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的形成

⑴ 名詞解釋 法學體系

法學體系是由法學分支學科構成的具有內在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 法學體系是回一個由互不相同，但又有聯系答的分支學科構成的知識系統。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多種多樣的，因而研究社會的各種法律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法學所研究的范圍也就十分廣泛，從而形成若干分支學科。這些分支學科構成一個有機聯系的知識系統就是法學體系。

⑵ 古典自然法學的產生發展

西方的自然法學思想是怎樣興起的？

在西方數千年法律思想長河中，「自然法」這一名稱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時期、為不同目的而運用，它的命運也極盡曲折：既曾經被奉上神壇，當作絕對的真理，判斷現存法律（實在法）是非的終極標准，受到熱情的捍衛，或作為革命的旗號，這是從古希臘哲學、古羅馬法學、中世紀神學到啟蒙運動一段很長的故事；又曾被視為無稽之談，給與無情的嘲諷和猛烈的攻擊，被邊沁（J．Benthan,1748--1832）譏為「高燒時的胡說八道」，這主要是19世紀法律分析實證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之事。時間進入到20世紀，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學又開始了復興進程，特別在二戰以後達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觀念重新進入人心，占據了法學理論的重要地位，並極大地影響了法律實踐。

自然法學的歷史命運說明，只要人類還有自我反省的能力，還需要追問現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還試圖改革現狀以創造更美好的社會，就避不開自然法的問題。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沒有自然法，…很難說思想的歷史，因此也就是人類的歷史，究竟會朝哪一個方向發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話來說，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遠不能被熄滅。如果它被拒絕進入實在法的機體，它會象一個幽靈飄盪在房間的周圍，並威脅要變成一個吸血鬼吸取法律機體的血液。」[②]

縱觀從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義變遷，有一點始終不變的是：它與實在法相對，是高於實在法並對其進行約束的一些基本原則。因此本文將承認有高於實在法的基本原則（來源於神意、道德或人權等等）存在的法學思想，都稱為自然法學，以此作為討論自然法學思想興起的基礎。

一、古代的自然法學

當代自然法學的傳統基礎，主要是17、18世紀近代啟蒙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然法的觀念（被稱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來自於古代和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義顯然來自於古希臘人對大自然的理解，認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義的基礎。這是古希臘人對西方法律思想的傑出貢獻，代表人物為前期的智者、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後期的斯多葛主義者。古羅馬人的自然法觀念從斯多葛主義發展而來，強調自然法就是正義，是人定法（萬民法、市民法）之前發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給全人類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前期代表為西塞羅（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羅馬時期的著名法學家，後期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臘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來自於智者學派對「自然」的分析。幾乎所有的早期哲學家都以「論自然」作為他們著作的標題，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規律來解釋人類所處的環境和社會生活，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遠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認為，人人皆為圓顱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與人的差異只在於制度，是人為的法律造成這樣的後果。因此，現存的種族歧視、奴隸制及其法律均違反自然人性。阿爾基達馬（Alcidamas）斷言的：「大神令人類全部自由，自然從來不曾強迫誰當奴隸。」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約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則」，要求人類制定的法律服從神的法則。還有些智者相對比較消極，認為人不應被法律引向歧途，只應順應自己的本性沖動（自然）而行動，也就是不依人為的法律而行動，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動。可見，智者的這些批判現存法律制度，要求服從超越於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則的思想，是後世自然法的寶貴淵源。

之後，蘇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圖（Plato，約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確信存在著某些不變的標准支配著實在法，並斷言通過理性的運作，可以發現這些標准。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明確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認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變的法，高於內容變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據。

晚期希臘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學派，他們把人之自然規定為理性，認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國別或種族的人所具有的神聖理性是一樣的（平等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思想源頭）。因此他們認為存在一種基於理性的自然法，在整個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國家的法律，也不是個別立法者所制定或編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條例和習俗應遵循的准則。斯多葛派學者大多傾向於疏離於現存政治，追求順應自然，依理性和道德，過禁慾主義的生活。

通過斯多葛學派的後期人物與羅馬法學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傳入了羅馬，促進了羅馬法觀念的形成，並導致羅馬道德哲學的興起。西塞羅是古羅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對自然法學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使自然法理論發生了根本的變革，變哲學的自然法為法學的自然法，將法哲學世界觀，發展為法學世界觀」[③]。西塞羅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廢除的、永恆不變的，他說：「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種與自然相符合的正當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實用性並且是不變而永恆的……力圖變更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種惡，試圖廢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許的，而要想完全廢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候任何民族都必須尊守它；人類只有一個共同的主人和統治者，這就是上帝，因為它是這一法律的制定者、頒布者和執行法官。」[④] 在西塞羅看來，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個國家的法律或習慣中的內容都是正義的，完全非正義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質。因此，自然法高於一切國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萬民法）的唯一標准，人定法應以自然法為根據。

塞涅卡是羅馬後期的自然法學代表者，他對與政治制度有關的問題不感興趣，這是與西塞羅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對政治改革和法律創制有用的標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關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關系來協調社會。在塞涅卡看來，國家至多是一種必要的禍害，本身並不為善，人類應該尋求的是自然賦予的高尚道德和應有的勇氣，並藉助它安靜地忍受命運給予的一切。在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種解脫哲學和拯救哲學，並匯入到當時宗教運動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興起和傳播。而基督教，幾乎成了中世紀一切思想的基礎。

二、中世紀自然法

中世紀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學法律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學自然法學說，認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對上帝永恆法（神的理性的表現）的理解和參與，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通向永恆法的橋梁。

中世紀的自然法思想，基礎是奧古斯丁從原始基督教義發展而來的教會哲學。奧古斯丁區分了兩種價值共同體，即天上之城與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聖價值，後者追求世俗價值，後者是人性敗壞的產物。他認為，教會是上帝指派拯救人類的工具，國家和法律是為了對付人類墮落、依神意而產生的懲治罪犯和救濟罪犯的手段，因此國家必須服從教會，世俗法律必須服從上帝的永恆法。顯然，奧古斯丁用永恆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學派的「理性」。

托馬斯·阿奎那融合了奧古斯丁的神學法律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自然主義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經典的神學自然法學。阿奎那將法律按屬於神還是人，是理性還是具體文字表現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類：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類

理性
永恆法
自然法

文字表現
神法（聖經）
人法（實在法）

資料來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選》，馬清槐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6頁至108頁

在阿奎那看來，永恆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統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現出來就是《聖經》，在地位上高於人間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對上帝永恆法的理解，是「理性動物對永恆法的參與」，表現出來就是國家機關（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國家機關制定的法律（實在法）必須服從自然法，並最終服從永恆法。自然法通過對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獨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趨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還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內容可以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化，引發了相對自然法的萌芽，這是對以往自然法學思想的一種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學

17、18世紀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學，是對中世紀神學自然法學的決裂，意味著中世紀神學（神權）世界觀的終結和近代法學（法權）世界觀的誕生。古典自然法學家即啟蒙思想家們不再以神性作為自然法的基礎，而認為自然法是適用於自然狀態[⑤]的、可以從人的理性中推導出法律原則，在效力上這些原則高於實在法。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蘭的格勞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國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國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國的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盧梭（Rousseau，1712—1778）等。雖然他們對於自然法的論述並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觀點而言，認為自然法是與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聯系在一起的，是人類社會形成之前的自然狀態中通行的法則。人類能夠運用理性引伸出來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則，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適用上，啟蒙思想家是最為堅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實在法都要無情地加以廢除和改革。17、18世紀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論推動的。

古典自然法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後至英國清教革命前） 這一階段是歐洲從中世紀神學和封建主義中求解放的時期，重要標志是新教的興起、政治開明專制主義和經濟重商主義的出現。格勞修斯、霍布斯、斯賓諾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論，都屬於這一階段的自然法學。他們的理論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認為自然法得以實施的最終保障應從統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尋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樣，他認為人受自愛和自私的強烈推動，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種程度的惡意和侵略性；同時，又與格勞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尋求與別人聯合並在社會中過一種安靜、友善生活的傾向。從人性的二重性出發，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就具有兩個基本原則：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和不去擾亂社會秩序。兩個原則結合在一起，就是「每個人都應當積極地維護自己以使人類社會不受紛擾」[⑥]。普芬道夫認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種道德指南，主權者必須服從。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復仇者」，但當君主成了國家的真正敵人並使國家面臨實際危險時，個人和人民有權為了保衛自己和國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階段（17世紀40年代英國的清教革命至18世紀初） 這一階段的經濟、政治和哲學都以自由主義為標志，洛克和孟德斯鳩是這一時期自然法學的代表。洛克認為，在人類法律產生以前的自然狀態中，適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財產。」[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財產，應當歸還不屬於自己的財物，履行諾言，賠償因過錯造成的損害，懲罰應予懲罰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說法，在自然狀態下，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沒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執行判決的權力，因此人類以社會契約的形式，創立社會，建立國家權力機構，頒布明確的法律，以保障人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顯然，國家頒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為根據時才是公正的，它們的規定和解釋必須以自然法為根據」[⑧]。而且，他們贊成一種權力分立的方法來保護個人的自然權利，並反對政府對這些權利的不正當侵犯。這一階段的自然法思想，後來在美國思想界占據了優勢。

第三階段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時期） 這一時期是人民主權和民主的堅決信奉階段，最傑出的代表顯然是盧梭。在盧梭看來，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義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須由公意指導下的主權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來加以修改，「人民永遠可以做主改變自己的法律」[⑨]。盧梭堅信存在著個人的「自然權利」，根據這一點人們把他劃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盧梭崇尚至高無上的集體「公意」，又不主張採取預防主權者濫用權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惡意濫用而導向專制。這種思想，使他區別於洛克等人。這一階段的自然法理論主要流行於法國，並成為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基礎。

盡管近代啟蒙思想家們在自然法的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風的意見是，由人類理性建構出來的自然法，具有不證自明的、一貫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變的特性，是實在法的基礎，是衡量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這一思想，在那個時代特別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評論：「如果沒有自然法，恐怕不會有美國或法國的大革命，而且自由與平等的偉大理想，恐怕也無理由進入人們的心靈，再從而進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來的許多主張，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常識，如：（1）個人主義 即以個人為中心，崇尚個人優先於集體、個人是集體和社會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的理念。（2）人權 即個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平等、財產、安全、反抗壓迫等等。（3）法治主義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權力，源自法律，未經人民許可，不得行使強制權力，政府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些觀念，由此產生民主制度、立憲制度和三權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設。

四、自然法的衰落與復興

19世紀是古典自然法學衰落的時代，衰落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顛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現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類的迷信和偏見、推翻舊的不合理的制度的歷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許多主張已成為現實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數動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學在邏輯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證明的難題，如自然法確切的內容到底是什麼？怎樣證明自然權利的存在？分析實證主義和歷史學派在這些問題上向自然法理論發難，摧毀了它的先驗的哲學基礎，削弱了自然法理論的影響。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對不正義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還存在對現實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滿，要求改革和進步，自然法就不會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說，「時代越黑暗，則訴諸自然法和自然狀態便越加頻繁」[11]。19世紀末20世紀的初期，關於自然法的學說開始復興，被稱為「新自然法學」[12]，二戰後因學術界對二戰期間的法西斯主義的反思而得到進一步增強，並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因美國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的影響而達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將自然法的復興，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 19世紀末20世紀初至二戰

經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歷史法學等流派打擊而衰落的自然法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復興的跡象，其標志是新托馬斯主義法學[13]的出現和1910年法國法學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發表的論文《自然法的復興》。

自然法在這一時期的復興，至少有以下幾方面的因素：

（1）時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響下建立起來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為正統已經一個世紀，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進行改革。而分析實證主義強調對現有法律制度的進行邏輯分析，不作價值判斷，不能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夠的指導，它所標榜的確定性和科學性令渴望改革的人們感到不滿足，並懷疑它的權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審判時，並不單純是運用純粹邏輯推理將規則或判例適用於特定案件或情況，而是遇到了越來越多的沒有解決的問題，需要以高於實在法的原則為指導，對現成法條作靈活解釋或用道德原則和抽象理性來補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來輔助實際法律的不足，給予法院判決的自由權。

（3）法學學科的需要 自然法雖然在邏輯上有些困難，但是它對於法和道德的關系、法的價值、法的正義性等法學基礎問題的討論，能引導人們對法律問題作進一步思考並得到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一部分內容，法學作為一門學科是不完整的。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國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義大利的韋基奧（Vechio，1878—1970），德國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這時候的新自然法學，力量上和影響力上都不夠，法學中的主導學說仍是分析實證主義和社會學法學。

2、第二階段 二戰後至20世紀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西斯主義橫行，德國納粹在立法中，嚴重踐踏西方傳統的人權觀念和權力制約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與實證主義法學之間的聯系，引起人們的深深思考。強調法律應該具有絕對的價值准則、正義高於實在法的自然法學觀點，重新引起多數人的關注，這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

在反思過程中，有兩件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1）紐倫堡審判 對德國戰犯在紐倫堡進行的審判過程中，提出了軍事領導人在執行政治領導人的命令去殺人時，應不應該承擔責任的問題。審判結果表明，法官們認為在面對著明顯的謀殺和野蠻的犯罪時，執行命令的那些軍事領導人，必須服從更高的道德義務，上級命令不得作為免除被告責任的理由。這次審判被公認為是自然法理論的勝利，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敗。

（2）拉德勃魯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轉向 有時候，某個人的行動能對歷史發展起相當大的作用，拉德勃魯赫正是這樣的人。二戰後，他從實證主義法學（新康德主義）轉向自然法，震動了西方法學界，並引起廣泛的爭論，大大促進了新自然法學的發展。在二戰前，拉德勃魯赫堅信「實然」和「應然」的區分和價值的相對論，認為寧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亂。戰後，他指責實證主義鼓勵德國法學家站到了納粹暴行的一邊，承認在實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實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兩者發生沖突達到不可容忍時，實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這時人應該服從正義的自然法。

這一階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國的拉德勃魯赫外，還有法國的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時的達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國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馬里旦、達班持有的都是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神學主義的新自然法學在這一時期占據著主導地位，反映了二戰後人們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靈創傷和對世俗實證主義法學的失望，以及對超越和制約現實法律制度的神學法學的嚮往。

3、第三階段 20世紀60年代以後

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民權運動的時代，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民主權利的斗爭風起雲涌，並得到其他少數民族和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支持。1968年法國學生的示威活動和知識分子的抗議，美國60年代末開始的學生反越戰行動，以及婦女解放運動，這些運動使人對西方法律制度所據以建立的哲學基礎和價值觀念產生懷疑，激起學者們重新思考和探討法律制度的價值基礎。這一切，促進了新自然法學進入高潮，運動中心也從西歐大陸轉移到美國。

這一階段的新自然法學家，以美國學者為主，他們以富勒為領袖，以羅爾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為骨幹。英國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這一階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學家。

五、新自然法學對古典自然法學的改造

在堅持存在著某些基本原則高於實在法這一點上，新自然法學繼承了古典自然法學，但也與古典自然法學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尋求先驗和永恆的絕對基礎 古典自然法學自信理性能為自然法尋求某種永恆不變的（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先驗價值基礎，從某些絕對原則出發可以演繹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學不再相信絕對的先驗價值基礎，認為正義、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為自然法的基礎，自然法的內容可變。顯然，新自然法學的價值多元化和相對主義的色彩比較濃。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學已不再具有本體論的意義，而只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是用以判斷個人倫理或實在法的原則時的一種方法。

2、不再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學是啟蒙思想家反對黑暗的專制制度和不合時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顛覆一切現有法律制度的願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學不具有這樣的願望和能力，只是探尋現已比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的價值基礎，以及改良一些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原則。

3、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 新自然法學與社會法學、實證主義法學之間，不再處於嚴重的對立狀態，而出現了向另一方靠近、願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學說的修正形式的現象。實際上，新自然法學吸收了社會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許多成果和觀點，因而具有融合和綜合的傾向。如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學被稱為社會自然法學，達班的理論被稱為分析自然法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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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3頁，。

[②] 轉引自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頁，。

[③] 轉引自何勤華著：《西方法學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頁。

[④] 轉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頁。

[⑤]對自然狀態的看法，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顯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將自然狀態看得很壞，認為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有好有壞，人與人是平等自由的，雖然有自然法但沒有明確的法律和權力來維護秩序；盧梭則將自然狀態看得比較好，認為從自然狀態進入社會是人墮落的開始。

[⑥] 轉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第44頁

[⑦] [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6頁

[⑧] 同上洛克：《政府論》下篇，第10頁

[⑨] [法]盧梭著：《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73頁。

[⑩] 轉引自前引張文顯著：《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第48頁。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頁

[12] 「新自然法」學分為神學的（新托馬斯主義）和世俗的（非神學的）兩大類，前者在二戰剛結束一段時期佔了主導地位，後者在60年代以後成為新自然法學中的主流。

[13] 托馬斯指托馬斯·阿奎那，新托馬斯主義法學是指阿奎那神學基礎上的自然法理論的復興。

[14] 對於德沃金是否該歸屬於新自然法學派，理論界意見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認。這里將他歸為新自然法學派，是按照本文對自然法的定義和遵從我國多數學者的分類習慣。

註：原文為《西方法學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過西方怎麼會產生自然法學思想這樣的問題，因此我貼出該章節的一部分內容，雖然寫得比較淺薄，但可稍稍回答這個問題，並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⑶ 刑法學（2）形成性考核冊答案

王某,男,44歲,某醫院職工.王某得知其妻劉某有了婚外情後即懷恨在心,欲致其於死內地.2001年12月19日,王某制了容一個定時爆炸裝置.12冃21日上午,王某將爆炸裝置定好時間後謊稱要去登山遊玩,帶著劉某一起爬上了一座遊人雲集的山頭.中午12點左右.王某將用報紙包好放在塑料袋中偽裝成午餐的爆炸裝置讓劉某拿著,然應以上廁所為名離開劉某.12點30分左右,定吋爆炸裝置發生爆炸,劉某被炸身亡,劉某周圍的遊人一死三傷.王某被抓獲後主動交代,2000年2月因與吳某發生爭執而將吳某扎傷,經查屬實.吳某的傷為輕微傷.傷.

⑷ 西方法理學的形成與發展

法理學(Jurisprudence)是以整個法律現象的共同發展規律和共同性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的研究范圍十分廣泛，主要包括法律的起源、發展和消亡、法律的本質和作用、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的關系、法律的創制和實現、法律的價值等。

法理學不可簡單地被界定為「法律是什麼」這一問題回答的大全。如果法理學只有這一個核心任務，那麼2500年前的古希臘就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
廣義上講，法理學可以被界定為法律的智慧，或者對「法律事業」的性質和語境的理解。法理學的詞根應該是源於「juris」，意指法律或權利。另一個詞根「prudence」則指智慧。因而法理學可能是尋求法律的智慧，或者尋求對法律的明智理解的學問。根據富勒「使人們的行為服從歸制治理的事業」的法律格言和Beyleveled、Brownsword的用法，我們可以得出「法律事業」這一用語。
這種對於法理學任務的界定把問題的中心轉向了這里：我們不僅探求「這一事業是什麼」，以及「人們如何回答法律是什麼」，而且我們也在試圖弄清這些回答本身的含義。法律是一種爭議的態度？或形式?正統性（合法性）是一種思維方式？廣義的法理學理論不應僅僅局限於一個或者另一個法律觀念，而應該探求這種多樣性是如何形成的。
我們不能再局限於20年前中國法理學學者從前蘇聯學習而來的刻板的法理學教材的內容，法理學不是由：定義、特點、性質等等八股的條款構成的，她是一種法學的藝術，一種精巧的思維形式。
法理可以補充法律的不足，所以有些國家把法理作為最後適用的法源，即：法律無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有的西方國家法學者認為，當前法理有作為主要淵源的趨向；但也有的學者認為，法理本身並不具有法源的性質，只有依據法理所作的判決成為審理案件可以援引的判例時，才能成為法源。在社會主義法中，法理一般不作為法的淵源。蘇聯建國初期，由於社會主義法律還不完備，列寧曾宣布「在這種法令沒有或不完備時，應以社會主義的法律意識為指針」（《列寧全集》第29卷，第106頁）。中國司法實踐中，當遇有案件在法律上無明文規定時，一般以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制定的政策作為審判的依據。

⑸ 法律產生原因是什麼

法最早是一種習慣，當習慣久而久之深入人心，便成了習慣法，習慣法又版逐漸的為立法所確認權，成為制定法，也就是我們今天的法律。

法是伴隨著階級分化而逐漸形成的，生產力進步、階級分化等因素促進了國家的產生，而國家產生之後，就伴隨一系列的管理、統治的問題產生了，法就是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伴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的。法，在過去，起的作用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在當下，其作用是定紛止爭。

(5)法學的形成擴展閱讀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這些早期的法律對後世文明的影響力是很小的。

⑹ 馬克思主義法學是如何讓形成與發展的

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之前，有必要就西歐社會的法學理論發展史作一個簡要的回溯。一般認為，19世紀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古希臘－羅馬的法學理論、中世紀法學理論和17－18世紀的法學理論。 貫穿這些理論的基本觀念則是自然法觀念。

古希臘是自然法觀念的源頭。在許多古希臘思想家看來，萬事萬物都是有規則秩序的，社會之間、民族之間、個人之間的關系如同自然界一樣存在著先前已經確立的、不能違背的整合秩序。這個整合秩序或者叫做「自然法」，或者叫做「理性」。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來源，是判斷法律好壞的唯一標准。此後，這種自然法觀念為羅馬政治家、法學家所繼承，並把它用作法律發展及變革的工具，創造了前所未有、高度發達的羅馬法制度、概念和原則。古羅馬法學不僅為西方法律實踐活動提供了許多基本法律概念、法律原則、立法和司法的技術，而且還為西方法學奠定了基礎觀念：即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公平正義；世界上存在著一個理想的和絕對的完美法律，它是一切法律的基礎。

在中世紀，盡管自然法的內容由「神學世界觀」進行了改造，但是自然法的基本觀點仍然延續了下來。 在神學自然法的影響下，人們傾向於把法律看作是信仰的精髓。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在大約1220年出現的德意志第一部法律著作《薩克森明鏡》中，其作者曾寫下了這樣的句子：「上帝即法律本身，故他珍愛法律。」 人們不僅在思想觀念上將法與正義視同一物，而且，在最初的法學教育中也僅僅研究歐洲普遍適用的「共同法」——即羅馬法與教會法的混合體。盡管當時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地方法，但是這種羅馬法－教會法的混合體被視為是超越地方特殊利益、能夠作為正義典範的法律，學者們對其進行的研究持續了幾百年之久。

經歷了15世紀末發現新大陸、16世紀以來的宗教戰爭，17世紀的巴羅克時期是一個激盪的時代。在這一時期，科學的發展幫助人們擺脫了神學的束縛，激發了人對自身的信心，同時，在自然科學界占統治地位的理論思維——形而上學的自然觀——又鞏固了人們對永恆正義的自然法的信念。人們相信，即使不依賴信仰，僅僅依靠人的理性，也可以發現並理解自然法。「上帝不存在，自然法仍將存在。」宗教自然法逐漸被一種世俗的自然法理論所代替。根據這一自然法理論，自然法被認為是代表人類理性的、普遍合理的法。 因而，它又被稱作「理性主義自然法」或「古典自然法」。在古典自然法思想的引導下，學者們以探求「人類與生俱來的法」為業，提出「不要忘記，所有法的課程都是講授我們的天賦理性之課程」，「理性就是法的靈魂」等口號。他們仍然僅僅研究具有自然性、普遍性的法（如羅馬法），當時的各種形形色色的實在法制度仍然不是大學以及學者研究的對象。

自19世紀始，隨著西歐各民族國家的形成，自然法學說才開始遇到了兩大勁敵：一個是德國歷史法學派，另一個是英國分析法學派。前者一反自然法強調法的自然性、普遍性的傳統，轉而強調法的國民性、特殊性。後者則反對自然法的主張，認為實在法之外沒有超越性的理想法存在。這兩大法學流派的共同特徵在於強調經驗觀察，反對理性預設。其中，分析法學派的學者更是真誠地相信：法律就像物理學所研究的一個對象一樣，可以用度量、權衡和精確計算的方式來研究和分析。因此，必須放棄法的價值評析，也無需追問法的本質。法學的研究就應當從當下出發，來觀察本國實際存在的法。對於法學家而言，他們的任務就在於建立一門具有統一性、連貫性和一致性的自足的概念體系。除此之外，不僅法律的終極目標——公平正義不是法學家分內的研究課題，而且諸如社會科學的理論、觀點、材料等也都因為沒有「法」的意義而被排斥於法學之外。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甚至歷史法學也遭到了被排斥的厄運。因為歷史只是歷史學家（包括法制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學科，法學家對此不加過問。最後，法學研究終於成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家寡人」。

無論是自然法學務虛而非務實、道理有餘而物理不足的研究傳統，還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所堅持的法學理論「純粹性」的研究傾向，都漸漸難以適應19世紀後期的社會現實。在這一時期，西方社會的經濟、科技都得到了飛速發展，造就了資本集中、工業生產社會化的新形勢，也引發了各種激烈的社會問題。為適應形勢的需要，立法、司法活動開始走向廣泛、多樣，嚴格的概念法學以及法典式的法律體制都受到了極大的沖擊，社會學法學則在歐美國家應運而生。從整體上看，這一學派的突出特點是：它主張法律應被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看待，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從「法應該是什麼」出發進行法學研究，而應從「法實際是什麼」出發，採用觀察、調查和試驗等社會學研究方法來研究現實中各種法律現象與社會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內在聯系。在研究對象上，法社會學中主要圍繞「非國家的法」和「行動中的法」兩種「法」現象而展開。 其中，「非國家的法」是指，作為一種社會規范，法律並不限於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社會生活中實際通行的行為規范都具有法的屬性。「行動中的法」有兩種含義，一方面它指社會生活中的各種規則，即在現實生活中一切起著法的作用、執行著法的功能的「活法」，這一含義實際上與「非國家的法」的含義相同；另一方面它又指現實中的各種法律行為，用以區別於國家頒布的法律規則，即「書本中的法」，從而將法的概念的中心從「規則」轉移為「行為」，轉移為實際法律活動。總之，根據法社會學的理論，法律不是一整套封閉的、固定的規則或命令體系，而是開放的、運動的體制。

盡管西方社會的法社會學運動為適應其法律制度發生的變化而提出了許多學說，但是，它並沒有觸及資本主義國家法律實踐的深層問題。直到馬克思主義法學出現，法學研究的主題和思維方法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在19世紀中葉這一歷史時代，英國工業革命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現代化運動已經開始啟動；法國則通過政治大革命於1830年推翻了復辟王朝，確立並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在取得巨大勝利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問題：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人類社會向何處去，成為了19世紀中葉的時代課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

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述中，法律始終是他們所關注的一個焦點。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形成的早期，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盧梭、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人的法律思想的研究基礎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新理性批判主義法律思想。此後，在社會生活實踐的推動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又逐漸摒棄了新理性批判主義法律觀，而形成、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法律思想體系。一般認為，1844－1848年馬克思或他與恩格斯合著的一系列著作，如《神聖家族》（1845年）、《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年）、《哲學的貧困》（1847年）、《共產黨宣言》（1848年），是歷史唯物主義法學理論產生的標志，《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則標志著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的公開問世。1848－1870年是馬克思、恩格斯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驗證、運用和發展歷史唯物主義法律思想的時期。其中，馬克思、恩格斯參加1848年群眾革命斗爭的時期，是他們平生事業的突出的中心點。他們在這一階段所撰寫的論著，系統地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加以檢驗和補充，從而使它更為完善、更有生機。1852年下半年到1864年上半年，則是馬克思創作偉大科學巨著《資本論》的輝煌時期。1864年上半年至1870年初，馬克思、恩格斯作為第一國際的精神領袖，為該組織起草了許多文件，這些文件直接武裝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和群眾；同時，他們又在批判普魯東主義等幾種典型的、具有很大影響的反馬克思主義法律觀的過程中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1871－1883年，在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新經驗和抨擊機會主義思潮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深化了歷史唯物主義法學。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是馬克思於1871年撰寫的《法蘭西內戰》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回應普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拉薩爾主義挑戰的一系列論著。在馬克思生平的最後幾年裡，恩格斯作為主要執筆人，撰寫了《反杜林論》（1876－1878年）這部馬克思主義的網路全書，系統地回答了法、自由與客觀規律的相互關系等一些基本的法哲學問題。馬克思逝世以後，恩格斯著手考察了國家和法的歷史規律，並撰寫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以及其他一系列談論國家和法的問題的著作。1891年到1895年，恩格斯藉助書信的形式，全面地論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辨證關系，尤其著重闡明政治上層建築諸因素的反作用，從而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作了極其重要的補充和發展。 通過這些極為豐富的論著，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在法學領域引起了一場偉大革命。它對整個世界法學格局的變化和發展的影響，是任何一個法學派別都不可比擬的。

根據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法律不僅僅是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所主張的反映主權者意志的行為規范，也不僅僅是社會實證主義法學所主張的某種社會事實，當然也不僅僅是反映人們價值追求的文化現象。毋寧說，法律本身是一個復雜的機制：它是國家制定和認可，並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社會行為規范的總和；作為「社會—法律」網路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服務於經濟基礎；同時它又是一個「新的獨立的部門」，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把握這一論斷：首先，從表面上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法是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但是，它並不是「個人意志」的反映，也不是社會所有成員意志的反映。由於法只有通過一定的國家機關才能得以形成，因而它必然反映著掌握國家權力的階級即統治階級「被奉為法律」的意志。其次，就這種意志的內容而言，它總是滲透了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因為，「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始終是人類社會的深層結構，它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結構、政治結構、觀念結構等等。」 如果忽視了法對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依賴性，僅僅看到「一切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帶有政治形式」，就會產生一種「錯覺」，即「好象法律是以意志為基礎的，而且是以脫離現實基礎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 那種把法看作是「主權者大筆一揮就可以任意改變」的觀點只是一種一遇到現實世界就會徹底破滅的「幻想」。第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根本上決定著人的意向，這並不意味著人在歷史活動中僅僅是無所作為的傀儡。與只能消極適應環境的動物不同，人能夠通過實踐活動來創造所需的生活條件而獲得與自然的統一。因而人類進化不僅僅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與變異，還是歷史學意義上的延續和創新。 法律規范的形成與發展也不僅反映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還凝聚著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的獨立意志與主動精神，積累著人類社會世代連續中形成的思想資料。因此，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具有不容抹煞的繼承性。 另一方面，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作為人類實踐的創造物，法還具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的「特殊能力」。它不僅能夠鞏固並再生產構成法與政治以及其他意識形態形式的經濟形態，而且是生產力本身藉以繼續發展的機制。

從上述法的定義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具有極其獨特的內容。它的出現促使法學研究的主題走向更為深刻、更為廣闊的新層面：此時，法學研究已不能僅僅囿於形而上學的抽象思辨或者概念法學的規范分析，相反，它要求研究者必須從現實的生活經驗出發，「把法學的每一個概念、范疇和原理，都建立在豐富的實證材料之上。」 而且，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還不同於一般的、局限於經驗知識以及「可證實」范圍的社會實證主義法學理論，它不僅將法律現象放置到整個社會大系統中來加以考察，並且還通過法與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法與統治階級意志之間的內在關聯以及法的相對獨立性等方面來「統攝」法的本質屬性。在研究方法上，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基本方法是歷史的、辨證的唯物主義，在具體方法上則強調多樣化。具有上述特徵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對法學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支——比較法學的研究同樣有著重要的影響。

⑺ 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形成及其意義

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產生，開辟了法理學發展的新紀元。

2、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闡專述的法學原理既劃清了屬馬克思主義法理學與剝削階級法律學的本質區別，也構成了不斷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法理學的基礎，使人類的法理學從此在科學的基點上不斷向前推進。

3、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第一次科學的題回答了法的本體論問題，深刻的揭示了法的本質屬性。集中體現為：①揭示了法與階級的內在關系。在階級對立社會，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②揭示了法與國家的必然聯系。法是以國家意志形式表現出來的統治階級意志。③揭示了法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因果聯系，以及法與上層建築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

4、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戰法的價值論問題上作出了兩大貢獻：①重新確立了法的價值評價標准。馬克思主義法理學所確立的法律價值評價標准，包括人本主義標准、生產力標准、現實主義原則、歷史主義原則等。②重新詮釋了法律的目的價值。馬克思主義法理學對自由、秩序、正義③人權等法律的目的價值作出了科學的解釋，從而為這些目的價值的實現提供了理論基礎。

⑻ 西方歷史第一次形成獨立發的職業法學者階層是什麼時期

西方歷史第一次形成獨立發的職業法學者階層是在古羅馬時期。

衍生知識點——古羅馬法
古羅馬法是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開始，法學繁榮，盛極一時。主要表現為：
1.第一次形成職業法學家集團。
2.擁有全面的成文法體系，如《國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查士丁尼新律》。
3.高超的法的分類技術：公法與私法的理論劃分首度出現，私法理論體系得到極大發展。
4.西塞羅：古希臘哲學的羅馬傳人，自然法思想得以系統化。

⑼ 馬克思主義法學是如何形成與發展的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是人類思想史上的偉大革命，它第一次確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僅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指明正確的道路，而且為各門科學的發展提供銳利的武器。
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一百多年來，它指導無產階級的解放斗爭取得重大勝利，隨著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在進行深刻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同時，親身參加和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組織，指導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總結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歷史經驗，在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基礎上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在運用中必須同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列寧在世界歷史進入帝國主義的時代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各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在結合本國的革命與建設實踐不斷地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
馬克思主義哲學補充說明
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辨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唯物史觀。任何學科的發展都應當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思想，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活動中都應當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相關原理。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好更快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關系
一 代表團的問題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個問題：列寧和共產黨實際上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了哪些新原則？說列寧相信「創造性的革命」，而馬克思則比較傾向於等待經濟力最高度的發展，這樣說是否正確？
答：我認為列寧沒有給馬克思主義「補充」任何「新原則」，同樣列寧也沒有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一個「舊」原則。列寧始終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實最徹底的學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主義的原則為依據的。
但是列寧不僅僅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實行者，同時還是馬克思恩格斯學說的繼承者。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就是說，他適應發展的新條件，適應資本主義的新階段，適應帝國主義時代，向前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這就是說，列寧在階級斗爭的新條件下向前發展了馬克思的學說，他給馬克思主義總寶庫加進了某種比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內所能提供的更新的東西，而且列寧對馬克◎第610頁◎思主義寶庫的這種新貢獻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則為基礎的。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在下面幾個問題上列寧作了某種新貢獻，向前發展了馬克思的學說。
第一，關於壟斷資本主義問題，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新階段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中分析了資本主義的基礎。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壟斷前的資本主義統治時期，即資本主義平穩進化並向全球「和平」擴展的時期。
這個舊階段是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完結的，那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已經逝世了。顯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新條件，即由於資本主義新階段代替了舊階段、由於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即壟斷階段而產生的新條件，只能作一種推測。在帝國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平穩進化已經為資本主義的跳躍式的、劇變式的發展所代替，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經表現得特別厲害，在發展極不平衡的條件下，爭奪銷售市場和資本輸出市場的斗爭已經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勢力范圍的周期性的帝國主義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列寧的功績即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依據《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對帝國主義作了一個有根據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指出它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揭露了它的潰瘍以及它必然滅亡的條件。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產生了列寧的著名原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可能在個別的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第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第611頁◎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是用暴力推翻資本政權的方法，——這個基本思想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在於：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的經驗，發現了蘇維埃政權是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國家形式；
（二）他從無產階級同盟者問題著眼，闡明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公式，規定了無產階級專政是領導者無產階級和被領導者非無產階級被剝削群眾（農民等等）的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別著重指出這個事實：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中民主的最高類型，是代表多數人（被剝削者）利益的無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數人（剝削者）利益的資本主義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關於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在一個被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的國家裡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和方法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把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看作相當長的並充滿革命搏鬥和國內戰爭的時期，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在這個時期內採取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組織上的種種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會主義的新社會、沒有階級的社會、沒有國家的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的舊社會。列寧是完完全全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些基本原理為根據的。
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在於：
（一）他論證了在一個被帝國主義國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可能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只要這個國家不被周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所扼殺；
（二）他擬定了經濟政策的具體辦法（「新經濟政策」），使握有◎第612頁◎經濟命脈（工業、土地、運輸業、銀行等等）的無產階級能運用這些具體辦法把社會主義的工業同農業結合起來（「工業和農民經濟的結合」），從而把整個國民經濟引向社會主義；
（三）他擬定了通過合作社把基本農民群眾逐漸引上並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的具體辦法，而合作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用來改造小農經濟並以社會主義精神改造基本農民群眾的最強有力的手段。
第四，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基本要點。列寧在這方面的新貢獻，就在於他向前發展了這些要點，把它們擴展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嚴整體系，擴展為無產階級不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資本主義的事業中，並且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都對城鄉勞動群眾實行領導的嚴整體系。
大家知道，由於有列寧和列寧的黨，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才在俄國得到了巧妙的運用。這也是俄國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因。
從前的情況通常是這樣：在革命時期，工人在街壘里進行搏鬥，他們流了血，推翻了舊制度，而政權卻落到資產者的手裡，然後資產者又來壓迫和剝削工人。英國和法國的情形就是這樣。德國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們俄國的情形卻不同了。在我們這里，工人不僅僅是革命的突擊力量。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是革命的突擊力量，同時還力求成為領導者，成為城鄉所有被剝削群眾的政治領導者，把他們團結在自己周圍，使他們脫離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把資產階級孤立起來。俄國無產階級既然是被剝削群眾的領導者，它進行斗爭就是為了奪取政權並利用這個政權來謀取自身的利益，◎第613頁◎來反對資產階級，來反對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俄國革命每一次強有力的發動，無論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蘇維埃這個負有鎮壓資產階級使命的新政權機構的萌芽搬上舞台，來對抗資產階級議會這個負有鎮壓無產階級使命的舊政權機構。
在我們這里，資產階級曾經兩次企圖恢復資產階級議會，消滅蘇維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以前的預備議會（註：民主會議 於1917年9月14—22日（公歷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舉行。會議是由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領袖們召集的。參加會議的有各社會主義政黨、蘇維埃、工會、地方自治局、工商業界和軍隊中的妥協派代表。會上產生了臨時政府的諮議機關——預備議會（共和國臨時議會）。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想利用它來制止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使俄國從蘇維埃革命的道路轉到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道路上去。關於民主會議，參看列寧《論進行偽造的英雄和布爾什維克的錯誤》和《政論家札記》（《列寧全集》第26卷第26—34頁和第35—41頁）。——第252、614頁。）開會期間；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的立憲會議（註：立憲會議於1917年11—12月選舉，1918年1月5日（公歷18日）在彼得格勒召開。召開立憲會議是在反對沙皇專制的斗爭中得到廣泛傳播的口號，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的綱領包括了這項要求。1917年二月革命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但布爾什維克黨並沒有簡單地拋棄這個口號。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形式上把召開立憲會議作為它的主要任務，實際上卻百般拖延，始終沒有兌現。十月革命後，人民委員會於10月27日（公歷11月9日）批准立憲會議選舉日期。立憲會議選舉是按照臨時政府原來制定的條例進行的，其結果並沒有反映當時真正的政治力量對比。但為了揭穿立憲會議的反革命實質，布爾什維克黨仍決定召開立憲會議。會上，在立憲會議中佔多數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立憲民主黨人拒絕承認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關於政權轉歸蘇維埃的決議，並拒絕討論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布爾什維克黨團當即退出了立憲會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隨之退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18年1月6日（公歷19日）通過法令，解散了立憲會議。——第135、137、301、614頁。）開會期間，——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敗。為什麼呢？因為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經陷於孤立，千百萬勞動群眾已經認定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唯一領袖，而蘇維埃已經經受過群眾的檢驗和考驗，被群眾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權了；對無產階級來說，拿這個政權去換資產階級議會就等於自殺。所以無怪乎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在我們這里行不通。正因為如此，革命在俄國就產生了無產階級政權。
這就是實行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的結果。
第五，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

⑽ 法學產生的前提包括（多選題）

不一樣。

法學體系是法學作為一門學科，由法學的全部分支學科構成的統一整體。法律體系也稱法的體系或部門法律體系，通常指由一個國家現行的各個部門法構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法學課程體系在理論上目前尚缺比較明確的概括性的表述，一般是指以普高法學本科教學計劃中各法學課程組成的整體。
從法律發展史上說，是先有法律、而後才有法學，因此，法律體系應先於法學體系，法學課程體系是伴隨著法學體系的建立而產生的。

法律體系與法學體系：
首先，法學體系是學科體系，其范圍比法律體系大得多，如法學體系中有法理學、法哲學、法史學、法律心理學等內容，法律體系則沒有相應的部門法。其次，法學體系的學科以全世界為范圍，不受國別限制，如民法學必須以中外各民法為研究對象，具有跨國性。
法律體系是法學體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反過來，法學體系又可以推動法律的產生，補充和調整原有法律體系的內容和結構，法學對「法律體系」的研究，也會打亂原有的法律體系布局和結構。

法學課程體系與法律體系、法學體系：
法律體系的十個部門法，都應為法學課程體系所包含，但課程體系范圍更廣，如法理學、法史學法律體系就不能包括。法律體系限於一國，法學課程體系不限於一國，應設置國際法課程，其它應用法學課程如刑法學也兼顧外國刑法等。法學課程體系不同於法學體系。法學體系以學科為分支，法學課程體系以課程為分支，法學課程以課程為分支，法學課程體系以法學體系為前提和基礎，但是並非有多少門課程，學科數量遠遠多於課程數量，並且，課程名稱與學科的名稱也不完全一致。
參考資料：張 帆：《法學體系·法律體系·法學課程體系》，中國大學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