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法治

❶ 易中天：中國有法治傳統嗎

通過曾國藩、張之洞、楊度三個人物勾勒出風雲變幻之近代中國的唐浩明和擁有一眾鐵桿粉絲的國學名人易中天現身南國書香節，他們皆謙虛地稱是為了另一個人而來。這個人便是享譽海內外的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唐翼明。
昨天是唐翼明的《江海平生》及其恩師夏志清的《感時憂國》兩本新書同時發售的日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義氣』——唐家兄弟和易中天帶你領略『兄弟情、朋友義』」的現場，唐翼明表示，此次是來講與恩師夏志清的師生情、與胞弟唐浩明的兄弟情以及與同窗易中天的朋友義。
唐翼明、唐浩明兩人在學界如今名聲不小，但唐翼明此次帶來的《江海平生》確是一本自傳性的散文集。「我的父親是蔣介石的機要秘書，我的大舅是孫中山先生的秘書。」唐翼明一開口，便引來全場驚嘆。由於父母隨蔣介石撤往台灣，唐家兄弟不足十歲卻被留在湖南老家，從此相依為命，身世飄零。因此，他們對情義二字有著格外的深解。
而吸引了眾多粉絲現場排隊等候的易中天則是唐翼明的大學同班同學，兩人有著一碗餛飩的「朋友義」。易中天回憶道：「唐翼明碩士論文答辯那天早上，我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給他買了一碗餛飩。這是我們的情義。」
易中天也在現場為讀者進行了一次國學教育。易中天也表示：「在五倫當中，我特別看重的也是朋友，甚至超過兄弟。因為前四倫在傳統社會中是沒得選的，唯獨可以自由選擇的就是朋友。」然而，易中天批評說，現在為朋友兩肋插刀的人是很少的，有的反而是把刀插到了朋友肋上。
易中天說：「中國未來還是要走法治的道路，還是要法治中國，我們的目標不能是義氣中國。」而法治的核心就是契約，要建立契約觀念。而唐翼明則從義理的角度來講。他認為，私人范疇的「義」和「情」應該與公共范疇的「理」是相輔相成的，然而，總是講「義理」的中國人卻總是將兩個范疇混淆和顛倒，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冷酷。
針對現今愈演愈烈的在路上碰到老人摔倒，該不該扶的話題，唐翼明說：「當然應該扶，這個都不需要講。但是現在我們的社會確實會有這樣的問題，這是我們社會的悲哀。在任何正常的社會本來是不會發生這樣的問題的。」

❷ 中國是否是一個具有法治傳統的國家闡明自己的觀點並說明依據

古代「國家」是近代國家形成的基礎，但是其內涵和近代以來的「國家」概念卻也版存在著較大的區別，用權近代「國家」來套用古代的「國家」，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
是許多研究者，尤其是國外的研究者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比如，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有大小數十個所謂的「國」，到秦始皇統一前夕還有七個大的「國」，
沒有人認為這些國家不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東漢末年的魏、蜀、吳三國爭霸時期，它們也稱「國」，同樣不能從中分出哪個是「中國」。同樣，在我國的邊疆
地區歷史上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權，史書同樣稱其為「國」，比如漢代今新疆地區有所謂「西域三十六國」，唐代時期也先後出現過強盛一時的突厥汗國、薛延陀汗
國、回鶻汗國等；宋代時期，在今寧夏、甘肅、陝西、山西等地有所謂的「西夏國」，華北、東北地區有「契丹國」、「金國」、「渤海國」等，能否用現代國家的
概念來加以解釋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因此，說到西藏地區同樣如此，吐蕃王朝是一個古代的「國家」概念，它依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與唐朝對等存
在的「分治」政權，雖然不是歸唐朝管轄，卻也不是近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其歷史自然是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

❸ 中國古代法治傳統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哪些積極和消極影響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們認為法具有普適性，應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公開宣揚宗法等級制度的儒家，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也歷來重視聖君賢人的典範作用，強調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獨立，不公正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於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權時往往受到行政權強有力的干涉。而且公開，透明是現代司法體制的基本要求，而當前的司法體制離此還甚遠。

(3)傳統法治擴展閱讀：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注意事項：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❹ 中國傳統法制是指什麼

一、禮法結合，一準乎禮
與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國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學說和倫理綱常的影響。其顯著的特徵是把維護「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禮教作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準乎禮」。禮的精神是親親、尊尊，即維護「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倫關系。禮起源於氏族社會的祭祀活動和習俗，禮法關系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制的主題。大量可征的文獻證明，西周時期，中國已進入了禮治時代。周禮是包括個人、家族、國家、社會的行為原則和規則的復雜體系，其中有關規范國家基本制度和「失禮入刑」的禮，屬於法律規范性質。西漢初，引禮入律已開其端。叔孫通制定朝儀制度，就吸收了周禮的朝覲之禮等禮制。兩漢時期，通過經義折獄、以經釋律和引禮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領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統地位；皇親貴戚和大臣犯罪奏請皇帝裁奪的「上請」制度、父子相隱的訴訟原則被廣泛運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法制沿著禮法結合的道路不斷完善的重要發展時期。曹魏依照「尊尊、貴貴、親親」原則，首創「八議」入律。西晉貫徹「尊卑、長幼、親疏有別」原則，開創了依服制定刑罰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養親」和「官當」條目。北齊為了強調「忠君」、「孝親」原則，將「十惡」列為「名例」之首。《唐律疏議》「一準乎禮」，成為封建律典的楷模。宋代以後，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貫徹了「禮法結合」、「一準乎禮」的精神。
儒家禮教綱常對法律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法律充滿了濃厚的倫理色彩。禮教綱常被奉為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明禮以導民」、「德主刑輔」、「明刑弼教」成為法制的基本原則。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禮儀規范和各種道德規范，通過法律固定下來，要求全體臣民一體遵守。依照「失禮則入刑」的原則，把違犯倫理規范的行為列為刑罰懲處的對象，以確保法律實施過程本身就是推行教化的過程，使法律成為實現德化天下這一目標的手段。歷代法制都把維護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社會等級關系作為法律的首要任務，其中「君為臣綱」位列三綱之首。法律確認君主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各個方面維護君主的尊嚴、人身安全、權力不受侵犯。法律把嚴重 危害 君權和人倫關系的「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均列為「十惡」重罪，常赦所不原。法律確認不同身份的人，法律地位不同，少數權貴享有「議」、「請」、「減」、「免」、「官當」、「收贖」等特權；確認以父權、夫權為核心的家族內部倫理關系，確認良賤有別。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刑有等差。統治者把他們認為重要的道德規范都上升為法律，把他們認為違背倫常的行為都列為懲處對象，實現了禮與法的高度結合。
二是在立法司法中貫徹了仁道、恕道和慎刑、恤刑精神。「仁」是儒家哲學思想的核心，也是倫理道德的重要內容和要求。受仁、恕之道的影響，法律規定對老人、兒童、孕婦這幾種人犯罪予以減輕刑罰或免刑，稱之為「三縱」。對不識、遺忘、過失犯罪減輕刑罰，稱之為「三宥」。對已知悔悟自首者，對官吏因公務失錯「自覺舉」者，亦予減刑或免刑。歷代法律還規定了許多憫恤囚犯的措施，如法官不得違法拷訊，違者反坐。在獄政管理方面，規定不得虐待囚犯，家人送來飯食要為之傳遞，衣服不夠的發給衣服，有病要給以醫治，病重者要脫去枷鎖，對虐待致死罪囚的法官要追究責任，如此等等。古代法制在維護禮教綱常、等級制度的同時，也體現了一些人道主義的積極精神。

二、以民為本，抑強扶弱
與世界上延續時間較長的其他法系相比，中華古代法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法律視為人為的規范體系，奉行民本主義，而不像其他法系那樣把法律視為神的直接或間接旨意。先秦諸子對於法律起源的探討大多是從人類生活本身尋找原因，並都認為法律實際上是政治統治者的創造物。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豐富的民本思想，法制也同樣體現了這一特色。民本思想的歷史淵源久遠。《尚書·五子之歌》說：「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漢代賈誼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以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2]歷史上許多統治者都懂得民眾的力量。唐太宗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3]。在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哲學中，「仁」是其核心和出發點，而民本主義正是從儒家的「仁學」中衍生出來的。漢朝以後各代在立法的過程中，均貫徹了民本思想，要求各級官吏從整體、長遠利益著眼，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博施於民」，「使民以時」。幾乎所有的王朝都把「以民為本」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和法制建設必須貫徹的原則。
民本思想貫穿於古代法制的許多方面，主要表現為：一是嚴法治吏，打擊官吏迫害和盤剝百姓的行為。官吏是社會上有權勢的強者，歷來民之害者，莫甚於貪官污吏。歷朝法律中相當部分的內容，都是用以治吏的。法律嚴厲打擊官吏貪贓枉法、賦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私役部民夫匠、上下勾結盤剝平民等不法行為，其目的是為了肅整吏治，防止「官逼民反」。二是法律嚴厲打擊地主、強豪兼並土地、盜耕種官民田、強占良家妻女、欺行罷市、哄抬物價、違禁取利等不法行為。三是法律對契約關系、商業貿易、度量衡器、器物製造、物價評估、買賣自由等做了詳細規定，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為平民百姓提供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四是法律上對老小、廢疾、婦女等弱勢群體給予適當優待。如規定老少廢疾犯罪，審判時不予拷訊；犯流罪以下可以收贖；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聞，取自上裁。規定婦人犯罪應決杖者，除奸罪外，均不去衣受刑，並免除刺字。犯徒流罪，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女性死囚犯懷孕者，暫不行刑，待產後方執行。五是救濟災民，對官吏坑害百姓和隱報災情的行為予以嚴厲制裁。六是制定了不少便民訴訟的法律措施。實行了匭函、登聞鼓等制度，以方便百姓申冤和減少冤獄。

三、家族主義，家國一體
中國古代地處東亞大陸中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佔主導地位，組織和維持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是家庭。這種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是宗族組織和宗法意識形成的土壤。家族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天下一家、家國一體的觀念代代相傳，根深蒂固。正統思想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學》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出發，孝移作忠，父權延伸為君權，維系血緣家庭的倫理道德同維護君主政權和社會秩序的國家法律彼此相通。孝悌為齊家之本，是宗法社會重要的道德規范，也是重要的法律規范。家族倫理與法律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從而使法律帶有濃厚的家族主義色彩。
古代法制中家族主義的特色表現在：其一，法律明確維護家族內部的倫理關系。封建婚姻以祖宗嗣續為重，家庭以父權、夫權為中心，以父父子子、長幼有序、男尊女卑為基本倫理規范，法律對這種人倫關系嚴加保護。其二，在刑名方面，法律區分親與非親的界限，對親屬間相犯作了許多特殊的規定，嚴重敗壞人倫的行為被列為重罪。一些對平常人來說不構成犯罪的行為，只因行為對象按倫理關系在服制之內，便被科以不同罪名，處以刑罰。譬如，古代向官府告發人犯罪，對一般人來說是正常的事情。然而，若子孫告父母、祖父母，卑幼告大功以上尊親屬，除非被告人屬於謀反、謀大逆、謀叛大罪，否則不管告的實與不實，都要以「干名犯義」論罪。其三，在科刑方面，因血緣關系的親疏和承擔法律義務的不同，量刑有輕重之別。除侵犯財產的「盜竊」罪視親疏關系程度由疏至親逐級遞減外，其餘親屬間的人身相犯，均由疏至親逐級加刑。血緣關系愈近，卑幼侵犯尊親屬處刑愈重。歷代法律對尊長與卑幼相毆、相盜、相奸、相謀殺等都有詳細規定，其基本精神是從法律上保障尊長的地位和家族內部的倫理關系不受侵犯。其四，家族倫理以宗為本，故法律上體現了「親親仁民」、「法情並立」的精神。如規定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若祖父母，父母年老得病需俸養而家無其他成丁者，可奏聞皇帝裁決；若犯徒、流罪者，可以贖罪，以存留養親。在司法實踐中，歷代對一些輕微犯罪，也往往「曲法伸情」。
基於「家族主義」、「家國一體」的理念， 歷朝 君主重視「以孝治天下」，一些觸犯人倫道德的行為，被上升為法律，提升為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全的犯罪。《論語·學而》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有之也。」孝悌被視為預防犯罪的有效手段，成為安定統治秩序的根本條件。反之，不孝不悌被視為亂國之源，必須當作最危險的犯罪行為嚴懲不貸。按照「家國一體「的思想，任何有悖人倫道德的行為，都與國家安危聯系起來。一些在今人看來屬於違反道德的行為，如罵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奉養有缺，也被列為「十惡」不赦之罪。家族成員中犯「謀反」、「謀叛」等重罪者，除本人處死外，同居親屬坐以株連之罪。若以現代法學觀點評析古代法律，就會看到傳統法律中哪些混淆法律與道德的界限，以及情、罪與刑罰畸輕畸重的法律規定，多是與「家族主義」、「家國一體」的立法指導思想有關。

四、天下本位，義務互負
人們通常認為「義務本位」是中國傳統法制的一大特徵，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與古代希臘、羅馬及中世紀的西歐國家的法律制度比較，不難看出，無論是古代希臘的雅典「憲法」、古代羅馬的羅馬法，還是中世紀西歐的羅馬法、城市法、商法和英吉利王國的普通法等，都滲透著一定的民主氣息，法律上規定了社會成員的「權利」、「義務」或「自由」等。而中國傳統法律只規定義務，不書權利，具有濃厚的「義務本位」的色彩。
然而，用「義務本位」表述中國傳統法制的特徵似不夠全面，也不能明確地界定它與其他法系中「義務本位」的區別。中國古代法律中的義務同古代埃及、印度法律中的義務有所不同，後者系個人對君主、奴隸對奴隸主的單方面義務，是一種片面的義務。中國古代法制則不同，法律規定的義務是社會各階層的相互之間的義務，體現了為社會、國家和他人盡義務的精神。中國古代把人際關系概括為「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相互的義務 關系是 君禮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婦順、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法律中凡與五倫相涉者，均體現了相互的義務關系。按照法律規定，官吏必須恪守職責、忠君報國；朝廷給予官吏一定的俸祿和禮遇。平民必須按時交納稅糧，承擔差役；國家有「愛民」、「教民」、「保民」之職責。在家族內部，尊長有撫養、教育、保護卑幼之責任，卑幼有服從、贍養尊長之義務。家庭以家長為中心，但同時對於出現脫漏戶口、欺隱田糧、稅糧違期、逃避差役等承擔法律責任。在朋友之間，彼此承擔互信的義務。在無服制的社會成員之間，彼此對侵犯他人人身、財產承擔法律責任。在長官和下屬之間，彼此因公務失錯承擔連帶責任。歷朝法律對各階層人士違背法定義務的行為如何懲處，都做了詳細的規定。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古代法律中的義務，在許多方麵包涵著屬於社會義務、國家義務的內容。社會成員在對他人、社會、國家履行義務的同時，也接受他人、社會、國家對自己的義務，具有「義務互負」的性質。
中國傳統法制缺乏「權利」理念而具「義務互負」的特色，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原因。在中國古代，長期實行的是君主專權的中央集權制度，加之工商業和國際貿易不夠發達，統治者和國民普遍缺乏平等、自由、權利的意識。而儒家思想作為占統治地位的指導思想，對法的特徵的形成有決定性的作用。就儒家的法價值論而言，主要是「天下本位」思想、家族倫理主義、民本主義、大一統的君主主義、禮治主義。在這些法價值論中，「天下本位」是最高的價值目標，也是最重要的法價值論，其他幾個方面的法價值論均系「天下本位」思想所派生。天下為公，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儒家發展了這一思想，並把它奉為法的最高價值目標。檢閱自先秦至明清諸子百家的著作，「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天下歸仁」、「天下之法」的詞語比比皆是。他們所說的「天下」，以地理意義即大一統的疆土為基本含義，兼含有「人民」、「民心」之義。古人眼中的「天下」概念，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與「國家」的概念等同的，常常是將天下置於個人和國家之上。荀子說：「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有之 ，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4] 歷代 君主也總是打著「一天下、保庶民」的旗號，推行大一統的君主主義。各朝法律基於「天下本位」的理念，在法律上就如 何維護 君權、維護社會秩序以及各階層人們的利益，做了比較全面的規定。受儒家「天下本位」法的價值論的影響，禮教綱常把克己尊禮、寬以待人奉為社會道德的重要規范，重視國家和社會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導致法律上規定義務而忽視權利。

五、追求和諧，注重調解
中國古代和諧觀念十分突出，主張法須與天道相和諧，與社會相和諧。《中庸》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文子·上仁》：「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漢代董仲舒說：「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5]司法活動要與天道的運行相應，這體現了古人對天人和諧的追求。基於這一理念，無訟成為實現社會和諧的目標。孔子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6]《周易·訟卦》認為：「訟」為「終凶」、 「訟不可長也」。由於崇尚無訟，形成了厭訟、賤訟的觀念。唐、宋、明、清的律典都設有專條，把教唆辭訟者作為打擊對象。從追求和諧的要求出發，「刑期於無刑」被視為刑罰的根本目的，「以德去刑」、「先教後刑」、預防犯罪成為法制的重要指導思想，「貴存中道」成為必須遵循的立法原則。從現存的歷朝發布的勸民息訟的告示看，息爭化訟成為評價官吏德化、政績大小的標准，也是各級官吏特別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職責。
注重調解是中國傳統法制的一大創造。現存的古代史籍和判例判牘中，刑事訴訟資料甚多，而民事訴訟資料較少，故對於古代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是否不分的問題，學界尚有爭論。在任何社會中，民事糾紛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發生的，它多於刑事案件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古代社會，雖然沒有民法的概念，但民事、刑事的管轄或審級是不同的。[7]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民事訴訟案件之所以較少，這與大量的民事糾紛是通過調解解決的有關。就民事糾紛的審理或處理而言，漢代鄉為初理，唐代由里正初理，元代由社長初理，明代由里甲老人初理。這些所謂初理，實際上屬於民事調解。清代民事糾紛由族正房長、村正及村之賢德者調解，不果，再由巨紳里保評之，然後上達官府。不少朝代為了防止大量戶婚田土糾紛矛盾上交官府，也為了更好的息訟寧人，對民事糾紛案件上訴官府的范圍作了嚴格限制。如通行於有明一代的《教民榜文》規定：「民間戶婚、田土、斗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斷」；「鄉里中，凡有奸、盜、詐偽、人命重事，許赴本管官司陳告」。[8]也就是說，除涉及刑律的案件外，其他均先由里甲老人調解審理，不服者方可上訴官府。其他朝代處理民事案件的辦法亦大多如此。中國古代實行的由鄉里組織調解解決民事糾紛的制度，使民間發生的絕大多數糾紛得以解決，既有利於正確處理鄉里發生的矛盾，息事寧人，也極大地減少了官府的負擔，應當說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法律措施。

❺ 儒家哪些傳統是阻礙法治的

• 孫笑俠

• 儒家哪些傳統是阻礙法治的

我現在把問題改變為：儒家的哪些傳統與法治原則相悖？作為中國人我深知儒家傳統博大精深，分析它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但我們總不能因為敬畏它而不作批判，以至於絕對地盲目維護它的權威或價值。儒家傳統大致有四種情況，一，某些精髓從來就是優良的，至今可利用的；二，經過改造或歷史演變而煥發光彩的；三，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是有積極作用的，時過境遷後才成為腐朽的遺產；四，本來就是一堆爛貨。專門的儒學學者也好，寬泛意義上的中國學者也好，都應當避免對儒家的偏見。前者可能因為儒家學說體系的自足、特色與崇高而迷信迷戀迷惑於它，後者可能因切身感受儒家社會弊端而全盤否定儒家。[1]

在我對昂格爾教授作第一次訪問時，他就向我推薦了他的著作《A review of Passion》的序論部分。初讀他的論著，最強烈的印象是使用的詞彙豐富而深奧，表達的意思深刻而精闢。我過去沒有意識到英語會有如此豐富而深奧的詞彙，更驚嘆昂格爾的嫻熟的遣詞修辭功夫，我不禁斷然相信，一個人的思想深度與他的語言功夫一定是成正比的。我讀《A review of Passion》序言就不斷被作者的激情所感染，尤其被他對儒家的入木三分的分析所吸引。

「儒教倡導的社會是一種聯系著宏觀社會組織與微觀個人激情的社會，這種教義式的社會關系要求不平等的權利、現實的交換、相互的忠誠都被交織在同樣的人際關系之中。」[2]昂格爾對儒家倡導的社會關系的特點作了高度概括，很准確也很深刻。

我們今天其實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之中，我們的公共事務都是私人情感化的，比如在法律義務中融進感情化的內容，比如公務員為人民服務本來是一種義務，可是在儒家傳統中總會加上一層意思——父母官對子民的愛護之情。既然這樣百姓就應當像尊敬父母那樣尊敬官員。另一種表現則是相似的，比如人事組織任免中的人情關系網路，行政或司法的程序開始就出現找關系和托熟人，便於以私人感情溝通公務決定。在一個現代國家，仍然把公共事務與私人情感交織在一起，不區分公共與個人，不區分理性與情感，不區分法治與人情，其不利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儒家教義指出，社會的這種情感秩序和安排秩序是相互依賴的。當這兩種秩序復合為同一種規范體系，他們會在自我主張與生長出繁榮與快樂的共同體之間緩和它們相反條件的對立。但是，當社會的公共安排或社會成員的私人情感與此理想發生分離，那麼一種自我隱遁、不信任和沖突的惡性循環就開始了，…」 [3]

的確，兩種秩序會有截然不同的兩種結果。中華帝國數千年的超穩定結構，就證明了儒家所謂「和諧」秩序的內在作用力。但是1840年以後的百餘年來，從維新變法，到帝國解體，從人禍戰亂的綿延，到改革動機的發生，就是說明了兩種秩序的相反條件已經無法共存了。可是儒家所設計的這種社會秩序模式，已經深深地嵌入中國人的生活理念、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已不幸地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是到了應當退出歷史舞台而難以退出的時候。一方面，在今天，我們的現實社會中仍然存在著……

昂格爾認為，儒家這一教義的倡導者會排斥社會的現實國家，他們對自然主義理論的忠心要求他們去相信即使最壞的社會狀態也代表著一種文明生活真實模式的腐化景象。社會和主體的形式無以被再造。[4]「在他們演變成倫理和政治學說的過程中，無論如何，儒學的洞見有著自然主義觀念的暗涵。正因此番理由，儒學要承受著社會與主觀性的瑕疵概念所帶來的折磨。」[5]

自然主義是儒家學說的一個思想特徵，也成為其致命弱點。儒家思想知識體系中最擅長的是人文知識、人文思想，而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則是極其缺乏的。儒學缺乏西方思想的邏輯和概念的精確可計量性，盡管感悟透徹而深邃，但這種感悟不能以精確的概念予以言傳。其語言的模糊、判斷的折衷、思想的妥協，在社會問題上就表現出迂腐和不順應時代發展以及社會需要。

「這種教義的最密切的現代政治樣板就是這樣的程式——把一種社會福利的承諾與一種政治禁錮的接受相結合。根據這一程式，人民的基本需要應當被關心——如果可能，依靠自己的共同體和公司，如果必要時，也可由中央政府來保障。但這種關心方式應當減少與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的沖突的機會，防止通過干擾效率與和諧的增進來挑戰意識形態。」[6]

這是很精彩的分析。儒教指導下的政府把百姓當作子民，提倡愛民如子，百官都應當有親民勤政作風，但是另一方面，不允許有批評政府的意見，更不允許有反對或反抗的念頭，因為儒家在這裡面設計的邏輯是：我們政府都是子民的父母，我們會像父母那樣熱愛並善待你們百姓的，既然這樣，你們還想批評或反對我們嗎？沒有我政府，你們怎麼活呀？！所以提供人民福利——這最基本的人權也成為唯一人權需要——成為政府的唯一義務。

昂格爾認為，古典儒學對和諧一致問題所呈示的洞見是中國任何一派傳統思想所未曾超越的。1）儒學關注社會與個人之間關系。認為人與人之間直接的關系模式是構成社會生活整個系統的一分子。在他們被轉變成一個個零碎的個人偶遇和經歷之前，這個系統是無法實現和被判斷的。2）個人感情總是受他人的影響。道德修煉越盡善盡美，其工具性地位的經歷也就越少。3）相信passion的生活具有活力，沖擊力；仁是一種自我表達與自我形成的屬性，相對化和指導力，這就是仁的力量。仁通過對沖突和慾望的駕馭，能夠使人實現理想社會關系模式。[7]

他對儒家「和諧」思想的這三點歸納是有獨特見地的。人與人的情感關聯代替了公共社會結構，生產、交換、分配以及公權力與私權利的交往都基於人情。個人激情總是受他人影響，受他人態度評價的左右，中國人做人做事的對與錯、好與壞，甚至做事的動機，常常出於對他人評價的牽掛。相信個人道德范疇的「仁」對社會生活所產生的作用。如果儒家的這些思想教義適用於簡單的自然經濟之中，一個淳樸的桃園生活景象之中，那麼它對個人人生境界是很有啟迪意義的。但在現代社會的公共生活領域中，儒家只能成為私人生活信念，個人道德修養，而難以通過它來組織社會、控制社會。

昂格爾對儒家思想的評論是：儒學作為一種對社會的態度或方式，它把一種社會分層和等級統治的制度錯誤地當作那種能很好調解個人主張相互沖突情形的社會生活系統。它漠視了限制——在生產與交換之間以及主體性與連帶性之間，限制了發展出可替代性選擇的出路。它對這種限制的容忍展示在倡導個人化關系的主張中，（此主張）通過用交換與忠誠的因素灌輸進這種柔化了的赤裸裸的統治。這種主張其實只會揮霍浪費可貴的現實進步和人類和解的機會。當已建立或突然出現的特殊利益面對常新的挑戰時，當社會秩序內的常規運動和威力喪失的革命沖突之間出現對立時，當集中各種生產、階級或民族居於個人境況之上的暴政被推翻時，儒家都沒有認識到具多面性的生產、情感和認知上的權能的出現。[8]

我同意昂格爾教授對儒家思想的上述批判。儒學的確把社會分層和等級統治制度作為能夠調解個人沖突的社會生活系統，在制度理想的選擇之中只給定一種制度模式，而排斥了其他選擇的可能，讓人民只在唯一選擇中接受現實，同時它的高明在於，用溫情脈脈的父母官熱愛善待子民的家長制方式，使百姓服從等級制度的安排，這是儒家學說的特點之一。所謂「交換與忠誠的因素」其實很深刻揭示了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中國式關系：一方面雙方各取所需，人民只要福利，而政府要求人民放棄自由；另一方面政府象父母那樣熱愛人民，而人民象子女那樣忠於政府。而這一點成為中國制度建設中的一大特點形成的原因，人治之所以產生並存在，就是因為有這樣的交換與忠誠關系。

對於昂格爾所概括的這個儒家特點，我的基本看法是：從法治的立場看，我是反對儒家這一思想的，因為它無視自由和平等。但是我又擔心它是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客觀事實的反映，它是一種必然產生並存在於中國的地方性知識，如果真是這樣，我覺得中國法治應當有另一種前途。

我們不得不考慮到，社會制度模式的單一設計、「柔化了的赤裸裸的統治」、「交換與忠誠」等等東西，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的？是因為中國社會的特殊本土資源而必然產生儒教中的這些思想呢？還是在儒家倡導下才出現在中國社會呢？如果是前者，那麼，儒家有關的思想以及此思想在現實中的轉化形式，在中國就是必然的，那麼，改變它的難度就會是巨大的。

如果是後者，那麼說明儒家的出現不是一種必然，它就允許我們用另一種思想來代替儒家，必要時可以否定儒家倡導出來的某種社會制度結構。

我問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想搞清楚一個問題：我們當代中國人有多大的可能性來克服儒家帶給法治建設的阻礙？

有朋友對我說：你如果對中國了解得有多深，那麼你就會對中國法治的前景就會有多悲觀！我想從某種意義上這個看法不無道理。儒家或從儒家發展出來的以下八項原則是嚴重阻礙中國法治建設的，它們是：具有實質傾向的正義觀（作為形式的規則與程序總是敵不過目標與結果的正當性；然而法治恰恰是基於形式正義的），仁政觀（法治下的政府權力是受懷疑和受控制的），制度的有效性仰賴於個人道德與權威（法治秩序中的個人道德與個人權威是十分次要的），有仁義倫理而無契約誠信（法治精神其實就是契約精神，法治依賴於誠信，沒有誠信就沒有法治），集權政治（法治盡可能地避免集權），行政本位與等級觀念（權利本位觀、平等觀是法治的精神要義之一），義利關系倫理觀（與市場的有效機制相吻合，法治鼓勵利益），個人服從團體的絕對位階關系（個人與團體的位階關系在法治秩序中是相對地動態展開的）。我想昂格爾教授可能就是因為看到中國這些困難才得出結論說中國是世界上法治光譜的負極代表。我常常問自己：在中國建設法治會不會是一個悖論嗎？

有什麼途徑能夠既建設成完備的法治，而又在改造傳統文化上的代價相對較低。昂格爾教授在與我的談話中強調用一種制度——能夠吸納沖突，自我調節，自我更新的開放的動態發展的制度。這是很具有啟發性的回答。如果考察「吸納沖突，自我調節，自我更新的開放的動態發展的」這幾項特點，我們會發現，除了程序，已經沒有其他任何制度形式了。程序的特徵就是包容矛盾，吸納沖突，化解糾紛，自我調節，自我更新。

法治也並不是人類最理想的狀態。法治也普遍被某些基本矛盾所深深困擾，它無法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與集體意志的使命。但是我們的社會仍然需要法治，我們沒有理由因此而拒絕法治去選擇其他弊端更多的秩序邏輯與治理方式。

2003年3月初稿

2005年4月定稿

（本文載《中國書評》第四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❻ 中國的封建禮教是不是一種法治傳統

歷史上確實是的，封建禮教在古代就是法律，就跟陳世美一樣，一旦違反是要殺頭，必須要執行的。

❼ 中國傳統法制的現代意義

傳統社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法律文化的「本土資源」，然而如何有效地利用版這些「本土資源」則權成為人們所熱切關注的問題。目前，中國學界對中國法治的發展方向大致有兩種觀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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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觀點被稱為「激進主義」，主張中國應當加強立法進程，盡可能地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在中國構建西方式的法律體系；另一種觀點被稱為「保守主義」 ，主張要充分發掘中國傳統社會的本土資源，對西方法律制度進行適當的改造，使之適應中國社會的土壤。筆者顯然贊同後一種觀點，即認為中國在學習西方法律的過程中應當借鑒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從中發掘出對當前法治建設有價值的東西。對於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我們應該抱著一種「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態度，深刻發掘傳統法文化的現代價值。

❽ 如何有效推進傳統法治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

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如何融合發展從六個方面融合：
做強傳統媒體，樹立主流權威，積極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把握時代走向，借鑒先進經驗，進一步更新、深化媒介融合理念。
完善技術手段，拓展新技術新應用，為媒體融合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行業隊伍綜合素質，打牢融合發展根基。
增強政策支撐，拓寬資金渠道，助推新媒體良性發展。
加強有效監管，做好輿情防控，規范新媒體傳播行為。

分別介紹：
（一）做強傳統媒體，樹立主流權威，積極發揮引領帶動作用
雖然新媒體發展迅猛，但從宣傳的實際情況看，傳統媒體不可能被新媒體取代。在媒介融合的浪潮中，傳統媒體要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形成品牌優勢，以達到引領帶動新媒體發展，促使傳統媒體影響力輻射新媒體的目的。
一是變革觀念，強化互聯網思維，學會運用網路技術手段改造傳統媒體，不斷適應新媒體平等交流、互動傳播的特點，樹立用戶觀念，改變過去媒體單向傳播、用戶被動接受的方式，更加註重用戶體驗。
二是傳統媒體要適應全媒體時代用戶參與熱情高漲的輿情特點，深入掌握重大新聞事件的各種輿論傾向，拓寬視角，擴大自身輿論引導的影響力，做大做強自身品牌，保持良好形象，從而提高新媒體在用戶心中的權威性和可信度。

（二）把握時代走向，借鑒先進經驗，進一步更新、深化媒介融合理念
加快觀念轉變，深化媒介融合理念，主動作為，是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發展的關鍵一環。
首先，宣傳部門要以積極主動、開放包容的態度對待新媒體。加強對新媒體的正確引導不僅是一項重大的研究課題，也是一項緊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務，各級宣傳部門應該高度重視，要通過教育培訓引導幹部科學認識和正確對待新媒體，促使幹部通過親身體驗了解互聯網運行機制，創新工作方式，加強網路輿論引導，凝聚社會共識，不斷提高運用新媒體的能力和水平。
其次，傳統媒體要轉換思維，促使傳統媒體與新媒體深度融合。各級報紙、電台和電視台要善於學習和借鑒主流媒體融合發展的經驗，從本地實際出發，制定長期規劃，逐步實現媒介深度融合的發展目標。傳統媒體要善於分析和運用互聯網模式，不斷提升新媒體的影響力，通過融合發展創品牌、出精品、促發展。
第一，各級新聞媒體要加快網站建設，整合媒體資源，彌補傳統媒體內容不易保存、檢索不便等缺點，不斷推動媒介內容向網路延伸。
第二，加強內容建設。一是堅持內容為王，發揮專業采編優勢和信息資源優勢，以權威報道滿足用戶信息需求，以更好地發揮輿論引導作用；二是適應新媒體傳播特點，多生產精準短小、鮮活快捷、吸引力強的信息，在傳播中搶佔先機；三是塑造融合新聞，在「全」「深」「廣」上狠下工夫，以傳統媒體的內容為核心，通過跨媒體聯動推助優勢互補，通過專題策劃利用多媒體手段呈現新聞事件的事、理、情，促使主題血肉豐滿，更富感染力和滲透力。
第三，立足大數據運用，創新采編流程。各級新聞媒體應致力於建立統一指揮調度、高效整合採編資源、融合運用多媒體技術、適應多介質新聞生產的新型多功能一體化采編平台，實現新聞一次採集、新聞產品多種生成。加快建立松原市媒體數據中心，形成立足本市、輻射縣區的基礎性海量信息資源池，集數據存儲、整合、備份為一體，實現數據共享。
第四，要重視在服務和互動上出特色。優化信息服務，強化用戶理念，注重分析用戶特點，准確把握用戶個性化需求，以用戶為中心明確網站定位，將政策宣傳與用戶需求有機結合，提高傳播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強化新媒體的「快」和「准」，在即時視頻播報上求實效。與時俱進，把握媒體發展脈搏，積極主動建立官方微博和微信公眾賬號，有條件時打造24小時不間斷的信息發布平台，不斷擴大新媒體影響力。
第五，凸顯個性促發展，打造新媒體品牌效應。各級媒體要在網頁設計、圖文製作、內容安排等方面做足「特色」文章，彰顯媒體氣質，增強競爭力。
最後，增強用戶參與互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進一步加大各級新聞網站宣傳力度，通過開展網上投票和有獎問答等形式，引導用戶積極參與互動、發表評論，不斷提高網站活躍度。只有既滿足用戶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又提高用戶的參與和貢獻，才能促使網站贏得良好口碑,從而聚集人氣，不斷提高廣大用戶對本地網站的關注度。

（三）完善技術手段，拓展新技術新應用，為媒體融合發展提供強大支撐
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需要以互聯網思維為導向，以先進技術為支撐，不斷加大技術投入。一是積極利用新技術，充分發揮4G等新一代網路的技術優勢，提高信息傳輸效率，發展網路視聽服務，將優質內容推送到互聯網電視、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多屏幕多終端，推動社交平台與新聞傳播平台對接，廣泛吸引用戶，不斷提升影響力；二是不斷探索新應用，發展移動客戶端、手機網站和手機報等應用，借力微博、微信等傳播平台，建設公共賬號，搶占輿論高地，進一步擴大覆蓋面；三是加強信息傳播技術應用研發，順應互聯網傳播移動化、社交化和互動化趨勢，努力實現媒體融合發展的最佳效果。

（四）加強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行業隊伍綜合素質，打牢發展根基
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深度融合，需要一批復合型人才。一是要加強對現有人才的培養，通過業務培訓和參觀學習，提高編采人員綜合素質，盡快建立一支集采、編、攝、播於一體，並且能夠熟練掌握和運用現代傳播科技手段的多媒體記者隊伍；二是要大力引進適應新媒體環境的管理人才、技術人才、經營人才，適當提高技術人員的工資待遇，為新媒體的發展儲備人才力量；三是重構新聞采編生產流程，升級采編系統，建立統一指揮調度的多媒體采編平台，加大新興媒體內容生產、技術研發、資本運作和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引進力度，優化人才結構、統一調配使用；四是建立健全績效考核體系，提升業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責任感，探索媒體融合條件下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有效途徑。

（五）增強政策支撐，拓寬資金渠道，助推新媒體良性發展
利用好新技術，推進新媒體產業化發展，不僅需要廣大運營商和主流媒體發揮好主體作用，也需要各有關部門主動跟進、積極參與，以實際行動支持新媒體的健康發展。市政府及各有關部門要適時出台支持媒體融合發展的配套政策，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培育地方網站，促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相互促進、融合發展。
要不斷拓寬新媒體發展的資金渠道，提高新聞采編人員和技術人員待遇，完善技術設備，吸引人才主動投身新媒體建設。一是加大政府資金扶持，為新媒體平穩有序發展提供充足保障；二是新媒體要通過提高點擊率吸引廣告商，加大新媒體廣告的投放比例。要改變以往集中轟炸式的廣告宣傳與投放模式，轉而建立在實證數據採集分析基礎上的精準投放。與傳統的廣告更注重內容、創意、覆蓋面相比，新媒體廣告更看重效果、渠道、目標用戶到達率。通過廣告贊助等形式籌集資金，是當前維持新媒體運營的主要渠道。

（六）加強有效監管，做好輿情防控，規范新媒體傳播行為
推動媒體融合發展，要始終堅持黨管媒體原則，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方針，把正確導向貫穿到融合發展的各個環節。要完善媒體管理制度，出台相關政策法規，認真研究新媒體管理的科學方法，嚴格規范傳播行為，加快實現管理方式上的創新。一是加大網路監管支持力度。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互聯網管理納入各部門年度考核指標，將網路知識作為公務員培訓的必修內容。同時，以政府購買的形式，提高薪酬待遇，吸引專業人才參與互聯網管理，擴大網評員隊伍，營造積極向上的網路環境。二是改進網路輿情監測系統。通過公開監看、數據分析、技術偵察等多種手段和方法分析研判，及時掌握網路狀態，獲取網路情報信息。

❾ 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有利於現代法治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中體現了現代法治的理論，依他們的說法，「釋法術而任心治版，堯不能權治一國」②，「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二家。」⑨這些觀點明確反對了儒家的「人治、德治說」。法家講究法的明確性與客觀性，法術是不能被心術白由裁量的。人與人是不同的，即使都是明君賢臣對待不同的事物也有不同的判斷力，當受這種判斷影響的人對這種判斷懷著一種僥幸或者期待可能性，他將不會再接受明確的法的約束。雖然法家強調法治的重要性，但是法家的法律卻是一種以君權為背景的政治主張，「生法者，君也」，如果把法源為君調整為法源為民主契約，則結合了西方的法治思想與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

❿ 如何調動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結合

中國法文化源遠流長，從來沒有中斷過，這是世界文明古國所少有的。中國古代法文化無論理論的、制度的、行為的，都有跨越時空的合理性因素。中國古代的法文化以人本主義為基點，「德育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由於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和生命，所以在法制上就提出「以法為教，民刑必教」的觀點，以「教化」為先減少犯罪，這是中國古代法文化很優秀的精神。

比如，古代的死刑決定權很早就收歸中央，這樣的規定從漢以後一直貫穿下來。類似的制度在法典里也有明確規定，這在世界法制史上是很少有的，是重視人，以人為本在法律上的體現。為此，他援引《慎子》、《韓非子》、《商君書》中一些以法度治理國家的觀點，認為從理論的角度來看，法家的思想還有待發掘，其中與現在的法治建設有聯系的一些思想很有價值。

著名法學家郭道暉則提出，既要復興我們傳統文化的積極部分，更要防止「中國法文化、或者中國整個文化傳統里的封建專制傳統」的復辟。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刑事訴訟法學專家陳光中認為，面對傳統文化，思想不要片面化，中國的封建法制文化，從主流來看就是封建專制文化、皇權至上的文化。孟子的民本思想非常鮮明，但是並不為當時的統治者所接受，卻是我們現在要發揚光大的;主流的專制主義甚至是殘酷文化，也是不可取的。不能把過去的包袱與糟粕當成好東西。這種東西肅清起來很難，比如刑訊逼供。我們在研究與繼承古代文化傳統的時候不能不注意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者秦暉在發言中說，在中國，不管是主張孔孟的仁義道德，還是主張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一個共同的敵人就是以「秦制」為代表的專制集權。

在今天，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就不是真正的儒家，不想使中國走出秦制，也不是真正的法治。「五四」帶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就是，不是「反傳統」是過分還是不足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確應該反傳統，但我們應該區分反對哪一部分，保留哪一部分。

中共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認為，中國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它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建立在人情的基礎上。中國的人倫社會不是在對自由平等的認識基礎上形成的，從孔子起就提倡一種「無訟」的思想。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道:中國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是一個禮俗社會，一個熟人社會，不需要訴訟。這種文化體現了我們傳統的對法的看法，平民對法的看法，官員、統治者對法的看法。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李德順提出了如何看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兩個觀點。

第一，不要將文化都推給古人，這樣就把我們自己的文化權利和責任也都推給古人了，要立足於現實的中國理論與實踐，著眼於整個民族。

第二，很多個人的表現，如果能被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整體上接受或執行，就不應該將其簡單歸結於個人。在回顧歷史的時候，重要的是從文化這個角度來反思大家曾經共同認可、共同接受的那些東西，從這個角度來辨認我們現實的主體的權利和責任。

中西方文化傳統中，理念差異有多大

談到文化與「法治」，西方文化的沖擊及中西文化的比較是無法迴避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樓宇烈從宗教文化角度，闡釋了中西法治文化的差別:在西方，人和神分屬兩個世界，當過渡到法治社會的時候，法的神聖性就順理成章。中國沒有這樣的文化背景，強調以人為本，靠人的自覺較多，對法的遵守也是主要建立在對法的道德認同以及道德的自覺自律基礎之上的。

外在約束一定是建立在內在約束之上，現在把內在道德約束放棄了，只靠外在約束是不可行的。「慎獨」、「克己復禮」就是中國以前所依靠的底線。我們現在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很多問題，就與我們對法沒有一種神聖性的、絕對性的情感或者理性的認識有關。

陳光中以最近發生的兩個法律事件為引，展開了對中西文化差異的討論。美國在校園槍擊案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其聯邦法院反而通過了更加放開個人持有槍支權利的決定。與之鮮明對比的，我國對槍支、彈葯的管理從未鬆懈過，近期更是成果輝煌。這反映美國在一定程度上把個人的自由權利凌駕於社會安全之上，而我們是強調安全第一、集體人權第一，這反映出兩國主導價值觀是有差異的，但都有合理性。所以對於「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不能片面強調一方，而應相互結合。

秦暉認為，中華法本身有些好的東西，應該發揮。反過來講，在西方，不管是衡平法還是羅馬法也都有它的中世紀時代，也很難說那個時代實行的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法治，其中最明顯的就是拜占庭帝國:《拜占庭政治史》提出了「「「1「by1「「」的說法，強調皇帝用羅馬法來治理，盡管當時的羅馬法非常發達，但它絕不是現代法治的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蘇亦工認為，學習西方，也要認識和鑒別西方，注意不要盲目地接受它極端化的思想。對於西方的思想，如果我們吸收來的是其中很極端化的東西，在新的環境下沒有了剋制、沒有了天敵，就可能無限蔓延，引發災難。

如何看待當下中國法治建設中的問題

如何化解當前我國法治建設中出現的問題，與會學者將討論的焦點集中到了法治與道德的關繫上。

郭道暉提出「為政以德」應該作為「依法治國」的補充。他認為「德治」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只能處於輔助的地位。先秦時期孔孟所講的「以德治國」，是要統治者為政以德，實行仁政，並非針對老百姓而言。其實，要真正構建和諧社會，執政者也要為政以德。司法是社會規范的最後一道防線，如果不講良心，司法也不能實現公正。

《檢察日報》副總編輯王松苗闡述了「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他認為:第一，「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不矛盾的，依法治國講的是依法治權，以德治國講的是以德治事。法治不是萬能的，很多事情靠道德教化反而更有效果。「依法治權」與「以德化人」應該也完全可以統一。

第二，「以德治國」是有中華傳統的法律文化根基的。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庸，強調寬恕，強調「得饒人處且饒人」，這與現代「調解」一脈相承，有利於息事寧人，和諧關系。

第三，「以德治國」與當代法治生活需要是合拍的，能夠滿足構建和諧人際關系的需要。有時候非黑即白的判決非但不能緩和矛盾，而且加劇了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我個人認為，法律在和諧社會裡面只能起到安定社會的作用，但是要實現誠信友愛，法律是做不到的，只能靠道德。法律永遠無法濃化人的感情。

第四，我們要對法治充滿信心，讓法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安排。同時也要讓德治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使兩者和諧統一，共同服務於我們的生活。

中國政法大學黨委副書記高浣月教授認為前人創造的文化遺產中，有一些可以繼承甚至照搬、照用的，還有一些是絕對不能照搬照用的，而是應該從精神的層面和價值的層面去借鑒。對調解制度要有一個辯證的態度。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行政法學專家應松年從當年公務員法的起草，聯想到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他指出，中國古代有行政方面的規范、制度，沒有現代的行政法制度。

所以，他在贊成文化對法治有巨大影響的同時，認為現代法治不能建立在某種文化基礎之上，而應建立在某種經濟基礎之上。

當今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專制道路當然不能沿用，必然要走法治這條路，也就是說必須有一套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法治之道。

吸取傳統營養，讓法治成為一種生活方式

法治的建立要求法治觀念的率先確立來作為其思想基礎。對法治文化觀念的理解和詮釋成為與會學者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衣俊卿認為，任何法制體系、制度背後都有文化的影響，沒有發現到是因為還未自覺，所以要「跳出來」看，要找深層的文化模式對中國法治確立所產生的影響。現代的法治應該是在一種理性文化基礎上建立的，但我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理性文化，而是經驗文化。從「辛普森案」可以看出美國當時對程序的尊重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從「趙作海案」可以看出我們對法律還是不夠「敬畏」。

衣俊卿說，現在要做的工作不僅僅是拿幾個觀念來指導法治，而是要讓法治成為一種自覺。對法的「敬畏」需要每一個公民的參與，法治不僅僅是公、檢、法機關的事情，它是一個法治國家從行政到公、檢、法再到民眾等所有社會層面對法律的態度，這也是對我們法治現狀的診斷和治療。

李德順總結說，法治文化其實就是表達了一種理想，即讓法治成為我們的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司法部門的具體任務和特殊權力，法律應該成為全社會共同的權利和責任。立足於中華文化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和改造，探索出應有的和合理的東西，將其按照法治的精神制度化、體系化、程序化。這樣壯大的是我們自己，也讓我們能理直氣壯地面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