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林法學派

❶ 社會法學派的說法

法國A.孔德在西方法學著作中，常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社會學法學的早期代表英國社會學家H.斯賓塞認為社會和國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弱汰；法的任務只在於維護個人自由；每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樣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從事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L.貢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會中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法的原則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國社會學家G.塔爾德和美國社會學家L.F.沃德等人則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派創始人。19世紀末新功利主義法學的主要代表德國法學家R.von耶林和新黑格爾法學首創人J.柯勒，也被認為是早期社會法學派的首創人。耶林認為「法律是國家通過外部強制手段而加以保護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20世紀社會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利希、德國社會學家M.韋貝爾、法學家H.坎托羅維奇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等。與早期社會學法學家的主要區別是：他們不僅認為法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特別強調法的社會作用和效果；他們不是強調個人權利和自由，而是強調社會利益和社會調和；他們不是僅從人種學、生物學或心理學一個角度，而是綜合各門學科解釋法律現象。·····

❷ 魯道夫·馮·耶林的介紹

道夫‧馮‧耶林（Rudolf von Jhering），出生於1818年德國北部奧瑞希小鎮。先後在海德堡、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學接受法律教育，最後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844年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新功利主義（目的）法學派的創始人，1892年逝世。

❸ 耶林認為法律是什麼

他認為：從最廣義的角度看，法律乃是國家通過外部強制手段而加以保護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綜合。因此，它包括三個關鍵性的要素：對於強制力的依賴、規則和目的（或者社會生活條件）。

強制力：法律由帶有強制力的社會制定的規范所構成。因為國家在社會中是唯一的強制力擁有者，所以它是法律的唯一的來源。其它的有權制定自己的法律的組織，如教會，其權利的獲得或者是通過國家的明文授權，或者是通過國家的默許。將法律與倫理和道德區分開的標准在於，對它的承認和實現是通過國家的強制力達到的。通過主張國際法和公法中涉及統治者義務的部分，都是包含作為本質要素的強制力的法律，唯一的區別在於這些例子中的強制組織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阻礙，耶林將其法律強制力的觀點與它們諧調一致了。

規則：就像強制力是法律的外在方面一樣，規則是其內在的因素，它是人類行為之抽象的命令。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實踐類型的命題，因為它是對人類行為的指引。因此，它是一種規則，但是因為它與行為有關，所以它區別於所有其他的規則；因為它的有約束力和強制性特徵，它又區別於箴言。在倫理世界秩序中的抽象性命令是社會命令，因為它們的目的的主題是社會。這些命令包括法律、道德和倫理。在法律中，它們由國家定期制定，並由國家權力排他性地予以實現。法律的命令被指向受到強制力管理部分委託的國家機構。因此，像強制力一樣，規則是一種完全形式上的要素。

目的：耶林指出，規則和強制力都是形式要素，它們並沒有揭示出法律的內容。通過法律的概念，我們獲得了由社會中的法律所保護的目的。這一概念是無限多樣的，沒有一個通用的說法。法律不可能對於所有的時代、所有人的制定出相同的規定，它必須適應人們的情況、他們的文明程度，以及時代的需要。法律的標准並不是真理，真理是絕對的，而目的則是相對的。在所有人當中存在的某種法律原則與真理有相似性，但是將其稱為真理就像把人類文明的基本的生活籌劃（房子、街道、衣服、火與燈的使用，等等）稱作真理一樣。它們是確保某種目的實現的經驗的產物。科學可以將經受住歷史考驗的那些制度與只是臨時有用的制度區分開，但是經受住考驗的制度不過是有不經懷疑而適用的用處而已。

對於耶林來說，法律的存在是為了實現某種目的，即保護社會生活的條件。社會條件既包括物質存在的條件，也包括在一個人的判斷中賦予其生活真實價值的善和快樂。對於耶林而言，任何類型和所有可以發現的法律原則都可以簡化為對社會生活條件的保護。

社會生活條件或者社會存在的需要，按照對與其相關的法律的態度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1）超法律（extra-legal）；（2）混合法律；（3）純粹法律。超法律的生活條件屬於自然，它們被提供給人們，不論他們是否努力爭取。法律與他們無關。混合法律條件是專屬於人的，它們包括生命、繁殖、勞動力和貿易的維持，這是與其自我保存、性和攫取的本能相一致的。他們的安全
並不依賴於法律，但是依賴於自然，並且法律只有這三種本能失敗的例外情況下才提供援助。純粹的法律條件是那些完全依賴法律命令的，例如，還債或交稅的命令。

耶林認為，通過國家的法律的實現使得個人既追求公共利益，也追求自身的私人利益。因此，通過將某個人的利益與其他人利益的相聯系，他使得私人利益成為社會目的的一部分。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調合是通過社會運動的途徑達致的。通過自私和利他這兩種基本的動機，社會作用於個人。相應地，存在兩種社會運動的途徑：自我主義的和利他主義的。自我主義的途徑包括報酬與強制，利他主義的途徑則包括義務和愛的情感。

❹ 法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讀後感

法學到底是一門什麼樣的科學或學問？在我國的法學研究和法學教育雙重大躍進的今天，尤有檢討和追問的必要。為什麼我們的法學總被人指為「幼稚」？為什麼法學上的研究總難與其他學科進行一種實質性的對話與交流？為什麼實務人士與法學研究者總是互相鄙視？雖然置身於法學這個圈子，但我仍然不得不頗不情願地承認，我們的法學確實有太多的理由無法贏得別人的尊重。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迄今為之，我們對於投身於其中的法學本身，仍然缺乏足夠清晰和准確的認識。

最廣義上說，法學無非是與法律相關的一門學科，但此種界定實際上相當於什麼都沒說。在現代社會，在各學科存在廣泛交叉的今天，與法律相關者實在是數不勝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哲學、心理學、政策學甚至是醫學，無一不與法律密切相關。固然我們亦可將法社會學、法人類學、法哲學、法心理學、法經濟學、法政策學以及法醫學統統歸於某種廣義的法學，但實際上這些交叉學科無不是從其他學科的基本假設出發的，所運用的亦是其他學科固有的方法。似此，若以為法學即限於此，則所謂法學與其他學科的真正界限何在？法學觀察法律問題的獨特視角何在？法學真正的智慧性何在？法學的專門貢獻又何在？實際上，法學如果不能單單限於法解釋學（法教義學）的話，至少應當是以其為基本的。換言之，舍上述交叉學科仍可認為有獨立法學的存在，但舍法解釋學，則將無從發現真正的法學。這是因為，與上述形而上學（哲學）和各事實科學相比，真正能體現法學獨特立場和方法的只能是法解釋學。法解釋學是以承認一定的法秩序為基礎的，其獨特方法就在於，通過觀念（概念）的形成，將原本單純的價值判斷轉換為純粹的形式邏輯問題，從而尋求相對的客觀性和合理性。與各事實科學（行為科學）旨在通過觀察、試驗、統計、模型建構等方法來發現某種客觀的規律或趨勢，並因而具有證偽性相比，法解釋學顯然不同。與抽象地探討存在的本體或獲取客觀知識的方法的哲學，亦不相同。

不妨從法學史的角度來看。無須追溯到古希臘和羅馬，通常認為，現代法學產生於歐洲中世紀後期。其時，法學與神學、醫學並稱為三大學術，而法學之所以能從神學和哲學中獨立出來，實賴於所謂「實證法學派」的興起。此實證為分析實證，而非社會實證。換言之，即以對特定法秩序下的實在法進行分析注釋為其唯一任務。其後雖然過度形式化地發展成了所謂「概念法學」，因此受到隨後興起的「利益法學」、「價值法學」或自由法運動的抨擊，但利益法學並非是對概念法學的全盤推翻，而毋寧是對其呈現出來的過於僵化和機械進行的一種適度的調整和糾偏。時至今日，雖然所謂自然法又以新的形式卷土重來，但實證分析法學仍為主流的法律思想。這毋寧是由法律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決定的。

❺ 為權利而斗爭的內容簡介

耶林一生的思想正如他的作品一樣可以分成幾個階段：從歷史法學派的捍衛者，到概念法學的追隨者，再到利益法學的開拓者。耶林的法學作品中有三部特別引人注目：《羅馬法的精神》、《為權利而斗爭》和《法律目的論》，雖然它們並不一定稱的上耶林最著名的作品，但卻標志著耶林不同發展階段的思想。
《為權利而斗爭》是耶林在1872年春天在維也納那場獲得滿堂喝彩的告別常說而出現的。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從內容上，這部作品都介於《羅馬法精神》和此後的《法律目的論》之間。在從概念法學到利益法學之路上，《為權利而斗爭》在耶林法律理論發展過程中處於中間位置。該書一經出版，立即被譯成英、法、意、俄、日、匈牙利、希臘、荷蘭、羅馬尼亞、丹麥、捷克、波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等，迄今已有五十多個譯本，這部作品獲得的國際承認非同一般。
在這本書中耶林指出，所有的權利都面臨著被侵犯、被抑制的危險，因為權利人主張的利益常常與否定其利益主張的他人的利益相對抗。所以權利的前提就在於時刻准備著去主張權利，要實現權利，就必須時刻准備著為權利而斗爭。耶林在文中雄辯地批評了薩維尼所認為的「法的形成同語言的形成一樣，是在無意識之中，自發自然形成的，既無任何角逐，亦無任何斗爭」這一觀點。耶林的文字提醒我們，不要安穩地沉浸於所謂的「自生自發演進秩序」的幻景之中，而要去靠斗爭去爭取權利，去呼喚法律，在一個迷霧般的恐懼氛圍中，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斗爭的行列將是拯救自己從而也拯救他人的唯一途徑。「正義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權利的天平，另一隻手握有為主張權利而准備的寶劍。無天平的寶劍是赤裸裸的暴力，無寶劍的天平則意味著法的軟弱可欺。天平與寶劍相互依存，正義女神揮舞寶劍的力量與操作天平的技巧得以均衡之處，恰恰是健全的法律狀態之所在。」耶林認為：「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達到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識地製造的」，因此從國家的角度，國家權力應當確實地保障權利的實現，包括為權利創造長遠存在的良好環境以及為受損的權利提供有效的救濟。
在耶林看來，為權利而斗爭不僅僅是主張自己利益的任何一位市民的權利，他同時認為這是旨在為權利而斗爭的市民的一項義務。他認為人的生存不應該只是肉體的存在，還必須同時是精神的生存。為為權利而斗爭正是通過保護保護自己的權利而保護自己的精神的生存條件。「主張權利是精神上的自我保護的義務，完全放棄權利是精神上的自殺」
耶林對訴訟癖進行了熱情的謳歌。在他看來，一個農民為了主張哪怕是一寸土地的所有權而進行煩瑣的訴訟，哪怕是得不嘗試也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他們訴訟的目的並不在於微不足取的標的物，而是為了主張人格本身及其法感情（法感情是書中多次使用的一個詞語，意指權利的心理泉源）這一目的，與這一目的相比，訴訟帶來的一切犧牲和勞神對權利人而言，通通無足掛齒——目的補償了手段。就連夏洛克
也因為喊出了一句「我要法律」而成為一個「力量強大，威風凜凜」的男子漢，就因為「夏洛克主張個人權利急轉為涉及到了威尼斯的法律」。
耶林認為，一個人放棄自己的權利，從法律本身的規定來說並無不可。因為權利只是一種選擇的自由，當事人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選擇是為和平而放棄權利還是為權利而犧牲和平。但如果從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考察其社會影響，放棄權利的行為就是非常危險的，因為當這種行為成為一種社會普遍現象的時候，無疑是對非法行為的縱容和鼓勵，法律自身的權威將受到嚴重的挑戰，法律的功能將得不到發揮，社會秩序也就很難得到有力維護了。

❻ 耶林是哪個學派的

《法律中的目的》，《法律：實現目的的手段》，或者將德文直譯為《法律中的目的》——這就是耶林給他最後的偉大著作所定的題目。用這個標題，他宣布了一項原則，這項原則如果從來不是無效的——事實上，這項原則持續的運作是他的命題的主旨——，那它也從來沒有——或許曾被邊沁所維護——被如此明確地闡述過，並且它總是被法律人所遺忘，無論是那些普通法國家的還是那些或多或少繼承羅馬法的國家的。每一門藝術和科學都必須有其恰當的原則，憑借它它們才能發揮作用，並正當地反對來自外部的無理干涉，無論它是來自平常人的還是不相容的思想領域的。但是，每一特殊領域的工作者都太容易忘記，他們的分支只不過是生命與知識之樹的一個分支。任何人類活動從其他人類活動中的徹底分離遲早都將意味著衰退與消亡。或者，換句話說，不同領域的區分是勞動的分工，並且勞動的分工是社會合作的一種形式。遲早每一組勞動者都必須提供出它的工作的描述，並且必須從整個人類中尋求新的權威。法律已經在其中發現自身的隔離在我們的法學院與承當或容納類似藝術、人文或人文學科的院系之間的分離中是相互對應的。

現在介紹給講英語的世界的耶林的著作是否是法律哲學，或者他是否有資格被稱為哲學家，這是一個留給那些建構了法律哲學之定義——符合他們自己和其他人的要求——的人們的問題。這樣一個充分的定義可以在本系列的較早一卷中找到。[2]耶林本人對於他缺乏一般哲學之早期訓練表示了遺憾，假裝貶低它的近來的學校已經不得不按照他的話來做。但是，如果關於任何課題的最好的思想——並不單純是技術性的——都可以被稱為其哲學，那麼毫無疑問耶林是第一流的法律哲學家，是關於法律，德國所造就的自薩維尼以來最偉大的思想家。

耶林不僅僅是個法律哲學家。與他的大多數同胞相比，他更為清楚地把握住了法律與其他社會規則模式之間本質的區別，但是，他同時也看到了從其他社會因素中孤立出來的法律研究是不可能富有成效的。他對於法律之實證特徵的堅持基本上與奧斯丁的態度是一致的，但是他所關注的是功能的問題，而不是形式定義的問題；並且雖然他一直沒有失去與歷史方法和精神的聯系，但他最終的目標是我們習慣於稱為的審查性法理學（censorial jurisprudence），或者說立法的理論。甚至這對他來說只是社會功能之較大理論的一部分。因此，在他的第二卷中，他轉而避開法律，並開始進行道德與社會習慣和習俗的考量，甚至屈尊到對於交談和語言之意義的詳細討論。

耶林的理論對於說英語的國家的法律和社會思想的價值並不少於對他的祖國和歐洲大陸的。但是，它被構建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是以他的智力環境和他自己的成長過程為條件的，從中終其一生他都在解放自身。英語讀者往往傾向於認為，對於可能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項他沒有必要一再重復，或者以不成比例的時間來處理。這部分地歸因於從來不能被令人滿意的建構的徹底性，除非基礎已被完全檢測過；部分地歸因於對於細節的強烈興趣，對它甚至以犧牲形式和體系為代價；但是，很多時候也歸因於他對教條提出了抗議的事實，從這一教條中他只有下大力氣才能解放自己，並且他從來沒有感覺到掌握和壓力。

因此，在比較德國的法律發展中採用的不同課程時，對比普通法國家的可能是有價值的。

在英國，王室法院的法律並不是大學研究的對象。我們能夠到處追蹤到中世紀的邏輯對於法律概念之形成的影響，我們可以到處發現自然法則的參考對於支持以自己方式行事之論證的幫助，但是坦白地說，我們的法律——就其一般意義而言——的大部分仍然是非學術性的。在此，存在著巨大的收益。如果我們喪失了民法研究賦予的方法的優勢，我們就保留了舊瓶裝新酒的危險，我們就避免了引進了與事實關系不大的學說。王室法院和會所的假設案例討論會和讀會（the Moots and Readings of the Inns）是英美法律人的大學——如果我們想到一般文化，它或許是范圍狹小的學校，但是，它也是每時每刻都與實踐和生活相接觸的學校。或許存在著形式主義、擬制和人為；但是通過這些並且藉助這些，人們的需求實現了。耶林的命題或許已經一再被我們自己的法律所闡明了。在許多其他因素模糊不清的發展中，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對於禁止限制繼承的地產權所給出的形式推理是無法令人滿意的；而關於發揮作用的目的則是毋庸置疑的。約因學說（the doctrine of consideration）如何被採納仍然是討論和研究中的問題，但是非正式協議的可執行性則是對實踐需要的一個讓步，並且人們或許懷疑，實踐的要求在對付約因缺乏時擴展可執行性的拒絕上最為重要。如果我們追問，為什麼我們的法院找出《用益法》（the Statute of Uses）的漏洞，真正的答案並不是說一種使用權不能被另一種使用權所產生（這甚至在形式上也不是全部的真相），而是說英國人沒有用益和信託就不能生活。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並不是所有的都與普通法相處融洽。它可以開辟新的天地；它仍然可以處於體現了商人法（the Law Merchant）之大部分的十八世紀；但是它不可以否認曾經被接受的。[3]刑法、證據法、不動產法和夫妻法的最為糟糕的部分被不可改變地確定下來了。法律顯示它自身與現代生活的需要之不適應越多，它的捍衛者將其視為理性之完美的傾向也就越明顯。17世紀對於挽救了英國之自由的形式主義的拖欠的債務，已經被18世紀的自滿以高額的代價償還了。它需要邊沁這樣的天才來使人們再次認識到，法律是為人制定的，而非人為法律。自從他的時代以來，立法一直足夠積極，並且他所抗議的弊病的大部分已經被祛除或緩解了。但是，在法律與共同體的生活之間的脫離所造就的大量不幸仍然存在。不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規則和判別仍然苟延殘喘，只要它們曾經存在過。法律仍然是非常深奧的學問。立法改革已經使得它更具適用性，但是並非對門外漢更為清晰，律師與法官時常沉浸在具體案件的細節之中，很少有時間去想想法律存在的更為廣泛的目的。公共政策已經被正確地描述成一匹未馴服的野馬：但是有些時候實在沒有其他的；並且悲哀的是沒有受過訓練的騎手。

德國法律發展的過程一直是極為不同的。只有最為朦朧的政治統一體，沒有共同的立法機關，沒有共同的司法體系，只有通過羅馬法的繼受才在其地方法的發展中保持了完整的多樣性。因此，學術性的法律，大學中的法律教學變成了德國的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本土的和地方的法律，並進一步介入到那些地方法保持沉默的地方。

它所遵循的是，可以發展法律的場閾在於大學而非法院：「精通法律」的人是教授或寫作者，而不是法官和律師，前者階層對它的影響是我們這些在法官立法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人很難理解的。這些情況有著在其他自由研究中維護法律並通過與它們相聯系發展法律的優勢；但是，它們削弱了它對於實際需要的及時滿足，並阻礙了在法律與道德和政治科學的原則之間劃出清楚的界線。羅馬法律文本大部分是不能適用於現代情況的；但是，它被假設為潛在於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原則中的正確解釋可以在它們中被找到。然而，一方面，按照現代用法看來，18世紀的「自然法」或「自然權利」體系主要是一個最終來自於羅馬法的原則的一般表述，但是這種將它們與先驗理論的結果相適應的渴求中，往往伴隨著對文本的篡改和歪曲。18世紀末19世紀初哲學的激變動搖了自然權利學說的基礎，學術的和歷史的研究的精神——在法律領域薩維尼是最主要的代表——堅持文本的如實解釋，從長遠來說，這必然與它們對於現代生活的適應性不相符合。

德國歷史學派的典型學說——法律是由有點神秘地構想的民族意志決定的產物——對於考察法典編纂和立法的計劃產生了立即的效果。法律的成長被視為一種類似於自然過程的事物，其中立法者不能也不應該予以干涉；對它而言最可能被允許的就是對於現存慣例和習俗之體現的民族意志給出更為清晰的表述，或者在細節上進行矯正。文明世界對於歷史學派欠下了一項巨大的債務，因為它為傑出的和耐心的調查提供了幫助，並且它在德國和其他地方繼續的偏愛的學說已經降到了地面上：德國更有理由為它防止過早的法典編纂而表示感謝。但是，它的法律概念必定在實際結果上是無效的，首先是因為它處於民眾參與制定和適用法律處於最低限度的國家之中。對於所有的實際目的，公眾意志不得不被視為屬於立法者、法官和有學問的法律人（首先是後者）的，只有在他們那裡才能找到有意識地表達。無疑，通過奠定於民族個性上的重要性，歷史學派刺激了德國法律的古代習俗的調查，並支持了本土法之重建和復興的夢想；這一趨勢在現代帝國法典中有著重要的實際效果。但是為了眼前的目的，不得不再次依賴羅馬法的文本。在所有現代學術資源的幫助下，它們受到了嚴格的審查：主要的概念在它們中被發現，並且推論必須以嚴格的邏輯從這些概念中推導出來。概念必須是合理的，如果不是要考慮實際的需要，至少要考慮法律哲學的要求；它們也必須與文本相一致。這一工作具有非凡的敏銳性、獨創性和辛勞性，並帶來了最為豐碩的成果；毋庸置疑，沒有薩維尼與他的追隨者的工作，現代德國的帝國法典將是不可能的。

但是沒有耶林，它同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所反叛的這個方法從根本上是不健全的。它只能通過某種類似善意的欺騙的東西起作用。雖然自然權利被拋棄了，但是必定存在對類似自然權利學派的傳統做法的回歸。根本概念必須具有它自身所必需的說服力，並且它必須是當前的文本，或者至少是文本暗含的，或者與文本相一致的。無意的欺騙是不可避免的；你必須將你的法律概念放進你想要得出它的結果之中；你必須將非自然的意義放在文本之上，以使它與概念相一致。最糟糕的是，在渴求滿足哲學和學說的要求時，實際的考量被忘記或故意忽略了。「法律」，薩維尼的得意弟子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Hollweg）說，「是純粹科學的對象，純粹科學是決不關注適用或適用性的問題的」。[4]在當下這部著作中，耶林有理由排斥普赫塔關於立法者可以剝奪習慣法在法院的執行性，但不能剝奪其作為法律的性質的學說。當英語法律人了解到普赫塔關於代理人原則的部分無遺囑和真正代表權的絕對不可想像的原則問題的斷言[5]時，他們在理解耶林在其他地方對普赫塔之「概念法學」（Begriffjurisprudenz）的冷嘲熱諷便是沒有任何困難的。

耶林自己也是在這樣的學派中成長起來的，他在致力於他的《羅馬法的精神》（Geist des romischen Rechts）的第一部分時，就與他的老師普赫塔分道揚鑣了。（如他所理解的）它是一件必須將羅馬法作為現行法來處理的事，另一種則在其歷史發展中來理解它；它的方法以及它的歷史對於所有時代都是有價值的，但是羅馬法的規則並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通過羅馬法但要超越它」（through Roman Law but beyond it）是在他的眼中所總結的羅馬法對於現代世界之意義的訓言。因此，他的觀點更多地指向了當下與未來。《羅馬法的精神》沒有完成。隨著工作的進行，他越來越感受到他的計劃強加給他當前腦海中的思想話語以束縛。在《羅馬法的精神》最後一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分部）中，他對於將法律處理為邏輯類型體系的拒斥，以及他的目的作為法律中的決定因素的觀念——「受保護的利益」作為法律權利之本質——開始引人關注。但是，他不能再滿足於在古代法的批判之偽裝下來闡明基本的學說。

因此，他開始寫作《法律中的目的》，公正地說，這是一部將德國法律思想從《學說匯纂》（Digest）和哲學體系之篡奪的鐐銬中解放出來的著作。數不清的永恆價值已經在那些嚴厲的監工之下被完成了：只是為了他們，耶林的著作本身是不可能被完成的。但是，回歸當前的現實，並撤銷薩維尼置於立法中之禁止的時刻到來了。

關於耶林的學說對社會科學研究者和那些關心社會和法律問題的人們——無論是作為思想家還是實踐者——的意義是無須贅述的。他對於「概念法學」與作為法律和立法理論中之最後語詞的羅馬法的「書面理性」（written reason）的拒絕，使得他拋棄了19世紀早期和中期的個人主義，並且他奠定社會效用的重點為「集體主義」——在廣義上使用，戴雪教授（Professor Dicey）[6]曾這樣用過——提供了一種動力和理由，這種集體主義已經成為我們自己的時代的最為典型的趨勢，並且是一種尚未失去效力的力量。這就是耶林的學說所產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和直接的後果。無論如何，它是他為我們自己的時代所得出的實際結論，並且無論我們是否接受，它至少是耶林預見到這一趨勢之緊迫性的功勞，在他寫作的時候，這一趨勢僅僅開始為人所知。對於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對於當前的需要，這一「集體主義的」趨勢是合理的，它的危險性往往不應被畏懼和誇大。但是，在我看來，通過將耶林的學說與邊沁的相比較，似乎由耶林所構想的社會效用原則並不是與個人之主張的應得評價不一致的，並且實際上是為其所需要的，而邊沁的學說也能夠改造為徹底的專制主義來使用。

但在轉向這一比較之前，我想先把注意力放在由耶林的主要立場而來的更為普遍的類型的某些實際考量上。

一方面，作為由目的決定的法律的概念將會加強我們對於法律的尊重和信賴。我們應當相信，在大多數情況下它保持著其力量，因為它對於人類需要的最為共同的措施施加了影響。我們應當准備著在共同基礎上滿足改革或革命的需要。我們不應該將我們的法律描述為不容違反、不可改變的原則的封閉體系；我們不應該將它塑造為完美的理性作品。與此相反，我們應當承認人類制度必須滿足人類需求的主張。不過，我們有信心斷言，這一主張在法律制定中從未被完全無視過。我們應當依賴一項強有力的推定，至少在其主要輪廓上，我們的法律適合並已經適合那些需求。在顯著之惡被指出來作為立即法律改革之要求的地方，我們應該追問法律未曾被考慮到是否是確定的，拒絕善好理由的干預將會損害到更高的和更為廣泛的需要。只有以這種方式，現行法律秩序才能預防草率的主張，不論它是奠基於利己主義還是同情心之上的。

另一方面，我們不應該反對對此類主張的任何置若罔聞。如果我們放棄——因為我相信我們必然這樣做——任何實證法律體系都不應無視於其影響的特定機制意義上的自然權利的概念，我們將不能創立任何神聖的並免於批評和攻擊的法律規則。因為如果對法律之目的特性的信賴是樂觀主義的一種理由，那麼這就是無批判的樂觀主義；法律在任何時候都能完全成功地滿足它所服務的目的，這並不是耶林的學說，並且對於法律人和立法者的理性有限性，它也是沒有答案的。其次，如果在任何時刻法律都必須要顧及目的，那麼這樣的法律肯定會是不可能的。法律的目的體現於必須獨立發展的法律概念之中，它們不能在每一個環節都被要求來符合特殊的需要。否則，體系性和確定性將會是無法實現的。但是，這一法律的自治性——如果僅僅因為邏輯的過剩或不足——將導致法律與生活需要之間的分歧，這是不時地需要矯正的。此外，在共同體中一時是這個階級，一時是那個階級占優勢，這導致了與獲得或尋求政治權力的其他階級之利益不一致的目的的提升。最後，無論是經濟條件還是觀念和理想的變化都會帶來對於法律——在其他物質的或道德的條件下——不能充分滿足的目的的新啟示。因此，如果法律在根本上被質疑不能滿足或不能再滿足人類的需要，那麼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拒絕屈從於任何批判，即使是其最為根本的原則；它只能堅持這一質疑應有將有力地證據。究竟這一變化能夠或應該由司法判決或法律理論實現多少，並且立法者的介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需要，這是一個在法律領域中因關於先例之約束力、制定法特徵以及司法解釋之廣義或狹義自由不同而不同的問題。在德國法學家中，耶林是獨自，或者說幾乎是獨自表示了對於邊沁著作的欽佩的；在他們的天才品性、深刻但並非無條件的樂觀主義、對於自然權利學說的厭惡，以及保持與生活事實之聯系的決心上，兩個人有著許多的共同點。他們兩個都對那些看起來很迂腐的觀念表現出探究性的特質，邊沁是在其為了標示區別而進行的詳細分類和對於創造語詞的愛好中，耶林則是在通過了解其來源而揭示語詞的內在意義之可能性的更為天真的信念中。但是，這些僅僅表面的格調。在根本上，兩者都強調了其法律之功能的概念。

但是，耶林擁有兩項很大的優勢。首先，邊沁的非歷史的意嚮往往使他只看到過去與當下的愚蠢和不公正的記錄，並使得他認為，通過功利原則的識別與應用，一個新的天堂和一個新的世界是可以被創造出來的。雖然注意到了歷史學派的片面性，但是耶林卻充滿了歷史的精神，並且他認為功利原則在人類事務中一直是發揮著作用的，雖然是無意識的。其次，邊沁因其功利性質的特定的和站不住腳的理論而妨害了其學說，這一理論認為，人類活動的唯一目的最終訴諸於快樂的追求和痛苦的避免，並且自稱要建立一個關於快樂與痛苦之總合的計演算法，這應該為倫理和立法提供一項標准。

這正是阻礙邊沁在德國哲學界獲得承認的最為重要的原因。賦予他在英格蘭和講英語的世界中的影響力的並不是他的快樂主義，而是他對於目的的敏銳認知，這一認知是理性人渴望其實行的，並且是為了落實改革所必然實行的。它不需要一項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理論來說服人們，在刑法中、證據的合理規則中、從對合同之陳舊限制中解放出來的人們將進一步渴求目的。痛苦與快樂的計演算法是一種人們可能接受或是拒絕的，但在改革的價值中沒有什麼區別的上層建築，只要他們把握住了法律是他們的僕人而不是他們的主人這一思想。耶林拒絕快樂主義和幸福主義；因為他認為人類性質拒絕它們；並且他發現在確定相互競爭的目的之優先性時，並不存在像邊沁的計演算法那樣的捷徑。

我們必須記住，這本書只是個片斷，並且他從來沒有想要回答「什麼是目的？」這一問題（在第四章末尾表明）。但是如果他已經這樣做了，那就意味著這一問題的答案已經作為目的的概念形式而不是其內容被確定了。事實是，為了對作為普遍有效的目的之優先性設定出一個次序，我們將會回歸某種極為類似「自然權利」的事物；就像邊沁的最大幸福原則那樣，它確實不自覺地逆轉向了那一學說。通過參考某些其它標准，我們不能衡量目的的價值，並且因此，對於這一標準的尋求是虛幻的。我們所能要求的只是這樣一種概念，即它們的相互關系將會與人之道德意識相一致。這一人們之間不相同的意識或許提出一項倫理理論的問題；但是就個人的實際生活，甚至更就立法者的任務而言，這一一致要遠遠比分歧更重要。

在某種意義上，邊沁是個個人主義者，而耶林的概念是一種社會效用。對於邊沁而言，所有目的都是個人的快樂與痛苦：社會不過是個人的總和，並且功利只是取決於他們的快樂與痛苦的總和。確實如我們所知，耶林的著作如此關注社會對於個人本位動機之利用的展示，並且在個人與社會之間估價的平衡顯示了個人對其偏好的滿足的平衡，人們或許會獲得這樣的印象，實際上他的社會效用只不過是個人功利的總和。確實，他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明確指出這一概念，但是他在第二卷對於邊沁的批判使我認識到，他已經拒絕了這一結論。他在那裡所說的愛國主義看起來是與他僅僅將愛國主義作為許多當前或未來的個人之福利中的一種利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此外，邊沁作為一名個人主義者，比在實踐的意義上更是惡名昭彰的，因為他認為取消限制會極大增加人類的幸福，包括了財富分配的高度平等。耶林並沒有這種確信。確實，他正確地贊賞了合同和財產作為社會機制之杠桿的價值，但是，他拒絕承認僅僅因其是不受某些具體缺陷影響的合同，就認為每一個合同都有強制力的進路：他贊同基爾特的規章與干涉者的壓制；他明確指出，財產權是建立在社會效用之上，並且必須為社會效用考量而讓路的。這是個原則之應用，而不是原則本身上的差異，並且邊沁對於財產和財產繼承權之限制的信賴的觀點表明，他並不是個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然而，為了實踐的目的，邊沁的直接影響力主要在19世紀早期的個人主義，而耶林則可能會被完全視為標志這個世紀結束的集體主義的先驅。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情況恰恰相反。一旦對邊沁主義者（the Benthamite）而言，他的個人主義所依據的經濟假說是不完善的，並且為了實際政治的目的，個人主義便崩潰了。如果無限的合同自由並不能造就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實際的物質福祉會作為主要的考慮因素），如果很有可能這一幸福能夠通過調控與干預而提升，那麼邊沁的功利主義不僅許可，而且要求個人主義應該為最具有可行性的集體主義讓路。戴雪教授已經正確地注意到了集體主義對邊沁所欠下的債務。[7]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耶林會贊成現代立法在這一方向上的一般趨勢，並且可能已經承認了它的大部分細節。

很明顯，他贊同這一大范圍的讓渡活動，首先，從個人到自決的社會，然後再從社會到國家。他並未對國家活動的增加設定任何的限制。此外，從他在第八章對於馮·洪堡（von Humboldt）和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的批判中可以明確看出，他無法界定一個在其中國家干預是非法的個人自由的領域。但同樣明確地是，他並未得出這樣的草率結論，認為在社會效用的主張面前，所有個人的權利在最終訴諸上都必須消失。相反，他承認國家權力之限制和法律作為個人自由之保障的問題是個現實問題，這阻擋了他的道路並且是他所不能完全解決的。他不能解決它，也就是說，在自然權利的支持者聲稱找到了任何時期任何情況下都是善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和方案的意義上，他是不能解決它的。並且，他堅持在這一意義上該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它就是他所說的「永遠流變」（ever fluid）的問題，是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都會獲得不同答案的問題，這看起來是正確的。但是，承認存在問題是對在自然權利學說中值得保留的價值的一種讓步，即它堅持個人的現實和價值。盡管他拒絕了將法律和社會僅僅作為派生物的努力，但同時，他明確指出了將社會作為唯一現實的某種趨向。邊沁的學說——一方面否定自然權利，另一方面則將社會機制僅作為提高幸福感受之總和的工具，對於個人這一感覺的存儲沒有價值；例如，它沒有回答多數壓迫少數的主張的問題，如果一旦多數人對幸福的增加的滿足凌駕於被壓迫者的痛苦量之上的。

據說，耶林通過他的理論性的功利主義，保留了作為實踐的理想主義者的身份。這一說法正確地強調了他的社會哲學的兩個方面；但是，它不應該誤導我們，使我們認為在兩者之間存在不一致。柏拉圖既是個功利主義者，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例子應該告誡我們要反對將功利主義與享樂主義混淆在一起。在其真正意義上，功利主義不過是對於將人類活動的任何部分隔離並認為他與其結果相分離的拒絕，是對於最終理想可以是彼此無關或敵對的信念的拒絕。正是通過他對於這一真理的堅持，耶林的著作已經並將繼續在深化法律與法律科學的發展中發揮最大的作用，並將它們帶進與人類活動的其他部門與知識的正確關系之中。

❼ 魯道夫·馮·耶林的人物生平

先後在海德堡、哥廷根、慕尼黑等大學接受法律教育，最後在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844年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隨後，歷任巴塞爾（Basel，1845年）、羅斯托克（Rostock，1846年）、基爾（Kiel，1849年）、吉森（Giessen，1952年）各大學的教授。1852-1863年陸續發表的《羅馬法的精神》傑作，以其卓爾不群贏得了巨大聲譽。1861年提出締約過失責任理論，被譽為法學上的發現，對各國立法和判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68年接受了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聘請擔任教職；1872年在維也納法學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為權利而抗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兩年內即印到了十二版，此後又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隨後耶林年回到德國哥廷根大學任教。1877年出版了《法的目的》，1884年《論是非感的產生》；並因此創立了目的論學派，後也叫利益法學，開啟了20世紀法學的新發展方向。耶林以其不朽成就，成為19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家，也是新功利主義（目的）法學派的創始人，其思想不僅對西歐，而且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❽ 「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句話是誰說的

出自耶林《法的目的》。這句話主要闡述了法律與道德關系的一種模式，即耶律內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說，該學說認為，法律與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與一個社會低層次的道德——該社會中最起碼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實現這種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強制性手段和衡量質疑道德要求的具體標准。

• 關於耶林

魯道夫·馮·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耶林生於德意志北部的一個小鎮上，父親是一位職業律師。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與薩維尼、祁克並列，成為19世紀西歐最偉大的法學家，也是新功利主義（目的）法學派的創始人，其思想不僅對西歐，而且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 關於《法的目的》

《法的目的》對《羅馬法的精神》所提出的論點作了進一步的展開，通過該書，耶林既為他關於法的定義即「法是國家權力通過外部強制手段來保證其實現的最廣義的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進一步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克服只重視邏輯、形式和概念的「概念法學」的缺陷，以及強調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結合的新功利主義法學出台創造了條件。事實上，耶林法律哲學的核心概念就是目的。他在另一部著作的序言中指出，「本書的基本觀點是，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創造者。每條法律規則的產生都源於一種目的，即一種實際的動機。」他宣稱，法律是根據人們欲實現某些可欲的結果的意志而有意識地制定的。他承認，法律制度中有一部分是根植於歷史的，但是他否認歷史法學派關於法律只是非意圖的、無意識的、純粹歷史力量的產物的論點。根據他的觀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為了有意識地達到某個特定目的而制定的。

❾ 耶林的介紹

魯道夫·馮·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 耶林生於德意志北部的一個小鎮上，父親是一位執業律師。耶林以其不朽成就，得以與薩維尼、祁克並列，成為19世紀西歐最偉大的法學家，也是新功利主義（目的）法學派的創始人，其思想不僅對西歐，而且對全世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耶林的《為權利而斗爭》是他在世界范圍內引起轟動的著作，同時，這也是迄今為止他的著作中唯一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

❿ 20和21世紀法學流派有哪些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統治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本文就是從法的產生、法的功能、法的運行、法的結構、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法的本質這七個方面，對三者進行分析比較，從而對其展開進一步認知。
自然法學派、分析法學派、社會法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