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法治與德治的關系

① 如何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1 、「法治」與「德治」相互配合和支持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控制、促進社會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兩種手段，他們密切聯系、相互支持，共同推促著社會的進步。作為一種他律，法律的主要功能在於「懲惡」，而「揚善」則主要應依靠道德的自律來進行，因而在「勸善」方面，法律有著自身先天的缺欠與不足，需要道德來加以支持。同時，法律的創制和運作也必須要以正確的思想道德觀念為指導。同樣，「德治」也離不開「法治」的支持與配合。道德作為一種規范，主要是依靠社會輿論、風俗習慣和人們的內心信念來推動的，其軟弱與蒼白無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某些嚴重違反社會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客觀上也必然要求運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在此種意義上，守法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法律所維護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會道德。
2 、「法治」與「德治」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除了上述兩點之外，「法治」與「德治」的聯系還表現在，二者有著共同的精神――秩序。
「法治」與「德治」都以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發展為使命。秩序是「法治」與「德治」存在的價值基礎，又是二者可以同步並舉的理論依託。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法治」與「德治」之所以能夠存在和為人們所認同並可以成為並駕齊驅的兩種治國理論和模式，主要就在於它們能夠給人們帶來秩序。秩序意義在於，它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因此，一旦脫離了秩序這一前提，無論是「法治」還是「德治」都將會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3 、「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需要以穩定的社會秩序和團結的政治局面為前提。這兩者的實現都既離不開法律也離不開道德。法律可以利用其背後的國家強制力保證政治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可以合理的配置各種資源，及時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人民內部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可以有力的打擊各種危害國家和社會的顛覆和破壞活動。而道德則可以利用其內在的意識制約力來防止各種邪惡思想的產生，防止社會混亂;可以限制人們的某些慾望，減少其利益沖突，以加強人們的團結，增強其凝聚力;還可以對法律的創制和實施提供有力的支持、配合和協調。可見，「法治」與「德治」都是實現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的需要和保障。
「法治」與「德治」的這種辯證關系客觀上要求我們要「努力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結合起來。」

②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③ 聯系實際論述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與以德治國的關系。

答；法治和德治同屬上層建築。法治屬於政治文明範疇，德治屬於精神文明範疇，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二者的物質基礎是共同的，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一種重要手段和調整社會關系的行為規則。

2、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根本目的和使命是一致的。依法治國就是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和其他社會組織，按照體現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和制度來治理國家。以德治國，就是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發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並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培養全體公民具有良好的社會主義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從而在全體人民中形成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在全社會形成團結互助、平等友愛、共同前進的人際關系。所以，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根本目的都是為了保證人民群眾真正當家作主。

3、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共同的物質基礎、思想基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使命，就決定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基本原則和基本內容是一致的。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是德治的基本要求，德治的基本原則是維護全體公民的整體利益的集體主義原則。這個原則是從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並在保證集體利益的前提下，把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結合起來。而法治的基本原則也是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法治的許多規范與德治的規范要求是相同的，如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遵紀守法、保守國家機密等要求，不僅是法律規范的內容，而且也是道德規范的內容。

二、二者的區別：

1、二者產生的歷史條件不同。德治是通過道德規范治理國家。道德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種意識形態，存在於歷史的各個時期，而社會主義法治是在執政黨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產生的。

2、二者的表現形式不同。德治是存在於人們的意識和社會輿論之中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應遵循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則。道德原則、道德規范沒有嚴格的界線，道德規范的要求也往往是概括、籠統和比較抽象的，大多是不成文的，它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和社會輿論的力量，使人們形成一定的信念、習慣，並通過這些信念、習慣來約束自己的行為，形成一種自我的心理約束機制，抑制各種不道德行為的產生。而法治是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規范性文件來約束公民，法人的行為，明確告訴人們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它對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的約束力。法律規范通常表現為國家制定或認可的法律、法令、條例等規范性文件。

3、二者實現的方式不同。德治的實現主要依靠社會輿論和教育的力量，依靠公民的思想覺悟、良好的道德修養，也就是依靠非強制力的手段去實現。即「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認識和道德覺悟。」而法治的實現，雖然也有社會輿論和教育的力量，也要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自覺維護和遵守，但最主要的是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通過國家強制力，通過對違法者予以應有的法律制裁來保證法治的實現。

4、二者包含的內容不同。以德治國包含的內容要遠遠大於以法治國的內容。德治所涉及的內容，幾乎含蓋了公民一切社會生活、社會活動。既包括了法律規范所調整的范圍，也包括了法律規范所調整不到的范圍。德治對社會和公民提出的要求，要比法治的要求高的多、廣泛得多，也深刻得多。

但是對於一個國家來說，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是治理國家的兩種不同的思想和策略。如果只依靠以德治國，那麼我們的國家就會處於一種無法無天的狀況，社會就會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如果單獨強調依法治國，那麼「德治」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社會上很多問題和情況就不能很好地處理，因為這些問題是法律所不能調整的，也是法治的「死角」。在治理國家時，應該側重於依法治國。只有社會主義法律健全，建立起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才能使廣大人民、一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真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化的國家。同時大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與道德，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為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指明前進方向，從而促進社會主義法治的發展與建設。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都是治理國家所不可缺少的，二者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相輔相承，不可偏廢

④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⑤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及其作用

法治，即依法治國，德治，即以德治國。法治為德治提供一定的規范，內德治在此之上實行。也容就是說法治的實施有利於退動德治的實現，而人民道德素質的提供又有利於推動法治的實現。德治的實現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依賴法治。

⑥ 法治與德治的區別.毛鄧三簡答題！！

一、法治和德治都是人治，但法治是眾人之治，德治則是精英之治
二、法治和德治都是治國方略，但法治是程序之治，德治是人情之治
三、法治和德治既治民又治官，但法治重在治官，德治重在治民
法治和德治沒有想像的那麼難以區分，它們的邊界是可以分清楚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就確定法治和德治在社會治理中的相輔相成的關系和地位

⑦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⑧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

親愛的樓來主：
正 法治與德治源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治與德治是相互聯系的,法治與德治雖然范疇、內涵不同,但二者是緊密聯系、辯證統一的。首先,從法治與德治的性質和地位看,二者都屬於人類文明這個總范疇。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二者雖然有別,但在根本性質上,在更高層面上是統一的,即都屬於人類文明。其次,從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看,二者都對社會成員行為起規范作用
祝您步步高升
期望你的採納，謝謝

⑨ 如何理解德治和法治之間的關系

道德衰而法律興，如果人人有道德，那就不需要有法律了。法治是道德失守的最後的人類版行為規范。
在中國權三代時期，就是德治，這是最高的政治理想：禮運。通過禮樂來規范人們的行為，法家的再現就是禮運的失敗而興起的。
中國現在提倡德治，只不過是一種無病呻吟。
社會正義是德的基礎，如果基礎不存在，德是不可能彰顯的。

⑩ 如何簡述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關系

（1）依法治國需以以德治國為基礎。這首先是因為道德是立法的基礎，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來源之一，先進的道德規范是法律規范的主要價值目標之一，良好的道德規范是評價法律規范善惡的主要標准之一。其次是因為道德是執法的基礎，法律規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確地把握立法宗旨，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執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證據採信方面的自由心證權，能否恰當地運用這一權力，則取決於執法者的素質。再次是因為道德是守法的基礎。大多數人對法律的認同和信仰是法律存在的基礎；權利是現代法治的核心，如何將法定權利兌現成為現實權利取決於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與權利意識相對應的義務意識也與公民的自覺和自願意識相關聯。（2）以德治國需以依法治國為補充與保障。以德治國著力於通過提高人的內心覺悟和建設人的動機文明，來端正人的文明行為；依法治國則著力於通過約束人的外部行為和建設人的行為文明，來開掘人的內心文明。以德治國著力於建設個體文明，通過榜樣的力量促進社會主義群體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國則著力於建設群體文明，通過群體文明的提高，防範、震懾個體的越軌行為。以德治國著力於強調人的義務意識、責任意識，依法治國著力於維護人的權利，強調人的權利意識，兩者相得益彰。 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缺一不可。我國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作為兩種基本社會調整手段，二者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具有共同的社會階段基礎和經濟基礎；其次，二者都體現了人民主權的政治思想，都體現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時代風尚。再次，二者有共同的歷史使命和奮斗目標。它們都要創造和保證有利於經濟發展、政局穩定、社會安定的良好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實現人際關系和諧，人們生活幸福，都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誠實守信為重點。但兩者存在明顯區別：第一，兩者調整范圍不盡相同。法治的重點是人的外在行為，德治的重點是人的內心世界；第二，兩者的具體內容不同。法律既規定人們的義務，也規定人們的權利，並重視權利和義務的一致性；道德則著重強調人們的義務，提出許多要求，但並不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第三，兩者的調整機制或方式不同。道德是一種「軟約束」，法律既靠人們自覺守法來實現，也靠國家強制力來保證，通過外在的力量，強制人們遵守，是一種「硬約束」。道治「本」，「法治標」，兩者各有優勢，而同時存在不足或缺陷。法律本身來講，由於其與社會利益關系的平衡與利益矛盾的多變相比，具有制定遲緩和修改滯後的性質；其次，法律規范的封閉性使其缺乏廣泛的滲透力；再次，法律更多是補救性的懲治，缺乏防治性的勸導；第四，法律和司法的不完美直接影響法律的效力，以道德本身來看，道德的約束是非常脆弱的；其次，現代經濟社會高度利益性和多元利益的存在，社會主體在具體利益的引誘下，驅動下的行為選擇往往忽視道德。因此兩者的不足更決定了二者確實存在互補性。兩者的有機結合能夠促進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要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結合起來，使法律和道德在內容上互相銜接，相互協調，在作用上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充分體現社會主義與愛國主義、優秀歷史文化傳統與時代潮流、社會主義文化與經濟、政治的同一性。(二)依法治國對以德治國有重要的保障和促進作用。社會主義法治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人們的行為，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健康發展。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表現。第一，在立法上，通過道德法律化保障道德規范的實現。主要通過以下三種方式：一是立法將一定的道德規范直接上升為法律規范，即通過禁止性義務性的法律規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規范，如婚姻法中的子女贍養父母、父母撫養子女並不得遺棄等規定，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模式。二是立法規定法律主體必須遵守一般的道德規范的原則，使一般的道德規范成為具有某種法律屬性或法律效力的法律原則。如民商法中關於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三是立法規定準用性道德規范，使其成為國家立法的有利補充。如我國民事司法實踐中不乏其做法。通過道德法律化，保障了道德規范的實現。第二通過強化執法和司法，促進道德規范的培植。缺乏嚴格的執法和司法的一個盜賊橫行、動盪不安、社會分配嚴重不公的社會里，公民的良性道德就難的形式，道德就缺乏有效的屏障和依託。第三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和對合法行為的保護，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念。現代社會關系日益復雜，不同階層、不同集團之間存在不同利益要求的矛盾，市場經濟的弊端給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也帶來了消極影響，如製造假冒偽劣產品、偷稅漏稅、利用合同詐騙錢財、貪污受賄等等。社會主義法治通過制裁經濟、民事違法行為，嚴厲打擊刑事犯罪，不僅懲治，教育違法者，還能起到教育和警戒其他社會成員的作用，使社會保持良好的道德風尚。第四，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是道的保障。我國憲法和其他法律也為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出了系統規定。如《合同法》、《民不通則》、《反不正當競爭法》要求遵守公序良俗、商業道德、誠實信用等；《未成年人權益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護法》反映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教師法》、《法官法》、《人民警察法》等法律中規定有思想道德和職業道德方面的內容，這些法律規定，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對於傳播道德，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道德建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三)以德治國為依法治國提供堅實的思想政治保證。首先，社會主義道德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標准和推動力量。法治的推行首先要依靠社會成員的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現實要求我們知心朋友從思想上道德保證切實遵守法律，同一切違法亂紀的思想和行為作斗爭。要看到一個社會如果大多數社會成員思想覺悟和道德素質低下，那麼不論有多麼苛刻嚴厲的法律，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秩序和管理問題，不能長治久安。其次，社會主義道德制約著社會主義法治的完善。道德的自覺約束與法律的強行約束是否相制約，也可以互相轉化，某些道德規范需要適時提升為法律規范。在法律未涉及的領域，道德就在其中起到一個補漏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些原有的道德規范不能適應新的實際，而新的道德規范還沒有形成，因而一些領域和地方，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出現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主義滋長蔓延。必須要實行法治。所以，以德治國並非是要以德治來代替法治，而是要強化和實現法治。只有在衽法治的同時，實行德治，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設，作為法治的後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質，依法治國才能進入良性循環，社會發展才能進入較高層次。 法律與道德各有其巨大作用，也各有其顯著缺陷。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統一起來，能發揮更大作用。這是因為第一法律與道德在起源和發展上有某些共同點。道德與法律均起源於風俗習慣。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指出：當文明開始以後，希臘人、羅巴人以及希伯來人的最初法律，只不過是把體現於習慣與風俗之中的他們前代經驗的結果變為法律的立法而已。恩格斯也曾經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這說明，某些法律是由道德習慣轉化而來的。第二法律和道德都是用來維護和調整社會關系的。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法律體系中，有許多律令吸收了封建道德規范。我國魏晉隋唐法典中，除律令正文外，還附有「十罪」「十惡」的條目，其中的「數」、「者」、「睦」、「義」等，就屬於道德規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有些道德規范同時也有法律效力。我國社會主義道德規范體系中有「愛國主義」，「愛國主義」就有法律方面的內涵。一個人不愛國就會受到道德譴責，嚴重的有損國家和民族尊嚴的行為，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第三，法律與道德在作用上相互憑借，相互補充。統治階級用法律推行道德，用道德維護法律，這就所謂的「德威並施」，「寬猛相濟」。道德可以用來防範尚未發生的違法行為，而法律則可以用來制裁已經發生的違法行為，以所謂「禮者禁將獎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有利於提高人們遵守社會主義道德的自覺性，而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又有助於增強人們的社會主義法制觀念，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此外，某些法律手段不宜解決的問題，可以用道德手段解決，而有些社會問題道德手段不行需要用法律手段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