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制度危機

1. 為何大秦帝國建立後，法治卻失靈了

戰國時代是華夏歷史發展的奠基時代，在這個時代里，為了保障國家的宗廟社稷以及發展傳承，每一個諸侯國都在積極努力地尋求變法，而變法形式的不同，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基礎政治制度和治國形式的差別，自然對於文明的發展傳承，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為各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同，發展環境不同，它們又沒有辦法實施完全相同的變法策略。

秦國作為諸侯國時，推行法治很順利

但是，這樣的觀點有一個漏洞，那就是難道秦國作為一個諸侯國時是愛自己的子民的，但它建立一個王朝之後，就不愛自己的子民了嗎？顯然是不可能，可是法治在作用於諸侯國時和作用於統一帝國時，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卻又是完全不同，那麼法治所作用的點一定對它的作用起到了影響。

2. 我國災害法律制度體系是如何構建的

一、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法律制度
任何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法律對策，組織是前提，信息是關鍵。應對重特大自然災害的組織系統，縱向而言，包括中央及地方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機構，例如，國務院或省級政府所設立的災害預防及救助委員會以及各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工作規則等。橫向而論，包括災害應對指揮部(中央及地方)，專事決策的執行、災害救助特種搜救隊，專事災害發生後的緊急搜索及緊急施救、災害搜索救助訓練中心等。
二、災害應急預案法律制度
2006年1月8日，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該行政法規使得政府在國家災害等公共突發事件的危機處理過程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政府應對災害的緊急預案制度內容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基本預案制度和具體各種災害預防及救助業務預案制度，包括國務院及其各部委的全國性或行業性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制度以及各級政府的地區性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制度等。必須強調的是，行政機關依其他法律制定的災害預防及救助預案以及災害預防及救助的相關規定，不得與本法規定的預案制度相抵觸。
三、災害預防法律制度
(一)防災減災制度。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教育、訓練及相關知識的普及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科學技術研究成果的迅速應用制度、國土資源整治行為，如停止砍伐森林、綠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修建防洪設施等制度、對老舊建築、重要公共建築的建設與相關設備檢查與更新制度、城市防災機能的改善等制度。
(二)災害預防及救助准備制度。包括災害預防及救助組織的建立與業務工作的開展制度，災害監測、預報、災情發布及其相關設施的配備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物資、器材的儲備及檢查制度，災害預防及救助設施、設備的配備及檢查制度，妨礙災害應變措施事項的改進制度等。
(三)訓練及演習制度。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適時實施災害預防及救助訓練及演習，其他機關、部門及其相關人員、居民及學校、團體、公司、廠礦等部門都有共同參與或協助演練的義務。
(四)責任制度。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配備災害預防的專職人員，具體執行災害預防的各項具體工作，責任到崗到人。
四、災害應對法律制度
(一)應對措施的實施制度。制定實施災害信息發布、傳遞、應對警戒、災民疏散、搶救與避難的勸告、災情搜集與損失查報等制度、緊急搜救、緊急醫療救護及運送治療制度、災民臨時安置、救災物資及災民飲用水的供應制度、社會救助及弱勢群體特殊保護制度、食品衛生安全制度以及其他次生災害的預防制度等。
(二)法律措施的應對制度。劃定一定區域范圍為警戒區域，限制或禁止民眾進入或命其離去;宣布交通管制，指定道路區間，限制或禁止車輛通行;在災區採取其他秩序維持及犯罪預防和懲治制度等。如果災情特別嚴重，可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三)災害應急指揮調配中心的設立與運作制度。各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後，應根據指揮部的決策，由中心負責人負責救災的指揮、協調與整合工作。各級災害指揮中心應當有固定的工作場所，配備充實的災害預防及救助設備，災害應急指揮中心應當將其工作場所與聯系信息以公眾易知的方式公開。
(四)指揮人員的工作制度。災害應 急指揮中心指揮長應當指揮協調整合各編組機關執行應對災害的工作，指揮督辦協調政府機關與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公安消防、民兵預備人員以及志願者組織等的救災工作，有權決定或變更救災措施。
(五)災民安置、補救制度。對災民安置方面，採取政府集中安置與投親靠友相結合、臨時安置與永久安置相聯系的制度;在災民補救方面，採取政府救助與社會募捐、親友資助與保險賠付相結合，對災民的生命、財產損失進行補救，目的是使災民盡快能夠生活自理。
五、災後重建法律制度
災後重建過程包括臨時安置、重建准備和全面重建三個階段。臨時安置階段，包括醫療與心理救助、臨時住宿、防治次生及誘發災害、恢復社會秩序、臨時恢復生產秩序等制度;重建准備階段，主要由災情評估、地質調查、規劃環評和重建規劃四個方面的工作組成。 災區重建制度的重中之重是災後重建保障體系的建立:(1)組織保障制度。例如，設立災區重建委員會，負責統籌災區重建工作。(2)資金保障制度。例如，通過國家財政撥付制度、臨時財政預算制度、發行災區重建政府債券等，保障災區重建資金的落實。(3)政策保障制度。例如，面對「5·12」汶川特大地震，我國政府提出了對口支援政策，使一個省幫一個重災縣，四川省一個部門對口配套幫一個重災縣，幾個省幫一個重災市州的政策。(4)法制保障制度。災區重建法制建設工作，既是災區重建的重要保障，也是打造法治政府的重要內容。(5)監督保障制度。應當重點加強對重建資金的運用情況、實施重建工程政府官員的考核情況、重建工程質量情況等的監督。(6)信息保障制度。政府應當將重建信息持續地向社會公開，使民眾成為災區重建的積極參與者與忠實看護者。
六、法律責任制度
對在災害預防及救助工作中，表現不力的人員，應當科以一定的行政、民事、刑事法律責任，以保證國家災害預防及救助法律制度的有效實施。

3. 中國法治實行的困難是什麼如何克服誰能給個思路最好是原創，謝謝了！！

體制問題，一黨專政、黨政不分的體制制約了所有行政部門的辦事能力和效果。
公民素質問題，意識的落後遠比吃不上肉嚴重的多
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是個熟人社會，要辦事首先想到的是有沒有熟人，因為「熟人好辦事」，正因為熟人多，就有人情關系，講人情就會有例外。
思想的禁錮，腦子不開竅源於歷史和教育，中國式的教育30年來沒有培養過一個頂尖人才，千遍一律填鴨式教育毀了我們一代人的靈魂，現在還在繼續。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低劣工業的污染毀了我們一代甚至是下一代認的身體。。。。。

4. 請問法制和法治各是什麼, 什麼區別呢,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原則。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1.聯系: 「法治」和「法制」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聯系。一方面，要實行「法治」，必須以完備的「法制」為基礎；另一方面，在「法治」國家中，「法制」的運行要以「法治」原則為指導。此外，兩者都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都為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服務，都與民主相聯系。正確區分這兩個概念，正確認識二者的關系，對於我國健全法制、厲行法治的治國方略具有重要意義。
2.區別:
（1）「法治」與「法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本身的含義來說，「法治」是指嚴格遵法、守法、依法辦事的原則，這一原則有兩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義是:1法律完備；2法律正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3法律體系協調、統一，無矛盾和抵觸；④法律的表述准確、簡潔，易於理解。二是遵法、守法、嚴格依法辦事，這一點又包含四層含義:1法律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嚴格依法辦事；④有效的法律監督。而「法制」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層建築系統。「法制」至少包括三種因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現行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規范在實際中的運行和指導法律規范的制定和運行的法律意識三部分。可見，從本身的含義上說，「法治」指的是一種治國原則，「法制」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則與制度的區別。
（2）產生的歷史時期不同。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後，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與階級社會相伴始終的。而「法治」的出現，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產物。雖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國古代的韓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緣法而治」，但他們所說的都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3）制度基礎不同。只要有階級對立和國家存在，便有法制存在，所以「法制」不要求特別的制度基礎。而「法治」則不然，它是以資本主義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為基礎的，古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國由於沒有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所以他們講的「法治」便不是近現代意義上所講的「法治」。
（4）與人治的關系不同。法治和人治是絕對排斥的，是不能共存。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忍受一定的人治存在。
因此，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則必有「法制」。在西方社會，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制」越來越完備，而「法治」則出現了危機。

5. 法制現代化的歷史根源和當前困境

同學，華大的吧

6. 我國現行司法制度存在的問題主要有哪些

第一，我國現行的司法機關的管轄區域與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的管理區域完全重合，故而強化了司法權的地方化。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理應只能存在一套統一的國家司法系統，各級司法機關應是一脈相承、統一而完整地行使國家司法權，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法制和司法權的統一。然而，在現行的體制下，統一的司法權被地方黨委、地方權力機關、地方行政區域所分割，各級地方司法機關已演變為「地方的」司法機關。再加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司法機關人財物都依賴於地方、受制於地方。顯然，要求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權，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有效實施，無異於在緣木求魚。

第二，司法機關系統內的監督機制疲軟，致使司法機關無力通過自身的監督機制來糾正各種執法不嚴以及司法腐敗現象。目前，我國司法系統內的監督主要有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檢察監督和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級監督。就檢察監督而言，人民檢察院作為我國的法律監督機關，根據我國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它有權對國家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但是在實踐中，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從來就沒有真正確立和實現。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檢察監督的力度軟化，檢察機關的執法監督意識和監督行為由於受多種因素的困擾和束縛，出現了種種障礙，有些檢察機關認為當前法制不健全，監督手段不完備，致使檢察監督難以展開，即使對審判機關的審判活動進行監督，不僅審判機關不理解，一些黨政機關及領導對此也存在思想誤區，由於出力不討好，不如不監督；二是從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情況看，檢察機關對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所進行的監督只是一種事後監督，在實踐中檢察機關發現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違法時，只能以抗訴的形式要求審判機關糾正。如果審判機關拒絕糾正，檢察機關也無能為力。長此以往，必將嚴重損害檢察監督的權威性和有效性；三是檢察機關也是司法機關，我國現行法律只規定檢察機關有權監督其他司法機關，至於如何監督檢察機關的檢察權問題，除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工作」監督外，目前尚無其他明確規定，從而為檢察機關濫用權力提供了便利。就審級監督而言：根據憲法和法律的規定，上級審判機關有權對下級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實行審級監督，在實踐中，上級審判機關通過審級監督的形式對下級審判機關的違法行為確也進行了有效糾正。但是，審級監督是審判機關系統內部的監督，由於我國實行二審終審制，再加上審判機關的審判行為受地方保護主義的困擾，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級審判機關對下級審判機關進行審級監督的著眼點已不再是法制的統一和國家法律的有效實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護。

第三，輕程序、司法機關不遵守程序約束的現象相當普遍。與西方社會所奉行的「程序優先」這一法律理念不同，我國有重實體、輕程序的法律傳統，往往把法律程序視為純形式的東西，甚至看成形式主義，或者認為它束手束腳。1979年至今，我國先後頒布了《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等程序性法律。但是由於我國輕程序的法律傳統的影響，在這些程序法中，存在著濃厚的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比如：在各種訴訟中代表國家行使司法權的司法機關始終居於絕對支配地位；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地位不平等和控告方的證據具有絕對效力；各種程序性規范對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來說是一些硬性的規范，而對司法機關則是一些軟化的約束等。由於我國在立法中輕程序以及程序法中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影響，有些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甚至認為程序法只是約束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司法機關則可以不受法定程序和制度的約束。實際上，在我國，司法錯案的發生往往不是適用實體法不正確，而是出現在程序法的執行不嚴格和程序法本身不完善上。由於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和程序法中缺乏一套嚴密、具體、合理的程序規則，再加上司法機關在執法過程中輕程序，這樣就極易造成司法活動游離程序法所規范的軌道。程序不嚴謹必然導致執法不規范，執法不規范則必然帶來司法不公正。

第四，現行司法機關的內部管理體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司法責任制。由於長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響，我國司法機關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來管理司法工作，特別是審判機關往往習慣於以此方式來管理法院的審判工作。在我國的審判機關中，法官始終是以法院工作人員而不是以法官個人身份出現在審判程序中，他們對外代表法院履行職權，包括依法調查收集證據、組織並主持案件的開庭審理，但卻無權獨立對外作出裁判。目前，有相當一部分法院由審判委員會或者行政性質的庭務會以集體負責的名義行使對案件的裁判權，無論該案件是否重大或者是否疑難，均由審判委員會或庭務會討論決定。獨任庭、合議庭只對案件事實負責，失去了應有的職能作用，以致形成了審者不能判、判者又不審的局面，審理與判決嚴重脫鉤。由於庭務會和審判委員會擁有案件的實際裁判權，因此裁判的結果和相應的責任自然也由集體承擔，而所謂集體負責的結果是誰也不負責。這種採用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法院的做法，既違背了審判工作特有的規律性，也與法律規定不符。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固然不等於法官獨立辦案，但是人民法院的裁判總是應由法律規定的審判組織以法院的名義作出的。目前，隨著審判機關的職能作用不斷擴大和案件大幅度的上升，法院工作的效率越來越成為影響法院形象的障礙，而法院系統內現行的管理方式又加深了法官責任心的缺乏和審判工作的低效率，產生了整個社會對審判機關的「信任危機」。

第五，司法人員法律專業水平偏低，司法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首先，與法治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法官、檢察官任職資格條件的要求是比較低的。例如，我國《法官法》將法官的專業學歷起點確定為大學本科以上，《檢察官法》的規定也是如此。然而，我國現有司法人員學歷的實際情況離這一要求卻相距甚遠。在全國法院系統25萬多名法官中，本科層次的只佔5.6%，研究生僅佔0.25%.而在全國檢察機關系統內的20多萬檢察官中，本科層次的更少，只佔4%.我國司法隊伍的絕大部分構成人員是在1979年後到司法機關的，從這支隊伍的來源上看，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政法院校的畢業生；二是復轉軍人；三是通過社會招干途徑考入司法機關的高中畢業生。從人數比例上看，後兩部分的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人數。在我國，司機可以轉干當法官，軍隊幹部可以當法官，工人可以轉干當法官；沒有經過政法部門鍛煉、沒有辦過案子、沒有讀過法律的人，可以到法院當院長。（註：夏勇主編：《走向權利的時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40頁。）可見，我國現行司法隊伍中非專業化的傾向是相當嚴重的。我國司法隊伍中的另外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司法腐敗。應該說，我國司法隊伍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還是相當廉潔的，但隨著社會上日益嚴重的腐敗現象向司法隊伍滲透，司法腐敗問題漸漸變得嚴重起來。近幾年來，雖然各級司法機關在廉政建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司法機關內部違法違紀的問題依然存在，其中有些性質和情節還很嚴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違法違紀領域越來越寬，違法違紀的人職位越來越高，非法所得數額越來越大，手段越來越狡猾、惡劣的現象，（註：宗河：《譜寫好歷史的新篇章-記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載《人民司法》1997年第2期。）嚴重地敗壞了司法機關的形象、損害了法制的權威。目前，我國司法腐敗的現象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流傳在老百姓中的許多民諺，如「大沿帽、兩頭翹，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還說法制不健全」，等等。都說明了司法腐敗現象之嚴重，部分法官、檢察官等已經成了產生腐敗的污染源。（註：李曙光：《97法治：五個問題、五種趨勢》，載《法學》1997年第2期。）

我國司法制度的上述弊端，使得我國現行的司法制度已無法適應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有效實施現行法律的需要，它不僅無法使人民司法制度發揚光大，而且已嚴重地損害了司法形象和國家法制的權威與統一。所以，司法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7. 論述法制與法治的基本關系

「法治」與「法制」的聯系和區別
1.聯系: 「法治」和「法制」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聯系。一方面，要實行「法治」，必須以完備的「法制」為基礎；另一方面，在「法治」國家中，「法制」的運行要以「法治」原則為指導。此外，兩者都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都為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服務，都與民主相聯系。正確區分這兩個概念，正確認識二者的關系，對於我國健全法制、厲行法治的治國方略具有重要意義。
2.區別:
（1）「法治」與「法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本身的含義來說，「法治」是指嚴格遵法、守法、依法辦事的原則，這一原則有兩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義是:1法律完備；2法律正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3法律體系協調、統一，無矛盾和抵觸；④法律的表述准確、簡潔，易於理解。二是遵法、守法、嚴格依法辦事，這一點又包含四層含義:1法律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嚴格依法辦事；④有效的法律監督。而「法制」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層建築系統。「法制」至少包括三種因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現行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規范在實際中的運行和指導法律規范的制定和運行的法律意識三部分。可見，從本身的含義上說，「法治」指的是一種治國原則，「法制」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則與制度的區別。
（2）產生的歷史時期不同。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後，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與階級社會相伴始終的。而「法治」的出現，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產物。雖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國古代的韓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緣法而治」，但他們所說的都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3）制度基礎不同。只要有階級對立和國家存在，便有法制存在，所以「法制」不要求特別的制度基礎。而「法治」則不然，它是以資本主義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為基礎的，古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國由於沒有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所以他們講的「法治」便不是近現代意義上所講的「法治」。
（4）與人治的關系不同。法治和人治是絕對排斥的，是不能共存。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忍受一定的人治存在。
因此，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則必有「法制」。在西方社會，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制」越來越完備，而「法治」則出現了危機。

8. 在推進依法治國戰略過程中會遇到什麼困境或阻礙

我國法治建設面臨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
▶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還要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現實表明，社會領域的治理問題仍然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的突出薄弱環節，構成了建設法治中國的一個顯著短板。建設法治社會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舉，是法治一體建設的重中之重。要推進法治社會建設，首先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法治社會建設中的諸多矛盾，並從對矛盾的分析入手，釐清法治社會建設的進路。當前我國法治建設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權利意識覺醒與維權理性不足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卻不滿法律程序上的種種限制；一方面認為他人違法侵害其權益，另一方面自己卻坦然違法、鑽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為武器，另一方面卻容易以極端方式維權。這些矛盾導致維權與違法往往交織難辨。
二是對公權力機關的訴求日益增長與對公權力機關的服從、配合與支持日益淡化之間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決的習慣，而且在新的形勢下其訴求愈加多元復雜。與此同時，由於缺少對公權力機關必要的信任，對其服從、配合、支持的程度則日漸降低。這種下降狀態又反過來削弱公權力機關滿足人民群眾訴求的能力和資源。
三是對依法治國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則的抽象認同與人情、關系、私利、政績大於「國法」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在我國，厲行法治早已是共識，憲法法律至上也獲得了最廣泛的觀念認同。但在具體的行動中，特別是關繫到自身利益的事務上，人情、關系、私利、政績等不正當考慮迅速成為行動者決策的主要考慮因素，處於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五是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六是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待與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較高之間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會的當然特徵，嚴厲制裁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和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但是現實中，在一些方面，由於責任設置過低，特別是查處率不高，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造成「逆向選擇」、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並導致普遍違法。
七是中國當下社會問題的復雜性和獨特性與應對方式的簡單化、低效化之間的矛盾。社會事務日新月異，紛繁復雜，情況和形勢與以往任何時候相比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社會改革進入攻堅期，社會發展進入黃金期，社會矛盾進入漩渦期，治理難度在加大，復雜性在加深，利益沖突在加劇；然而社會管理模式仍然滯後，不少應對方式過於簡單、低效，難以適應形勢的發展變化。
要應對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統治理。
第一、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在於將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內化於人心，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引。當前人民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法治意識，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確立。實現人心大治，不僅要通過立法、執法、司法著力強化規則意識、誠信意識、權利義務統一意識、責任意識，還要透過多途徑、全方位的理念引領價值觀建設，使法治精神浸潤人心。
第二、基層調整，使治理暢達「末梢神經」。體制問題具有決定性。我國傳統上從中央到基層的縱向層級化管理體制倚重「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在「最後一公里」失靈的問題。建議以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為主要方式，重塑我國社會的基層組織形態，確保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感測」途徑暢通。
第三、制度改進，使規范體系管用。高度重視法律規范質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視法律規范的針對性、系統性以及可實施性的問題。積極完善社會領域的法律體系，推動構建和完善社會自治規則，合理配置實施資源，努力創造實施條件，保證國家法律和社會規則相互配合協調發揮作用。
第四、秩序建構，有效控制不當社會行為。在簡政放權的同時要強化對市場活動的監管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在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加強對社會組織外部行為的規范和內部治理的引導。要切實解決專業中介組織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場規則的問題，要全面提升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誠信和公信，透過秩序的建設和維護持續規范市場行為和社會行為。
（作者為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
負面清單：一種新的治國理政模式
王利明
▶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
▶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謂的負面清單，也稱為「否定清單」、「負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現在有關國際貿易投資法的領域，後來作為一種國家管理經濟和社會的模式確定下來。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規列舉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場主體進入的事項，對於法律法規沒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舉事項之外的領域，可以由市場主體自由地進入，法律不作干預。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指出，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實際上就是在這個決議里，已經把負面清單管理，作為一項國家治理的一種重要的方式方法確立下來了。從管理模式上來說，為什麼說它是我們新時期治國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負面清單管理給予市場主體廣泛的行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場主體的潛在活力。現代社會任何國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時所無法預見的，立法者不知道什麼是好的，從而無法相應的強制性要求別人去做。市場主體能否進入這些領域，必然成為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大量的是法律調整的空白地帶，也有人把它稱之為「法律的沉默空間」。
在這樣的一個空白地帶，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完全採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單管理這樣的模式下，它實際上受傳統的計劃經濟的影響，對這樣一個法律沉默的空間，並不允許市場主體就可以直接地進入，能否進入，很大的程度上，實際上還是要由政府來決定，這樣市場主體的行為的空間其實是受到了很大的壓抑和限制。但是負面清單管理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明確禁止或限制的領域，市場主體才無法進入，凡是清單沒有列明的領域，市場主體均可以進入。因此，與正面清單相比，負面清單模式賦予了市場主體更充分的行為自由。凡是法無禁止的，即推定市場主體有行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間」，政府機關也不得設置額外的審批程序，實際上就給了市場主體非常大的行為自由，這種自由其實就是經濟活力的保證。
第二，為什麼說它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的模式？就是因為它能夠有效地限制和規范公權，尤其是規范審批權。審批實際上是政府部門權力的一個最集中的體現，它直接決定了針對誰，能夠干什麼，其實也是對資源的一種分配。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下，法律雖然沒有規定，但是政府依然還是在管理，政府實際上通過規章等各種規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著領域的進入，我們的許多規章其實都有幾個特點，首先就是宣布這個事歸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報批，三是不報批我就要處罰。
那麼一旦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以後，凡是負面清單之外的，凡是法律沒有限制，沒有禁止的，所有這些部門領域，不得再進行審批。這就意味著只要不是負面清單列舉的事項，政府無權進行審批，這實際上就已經形成了對政府權力的一種有效的規范和制約。所以它體現了法制的一個基本的精髓，這就是規范公權。
第三，這種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為更加公開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實現公開的、透明的、可預期的效果。負面清單管理可以說在很大的層面上實現了這樣的效果。
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之下，負面清單的內容本身是公開的，負面清單之外的領域也是公開的，除負面清單明確列舉的事項之外，市場主體原則上都可以自由進入，例如，在負面清單管理的模式下，一個企業要進行投資，應當首先去找一名律師咨詢，看看現在要進入的投資領域，是不是國家法律法規所限制禁止的領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規禁止限制之列，那麼其就可以放心地進入。這樣對於行為的結果，企業也能夠產生一種合理的預期，所以它能夠達到這樣的一種公開預期的效果。
第四，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能夠真正使經濟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舉一個例子。我們到機場去坐飛機都要經過安檢，我發現了一個問題，大家每次進入安檢的時候，屏幕上顯示「禁止攜帶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這些東西列舉出來，其實這種做法就是典型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明確列舉法律法規要禁止攜帶的物品，如果我們不採用這種方法，而是採用正面清單管理方法，即明確列舉哪些物品是可以攜帶的，則機場可能需要將所有可以攜帶的物品列出來，如果採用這樣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個安檢人員每天要檢一個人，都要檢幾個小時。這必將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會給安檢人員極大的自由裁量的權利。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的規則十分透明、公開，其也更有效率。規則和空白地帶，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進入，不需要進行煩瑣的審批，這就會非常有效率。
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方面看，對市場主體，是「法無禁止即可為」；而對政府，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就是我們所要強調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和職權法定原則相結合，這兩項原則正是我們所說的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的內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法學院院長）
下一階段法治要解決的三個問題
吳志攀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必須開大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
▶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國，首先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同步的。離開了法治，市場就會混亂，經濟就不可能起飛，更不可能平穩、高速地發展。這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條最基本、最核心的經驗。今天，當改革開放進入到了新的階段，當我們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一個新的時期，就不得不更加強調法治。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治，已經有一代人的實踐（中國的傳統，三十年為一代），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而在下一個階段，我認為要通過加強法治來解決三個問題。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劃分好中央與地方的財權、事權。中國是一個大國，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噴氣式飛機，從海南島坐飛機到烏魯木齊，也要好幾個小時，這么大一個國家，維護統一、維護中央權威，同時照顧好各個地方的不同特點，調動各地的積極性，這是執政興國的一個基礎。分稅制改革之前，我們的中央財政略顯單薄，而一些地方財大氣粗。那時的地方政府，還沒有在「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和地方實際上重新劃分了財權，中央財政大大充實了，同時，城鎮的房屋市場化改革也在這個時候開始。這些改革，影響深遠。但任何一項改革，不可能只有好處，不可能沒有一點消極面。我們現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問題，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賣地，房地產成為主要支柱產業，但泡沫大了，有問題，老百姓也受不了，國務院三令五申平抑房價，先後出台《國十條》和《國五條》，但收效都不明顯。還有地方債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復雜。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首先要處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裡面要算經濟賬，還要有法治。我們現在比過去更加強調依法治國，治國首先就要治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這個大的框架當然是憲法，是我們的根本政治體制所確定下來了的，但還有很多具體的問題，在各個部門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輪的法治建設與改革，要在這方面下力氣。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劃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政府是市場行為的「裁判員」，企業是市場的「運動員」，兩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兩者不能混同。還有，運動員也應該分分類，有的是跑長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裡有便宜可占就到哪裡去比賽。例如，很多央企進入房地產市場，央企掌握國計民生的命脈，實力雄厚，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經濟基礎。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業，拚命往房地產市場里鑽，到處拿地，而且把地價抬得很高。政府辦企業，當然要實現保值增值，但辦企業的目的不止是為盈利，還有承擔很多社會責任，特別是央企，應該多花一些精力去發展那些中長期的、戰略性的、風險大一些、利潤可能不那麼高的大項目，只要有利於國計民生長遠發展。而不是房地產這樣的，利潤高，見效快的競爭性項目。地方政府當然特別歡迎央企去拿地，怎麼拿他們都高興，一切可以開綠燈，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可能有點亂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這樣演算法治嗎？不好說了。未來著力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領域，加強法治建設。
其三，要更加強調，把促進公平正義作為政府的基本價值追求。我個人有一個看法，中國社會對公平的敏感，超過了西方。對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應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這么復雜的一個社會，維護公平不容易。我們講依法治國，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來維護社會公平，維護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盡量多考慮弱勢群體，不能被利益集團綁架了。現在對城鎮低收入群體提供的經濟適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戶區改造工程，全民覆蓋的醫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等，都是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這些方面還要加強。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市場經濟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是成功的，但進入了深水區，有可能摸不到石頭了，這個時候就必須開大船，要開船，要駕馭一個復雜的工具和復雜的局面，就必須按規矩來辦事，要講法、信法、用法，這樣船才穩當，才能乘風破浪。
（作者為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不斷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
李 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
▶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頂層設計的立法模式轉變
當前，我國法律體系雖然已經形成，但立法不當問題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後不能用、不管用、難執行、難適用、難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虛設。為此，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新形勢下，應進一步推進民主科學立法，不斷完善我國立法制度和法律體系。具體來說，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轉變立法觀念和立法模式。立法應當充分代表民意、體現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決社會問題、分配社會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權力滋生的腐敗，從制度和規范的源頭上維護人民利益。一是應當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立法觀，轉變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全面協調發展的立法觀；從片面追求立法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和實效的立法觀，轉變為立法質量和實效第一的立法觀；從重立法效率、輕立法民主的立法觀，轉變為民主優先兼顧效率的立法觀；從只管法律制定不顧法律實施的立法觀，轉變為兼顧立法與法律實施並以法律實施為導向的立法觀。二是應當從「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強領導、科學規劃、頂層設計、協調發展的立法模式轉變。從立法項目選擇的避重就輕、拈易怕難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轉變，使立法真正成為分配社會利益、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藝術。
第二，強化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職能。人大及其常委會應當轉變被動立法局面，使立法與全面深化改革協調推進，積極主動地通過法律的立、改、廢、釋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提供法律依據和法治保障。一是推進人大常委會常委的年輕化、專職化、專業化，讓人大常委會委員能夠充分發揮作用，更好履行職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期制度，適當延長每年的會期，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時間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聽制度，讓公民、媒體和社會組織能夠更加直觀地了解、參與和監督立法過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彌補人大常委人數少、時間少、專業知識不足等欠缺。五是進一步擴大人大常委會委員、專門委員會、立法工作機構起草或者組織起草、委託專家學者起草法律、法規草案的比重，增強立法的全局性，從源頭上預防立法中的部門保護主義、地方保護主義。
第三，推進民主立法。擴大不同利益群體公開主張、表達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訴求，通過立法博弈實現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廣泛的立法草案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的制度，對涉及人民群眾利益的立法事項，原則上都應當向全社會公布，並建立意見採納情況的說明和反饋制度。完善立法聽證制度，對影響重大、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項，要通過舉行聽證會的方式充分聽取意見，確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全面參與立法、有效開展立法博弈，保證人民群眾立法訴求的充分表達和宣洩。推行律師和法學專家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關系人提供專業立法咨詢、參與立法聽證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進立法公開，建立人大常委會、專門委員會審議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規草案的立法旁聽制度，旁聽代表有權發言，保證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9. 試述法制和法治的聯系和區別

1、聯系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2、區別：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而法治是治國的原則和方式，是動態意義上的，內容比較廣泛。

法制是國家權力機關頒布的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簡稱，它與司法制度，執法制度，法律監督制度等相對應。它是一個靜態的過程。法治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從內涵上講，它包括了民主，人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憲政等，從制度層面上講，就是有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規，從運行上講，它包括立法，執法，守法，司法，法律監督。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9)法治制度危機擴展閱讀：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10.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突然失去作用，這個國家會發生什麼

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突然失去作用，這個國家會發生嚴重的無政府壯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會發生嚴重的打搶違法犯罪行為無人管，市場經濟嚴重倒退，貨幣貶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