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治名人

㈠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出現的主張「法治」的思想家是誰這一思想出現的背景和哪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商鞅畫像商鞅（約前年—前338年），漢族，衛國（今河南安陽市內黃梁庄鎮一帶）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姬姓，衛氏，全名為衛鞅。因衛鞅本為衛國公族之後，故又稱公孫鞅。後封於商，後人稱之商鞅。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孝公死後，受到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其在秦執政二十餘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凌駕於山東六國之上。但最後還是死於自己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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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簡介
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試民
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商鞅的歷史評價
商鞅廣場
變法結果

[編輯本段]商鞅簡介
商鞅「少好刑名之學」，專研以法治國，受李悝、吳起等人的影響很大。後為魏國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時對魏惠王說：「公孫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為相。」又對惠王說「王既不用公孫鞅，必殺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後，魏惠王對公叔痤囑托不以為然，也就沒有照做了。公孫鞅聽說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欲收復秦之失地，便攜同李悝的《法經》到秦國去。通過秦孝公寵臣景監，商鞅三見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種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贊許，並成為秦國強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長，開始變法，後升大良造。
公元前359年，正當商鞅輔佐秦孝公醞釀變法時，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准備。
周顯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變法內容為「廢井田、開阡陌，實行郡縣制，獎勵耕織和戰斗，實行連坐之法」。這時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太傅公子虔與老師公孫賈。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太傅公子虔復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變法日久，秦民大悅。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前340年，率秦趙軍敗魏國公子昂將軍，魏割河西之地與秦，將人民遷居至大梁，此時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因功封於商十五邑。
商君之法太過刻薄寡恩，設連坐之法，制定嚴厲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尤其是軍功爵制度，造成秦國貴族多怨。秦國公族趙良勸說商君積怨太深，宜「歸十五都，灌園於鄙」、「不貪商、於之富，不寵秦國之教」，商鞅不聽。前338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公子虔告商鞅謀反，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結果因未出示證件，店家害怕「連坐」不敢留宿，自是「作法自斃」；欲逃往魏國，魏人因商鞅曾背信攻破魏帥，亦不願收留。後來商鞅回到商邑，發邑兵北出擊鄭國，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於彤，滅商君之族。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
商鞅從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規模地推行過兩次變法。商鞅第一次變法在公元前356年，而不是公元前359年，楊寬《戰國史》185頁有這樣一段說明：「《史記秦本紀》說：秦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為左庶長。』據此，秦孝公三年已『用鞅法』，六年因『百姓便之』，提升衛鞅為左庶長。但是《史記商君列傳》說：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據此則下令變法，應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衛鞅任左庶長之後。兩說相較，當以後說為是。《戰國策·秦策》一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韓非子和氏篇》又說：商君之法，『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商君車裂於秦。』王先謙《集解》認為『八』上脫『十』字，是對的。從秦孝公六年（即公元前356年）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以後，到二十四年孝公去世，首尾19年，以整年來計，正是18年。」據此，商鞅第一次變法應在公元前356年。
公元前340年，衛鞅奉秦孝公命令攻打魏國，魏將公子昂原是衛鞅在魏國時的朋友，衛鞅就請公子昂和談，公子昂及友情毫不懷疑，結果衛鞅在會談後生擒魏將公子昂，趁機大破魏軍，迫使魏國交還過去奪走的西河地。魏惠王說：「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此大功，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商洛鎮）15個邑，號為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贏駟即位，即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邊關，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見他未帶憑證，告以商君之法，留宿無憑證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國去，但魏國因他曾生擒公子昂，拒絕他入境。他回到自己的封邑，舉兵抵抗，結果失敗戰亡，而後被下令車裂其屍。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實行了第二次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
一、廢井田，開阡陌（阡陌就是田間的大路）。秦國把這些寬闊的阡陌鏟平，也種上莊稼，還把以前作為劃分疆界用的土堆、荒地、樹林、溝地等，也開墾起來。誰開墾荒地，就歸誰所有。土地可以買賣。
二、建立縣的組織，把市鎮和鄉村合並起來，組織成縣，由國家派官吏直接管理。這樣，中央政權的權力更集中了。
三、遷都咸陽。為了便於向東發展，把國都從原來的櫟陽遷移到渭河北面的咸陽（今陝西咸陽市東北）。
這樣大規模的改革，當然要引起激烈的斗爭。許多貴族、大臣都反對新法。有一次，秦國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對秦孝公說：「國家的法令必須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頭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師傅應當受罰。」
結果，商鞅把太子的兩個師傅公子虔和公孫賈都治了罪，一個割掉了鼻子，一個在臉上刺了字。這一來，一些貴族、大臣都不敢觸犯新法了。
這樣過了十年，秦國果然越來越富強，周天子打發使者送祭肉來給秦孝公，封他為「方伯」（一方諸侯的首領），中原的諸侯國也紛紛向秦國道賀。魏國不得不割讓河西土地，把國都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試民
商鞅是衛國人，姬姓，衛氏，名鞅，華夏族。他見衛國勢弱，就到魏國，求事於魏相國公叔痤，公叔痤見他是個賢才，推舉他為中庶子，一有大事，痤總要與商鞅一起謀劃，並總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薦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還是告訴魏惠王「衛鞅雖然年輕，但他是當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國，比我強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殺了，以免後患。」。公叔痤又對商鞅說「我先公後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趕快逃走，我已建議殺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聽痤的話用我，那他也不會聽他的話殺我的。他於是不走。果然，惠王認為商鞅沒什麼作為，這是公叔痤病重，在說糊塗話，因而，沒有用他，也沒有殺他。
商鞅聽說秦孝公四下招賢，於是來到秦國，求見秦孝公。孝公見商鞅高談闊論、泛泛而語、不著邊際，聽了一會兒就睡覺了，一連三次如此。商鞅沒有氣餒，最後以「伯術」為題展開話題，卻正中孝公下懷，兩人交談三日三夜，孝公不覺過癮。孝公大喜，封他為左庶長。於是，商鞅果斷頒布變法之道。他想測試一下民眾對變法的態度，更為了取信於民，以便新法能順利地貫徹、實施下去。
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放在鬧市中，下令說：「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去，就獎賞十金」，老百姓紛紛來看，但都抱懷疑的態度，無人去搬；商鞅把賞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國可是從來沒有出這么重的獎賞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雖然沒有這么多的獎金，但總有一些吧。他扛起木頭，搬到北門，跟隨的觀眾很多。商鞅如數地兌現了獎金，大家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第二天，商鞅頒布新法，並使新法順利地實施了下去。秦國大治，其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都得到飛速發展。但是，由於新法侵害了王親貴族等統治階層的切身利益，同時，商鞅在執行變法中過於嚴酷，當孝公去世、惠文公即位時，商鞅最後落得個「五馬分屍」的悲慘結局，實為可歌可泣、可悲可嘆。
[編輯本段]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
一、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制崩潰、封建制確立的大變革時期，商鞅變法順應了時代的要求和歷史發展的潮流，是為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二、商鞅變法得到了統治者的支持。
三、商鞅確立了「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正確的變法指導思想，改革態度堅決，取信於民。
四、商鞅不顧個人安危,敢於同舊勢力堅決斗爭。
[編輯本段]商鞅兩次變法的主要內容
公元前356年第一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幾點：
1．頒布法律，制定什伍連坐制度，輕罪用重刑。將李悝《法經》頒布實行，增加了連坐法。就是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互相告發，同罪連坐，告發「奸人」的與斬敵同賞，不告發的腰斬。一家藏「奸」，什、伍同罪連坐。客舍收留無官府憑證的旅客住宿，主人與「奸人」同罪。
2．獎勵軍功，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從低到高]：1公士 2上造 3簪裊 4不更 5大夫 6官大夫 7公大夫 8公乘 9五大夫 10左庶長 11右庶長 12左更 13中更 14右更 15少上造 16大上造 17駟車 18大庶長 19關內候 20徹候 。各級爵位都有一定的政治經濟特權。規定斬敵甲士首級一顆賞爵一級，田一頃，宅九畝，服勞役的「庶子」一人。爵位越高，相應的政治、經濟特權越大。宗室、貴戚凡是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特權。爵位高的還可以「稅邑三百家」，也可以用爵抵罪或贖罪。
3．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拏」（意思是盡力從事男耕女織的生產事業，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從事工商業和因不事生產而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沒入官府為奴隸）。
4、強調「以法治國」要求國家官吏學法、明法，百姓學習法律者「以吏為師」。
5、改法為律。強調法律的普遍性，具有「范天下不一而歸於一」的功能。
6、輕罪重罰，強化法律意識，不赦不宥。主張凡是有罪者皆應受罰。
7、鼓勵告奸
8、用法律手段剝奪舊貴族特權。如廢除世卿世祿制度。規定除國君外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沒有軍功就取消其貴族身份。
9、強化中央對地方的全面控制，剝奪舊貴族對地方政權的壟斷權。
10，統一度量衡。
公元前350年第二次變法，主要有下列兩點：
1．「開阡陌封疆」。破除過去每一畝田的小田界一阡陌和每一頃田的大田界一封疆，把原來的「百步為畝」，開拓為240步為一畝，重新設置「阡陌」和「封疆」。國家承認地主和自耕農的土地私有權，在法律上公開允許土地買賣。
2．普遍推行縣制。把秦國劃為41個縣，在未設縣的地方，把許多鄉、邑，聚合並成縣，共新建31縣。設縣令、縣丞，由國君任免。
[編輯本段]商鞅的歷史評價
由於獨尊儒術的緣故，歷史上對於使用暴力手段進行快速改革的商鞅的評價並不是很好，以至於千百年後的人們還蔑稱秦國為虎狼之國。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後人又說：「衛鞅入秦，景監是因。王道不用，霸術見親。政必改革，禮豈因循。既欺魏將，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賓！但是也有人肯定商鞅，比如王安石：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國方略。」而資治通鑒中說：「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葯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雖說商鞅刻薄，所謂「亂世用重典」本也無可厚非，反而說明商鞅之誠信品質。在現代，盡管有少數不同聲音，但大多數人承認商鞅是一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的英雄。
[編輯本段]商鞅廣場
商洛古稱商，乃商鞅封地也。商鞅廣場位於商洛市市區西大門，是商洛市丹江公園國家水利風景區重要組成部分，上接仙鵝湖觀光度假區，下啟丹江生態文化旅遊長廊，廣場以春秋戰國時期著名改革家商鞅雕塑為主題，是集休閑、娛樂、集會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文化廣場，扮靚了商洛市的西大門。商鞅廣場之商鞅雕塑廣場栽植大小喬木、灌木4萬余株，主要植物包括百年銀杏、香樟、廣玉蘭、合歡、國槐、鸞樹、紫薇、紫荊、石楠、碧桃、櫻花等30餘種名貴苗木，特別是來自商洛六縣一區的十四棵景觀大樹，凸現了商洛生態園林城市的地域特色，同時還綠化綠地草坪1.2萬平方米。景觀工程以商洛曾為改革家商鞅封地的歷史題材為主題，建設商鞅雕像、商君功德柱及先秦文化元素的地景浮雕、小品等，以弘揚商鞅變法、發奮圖強的人文精神，打造了商洛市的城市文化品格。
[編輯本段]變法結果
商鞅雖然被害，但新法並未被廢除。新法適應時代的發展趨勢，是秦惠文王不廢新法的原因。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後世有人說：「百年猶得秦政法。」
（商鞅變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
--------《史記·商君列傳》

韓非簡介
韓非口吃(結巴），不善言談，而善於著述。韓非與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他博學多能，才學超人，思維敏捷，李斯自以為不如。他寫起文章來氣勢逼人，堪稱當時的大手筆。凡是讀過他的文章的人，幾乎沒有不佩服他的才學的。
韓非師從荀卿，但思想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喜刑名法術之學」（申不害主張君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論稱為「術」。商鞅的理論稱為「法」。這兩種理論統稱「刑名」，所以稱為「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指韓非的理論與黃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韓國公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後來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政讀了《孤憤》、《五蠹》之後，大加贊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秦王政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於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馬上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安原本不重用韓非，但此時形勢緊迫，於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卻未被信任和重用。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毀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政認可了他們的說法，下令將韓非入獄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葯，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秦王政在韓非入獄之後後悔了，便下令人赦免韓非，然而為時已晚。(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韓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後，後人輯集而成的。據《漢書·藝文志》著錄《韓子》五十五篇，《隋書·經籍志》著錄二十卷，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阮孝緒《七錄》(或以為劉向《七錄》)也說「《韓子》二十卷。」篇數、卷數皆與今本相符，可見今本並無殘缺。自漢而後，《韓非子》版本漸多，其中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尤為校注詳贍，考訂精確，取捨嚴謹；梁啟雄的《韓子淺解》尤為簡明扼要，深入淺出，功力深厚。
[編輯本段]韓非子與《韓非子》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韓國著名的哲學家、法家代表韓非；二指一本書，是韓非死後，後人搜集其遺著，並加入他人論述韓非學說的文章編成的。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贊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
對於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佚」，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於民，才可「禁奸於為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韓非子·心度》）。容易讓人忽視的是韓非是主張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他認為嚴重的徭役和賦稅只會讓臣下強大起來，不利於君王統治。
對於君主，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煉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顯學》）。
對於政治，韓非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他強調制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
對於臣下，他認為要去「五蠹」，防「八奸」。（《韓非子·八奸》 《韓非子·五蠹》）所謂五蠹，就是指：1、學者（指儒家）；2、言談者（指縱橫家）；3、帶劍者（指游俠）；4、患御者（指依附貴族並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認為這些人會擾亂法制，是無益於耕戰的「邦之蟲」，必須鏟除。 所謂「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優、侏儒等君主親信侍從；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養殃」，指有意討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私自散發公財取悅民眾的臣下；6「流行」，指搜尋說客辯士收買人心，製造輿論的臣下；7「威強」，指豢養亡命之徒，帶劍門客炫耀自己威風的臣下；8「四方」，指用國庫財力結交大國培養個人勢力的臣下。這些人都有良好的條件威脅國家安危，要像防賊一樣防備他們。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韓非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顯學，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根據當時的形勢情況，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治國理念都頗受韓非子學說的影響。
[編輯本段]《韓非子》部分典故
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瓮而往沽，而狗迓而齕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
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
[2]宋國有個賣酒的，賣酒器具量得很公平，接待客人態度很恭敬，釀造的酒很香醇，（店鋪門前）酒旗懸掛得很高。積貯很多酒卻沒有人來買，（時間一久，）酒都變酸了。（賣酒的）感到奇怪，不解其中緣故。他向同住里巷且知道這事的老人楊倩打探。楊倩說：「你養的狗凶惡嗎？」 賣酒的說：「狗凶惡，那麼酒為什麼就賣不出去呢？」楊倩說：「人們害怕你的狗呀!有的人打發自己的小孩，揣上錢，拿著壺，前往打酒。但你的狗竄出來咬人，（誰還敢來買酒呢?）這就是你的酒賣不掉最終變酸的原因。」
國家也有這樣的惡狗。有才能的人懷著治國的本領想要稟陳（大國的君王），使大國的君王能夠明曉（治國的方略）。那些大臣像惡狗一樣竄出來咬人，這就使國君受到蒙蔽和挾制，因而那些有才能的人不能得到重用

韓非子的人口理論
韓非用人口增長速度愧於生活資料增長速度的人口理論來說明「當今爭於力氣」，認為人口是按幾何級數增加的，即五子二十五孫論（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五蠹》）
這比西方經濟學家馬爾薩斯1798年發表的《人口學原理》提前了約兩千年，韓非是人口幾何級數增長
論的先驅。

智子疑鄰
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鄰人之父亦雲。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宋國有個富翁，因天下大雨，他的牆坍塌下來。他兒子說：「如果不趕緊修築它，一定有盜賊進來。」隔壁的老人也這么說。可富人不聽他們的話。這天晚上果然丟失了大量財物。這家人很贊賞兒子的聰明，卻懷疑偷盜的是隔壁的老人。
它告誡人們：在給人提正確的意見時，要考慮自己與聽者的關系，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或者：聽意見只應聽取正確的，而不要看這意見是什麼人提出的，對人不能持偏見。主旨：它告誡人們，如果不尊重事實，只用親疏和感情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就會主觀臆測，得出錯誤的結論, 說不定害了自己。 從鄰居家的老人這方面，告訴我們給別人提意見，要盡量用能讓別人欣然接受的方式。 同樣的事但發生在不同人身上卻不同對待，這是不正確的。做人做事要公平，實事求是。

㈡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2)中國古代法治名人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㈢ 列舉著名古代法學家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通過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韓非，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李悝，中國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法經》，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現已失傳。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蓋尤斯，作為一個法學教師，是現在世界上有專業論著傳世的第一位職業法學家。在學術上，蓋尤斯自稱屬於薩賓派。他是一位多產的法學家，他的著作共有13種，如《十

㈣ 古代主張法治的思想家是誰

韓非子是法家集大成者,不是著重主張「法治」.韓非主要全面闡述了法,術,勢三者之版間的關系.並進一步的權論述這些觀點.
商鞅才是全面主張「法治」的人.商鞅是法治思想的奠基人.這一思想主要體現在歷史事件「商鞅變法」中.

㈤ 中國古代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是誰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專文家。他創立的屬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㈥ 國不可無法，中國古代的法學家有哪些

最著名的是韓非子。

㈦ 在中國古代歷史中出現的主張「法治」的思想家是誰這一思想出現的背景和哪一重大歷史事件有關

既然是思想家那就是韓非子了.
韓非生於周赧王三十五年,卒於秦王政十四年（約前281年-前233年），韓非為韓國公子（即國君之子），漢族，戰國末期韓國人(今河南省新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政論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後世稱「韓子」或「韓非子」，中國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韓非師從荀卿，但思想的觀念卻與荀卿大不相同，他沒有承襲儒家的思想，卻「喜刑名法術之學」（申不害主張君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所以申不害的理論稱為「術」。商鞅的理論稱為「法」。這兩種理論統稱「刑名」，所以稱為「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黃老」（指韓非的理論與黃老之法相似，都不尚繁華，清簡無為，君臣自正），繼承並發展了法家思想，成為戰國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 韓國在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身為韓國公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曾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安勵精圖治，變法圖強，但韓王置若罔聞，始終都未採納。這使他非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於時的憤懣。 後來這些著作流傳到秦國，秦王政讀了《孤憤》、《五蠹》之後，大加贊賞，發出「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可謂推崇備至，仰慕已極。秦王政不知這兩篇文章是誰所寫，於是便問李斯，李斯告訴他是韓非的著作。秦始皇為了見到韓非，便馬上下令攻打韓國。韓王安原本不重用韓非，但此時形勢緊迫，於是便派韓非出使秦國。秦王政見到韓非，非常高興，然而卻未被信任和重用。韓非曾上書勸秦始皇先伐趙緩伐韓，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賈的讒害，他們詆毀地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政認可了他們的說法，下令將韓非入獄審訊。李斯派人給韓非送去毒葯，讓他自殺。韓非想向秦始皇自陳心跡，卻又不能進見。秦王政在韓非入獄之後後悔了，便下令赦免韓非，然而為時已晚。(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編輯本段文學特點
韓非子的文章說理精密，文鋒犀利，議論透闢，推證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國家可亡之道達47條之多，實屬罕見。《難言》、《說難》二篇，無微不至地揣摩所說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趨避投合，周密細致，無以復加。 韓非子的文章構思精巧，描寫大膽，語言幽默，於平實中見奇妙，具有耐人尋味、警策世人的藝術效果。韓非子還善於用大量淺顯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作為論證資料，說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體現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認識。在他文章中出現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豐富的內涵，生動的故事，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典故，至今為人們廣泛運用。

㈧ 中國歷史法學代表人物

中國歷史法學代表人物
一、古代法律人物都有誰春秋時期的管仲，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
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
被譽為「法「家先驅」。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在魏國魏文侯的支持下進行變法，推行新政。
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並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施行了變法，是秦國由弱變強的轉折點。
戰國時期著名的法家人物還有申不害、慎到等。西漢時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經義決獄為司法原則，對傳統的司法和審判做了補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國子監博士徐文遠的孫子。青年時期舉明經及第。
歷經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長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則天時期與酷吏斗爭的一面旗幟，也是歷史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法官、清官。
二、古代有哪些法律人物春秋時期的管仲，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被譽為「法「家先驅」。
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在魏國魏文侯的支持下進行變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並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戰國時期秦國的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施行了變法，是秦國由弱變強的轉折點。
戰國時期著名的法家人物還有申不害、慎到等。
西漢時的董仲舒，首倡法律儒家化，以《春秋》經義決獄為司法原則，對傳統的司法和審判做了補充。
唐代的徐有功，是國子監博士徐文遠的孫子。青年時期舉明經及第。歷經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長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則天時期與酷吏斗爭的一面旗幟，也是歷史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法官、清官。
三、中國古代法家的具體代表人物們的代表作和中心思想是什麼希望對你有幫助法家及其主要思想家法家，在春秋時期是比較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他們主張法治，喜歡社會在維護私有制的觀念中向前發展，他們以為，社會是需要秩序的，只有擁有良好的秩序，社會才能在穩定的環境中向前發展，因此，法家總是推崇法律的至高無上，認為社會就必須要有嚴厲的法律，違法必糾，做到法律的絕對權威，即今天的人們常言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同時，因為法家的思想觀念是維護私有制已經形成的社會，目的是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維護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這樣，就必然已經迎合了統治階級的心理需要，當然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喜歡，法家因此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占具了統治地位，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喜歡講儒家思想的「仁政」，以達到麻醉人民的作用，但在竭力維護他們的統治和利益的同時，更喜歡法治，因此，實際上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總是以法律來維護他們的利益。實際上，法制從來就是階級社會的有效統治工具，奴隸社會如此，封建社會如此，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更如此。
可見，法律是階級社會的必然產物，是階級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目的就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法家思想家：商鞅：商鞅原名衛鞅，春秋衛國人；應該說，商鞅是最早提出法制觀念的思想家，奴隸社會雖然進行法制，但從來不向人民解釋為什麼要法制，而商鞅的出現，向人們闡述了法家為什麼要提倡法制；當時，商鞅在衛國並不得志，因此，他最終離開了衛國而到秦國，在一些機遇中，他接近了秦穆公，並向秦穆公闡述了他的思想，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商鞅執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點是，用簡單的事例向人們灌輸他的思想，並逐漸健全了秦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和軍隊管理體制，其保甲制使秦國達到了全民皆兵境界，即秦國的農民平時作農業，戰時則成為士兵，實際就是現在的義務兵役制，所以，秦國得到了強大的機會，最後，統一六國，建立了第一個封建王朝；比如，商鞅最初的城門賞金的事例就相當簡單，為了顯示秦國國君和他的誠信，他在城門立了一木，任誰只要移卻了此木到另一城門，就賞千金，終於有人嘗試，他就真賞了千金，從此，商鞅的法制觀念深入人心，贏得了秦國人的尊重。
韓非子：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遠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韓非本是韓國的王族貴人，但是，他的思想卻偏偏無法在當時的韓國實現，其中的原因當然復雜，韓非在流落到秦國時，向秦國國君闡述了他的法制理念，並詳細地為秦國制訂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規，秦國國君雖然沒有重用韓非子，但是，卻採納了他的思想和觀念；因為，秦國自商鞅以來，歷代都重視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呂不韋、李斯等，他們都順勢而為，尊重了秦國的實際，都推崇法制觀念的。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為重要的一環，正是李斯的出現，使得法家思想真正開始走上統治地位；李斯是戰國末期秦國的思想家，他原是呂不韋的門人，在呂氏的幫助下，漸漸走到了秦國國君秦贏政的面前，成為宰相，在他的影響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並制訂了一系列的法律體系，最後，秦始皇終於完全了秦國吞滅六國的壯舉。
應該說，法家思想在社會的進步中有一些積極影響，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法家思想消極負面的一面，法家思想雖然提倡社會的有序性，但是，更注重的是階級統治，是徹底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法律更是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當前，我國的社會，同樣是法制的社會，有些人也喜歡說「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法律最重要的不是法律本身，而在於法律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為人民服務，我們常常看到，我國的法律幾乎是形同虛設的，許多領導幹部根本是沒有法制觀念和意識的，他們常常把自己與法律對立起來，以為自己應該在法律的約束外，他們常常以權代法，無視於法律的重要，比如，有些人的兒子，搞官倒，把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產偷跑到國外去了，法律對他們有效嗎？難道，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法律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附屬品嗎？所以，法律在當代社會雖然是必要的，但是，一個國家真正要搞好，還不在於法律，恰恰在於人們的思想，只有用先進思想的引導人們，使人民真正有正確的是非曲直觀念，才會有良好的社會風氣，使得法律真正能夠執行起來。
說到底，法律只是強制手段，而思想的先進，才是一個社會的最終根本。
四、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學家1、史尚寬
史尚寬，安徽安慶桐城南鄉，民國著名法學家，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為迄今為止獨立完成"民法全書"的第一人，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2、肖蔚雲
肖蔚雲，1924年10月生生於湖南省祁陽縣，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59年畢業於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獲國家法副博士學位。
3、張釋之
漢文帝時，張釋之捐官出仕為騎郎，十年未得升遷，後經袁盎推薦，任為謁者，因向文帝陳說秦漢興亡之道，而補任為謁者僕射，累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後升任廷尉，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仍能執意守法，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
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漢景帝即位後，因張釋之曾彈劾時為太子的景帝「過司馬門不下車」，將釋之謫為淮南國的國相。
4、商鞅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5、韓非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五、請簡述法學的歷史發展和重要貢獻的人物歷史法學派的特徵及其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觀點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並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
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胡果：胡果最先將歷史性的實用主義批判引入法學領域，他在對「歷史性的」自然法理論表示贊同的同時，反對純理論的自然法學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
他在《作為實定法哲學的自然法》中認為，由於法學家從事的是文科研究，並不進行任何實驗，所以他們的一般性的思索對立法沒有價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種法規、法律，不會顧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醫生在開處方時，總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而不會顧及醫學的一般原則一樣。
因此，歷史主義的個別化的觀察方法與一般化的認識方法是對立的。基於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
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
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准。
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薩維尼：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
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
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
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
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
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
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
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
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
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
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在薩維尼看來，法律不是「理性」的產物，而是和語言、風俗一樣，是「民族精神」和「民族共同意識」的體現。
法律是民族意識的有機產物，是自然而然逐漸形成的。法律起源於習慣，習慣是法律最初的不成熟的表現形式。
法律是自發地漸進地演化而成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創造的產物。薩維尼這種法律觀的哲學淵源是進化理性主義。
進化理性主義認為，社會、語言和法律都是按照演化的方式自然發展而成的，而不是由任何人依憑理性設計出來的，因而社會、經濟、法律制度都不可能以演繹推理的方式加以重構。而建構理性主義基於對人類理性具有無限能力的盲目自信，主張一切社會、經濟、法律制度都是由人類偉大的理性創造出來的，既然人類自身創造了各種制度和文明，那麼人類也就能夠按照理性設計隨心所欲地對它們進行重構和改造。
薩維尼表面上主張一種消極立法論，認為法律猶如原野之草木，可以無需任何辛勞而生長，實質上其主旨在於反對古典自然法學派的那種急功近利式的立法觀念，強調制度設計之前的成熟的理論探討。在立法方面，薩維尼始終對人類僭妄的理性持高度的戒心。
薩維。

㈨ 中國歷史上有哪些著名法學家

1、史尚寬

史尚寬，安徽安慶桐城南鄉，民國著名法學家，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人，作為迄今為止獨立完成"民法全書"的第一人，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余復從事著述"，涉獵的領域廣泛，幾乎包含了法學的大部分領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和勞動法等。

2、肖蔚雲

肖蔚雲，1924年10月生生於湖南省祁陽縣，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院長。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59年畢業於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獲國家法副博士學位。

3、張釋之

漢文帝時，張釋之捐官出仕為騎郎，十年未得升遷，後經袁盎推薦，任為謁者，因向文帝陳說秦漢興亡之道，而補任為謁者僕射，累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等職。後升任廷尉，嚴於執法，當皇帝的詔令與法律發生抵觸時，仍能執意守法，以執法公正不阿聞名。

時人稱贊「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漢景帝即位後，因張釋之曾彈劾時為太子的景帝「過司馬門不下車」，將釋之謫為淮南國的國相。

4、商鞅

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政治上，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律；經濟上，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5、韓非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㈩ 中國古代主張法治的是哪個學派

中國古代主張法治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作品：《韓非子》
法家是戰內國時期的重要學派容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