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脆弱
1. 中國當前的法治環境
我們當前的法制環境雖然比原來有長足的進步，但是還是需要在某些方面繼續加強和提高，立法也要跟上，現在很多方面法治還不健全，需要完善法治。
2. 現如今,儒家思想對我們的法制還有無意義
儒家思想作為封建正統思想,幾千年來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風俗、文化和國人的思維模式.法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響,進而在法制上表現了儒家的思維模式.法家思想與儒家思想相對立而產生,並始終伴隨著中國第一個封建集權國家--秦的建立、興盛和滅亡,秦的全部政治實踐、法制實踐都以法家思想為導向.隨著朝代的更替,法制的衍進,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逐漸由對立走向了融合,共同指導中華法制.本文擬從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特點出發,進行比較,旨在探索兩種思想的切合點及它們與中華封建法制的切合點,進而聯系現代法制建設,為現代法制建設提供參考.
儒家思想和現代法治盡管屬於兩種不同的社會控制理論,但它在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仍然有著重大的積極意義,經過適當的疏理、轉化,能夠成為支持中國法治的精神力量,至少是精神力量之一.
儒家法律思想的局限,1、禮、法、仁的矛盾:禮和仁是儒家學說中的兩個基本范疇。禮是社會規范，仁是眾德之總。它們作為儒家法律思想的兩塊基石，與法既相並存，同時又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具體而言，禮是差別性規則，而法是同一性規則。二者本來格格不入，但在傳統社會中卻和諧地並列著。《中庸》中說：「親親之殺，尊尊之等，禮所生也。蓋儒家之論差等，一曰親疏之別，一日貴賤之差，凡名物制度咸因此而生差別，是儒家以禮為法也。」孔子認為「仁者，愛人」，仁是講人的全體的，所有異於禽獸者不分階級、種族、貴賤、君子、小人，都是「人」。中國文化是把人作為目的而非手段，人格自然平等，但是禮與仁的結合，敗壞了仁。「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使平等幾乎殆盡，也使法的普遍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無從談起。2．人情的泛濫:儒家法律思想強調禮治、德治，使法律充滿了人情味，卻失去了應有的威信。自孔子有「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之說以來，儒家法律思想就蘊藏著私情與國法的沖突。人情就像腐蝕劑，大大敗壞了法。在人情的掩護下，官官相護，任人唯親，將家族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上，有法不依，成為情有可原之舉，法律在「人情網」中被扭曲了。3．群體取向的負效應:儒家法律思想將和諧作為最高價值目標。一方面，強調維護群體的秩序與和諧，和諧被視為不易真理。但是，一味求和往往促成表面和諧，一旦積壓的怨怒爆發，後果更無法收拾。另一方面，以群體的秩序為重，往往使弱者得不到應有的法律保障。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因為群體秩序常常掌握在強者手中，強者容易假群體和諧之名壓制與其發生爭執的弱者，並無所謂客觀的公共權力介入，法律威信難以確立，這也是民眾厭訟的根源之一。4．自由裁量的濫用:中國古代受《春秋》斷獄影響，司法、行政合一，司法判決常取決於儒家法律思想。傳統法律無「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思想，儒家倫理作為最高原則，與法律無異，「尊德禮而卑刑罰」，這種審判上的自由裁定主義伸縮性極大。
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內核,1．寬民惠民的重民思想:儒家主張「為政以德」的德治，「德」指的是「德政」或「仁政」，含有寬惠愛民之意，強調了「順民」、「利民」的要求，是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儒家之所以具有重民思想，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於儒家比較重視民心的向背，把民心的向背看成是「得天下」或「失天下」的關鍵所在；另一方面在於已認識到民眾是統治者的財用之源，「無野人，莫養君子」。基於這樣的認識，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貴君輕說；荀子稱「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以民為本」，儒家法律思想這一精髓在今天仍有積極意義。所謂依法治國，就是要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來治理國家，立法必須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對於穩定民心，興邦治國，具有不可忽視的巨大作用。2.注重教化的教育預防思想:儒家把對民進行道德教育稱為「教化」，通過教育，化外在的「他律」為內在之「自律」，是儒家德治內容的重要方面。孔子一生都十分重視道德教化，指出「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當然，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內容不外是封建的禮教或德教，這些內容只要我們根據當前我國社會道德的實踐，賦予新的意義，加強對人民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對於提高我國人民的道德水準，穩定社會秩序，仍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禮法互補，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相結合的思想:儒家雖然重視德治和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從不否定法與刑的必要性。如孔子在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同時，仍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並提倡君子既要「懷德」，又要「懷刑」。懷是注重之意，可見他視德與刑為政治的兩手，二者都要注重。儒家禮法互補、綜合為治的主張，實際上揭示了道德建設與法制建設的關系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互為補充，從而有效地維持社會的正常秩序。禮法互補、綜合為治，儒家法律思想中的這一合理因素，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仍有十分重要的啟示，要實現依法治國，一方面要加強法制建設，做到有法可依，違法必究；另一方面要加強新時期的道德建設，使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同步進行，協調發展。4．「身正令行」，強調加強為政者自身建設的思想:儒家主張「為政在人」的人治，他們已認識到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法制的貫徹離不開人。如荀子說：「法不能獨立」，是說法律是要由人制定出來的。孟軻進一步說：「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是要靠人來貫徹實施的，否則，「雖有良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屬無效」。儒家要求為政者不僅要品德高尚，同時還要具有治國馭民之才，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儒家人治思想中強調加強為政者自身建設這一合理因素，對我們依法治國，建設一支具有高素質的執法隊伍具有啟迪的意義，當然，所謂素養高，即指不僅要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和道德素質，還要有崇高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更要有較高的業務素質。
儒家法律思想對現代法制的影響,1．傳統的歷史性決定了儒家法律思想的傳承性:一個國家的傳統作為活生生的思想存在的現實土壤，是不可能被輕易割裂的。法國哲學家丹納曾說過：「你們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從它們的出生到現在逐一考察……在最初祖先身上顯露的心情與本質，在最後的子孫身上照樣出現，這便是原始的花崗岩，壽命與民族一樣長久，那是一個底層，讓以後的時代把以後的岩層鋪上去。」也就是說，傳統「不僅僅是一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過去，同時還是個歷史地存在的現在。因此，我們不但可以在以往的歷史中追尋傳統，而且可以在當下生活的折射里發現傳統」。傳統它紮根於社會生活中，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儒家法律思想歷經2000多年的發展，在中國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淀。今天，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仍能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的氣息，感受到儒家法律思想內在的秩序規范仍在某些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儒家法律思想的合理內核鑄就了其現代法制價值: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是歷史長期發展演變的結果，是適應特定的歷史需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具有封建社會的特徵，反映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帶有一定的消極因素，與現代社會的要求相沖突。但是，並不能因此而抹殺儒家法律思想中所蘊含的合理內核。比如，將法律與人、自然、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強調法律與倫理道德的結合，懲罰與教育的互補，保持人與社會、自然的和諧等等，這些對於社會的統一與穩定以及環境保護立法與自然資源立法無疑具有不可忽視的內在價值。而且，對於儒家法律思想的內在精神氣質和品格——「仁」，其蘊含著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反映了對人的重視和關注。一位美國學者就曾這樣評價：「中華帝國的法律比起同時代的西方法律來，更人道，更理智。」在我國目前的法律中，應該重視這一思想理念，這樣才更人性化，更體現對人的關懷。
我們知道西方法律自身也存在其不足，而我們傳統的儒家法律思想也並非一無是處。儒家法律思想經過200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淀，富有豐厚的歷史底蘊，並且傳承下來，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因此，在中國進行法制建設，對於儒家法律思想，我們必須糾正以前「一棒子打死」的歷史虛無主義錯誤觀點，重新審視，辯證地來看待這一問題。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儒家法律思想也在文化交流與沖突中發展，適應著時代發展的要求。正因為此，對儒家法律思想進行研究，對於我們當前的法制建設是很有價值的。
3. 如何看待當代中國法治進程中的主要障礙及解決政策
第一，復雜的利益關系。需要斬斷利益連，嚴懲腐敗和官僚主義，加強監督管理。
第二，混亂的基層體制，地方法律系統體制臃腫混亂。需要精簡機構，提拔實幹人員。
第三，無法可依。需要加快法制建設。
4.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
5. 法制中國的難點是什麼
法制中國的難點如下：
人治和法治。盡管從價值觀念上講，每個人都毫不猶豫地認同法律權威高於個人意志的法治，但在目前改革開放這樣的社會變革時代，人治卻是一種難以避免的現象，它與衷心期盼的法治價值目標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個人本位與社會本位。「個人本位」理論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個人，法律的設立在於對個體權利的保護。反映在民法領域，便是以權利為中心，構築權利保障體系。「社會本位」理論認為，社會的邏輯起點和價值起點是社會、集體而不是個人，個人只有處於社會集體之中才有其自身價值。因此，法律應該促使個人在行使權利之際，承擔增進社會福利、鞏固國家安全和維持公共秩序的義務。這種觀念尊崇國家，高揚權力。
立法超前與觀念滯後。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是：19世紀四、五十年代魏源等開始注意中西政制之別，贊揚民主制度又「公」又「周」，六十年代馮桂芬提出「君民不隔不如夷」，批評專制制度不如立憲制度通達民情，七十年代個別改良派如鄭觀應等發出開議院的議論；八十年代部分洋務派如張樹聲等提出立憲問題。個別改良派（如何啟）開始宣傳「公平」思想；九十年代出現了戊戌變法；二十世紀初先是清末法制改革，爾後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崛起，民主思想的激盪。
法制中國其實質是建立一套培育、適應、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法律制度，並實現「法治國」價值目標。
6. 中國的法制建設如此緩慢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自己管自己總是沒有別人管自己好
7. 為什麼中國的法治道路這么難走呢原因有很多,有思想層面的,有制度層面的
是實際情況的客觀原因，畢竟中國已經幾千年了，圓滑世故，勾心鬥角，繼續了幾千年，要改革法制不僅是革制還要革心，革制易革心難，革心在教育而中國面臨發展科技人才和養德的矛盾，這是小的；重要的是教育部竟沒有一個負責任的人物！關鍵還是制度層面的，本國的台灣，香港，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韓國法制都很好——然而，朝鮮，越南都不行
8. 中國法治現狀如何.
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解決"人治"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措施，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場，人治是中國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經濟現代化要求必須實行法治，徹底摒棄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動了西方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自由競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明確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責、權、利關系；必須實行商品的等價交換，保護企業之間的競爭；必須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譽；必須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經濟、企業、社會……所有這些，都必須實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威。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所要求的。
人治與法治，並不是簡單的領導制度的區別，而是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加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應當指出，我們至今對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義的認識都還不夠全面深刻，這也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法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和諧是人類社會的理想境界。和諧社會要求有秩序，要求穩定，要求公平和正義，因此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眾所周知，所謂法治社會，就是社會公民和社會組織把憲法和法律作為行為規范。其基本特徵是立法必公、執法必嚴。所謂「公」，就是公平正義，大多數公民贊成；所謂「嚴」，就是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但僅僅做到這兩點，社會就會太平、就會和諧了嗎？
秦朝推行商秧和韓非的法家思想，推行嚴刑峻法，當官的都是酷吏，執法嚴格，可謂「法治」社會了。但秦不行王道而行霸道，不遵周公所制的「周禮」，民不知禮、義、廉、恥、信，人無倫常，盜賊叢生，官府一味地鎮壓，最終區區幾十年秦就亡了，沒有建成太平盛世、和諧社會。
亂世用重典是句屁話，沒聽說過人心是可以殺服的。清朝初年，康熙帝從元朝短命的教訓中悟出人心不可以殺服，積極學習漢族文化，尊崇孔、孟，祭祀明太祖陵，重用漢族賢達，用禮、義、廉、恥、信教化萬民，才收服了人心，出現了唯一一個異族統治下的太平盛世――康乾盛世。
所以，法治社會建設與社會文明建設必須同步推進，推行法治要有推行法治的社會土壤―――社會民眾推崇平等、自由、博愛的普世價值觀，禮、義、廉、恥、誠信等中國特色的貴族精神佔主流，大部分人積極追求真、善、美，自覺抵制假、丑、惡。
不信請看，南京「彭宇案」中，法官說：從常理看，如果彭宇沒有撞倒徐老太太，他就不會主動扶起徐老太太並送到醫院治療，彭宇這樣做了，就一定是他撞倒了徐老太太。在這樣的「常理」下，彭宇杯具了，美好的雷鋒精神也壽終正寢了。
可以看出，要建成真正的法治社會，還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