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要改革
Ⅰ 積極委託推進房地產稅立法和改革，你覺得哪些制度需要改革
首先對持有多套房產的人進行累計征稅，套數越多繳的稅就要越多。根據媒體報道，此前財政部在發布會再度提及了房產稅的話題，說法依然沒有變是積極推進房產稅立法。不少人還是比較疑惑的，因為類似的說法已經提了好幾年了，但房產稅的具體細節依然沒有出來，不少人都在猜測其真實的開征時間。不過從此前社科院的一份報告中，我們應該能夠看出端倪，該報告透露，爭取在十四五期間將房產稅正式推行。也就是說，未來五年內，大概率房產稅會開征。
Ⅱ 請談一談你對我國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幾個問題：
一、進一步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在起草時，借鑒了國外許多經驗或國際通例。但是，當時對國外許多作法未來得及全面、認真地研究和考慮，一些好的經驗未能吸取。經過六年多的研究和實踐中的比較，人們對有些經驗的認識明朗化了，因而現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內借鑒國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資本最低限額。 現行公司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普遍高於其他國家，不利於吸引國外的投資。現在，我國尚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國民待遇」，實行企業法律制度一元化，過高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將意味著過高的投資「門檻」，影響國外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不利於調動國內投資者的積極性。
2、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 現行公司法對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本的規定，還存在著忽視公司資金使用效率的問題。換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實行法定資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資本後，不能將資金充分利用起來，導致部分資金閑置或者用於非經營活動。有鑒於此，有必要仿效國外普遍的作法，實行折衷授權資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規定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只要第一次應募足的資本額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冊資本總額和第一次募足的資本額之間的差額，由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在一定期間內募足。該期間的長短，由公司法明確作出規定。
3、公司設立實行准則主義。為簡化投資手續， 應在公司法修改中確認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即公司依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注冊登記而成立。當然，在公司設立的准則主義之後，特殊行業的營業許可仍可存在，這是符合國際通例的。
4、結合我國公司運營中已經出現的問題， 借鑒國外行之多年的作法，應對股東（特別是控股股東）濫用有限責任原則採取相應對策，即規定「股東違反誠實信用和權利濫用禁止原則，濫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東有限責任原則，應對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二、簡化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突出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區別
我國公司法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讓投資者根據自己的判斷對兩者作出選擇。但是，現行公司法的規定，沒有突出兩者的差別。為了突出有限責任公司簡便易行的特點，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國外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作法， 總結外商投資有限公司的經驗，不再設置股東會。同時，組織機構的職權作相應調整。
2、限定設董事會、監事會的范圍， 擴大現行公司法中只設執行董事和一兩個監事的作法。
3、明確允許設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責任公司至少有兩個股東的規定和有關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實行投資主體平等待遇的原則。
三、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宜分別進行
制定公司法時，恰逢在我國實行現代企業制度。而國有大中型企業實行公司製作為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因此，公司法容納了不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容。由於公司立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立法的混同進行，使公司法中出現了不少僅為國有企業改革或國有投資主體規定的規則，導致規則之間的不協調，不利於公司法的實施。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是一項自身特點很突出的問題，將其與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進行，不利於解決這些問題。相反，單獨立法則有利於解決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依此思路，有關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問題，諸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財產保護、國有職工的安置、土地使用處置、國有資產的運營體制、國有股股權的行使等等，可以單獨制定為一個立法文件，譬如命名為「國有企業改製法」。而公司法修改則不必再與國有企業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應遵循的共同規則，包括國有企業改建為公司後遵循的規則。
四、公司法的修改應充分體現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並在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分離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實現其法律人格。與此相比，現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協調之處，甚至有個別明顯違背之處，要作相應的調整。
1、現行公司法第4條第三款規定，「公司中的國有資產所有權屬於國家。」顯然，這與同一條中第一、二款規定的精神沖突。因為，所有股東出資後僅有股權，而不再對其作為出資的財產享有所有權和直接控制權。同時，公司則享有對所有股東出資形成的公司財產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首先是法人財產所有權）。為此，應刪除第三款的規定或修改為「公司中的國有股股份屬於國有出資人」。
2、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情況， 規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大會股東所代表的表決權法定數額，以避免在實踐中代表表決權過少比例的股東主宰股東大會現象的屢屢出現。
3、糾正現行公司法第35條第二款規定和第38 條第（十）項規定之間的沖突。前者，股東向股東以外的人轉讓出資，須經全體股東過半數同意。後者，作為股東會會議決議事項通過，須依「資本多數決定原則」。為求其貫徹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應統一為後者。
4、實行「獨立董事」和「外部監事」制度， 強化公司的監督機制。現行公司法中已確認股東大會對董事、監事的監督，董事會對董事長、經理的監督，監事會對董事、經理的監督。但是，監督流於形式的問題比較突出。所以，可考慮引進國外的經驗，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的部分成員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東代表又非員工代表，與公司沒有利害關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專司公司監督職能。當然，鑒於公司組織機構引入外部成員僅是為了實現監督，結合到我國公司組織體制中已專設監事會負責監督，也可考慮僅設「外部監事」。
還應注意到，現行公司法中有許多關於由國務院作出規定的授權，而國務院在公司法實施多年後仍未作出規定。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資權利和相關民事、商事權利的行使，應由立法機關直接作出規定；另一方面，國務院無力對此作出規定。在這次公司法修改中，應由立法機關統一完善。
Ⅲ 為什麼我國立法體制改革呈現出立法權主體不斷擴大的趨勢
我國立法體制改革呈現出立法權主體不斷擴大的趨勢是由於我國的社會發展進程導致的。
隨著社會發展，城市規模越來越大，特別是在推進城鎮化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土地、人口、城市管理、環境以及社會管理等問題，錯綜復雜，需要用法治來治理本地區各個方面。立法權擴大到所有設區的市，有利於推動地方因地制宜運用立法手段解決本地具體問題，讓社會主義法治的觸角更加靈敏，使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和創造力充分迸發。
我國是單一制的社會主義大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國家立法權的劃分，既要充分體現主權在民的原則，確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國家立法中的優勢地位，又要賦予中央政府和地方適當的立法許可權以便對國家進行有效的治理。
Ⅳ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
Ⅳ 立法和改革的關系如何
立法和改革是互相依託互相促進的關系，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和深入，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凸顯出來，這個時候就需要加以立法，用法律條文的形式來規定，讓各方都遵守。有了法律依據改革，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進行。
Ⅵ 當代中國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中，有相當多的法律法規規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與計劃經濟相聯系的，是適應計劃經濟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濃的體制下形成的。 改革開放以來制定的法律和法規，由於他們是在 計劃經濟向有計劃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制定的， 也帶有計劃經濟的色 彩或痕跡。 這些法律和法規與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和社會需要，尤其是與中國已 經加入 WTO 因而在我國社會的許多領域和社會事務中必須充分地與 WTO 規則相銜 接的現實需求很不協調。對這樣的法律體系，必須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廢舊立新，興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進行離不開法制改革。法律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 他社會生活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形式，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其他社會生活和社 會關系是其內容。內容的變化要求形式的變化。但是，由於法律一旦形成體系就 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滯後性，或者說僵化性與保守性。須知，建國以來曾經起到 積極作用， 而現在弊端叢生的各種體制都為與之相適應的舊法律所固定。從我國 已有的情況來看，對滯後於社會生活的法律僅僅通過常規的立、改、廢進行更新 協調往往形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的「法律應急」慣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體的制度體系和結構上的更大的矛盾和沖突， 法律對於社會發展要求的 滯後性反而更嚴重。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解決法律制度滯後性的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膽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適應社會生活、與社會生活發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創新機制。這樣我們的全面發展才能進行。
再次，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一場深 刻的社會變革，與此相應，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民主政治體制相適應 的法律體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設，更不是簡單的立法，而是具有變法意義的 一場深刻的法治變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學家強調的「應該著重指出，今天正當 我國改革的宏偉事業進入關鍵時刻之際，隨著我國改革宏偉事業的發展，只提健 全社會主義法制，不僅是適應中國改革實踐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需要， 而且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過恢復、 重建為主的階段之後登上了一個更 高的階梯，標志著我國實現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法治國進程的加速。 」
最後，法制改革是中國深化改革的客觀要求，是改革最終勝利的保障。在當 代中國，法律演進、法律發展與法制現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現代化意味著法 制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這樣一個轉型沒有改革的推動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在 歷史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不僅十分重視法律的常規性的立、改、 廢活動，而且十分重視法制改革或「變法」 。我國戰國時期的商鞅在秦國進行的 法制改革，漢初文、景二帝領導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對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變法，戊戌變法，都富有歷史意義地推動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適應了當時的 社會狀況和需要，在極大的程度上和廣泛的范圍內保證了封建法律制度的發展。 在外國歷史上，30 年代的美國羅斯福新政，戰後日本的政治經濟民主化，當今 蘇聯政治經濟體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隨著與之相適應的法制改革嗎？他們都加速 了各自國家的法制現代化進程，從而適應了迅速變化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