中石油 , 並在美國國會提出了正式的議案。2004 年年初中石化集團參與競標伊朗油田時 , 也受到了美國的阻撓。企業如果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融資 , 或是對美國出口業務規模較大 , 或是從事戰略性資源開發業務 , 或是從事敏感產業 , 面臨的這項風險就較高。盡管美國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伯德法》受到了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抵制 , 但只要美國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不變 , 美國的這種行為就不會停止。未來歐盟也有可能借口「人權高於主權」而對別國企業實施這種威脅。
另一類第三國干預風險並非由第三國直接採取制裁行動 , 而是在第三國干預行為的壓力或引誘下 ,東道國政府違約的風險。由於日本參與 , 中俄石油管道工程方案多次反復 , 中石油在安大線上的前期投入全部落空 , 且損害了我國的能源戰略 , 就是這一風險的典型案例。
七、結束語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的增長 , 我國企業面臨的政治性風險也與日俱增 ,2004 年 9 月－10 月不到一個月時間內便爆發了埃爾切事件和巴基斯坦匪徒綁架中國工程師兩起惡性案件 , 就充分顯示了這一點。盡管我國已經建立了包括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多邊投資保護體系、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與海外投資保證的跨國經營政治性風險應對體系 , 但這個體系在爭端解決與賠付效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許多不如人意之處 , 未能有效覆蓋新的政治性風險更是其突出缺陷。因此 , 發展、完善我國政治性風險應對體系勢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