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學論文

A.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畢業論文有哪些創新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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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何在畢業論文中闡述作品對社會，人文，環境，法律等方面的影響

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關系論綱
【論文摘要】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是三個內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聯系的概念，正確的理解三者的關系有助於我們把握當前我黨提出的依法執政的核心內核。本文通過歷史與邏輯的分析，提出了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對依法治國戰略的進一步深化；而依法執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經常化的觀點。

【論文關鍵詞】依法執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國
一、引 言
2011年9月16日至19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聽取和討論了胡錦濤總書記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科學、民主、依法執政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建設的目標。《決定》分析了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三大歷史任務和存在的五大問題，總結了六大經驗，科學、及時地作出了加強五大執政能力的對策。《決定》不僅對我黨的執政能力從戰略的高度加以規劃，從理論的層面進行了系統闡述，而且從戰術角度具體提出了全面推進的步驟。它對於我黨把握執政規律、提高執政能力、完善執政方略、改進執政方式、鞏固執政基礎、完成執政使命意義深遠。 作為法學界和司法實務界的一員，筆者更加關注「依法執政」概念的提出，從某種意義上說，依法執政理念是對依法治國方略的進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國的核心。而與「依法執政」相臨近的另一個范疇——依法行政又是依法執政的最經常的體現。本文正是想通過對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國關系的釐清以闡明三者的內在聯系，以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一點理論上的貢獻。
二、依法執政是執政黨執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依法治國理論的進一步深化
（一）依法執政與依法治國的涵義
所謂依法執政，按照《決定》的精神，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它主要體現在：1、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善於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成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2、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3、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各種工作的開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4、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5、以保障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
所謂依法治國，或者法治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從古希臘時期就曾經為柏拉圖以及亞理士多德詳細闡述過，歸根結底，其核心就是要確立法律的無上權威。法治與人治是一個相互對立的范疇，法治講求用沒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來代替喜怒無常的君主以確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與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現形式，沒有民主，所謂的法治只能流於空談。亞理士多德認為法治實質是擺脫個人慾望，求助理智統治的社會制度，是一種最優秀的治國之道。他指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脫離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 他在比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種政體之後得出結論說：「最高統治權的執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數人，又可以是多數人。這樣，我們就可以說，這一人或少數人或多數人的統治的要旨是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則由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就是正宗的政體。反之，如果他或他們掌管的公務團體只照顧自己一人或少數人的私利，那麼就必然是變態政體。」因而，他說：「應由多數人來治理國家……似乎是很正確的……。」「相對於一人之治來說，法治（The Rule of Law）更為可取。」「法治應當包括兩重意義：已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法治國理念的進一步深化
比較這兩個概念我們就會發現，依法治國與依法執政其核心內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國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確立法律的無上權威，就是要確立一個擺脫個人慾望，理智統治的社會制度。而依法執政則要求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執政黨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由此可見，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只要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確確實實的實現了依法執政的既定方針，所謂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也就不難實現了。
如果說黨的十五大隻是提出了依法治國的理念，那麼，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依法執政則是對這一理念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依法治國方略核心問題的反思，它標志著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改進和創新，它必將成為社會主義中國走向文明、法治的一個里程碑。從歷史的梳理來看，依法執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國理念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深化。應當承認，古老、博大的中華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礎就是其中一個巨大的缺憾之一。 盡管也存在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們提出的「獨任法治」的吶喊，但那也只是曇花一現，並未真正影響中國的法治進程。 中國意識到並主動開始推進法治進程是在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威逼之下進行的，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 但遺憾的是，在當時舉國迷茫、兵荒馬亂的情勢下，中國沒有能夠、也不可能抓住歷史的機遇實現自上而下的憲政改革。我們黨執政以後，由於政治與軍事的巨大勝利使我們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忽視甚至完全拋棄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開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就曾經說過：「……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問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數人。民法、刑法那麼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的各種規章制度，大多數、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決議、開會，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秩序。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開會有它們那一套，我們還是靠我們那一套。」劉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 由於極端忽視法治，推崇人治，結果十年「文革」最終爆發，給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後來，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文革」的經驗教訓時明確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實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託在個人或少數人身上，決策沒有基本法律依據和民主程序規則，個別人可以恣意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將社會主義法治事業推上了一個新的台階。1996年初，江澤民同志就依法治國問題發表了重要講話，全面深入闡述了依法治國的意義、內涵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進一步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並隨後寫進了憲法。從中國法治進程的脈絡，尤其是我們黨執政以後的治國理念的變遷來看，我們黨對依法治國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鄧小平同志顯然已經認識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並沒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國的方略；江澤民同志適時的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方略並將其載入憲法，顯然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但對於在中國目前的形勢下如何實現依法治國卻並沒有進行深入的理論考察；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依法執政理論的提出可以說正是在前三屆中央領導集體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礎上，針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推進依法治國方略的核心性的決策。它實際上表明，我們黨已經意識到，要實現依法治國，在現階段，關鍵是依法執政，只要實現了依法執政，依法治國的實現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應有之義，是依法治國的關鍵
應該說依法行政並非什麼新鮮名詞，其含義就是要求政府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來履行自己應負的職責，合理的運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權。就是要求行政機關自身的設立（包括職能的確定、組織設立、權力來源）、行政機關的運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體的行政權力）都必須依據法律的規定並遵守相應程序，一切行政行為都要接受法律的監督，違法行政應承擔法定責任。 依法行政的產生與民主法治、分權制衡不可分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民主法治原則在行政領域中的具體體現。
依法行政作為一個原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由於國情的差異和對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則的表述也不盡相同，例如：英國稱為依法行政，法國稱為行政法治，日本稱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在法律之下進行則是共同的。與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傳統基礎上不同，我國提出依法行政口號是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產物。從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從依靠政策辦事逐步過渡到不僅依靠政策還要依法辦事，到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各級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黨的十五大進一步強調切政府機關都必須依法行政，切實保障公民權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國理論的提出，依法行政走過了一條不平常的道路。作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僅是現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更是現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 我們通過對依法行政原則的歷史和理論考察就不難發現，依法行政原則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權利本位、社會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國戰略在行政領域內的應有之義。
在現階段的中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目前之中國，是正處於體制轉軌時期的中國，在中國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歷程中，由於傳統的黨政不分、政府包攬一切的思維和理政模式不會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行政權的過分強大在我國仍然是不容迴避的事實。據統計，在我國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執法在法律實施過程中處於舉足重輕的地位，可以說，沒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談不上依法治國。
四、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內涵大不一樣，但依法執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日常體現
依法行「政」與依法執「政」，「政」字雖一，但含義相去甚遠。前者的「政」准確的理解，應為政務之「政」；後者的「政」則為政權之「政」。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的主體明顯不同，一個是執政黨，一個是執政黨執政後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級行政機關要嚴格按照法律、法規履行其應付的行政職責；而依法執政則要求執政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不能凌駕於民意之上。依法執政的原則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相對更加宏觀； 依法行政的原則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相對更加具體。依法執政是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轉變進程中治國理政的戰略性調整； 而依法行政則是從戰術的角度來貫徹執政黨的執政方針。
盡管依法執政與依法行政內涵大不一樣，但二者之間也存在內在的密不可分的聯系。第一，中國共產黨依法執政是各級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沒有依法執政，依法行政也就無從談起。首先，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時代的產物，是人民的選擇。我黨執政以後，對是否應該依法執政以及是否應該嚴格貫徹依法執政的問題曾有過曲折，歷史證明，沒有我黨的依法執政，整個社會主義事業都會陷入危機和困境。以黨代政、黨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時期的一大特徵，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賦予的職權。其次，人民政府是一個基本由我黨員、幹部組成的政府，是我黨執政方針、政策和理念貫徹的主要渠道，如果沒有這些黨員、幹部的從依法執政的戰略高度來行使其職權，整個政府運作必然會陷入失范狀態，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樓閣。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重要環節，是依法執政在行政領域內的經常化和具體化。依法執政相對於依法行政而言，是一個上位概念，更加宏觀，它必須通過立法、行政、司法等國家機關的具體的運作才能得以貫徹。 正如我們指出的那樣，現階段的中國，尚處於一個行政權過分龐大的轉軌時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關系並未能真正得以理順，立法、司法兩頭過小的「紡錘型」狀態還不可能在一時片刻之間得到合理的改觀，因此我黨的依法執政的戰略方針更多的要依靠各級人民政府去落實和貫徹，從這個意義上說，依法行政是依法執政的最為重要的環節，是依法執政的經常化和具體化並非言過其實。
五、結 語
總之，中共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依法執政理論的提出是對我黨依法治國戰略的進一步深化。而由於現階段政府施政的特點，實際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執政的日常體現。三者既有根本的內涵差異，又有深層次的內在聯系，只有理解了這種區別與聯系，我們才能夠更好的領會十六屆四中全會關於依法執政理論的精髓，更好的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當然，這種理解不一定準確，還望各位同仁批評指正。

C. 法學論文！！

海權，簡言之就是對海洋的控制和利用權，是「國家主權」的自然延伸.中國海權意識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不同地緣因素主導，歷經從缺失到覺醒再到勃興的歷史進程.

1、陸權國家的穩定與海權意識的缺失

晚清之前，中國始終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陸權強國之一.良好的氣候環境與大河的滋養形成了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而持續富足的農耕文明反過來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與中央大一統政權的延續.綜觀歷朝歷代，除沿海地區有少量漁獵經濟存在之外，整個國家大體處於農耕狀態下，幾乎不依賴海洋提供生活資料.繁榮的農耕經濟使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並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富饒、強盛的國家之一.強盛的國力有力地保障了中國的國家安全與國際地位.在航海技術還十分落後的古代，海洋為中國提供了絕佳的天然保護屏障，使之與當時世界各大海上強國隔絕，避免了威脅與碰撞.明代「倭患」是中國古代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源自外國的海上騷擾，但中央政權很快便憑借強大的軍事實力予以消除.因此可以說，古代中國幾乎不曾受到任何來自海洋的實質威脅.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掌握著當時領先於世界的先進航海技術，可以完全自由地遣使與外國交好及進行海上商品輸出.中華文明通過海洋遠波海外諸國，鄰近的朝鮮半島、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皆被納入中華文明圈之中.在吸納中華文明的營養之時，它們根本無力對抗強盛的中國.海上的絕對安全使中央政府無心將警惕的目光聚焦在海洋，而是放在了陸地.對於歷代統治者來說，陸地事務是王朝的生命線，最現實的威脅莫過於游離在中央政權邊緣地帶游牧民族的劫掠，因此將它們納入中央政權管轄是歷代統治者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的重要手段.此外，農耕經濟的繁榮是國家富強的基石.基於此，中央政權也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其發展.經濟的繁榮和國力的強盛使古代中國處於安全穩定的地緣環境之中.長期以來，「一國獨大」的局面從未被打破，在這種狀態下，統治者根本無需顧慮海外，竭盡全力固守陸地、建立並維持大一統的政權便成為他們延續王朝統治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農耕經濟更是將人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使陸地成為國人心中最根深蒂固的情結.相對於中國掌握的先進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而言，中國人對海洋的認知卻又是十分落後的.穩定安全的地緣環境助長了中國人「重陸輕海」的思維定勢，而這一思維定勢又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海權意識的缺失.

2、海陸皆困的格局與海權意識的覺醒

殖民侵略徹底打碎了古代中國的和平穩定.在近代先進的航海技術和鐵甲戰艦面前，海洋從天然屏障變成了侵略走廊，中國不得不與遠在另一個半球的侵略者正面遭遇，海上門戶的洞開造成陸地領土的失陷，中國從此由繁榮富強的「天朝上國」迅速淪落為積貧積弱的衰朽之國.除遠在大洋彼岸的各海上強國對中國虎視眈眈之外，值得注意的是，之前對中國毫無威脅的沙俄和日本此時也加入了侵略者的陣營.這使整個中國從南到北陷入海陸皆困的格局，這一格局從晚清一直延續至民國.海上的烽火激起了晚清社會的強烈震動，籌建海防成為當務之急.鑒於英艦的「船堅炮利」，林則徐認為「蓋夷船所恃專在外洋空曠之外，其船尚可轉掉自如，若使竟進口內，直是游魚釜底，立可就擒.」

基於此，其在鴉片戰爭中提出了「以守為戰」的海防策略.該策略大體為放棄海洋，固守海岸，殲敵於陸上，其本質是放棄制海權的被動防禦.在防禦接連失利的情勢下，後起的洋務派希冀通過籌建近代化海防將侵略勢力消解於海上，在轟轟烈烈的造艦船、育人才、建海軍運動中，中國近代化海防開始起步.然而甲午一役，北洋水師的全軍覆沒卻使這一歷史進程幾近停滯.甲午戰後，時局更加凶險，列強在華強租軍港，霸佔海灣，中國海軍生存發展的根據地大量喪失，使重建中的中國海軍竟難以找到立足之地.辛亥革命開啟了中國民主共和的歷史新紀元，但列強環視之下，中華民國的地緣環境依舊不容樂觀.有鑒於中國海權淪喪、備受欺凌的教訓，以孫中山、陳紹寬為首的民主革命者為挽救民族危亡發出振興海權的呼聲.在此背景下，海軍建設被提高到國防之首要地位;原先被動防禦的思想被拋棄，代之以主動奪取太平洋海權的倡導;海洋經濟和海洋事業也積極開展起來，以此為中國海權奠定牢固的物質基礎.然而孫中山的抱負還未完全施展，中華民國便大權旁落，在各派軍閥連年混戰之中，中國海權走向沉寂，海軍力量成為各派軍閥擴大地盤的工具，海軍建設也停滯不前.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統一全國之後，由於國共對峙的局面，國民黨政府大力發展陸軍，致使海軍被視為小軍種而遭到冷遇.抗戰時期，中國海軍集中力量在各內河戰略要地與日軍作戰，為捍衛國家主權獨立與民族尊嚴做出極大犧牲.民國時期海權發展舉步維艱，但以孫中山為首的精英階層積極倡導爭奪太平洋海權，把維護海權與民族興亡、振興中華聯系在一起，突破了晚清以來單純從軍事防禦上看待海洋的海權觀，此時，社會上出現了《海軍期刊》、《海軍雜志》和《新海軍》等刊物;馬漢的《海權論》也第一次比較完整地在中國翻譯出版;而由中國人撰寫的第一部海權論專著《海上權力論》(林子貞著)也已出現.殖民侵略打破了中國海面的寧靜，傳統安全穩定的地緣環境發生劇變，海上力量的缺失導致漫長的海岸線成為列強「逐鹿中原」的獵場，落後的海防不僅談不上維護海上權益，更無法保障本土安全.在海陸皆困的地緣形勢下，中國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海洋，中國海權意識已經覺醒.

3、走向深藍的嚮往與海權意識的勃興

新中國的成立使中國人民從此擺脫了遭受殖民侵略的歷史，迎來了民族解放的新篇章.但戰後的世界危機四伏，冷戰的陰雲密布與東西對抗的緊張局勢使新中國處於異常危險的境地.冷戰中，為遏制蘇聯太平洋艦隊的活動、封鎖亞洲大陸，美國在其控制的各太平洋島嶼之間由北向南構築了三條島鏈.這些島鏈不僅封堵了蘇聯太平洋艦隊的入海口，更從海上將中國全麵包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處於「第一島鏈」中心地帶的台灣島地處東海與南海的咽喉要道，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地位，而美國通過扶持台灣當局與大陸對峙，給中國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同時也極大地遏制了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此外，從五十年代後期起，中蘇開始交惡，蘇聯企圖借共建「長波電台」和潛艇艦隊染指中國主權，在遭到拒絕後，中蘇關系逐漸走向惡化.嚴峻的地緣形勢下，新中國的生死存亡與海權的維護息息相關.鑒於此，新生的人民政權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海權.建國初期，人民政府收回了近代喪失的一系列領海主權，如:外國在中國的駐軍權、內河航運權、引航權及海關主權等.為維護海島主權，中國政府於1958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領海的聲明》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nmile.這項規定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島嶼，和同大陸及其沿海島嶼隔有公海的台灣及其周圍各島、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以及其他屬於中國的島嶼.」針對美國軍機不斷飛入中國海島上空的挑釁行為，中國屢次出動海軍航空兵部隊進行打擊，先後擊落多架美軍偵察機及戰斗機.1974年，中國對越南進行了西沙自衛反擊戰，收復了被越南侵佔的永樂群島中的甘泉、珊瑚、金銀三島，捍衛了南海主權.為保衛國家安全、維護海權，海軍的建設至關重要.毛澤東曾指出:「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地抵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一支海軍———華東軍區海軍建立，標志著新中國海軍的誕生.新中國成立之後又相繼建立了北海、東海和南海三支艦隊，海軍各兵種部隊在五十年代前期也逐步建立起來.改革開放以來，世界緊張局勢有所緩解，東西陣營之間的寒冰解凍，多極化趨勢漸露崢嶸.但相對緩和的國際環境下，矛盾與威脅依舊存在.隨著世界各國現代化海軍力量的崛起，中國適時轉變海洋觀念，在戰略性防禦的作戰要求下，將防衛范圍從近岸擴大到近海，包括中國所屬的所有島嶼、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出於對中國崛起的遏制，蘇聯解體之後，美國構築的三條島鏈便被直接用來封鎖中國.與此同時，海洋資源開發利用越來越被各國所重視，為爭奪海洋權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及日本等國與中國在南海、東海海域頻頻發生主權摩擦.進入新世紀，世界各國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藍色圈地運動」，各國「逐鹿海上」使中國面臨的地緣關系異常復雜.中國領海內豐富的漁業資源和海底油氣資源成為各國覬覦的目標，自上世紀而來的海島爭端愈演愈烈，近鄰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等國「蠶食」中國東海、南海海洋權益的行動變本加厲，美國也越來越多地干預中國與鄰國的海島爭端，使中國東海、南海局勢日趨緊張.近年來發生的中菲「黃岩島事件」、「仁愛礁事件」及中日「釣魚島事件」為中國敲響了警鍾，使國民開始深刻認識「藍色國土」的重要性.同時，中國開始加快推進海軍由近海防禦型向遠海防衛型轉變，提高海軍全面履行使命任務的能力.對於派出海軍艦艇編隊赴亞丁灣護航的行動，胡錦濤指出:「這是我國首次使用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首次組織海上作戰力量赴海外履行國際人道主義義務;首次在遠海保護重要運輸線安全，對我國海軍履行使命任務能力是一次重大鍛煉和檢驗.」

2012年9月，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正式入列服役，為中國海軍發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隨著全球范圍內海洋爭奪的日趨激烈，開發海洋進程的加快及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新時期中國不僅要有能力制止侵犯我國海島主權、掠奪我國海洋資源的行為;為「外向型經濟」發展提供可靠安全保障;還必須為國家爭取更多的資源、更廣闊的市場和更大的生存空間.在「走向深藍」的嚮往之下，中國海洋實力開始崛起，中國海權意識得以勃興.

4、結語

從傳統「陸權國家」到「建設海洋強國」，中國海權意識的發展進程漫長而又曲折.殖民侵略打破了陸權國家的穩定，迫使中國從近代海防思想中萌發了海權的初始形態，並客觀上促進了中國海權意識的覺醒.在此後一個多世紀的變遷中，中國海權意識發展不斷完善、深入.綜觀中國海權意識的演進歷程，地緣因素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主導性作用，並最終推動中國海權意識從缺失走向勃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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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偉，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5]張世平，中國海權[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D. 關於環境法學的論文，1500字

首先，由國家來制定並頒布源關於環境安全全過程監管的條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的補充法規。細化政府各相關部門的職責，為環保部門科學制定環境安全監管工作制度奠定法律基礎；確保實現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環境安全問題進行全過程監管，對突發環境事件能夠及時預警、有效處置，對污染事件造成的損失和災害影響進行科學的後評價並提出相應的整改方案。
其次，應完善相關的環境法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引入關於加強區域規劃環評和項目風險環評的章節，通過項目審批環節，從項目建設選址之初就開始將環境風險降至最低。明確對沒有環境安全設施的企業，應強制其建設相關設施；加強在建項目的環境安全設施建設；強化對運營企業的環境安全設施監管；除因不可抗力引發的環境污染事件外，要對責任企業給予高額處罰。
再次，由環保部門根據新頒布和修訂的法律法規，制定或健全相應的環境安全監管制度。確定企業環境安全風險分級辦法，對高風險等級的企業強制其修訂合乎實際、切實可行的《突發環境事件應急預案》，按時開展應急處置演習，並准備好充足的應急物資。

E. 怎樣發表環境法學論文

我是蘇州大學研二的學生，跟你一樣…………我們學校有個能發，對我們學生是先發內表，後收費。不知對外地的容會怎樣~~

給你個聯系方式，你聯系吧，希望對你有幫助~~

扣扣：葯兒悟吧吧葯兒令旗

我的媽呀~~~~現在連數字都不能發啦！！

希望你能看懂

F. 環境保護的法學理論問題研究這個論文怎麼寫啊

先寫環境保護的現狀及保護環境的重要性，再從法學理論的角度去研究環境保護的法理、所出現問題的對策等等

G. 法學論文什麼比較好寫

多了去了，民法和商法寫的比較多
難度高點的刑法也可以寫

H. 關於網路信息檢索與利用的論文，主題是關於環境法學的，2000到3000字

wo neng
gaod
我就認真對待

I. 環境保護論文5000字的

論文關鍵詞：公民環境權利；環境保護；法律確認

論文摘要：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環境保護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環境權利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的理論關注，而且不少國家的法律做出積極回應。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是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的基本特點，這很不利於我國的環境保護。我國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確立公民在環境保護中的主體地位，並且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應當兩條進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公民的環境權利(或稱為公民環境權)是指公民擁有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通常包括環境使用權、知情權、參與權和請求權。它區別於: (1)公民、集體或國家對環境資源的開發和利用權;(2)國家在環境保護過程中擁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權力;(3)私法上與環境保護相關的所有權、人身權和相鄰權;(4)傳統人權理論中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當今國際社會，公民的環境權利作為一項新興的基本人權而受到廣泛關注。本文試圖說明，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律體制存在倚重行政環境權力而輕視公民環境權利的弊端;為實現我國環境的有效保護，我國法律應當具體確認公民的環境權利;法律確認進路應兩路並行: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融合。

1環境保護中公民環境權利問題的提出

立法出於技術考慮，並不必然在法律規則中既對要素(假定條件、行為模式、法律後果)做出規定又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內容進行宣稱。如我國《民法通則》(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規均為簡稱)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損壞國家的、集體的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的，應當恢復原狀或者折價賠償」，該規則就並未對國家、集體和公民享有財產權及其內容進行表述。一般地，這樣簡潔的表述在司法實踐中並不會產生理解上的困難，因為這樣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條文中對所要保護的權利及其內容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在這些法律規則的背後，存在著一張清晰的權利譜系。然而在權利規定比較模糊的時候，法律規則實現對權利的保護則無疑會受到一定的影響，我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我國從1978年首次在憲法中規定「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來，經過近30年的發展，我國形成了包括憲法、環境保護基本法、環境資源法、環境保護專項法、環境保護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和地方性規章、環境標准、國際環境保護公約以及刑法、民法相關規定在內的龐大灼環境保護法律法規體系，並從「國家保護環境」出發，衍生出了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一系列行政權力和義務。在我國實行的是各級政府對當地環境質量負責，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各有關部門依照法律規定實施監督管理的環境管理體制。環境保護方式呈現出了以政府管制為主的特徵。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對於環境保護享有廣泛的權力，宏觀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制定環境保護的規劃、目標和計劃，制定環境保護的標准並監督執行，進行跨行業、跨部門、跨區域的協調等。微觀領域包括環境行政許可權，環境行政處罰權等等。政府通過行使環境權力，對環境違法主體科以相應義務，從而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此外，國家公權力還通過刑事手段介人環境保護，我國97刑法第六章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罪」的規定就是重要的體現。

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對於國家的環境權力而言，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規定則顯得薄弱並且模糊不清。政府權力介人環保領域，並沒有明確以保護環境權利為目的。如《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是「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業化建設的發展」(第1條)。這里的「保護環境」和「保護環境權利」雖然密切相關但是並不相同，前者從實用主義出發，以解決實際問題為目的，而後者以價值目標為導向，事實上是環境保護的基礎，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國從憲法到具體的行政法規，沒有專門對環境實體權利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對於公民環境實體權利的規定是「隱形規定」。對於程序性權利，除了受到環境侵害的訴權以外，我國《環境保護法》還規定有檢舉控告權，《環境影響評價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在一定條件下享有知情權和建議權④，但都並不完善。此外，盡管有一些權利與環境保護密切相關，並在實踐中發揮著保護環境的作用，如所有權、人身權及相鄰權等的正面規定，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環境權利，因為其主旨並不是保護環境法益。傳統民事權利制度對於環境保護力不從心，盡管現代民法理論中的財產權、人格權及侵權理論都在發展，但它們離環境保護的要求相去甚遠。如北京市某建築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產生大量雜訊、震動和粉塵，嚴重影響了周邊四戶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戶村民向北京市某區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後，以「不屬民事審判范圍」為由，駁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訴訟請求。

2公民環境權利對於環境保護的意義

環境權利為人類一直自然地享有，並不隨著法律的改變而改變，因此也可稱為一項自然權利或基本人權，其正當性是不證自明的。隨著工業革命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人類開發利用環境的財產權與享有良好環境的權利產生沖突，才引起了現代意義上公民環境權利的關注和討論。即便是在這種沖突中，公民環境權利的正當性也是不容質疑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確定這種沖突中各種權利的位階關系和如何協調沖突。美國當代著名學者彼得·S}溫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環境正義論》一書中寫到，「倘若發生沖突，財產權至少在某些時候應該做出讓步」，「人權如此重要，不能為了更小的目標而妥協。例如，人們不應該為了他能夠擁有更廉價的電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

就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關系來說，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同時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權力對環境保護的廣泛介人，有著深刻的合理性，環境外部的不經濟性⑤和為避免環境的公地悲劇⑥都需要政府權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憲政國家，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固然來源於憲法的授權，但最終來源於民眾的授權。可以說，權力都是直接或間接源於公民權利。英國早期啟蒙思想家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論及國家的起源時認為，人類是為了避免「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自然狀態才「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託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見轉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個人或集體就是主權者，即霍布斯所說的「利維坦」。繼後的英國政治思想家約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樣認為，「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這些思想後來為1776年美國《獨立宣言》所採納，《獨立宣言》宣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統治者的同意而產生的」。時至今日，各國憲法基本都確立了「主權在民」，這是各國政府及公權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我國憲法第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因此，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繫上，權利是權力的來源和基礎，權力為保護權利而存在。環境保護的行政權力，同樣地來源於公民所具有的環境權利，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權力存在的正當性所在。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環境權利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環境保護應以保護公民環境權利為目的。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為政府參與環境保護提供合法性的基礎，也是公眾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近年來，我國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遞增，人民群眾改善環境的迫切性與環境治理長期性的矛盾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這種非制度化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屬於公眾參與的非常態，由於非常態的公眾參與表現為組織的非程序性，動機的多層次性，性質的復雜性，行為的非理性以及後果的消極性，對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發展有諸多的消極影響。公民有了法律上確認的環境權利，就可以依據環境保護的權利實施相關行為，可以要求義務主體為或不為一定的環境行為，在受到侵害時可以獲得法律上的救濟，同時也明確了公眾環境保護行為正當性的邊界。因此，公民環境權利的確立對於公眾參與環境保護具有重要的意義。

公民環境權利不僅是主體參與環境保護的合法性基礎，而且在實際運行中起著對公權力的制約作用。在公共選擇理論看來，政府在提供大多數 (包括清潔環境在內的)共用品和服務方面是低效的，表現為浪費、冗員和低生產率，在行政權力介人市場的時候，可能還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政府低效的原因在於，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會主體。在公共選擇中，實際上並不存在「根據公共利益進行選擇」的過程，而只存在各種特殊利益之間的「締約」過程，社會上並不存在所謂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從公共選擇理論上講，權力需要制約。從政治文明的發展來看，權力的制約問題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以權力制約權利階段、以權力制約權力階段和以權利制約權力階段。以權利制約權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權利制約政府權力，以防止政府權力的變異和濫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和社會整體利益!。環境保護是利益沖突比較集中的領域，政府可能會為了地方經濟發展而不顧環境保護，也可能會為利益集團的利益而犧牲環境利益，加上政府行為的低效性，公眾參與環境保護以權利制約權力就顯得尤為重要。

3域外公民環境權利考察

公民環境權利主要是由各類國際會議和文獻倡導的。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發表的《東京宣言》提出，「我們請求:把每個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環境的權利和當代傳給後代的遺產應是一種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資源的權利，作為一項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確定下來」。1972年6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該宣言表達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有在一種能夠過尊嚴和福利的生活的環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條件的基本權利。1973年在維也納歐洲環境部長會議上制定的《歐洲自然資源人權草案》中，環境權被認為是新的人權並將其作為《世界人權宣言》的補充。1986年作為地區性人權文件的《人類與人民權利非洲憲章》第24條規定，所有人民應該享有能夠適合他們發展的一般的令人滿意的環境權利。1987年2月國際環境法專家組擬訂的《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法律原則建議》指出:全人類對能滿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環境擁有基本的權利。1989年《哥斯大黎加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人類責任宣言》在序言中寫到:認識到國際社會確認人類有在保障尊嚴和福利的環境中生活的基本權利。1991年《關於國際環境法的海牙建議》確立了這樣一個原則:國家應該承認對於確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生存與精神福利的個體與集體的基本環境人權。1992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宣稱，人類享有以與自然相和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生產成果的生活的權利。1995年國際自然保護同盟起草的《環境與發展國際公約草案》第十二條規定:締約方努力逐漸全部實現任何人對環境的權利以及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嚴的足夠的發展水平。

在全球化的對環境權的呼籲中，部分國家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公民的環境權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第3章第19條規定:「所有的人都有權生活在一個無污染的環境中」。1980年《秘魯政治憲法》第2章第123條規定:「公民有保護環境的義務，有生活在一個有利於健康、生態平衡、生命繁衍的環境的權利」。1987年《菲律賓憲法》規定:

「國家保障和促進人民根據自然規律及和諧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環境的權利」。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42條規定:「每個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環境和獲得關於環境狀況的信息的權利，都有要求因生態破壞導致其健康或財產受到損失而要求賠償的權利」。1993年《哈薩克共和國憲法》第12條規定:「共和國公民有享受有益於生活和健康的環境的權利」。據統計，全球有四十多個國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國家通過的憲法或法律中都規定了環境權。其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通過的憲法和憲法修正案都沒有忽視這一權利。

除了憲法的規定外，部分國家還在環境保護的法律或法規中確立了公民環境權。如1979年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規定:「國會認為，每個人都應當享受健康的環境，同時每個人也有責任參與對環境的改善和保護」。1998年《法國環境法典》規定:「有關的法律和法規明確規定每位公民均有權擁有一個有益於健康的良好環境，並且由他們確保城市和鄉村地區之間的平衡與協調發展」。2002年《俄羅斯聯邦環境保護法》第11條第1款規定:「每個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環境的權利，有保護環境免受經濟活動和其他活動、自然的和生產性的緊急狀態引起的不良影響的權利，有獲得可靠的環境狀況信息和得到環境損害賠償的權利」。

綜觀國外公民環境權利的文獻，我們可以發現:(1)非官方領域對於公民權利的呼籲或宣稱對於公民環境權利在法律上的確立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既反映了現代工業社會環境問題的嚴峻態勢，也反映出了公眾對於環境保護所蘊含著的巨大熱情和力量。(2)公民環境權利是一項基本權利，這一過去自然就獲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過後，開始尋求法律的保護，在傳統的人權內容不能涵蓋環境權利內容的情況下，不少國家直接將公民的環境權利明確寫人了憲法當中，豐富了基本權利的內容。公民環境權利也主要是被規范在憲法當中，是作為一項基礎性權利而存在的。(3)環境權的表述上各個界定並不相同，反映出了內涵的豐富性，但其權利主體上並不包括國家，權利內容並不包括主體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因為國家對於環境保護具有的是權力和職責，與環境權利相去甚遠，而對環境的開發和利用屬於傳統財產權規定的范圍，環境權利是與環境保護的需要相聯系的。

4我國公民環境權利的法律確認進路

環境權利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這一權利在現實地受到威脅和侵害的時候，需要法律的確認和保護。我國面臨的環境保護的形勢是嚴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過環境承載能力，流經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許多城市空氣污染嚴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開始顯現，土壤污染面積擴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劇，核與輻射環境安全存在隱患。生態破壞嚴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廣，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減少，生態系統功能退化。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保護面臨的嚴峻形勢與制度層面公民環境權利的缺失有關，公民環境權利是環境保護的基礎、目的和手段。在相對單一的環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環境權利訴求未能充分實現，環境保護組織不發達，司法權力保護環境的成效不明顯 (環境公益訴訟難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國確立公民環境權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確環境保護的真諦，也是環境保護的現實需求。

公民環境權利的確認是一項系統工程，要達到有效調動社會力量以及司法權力參與到環境保護中來，切實實現公民環境權利的有效保護，我們認為，在憲法確認以公民享有良好環境為內容的公民環境權後，可沿著兩條進路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一是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在以權力保護環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環境權利的內容。這些權利主要包括:(1)環境知情權。即公民對環境狀況、國家的環境管理狀況以及自身的環境狀況等有關信息獲得的權利。(2)環境參與權。即公民擁有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過程，組成環保的團體，實施公益性環境保護行為等權利。(3)環境行政請求權。即公民的環境權益受到侵害後可以向環境行政部門請求保護的權利。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細化的另一進路是與傳統私權相融合，將公民環境權利在私法上進行規定。這一類公民環境權利主要包括: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清潔產品權、環境審美權、環境文化權、戶外休閑權、避免雜訊污染權等。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並不意味著公民環境權的性質具有公私兩重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即便是在保護公共環境利益的情況下，也並不意味著公民的環境權利具有公權力的性質。在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框架內，公權力不能放棄，也不能通過協議而變更，而私權則可由作為權利主體的個人自行處分。公民環境權是法律確認並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和做出處分的權利，因此本質上屬於私權。同時由於環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公民的環境權又區別於傳統個體意義上的私權，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環境權是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私權—公益性的私權。正是公民環境權的這一特有屬性，使得傳統的私法救濟和單純依賴公權力的介人都不能實現有效的保護。法律既需要承認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認其私權性質，這正是我們主張法律通過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相結合和與傳統私權利相融合這兩條進路來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根據所在。

法律確認公民環境權利的兩條進路對於環境保護分別具有內在的推動機理。第一，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保護的公權力結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公民環境權利與環境行政權力的互動實現環境保護。首先，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制約了政府環境權力的行使，能夠有效地防治個別政府官員在行使環境權力過程中的尋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環境保護過程中不能背離公民的環境利益。其次，這些權利還能引起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公民的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環境行政請求權在受到侵害的時候，可以通過行政訴訟的方式尋求救濟，從而通過司法權實現對環境行政權力的制約。再次，要實現對環境更為有效的保護，權力對權利的制約是必須的。公民環境權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對自身的環境利益進行判斷並做出處分的權利，但由於環境公共物品的屬性，公民個人可能會為了個人的利益而濫用權利，從而犧牲公共的環境利益。此時，政府環境權力就能夠對公民環境權利進行干預或制約。如此，公民環境權利與政府環境權力的雙向制約與互動，推動著環境保護在法制軌道上良性推進，從而實現對於環境的有力保護。第二，公民環境權利與傳統私權相融合的進路，能夠通過充分發揮公民的主動性實現環境保護。雖然傳統私法的財產權、人身權以及相鄰權的規定對於環境保護的作用仍不能忽視(特別是在對這些權利的侵害發生現實的損害時，對這些權利的救濟能簡潔地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但是，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環境審美權等公民環境權利的明確賦予，是直接針對公民的環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對於傳統私權而言，這不但大大豐富了公民私權的內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環境保護的標准，可以有效彌補傳統私法對於環境保護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確的環境權利，就能更加關注自身的環境利益和對於環境利益的自覺維護。公民環境權利作為一種私權的發達，進而能促進民間環保組織的繁榮，使社會力量能有序地參與到環境保護過程之中，從而形成良好的環境保護的社會氛圍。此外，對於那些破壞環境利益的行為，公民或環保組織能有效地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就先，更為充分地調動司法力量進行遏制，這不但能實現對公民環境權利的維護，而且更為重要的是能實現對整個社會的環境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