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前進
『壹』 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法制道路 有哪五個堅持
五個堅持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實現黨執政興國、人民幸福安康、國家長治久安的歷史高度，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法治的一般規律與我國實際情況有機結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確立了良法善治的法治格局，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1)法治前進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這3個方面實質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規定和確保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制度屬性和前進方向。
在這3個方面中，堅持黨的領導是根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支撐。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前進方向是什麼
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這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在這個總目標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我們描繪了宏偉藍圖，指明了前進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則為我們繪制出路線圖，指明了具體路徑。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
1、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會公報著重做了闡述和強調，公報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3、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叄』 對法治之路得認識
法治與德治作為治國手段，是相輔相承、相得益彰的關系。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既要重視法治建設，又要重視道德建設，使二者緊密結合起來。下面由我為大家整理的對法治之路的認識，希望大家喜歡。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一
一 為何法治建設首要的是走對路
我們都聽過南轅北轍的寓言故事，它告訴人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認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則就會事與願違，犯根本性的錯誤。法治建設也是如此。從世界范圍看，有的國家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較好;而有的國家則沒有走對路，法治建設搞得不成功，甚至導致國家動盪、發展停滯或倒退。
法治作為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一個國家在特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的治國模式。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治道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會制度相近但歷史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法治道路也不會相同。說到底，每個國家的法治道路，是與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等因素密切相關的。
對中國來講，我們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獨特的法治傳統、獨特的國情、獨特的現實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法治建設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紮根自己的傳統。雖然中國幾千年來人治傳統根子很深，但我們的先人們很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今天搞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必須立足這個基礎去不斷發展完善。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治病要對症下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設也要著眼於解決問題，實現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正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規模、復雜程度，是很多國家不曾遇到過的。從經濟社會發展看，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解決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都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從法治建設本身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說到底，針對自己病症的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總之，在法治問題上，沒有最優模式，也沒有「標准版本」，只有適合自己的選擇。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國的法治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是從其他國家搬過來的，也不是哪個人主觀設計出來的，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法治建設艱辛探索的必然產物。
這條道路凝結著中國近代以來百餘年的上下求索。鴉片戰爭後，為挽救民族危亡，無數仁人志士主張變法圖強。很多人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舊的制度和體制，試圖學習、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憲、搞議會民主、搞五權分立等，但都遭到失敗。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才為在新中國實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條道路凝結著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艱辛探索。新中國成立後，在摧毀國民黨舊法統的基礎上，我們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推進社會主義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規，制定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但後來，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錯誤，逐漸對法制不那麼重視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嚴重破壞，付出沉重代價。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人治的辦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這條道路凝結著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的成功實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痛定思痛，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們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立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動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深刻轉變;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生活各個方面總體實現有法可依;我們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不斷完善司法體制，持續開展全民普法……伴隨改革開放的滾滾春潮，中國法治建設不斷邁出新步伐，取得歷史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深化對法治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寶貴經驗。
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代人艱辛探索，實現了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飛躍。總結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幾條、幾十條，但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是我國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唯一正確的道路。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辦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和走好這條法治道路。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中國法治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不懈探索、不斷完善。但我們堅信，只要認准前進方向，落實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將越走越寬廣，中國法治建設就將不斷邁向新的更高境界。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二
__問世後，繼承古希臘「靈與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社會統治理念
法律是人法，法學是人學。因此，研究法治的起源，需要追溯人類對「人是什麼」的思考歷程。學界公認，人類第一次思考「人是什麼」，肇始於被德國學者雅思貝斯所稱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軸心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地區幾乎同時獨立地出現了許多思考人本身的偉大哲人，中國有諸子百家，印度有佛教，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然而經過這次反思活動採信法治的卻只有西方一家，所以然者何?蓋因西方人把人的靈魂與肉體作了分別。中國人的靈魂觀念與西方人不同，它指的是附在人軀體上作為主宰的靈體，靈體離開軀體人即死亡，靈體就是靈魂。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除了偉人成聖外，常人死後靈魂會變成鬼，但不代表是邪惡的，而是會保佑子孫，或向殺害本人的壞人報復，所以類似低級的神明。
西方靈與肉分裂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希臘民間的奧爾菲神秘教派，後經畢達哥拉斯派加以改造，成為希臘思想文化里的重要成分，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手裡就成了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靈與肉分裂觀念引發法治學說的邏輯和歷史過程是這樣的：
人的靈魂與肉體是不同的，靈魂是真、善、美的代表，肉體是慾望或邪惡的代表，兩者處於緊張的對立之中。蘇格拉底認為，人活著，靈魂就會遭受肉體的拖累，使人被肉慾左右而得不到真知識。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在投生前就已存在，偷生後受到肉體拖累，不容易回憶起原來具有的知識，肉體是達到真知的障礙，為了獲得真知，人必須掙斷這種束縛。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本質是靈魂與身體的統一，如果按照人類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順序，人先有身體後有靈魂，先有非理性(情慾)後有理性(德性、理智)，身體與非理性相聯系，靈魂與理性相聯系。理性是相對於「過分」和「不足」兩個邪惡的極端之間的「中道」，「過分」是主動的惡，「不足」是被動的惡。以情感為例，自信是驕傲(過分)與自卑(不足)的中道，義憤是易怒(過分)與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動為例，勇敢是魯莽與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與吝嗇的中道。人們雖然傾向於理性、德性，卻可能永遠實現不了理性、德性，甚至成為違反理性、德性的罪人。
靈魂是神意的體現，情慾或邪惡是塵世的產物。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首先就是要認識靈魂，這靈魂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是永恆不變的，人死後肉體會分解消亡，但靈魂常在。人為何會作惡?因為人有愚昧無知的缺陷，統治者不重視對人的教育。柏拉圖認為宇宙有理念和現實兩個世界，現實世界是沒有一點惡、全部都是善的神創造的，他把理性放入靈魂，把靈魂放入軀體。但人的靈魂、理性會受到非理性的慾望的干擾。亞里士多德雖然不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樣把靈魂、理性視為外在於人的客觀獨立物，而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但他在《倫理學》的結尾也說，人的靈魂、理性與神最為接近，是神最喜歡的東西。
與靈與肉的分裂相適應，法律有神意之法和人意之法的區別。蘇格拉底把神意體現的自然法和國家制定的人定法區分開來，認為無論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還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必須考慮到正義，正義性不只是立法的標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質。他之所以被判死刑而拒絕逃跑，就是認為法律是神意的體現。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認為人定法源於自然法，自然法源於神意。亞里士多德把法律視為不受慾望影響的理性，他說，只有讓上帝和理性來統治，法律才會統治人們;要是讓人來統治，那就要加上獸性的成分。他也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兩種，前者反應自然存在的秩序，後者以前者為基礎，由人制定，調整人為的秩序。
法治是靈魂、理性不敵情慾的產物。靈與肉分裂後，蘇格拉底和早年的柏拉圖出於對人類靈魂、理性的信心而主張人治，蘇格拉底反對民主制，主張貴族制;柏拉圖主張哲學王來搞人治。但蘇格拉底被處死、政治斗爭劇烈等殘酷社會現實逐漸使人們看到人們的情慾往往壓倒靈魂和理性，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了統治者會不會犯錯誤這一貫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疑問;柏拉圖晚年撰寫《法律篇》，認為「哲學王」的人治雖然是最好的統治方式，但一時難以實現，次好的法治統治方式也是可行的。到了亞里士多德就完全變成「法治」論者。他認為人治、尤其是一個人的統治，可能在政治中混入獸性的因素，是極其危險的。法治應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二是大家服從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__問世後，繼承古希臘「靈與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社會統治理念，靈魂、理念方面的事務歸教會管理;肉體、行為方面的事務歸法律管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德治和法治。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三
一、法治具有共性
作為人類社會的法治文明，遵循著一些共同的價值理念，這是毫無疑義的。法治的這種價值，具體體現為文化和法律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即共性。
(一)文化的共性
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共性，表現在它們都是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智慧，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著共同的發展方向和遵循共同的發展規律。人類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和動因，是為了通過對自然規律的把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從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這既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又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因此，盡管各民族文化由於發展的起始條件不同，在其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多樣性，甚至相互之間的差異很大，但在多樣性中隱藏著共同的東西。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共同的東西不斷地顯示出來，表現為各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接近性，從而體現出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性。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顯示出的這些共性，為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學習和借鑒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法律文化的共性
法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智慧。具體說，它是指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作用下，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所創制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或者人們關於法律現象的態度、價值、信念、心理、感情、習慣以及學說理論的復合有機體。法律文化屬於文化中的制度形態和觀念形態的部分。法律文化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前述對文化共性的揭示對其同樣適用。
作為人類維系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的法律制度和與其相關聯的基本法律價值觀念，必然包含著一些共同的東西。
世界現有的各種法律制度，無論是中國的法律制度還是世界一些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度，雖然產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為法律制度，總有一些共同之處。這就如同當代美國法律哲學家博登海默所說的：「我認為，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在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盡管社會秩序會因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特定性質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卻依然相信，一種完全無視或根本忽視上述基本價值中任何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
二、法律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強調法律的民族特色及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這個命題是成立的，也是可論證的。因為文化及法律文化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即個性。世界各種法系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文化的個性
人類文化的個性表現為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各民族的文化雖然有著本質上的共同性，但其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通過前述文化的定義可以看出，文化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它是民族間相互區別的標志。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獨特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表現在或者是某種文化因素是其他文化所沒有的，或者文化的某個方面優於其他民族文化的相應的方面，或者具有互補性。文化作為實踐活動的智慧，是一個民族在其獨特的條件下的獨特創造。
(二)法律文化的個性
前已述及，一個民族就意味著一種文化。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規范人類社會生活的手段，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由於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產生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法律文化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知道，現代市場經濟是已為世界各國所認同，最具效益和活力的經濟運行載體，現今除個別國家外，世界各國和地區都紛紛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具體到不同的國家，市場經濟的模式卻有多種多樣。[2]在治國方式的選擇上也是同樣。法治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已被證明的最佳治國方法，並為人們所推崇。但不同的國家，由於其法律文化傳統、國情不同，其模式也不應是單一的。事實也是如此。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徵：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的溝通;法的公平要求與權利等差;法自君出，權尊於法;家族本位的倫理法治;重刑輕民，律學是法學的主要形式;制定法與判例法結合;援法定罪與類推裁斷;無訟是求，調處息爭;法典編纂上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與法律體繫上的「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等等。[3]以法律文化傳統來劃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伊斯蘭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內部，各國又有很大差異。[4]西方法律傳統則表現為明顯不同的特徵，諸如法律制度與政治、道德、宗教等有較為明顯的區分;法律的施行由法律專家來進行;法律職業者要受專門的訓練;在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共存和競爭，等等。美國學者伯爾曼將西方法律傳統的特徵概括為十個方面。[5]
在世界范圍內，法律制度之間之所以可以相互學習、借鑒、移植，就是法律制度之間有先進與落後、強勢與弱勢之分;法律制度之所以可以進行優劣比較，就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形形色色不同的法律制度，各民族法律制度之間存在差異。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各民族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可歸納為以下方面。(1)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對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差異;(2)在法律的存亡問題上存在差異;(3)法律的淵源差異;(4)法律的形象化程度不同;(5)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法律家的典型形象不同;(6)不同的文化所賦予的法律義務不一致，等。[6]
三、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樣式
上述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特徵考察，決定了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存在。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樣式。何謂中國特色，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意識形態指引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因而和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以立法為例，一國的法律體系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道德原則和價值取向指導下制定的，或者說都遵循著同一的價值標准。
在我國立法中，必須遵循一定的立法指導思想，堅持相應的立法原則。因此，部門法在制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的影響問題。如何處理好法制建設和意識形態的關系，盡可能為減少立法過程中不適當地政治干預提供理論依據，是法學研究不能也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
部門法的制定，不能脫離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存在。我們在批判把法律作為統治者工具的同時，把公平、正義作為法律的精神追求時，部門法的制度設計能否做到不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呢?回答是否定的。迄今為止，完全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影響而獨立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作為公法領域的憲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是如此，作為司法領域的民商法也是如此，中國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出現的風波就證明了這一點。
鑒於以階級斗爭為價值取向的法學研究，給我國社會和法學研究者帶來的危害，一些學者提出法學要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可以理解但帶有情緒化的一種表達。法學研究固然應有自己的獨立品格，不應追隨、依附於政治，甚至為錯誤的政治決策和行為提供理論支持，但要完全擺脫或迴避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因為，法學家的研究可以做到與政治保持距離，而法律實踐卻不能夠;書齋里的法學研究可以迴避現實，而面向實踐的法學研究就不能夠。法學研究作為法律制度和法律實踐的價值、信仰、認知和評價等觀念系統，其本身就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並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巨大功能。這在現代西方國家也毫不例外。[7]
法學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是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意識形態不是法學的全部，其中也有獨立於意識形態，甚至超越時空、體現客觀規律性和具有普適性的內容。因而法學的研究，要關注政治，關注意識形態，並不意味著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現有政治意識形態下，追求公平正義的最大化，從而為部門法的制定提供相應的價值標准。
因而，法學研究不應超然於現實政治之外，正確的態度是，法學家不能消極也不能激進，應做社會發展的改良派和促進派，在保持自己獨立批判精神的同時，要積極干預和參與政治。在出現法律實踐與意識形態沖突，或在法律的制定遇到政治干預時，法理學要能夠給予恰當的解釋，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因此，法學研究要關注主流社會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並以此作為當代中國法律制度設計的思想主導。面對當前法學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強勢話語」，我們應當結合我國實現現代化和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具體國情，予以冷靜地分析，而不應該完全「依附」。改革、發展和建立小康社會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價值觀，以及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理念的價值追求，是我們今日社會建構的基礎，也應是當代中國法律制度設計的價值理念。只有如此，才有利於促進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法治理論，也應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
(二)中國特色法治之路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
中國特色突出的表現是，中國的法治社會是根據自我需求，沿著自我設計的路線進行建設的，它既不是(擺脫了)單純的模仿，也不是完全的拒絕。
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目標的確立，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內驅力。實現法治環境下的市場經濟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吸收、借鑒和移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也是建立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被認為是當今最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並且有較完備的法律體系與之相配套。但這種完備的法律體系也是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過程的立法斗爭、通過長期的探索和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過程中實踐經驗的結晶，也是西方人民奉獻給整個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以市場機制堪稱當代西方世界典範且具有設計精密的法律體系的美國為例，且不說它在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即使到了原始積累階段的後期，美國市場的競爭秩序也可以說是極為糟糕的，市場競爭的手段也是極為野蠻與卑劣的。為了消除不正當競爭行為，美國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凈化運動。通過一系列良化市場秩序的立法活動，終於使得美國社會逐步走出了拜金主義的投機行為通行無忌的「鍍金時代」[8]。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可以說是亘古未有的全新事業。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多年來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的歷史前提下，由國家自覺、整體地將計劃模式改造為市場模式。在現今的條件下，我國經濟模式的轉換，已不可能像西方市場經濟的建立那樣經歷漫長的年代，走西方發展的老路，而只能採取在幾十年時間內快速完成的方式。因此，為盡最大可能減輕模式轉換過程中的無序程度，避免和限制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弊端，以便少走彎路，應當直接借鑒和移植世界市場經濟的現代模式和與之相配套的成功立法經驗，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一切從頭探索，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法律建設在更高的起點上健康發展。
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打破一切地區和國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場和多種形式的國際聯系。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走出國門，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必須遵守國際公認的法律規范和國際慣例。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使國內市場經濟法制化，另一方面國內立法必須與世界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則相銜接。因此，吸收、借鑒和移植國際通用的法律規則，對完善我國經濟法制體系，促進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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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伍』 如何看待民法典的推行
大家的評論和點贊，均已收到。原回答，附在分割線後，隻字未改。
民法典出台，其對社會、公民影響是必然的，法的基本作用就涵蓋指引、教育
但今天這里討論的是其社會價值和歷史意義。
還是拋兩個問題吧
「民法典」慈母般的關愛，大家是否能感受得到？
法治的前進，更需要什麼？
當前的民法典，好比就是一棵讓人瞻仰的大樹，讓人知道法有多大，法有多厚
這可不就是當前社會最擅長做的，把一些東西不顧一切的做大做強，而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
如果這棵大樹缺少讓其長久生長的土壤，這棵大樹生命可能都難以維系，更別說，能帶來多少影響和價值。
作為律師，我挺難感受民法典慈母般的眼神，有的只是不停學習、背誦法條的心累。
每次步入法院的那一刻，對不起，我思考的也不是民法的慈愛，而且是怎麼利用法律思維、司法案例為當事人爭取更多的合法權益。
法官在判案時，腦袋裡裝的也不盡是民法的原則和條文，更關心的是，我的判決會不會和司法解釋相矛盾，上訴會不會被改判。
可以說，這些並不是，也不應當是法律人的內心真實寫照，而是整個體系所強加的。所以說民法典，在較大意義上講，是給上層帶來榮光。法律的價值在於實施，民法典中新制度的生命力如何？有興趣的，可以移步到「如何看待民法典離婚冷靜期通過」話題，看看大家是如何看待這個新制度的。印象深刻的回答有「建議設置立法冷靜期」
法治的前進，更需要的是民眾的意識。
對於民法而言，自下而上的意識，才是真正法的根源。反其道，自上而下，那可能是強扭的瓜
民眾的法律意識才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東東
每個人都應當堅守自己內心的公正
每個人都不應當隨意放棄自己的權利
每個人都應當去獲取自己對於法律的思考
等等
這些才是法治前進應當不斷思考的東西
『陸』 鸚鵡案是如何推動法治前進的
正是通過這起吸引輿論的深圳「鸚鵡案」，以及近年來的「大學生掏鳥窩案」「農民采三株野草案」等個案，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法規上的滯後之處，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
但是，從個體維權、個案發聲的法治角度看，這種貌似「死馬當活馬醫」的申訴行動，過程恐怕比結果更重要。正如王鵬妻子任盼盼所言，「他們對最終的申訴結果並不十分在意，但仍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權利」「仍舊希望通過王鵬的案子，讓法律更合理，推動司法的進步」。申訴本來就是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救濟權利，也是實現公平正義的「後防線」，當事人向最高司法審判機關申訴於法有據，絕非無病呻吟。況且，這樣的申訴行動，也讓個案適當保留溫度，持續為立法機關和輿論公眾所關注，進而形成推動法律修繕的強大合力，這也是比個案正義更具深度的普適正義。
正是通過這起吸引輿論的深圳「鸚鵡案」，以及近年來的「大學生掏鳥窩案」「農民采三株野草案」等個案，野生動植物資源保護法規上的滯後之處，開始進入立法者的視野。據記者從「鸚鵡案」當事人王鵬代理律師處了解，針對最高法《關於審理破壞野生動物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提出的審查建議，已經得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法規備案審查室的回復，稱「最高法回函表示，已經啟動了新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犯罪司法解釋制定工作」。
這就意味著，自2000年12月11日起施行的這一司法解釋，在實際運行了近18年後，藉由個案的推動，終於迎來了「大修」時刻。根據該司法解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不僅包括列入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國家一、二級保護野生動物、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附錄二的野生動物，也包括「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盡管王鵬的這些鸚鵡並非是野外抓獲，都是人工繁育所得，但根據「擴大范圍」的司法解釋，或許可以輕判，卻難以「免罪」。
真正的「釜底抽薪」，是立法層面的改變。根據新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物種瀕危標准體系，王鵬所販賣鸚鵡僅屬「低危」，離「瀕危」尚低兩級，「馴養繁育」與「野生」也是不同的概念。如果最高人民法院將來的司法解釋，把「野生動物」與「馴養繁殖的上述物種」區別對待，今後類似王鵬這樣的「犯罪分子」，或將不再因為販賣等行為得咎，出現司法打擊面過大的情況，也更符合《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家貿易公約》等國際協議精神，以及國際動植物資源保護的時代潮流。
當然，法律也有調整的空間。根據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對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每五年根據評估情況確定對名錄進行調整」。「名錄」自1989年1月14日施行後，近30年未作調整。盡管允許「人工繁育」，但程序繁瑣、關口頗嚴，根據國家林業局名單，個人可申請飼養的野生動物僅54種，鸚形目僅5個品種，且僅供觀賞不可買賣，可謂「明放實禁」。這些立法上的滯後，正是王鵬們執著申訴的目標和意義所在。
一起「鸚鵡案」，不過是法治汪洋的浪花一朵，但正是這樣的個案演繹、合力推進，點滴繪制著國家的法治圖卷，也讓我們對未來心有憧憬。
無知者無罪。
消息來自鳳凰網。
『柒』 如何加快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進程
一、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的現實意義
首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做出了進一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確定為我們黨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黨的十七大再次明確提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關系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必須把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作為各級領導班子建設的核心內容抓緊抓好」。法制建設的狀況和立法、執法水平，直接關系和體現黨的執政能力。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就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具體實踐，也是增強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重要舉措。
其次，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我國的市場體制還不完善，尤其是市場經濟的誠信機制和依法管理的有效機制還未完全建立起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秩序的任務還十分艱巨。在新的形勢下，市場主體和市場行為需要進一步依法規范，市場意識、誠信意識需要法治的強化和塑造，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需要法治規范和引導，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為此，必須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逐步形成良好的市場經濟法律秩序，從而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第三，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入，利益格局的調整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傳統體制的剛性部分，越來越深刻地觸及到與人民群眾現實利益聯系最為緊密的環節。一些改革發展政策措施的推出，可能會使絕大部分群眾受益，但也可能會導致少數群眾利益受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增多，各種利益關系更趨復雜，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我們黨高度重視統籌協調各種利益關系，妥善處理各種利益矛盾，以有效整合各種社會關系，促進各種社會力量良性互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要更加註重依靠法治解決社會矛盾、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就必須要依靠法治加強社會管理、打擊各種犯罪，保障社會安定有序，就必須要依靠法律嚴密防範和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活動，維護國家安全。只有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和現代法治思想內涵全面落實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監督、公民行為和黨對法治建設領導等各個方面，才能更好地協調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從而全面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和諧。
二、進一步明確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黨的十七大報告的第六部分以「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題，從六個方面集中闡述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對「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了全面部署，報告通篇洋溢著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現代法治精神。當前，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就必須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弘揚法治精神，加快推進依法治理進程。
（一）拓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新途徑，弘揚法治精神，形成自覺學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
黨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為此，當前法制宣傳教育的重點就是全面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在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樹立法律權威，培育公民意識，使人民群眾依法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公正司法。
一是圍繞加強執政能力建設，以推進社會管理的法治化為著力點，組織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學習和掌握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和基本法律，以及與本職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使領導幹部、國家公職人員能夠自覺運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指導法治實踐，努力提高依法決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杜絕發生因領導決策失誤、瀆職、違法行政、監管不力而導致的影響惡劣的徇私枉法事件、重大違法犯罪案件、嚴重侵犯群眾利益、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和經濟損失等影響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問題，從而推進社會管理層面的法治化。
二是圍繞促進市場經濟建設，以維護經濟活動依法、公平、有序、協調發展為重點，組織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學習憲法、國家基本法律特別是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序運行的法律法規，教育引導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牢固樹立法制意識、市場意識、誠信意識，依法規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市場經濟環節，宏觀調控和管理的法制化建設需要抓緊推進，經濟違法犯罪需要依法打擊和治理。
三是圍繞加強和諧社會建設，以「學法律，講權利、講義務、講責任」為主線，在全體公民中開展憲法和國家基本法律的宣傳教育，學習宣傳與公民工作、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增強公民學習法律法規的積極性、履行責任和義務的自覺性。以增強青少年法律意識為重點，努力構建「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及法律教育體系，根據學生的不同年齡、心理特點、接受能力，精心設計並依託青少年學生喜愛、樂於參與的豐富載體，組織生動活潑、寓教於樂的法制教育活動，使青少年學習掌握憲法以及預防青少年犯罪、青少年權益保護等與青少年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把他們培養成崇尚法律、依法行為的新人。與此同時，作為少數民族地區，要加大對各族人民群眾進行憲法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的教育力度，使各族人民群眾牢固樹立公民意識和國家意識，自覺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為構建和諧社會夯實法治基礎。
（二）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不僅僅存在於立法方面，也存在於執法領域。報告在分析過去五年工作中的問題和差距時，指出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為此，必須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認真貫徹《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嚴格運用法律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實現行政行為的程序化、規范化、法治化。
一是要繼續推進政府職能轉變。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要樹立職權法定意識、責任意識，嚴格按照法定職責、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職權，把依法行政作為政府自身建設的首要任務。進一步轉變職能，切實將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實現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努力建設一個人民信任和滿意的親民政府、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
二是要健全完善政府決策機制。為確保依法決策、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決定相結合的行政決策機制，對事關本地區發展大局和各族群眾切身利益的決策方案，在決策權行使過程中應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並引入公示制度、聽證制度，使民情得到匯集，民意得到充分體現，使決策更好地體現人民群眾的利益。與此同時，應當加快電子政務建設，推進政務公開，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保障公民對政府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三是要進一步理順行政執法體制。加快建立權責明確、行為規范、監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執法體制，進一步減少行政執法層次，規范審批程序和環節，改變多頭執法和執法缺位、越位、錯位的狀況，促進行政執法活動的規范化、法治化。
四是要不斷強化行政執法監督。實行行政執法責任制、執法依據公開制、執法行為評議考核制和執法過錯追究制，完善並嚴格執行行政賠償和補償制度，做到執法有保障、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受追究、侵權須賠償。健全以行政執法責任制為核心的行政執法監督和考核評議制度體系，積極探索行政執法績效評估和獎懲辦法。
（三）堅持司法公正，切實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兩個不完全適應」也存在於司法領域，司法不公、久審不決、執行難等問題，直接影響到司法公信力和法律權威，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保證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一是要強化司法機關職能作用。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嚴厲懲治犯罪，依法調節經濟社會關系。首先要健全維護訴訟參與人合法權益工作機制，保證當事人及其他訴訟參與人享有各項訴訟權利，妥善調處涉及公民財產權利、人身權利的案件，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同時要保障律師在刑事訴訟中依法執業；其次要加大查辦和預防職務犯罪的力度，推動反腐敗斗爭的深入開展；再次要加大案件執行全程公開力度，強化適用執行強制制裁手段，切實解決執行難的問題。
二是要健全對司法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機制。必須完善司法辦案責任制、錯案責任追究制和司法賠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增強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同時要健全公、檢、法、司等職能部門既分工負責，又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監督制約機制，檢察機關要充分履行法律監督職能，依法監督審判機關、偵查機關的司法、執法活動，依法查處司法領域中的腐敗問題，確保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
（四）強化監督，建立健全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機制
一是要加強監督體制建設，確保有法必依、違法必糾。以地方國家權力機關監督為重點，構建全方位的監督網路。充分運用法律監督、行政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民主監督及黨內各種監督手段，加強權力制約，確保公共權力置於嚴密的監督之下。
二是要強化黨委、人大、政府、司法的監督職能。加強黨的監督，充分發揮紀委教育、制度、監督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的職能作用，加大對黨組織、執法部門及黨員、執法人員的監督力度；加強人大監督，進一步健全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評議制度，支持和督促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加強政府機關的內部監督和層級監督，及時糾正、嚴肅查處各種違法行政行為，確保依法行政；加強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堅決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濫用職權等現象。
三是要充分發揮社會監督職能。加強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的監督，健全舉報制度，加強信訪工作，進一步暢通群眾監督渠道，發揮社會公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確保監督的廣泛性和有效性。
（五）規范和拓展法律服務，切實發揮法律服務組織的作用
一是要規范法律服務主體。完善律師、公證、基層法律服務、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法律服務的市場中介作用，幫助群眾解決訴訟難等實際問題。
二是要加強對法律服務業的管理。逐步完善司法行政部門行業管理和法律服務機構自律性管理相結合的管理體系。培育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規范法律服務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營造良好的法律服務執業環境。
三是要拓展法律服務領域。圍繞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部署，進一步推動法律服務介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領域並向社區延伸，更好地服從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局，為地方經濟建設和深化改革提供法律服務。
（六）深入開展平安建設活動，健全確保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
綜合治理是促進依法治理、實現法治理念的機制。當前，我們正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多元的利益格局正在形成，構建和諧社會要求我們要統籌安排，整體思考，協調多元的利益沖突，使社會系統中的各要素、各部分處於相互適應、相互協調的狀態，實現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和而不同、元素互補、彼此互動、全面協調。因此我們必須科學、合理地運用政治、經濟、法律、道德、行政等多種手段，統籌各種社會資源，實行綜合治理。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時候，既應充分肯定依法治理的積極功效，又要認識到綜合治理的重要性，以彌補單純法治的不足。
一是要健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機制。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的統籌協調，科學規劃，形成由黨委、政府統一領導，綜治機構協調，以政法機關為骨幹，以群防群治為依託，以社會面、居民區和單位內部的防範工作為基礎，以案件多發的人群、區域、行業、時段為重點的社會治安防控大格局，做到「人防抓落實、物防抓鞏固、技防抓提高、協防抓合力」，實現運作高效、防範嚴密、控制有力、管理到位的目標。
二是要健全人民內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建立黨委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逐級建立健全人民調解工作的協調領導機構，形成黨政掛帥、部門聯動、各方參與的大排查大調解的工作格局，實現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有機結合，更多採用調解方法，綜合運用法律、政策、經濟、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協商、疏導等辦法，依法及時合理地解決群眾反映的困難和問題，預防和減少群體性事件，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
三是要健全公共安全事件應急處置機制。進一步完善處置重大突發事件和群體性事件的專項預案，健全預警體系和快速反應機制、應急處置機制、應急救援機制，切實提高應急處置能力，確保公共安全，維護社會穩定。
三、深入開展「法治六進」活動，全面推進依法治理工作
為落實五五普法依法治理規劃，自治區黨委率先制定了開展「法治六進」活動的實施意見，要求全疆各地首先要抓好「法治進機關」，在此基礎上全面推進「法治六進 」。並強調要注重強化法治實踐，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能力，大力加強各級領導班子法治化建設，認真解決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以及公職人員在依法履責、依法辦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切實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能力、建設法治政府。作為石油工業城市，克拉瑪依在抓好 「法治進機關」的同時，應當重點抓好「法治進企業」和「法治進社區」活動，以此夯實依法治理的基礎。
一是要完善居民自治，建設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區。進一步加大社區依法治理工作力度，實行社區事務公開，依法保障社區居民的民主權利。充分發揮社區居民委員會的作用，全面推進社區建設、社區管理和社區服務工作。健全群防群治組織，維護社區治安秩序，積極開展刑釋解教人員幫教安置工作。
二是要完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依法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加強企事業單位的依法治理，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落實事務公開制度，保障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行使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
三是要抓好專項依法治理活動，增強依法治理效果。抓住影響和制約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突出問題和社會關注、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依法進行專項治理，切實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
鄧小平同志指出，「我們的民主制度還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又說，「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與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鄧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法治與保障民主制度、規制權力運作的重要性。黨的十七大再次強調指出，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就是要從法律制度上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人民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保證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的貫徹落實。黨能不能正確領導立法、帶頭守法、保證執法，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黨越是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黨的執政能力就越能得到增強，黨的執政地位就越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依法治理是黨委、政府和行政執法部門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形式，是落實依法治國方略的具體實踐，弘揚法治精神，推進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又要使廣大群眾知法懂法，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觀念；既要依法行政、依法決策，又要規制權力的濫用，維護法律的權威，唯有此，才能在全社會樹立起對法治的信心，才能確保黨的十七大確定各項目標得以實現。
『捌』 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的總目標是什麼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設的相互關系是：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政府的前提，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國家的關鍵；建設法治國家是建設法治社會的基礎，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國家的條件；建設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社會的保障，建設法治社會是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者各有側重、相輔相成，法治國家是法治建設的目標，法治政府是建設法治國家的主體，法治社會是構築法治國家的基礎。要善於運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國家，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意義有：
一、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
當今世界，由於各國歷史、文化和發展道路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法律制度模式和法治體系。提出這個總目標，就是要明確宣示，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堅定不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進。
二、規劃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布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各個領域，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和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
三、反映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的重大創新
隨著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我們黨對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
四、體現了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內在聯系
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國家最大的規矩，法治是國家治理最基本的手段。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就是考慮這個總目標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內在聯系和相互銜接，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玖』 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什麼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國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的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總目標包括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和高效的法律實施體系。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的意義有：
一、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正確方向
當今世界，由於各國歷史、文化和發展道路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法律制度模式和法治體系。提出這個總目標，就是要明確宣示，我們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將堅定不移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進。
二、規劃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體布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各個方面，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各個領域，必須加強頂層設計、統籌謀劃，在實際工作中必須有一個總攬全局、牽引各方的總抓手，圍繞這個總抓手來謀劃和推進依法治國各項工作。
三、反映了我們黨治國理政思想的重大創新
隨著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我們黨對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
四、體現了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內在聯系
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法律是國家最大的規矩，法治是國家治理最基本的手段。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就是考慮這個總目標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內在聯系和相互銜接，在法治軌道上不斷深化改革，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拾』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有哪五個方面的核心要義它們各自的重要性分別體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核心要義有三個方面：
1、堅持黨的領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全會公報著重做了闡述和強調。公報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2、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根本制度基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制度保障；
3、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行動指南。
(10)法治前進擴展閱讀：
1、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紮根自己的傳統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今天搞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
2、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
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必須立足這個基礎去不斷發展完善。
3、我們的法治道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要對症下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設也要著眼於解決問題，實現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正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規模、復雜程度，是很多國家不曾遇到過的。從經濟社會發展看，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解決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都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從法治建設本身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說到底，針對自己病症的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治國憑圭臬，安邦靠准繩。」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嘹亮號角，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前進，我們就一定能夠鑄就法治中國新的豐碑，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