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調研目的

A. 立法調研座談會優秀發言稿(2)

五、應強化醫療機構葯劑師、臨床葯師的作用

現代醫療技術越來越依賴葯物的支撐。我國葯品消費市場的大頭在醫療機構，這是特定國情下的不爭事實，導致用葯安全、有效、合理、經濟的責任很大部分須轉向醫療機構身上。這也是社會對“看病難、用葯貴”引起公憤的制度性因素。我省現有醫院782家，葯師12469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28939家，葯師8367名。其中執業葯師2647名，從業葯師86名。有了一定基礎，但遠遠不夠。因此，強化醫療機構執業葯師配置，既要加強葯房葯劑師的力量，更要重視臨床葯師的培養使用，這是最核心的一著。國家衛生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也提出了建立臨床葯師制度的要求，執業葯師立法要與之對應，為臨床葯師制度建立提供法律依據。

六、確立“鄉村葯師”很有必要

我國廣大的農村，特別是山區、海島及欠發達地區的鄉村，是醫葯衛生資源供給的薄弱地區，“缺醫少葯”問題並未根本解決，這是醫葯衛生事業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我省17640家葯店，其中城鎮佔58.6%，農村佔41.4%，農村地區葯師需求量不小。即使把葯品供應網路延伸到農村基層，囿於傳統就業觀念和物質生活待遇差異，也很少有大學 畢業 的葯師自願下去執業。即使有執業葯師下去，一年數萬元的年薪成本對鄉村零售葯店來講也承受不起。而鄉村葯店包括經營非處方葯品的小葯店、葯櫃等數量還不少，多數質量達不到GSP認證條件。這類葯店，由於當地群眾必需一時取消不了，由於經營小本生意又難以改造達標。這種狀況在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農村，不是幾年、十幾年能改變的。相對可行的辦法是認可和培養鄉村葯師。參照《執業醫師法》對鄉村醫生的認定(我省現有鄉村醫生9127名)，葯師立法應充分考慮這個問題。一是要給鄉村葯師以法律地位;二是明確賦予鄉村葯師在一定條件下可履行執業葯師、執業助理葯師某些職責;三是其管理辦法可參照《食品安全法》對小作坊、攤販的要求，由省級地方立法制定。

七、明確執業葯師協會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執業葯師職業的特殊性和專業性，不少國家的葯師協會除了具有一般行業協會的性質作用外，還賦予相對的行政管理職能，有的不僅管葯師還管葯店。我國94年施行的《注冊會計師法》、99年施行的《執業醫師法》都在“總則”一章中設有“協會”一條。而《注冊會計師法》還專門設一章“注冊會計師協會”，具體列了6個條款。黨的強調社會建設，突出社會組織作用。本輪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調整，更是明確規定將社會組織能管的職能交給社會組織來做。如國家總局和各省級局的“三定”規定，都明文表述“取消執業葯師的繼續 教育 管理職責，工作由中國(或省級)執業葯師協會承擔。”這是現代政府管理和社會治理理念的體現，立法要適應這一趨勢。執業葯師既是葯品管理的專業技術力量，又是葯品安全社會共治格局中的生力軍，協會在建設管理這支隊伍中具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為此，執業葯師立法：(一)在“總則”部分設一條款，規定國家和省級執業葯師協會的性質地位;(二)參照《注冊會計師法》專設一章“執業葯師協會”;(三)具體條款應包括，一是執業葯師、執業助理葯師應當加入執業葯師協會;二是執業葯師協會依法擬訂執業葯師執業准則、規范，報政府相關部門批准後施行;三是執業葯師協會應在執業葯師教育培訓、注冊管理、行業自律、道德建設和維護合法權益方面發揮作用(或賦予相關職責);四是執業葯師協會應當對執業葯師的任職資格和執業情況進行檢查考評;五是執業葯師協會應當依法取得社會團體法人資格。

八、通過增量加大、存量盤活解決需求矛盾

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執業葯師隊伍數量短缺與“十二五”規劃剛性配置的需求矛盾。建議從增量加大和存量盤活兩個方面來解決。(一)鑒於目前我國葯學高等教育薄弱，執業葯師人才培養使用的需求矛盾突出，建議執業葯師立法中應考慮增加對教育機構加大葯學中高級專業人才培養教育力度的條款，以滿足執業葯師、臨床葯師人才的需求。(二)鑒於現階段執業葯師配備的巨大缺口，執業葯師立法中能否考慮允許在葯品生產、科教、管理等領域工作的具有執業葯師資格證書的人員，利用工余時間就地就近、定點定時兼職。類似醫師多點執業，以盤活執業葯師人才存量。因為目前不在葯品經營、使用崗位執業的執業葯師不是一個小數。從我省執業葯師分布來看，生產領域佔11.5%，經營領域佔56.6%，使用領域佔14.4%，其他領域佔17.5%，也就是說尚有29%(5350人)不在葯品經營、使用崗位工作。從注冊情況看，現有18677名執業葯師，注冊在崗的僅8822名，佔47%。一方面是執業葯師數量與“十二五”規劃配備需求缺口很大;一方面又有大批執業葯師游離在外。這是一個值得 反思 和變革的政策、價值取向問題。

九、執業葯師專業、學歷標准和執業定位問題

這要有戰略思維和長遠考量，不能一味遷就目前困難而降低標准。現行的專業、學歷要求不高也不低，基本是可行的。過低了達不到葯品管理和葯學服務質量的要求，也就失去了實行執業葯師制度的目的和意義。目前數量不足的矛盾可運用監管政策調節，採取分類分步等方法推進。執業葯師的執業定位很重要，目前由於沒有從法律上規定，使執業葯師的地位作用處於尷尬狀態，葯師的工作仍停留在一般賣葯、配葯上，沒有真正落實在葯品質量管理和葯學服務指導上，未能切實起到在管理一線和消費終端把好安全合理用葯最後一道關的作用，也就影響了隊伍的發展和素質的提高。
立法調研座談會優秀發言稿篇3
對人大《會議通知》歸納的這幾個問題，剛才法規科黃誠科長講的，在之前我們集體研究討論的基礎上進行了總結、分析、歸納和完善，我覺得基本上都反映了我們大家的一些主要意見。我補充一下個人的意見。

第一，是在有上位法的情況下，我們南寧市的這樣一個立法相當於是國家、自治區之後的層次比較低的立法，確實有比較難把握的定位問題。現在這個稿子經過人大會工作人員大刀闊斧地修改和兩次審議，採取了與過去慣常立法完全不同的立法修改方式，到了這個地步，再往前走已經非常艱難了。我參加過這兩次審議分組討論，我也感覺到，實際上是以政府或者行政部門為主導的立法在向以側重人大立法機關為主導的過程中，這次的立法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試驗品。這個過程中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們原來在政府提交給人大的議案的時候，是一個內容體系完整的稿子。到人大的時候稿子已經做了很大的改動。兩次審議時包括人大的一些領導、一些，他們在提出問題的時候，都看不出來為什麼這樣子，覺得很奇怪。他們已經不能從一個比較清楚完整的脈絡裡面去理解這些條款裡面的很多內容。這是我感覺比較明顯的問題。我們這些領導和專家討論的時候尚且如此，這樣的文本如果通過了，到了社會上，可能還會被提出很多沒有辦法理解的問題，很難去解釋。所以，到了現在這個地步，已經無法按照我們原來政府方面的立法意向繼續往前走了，必須做一些更大膽的嘗試，才可能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繼續往前走，否則可能就要退回來了。技術性的完善，可能就是剛才黃誠講的，我們的一些內容和條款的安排表述、體例結構和布局上做些調整。這樣我還是同意就我們實際工作中具體碰到的問題作出比較有操作性的、實效性的規定。如果說要考慮現在對“兩違”查處又進行一個專門立法的話，這個規劃管理的《條例》可以側重把規劃編制呀，規劃許可和變更呀等具體工作中的一些要求、實踐中取得的成果，還有社會對我們的一些需求，一些呼籲，充分地在我們的立法裡面反映出來。這是可以值得去探索的。

第二，是體制的問題。有關規劃體制問題，包括我們之前去考察學習的很多地方，實際上都比較復雜。因為現在的規劃立法，跟1989年制定《城市規劃法》的時候不一樣了。那時候，《城市規劃法》是立得早，而且當時國家正非常強調城市規劃這個事情，所以規劃這個立法是走在前面了，它給規劃管理的定位，賦予的職權，是非常突出的。現在經過這么多年以後各個部門立法在後面的職權也在發展，包括對規劃職權的影響也逐步加大，等於別人的權力和力量在不斷成長，我們還停留在1989年那個時候，這樣，我們現在低層次地方立法上，規劃的相對權力就配置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和壓縮，這個體制就越來越復雜。在國務院的角度，還是強調一個城市裡規劃的統一管理，也三番五次地強調市級規劃管理權不能下放。這個原則可能是不能亂動的。在具體的很多做法上，實際上都在探索。包括規劃處罰的執法權實際基本上已經從規劃管理部門這里剝離出去，搞綜合執法了。從全國來說，也基本上是這樣子了。所以剛才講的，“兩違”執法的主要職能和職權都不在規劃部門了。這也涉及到後面“兩違”單獨立法的事情。規劃的《條例》立法可能比較難以容納和體現“兩違”執法的內容體系。如果你把這些都放進到規劃立法上來，整個《條例》的內容板塊上就會顯得很不協調，特別是你把這些內容都放進來的話，就會涉及到有很多罰則條款的規定，整個板塊結構上就會顯得執法處罰這塊太大塊，蓋過我們規劃管理的主要內容。這樣人家一看就會覺得我們還是以罰為主的，對我們的立法會產生一個不太好的評價，影響到這個《條例》的通過。所以把查處“兩違”的立法，跟我們的規劃《條例》分開，確實是有必要的，我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補充談幾點。剛才幾位領導提出的一些問題，我聽的時候有一些想法。第一個就是剛才說的那個城中村的問題。原來我們是沒有迴避，在政府報送審議稿中是有一條專門規定的，就是政府要做城中村建設改造的規劃，然後由相關部門來實施。只是後來在人的審查修改過程中被刪除了。在分組討論的時候，人大會的阮兆豐副主任也提出城中村這個問題是迴避不了的。我還專門做了解釋。作為一個引導性的條款，這個是有的，一條夠不夠都不要緊，或者增加一兩條也行，就是個引導性的東西。我們從一個城市的發展來說，城中村雖然它有許多的具體問題，但肯定還有它很大的功能在裡面。我前段時間在一份雜志上看到深圳，深圳還是東莞啦?是深圳，它那個小產權房好像有37.9萬棟。其實小產權房就是我們說的土地、規劃手續不全的房子，差不多就是我們說的城中村、城郊結合部的這些違法建設。深圳的經濟發展、管理水平、執政能力，肯定比我們強得多嘛，為什麼它還有這么多，像高局長講的，實際上它有很大的城市的經濟、社會功能在裡面。城中村建設改造這個我們原來是有考慮的。

第二個，是綜合執法的問題。這個問題實際上可能我們在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會不太注意到當時這個綜合執法改革試點的方向，包括最後國務院也明確了這個綜合執法改革，它的設想應該是批管分離。那麼，我們這里的批管分離基本上是把大部分涉及規劃的沒有經過批準的違法建設都交出去給城管了，所以，你再回過頭來讓我們去承擔很多的違法建設的查、核實，然後再送回去給城管做處罰，實際上是與綜合執法改革的方向不符的，是走回頭路，走彎路，肯定是走不下去的，走不通的，不對的。這是綜合執法大的批管分離。還有一個我們規劃部門自己的批管分離，就是我們現在業務審批部門批完以後的監督管理，是交給規劃監察大隊去做的。至於怎麼去界定這個批過的，一個是起點問題，幾個節點，到底是哪個起點為准?如果能明確的話，還是要考慮明確下來;還有就是終點問題，我們規劃局批過以後的項目，是不是一百年以後出現違法建設都還是我去管這個事?可能得有一個了結。我注意到哈爾濱市，它就在政府的問價里明確，在規劃竣工核實驗收辦證以後，你規劃局就不要管這個事了。它就實行一種比較徹底的批管分離，後面都交給城管綜合執法去處理。這樣的做法模式，規劃局的精力就集中在做好城市的規劃、審批和建設上，這個功能就體現得比較充分。我覺得現在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對集中以後的綜合執法職能沒有去很好的考慮和梳理，包括我原來參加幾次討論時我也是這么主張的，我們現在這種違法建設比較失控的現狀和勢頭，如果我們不容忍它，要堅決去查處和打擊的話，那麼，應該在一定的決策層次上明確凡是沒有經過土地、規劃合法審批的，原則上以拆除為主，不要把這個處罰權簡單地交出去給城管讓它做自由裁量。如果移交出去的處罰權行使可以包括罰款、保留、罰款補辦手續的話，在某種意義上就等於變相地把規劃的審批權交給城管了。這實際上是南寧市多次綜合執法改革不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城管集中處罰又要回過頭來讓規劃部門去處理違法事實認定和處罰意見的確認的話，這等於是一個工作上的反復。我們市裡最近出台“兩違”查處工作的一個文件，要求城管綜合執法查獲的材料交規規劃部門以後，規劃部門要在三天還是五天內即把確認意見返回去給城管。這個從工作上來講我覺得是非常不可行的。我們現在正常的審批業務，經過幾次行政審批提速以後，時限已經壓縮得非常緊，這兩年正常的業務都要靠加班加點還經常顧得過來，再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幫城管部門做這個工作的話，解放規劃部門讓它專心做規劃的意圖也沒有辦法實現，那你這個執法改革就沒有意義了。從城管部門的角度來說，如果違法事實認定和處罰意見的確認都由規劃部門來做，那他們就會覺得是只有給規劃局跑腿“白打工”的份，會影響到執法隊伍工作的積極性和責任心，最終使推動綜合執法改革走向成功的發動機死火。

第三個就是剛才梁主任講的這個《條例》裡面罰則的規定。我們前面大家講“兩違”的立法都傾向於單獨另做，市裡也基本上定了要制定一個查處“兩違”的條例。但是在涉及規劃管理當中的處罰問題，稿子里在罰則的這幾條，是經過了很長時間各方的努力得來的成果，我們還是要考慮在這個《條例》裡面把這些成果保留下來，而不是說這些東西都不要規定，等到做“兩違”的條例再重新去規定。我想這個意思要比較明確。

第四個，剛才說到社會上對我們規劃管理的監督，信息公開呀，聽證呀，專家論證呀，還有公示呀等等這些監督。加強這些監督以後，當讓對我們的管理和工作是個促進，反過來也給我們很大的壓力。現在的行政管理有很大的慣性，社會上的公眾參與和監督加強了，對於一些外來的干預和壓力，有些事情我們做起來會比較好解決，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可能會更加不好解決，因為更復雜了嘛。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還要考慮人大對政府方面的監督也要加強?這樣的話，各種監督的力量在方向上就會更加一致，對減少各種干預，對城市規劃的有效實施，會更有好處。具體就是說在《城鄉規劃法》里有城市政府向人大會報告規劃實施情況的規定，這個制度我看在全國這些城市裡都沒有專門的實施，我們在這個《條例》裡面應該考慮再強調這一條，並按照國務院的文件規定進一步明確人民政府定期向人大或者會報告城市規劃實施情況，接受審議和監督。這樣一來，一些原來不好解決的難題，就可以通過一個比較完整的權力結構體系去協調、監督、督促，使之得到有效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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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大代表會議講話

2. 財政幹部講政治有信念演講稿

3. 專家論證會領導講話

4. 人大立法工作會議講話

5. 法制工作會議講話稿範文

B. 少數民族立法調查研究的意義和目的

少數民族立法調查研究的意義和目的，這個的意義就是使民族更加的團結，更加的友好，它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對待少數民族。

C. 安順市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程序規定

第一章總 則第一條為了規范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程序，提高立法質量，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章制定程序條例》《貴州省地方立法條例》《貴州省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省政府規章程序規定》《安順市地方立法條例》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的規定，結合我市實際，制定本規定。第二條市人民政府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的活動適用本規定。第三條本規定所稱地方性法規草案，是指由市人民政府組織起草，提請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審議的法律文件。

本規定所稱市政府規章，是指市人民政府制定並以市人民政府令形式發布的法律文件。第四條市人民政府依法可以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政府規章。第五條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應當遵循以下原則：

（一）符合立法原則和上位法規定；

（二）立足本市實際，突出地方特色；

（三）堅持改革創新，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四）堅持立法公開，保障公民有序參與；

（五）內容規范、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第六條市人民政府組織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

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負責政府立法工作的組織協調和督促指導，具體負責審查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市政府規章草案。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按照各自職責承擔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市政府規章草案的工作。

重要行政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市政府規章草案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組織起草。第七條地方性法規草案的名稱一般稱「條例」、「規定」、「辦法」、「規則」等；政府規章的名稱一般稱「規定」、「辦法」等，但不得稱「條例」。第八條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市政府規章所需立法專項經費，列入市級財政預算予以保障。第二章立 項第九條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制定年度立法計劃，可以根據需要制定五年立法規劃。

年度立法計劃應當在上一年第四季度內編制完成，五年立法規劃應當在每屆政府任期的第一年度內編制完成。

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負責立法計劃、立法規劃草案的編制工作；在編制立法計劃、立法規劃時，應當公開廣泛徵求意見，科學論證。第十條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通過市人民政府門戶網站或者以書面信函、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提出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規章的立法建議。

各縣（區）人民政府（管委會），市政府各部門（單位）認為需要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規章的，應當在規定時間內向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報送立法項目申請。第十一條立法建議包括建議的名稱、主要內容和制定的目的、理由、依據等內容；立法項目申請應當對起草地方性法規草案或者制定市政府規章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依據、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和擬確定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說明，並附地方性法規草案或者市政府規章草案及有關參考資料。第十二條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負責對立法建議和立法項目申請進行匯總，並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組織專家、學者以及有關部門進行立項論證，重要的立法項目要組織開展立法成本效益分析和社會風險評估。對符合條件的，報市人民政府批准，納入下一年度立法計劃。

納入年度立法計劃的地方性法規草案項目，市人民政府法制機構在報市人民政府批准前，應當徵求市人民代表大會法制委員會和有關專門委員會的意見。第十三條年度立法計劃項目根據實際情況分為立法項目（一類）和預備立法項目（二類）。立法項目是已經開展了充分立法調研、廣泛徵求意見和文本基本成熟的項目。預備立法項目是需要通過調查研究和論證，做好立法前期准備工作，待立法條件成熟時提請審議的項目。

除涉及改革發展穩定重大事項、關系民生等緊急事項外，立法項目應當結合全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從上一年度預備立法項目中選擇確定。第十四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納入年度立法計劃和五年立法規劃：

（一）超越地方性法規和市政府規章許可權范圍、與有關法律法規相抵觸或者不符合國家有關方針政策的；

（二）重復上位法內容，或者上位法正在修改尚未出台的；

（三）立法目的不明確、必要性不充分，無實質內容的；

（四）立法目的涉及部門利益法制化傾向的；

（五）不符合本市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和需要的；

（六）制定地方性法規或市政府規章條件尚不成熟的；

（七）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等即可調整的；

（八）其他不得或者不需要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解決的情形。

D. 對中國法律現狀的認識和調查

我們絕不能輕視學科研究的目的，學科研究的目的型構著我們的學術理念，我們對法律史的研究正是根據其正當理念和正義理念的發展邏輯而獲得。傳統的西方法學是通過自然法的理想對其法律史研究進行型構，而傳統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史的影響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當我們真正試圖從法律的路徑對中國法律史進行研究時，當我們真正試圖從現代法的分類對中國法的歷史進行探索時，我們卻迷失了路徑的切入。建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法理探尋路徑乃是我們當務之急。當前，中國社會正在體驗著百年不遇的社會轉型，西方法的歷史發展表明，「在法律的穩定時期或固化時期，哲理法學家始終是不受歡迎的。然而，在法律的發展時期，哲理法學家極有可能成為領袖人物。」 [1]因此，對我們從事法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人來說，轉型中的社會是一個創造哲理法學家領袖人物的時代。 一、法的歷史研究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 所謂歷史，不僅是指客觀歷史——人類的過去，人類的一切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更重要的還是指主觀歷史——人們對自己過去的記述和認識）。由於我們在歷史中加人了人類的主觀認識，於是就形成了意義、思想。可見，「歷史學並不單單是有關過去事件的記錄，而且還是------『有意義的』記錄——即把各種事件都聯系起來的敘述。於是馬上就出現了這一問題，即它們之間被聯系起來就蘊涵著有歷史思想的性質。」 [2]法的歷史是由法的理論組成的，沒有法的理論就沒有法的歷史。當中國法的歷史被儒家學說型構時，就形成中國傳統的倫理法歷史。既然法的歷史與理論是統一的，那麼法律史學和法理學也應是相互影響的。法律史離不開法理學思考，法律史不應該僅是對人類的過去的法制活動、創造以及所經歷的事件的記錄，而是對法律進步過程的理性探索。法的歷史進步乃是一種趨向於法律制度的進步，對這些制度而言，體現的是人類自由理念的展現。這種展現還被認為是與法理學的發展進程相符的，並與我們的學術發展相一致。 法理學是所有法律學科的基礎學科，法理學描述了人類自身對法的認識、其所處的法制環境、正確的行為標准、以及對法的理念的必然追求。法理學總是提出法的基本（根本）問題，並試圖獲得一個建立在可以用理智檢驗的法的方法論——系統化的程序基礎上的解答、或者至少可以繼續發展這些基本問題。同時，法理學作為是法律史學研究的方法論，它主要是對法律史的內容進行整理和系統化處理。當然，這種系統化處理思維包含了法理學思維，這就要求法律史學家必須具有法理學的素養和眼光。龐德認為，「在法理學中，我們被認為是在探尋正義和正當理念的形而上學基礎並按照邏輯方法揭示這些理念以達成一個體系。在法律史中，我們被認為是在研究這些理念在歷史上的展現過程。法律史被視作是正當理念或正義之理念在立法、司法審判和學術研究中逐漸實現的記載。」 [3] 因此，筆者認為，在我們日常的學術認知中，根本沒有必要刻意去辨清什麼是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回顧法律學術史上的學人與著作，能夠留存人們記憶至今的如格老秀斯的《戰爭與和平》、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薩維尼的《中世紀羅馬法史》與《現代羅馬法體系》、梅因的《古代法》與《早期制度史講座文稿》，等等。我們很難說他們應歸於法律史學還是法理學，他們有些看似是法制史的研究，但卻被認為是研究西方法理學史的標准著作 [4]。這些著作不僅是我們法理學專業的必讀書本，同時以是研究法制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礎。也正是這些法學巨著，給出了我們許多法律理論上的精典概括，如：「法律乃是一種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史，乃是對一種自由自我主張的理念（即通過自由確定個人自己的關系和責任而得到表現的那種理念）的實現記載。」 [5]，等等。由於法律史學乃是對某一理念不斷展現的記載，所以中國法律史的研究不能缺乏法理學思考。如果我們將法律看作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那麼與法律生活密切相關的國家機構、司法機構也都是經歷了長期的發展。對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了解，缺乏法理指導是萬萬不能的。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一是對法制史學進行法理分析，即對法律史學家的工作進行邏輯的、概念的和認識論的研究；其二是在法的歷史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或歷史進程的一般性質中去發現某種超出通常的法律史學工作理解之外的含義或意義。如果我們依照歷史哲學的觀點，那麼我們應該將這兩層意識表述為『法的客觀歷史「和』法的主觀歷史」。法的客觀歷史是把法的歷史存在當作一個整體看待，並試圖概括和發現它的本質、意義和發展方向、模式、節奏和規律等等。這是一種宏觀法史理論、法史理論的世界觀。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本體論。法的主觀歷史則是法律史學家工作中的認識論、方法論及邏輯學等方面的問題，它並不涉及法律史學家和法的客觀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按其性質稱為法史認識論。 法律史的法理學研究反映的是一種研究個體的理念（這種理念乃是隱含在短暫無常現象背後的實在）追求逐漸展現的過程。所以，法史本體論研究的是法的歷史現象背後的東西，「是形而上學的歷史本體；是支配歷史事件和人物活動的歷史規律——不管歷史哲學家是否自覺意識到或是否真正發現這種規律。」 [6]法史本體論是對法的歷史進行的是法律思想的考察，提供的是法理學的歷史。而其方法仍然是一般的哲學的歸納、綜合及抽象方法。 二、法的歷史理論的研究定位 我國當今法律史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設置，天生就與法理學保持平行的的關系，我國法律史研究並非起源於法理學研究。 由於中國傳統的學科的設置關系，人們對中國法律史的主觀認識要晚於中國傳統歷史的認識。中國法律史歷來只是中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傳統法律史研究是依據中國傳統歷史的研究方法而展開。而就我國當代法律人對法律史的研究，也仍然是停留在傳統的歷史研究方法上，主要的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分析研究方法。其研究對象還是對中國歷史承載著的法律信息的早期書面表達的理解。如：研究中國法律史的最早資料是從公元前的殷周時期 [7]年到清朝末年間的書面記載，例如關於唐、宋、元、明、清的律令等，此外還有各個朝代頒布的具體法律規定和特定法律行為的令狀。它的研究方法與我們傳統人文歷史學科的研究方法並無二樣。於是，這也使一些法律史學者認為，法律史學已經也就是依據歷代傳述者的記載，按年代的順序，對歷史上的法制事件進行忠實地敘述，而無需進行法的理性探求。此種法律史學觀常常導致法律史學者將法律史研究的方法僅僅局限於對史料來源即傳述者的考證上。於是有些法律史學者根本不涉足法理學。 「黑格爾視歷史為一種理念逐漸展現的過程，歷史的撰寫也就是講述一種理念在人類經驗中最初是如何出現而此後又是逐漸實現的故事。歷史材料乃是這一理念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記載。」 [8]而筆者覺得，當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最大問題可能也在這里。當今我們許多法律史學者在法律史研究中只注意對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對法的歷史背後蘊涵的法理問題——如理念等問題的探討。這種不脫離法的理論的法史研究狀況，正在極大的制約著中國法律史學的發展。當前一些法律史學者皓首窮經，搜集了無數史料，編纂出無數的雷同的法律史著作，但卻很少有長久生命力的著作。按照韋伯關於一般學術成成就在10、20、50年內就會過時的說法， [9]這些著作的生命力我看最多隻有五年時間，而有些法史學著作可能一出世就已經沒有學術生命了。這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問題恰恰是這些作者缺乏法理學的批判眼光，從而導致無法對史料作出客觀正確的判斷。西方19世紀的歷史法學家認為，「法律史乃是自由理念在人類社會控制經驗中逐漸展現或日益實現的一種記載，而形而上學法學家則認為法理學乃是同一個理念的展開，而不論這個理念在倫理學上被視作是一種正當的理念，還是政治學上被視作是一種自由的理念。」 [10] 其實，與其它人文學科一樣，法律史的認知目的無法一言以蔽之。但無論如何，其目的之一是理解以前法律的內容和立法目的，以及背後所隱含的一般正義觀。另外，對於作為與一國法律體系的產生與發展相關的政治、經濟、行政和社會等基礎性關系的理解，也屬於法律認知的范圍。因為，法律史學的內在含義是以法的理性為線索對法律史實之真相的推理與考證，對事物之起源與原因的詳盡闡釋，對歷史事件知怎樣發生及為何發生的深入認知。所以，法律史學的研究必須將法理學深深地融入其中。對我們而言，法的歷史研究意味著對法之史實進行法的評價，以及對被研究者認為重要的、奇妙的、光榮的事件進行選擇。而選擇的前提是法律史學家心中的法律觀和價值觀。每個獨立的法史學研究者都應該有自己的法學觀和價值觀，以及在這二者影響下的法學研究方法論。而這些又是法理學的范疇，因而，法的歷史研究擺脫不了法的理論影響。 「法律史和哲學之間仍存在著無數的交叉點和聯系線索。兩者都追求對法律的深刻理解：法律史學家首先關注法律生活中的歷史人物，而法哲學家則試圖認識一般正義原則；法律史學家揭示法律中的變化，而法哲學家則闡述法律中的永恆。兩種觀察角度又在很多方面互相補充：法律史顯示，在永不停止的變化當中總是存在不斷回歸的法律思想和典型規則。對規范的需求和規范解決方案在一點程度上的永恆性是顯而易見的，這顯示了正義的基本原則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永恆性。相反，法學家也不得不承認，一般基本原則只有在具體的個別規范中才能發揮其作用，並在具體判決的案例的判決中得到維護；如果他想認識現實，他就必須認識法律中的具體人物以及法律的可變性。」 [11] 三、我國法的歷史與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進 筆者提出加強我國法律史研究中與法理學色彩，目的是為了法律體系中各種制度和准則的法理學基礎以及該體系中的理想要素，從而改變目前我國法律史研究中有史無理的狀況。 在我國當今的法學研究中，應該說，通過這幾年法律教育的不斷發展與完善，中國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學科的設置已經相對比較成熟了，但對法律史進行全方位的法理學思考卻比較缺乏。比如，當我們遇到社會轉型中的現實問題時，一些學者也常常會從我國歷史中去挖掘研究資源。如當遇到一國兩制的問題時，有人便提出中國古代的一國兩制；當遇到依法治國時，也有人提出中國古代的依法治國；當遇到司法公正問題時，也有學者提出中國古代的司法公正，等等。這些都是學術功利主義的表現。如果我們中國法的歷史研究如果是以功利的標准來證明中國法的歷史價值的話，那麼中國法的歷史科學將毫無存在的意義。其實，當歷史上的那些傳統的法律理念、價值，當它被人們重新認識，並賦予了現代人的價值標准後，實際上它已經體現的是現代價值的了。因為，從法理學的認知來看，古代法制與現代法制並非時間上的區別，更重要的是理念與制度上的不同。 當然，這樣的問題並不能完全歸於我們今天的學者，因為我們當今的法理學也沒有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一種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有效批判，而是按照一種相對獨立方式追求著自身的抽象完美，以至於到了今天，我們實際是把法律史領域和法理學領域分而割離，而且對法律准則和法律制度的檢討和批判也是根據這些學說和制度分別論述。 法律史研究如果缺乏法理學的指導，就會失去活力，成為一具無靈魂的軀殼或僵屍，將會逐漸失去存在的價值，史學前輩梁啟超說：「要之，苟無哲學是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 [12]他把哲學素養作為合格史家的必備條件之一。由此，作為法律史學家只有達到較高的理論層次，才能體現出法的歷史研究的水平和和根本目的。才能真正發揮法律史學的作用。否則即使法律史學著作再具有在華麗的文采，考證技巧再嫻熟，對我們今天的法制技術來說也不過形同玩物而沒有法學價值，並可能最終導致法律史學的衰微。耶林也認為，法學家僅僅知道法律是發展之物這一點是不夠的；法學家不僅必須認識到法律是發展的以及法律是如何發展的，而且還必須認識到法律至今的發展是為了什麼目的以及法律在將來是為了達至何種目的。 [13]從法律文化的視角來看，法律史乃是文明史的一部分。法律史「可以為我們提供若干對於法律哲學來說至為根本的一般性概括。通過比較研究，我們能夠建構起一種普遍的法律史，進而還能夠揭示出下述問題：『法律在與文明理念相關的-------歷史進程中是如何發展起來的；一個民族的文明中哪些結果是與法律緊密相關的；一個民族的文明是如何受到法律限制的；以及法律是如何推進文明進步的。』」 [14] 然而，當今中國的法理學所表達的，並不是由中華民族的倫理習慣或經由理性而發展起來的法理思想，它主要是依西方法理學而組合起來的法的理論。這樣的法理學表明所追求的目的以及解決問題的原則是西方式的，如此的法理如何與中國的法律史相結合，這確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因為，對我們目前的教育趨勢來看，移植、參照西方法理學似乎是每個學者的既定思維。但如果我們進一步想想，西方法理學能成為我們民族或國家的思維模式嗎？如果是，那麼中國的法史研究還有存在的必要嗎？所以，理性的分析，西方法理學顯然也根本不能成為我們一切思維的價值體現。西方法理學最明顯的一個缺陷就是它根本無法解決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問題，反而使中國法律史的價值在物的價值面前相對化。因此，整合中國法律史的資源，建構中國法理學體系應該是我們這一代法律人的任務。 在我們認知的著名各法學流派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中，他們的學識無不是學貫法史學與法理學的。而且，法學流派的產生也無不是在尋找法史學與法理學的結合中分化、產生。西方學者貫通法的歷史與法的理論，並不是因為他們刻意一這樣，而是學術研究使然。沒有史何來理；沒有理談何史。而中國法學，由於學者研究方式的單一性（雖然，目前也有一些學者著力從其它視角來研究法律史，但均缺少原創性、啟示性的法理成果），很少有能將提煉出的科研成果適用於法律的其它領域， [15]致使缺失產生世界級的法學領軍人物。今天，在脫離法理學的中國法制史教學與研究中，人們不得不對中國法制史學科的存在價值產生疑問。 筆者提出加強法律史研究中的法理學色彩，其深層意蘊是為了中國法律史研究能與中國的法理學相謙和。同時，筆者呼籲當代中國的法學巨匠的產生。

E. 金華市人民政府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政府規章辦法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了規范市人民政府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制定政府規章活動，提高立法效率，保證立法質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章制定程序條例》《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性法規案和規章制定辦法》等有關規定，結合本市實際，制定本辦法。第二條市人民政府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制定政府規章，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包括地方性法規的調研、起草、審查以及提請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審議等活動。

本辦法所稱制定政府規章，包括政府規章的立項、調研、起草、審查、決定、公布、備案、解釋以及修改、廢止等活動。第三條市人民政府按照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就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提請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審議。第四條市人民政府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規，可就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下列事項制定政府規章：

（一）為執行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規定需要制定政府規章的事項；

（二）屬於本行政區域的具體行政管理事項。

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條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政府規章。規章實施滿兩年需要繼續實施規章所規定的行政措施的，應當提請市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第五條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政府規章，應當遵循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則，符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上位法的規定，切實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堅持公眾參與、專家咨詢、充分協商、集體審議的程序，適應本市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解決實際問題。第六條市人民政府對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政府規章工作實行統一領導。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單位）、縣（市、區）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開發區管理機構，負責擬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的立法前期調研、立法項目申報、送審稿起草以及其他相關工作。

市司法行政部門負責擬定市人民政府立法計劃草案、組織實施立法計劃以及審查和修改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草案送審稿等工作。第七條擬定地方性法規草案和制定政府規章所需經費列入本級政府年度財政預算。第二章立項第八條市人民政府應當於每年2月底前編制本年度立法計劃。

列入年度立法計劃的項目分為審議項目、預備項目、調研項目。審議項目是指草案基本成熟，年內可以公布的項目；預備項目是指草案中的主要內容需要進一步研究，爭取年內公布的項目；調研項目是指有制定必要，需要開展立法調研的項目。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計劃應當明確每件立法項目的名稱、起草單位以及報送市政府審議的時間等內容。第九條市司法行政部門應當於每年8月底前書面通知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單位）、縣（市、區）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開發區管理機構申報下一年度立法項目，並通過市政府門戶網站等向社會公開徵集下一年度立法項目建議。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單位）、縣（市、區）人民政府以及市人民政府派出的開發區管理機構提交的立法項目申報材料應當包括立法項目申報表和調研論證報告。立法項目調研論證報告應當包括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制定的必要性、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擬規定的主要制度等內容。申報審議項目的，應當同時提交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草案建議稿文本及其說明。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出的立法項目建議，應當包括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制定的必要性、擬解決的主要問題以及措施建議等內容。第十條市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對申報的立法項目和公開徵集的立法項目建議進行評估論證，與申報立法項目的政府部門（單位）和提出立法項目建議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進行溝通協商。

對申報的立法項目進行評估論證，主要圍繞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制定的必要性及其內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開展。第十一條擬列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計劃草案的項目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符合本市立法許可權；

（二）符合本市經濟社會發展、全面深化改革和行政管理實際需要；

（三）立法目的明確、依據充分，確有必要制定地方性法規或者政府規章；

（四）擬規定的主要制度和措施必要、合法、合理、可行。

申報的立法項目或者公開徵集的立法建議項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立項：

（一）已列入全國或者本省人大常委會立法計劃的；

（二）擬解決的主要問題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已規定明確的解決措施的；

（三）擬規定的主要制度與上位法相抵觸或者不符合國家有關政策規定的；

（四）超越本市立法許可權的；

（五）不符合本市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和行政管理實際需要的；

（六）立法時機尚不成熟的；

（七）其他不適宜通過立法解決的事項。

F. 求個電大法學社會調查報告3000字，急急急！！大神發下哦，謝謝謝謝

邢台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的完善問題的調查報告

內容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與邢台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聯系
最密切的一部法律，該法自頒布實施以來，在喚醒消費者權益自我保護意識、加快我國市
場經濟立法進程、促進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進入新世
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改革的不斷深入，尤其入世後經濟的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
到來，勢必帶來服務的全球化，因為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很多服務都是與世界同步的。只
有將更多的服務接受者納入消費者的范疇，才能更有效地推動消費權益的保護工作，從而
達到法律保護的同步，我國經歷了從無法可依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出台，以及之後一
系列相關法律體系的逐漸完善。當今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在十幾年的時間發生過如此巨大
和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節奏、生活方式，也改變著我們的價值觀和思
維方式。消費者權益保護出現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消費者合法權益仍舊屢屢受損，
這表明必須加強消費者維權研究，以切實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本文試對我國消費者權
益保護現狀、投訴的熱點和難點以及近年新出台的與消費者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作以剖
析，並提出相應的觀點與建議。
[ 關鍵詞]

消費者，投訴熱點，消費者權益

今年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正式實施18
周年。十八年來，
《消法》
在完善社會維權機制、解決消費權益糾紛、打擊侵害消費者權益違法行為、提高消費者依
法維權意識以及促進消費維權運動蓬勃發展等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並且改變了我們的
生活節奏、生活方式，也改變著我們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隨著經濟的發展和「
3.15
」宣
傳活動的深入人心，消費者權益保護意識和保護能力日益增強。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歷史與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現狀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費需求日益增長，為保護交易中處於弱勢
地位的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有效地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消費者
權益保護工作越來越受到我國的重視。這主要表現在：

（一）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不斷發展

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起步較晚。
1983
年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將每年的
3
月
15
日
確定為「國際消費者權益日」
，
1984
年
12
月中國消費者協會由國務院批准成立。之後，各
省市縣等各級消費者協會相繼成立。中國消費者協會於
1987
年
9
月被國際消費者組織聯

2
盟接納為正式會員。中國加入
WTO
之後，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在我國有更長足的發展。隨著
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的發展和
"3.15"
宣傳活動的深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意識和能力日益增
強。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

現代消費者保護立法最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壟斷階段以後開始的，它的興起是與
世界性的消費者保護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消費者權益保護立法的狀況如何，已經成為
衡量一個國家社會文明發展的程度和法制建設完善程度的一個重要標志。當然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不僅包括專門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法規，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不正當競爭
法、產品質量法、食品衛生法、葯品管理法、標准化法、計量法等，而且還包括分散在民
事、經濟、行政、刑事等法律、法規中相關的規定或條款，它是一種廣義上的概念。我們
知道法律規定的目的之一是設制一定的權利，保護部分特定的利益。美國總統肯尼迪是最
早提出消費者權益的人。他於
1962
年
3
月
15
日提出了消費者四項權利，即：安全權利、
了解情況的權利、選擇權利和意見被聽取的權利。權利是保護消費者的基本依據。在我國
《消法》以法律的形式賦予消費者九項權利即安全權、知情權、選擇權、公平交易權、求
償權、結社權、獲知權、受尊重和監督權，使消費者在其權益受到損害時能夠憑借法律的
力量，維護自身的權益。以上權利充分體現了我國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高度重視，對消費
者來說，依法保護自己，更是責無旁貸。我國通過對國外相關經驗的消化吸收並結合我國
的國情，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其《產品質量法》
、
《食品衛生法》
、
《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組成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律體系，使消費者權益在法律上
有了切實的保障。
但是，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
營銷方式的變化，
特別是網路經濟的出現，
僅僅九項權利已經不足以保護消費者，或者說，消費者受到損害的權利已經超出了九項權
利的范圍，這裡面非常突出的是消費者的隱私權。隱私權雖然受民法保護，但是在消費關
系中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個人隱私的內容，經營者未經允許，為了謀利擅自泄露消費者個人
隱私的現象屢見不鮮。因此，有必要擴大《消法》保護消費者權利的范圍。

二、近年來邢台消費者投訴熱點與結構變化

據中消協統計分析，近年來邢台消費者投訴熱點與結構呈如下特點：

（一）投訴總量增幅平緩，部分傳統投訴熱點總量有所下降

自
1985
年以來，
邢台歷年投訴幾乎都呈上升態勢，
尤以
1990
、
1997
年上升幅度最大；
而近五年以來呈下降趨勢最明顯的是
2006
年，其投訴總量共計
690062
件，比
2005
年度
減少了
31099
件，
下降幅度達
4.3%.2007
年投訴總件數基本處於小幅波動的態勢，
只比
2006

3
年上升了0.7%.
（二）投訴范圍與結構由生存型向消費型變化
服務類的消費投訴比重繼續上升；生存型消費投訴比例下降。曾經在消費生活中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服裝鞋帽等已經基本退出占據投訴「關注點」的歷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手機、汽車、計算機、商品房等產品和服務中介、教育培訓等的投訴增幅較大且呈上升趨勢。
（三）投訴難點近兩年來變化不大，主要部分仍集中在商品房、汽車以及高新技術的產品質量和服務方面
投訴難點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這幾個方面分別是：商品房投訴明顯增多，群體投訴案件上升；在一些運用高新技術的產品和服務方面，如手機行業，消費者知情權難以保障的問題比較突出；部分壟斷、公用行業的規則欠公平；汽車售後服務合同履行差，消費者因質量發生的退換難以實現；農資產品質量問題仍很突出，農民消費者的權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隨著消費領域的日益拓展，新的商品和服務不斷涌現，但有關規定、標準的出台卻明顯滯後，在一定程度上給消費者維權帶來很大不便。
三、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的新舉措
近年來，隨著我國新的法律法規的出台，保護消費者權益方面的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必將邁上一個新的台階。
（一）舉證責任
我國在民事訴訟中的舉證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33號）在涉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方面，特別使消費者關注的就是「醫療糾紛」和「共同危險」的舉證責任倒置。該解釋明確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將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對於「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有關人士解釋，是指當患者將醫院推上被告席時，首先要由醫院證明自己「清白」。如果醫院拿不出證據，法院將判醫院敗訴。這無疑是對弱勢群體一種關注，體現出我國對普通消費者的重視。另外「共同危險」突破以往的界定，適用於消費者保護領域。即在訴訟中，受害人只需要證明數人實施具有危險的行為，以及這種行為給原告造成損害，數人中的每人都必須對損害並非自己的行為負舉證責任。也就是要求由實施危險行為的人就其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再有在該解釋的第四條中還規定了諸如「產品責任」的舉證責任倒置，即「因缺陷產品致人損害的侵權訴訟，由產品的生產者就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承擔舉證責任」。

4
（二）商品房欺詐在歷年來的消費者投訴中佔有較大的比重
在該類糾紛中，能否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來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消費者能不能依照《消法》第49條向欺詐他們的經營者要求獲得雙倍賠償，這個問題在近兩年來已經成為了熱點、難點問題。最近幾年，購買價值不太高的商品受到欺詐，獲得價位賠償的案例很多，在商品房領域，對欺詐者能不能適用該條款，根據什麼樣的情況落實這個條款，意見都不統一。物權法的出台，使商品房糾紛適用「雙倍返還」有了更明確的法律條文依據。該法規定：「面積誤差比絕對值超出3％，買受人請求解除合同、返還已付購房款及利息的，應予支持。買受人同意繼續履行合同，房屋實際面積大於合同約定面積的，面積誤差比在3％以內（含3％）部分的房價款由買受人按照約定的價格補足，面積誤差比超出3％部分的房價款由出賣人承擔，所有權歸買受人；房屋實際面積小於合同約定面積的，面積誤差比在3％以內（含3％）部分的房價款及利息由出賣人返還買受人，面積誤差比超過3％部分的房價款由出賣人雙倍返還買受人。」
（三）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79號）的出台目標是解決城市中越來越激烈的戶主與物業方的沖突，維護業主權利，實質推動了業主委員會的發展。
（四）精神損害賠償
在消費投訴領域的精神損害賠償一直以來沒有特別明確的法律規定。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1〕7號）明確對人格利益的保護加以細化，使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受到損害的，有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明確依據。如該解釋第一條規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權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生命權、健康權、身體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人格尊嚴權、人身自由權。
（五）人身損害賠償
關於人身損害賠償的范圍、計算標准和方法，司法實踐中較多參照國務院1991年9月22日制訂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3]20號）在較大程度上統一人身損害賠償的裁判規則，明確其賠償范圍和標准，不僅有利於法院及時、公正審理案件，更有利於充分保護受害人的人身權利和平衡受害人和加害人之間的利益，從而使消費者在人身受到損害的時候有了更加明確的賠償范圍。如該解釋第六條第一款規定：「從事住宿、餐飲、娛樂等經營活動或者其他社會活動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未盡合理限度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其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

5
持。」這就使消費者的安全權有了明確的法律獲賠依據。
四、完善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的幾點建議 （一）法律保護制度的再完善
1、完善相關立法，尤其是服務領域的相關立法力度。
在實體法方面，我國雖然已先後頒布了一系列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法規，但是涉及服務領域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法規卻很少。而且有些法規和條例在實踐中缺乏一定的協調力，法律效力也不高，對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案件處理和打擊的力度不夠，威懾力不足。如網路購物中網路提供了方便快捷的購物渠道，但是目前還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依法加強管理和引導。同時就舉證責任方面應進一步擴大涉及具體消費領域的舉證責任倒置的范圍，切實保護消費者的權益，我國應當借鑒國外的一些有益做法，在法院專門設立小額消費糾紛法庭，專門受理並解決消費者因缺陷產品造成損害、爭議標的額較小的糾紛案件，提高辦案效率⑥。另外，我們也可以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修改時增加消費者爭議仲裁製度。不能期望把消費者爭議仲裁完全納入仲裁法的仲裁製度中。因此，最可行的方法是參照勞動爭議仲裁製度建立起類似的消費者權益爭議仲裁機制。
2、司法訴訟途徑是消費者依法維權的保障
目前，消費訴訟主要是由消費者個人提起，而且沒有適用於消費者群體訴訟的程序，這種訴訟制度已經不適應消費者維權的實踐需要。在消費糾紛中，無論是涉及商品質量、格式合同、商品房，還是涉及物業管理、公共服務價格、旅遊等服務，侵權的對象往往都是群體消費者，而且這些侵害群體消費者利益的行為同時具有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的雙重性質。為消費者討回公道的過程，也是懲罰違法行為，建立信用社會的過程。從這點意義上說，應當完善現行消費糾紛的訴訟程序，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建立適合於解決群體消費糾紛的訴訟程序，同時，賦予消費者協會和有關行政執法機關代表消費者利益和國家利益提起訴訟的職權，以更好地追究經營者的法律責任。
3、推廣普及法律知識
法律知識的普及、推廣應當形成一種有延續性的，相對固化的模式。怎樣使消費者了解最新的與其權益相關的法律法規，並能夠使這些法規產生相應的作用，需要政府部門、消費者協會以及一些職能部門做出更大的努力。
（二）提高消費者自身的素質 1、提高消費者權益保護意識
據統計，當消費者權益受損失時，只有22.3%的消費者能主動投訴、維護自身權益，多數的消費者自認倒霉。消費者維權效果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消費者維權意識的覺醒，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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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於消費者自身捍衛合法權益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如因損失小，怕麻煩或在訴訟風險等原因而放棄對自身合法權益的維護，實則是對侵權行為的放縱。因此，在全社會要逐步普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知識的宣傳，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2、提高消費者權益自我保護能力
消費者應加強相關商品知識的學習，了解有關商品信息，如生產日期、保質期、保修期、質量等，購物、消費過程中消費者一定要索要並保存好有關證據，如發票或服務合同、維修證明等，以作為消費權益受損時的投訴依據。目前很多消費者特別是農村消費者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而投訴時，滿腹委屈，但就是拿不出相關證據，從而增加投訴難度和訴訟風險。因此，應通過宣傳教育，使廣大消費者掌握維權、投訴、訴訟等相關程序、內容和要求，增強自身權益保護能力。
（三）加強監督工作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 1、加強政府的監管工作
加強專業執照管理。政府對某些服務質量關系重大、而一般消費者又缺乏足夠專業知識的服務業（如醫療、家電維修、美容、農機、農資等）即易產生信息不對稱的行業實行專業執照管理，甄選合格人員，嚴格把關；強化產品安全標准。單個消費者對諸如食品、葯品、交通工具等產品的消費安全程度難以憑個人知識、經驗加以鑒定，而一旦鑒定錯誤，其後果往往是以生命或健康為代價。因此，政府必須制訂並強化產品質量安全標准，實行安全標准檢驗；嚴厲制止、打擊具有外部負效應的消費行為，如市場欺詐、制售黃賭毒等。
2、加強新聞監督
藉助廣播、電視、報刊等新聞媒介，定期對產品質量抽檢結果進行曝光，充分發揮新聞媒介的監督作用，形成強大的輿論威懾力量。實行舉報有獎制度；發動社會組織和廣大消費者，積極參與市場監督檢查。
3、加強社會監督作用
利用社會傳播媒介和消費者運動，廣泛宣傳消費者主權意識，形成「講誠信、反欺詐」、自我抵制假冒偽劣商品、自我保護合法權益的良好社會風氣，通過社會輿論，使假冒偽劣商品退出歷史舞台。
結束語：消費者權益是關繫到社會每一個人的權益，並隨著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政以及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繁榮會更加完善，對不法經營者侵害消費權益的懲罰將更加法制化、制度化，消費者的維權意識將不斷提高，維權途徑將會更多，更高效。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所在。建立和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需要的是認真實干，誠實守信；而完善具體的細節，切實維護消費者權益，努力發展經濟則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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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遠大的目標。

G. 湘潭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程序規定

第一章總 則第一條為切實規范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程序，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服務和保障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章制定程序條例》《湘潭市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規條例》等法律、法規，結合本市實際，制定本規定。第二條市人民政府提出地方性法規案和制定規章的立法工作（含制定、修改、廢止），適用本規定。法律、法規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提出地方性法規案的程序，包括立項、起草、審查、決定、提交法規議案等；制定規章的程序，包括立項、起草、審查、決定、公布、備案等。第三條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應當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則，聚焦實踐問題，突出本市特色，注重可行性，不斷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第四條市人民政府應當科學編制立法計劃，依法提出地方性法規案和制定規章；加強政府立法能力建設，保障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立法工作的人員配備、經費安排與工作需要相適應，並將實施立法計劃所需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第五條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負責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的綜合協調、業務指導和督促評價，承擔市人民政府立法計劃的擬訂、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送審稿的審查，以及綜合性、全局性、基礎性的重要規章草案的起草等具體工作。

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應當做好立法計劃項目申報、地方性法規規章草案起草、立法調研、徵求意見等相關工作。

各縣（市、區）人民政府和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應當配合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門做好立法調研、徵求意見等相關工作。第六條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門應當加強與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聯系，協調做好政府立法有關具體工作。第七條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立法專家庫、立法聯系點制度。

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等部門在立法工作中，應當根據實際需要聽取相關立法專家、立法聯系點的意見。第八條鼓勵、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通過提出立法項目建議、對地方性法規規章徵求意見稿提出意見、報名參加立法聽證會、應邀參加立法座談會等方式，參與立法工作。第二章立 項第九條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本市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按照統籌兼顧、突出重點、立改廢並舉的要求，編制年度立法計劃。

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計劃應當與市人大常委會年度立法計劃相銜接。第十條列入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計劃的項目，應當符合下列條件：

（一）屬於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以及法律規定市人民政府可以立法的其他事項；

（二）地方性法規立法項目擬採取的措施，不得與法律、法規相抵觸；規章立法項目擬採取的措施，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

（三）確有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十一條根據立法條件成熟程度、立法緊迫性等情形，市人民政府年度立法計劃項目分為以下三類：

（一）條件已經成熟或者趨於成熟且急需立法的，列為審議類項目；

（二）條件趨於成熟的，列為調研起草類項目；

（三）條件尚不成熟的，列為前期調研類項目。第十二條市人民政府應當在每年第三季度向縣（市、區）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及其他有關單位書面徵集下一年度市人民政府立法計劃建議項目，並向社會公開徵集下一年度市人民政府規章立法計劃建議項目。

立法計劃建議項目徵集時間不得少於三十日。第十三條提出立法計劃建議項目的，應當對提出的建議項目進行調研和論證後，提交下列材料：

（一）立項建議書，包括立法項目的名稱、位階、類別，起草單位或者責任單位，調研、起草工作完成時間；

（二）立項說明，包括本規定第十四條所列事項的說明；

（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文件目錄。

提出審議類建議項目的，還需提交建議項目草案建議稿。

按照本規定第二十四條要求完成了調研起草類、前期調研類項目工作，仍申報下年度立法項目計劃的，可以只提交本條第一款第一項材料。第十四條《立項說明》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立法的必要性，主要包括立法宗旨和目的、擬立法事項的現狀和問題、立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的說明；

（二）立法擬採取的措施，主要包括為解決問題而採取的行政管理措施（含規章設定行政處罰，地方性法規設定行政許可、行政強制措施）的說明；

（三）立法的合法性、適當性、可行性，主要包括對本規定第二十條第一項至第五項所列事項的說明；

（四）立法的前期准備情況和後期工作安排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