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法治思維講稿

㈠ 領導應具備怎樣的法治思維

法治思維的基本內容如下

1、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四個層次。

一是認識和判斷層面，即運用法治概念原則對社會生活中各種問題的認識和初步判斷層面。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判斷社會上的一些行為或現象是否合法，例如，喝酒和開車是非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是邏輯推理的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分析判斷問題，綜合推理，得出結論和解決問題的層次。法律職業的思維大多處於這一層次。這種思維方式的主要特點是個案的法律解決。

三是綜合決策層面，在上述法律認知與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的決策。對於領導幹部來說，法治思維在這一層面上體現得更為明顯。

四是制度層面的建設，即在前三個層次思考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化，使通過法制建設或改革能夠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法治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高級領導幹部應有的。因此，在檢驗法治思維能力時，應根據不同的對象和主體設置不同的標准。

2、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層面。

一是法治意識和觀念的層面，這是最低最基本的層面。全社會成員都應當具備相應的法治意識、觀念，才能夠形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觀念基礎。對於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權利意識，又要有自覺遵守法律的義務觀念。

二是法治思維和理念的層面，表現在法治意識和觀念上升到思維、理念的層面，對制度建構和具體實踐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動作用。

三是法治的價值與態度層面，表現在人們的內心價值觀和態度上對於法治的內在認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內化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層面。

㈡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㈢ 如何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

通過深化改革，完善法律體系，實現部門法之間的有機銜接。社會法制改革的方向和目的是推行公正公平合理合法，是我們黨執政行為、政府行政行為合法性的改革，即使是多年形成的國家信訪機制都在進行必要的改革。完善各項法律和地方規章，包括黨內法規、黨的紀律等黨規黨法在內，都要把法治理念的養成，思維方式的選擇和治理方式的運用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法力制約權力、民主監督權力等方式，多措並舉，才能逐步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特別是在法制意識上要實現有機銜接，不能各自為政甚至相互抵觸。在修改完善法律法規時要經得起科學的歷史的檢驗，充分體現法治精神，即公平公正，適用於全體人民大眾，堅決避免在執行時偏離法律底線，法律制定和執行絕不能建立在局部利益需要上，否則就談不上對組織和個人的規范和約束。
在法律法規的框架下，進一步規范黨的執政行為、政府的行政行為。黨員領導幹部必須遵從黨規黨紀來規范和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領導幹部在實際工作中，時刻要綳緊依法行政和依法決策這「兩根弦」，少一些政治「帽子」，少一些行政強迫命令，使老百姓自覺形成知法守法用法習慣，領導幹部自覺形成依法行政、依法公正執法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要形成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幹部嚴格執法、依法行政的良好氛圍，關鍵在於要堅決杜絕行政干預和領導干預，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和發展目標一旦確定後，不因領導幹部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幹部的思路改變而改變，而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規律，按著法治的節奏運行。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將利益訴求、糾紛解決納入法治軌道，為改革發展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加大宣傳教育和培訓力度，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執政者的法制意識、群眾的守法用法意識。各級黨政要加大有關法制培訓方面的投入，在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及其他相關培訓時，要有計劃地開辦行政執法培訓班，豐富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內容，強化案例分析，提高領導幹部法律意識和法治思維能力。就目前來看，我國80%的法律、所有行政法規和90%的地方行政法規都是由政府機關執行的，這就必然要求領導幹部了解和掌握大量的法律法規。可以通過法律「進機關、進社區、進學校、進企業、進鄉村」等工作載體，潛移默化地影響領導幹部的法治思想，增強領導幹部對法的認知，形成法制意識，提升法律修養。同時要發揮各級講師團的作用，把法制宣傳作為講師團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以其獨特的專業優勢不斷提升普法層次，為普法工作增添新的活力和生機。
將依法執政意識和理念融入到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和幹部選拔任用工作中。一是將依法執政能力和法律意識水平納入領導幹部考核評價體系。建立績效考評機制，強化一把手考核評價機制，不斷提升一把手的法制意識，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想問題、做決策、干工作，以解決一把手拍腦袋說了算的問題。實踐證明，一把手的法律意識強的地方，工作就不會出事。二是要建立起「德、能、勤、績、廉、法」等六項具體考核評價指標，以形成領導幹部法治教育工作制度體系，實現領導幹部學法用法的長期性和常態化，並將這一過程擴展至領導幹部選拔、初任培訓、升職轉任等各環節。三是在制度的設計上，要拓展法治教育工作內涵，既注重事前教育又注重決策執行後的效果評價，促進領導幹部法治思維的形成。形成依法思考、依法決策、依法執政的良好執政環境，以此提升領導幹部的法制意識和水平，造就一大批能幹事、會幹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依法行政幹部隊伍，共同為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目標而努力。

㈣ 如何提高黨員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一要當好復學法的表率。學製法是守法用法的基礎。作為領導幹部必須注重學法，不僅要學履行職責所需要的法律知識，而且要學法的原則、原理，學法的價值、精神。
二要領會好憲法要義。憲法是黨和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是通過科學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三要強化法治理念。法治理念是法治的靈魂，領導幹部要在紛繁復雜的工作事務中有所超脫，應當化繁為簡，即以法治理念把握復雜的利益關系，找出明確的權利義務主體及其之間的法律關系，結合實際形勢作出符合法律規定與社會效果的科學決策。
四要注重法治實踐。法治思維的養成特別是法治能力的提升，關鍵靠實踐。領導幹部在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必須撲下身子，躬身實踐。
五要遵法守法。正人必先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六要認真對待監督。從很大程度上講，衡量領導幹部法治水平的基本標準是如何對待監督。

㈤ 如何培養和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一)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形成法治思維定勢。
1、領導幹部充分認識加強法治建設對於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大意義，全面理解法治建設與經濟建設、法治思維與權力行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權的關系，不斷增強法治建設的使命感、緊迫感和責任感。
2、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治理念。牢固樹立依法治國、公平正義，以人為本、以法為尊、保護人權、依法治權等法治理念，不斷追求自由、平等、公平、公正、公開的法治價值，使領導幹部能自覺用法治理念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用法治思維解決問題，推動工作，自覺而堅定地維護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3、領導幹部要形成運用法治的思維定勢。法治思維定勢，就是思維主體在運用法治思維時的一種心理定勢和法律價值趨向。領導幹部遇到問題和矛盾時，選擇運用法治思維，還是行政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解決問題，就是一個思維定勢的問題。領導幹部形成運用法治思維的定勢，就是讓選擇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幹部自發的一種心理需求和思維選擇，養成依法履職、依規辦事的良好習慣。
（二）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教育，充實幹部隊伍法治思維知識儲備。
1、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內容上，要注重加強針對性和實用性。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能力的提升，關鍵在於法律素養的提高和法律知識的儲備。從現實情況看，苛求領導幹部像法律工作者一樣，系統掌握法律體系，熟練使用法律條款，准確把握法律關系，是難以實現的。首先要認真學習憲法和憲法性法律，理解國家制度的基本內容、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和國家權力運行的規則，特別要重視對法律基本原則的學習。其次要熟練掌握業務工作中涉及的基本法律法規、各種法律關系及法律程序，成為熟悉業務工作的行家裡手，再次要加強法律基礎理論、法律邏輯、反腐倡廉、平安中國、綜治維穩等社會法治知識的學習和更新。
2、在在領導幹部法律學習方式上，要注重加強多元化和有效性。不斷創新法治教育培訓方法，完善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學法用法長效機制。要通過初任培訓、中心組學習、法治講座、專題交流、學習考試等多種形式，使法律知識、法治意識、法治精神融入身心，內化為領導幹部的自覺意識和精神修養，外化為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
（三）領導幹部要不斷提升法律思維運用能力，豐富法治思維實踐途徑。
養成法治思維不是簡單的學習法律知識，而是要注重優化領導幹部知識結構的同時，提高其依法思考、依法決策、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一是領導幹部在法治實踐中，要善於發揮法治的引導、規范、保障、懲戒作用，切實做到依法化解社會矛盾、依法預防打擊犯罪、依法規范社會秩序、依法維護社會穩定、依法發展市場經濟。二是要運用法治思維引導人民群眾依法表達訴求，鼓勵人民群眾通過調解、仲裁、訴訟等法治方式解決矛盾糾紛，實現定分止爭，維護法治機制、法治權威，努力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圍。三是要把握多種法治思維方式的綜合運用和價值判斷，依法決策正確處理好政治思維、經濟思維、道德思維與法治思維的相互關系，使問題得到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的解決，實現決策科學化。
三、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治國理政 ，營造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的良好社會環境和法治環境。
（一）加強依法執政、依法行政體系建設。
1、要進一步完善和推進各項立法工作的科學化。按照注重頂層設計，明確權力界限，規范權力內容，防止權力濫用的原則，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中做到法治先行，在法治框架內推進科學立法工作。
2、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強化權力運行規則法治化建設，「將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要進一步加強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程序立法，特別是規范領導幹部決策權、執行權方面的法律和程序，推進對行政權、司法權運行機制的監督制約。
3、加強市場經濟法治建設。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現代市場經濟從建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就是法治不斷推進的過程。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法律的調節功能，克服市場經濟自發性、盲目性、無序性缺陷，規范市場經濟有序進行，使市場經濟由政府主導型向法治主導型轉變。
（二）加強法治政府建設。建設職能科學、結構優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一要把法治理念轉化為制度體制機制，加強制度機制整體設計和頂層設計，加快法治政府進程。二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建設，健全程序規則，保證行政機關按照程序行使權力、履行職責。三要制定和完善保障法律執行、運作、實施的各項具體制度，保障執法公平、公正、公開。四要加強基礎性制度建設。如根據物權法規定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保障不動產交易安全，為預防和懲治腐敗夯實基礎，又如建立以公民身份證號碼和組織機構代碼為基礎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等制度，從基礎上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四是健全科學民主依法決策機制，建立決策風險評估和依法糾錯制度。
（三）加強幹部隊伍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教育。一要堅持法治政績導向，把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依法決策納入對領導幹部的政績考核內容，建立健全考核評價機制，並以此作為選拔、獎懲、晉升、晉級的重要依據。二要通過鼓勵、獎勵、晉職、晉級等激勵機制，引導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去思考和解決問題，重視提拔使用法治思維意識強、善於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維護穩定、推動發展的優秀幹部。三要有計劃的培養、選拔、任用一批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的領導幹部，形成黨委政府選人用人的正向激勵引導機制。四要建立適應科學發展觀和法治內在要求的幹部法治績效綜合評價體系，引導法治思維成為領導幹部主動、自覺的慣性思維方式。
（四）加強黨和社會的監督機制建設。一要在治國理政的體系內，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加強行政、司法監督體系和監督制度建設。二要健全完善質詢、問責、離任審計、引咎辭職、罷免、黨政紀處理等制度，保障對各級領導幹部的有力有效監督。三要加強人大權力監督和政協民主監督，促進其監督行為逐步制度化、規范化。四要深化政務公開，建立健全各項陽光監督制度，不斷拓寬社會監督渠道，讓人民群眾監督權力。五要按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要追究的要求，強化領導幹部的責任意識和擔當意識。

㈥ 領導幹部為什麼要樹立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是黨和國家的執政骨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貫徹者和國家法律法規的具體執行者，也是依法行政的主體，理應成為自覺樹立法治思維、主動運用法治思維推動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者，成為堅持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的表率和模範。然而，在現實中有些領導幹部忽視法律，決策不依法、遇事不講法、辦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現象依然存在。一是特權思想嚴重，認為權大於法，對法律缺少敬畏，甚至自認為位高權重，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不守法，也無人敢於追究，因而時常突破法律底線。二是以權壓法、以權亂法現象時有發生，導致矛盾激化、干群關系惡化。三是把法律法規置於腦後，在工作過程中常出現有悖於國家法律法規的行為，甚至任意在法外擴權，將一些「霸王條款」和「土政策」披上法律的外衣，有失社會公平。四是有的領導幹部雖然也懂法，也知道違法犯法的後果，但總是心存僥幸，以為背地裡干點違法之事無人知曉，因而恣意妄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不注意學法知法，法治觀念淡薄，不依法辦事，習慣把有限權力擴大化；另一方面是不敬畏法律，不遵守法律，習慣靠「拍腦子」、搞個人說了算。而所有這些，實質上都是缺乏法治思維的表現。
法治思維就是領導幹部在想問題、作決策、定政策、辦事情時，牢固樹立人民授權和職權法定，嚴格遵守目的合法、許可權合法、內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的要求，切實尊重和保護人民權利，自覺接受監督和承擔法律責任，並強調尊重法律權威、遵循法治原則、體現法律理性。樹立法治思維，既是領導幹部自身素質提高的重要標志，又是領導幹部執政能力提升的重要體現。
樹立法治思維，首先要深入學法知法。法律是一種寶貴的軟實力。實踐證明，只有把法律法規學好了、裝進腦子里了，才能轉化為內心的行為規范，才能發揮其強制約束作用，才能做到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當前，少數領導幹部法治觀念還相對淡薄，仍然習慣於傳統的「人治」思維方式，習慣於用個人職權和關系「打招呼」「寫條子」「走路子」，還在以人治的眼光看待法治、以人治的思維研判法治、以人治的方式實施法治，這顯然不符合依法治國的要求。作為肩負使命、手握權力的各級領導幹部，必須帶頭學法、知法、懂法，牢固樹立法治觀念，包括憲法和法律權威的觀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法大於權的觀念、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觀念、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制約的觀念等。當前要深入學習憲法，學習國家基本法律和與本職工作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切實增強法律意識，形成對法治本身的崇尚和信仰。
樹立法治思維，必須要時刻敬畏法律。法律是人們最起碼的行為規范，也是領導幹部必須帶頭執行的行為准則。只有時刻敬畏法律，才能心存憚慮，警鍾長鳴，不以權代法；只有時刻敬畏法律，才能做到在誘惑面前把握住自我，不窮奢極欲，以身試法。《憲法》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公正性就在於法律的平等原則，任何地方、部門單位和個人都不能突破。作為領導幹部，敬畏法律、尊重法治是對權力的最好保護，更是對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好保護。領導幹部樹立法治思維，就必須做到憲法法律至上，樹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識，從內心深處把堅持依法辦事作為政治責任、施政習慣、自覺追求。一是要克服特權思想，樹立職權法定和權責統一的觀念，牢記任何職權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須符合法律法規，違法行使職權要承擔法律責任。二是要樹立法律權威觀念，自覺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維護法律權威，絕不謀求凌駕於法律之上和超越於法律之外的特權，絕不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這是增強法治觀念、樹立法治思維的起點。三是要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樹立嚴格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的觀念，自覺做到遵守法律。
樹立法治思維，關鍵要堅持依法辦事。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力在於實施。沒有實踐的法律，只是掛在牆上的法律和寫在紙上的法律，不僅不會有實際效用，而且也沒有尊嚴權威，更難以形成人們不願違法、不能違法、不敢違法的法治環境。必須明確，任何組織或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任何公民、社會組織和國家機關都要以憲法和法律為行為准則，依照憲法和法律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或職責。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那麼良好的法治環境就難以形成，依法治國就成為一句空話。當前，我國改革正進入深水區、攻堅期，發展正處在關鍵期，各種利益矛盾日益凸顯。利益矛盾如何妥善處理？利益多元如何實現公平？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用法治思維認識問題、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領導幹部作為黨和國家的執政骨幹，無論面對多大困難和挑戰，在想問題、作決策、定政策、辦事情時都應尊重規律、尊重法律，既要科學決策，又要依法決策，更要依法行政，不管是土地徵收、房屋拆遷，還是資源開發、勞動關系調處，都要學會用法治思維思考問題，以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真正把解決各種利益矛盾納入到法治的框架之內。一是要加強法律知識學習，強化法治意識，培養積極的法治情感、法治信仰，養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的高度自覺。二是要善於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起來，堅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與對法律負責的高度一致性。三是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辦事，無論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依法行政的底線不能突破。要多為群眾發展經濟保駕護航，讓經濟行為真正成為法制行為；要多放權於民、讓利於民，讓群眾在社會生活、經濟發展中受到法律保護；要依法保障公平正義，保障群眾合法利益，最大程度地規避公權力施政的風險。
樹立法治思維，還要帶頭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是領導幹部的底線。要克服特權思想，將自己的言行置於法律的約束之中和廣大群眾的監督之下，不當特殊公民。無論職務高低，都必須自覺地、無條件地遵守法律，決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要始終堅持以法律為准繩，對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嚴格約束和規范自己的言行，要求群眾做到的，領導幹部自己必須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領導幹部自己首先不能越雷池半步，努力爭做遵守法律的表率。

㈦ 為什麼要強化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

領導幹部的法治能力,就是領導幹部運用法治理論、法治方針、政策策略動員和組織人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科學發展、保障人民權益、維護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增進人民福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本領。強化法治思維、提升領導幹部法治能力是一項系統工程,對於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法治中國建設的優秀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自覺擔當治國理政、治黨治軍、內政外交的歷史重任,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意義重大。
作為承擔治國理政大任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為國家地方立規畫圓、頒布規章、發布政令,還是制定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規劃、出台政策措施、實施社會治理行動方案,都要樹立善治思維,既為治國理政、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治黨治軍、內政外交提供良法治理體系,又要善於運用行業規章、企業章程、鄉規民約、家訓家教等社會「軟法」動員社會力量、疏導社會心理、調節社會關系、化解社會沖突、處理社會矛盾、保障人民權益、增進社會和諧。

法治方式則是指社會主體以法治思維為先導,以法律規定為依據,遵循和運用法律程序處理和解決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社會事務以及社會組織內部事務、公民個人事務的方式方法。它要求社會主體處理既定事務的目的具有合理性、合規性與合法性；適用的法律法規章程公約具有合憲性、權威性、准確性和效力性；運用的規則程序具有規范性、協調性和可救濟性；效果評價具有預期性、可測度性和引領性。

㈧ 如何提高領導幹部的法治思維，增強依法辦事能力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提高黨員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黨員幹部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要自覺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 」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是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邁向現代文明國家的當然路徑。無論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秩序、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還是化解社會矛盾和解決糾紛、制約權力和保護權利，都需要大力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
法治思維是指一定主體以法治理念為基礎，運用法律規則、原則、價值和精神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以致形成結論，作出決定的思維模式。法治思維主要包括合法性思維、法治至上思維、體系性思維、程序性思維、證據性思維等。合法性思維主要指領導幹部在做出決定時首先要想一想自己作為決定的主體是不是合法，作出決定的程序、依據、證據等是不是合法，合法就可以做，不合法就不能做。法律至上思維主要指領導幹部在決定時要把法律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法律至上包括外部至上和內部至上。所謂內部至上，是指法律體系內部有自己的等級，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最終服從於憲法。所謂外部至上，是指當法律與道德、習俗及政策等規范發生沖突時，法律規范為最高的效力，需要優先遵從。體系性思維是指法律是一個體系，既包括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憲法法律，也包括國務院、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還包括國務院組成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政府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正是因為法律是一個體系，所以領導幹部在作為決策時要通盤考慮，不能僅盯著某一個法，既要看到上位法，也要考慮下位法；既要考慮一般法，也要考慮特別法。程序性思維要求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不僅要考慮實體法，還要考慮符不符合程序法規定。證據性思維是指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要基於證據所支撐的法律事實，沒有證據就沒有法律事實，沒有法律事實也就不能形成正確的推理和判斷。
依法辦事是指領導幹部按照法律規定的措施、辦法、路徑對待和處理相關問題而形成的方法與模式。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是一個內在思維和外在實踐的關系。法治思維更多是一個內在思維活動，而依法辦事則是外在的表現形式。依法辦事最核心的內涵就是按照法律規定的措施、辦法和路徑來對待和處理相關問題。如領導幹部在做出決策和決定時，相關法律法規對決策和決定的職權、程序、方式、時限有明確的規定時，嚴格遵守這種規定就是法治方式。行政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程序、時限、措施等，就是法治方式。法治方式可分為宏觀與微觀兩種。宏觀的法治方式如：對國家而言，依法治國就是其法治方式，對執政黨而言，依法執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對各級政府而言，依法行政就是其法治方式。微觀的法治方式主要指在具體的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決策過程中，相關立法、執法、司法和行政人員能否嚴格依照法律所規定的主體、程序、時限、方式等去立法、執法、司法和做出行政決策。
盡管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取得巨大成就，但各級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依法處理政務的能力與民眾日益增長的依法治國的需求之間還存在相當大距離。現實生活中，一些領導幹部個人意志至上、法治觀念淡薄，常常習慣於憑個人意志來管理經濟與社會事務，甚至干預正常的執法和司法活動。可以說，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如何大力提升領導幹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的能力迫在眉睫。
一是加強學習、培訓和實踐，努力提升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法治思維是一個邏輯思維過程，法治方式是法治思維影響下的行為方式。當然，不管是法治思維還是法治方式都不是與生俱來的，都需要通過後天不過學習、培訓、實踐才能形成。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真正懂得法治在人類社會治理模式的優越性，才能真正知曉何為合法性、何為法律至上、何為法律程序等。只有在掌握法治的特點和相關內涵的基礎上，再通過培訓、實踐，才能進一步培養法治思維、提升法治思維，並在法治思維引領下運用法治方式。正如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中指出「堅持把領導幹部帶頭學法、模範守法作為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完善國家工作人員學法用法制度，把憲法法律列入黨委（黨組）中心組學習內容，列為黨校、行政學院、幹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必修課。 」
二是健全法治制度,用制度倒逼領導幹部提高運用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的能力。學習、培訓和實踐對於提高領導幹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當然很重要，但這些路徑必定主觀性強，具有很大的自我依賴性，如果沒有一定的制度支撐，其效果也許並不明顯。所以當前還需要建立、健全相關法治制度，用制度來倒逼領導幹部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如健全領導幹部出庭應訴制度。通過規定領導幹部出庭應訴，讓領導幹部切身感受何為法律至上思維、何為程序性思維、何為體系性思維、何為程序性思維，也讓領導幹部通過訴訟明白，如果在工作中沒能很好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在訴訟中需要承擔敗訴的後果。再比如，健全、完善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審制度。重大決策的合法性審查制度主要指黨政機關在重大決策前，必須由相關法制機構對重大決策的合法性進行審查，只有審查通過時，才能形成重大決策。此種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本身就是對領導幹部決策時是否運用法治思維，是否符合法治方式的全面審視和檢驗，此種合法性審查的全面審視和檢驗本身起到倒逼領導幹部必須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重大決策。

三是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納入領導幹部政績考核,列入幹部考察范圍。在中國，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和幹部考察內容向來是引領領導幹部工作的標桿，一直都是幹部能力提高的燈塔。如果把一個單位、一個部門的法治指標作為政績指標體系的重要內容，把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為幹部考察的主要內容，各級領導幹部一定會高度法治工作，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培養。對此，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有明確要求，即「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重要內容，在相同條件下，優先提拔使用法治素養好、依法辦事能力強的幹部。對特權思想嚴重、法治觀念淡薄的幹部要批評教育，不改正的要調離領導崗位」。 （作者單位：安徽省委黨校法學部）
作者：作者單位安徽省委黨校法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