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法治

『壹』 黨和國家為什麼要選擇依法治國的道路

依法治國，來是堅持和發展中自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貳』 秦孝公為何選擇法治治國而不是帝道，王道呢

衛鞅游說秦孝公三次，第一次以道家學說治國，第二次以儒家學說治國（王道），第三次以法家學說治國（霸道），最終秦孝公選擇了法家學說治國。戰國時代是一個鐵血大爭的時代，不是一個和平的時代，小國圖存，大國求強，每一個國家都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奮斗。大國攻滅小國，不可計數；大國被瓜分取代，不計其數。生存成為諸侯國的第一要務，禮儀、道德退居二線；畢竟國都亡了，禮儀、道德做給誰看？

秦孝公的父親秦獻公在魏國呆了三十餘年，深知魏國是如何強大起來的，而秦獻公推行的新政跟魏國的變法也頗有幾分相似。因此秦孝公深知道家不可為，儒家不可用，唯有用法家才可以變弱秦為強秦。衛鞅給秦孝公講帝道、王道都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當講到霸道時，秦孝公才喜悅接受。

『叄』 總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現實選擇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回答者：tgw791013 - 高級經理 六級 12-25 16:41

提問者對於答案的評價：
很好，就是太多了。

『肆』 律師如何根據當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選擇辯護策略

辯護策略的選擇，直接關繫到案件的結果，關繫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關繫到被告人的生命，是每一個辯護人接受一個刑事案件後都必須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一刑事辯護策略的選擇需處理好三對關系刑事辯護應以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為原則，這是每個辯護律師都知道並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如何做到在刑事辯護策略的選擇上最大限度地維護當事人的利益，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辯護人在確定辯護策略時，如何處理好推動法治進步與尊重當事人意願、提高律師的社會影響與保障當事人的法律利益、辯護人提出方案與當事人做出決策這三對關系，是檢驗一個律師是否貫徹當事人利益最大化原則的試金石，是衡量一個律師職業道德水準的標尺。

（一）推動法治進步與尊重當事人意願

包括律師在內的每個法律人有一個共同的夢，一個早日實現法治的夢。在這個夢想的指引下，「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成為當下法律人一個時髦的主張。
法治從形式側面而言，指的是規則之治，要求已制定的法律得到嚴格的貫徹執行。法律的貫徹落實，必須體現在一個個具體個案的依法處斷上。從這個意義上講，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是一種務實理性的態度，應予充分肯定。
這種聲音在一些具體個案尤其是「名案」的辦理過程中，時有耳聞。記得在律師界普遍關注的「浦志強案」中，面對浦志強認罪的態度，有律師表達了極大的不滿甚至憤慨，認為浦志強案原本就是個無罪的案件，作為「人權律師」的標桿人物，浦志強不應當認罪，而應當抗爭到底，以個案推動中國法治的進步。
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問題，在推動法治進步與尊重當事人意願之間，應如何選擇，二者孰先孰後？這要先理解怎樣才算是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是否在個案辦理過程中製造輿論漩渦，讓當局難堪就推進了法治進步？是否當事人向當局讓步，就意味著法治被破壞？

如前所述，法治是規則之治，規則背後是社會主體的利益。在刑事訴訟中，當事人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判斷者，有認罪或者不認罪的權利，當事人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有著法律所保護的認罪自由。而辯護人的法定職責，就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當辯護人為了所謂「法治進步」這一看似崇高的理想，而要求當事人放棄自己的選擇，以不認罪來對抗公權力時，實質上對當事人實施非法的精神強制，這種做派不僅會犧牲當事人利益，違背律師的職業道德，其本身就是對法律的破壞與背叛。
在刑事辯護過程中，律師應當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不應試圖代替甚至強制當事人作出某種選擇。當律師尊重當事人的意願，最大化地維護了當事人利益，其本身就是一種成功，就是一種社會進步。
律師要求當事人在個案中為了「法治的進步」而違心地抗爭到底，如果是真誠地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推動法治，律師背後的這種國家主義思維，很讓人擔憂。因為法治的內核是人權，人權天然地抗拒以集體之名侵入其領地，以一種反法治反人權的方式來追求法治，無異於緣木求魚。

（二）提高律師的社會影響與保障當事人的法律利益

與推動法治進步和尊重當事人意願這對關系密切關聯的，是律師的社會影響與當事人的法律利益之間的關系。
不想成為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樣，不想成為知名大律師的律師也不是好律師。現今我國知名大律師的外在衡量標准至少有兩個：一是具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二是案源廣、收費高。而知名大律師的豐富案源與高昂收費，也主要來源於其社會影響力。
要想成為一個知名大律師，首先要提高社會知名度與影響力，這已是律界的一個共識。如何提高自身的知名度與影響力，我想這是每個律師都思考過或者正在思考的問題。提升律師社會影響力的方法多種多樣，利用專業能力高質量地辦好所接的每個案件逐步樹立口碑，筆耕不輟提高在專業領域的知名度，這是最傳統的方法，但也是付出多、見效慢的方法。

於是有人發明了一種迅速出名的捷徑，接受案件後，利用網路想方設法把案件炒熱，披露案件中公檢法機關的各種「黑幕」，把自己描繪成一個為了公平與正義、為了國家的法治事業與黑暗的公權力斗爭的勇士形象，以吸引媒體與觀眾的眼球。既然所接案件當事人是被公權力肆意冤枉的，那麼在法庭上作徹底的無罪辯護，則可是必須的。
從這些年那些進入我們眼球的、被炒得火爆的各種名案來看，由於律師的炒作與操作失誤，有原本可以判緩刑、免刑的案件被判了實刑，有原本可以從輕判的案件被從重判，有原本可能不判死刑立即執行的案件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
這些案件里，有律師試圖通過對案件的炒作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從而提高自己的身價，其結果卻損害了當事人利益，有些也損害了律師自身的形象，甚至損害了律師職業的整體形象。這樣的做法，我一直認為有違律師的職業操守，背離了法律服務中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是律師在辯護策略選擇時應當避免的。
隨著自媒體的發達，法律服務的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息越來越對稱，當事人對律師行業及其法律服務也越來越了解，以後真正有社會影響力的律師，必定是那種一心一意利用專業技能為當事人利益最大化服務的律師，而絕不是不惜犧牲當事人利益也要為自己進行炒作的律師，提高律師影響力與保障當事人法律利益之間會越來越一致。

（三）辯護人提出方案與當事人做出決策

前些年，很多律師認為，律師可以獨立於當事人進行獨立辯護。當事人認罪，律師認為無罪的，可以獨立做無罪辯護；當事人不認罪，律師認為構罪的，律師可以獨立做有罪辯護。
如今這個錯誤觀念已基本得到糾正，大家認識到，律師的辯護權來源於當事人的委託，律師的辯護權隸屬於當事人的辯護權。律師辯護的獨立性，相對於當事人而言，僅指辯護人不能完全當事人化，可以拒絕當事人不合法的要求。
既然律師的辯護權從屬於當事人的辯護權，那就意味著在辯護策略的制定上，律師的作用只是提出方案，策略選擇的決策權在當事人。在對律師辯護權形成這種新的認識的同時，現在似乎又出現了另外一個極端現象，有些案件從專業的角度看，由於存在明顯的策略選擇錯誤，導致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不利於當事人的訴訟結果。對於這種結果，有的律師就辯解說，律師只是當事人從事刑事訴訟的參謀助手，是當事人自己選擇要採用這樣的辯護策略，出現不利後果的責任不在律師，而在於當事人奇葩。
這就是辯護人提出方案與當事人做出決策之間的關系問題。對此二者間的關系，應當怎麼看？我們先要問，當事人為什麼要請律師，為什麼要聘請辯護人為其辯護？道理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對於當事人而言，律師是專業人士，刑辯律師是刑事辯護方面的專家，因此遇到刑案時要聘請律師作為辯護人，這就相當於病人生病了要看醫生一個道理。

在律師與當事人，醫生與患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於法律與醫學知識和經驗的不對稱，雖然從理論上講當事人與患者有決策權，但其決策權是建立在律師與醫生專業的分析意見基礎之上的選擇。沒有專業的分析就沒有選擇，更沒有最利於當事人與患者的方案選擇。
現實中，極少有當事人與患者，會明確拒絕律師、醫生提出來的認為最有利於當事人、患者的治療方案與辯護策略，因為在當事人、患者面前，律師與醫生是專業人士，在法律與醫療方面具有明顯的知識與經驗優勢，當事人與患者選擇一個律師或者醫生時，在專業方面就對其產生明顯的依賴與信賴。
當事人與患者信賴律師與醫生時，律師與醫生是否能夠提出最有利於當事人與患者的辯護與醫療方案和策略，取決於其經驗、知識與職業操守。一個高水平的律師與醫生，其高明之處恰恰就在於能提出在現實條件約束下最有利於當事人與患者的辯護與醫療方案供其選擇。
對於一次失敗的辯護，一次失敗的無罪辯護，律師不應當將責任推給當事人，而應當深入反思，是不是自己的知識經驗不足導致策略錯誤，甚至是不是自己在案件辦理中私心作祟致致使最終選擇了不利於當事人的辯護策略。
辯護策略的選擇，直接關繫到案件的結果，關繫到被告人的利益，甚至關繫到被告人的生命，每個辯護人接手一個案件後都需要認真思考如何確定辯護策略，以實現當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伍』 當代中國為何要摒棄人治,選擇法治的道路

所謂人治，就是國家以一套嚴格的道德制度去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產生社會秩序。要內使道德高容度變為德治，必須以權利的不平等和權力的不制衡為前提。常見於我國的封建社會．用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利去進行國家的統治，作為判斷是非的標准．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陸』 中國法治化道路途徑選擇

自己的選擇的呀

『柒』 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多項選擇）

正確答案是全選

依法治國的主要任務是什麼？
答：⑴努力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社專會主義的法律屬體系。⑵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的法律意識。⑶依法治國還要加強對執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水平，並且要進一步拓展和規范法律服務，積極開展法律援助以及按照「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必須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的原則，推進改革。

『捌』 為什麼法治是中國現代社會的必然選擇

當有人用法治實現了社會公平後，他就會成為一個標桿，成了一個管理水平的衡量點，一直找借口不願實現的人群不得不掂量掂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