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法治指數
1. 你認為為什麼一定要減少貧富差距
我覺得一定要減少貧富差距，因為如果貧富差距變大的話，這會引起社會矛盾，而社會矛盾的引起就會造成整個社會的混亂，使整個國家的基礎變得動盪，人們的生活都會受到了損害
2. 能不能跳出西方灌輸的思想的桎梏
能不能跳出西方灌輸的思想的桎梏，真正理性地去思考一下，別人宣揚給你們的是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否真的符合邏輯和事實？？
先給文章總結、懶人包：
1、平等不等於平均，一人一票忽略個人能力差異，全都一票絕對平均，是最大的不平等。
2、人類的權利是基於平等的原則來分配的，任何權利都是和能力、付出等掛鉤的而不是平均的，同樣政治權利也是如此。
3、一人一票違背人類人才選拔的普遍規則。任何行業的人才都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一人一票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4、多黨制是推卸責任的最佳方法，真正幕後權力者毫發無傷。
5、選領導人是為了什麼？是為了人民利益，這才是最終目的最高民意，因此，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
6、所謂民主是精神需要，但是精神需要不是妄想，也是跟你的能力掛鉤的。
7、發達與一人一票無關，大多數實行一人一票的國家都不是發達國家。
8、政府清廉是靠法治，和一人一票等權力來源的方式不是一回事。
9、所謂靠選票去監督，是最不靠譜的方式。
下面是詳細內容和論證過程：
1、一人一票危害了「人人平等」。
很多人把「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談，
事實上，平等指的是人格平等，並非權利相等，具體的體現就是公平，而不是平均。而「平均」往往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平等和公平的體現恰恰來源於不平均。
就如大學入學，任何國家，都有一套篩選學生的方式，高考、會考、成績積點……等。什麼能體現考生之間的平等？那就是公平！即每個考生通過自己的實力去競爭，最後的結果和回報根據考生學習能力來劃分，學習好的上好好學校，學習差的只能去差學校，甚至落榜。這個結果就是不平均的，但是公平的，體現了學生之間的平等。
如果搞平均主義，學生無論學習多差，都能上好學校，這就是對學習好的學生不公平，就根本不是平等。
所以，一個公平的社會，是有多少付出就有多少回報。如果付出和不付出，都同樣的回報，那麼這就是個不公平的社會。
而一人一票，無論你是刻苦努力，還是游手好閑，無論是學富五車，還是目不識丁，全都是相同一票，無論你付出多少努力，都跟不努力的人一樣，一票平均。這就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相當於能力差付出少的人佔了能力高付出多的人的權利，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所以，一人一票，其實嚴重危害了人人平等。
2、人類的任何權利都是和能力、付出等掛鉤的，這樣才體現了平等和公平。政治權利也不例外。
你行使和你的能力、付出匹配的權利，才真正是維護了自己的權利。
上面的考大學是一個例子，即便是公司里股東大會選總裁，那也是一股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投票權和你的投入是掛鉤的，這也是體現了公平。
政治權利是人民的需求。人人都有參政的權利。你當然有選舉權。但是就如其它任何權利一樣，權利大小是跟能力水平掛鉤的。
如醫生可以診病主刀，護士就不能，建築設計師能從事建築設計，但建築工人就不能，只能做搬磚一類的活。這是分工，不管你是設計還是搬磚，都是參與，只不過參與的位置、權利和你的能力掛鉤而已。
這並非歧視，也並非不平等，而是能力水平決定。
建築設計師之所以能擁有從業資格和職位，那也是經過考試、考核、實踐等多個選拔步驟篩選出的，而篩選他們的是建築領域的專家，而不是建築工人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因為建築工人沒有相應的專業修為去選拔設計師級別的人才。
同樣，國家級的政務，對專業水平的要求極高，
要說建築工人從事建築多年，還對建築領域多少有些了解，而絕大多民眾並非從事政治領域，政治修為就更低的多，對政治的理解猶如小學一年級學生水平讓一年級小學生去選拔猶如「教授」、「院士」級別的國家領導人，豈不是荒謬？
因此，不否認每個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像其它任何領域一樣，你權利的大小是和你的能力掛鉤的。
而量化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大小，就是決定你可以選拔哪個級別的政治人才，而不是一步直達直接選拔國家級領導人。層層選舉而不是一步到位直選，才是最優秀最合理的選拔方式。
就像普通工人可以選工頭，但不能選總工程師一樣，總工程師得讓更高水平的人選拔。
所以，讓民眾參與選舉，但限制於地方人大代表或預設前提的選舉是合理的，這是水平所限，並非權利的限制或剝奪。
3、 人類任何行業任何領域沒有一個是採用一人一票普選的方式來選拔人才的。
全是通過專業的機構以考試、考核、評估、公示等方式來選拔人才，是內行選內行、精英選精英的模式。
因為選拔本身就是一種專業能力，不是每個人都能當伯樂的。就如博士，能選拔他的也只能是答辯委員會的5-7個本領域專家。沒有一個領域的人才是靠外行一人一票來投出來的，
各行業各領域，全沒有一人一票，難道各參與者都被專制被獨栽了？難道這些行業領域全都無法被監督？無法服務於民眾了？
這並不是說民眾素質不夠，只要人類社會有分工，就有外行和內行之分。民眾是各司其職，各有各的專業領域，在自己領域里當然擅長，但出了其專業，就是外行。就如你讓醫學博士去看摩天大樓圖紙，他就是個睜眼瞎，能讓他選拔建築師嗎？你讓飛機設計師去看手術圖片，他也是個睜眼瞎，能讓他選拔外科醫生嗎？
同樣，政治是極為專業的事務，對政治人才的素質要求極高，特別是國家級別的領導人，要兼顧社會、經濟、軍事、外交等內外復雜的矛盾和利益，沒有專業的經驗和素養是不可能勝任的
而普通民眾有幾個懂政治的？(不是說民眾素質不夠，而是因為社會有分工，即便是民眾個個都是博士，也有不同的專業，在其專業之外也是個外行)
讓民眾去選拔對能力和專業要求極高的國家領導人
這不是典型的外行選內行嗎？
就像博士不讓專家教授答辯，而讓路人一人一票決定學位給不給、醫生不是以專業機構考核出來，而是讓不懂醫的路人投票決定醫師資格給不給、建築師資格讓不懂建築的民眾投票……，這是對社會對民眾負責任的做法嗎？
為什麼西方卻採用這種「一人一票」這種方式而且滿世界宣傳？
因為事實上，「一人一票」是把選拔專業政治人才的責任交到絕大多數根本不懂政治的民眾手上，而且又是採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人群中少數真有政治頭腦的人也被其它不懂政治的多數人所稀釋，不起作用。
這種典型的外行選內行，實際上決定權根本不在民眾手上，
就是因為民眾根本不懂政治，所以，只要控制了輿論，就可以控制民眾的思維，進而左右選舉。
忽悠精英很難，但是忽悠民眾那是太容易了，
就如一個不懂醫的人想當醫生，忽悠專業醫學機構肯定是過不了關，但若是採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靠滿嘴忽悠口舌生花，那還是能忽悠大多數不懂醫的人，不出胡萬林、張悟本之流的騙子才怪。
所以，陳水扁兩顆玩具子彈就可以玩幾百萬選民於鼓掌，少數能看出蹊蹺的人手上的選票也被稀釋不起作用。
因此，「一人一票」不過是利益集團把持政治的一種手段。
4、「多黨制」，又是進一步忽悠的手段。
同一個金主可以操縱不同的黨派，
通過這些黨派壟斷候選人，
保證選舉結果都在自己手中，
比如美國每次選舉，都是為兩黨的候選人壟斷（其它人參選白參，肯定選不上），但是候選人怎麼出來的？？這不是人民定的。
只要選項是人家給出的，無論你挑哪個都是人家的人，
就是個騙局
而盡管美國議員是民選的，但美國國會的支持率，常年只有2成，反對率高達8成，就是個逆民意的制度。而且資本游說議員是合法的，這就使得國會成了財團的工具，國會里的所謂黨派競爭，實際上是傀儡戲法而已。
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可以花十幾萬億美元去中東燒炮灰、給華爾街填金融窟窿，甚至數千億美元軍援一些國家的獨裁者，而兩黨在這些事上空前的默契，而讓他們兌現醫改方案，拿出區區幾百億來給窮人買醫保，卻鬧到政府關門也實行不起來。
而且在執政過程中多黨制可以作為責任推卸的方式，把權力從左手倒到右手。民眾只看到自己的不滿造成政府輪換，看不到輪換後的政府背後還是同樣的利益集團。
這屆政府搞砸了，人民憤怒
怎麼辦？
主子再推出另一個代言人黨
你們再重新選吧，那個讓他下台，這個你可以選
結果人民以為自己勝利了，民怨暫時平息了
然後周而復始
這個闖禍，讓那個上，那個闖禍，再換回這個
無論代言人怎麼換，背後的主子還是紋絲不動
這怎麼就不是騙局了？
就如美國的金融危機，鬧那麼大，卻連責任人都找不到，
但華爾街還是華爾街，照樣賺的盆滿缽滿。
不過不少美國人也真的明白過來了，所以人家不去白宮鬧了，直接去佔領華爾街，因此知道誰才是真主子。
話說回來了，很多人詬病中國的一黨制
認為一黨是絕對的權力，
但是絕對的權力的另一面就是絕對的責任
責任你躲無可躲，不可能向兩黨那樣輕易推卸責任
為了不讓人民不滿，只能往好里做。
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如美國等，
對中國這個禁運哪個調查
真正的好東西如高科技，生怕中國得到
但是卻不遺餘力地一再向中國推銷美式民主
就是因為中國如果著了道
他們也可以同樣的方式扶植代言人、傀儡政權。
5、什麼是判斷是否是真正民主的標准？
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而不在於形式！
民主是個固有詞語，不能從字面上去理解它的意思。
關於判斷民主的標准，有人完全按照西方標准說看是否有普選、有三權分立、有言論自由，來作為民主的標准。
但這些無一不是形式，並非本質。
比如一人一票選總統，是為了選總統而選總統嗎？不是，而是指望這個總統能讓自己生活幸福、境遇改善。
三權分立也是，為的是保障法制，保障法制的目的也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
言論自由也是，為了群眾能提出意見，也是為了人民幸福。
所謂人民參政議政，也是為了人民生活幸福。
因此，人民生活幸福才是最終的目的，是最高的民意。
只要符合這個最高目的和最高民意，才是民主
換句話說，只要符合人民利益，就是民主。
其它所謂的民意，都低於這個最高民意，也必須服從這個最高民意。
比如你選誰當總統，那隻是你一個階段性的民意，也只是為了實現最高民意的一個手段，如果不能達到符合人民利益的目的，即便總統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那也根本不是民主。
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一些國家，一人一票、議會制、三權，這些形式都學全了，但是卻無法達到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目的，甚至連最基本的社會穩定、人民生命有保障都做不到，也就是說，根本不符合人民利益，這也根本不能叫做民主。
就如對岸台灣省，也是什麼形式都學全了，但是選出的領導人都是什麼貨色？日本種李登輝、「美國駐台行政長官」代表美國利益的貪污犯陳水扁、支持率9％人稱白痴的馬英九
造成社會發展停滯，人民薪水17年不變
經濟由搞西式制度之前佔大陸的40％，變成今天的僅有二十分之一
這樣符合人民利益嗎？
符合最高民意嗎？
這能叫民主嗎？
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就是民主
而不在於所謂的選票、多黨等形式
作為政治外行的絕大多數民眾，對自己的利益所在也很難把握清楚，特別是長遠利益的保障，需要一定的政治眼光。
如果盲目依照民意，最後可能反而損害人民自己的利益，這能叫民主？
就如醫生也會限制病人的行為，可能不符合病人的意志，但絕對是為了病人的利益，你能說病人就是醫生的奴才？
父母師長也會限制孩子的行為，也是為了孩子好，難道你能說這孩子就是老師的奴才？
6、所謂民主是精神需要
採用層層遞進、水平提升的間接選舉，就已經可以滿足人民的民主精神需要了。
因為精神需要不是妄想，同樣和你的修為掛鉤。社會不是根據你的妄想而滿足你的精神需要的。
就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這個"想"不是妄想。你想當將軍，你必須有當將軍的能力和素質。
你妄想當將軍，這不叫精神需要，這叫白日做夢。
你要想當將軍，要從班長、排長、連長……扎扎實實地起，其中的每一步中的努力和目標追求，才是你真正的「精神需要」。
7、有人說發達國家大都是一人一票、多黨制，但是他們沒有看到，同樣，最落後的的國家也大都是一人一票多黨制，如盧安達、阿富汗。
而那些所謂的發達國家，沒有一個是靠今天的這種西式制度而發達的。比如美國二戰後就是老大了，但是種族隔離制度一直實行到60年代，到1965年選舉法案出台後才有真正的普選；英國，上議院把持到50年代，而到今天上議院議員都是世襲的，它當老大的時候在搞羊吃人、種族屠殺；瑞士，婦女到1971年才有選舉權。
而第三世界國家搞西式制度而發達的國家鳳毛麟角，甚至幾乎沒有。例如韓國，成為四小龍的時候是軍政權獨裁時期。台灣省，兩蔣世襲的時候也是四小龍，90年代搞西式制度，經濟停滯，經濟由佔大陸的45％變成今天的不到5％。
西方建立真正的一人一票、多黨制，那已經是70年代以後了，不過短短的幾十年，還遠沒有經過歷史的考驗。而且事實是，實行這些年以後，西方也明顯開始衰落，如美國經歷金融危機，至今靠借債度日，歐洲至今在歐債危機中尚未走出，而歐債危機的根源，就是希臘政客為了討好選民不負責任的掩蓋問題、層層加碼許諾的惡果。
因此，這種制度是不是真的適合西方自己，都有待考驗。遑論普世。
結語：作為政治外行的民眾，在治理國家過程中的角色，可以在法律框架內起到溝通、提供信息和權力監督的作用，或者在初級的地方人大代表或村級的層面參加投票選舉，一級級選出更高級的政治人才，保證執政專業度的逐級提升。並且在法治化進程中發揮每個人的作用，培養整個社會的法治精神。
這才是我們國家的體制需要完善的地方，而不是要引入某些人鼓吹的普選和多黨制而淪為資本利益集團的工具。
8,一人一票、多黨制和政府清廉並無相關性。
防止和治理腐敗，是靠權力監督，屬於法治范疇，而和權力的來源方式不是一個概念。
政府清廉程度，和國家的法治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相關。
世界178個國家，多年來中國腐敗排名70-80位，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屬於中等偏上，在同一發展水平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屬於情況比較好的。
那些最清廉的國家，絕大多數也是發達國家，其社會制度經歷了至少百年的完善，法治完善是清廉的主要因素。
而同樣，全球最腐敗的國家，絕大多數也是實行一人一票、多黨制制度的國家。
而亞洲，最清廉的國家就有卡達、阿聯酋。但它們都是酋長世襲的封建制度，嚴禁任何政黨行為，遑論選票和多黨制。但它們比台灣都清廉的多，比印度、菲律賓更強的沒邊。就是因為其法治完善，如阿聯酋，法治指數全球排二十多名，與發達國家水平相當，雖然那是封建法治，如歧視女性、必須符合古藍經等。
另外，腐敗不止是政府范疇，其它擁有實權的都會腐敗。如華爾街的腐敗舉世皆知，連發行美元的美聯儲都把持在他們手中，可謂掌握美國國家命脈，但他們搞出金融危機也沒有任何人擔責，反倒通過國會強行拿納稅人的錢給自己填窟窿。就是因為，美國雖然三權分立，但是沒有一權可以抗衡華爾街，反倒成了他們金錢捕獲的工具。
因此，我們國家真正需要改善的就是法治化水平。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法治化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完善，還涉及到社會每一個人的法治精神。
一些法律的制定也需要時間。
如官員財產公示制度，需要大量調研和試點，而且要建立在社會信用制度的完善的基礎上，不然倉促實行，反倒迫使大量贓款通過法律漏洞轉移或漂白。如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也早就實行了財產公示制度，但是比中國的腐敗還要嚴重。
就如美國，關於官員財產公示制度，20世紀初就有提案，但到60年代才開始制定相關法律，到80年代末還有四分之一的州沒有實行，前後醞釀了差不多100年。
而我們國家，80年代有提案，現在已經有不少法律出台，一些地方已經開始試點，相比之下還是要快的多。
9、很多人認為，有了選票，就能夠監督官員了。實際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誤區。實際上，靠選票，是最不靠譜的方式。世界上腐敗排名倒數的國家，絕大多數是有一人一票選票的。
其一、選票只能是四年一次，所謂如果「他胡作非為，下次就不選他」，這種反而是最不痛不癢！反而是推卸責任的最佳方式！
四年時間短？足夠他折騰夠嗆了吧？但民眾的反應只能是4年後不選他，這不就如同遇到騙子，被騙了大量財富和時間，受害者的反應只能是「幾年後的下次不找他」，那騙子不就樂得其所？更何況，最多任期兩屆，第二屆的時候，反正不會再參加下一次選舉，民眾連「下次不選他」這機會也沒有了。
其二、所謂「因為民眾決定了當政者的去留，所以當政者為了民眾的支持不會胡作非為」。更加可笑！誰真正決定了當政者的去留？？民眾只是最後一步選舉階段才有二選一的權力。而之前，誰扶植他當候選人的？誰出錢為他大力宣傳的？這不是民眾決定的吧？你得罪了財團，連候選人都當不成！
更何況不從事政治沒有政治素質的民眾，很容易被財團媒體控制的輿論左右。就如陳水扁，兩顆玩具子彈都能玩民眾於鼓掌（也可見，所謂「下次不選他」是多麼不靠譜，關鍵時刻一點小動作就可以讓大多民眾改變，少數看出蹊蹺的有政治頭腦的人也被「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掩蓋）。
可見，民眾也只是在人家給好的選項中挑一個而已，選項是人家定的，不管你選誰，都是人家事先給好的。這真的是決定權在民眾嗎？？
就如美國的選舉，一直以來都是為兩黨壟斷，總統都是來自兩黨的候選人。而誰能讓你當上兩黨的候選人？超級黨代表及他們背後的財團說了算。得罪了他們，你連候選人都當不成，遑論當總統？
即便你當上了總統，就如肯尼迪，是美國歷史上支持率最高的總統？可那又怎樣？光天化日電視直播之下被殺掉，相關資料竟然被FBI封鎖當機密要到2039年才公開，真凶至今逍遙法外，殺了總統，竟然還輕易動用國家機器擺平了。可見真正的權力在誰手中？誰才有真正的決定權？？
其三、真正起監督作用的是法治。如陳水扁下台後被捕，那不是靠公投，也不是靠選舉，而完全走的是法律途徑。彈劾柯林頓也是由獨立檢察官發起，走的也是法律程序！哪裡靠的是選票？？
而法治和一人一票無關。就如阿聯酋，是禁止政黨存在的世襲君主制，但是法治指數比台灣、義大利都高，清廉指數也在亞洲排名前列，超過台灣。
其四、「因為有了選票和監督，就像有了方向盤，國家就可以在前進中修正自己，以免誤入歧途，這就可以使國家長期保持活力」
笑話！那美國怎麼還搞奴隸制一百年？種族隔離兩百年？還一而再地暴發金融危機找不到解決之道？歐洲還繼續深陷危機？就如希臘，一屆屆選舉人反而使國家一步步走向深淵，更遑論更多實行一人一票的第三世界國家，多少國家已經積重難返？就連表現還不錯的印度，長期的種姓制度就無法被撼動。所謂的「以免誤入歧途」，真的是你想像的那樣嗎？？能不能有點理性思考而不要去想當然地喊口號？？
其五、人類任何領域，不管是教育、醫療、建築，還包括司法等公共權力機構，它們也都是服務民眾，與每個民眾的利益相關。但沒有一個是用一人一票來選拔人才和管理者的。按你的邏輯，難道這些領域都無法良性運行？無法被有效監督？
這是轉載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3. 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區分標準是什麼
評價標准主要是這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將一個國家核算期內（通常是一年）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這個國家的常住人口（或戶籍人口）相比進行計算，得到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各國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個標准，為了更加客觀的衡量，經常與購買力平價結合。就能核算國家發展水平。
發展中國家指經濟、技術、人民生活水平程度較低的國家，與發達國家相對。發展中國家的評價標准主要是這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相對比較低，通常指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的130多個國家，佔世界陸地面積和總人口的70%以上。
發達國家是指那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技術較為先進、生活水平較高的國家。另外，也稱作工業化國家、高經濟開發國家。發達國家的普遍特徵是較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工業化水準和生活品質。
(3)人類法治指數擴展閱讀：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計算方法：
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總產出（即GDP總額，社會產品和服務的產出總額）/總人口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核算期內（通常為一年）實現的生產總值與所屬范圍內的常住人口的比值（當前流動人口成為全國或地區經濟貢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決不能忽視，故用戶籍人口作為比較指標是不科學的）。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國民收入會經常被比較，除直接比較外，亦會計算人均的國民收入，以增加其可比性。而不同地區的國民收入通常會以本地貨幣計算，所以需要以當期的匯率先作轉換，另外亦有一些做法是以購買力平價作轉換，以避免可能匯率的扭曲。
4. 簡答題：什麼叫經濟增長通常有哪些指標反映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國民收入的增長其基礎是技術進步、制度變革和意識形態的調整。是指一國生產的商品和勞務總量的增加，即國民生產總值（gnp）的增加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
（1）經濟增長通常是指宏觀經濟增長，即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產品量和服務量的增加。（2）決定經濟增長的直接因素：
一是投資量。一般情況下，投資量與經濟增長成正比。
二是勞動量。在勞動者同生產資料數量、結構相適應的條件下，勞動者數量與經濟增長成正比。
三是生產率。生產率是指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利用的效率。提高生產率也對經濟增長直接作出貢獻。
三個因素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大小，在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階段，是有差別的。一般來說，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或階段，生產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在經濟比較落後的國家或階段，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增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較大。
2．實現較快經濟增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量度經濟增長速度快慢的指標是經濟增長率。
（2）我國實現經濟較快增長的必要性在於：
第一，現在我國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總量和人均量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只有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才能逐步趕上並最終超過它們。
第二，我國人民現在的生活水平不高，生活質量比較差。只有實現經濟較快的經濟增長，才能較快地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第三，我國目前也面臨著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失業、社會保障、環境污染等)，沒有較快的經濟增長也難以解決。
（3）我國經濟實現較快增長的可能性在於：
第一，資源條件比較有利。(可以從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金積累的潛力等多方面進行分析)
第二，制度條件良好。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建立，為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根本性條件；改革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是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
第三，國際條件有利。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發展，給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機遇和有利的條件，為我國開展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加快經濟增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3．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1）科學技術是知識形態的生產力，它一旦加入生產過程，就轉化為物質生產力。科學技術在當代生產力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技術進步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
技術進步通過兩種途徑來推動經濟增長：
一是技術進步通過對生產力三要素的滲透和影響，提高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
二是在高科技基礎上形成的獨立的產業，其產值直接成為國民生產總值的組成部分和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
（2）我國實現技術進步的途徑：
第一，從我國國情出發，實施正確的科學技術發展戰略。
第二，著重發展關鍵技術。
第三，改革科技體制推動科技創新體系建設。
國內生產總值是反映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
5. 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標準是什麼
法律分析：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標準是人均年收入8000美元。
發達國家的普遍特徵是較高的人類發展指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工業化水準和生活品質。藉由開發自然資源也可以達到較高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類發展指數，但未必屬於發達國家（比如卡達、汶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
發達國家大都處於後工業化時期，服務業為主要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則大都處於工業化（製造業，也就是工業）時期，未開發國家則還在農業時代。
經濟特點
一、生產力水平高度發達，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較高的國家，產業結構先進，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第三產業所佔比重一般大於60%。
二、經濟運行機製成熟，市場機制和市場體系健全，經濟發展很有用很有優勢，管理不錯，並有比較完善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
三、經濟國際化程度高，外貿對外出口方面比較多多質量總體高，外貿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占據較大份額，金融市場高度國際化，跨國公司高度發展。
法律依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
3.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黨的十九大對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作出分兩個階段推進的戰略安排，即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展望二〇三五年，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躍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台階，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和軍隊現代化；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6. 英國是怎樣從任職轉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國家的法治道路卻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國家既漫長又曲折，歷經坎坷才終達目的，有的國家歷經艱難曲折後至今也未實現。但是，也有的國家就比較順利，並且較早地獲得了成功，英國就是這樣的國家。盡管英國的法治進程不敢說是不漫長的，但曲折的確比較少，中斷和反復從未發生，堪稱是一條成功之路。那麼，英國的法治之路是怎樣取得成功的？有何經驗與啟示？本文擬首先分四個關鍵性歷史「網結」， 粗線條地追溯英國法治歷程，然後就英國的法治經驗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與法治的起步
英國的法治進程始於建國之時，源於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習俗。
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不列顛。盎格魯－撒克遜人原本生活在歐洲大陸，屬於日爾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顛之前，尚處於氏族社會解體階段，社會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習慣來維持，而維護和執行部族習慣的機構是各級民眾大會，即部族大會、千戶區大會和百戶區大會。大會通常在稱為「法律之丘」的山腳下舉行，山丘之顛立一巨大石柱，象徵法律的至高無上。 屆時，會場四周樹以木樁，用一根稱之為「聖圍」的長繩圈圍起來，圈內之地是「和平聖地」。會議由所屬區域內的全體自由民組成，開始時首先舉行靜肅儀式，由主持人（即各級首領或長老）庄嚴宣告：「余要求諸位靜聽，不聽者禁之。」繼而由一名或幾名被大家公認為精通習慣的宣法者提議制裁方式，最後由全體與會自由民通過撞擊武器的方式做出判決。 「法律之丘」、「聖圍」、「聖地」等歷史遺跡證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另據塔西陀《日爾曼尼亞志》描寫，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娛樂和賭博中，也都「正經其事地」認真對待游戲規則，「甚至當賭本輸光了的時候，把自己的身體自由拿來作孤注一擲。輸家情願去做奴隸；即使他比對方年輕力壯一些，也甘心被縛著去拍賣。」 龐德認為，這種習慣體現了一種「嚴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顛後，盎格魯－撒克遜人把古日耳曼人的「嚴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習慣隨身帶入英倫，並把它們奉為治理國家、維護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於是形成了英國早期的習慣法。與此同時，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起了郡區-百戶區-村鎮三級行政區劃體系和以郡法院、百戶區法院為主體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體系，作為適用習慣法的機構，繼續保持了古日爾曼人的大眾集會式司法傳統。
眾所周知，習慣法不是由某個權勢人物或機構所刻意制定、然後「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強加於社會的「國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眾約定俗成的產物，是自生自發的「社會法」、「大眾法」。它們「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裡」。盧梭認為，習慣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種，其他一切法律成功與否都仰賴於它，因為其他法律「都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 哈耶克則稱社會自發生成的習慣法為「內部規則」，稱政府立法產生的制定法為「外部規則」，並認為，「外部規則」「只對我們稱之為政府的組織的成員有約束力」, 而「內部規則」「則會限定所有社會成員的許可行動的范圍」， 就是說，「內部規則」是普遍的正當行為規則，而「外部規則」通常是不具備這種屬性的。因此，相對於國家制定法來說，習慣法天生具有兩大優越性：一是它們通常都是體現社會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為從習慣到習慣法的演化過程，亦即社會大眾對良莠雜陳的習慣進行「去惡存良」的選擇過程。二是它們通常都能得到社會成員的普遍信仰和服從，即使貴為國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駕其上。總之，良善性和實效性是習慣法與生俱來的本質屬性，而這兩點恰恰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於立法權和司法權從來就沒有集中於國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會大眾手中，故而建國伊始英國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傳統。愛德華一世時的一位法學家大膽斷言，國王「根據法律而不是個人意志來引導他的人民，並且和他的人民一樣服從於法律。」 該傳統的一個有效保障和形象化體現就是國王加冕宣誓。從8世紀起，英國的每一位新國王就職之前，都必須跟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問，逐條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幾條內容是保證維護公認的習慣法、公正執法、懲惡揚善、伸張正義等。可見，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國王義務和責任，這與我國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張揚權力形成鮮明的對照。如果國王背信食言，將有可能被廢黜，甚至招致殺身之禍。
托克維爾曾指出，一個人的性格特徵和人生道路往往決定於可塑性最強的嬰兒時期，亦即取決於第一時間接觸外部世界時的最初感受。「一個民族，也與此有些類似。每個民族都留有他們起源的痕跡。他們興起時期所處的有助於他們發展的環境，影響著他們以後的一切。」 早期習慣法劃定了英國未來發展的法治走向。從此，英國就沿著這個方向義無反顧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諾曼封建法與英國法治的成長
1066年諾曼征服後建立起來的諾曼王朝，全盤繼承了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的習慣法和大眾化司法傳統。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廣告天下：「保持愛德華國王有關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項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諾曼征服加速了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並把臻於成熟的大陸封建法引入英國。封建法的引進進一步促進了英國法治傳統的成長。
所謂封建法，指的是調整封建領主與封臣權利－義務關系的規范體系，它是雙方合意的產物，而不是一方強加於另一方的結果。伯爾曼曾對封建法作過法理分析，指出，領主和封臣之間的關系不是一種單向的支配與服從關系，而是一種以互惠互利為前提的契約關系，就像一種婚姻契約。 在這種關系中，領主和封臣分別享有某些確定無疑的權利，同時又分別負有某些相對應的確定無疑的義務。例如，封臣因領有領主的封地，必須效忠於領主，必須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領主提供數量不等的騎士義務，繳納繼承稅、助錢或其他封建捐稅，必須應召出席領主封建法庭，參與或接受「同等人」的審判。反過來，領主有權傳召封臣組成封建法庭，審理領主與封臣、封臣與封臣之間的糾紛案件，同時，領主也負有率軍作戰、維護正常秩序、保護封臣人身及土地財產安全的義務。這些權利和義務作為法律規范分別制約著雙方的行為，倘若其中一方單方面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或者要求習俗、慣例規定之外的權利，則被視為「違法」行為，此時另一方有權通過法律程序要求對方改正，即投訴於領主法庭，通過判決獲得救濟。倘若法律程序於事無補，受害一方有權宣布解除封建契約關系。若受害方是領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時候，封臣甚至可以對領主兵戎相見，奪取領主的土地財產，但這只能是在法律解決徹底無望的情況下別無選擇時的最後手段，而且不得傷害領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體安全。
從本質上說，封建法屬於私法范疇，它所調整的僅僅是某個領主和某個（些）封臣的私人關系。但是，由於英國封建制度的確立是諾曼征服的結果，英王不僅是全國最大最高的領主——全國所有大大小小的貴族都是國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實的最高統治者——征服者的生殺予奪大權保證了諾曼王朝對全國的有效統治。這樣，最高領主和實權國君集於一身，從而使得原屬私法性質的封建法實現了公法化轉化，或者說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於是，作為領主的國王所承擔的封建義務亦即作為封臣的貴族所享有的封建權利，實際上構成了一套約束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法（憲法）規范。在這套規范下，「每一個君主都是一個權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工具」，成為限制王權、推動英國法治傳統成長的積極力量。
據史料記載，諾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過每年定期召開三次的大會議和不定期召開的小會議（視為兩種不同形式的國王法庭），與貴族們一起裁決糾紛和商討國事。因此，盡管諾曼王權是當時歐洲各國中最為強大的，有封建集權君主制之稱，但並未給英國法治傳統帶來負面影響，相反，藉助於封建法對王權的限制，法律的權威和英國人的法治意識還有所增長，這從當時一位軼名詩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贊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說：「法律高於國王的尊嚴。我們認為法律是光亮，沒有光亮就會誤入迷途。如果國王不要法律，他就會誤入迷途。……有了法律，就會國泰民安，沒有法律，就會國家動亂。法律這樣說：依靠我，國王才能統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對待。國王不可以改變確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勵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違法者亡」。
三、普通法與英國法治傳統的穩固
諾曼征服帶來的另一影響更為深遠和重大的後果，就是由此導致的強大王權使得1154年繼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從而成功地將各地分散的習慣法和封建法統一起來，締造出了歐洲歷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徵的法律體系——普通法。正如英國著名法學家密爾松所說：「普通法是在英格蘭被諾曼人征服後的幾個世紀里，英格蘭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權和特殊化的進程中，行政權力全面勝利的一種副產品」。
按常規邏輯推論，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權擴張的副產品，它理應成為王權的御用工具，進而成為妨礙法治進步的不利因素，但實際結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產生為英國的法治進程注入了新的更強勁的動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於哈耶克所說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發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實踐過程中通過判例的日積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過法官對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釋和不斷開創新判例而實現自身發展的。在此過程中，王權的實際作用只是充當法官的後盾，為其造法活動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權威，而沒有直接參與法律的創制與適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專斷意志的產物，更不是權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獨立於權力之外的自治性。對此，哈耶克寫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務或努力維護並改進的乃是一種並非任何人設計的不斷展開的秩序；這種秩序是在權力機構並不知道的情況下且往往與該機構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擴展會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組織的范圍；它也不是以服務於任何人之意志的個人為基礎的, 而是以這些個人彼此調適的預期為依憑的」。
在這樣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過遵循先例原則維護著法律的確定性，同時又通過司法解釋賦予普通法以與時俱進的靈活性。「法官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而變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於任何一種不是由個人行為規則決定的而是由權力機構特定目的決定的秩序。法官不能關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體的需求, 不能關注『國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關注一種行動秩序可能應予服務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國，普通法「一直被認為是獨立於政治權力機構而存在的。」 美國學者伍達德曾把這種自治屬性稱作普通法特有的「榮耀」，他說：「『榮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歸功於任何單個並確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將法律頒布『下來』的神、國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法律傳統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雖然它確實為法律職業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對獨立於政法干預，因為並不存在什麼與它密切結合的『權威性的命令』」。
法學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均已證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過，法律自治從來就是一個動態概念，換言之，法治總是體現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變過程。一個國家走向法治的歷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歷史。因為我們知道，任何社會（包括國家產生之前的社會）都有某種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態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卻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讓人們時時、事事、處處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與威嚴；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則少之又少，少到幾近於無。對於這種含量的差異，美國法學家昂格爾曾用「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兩個稍顯簡單的概念來加以區別，他說，「比較古代中國和現代歐洲的法律經驗」可以看出，「它們分別代表了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兩種極端」，而其餘的「大多數文明形態始終位於上述兩種極端之間。」 昂格爾的這個結論特別是關於古代中國法製法治含量最低的說法雖然有待商榷，但他試圖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鑒的。總之，法制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定性分析層面上，必須借鑒數學和經濟學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麼，法治含量分析作為一種學術研究方法有沒有可操作性呢？我們認為，盡管難以用數學上的精確數字來衡量和評斷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語語言學中的「比較級」、「最高級」之類的模糊方法，先設計一個評價模型，亦即指標體系。 竊以為，這個體系模型至少應當由以下三個不同向度的變數指數組成：一是法律規范（包括實體規范和程序規范）的正義公正性，即法律規范的倫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調節廣度與深度，即法律對社會生活的覆蓋范圍和滲透力度。其中，首當其沖的是政治生活，而在這裡面又以政治權力特別是最高政治權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調節以及受其調節的范圍與程度最為關鍵。三是法律對社會生活調節過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運作的獨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獨立。這三者可稱之為「法治三維」。「三維」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總之，由於普通法初步實現了法律的職業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紀末，隨著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國的法治傳統趨於穩固。從此，法官們藉助於有形制度的支撐，能夠理直氣壯地以「正義聖壇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國王在內的外界強權的干預，獨立地行使司法審判權。不過，此時的英國距離法治的真正確立還有一段路程。
四、「光榮革命」與法治的確立
到16－17世紀，西方乃至整個人類的法治事業都遇到了嚴重挑戰。此時，絕對專制主義正以不可阻擋之勢風靡歐洲大陸，從西班牙、葡萄牙到法蘭西、俄羅斯，紛紛走出封建割據時代，建立了以王權為中心的絕對君主專制制度。這時統治英國的都鐸王朝自然不會置身國際潮流之外，也試圖步歐陸專制王權的後塵。它通過宗教改革，摧毀了教會堡壘；通過「政府革命」，從體制上強化了國王政府的政治權威。在中央政府，設立了樞密院，取代了原先鬆散低效的諮議會。樞密院由出身社會中下層的欽命大臣組成，他們忠君不二，精明干練，成為都鐸王權最得力的統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鐸王朝擴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職權，把他們變成了中央王權的「雜役女傭」，全權負責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鐸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爾士邊區法院等一系列特權法院，特權法院依附於行政權，採用糾問制，不用陪審團。這樣，一套帶有專制主義傾向的政治體制建成了，王權的觸角從橫向說擴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縱向說伸展到最基層的普通居民。
但是，經過數百年的發展，以普通法為載體的法治傳統此時已經植根於英國日常生活和文化傳統中，成為橫亘在都鐸專制道路上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所以，都鐸王朝始終未敢將專制企圖推向極端，只能適可而止，自我滿足於「有限專制」。 在立法和決策上，都鐸諸王基本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行事，對普通法法官的獨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蠻橫罷免的事例屈指可數。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從於絕對君主專制的國際大背景下，英國奇跡般地獨善其身，堅守住了法治的底線。難怪在都鐸王權最強大的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倫敦主教約翰•埃爾默仍堅決否認女王是專制君主，因為「首先不是她在統治，而是法律在統治」。
然而，隨後上台的斯圖亞特王朝卻沒有都鐸王朝那麼明智和剋制。該王朝信奉「君權神授」論和「王權無限」論，決心實行個人獨裁統治。於是，凡是不利於國王利益的法律活動皆被取締，「即使閱讀愛德華三世時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審判檔案也被禁止，因為（那些檔案）與當時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國王經常於開庭前召見法官，施加壓力，力圖操縱法庭判決。有時強迫法庭把有損國王利益的案件擱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違抗王命，則立即免職。斯圖亞特王朝還利用特權法院打壓獨立性較強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經常依據衡平法原則簽發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審判活動或阻止其判決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權法院則成為國王鎮壓政治反對派和宗教異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導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傳統陷入生死存亡的嚴峻危機。
在此關頭，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舉法律至上的大旗，為維護普通法的獨立性、反對政治權力的任意侵犯，與國王政府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他堅持普通法高於一切和國王權力必須限於法律之內的原則，認為司法權只能由法官獨立行使，國王絕不能幹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從法院調走案件或直接裁決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強權、犯顏直諫的那次君臣對話，成為法治史上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科克的斗爭盡管因勢單力薄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畢竟高揚了法治精神，打擊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主義氣焰，鼓舞了議會中國王反對派的士氣。1620年科克被免職後進入下院，立即與國王反對派結成同盟，反專制斗爭從此進入不斷勝利的新階段。1641年，議會宣布廢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權法院，剝奪了政治權力干預司法的主要手段。接著內戰爆發，王政傾覆。在法治與專制的首次正面交鋒中，法治原則獲得了初步勝利。
到17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政治斗爭的激化，斯圖亞特復辟王朝試圖重溫專制舊夢，肆無忌憚地侵犯議會權力，罷免法官，干預司法，法治再次面臨生死抉擇，由此激發了「光榮革命」。在這一最後的決戰中，法治徹底戰勝了專制。1689年議會頒布《權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國王經常用以干涉法官獨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權和中止權，明確規定國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實施，未經議會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權。1701年，議會又制定《王位繼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職；法官只有在議會兩院的請求下才可罷免；法官的基本薪俸應予以保障，從公共財政中支付。第一個現代法治國家由此誕生。
五、英國的法治進程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經驗。
第一，建立適度強大的政治權威，進而實現政治與法律的良性互動，是順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雖然理論研究業已證明，法律和政治的分離，是實現法治的必由之路，但無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無法截然分開的，它們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兩大核心組成部分，總是結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運行離不開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價值的實現也離不開政治後盾的保障。然而，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由於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其首要目標是獲取和運用權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權利，其基本價值是界定和保障個人權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間又總是存在一定的張力和沖突。為了權力，政治有可能無視權利，壓製法律；為了權利，法律必須約束權力，規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輔相成，又相反相剋。二者關系結構的不同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進程。如果相輔相成關系居於主導地位，則形成良性互動關系，法治文明將順暢發展；如果相反相剋關系占據了主導地位，就會阻礙法治文明的進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響雙方關系結構的主導力量，因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畢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質言之，如果政治權威強大適中，政治權力的作用發揮合理有度，雙方便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進而推動法治發展，如若不然，後果無非兩個：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弱小，無力將社會整合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法律的統一和有效實施難以保障，法治自然無從談起；或者因政治權力過於強大，超越法律之上，變法律為自己的工具，結果就會走向法治的反面——專制。
對於英國來說，在走進國家文明後就建立起了一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既完成了國家的政治統一，又沒有吞噬掉原始民主習慣，遂使法治傳統的萌生成為可能。隨後的諾曼征服進一步強化了王權，但由於貴族聯合力量的抗衡作用，並未強大到東方國家那種程度，從而形成了一種集權而非專權的國王政府，結果就為法治傳統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環境：集權性賦予國王政府以足夠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過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實現法律的統一，而非專權性又決定了它沒有「過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實現和鞏固。由此可見，建立適度強大的中央政府對於法治的生成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前提條件，這是英國留給後人的一條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驗。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設是關乎法治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英國的法治傳統雖說源遠流長，但在12世紀以前，由於尚未建立自成系統的法律設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託於政治系統的外殼之下。既然 「寄人籬下」，難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現一個權迷心竅的政治家且決心建立專制統治，法治傳統將面臨生死抉擇，如若不想坐以待斃，只能訴諸於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約翰王時期的武裝叛亂），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資利用。普通法的產生終於使這個問題得以解決。換言之，普通法的形成過程亦即英國法律自治傳統的制度化過程。如果說在此之前英國的法治傳統尚處於「蛹化」階段，那麼，普通法的產生則標志著它已經「化蛹為蝶」。完成制度化後，英國的法治傳統終於登上不敗之地。從此後，不管遇到多大的艱難險阻，它都能憑借著制度化的物質力量而化險為夷。都鐸王朝在專制道路上的自我剋制，斯圖亞特王朝專制夢想的最終破滅，都充分顯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強大威力。從這個事實中，我們可以總結出另一條具有普適價值的歷史經驗：制度化建設對於法治事業來說，是一個關乎生死存亡的決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設。英國的司法制度化既早於、又快於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紀，伴隨著普通法的產生，英國就基本實現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紀才真正啟動。伊麗莎白一世時期號稱是都鐸專制王權的頂峰，但她既沒有常備軍，職業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當時法國的一個省、中國的一個縣。由於司法制度超前發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發展相對滯後，所以，英國的行政管理在很長時期內主要通過司法渠道來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傳統。這與我國行政制度發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決定的司法行政化的傳統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兩國的法治進程和命運也截然相反。
7. 中國全面帶到小康社會的基本標准~偶急用~謝謝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科學內涵
據考證，「小康」一詞，語出《詩經·大雅》，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概念。從狹義理解，它指的是一種生活狀況或生活水平，即「富有仍嫌不足，但溫飽已經有餘」。從廣義理解，除經濟生活之外，它還涉及社會、政治、文化、生態環境等諸多領域。西漢經學家戴聖編纂的《禮記·禮運》一書，最早描述了作為一種社會模式的「小康」狀態，稱：「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是為『小康』。」在這里，「小康」是與「大同」相對的一種社會狀態或理想。大同，是財產公有、政治民主、社會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穩定的理想社會狀態；而小康，則要低一個層次，是財產私有、生活寬裕、上下有序、家庭和睦、講究禮儀的社會狀態。
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借用「小康」這一概念，描繪了中國式的現代化進程。此後，小平同志又多次重申「小康」概念，並把中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二步，界定為達到小康。目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標已經勝利實現，人民生活總體達到了小康，但還只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和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所謂低水平，是指我國目前達到的小康還剛剛邁入小康社會的門檻，也就是說剛剛「達標」。據測算，雖然截至2001年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超過11590億美元（按現行匯率折算，下同），但人均GDP只有912美元，尚不足1000美元；而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更低，僅為436美元。
所謂不全面，是指我國目前達到的小康基本上還處於生存性消費階段，以教育、體育、文化、衛生為核心的發展性消費還沒有得到有效滿足，社會保障還不健全，環境質量還有待提高。比如，我國城鄉居民總的消費支出中用於吃喝的比重仍然偏高（據統計，2001年我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37.9％，剛剛越過小康標準的底線向富裕型邁進；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7.7％，基本上屬於剛剛「入圍」小康標准），而用於發展消費乃至享受消費的比重仍然偏低。
所謂發展很不平衡，是指地區之間、工農之間和城鄉之間，以及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收入和生活水平還存在比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進展狀況和達到的水平也是不平衡的。以地區差距為例，2001年排名第一的廣東省的經濟總量超過1萬億元，而排名最後一位的地區只有139億元；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國家統計局日前指出，若考慮農民收入中的實物部分以及城市居民收入中的隱性部分，則城鄉收入差距不是3∶1，而是5∶1乃至6∶1。另據國家統計局的研究，2000年末，全國初步達到小康水平的人口是75％左右，言下之意，即使是目前這種低水平的小康也還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沒有達到；截至目前為止，全國還有3000萬農村人口的溫飽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城鎮還有將近2000萬人生活在國家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等等。
綜上所述，黨的十六大所確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是針對我國目前所達到的低水平、不全面和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狀態而言的。因此，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涵可概括為三個「更」，即「更高水平」、「更全面」和「更平衡」。
所謂更高水平，是指到2020年使我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要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使我國的小康社會建立在一個更加雄厚的物質基礎之上。具體而言，就是要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即達到36萬億人民幣（按現行匯率折算，超過4萬億美元）；而人均GDP將在人口自然增長率保持在目前水平的前提下超過3000美元，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實現上述目標意味著，2001年—2020年的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要保持在7.18％左右。這在我國目前經濟總量已超過9萬億元人民幣的情況下， 無疑是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如果我國的GDP能夠保持這樣一個增長速度，那麼我們將創造一個在人口大國連續高速增長近50年（從1978年算起）的歷史性世界奇跡！
所謂更全面，是指到2020年使我國居民在解決溫飽的基礎上，獲得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更為充分的滿足，獲得政治、精神文化生活更為充分的滿足，獲得優美生態環境和個性自由方面更為充分的滿足，等等。這個「更全面」，體現在物質文明方面，就是使經濟更加發展、人民生活更加殷實；體現在政治文明方面就是使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更加完善；體現在精神文明方面，就是使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從定量指標來看，到2020年，要力爭在我國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達到35％左右，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達到45％左右；從人類發展指數（即人類生活質量指數）來看，要使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總入學率和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綠地面積、空氣質量狀況等反映人類生活質量的衛生指數、教育指數和環境指數大幅度提高，使人類發展指數超過0.8（2000年， 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為0.726，在174個國家中列第96位，如果到2020年我國的人類發展指數達到0.8，則可進入前60位的行列），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
所謂更平衡，是指到2020年使我國目前明顯存在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地區差別和社會階層差別等不斷擴大的趨勢得到扭轉並逐步縮小，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大幅度提高，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具體而言，一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的城鎮化進程，力爭2020年城鎮化率由2001年的37.7％上升到50％以上；二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使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由2001年的33.6％提高到50％左右， 使高新技術為核心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產出在工業總產出中占據主導地位；三是採取有力措施抑制和縮小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四是積極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採取有力措施減少貧困人口，到2020年使我國的人類貧困指數由14.9％下降到10％以下。
總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人類自身的協調發展，其本質是富民強國、民主進步、文明和諧，亦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
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目標，是與加快推進現代化相統一的目標。符合我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符合人民的願望，令人鼓舞，催人奮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8. 如何從生態文明的系統觀高度來理解人類所面臨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
摘 要 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全局性的社會系統工程，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面臨諸多問題：環境污染嚴重、生態惡化、資源短缺，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生態意識淡薄、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環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關鍵詞 環境問題 原因 生態文明建設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此同時我國的生態環境也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生態文明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面廣，任務繁重，正確認識和理性分析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問題及其原因，是搞好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中之重。
1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面臨的問題
1.1環境污染嚴重
1.1.1水污染情況
當前我國水污染形勢依然相當嚴峻，根據近幾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幾乎所有的水資源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水資源質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2012年對長江、黃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遼河、浙閩片河流、西北諸河和西南諸河等十大流域的國控斷面中，Ⅰ―Ⅲ類、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斷面比例分別為68.9%、20.9%和10.2%，總體為輕度污染，主要污染指標為化學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高錳酸鹽指數①。
地下水環境質量。2012年，全國198個地市級行政區開展了地下水水質監測。依據《地下水質量標准》（GB/T 14848-93），綜合評價結果顯示：極差佔16.8%、較差佔40.5%，較好佔3.6%，良好佔27.3%，優良佔11.8%。主要超標指標為鐵、錳、氟化物、「三氮」（亞硝酸鹽氮、硝酸鹽氮和氨氮）、總硬度、溶解性總固體、硫酸鹽、氯化物等，個別監測點存在重金屬超標現象。
海水污染情況。近幾年，我國近海海域的污染狀況呈現惡化的趨勢，區域性災害頻繁發生。2012年，全國近岸海域水質總體穩定，水質級別為一般。主要超標指標為無機氮和活性磷酸鹽。四大海區中，黃海和南海近岸海域水質良好，渤海近岸海域水質一般，東海近岸海域水質極差。9個重要海灣中，黃河口水質優，北部灣水質良好，膠州灣、遼東灣和閩江口水質差，渤海灣、長江口、杭州灣和珠江口水質極差。
1.1.2大氣污染情況
我國的大氣污染的狀況不容樂觀，尤其是城市的大氣污染狀況更是相當嚴重。大氣污染沒有國界，嚴重的大氣污染會改變地球的氣候，造成溫室效應、臭氧層破壞、酸雨等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
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 3095-2012），截至2012年底，全國74個城市建成符合空氣質量新標準的監測網並開始監測。按照新標准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顆粒物評價結果表明，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例為40.9%，環保重點城市達標比例為23.9%。
另外，從人們的日常生活體驗來看，2012年起一個新的名詞――霧霾開始頻繁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PM2.5頻頻爆表，人們談霾色變，口罩的銷量直線上升，霧霾嚴重影響了人們的正常生活。
1.1.3固體廢物污染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國絕大多數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面臨來自固體廢物污染的嚴峻挑戰。這些固體廢物主要有：工業固體廢物、生活垃圾和危險廢物等。全國年產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遞增，200多個城市出現垃圾圍城的局面，2012年，全國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為329046萬噸，綜合利用率為60.9%。這些垃圾產生的環境問題：一是對大氣環境的影響。造成細微顆粒增加，釋放毒氣、沼氣，造成大氣的二次污染；二是對水環境的影響。滲濾液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危害水生生物，使河流湖泊面積減少，排灌能力降低；三是對土壤環境的影響。有毒液體殺害土壤的微生物，破壞土壤的腐解能力，減少耕地面積。
1.2生態惡化
1.2.1生物多樣性受威脅
「生物多樣性」是生物（動物、植物、微生物）與環境形成的生態復合體以及與此相關的各種生態過程的總和，包括生態系統、物種和基因三個層次。
生物多樣性是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是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的保障。我國是世界上生物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然而，目前我國生物多樣性下降的總體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生物資源過度利用和無序開發、工程建設以及氣候變化嚴重影響著物種生存和生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挑戰：（1）部分生態系統功能不斷退化。我國人工林樹種單一，抗病蟲害能力差。90%的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內陸淡水生態系統受到威脅，部分重要濕地退化。海洋及海岸帶物種及其棲息地不斷喪失，海洋漁業資源減少；（2）物種瀕危程度加劇。據估計，我國野生高等植物瀕危比例達15%―20%。野生動物瀕危程度不斷加劇，有233種脊椎動物面臨滅絕，約44%的野生動物呈數量下降趨勢；（3）遺傳資源不斷喪失和流失。
1.2.2水土流失嚴重
眾所周知，我國「人多地少」，人均土地面積僅相當於世界人均土地的1/3；人均耕地面積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2。我國的水土流失嚴重，根據《2011年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11年，我國的水土流失面積大約356.92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37.2%。按水土流失的強度分級，輕度流失162萬平方公里，中度流失80萬平方公里，強度流失43萬平方公里，極強度流失33萬平方公里，劇烈流失38萬平方公里。再者，耕地質量退化趨勢加重，退化面積佔耕地總面積的40%以上。
1.3資源短缺
1.3.1水資源短缺
水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資源。我國人均淡水資源佔有量約2100立方米，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國城市中有約2/3缺水，約1/4嚴重缺水，水資源短缺已成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國水資源的分布極不均衡，根據環保部門對中國內地 640個城市的淡水資源調查數據顯示，有 400個城市供水不足，300個城市缺水，110個城市嚴重缺水，總計 2.32 億人年均用水量不足。如前文所述，我國水資源的污染狀況比較嚴峻，這也是造成水資源短缺一個重要原因。此外，水資源的重復利用率和有效利用率低，未來我國水資源短缺形勢將更加嚴峻。 1.3.2能源短缺
能源是一個國家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撐，從總體來說，我國能源資源總量比較豐富，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不斷加大，能源消耗與日俱增。《中國統計年鑒2012》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逐年上升，從1978年的62770萬噸標准煤上升至2012年的331848萬噸標准煤，但是能源消費總量上升速度更快，從57144萬噸標准煤上升到361732萬噸標准煤，能源的消費量遠大於能源的生產量，說明我國能源遠不能自給，能源需要依賴進口。再者，我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依然比較單一，過分依賴煤炭等礦產資源。例如2012年，我國能源消費的結構中，煤炭佔66.6%，石油佔18.8%，天然氣佔5.2%，水電、核電、風電等佔9.4%②。
2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多層面、多因素綜合作用的復雜系統問題，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面臨以上諸多問題，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2.1人們的生態意識淡薄
思想是行為的先導，人們的行為受其意識和觀念的支配，一直以來人們習慣於把自己看成支配自然的主人，忽視人類的活動對自然環境影響。盡管近些年來我國公民的環保觀念日益增強，環保認知度不斷提升，自覺參與環境保護的積極性有所提高。然而，我國公民的生態意識淡薄的情況依然十分明顯。根據《2007 年全國公眾環境意識調查報告》數據顯示，對於調查所選取的7個環境科學知識概念，與日常生活關系密切的，如垃圾分類、白色污染、有機食品等具有較高的知曉度，但是僅有10%是人能正確了解環境保護的確切含義。被調查者大多認為我國的環境問題相當嚴峻，把它列為第四大社會問題，但對於個人居住區域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判定則比較低。但總體來看，其各項環境問題的嚴重性均值都處於「不太嚴重」和「比較嚴重」之間。調查中，61.7%的人認為我國當前比環境問題更重要的問題還很多，50%的人認為我們不能為了環保而降低大眾生活水平，32.7%的人認為我們應當先提高生活水平再談環境保護。從環境保護行為看，公眾實際採取的環境保護行為主要以能降低生活支出或有益自身健康的行為為主，如89.6%的人會採取節約用水、用電、用氣的環保行為，而對於需要增加個人支出或給個人生活帶來一定程度不便的被採用的程度較低，如只有22.1%的人購物時不使用塑料袋、32.8%的人在外就餐時不使用一次性餐具、38.6%的人會將廢電池投入專門的回收桶或回收站等。調查顯示，大眾主動參與環保活動不足，僅有18.1%的人參加有關環境保護的公益活動，4.2%的人參與環保宣傳，2.1%的人成為民間環保組織的成員，12.9%的人沒有任何環保經歷。
2.2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與此同時，我國也承擔了巨大的資源能源壓力，付出極其沉重的生態環境代價。「我國的 GDP 以每年 8%～12%的速度增長，環境損失也占當年 GDP 的 8%～13%」。從總體上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與低產出、低技術、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依然存在。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必然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產生惡劣的影響。
客觀地說，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跟過去我們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技術水平低下、經濟總量小和人們對資源與生態環境問題的忽視有關系。試想在一個溫飽問題還沒有根本解決的人口大國，不可能不要高速度；在技術水平不高、環境意識不強的情況下也不可能不靠高投入、高消耗，進而也難免高污染。盡管我們在轉變發展方式上也做過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通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來換取高增長的發展慣性依然很大；從思想上忽視經濟增長質量、忽視生態環境成本的傾向還相當嚴重；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出口，過度依賴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發展，過度依賴物質投入的問題還十分突出。從投入和消耗來看，投入大、消耗多仍是當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徵。例如，2008年我國GDP總量佔世界經濟總量的8%，而其消耗的資源總量卻達到了15%以上，其中，鋼材消耗超過31.8%、原煤達到39.6%、水泥消耗達到48%。單位產值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外先進水平高40%。
2.3環境法律制度不健全
當前，我國環境法律體系已基本上建立起來，但是仍然不完善，在環境法律制定、執行等方面存在諸多問題。環境法律內容滯後。現行法律法規跟不上經濟社會發展的步伐，不能反映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新出現的環境問題。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頒布於1989年，內容偏重於「防治污染和公害」的規范和處罰，對於如何「保護和改善環境」則明顯不足。從立法的角度上，就容易誤導公眾片面認為環境保護就是防治環境污染和公害，落實到行為上就會出現被動防治而不是主動保護。環境法律條塊分割，缺乏統一性和完整性。我國除了《環境保護法》之外，也有單項環境法律，如《礦產資源管理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等，這些法律的實施容易造成部門分割，再加上存在的部門利益，一旦出現環境問題就會出現扯皮的局面。所以，從整個生態環境保護的角度來看，我們缺少綜合系統的生態保護法律法規。
環境執法力度不夠。目前，在環境執法過程中，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打擊不力，執法不及時、不到位等現象。同時，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有限，違法成本太低，即使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也無法得到有效地遏制；執法過程監管缺位，無法用法律手段限制執法過程中存在的行政干預、人治大於法治、關系大於原則的現象。另外，環保機構權力有限。我國的環保部門隸屬於政府機構，法律賦予這些執法部門的強制性手段和措施過少，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當地經濟，對污染企業大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還充當了污染企業的保護傘。
9. 未來十年什麼工作會越來越吃香
一、CFA金融分析師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商業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機構的不斷涌現，金融分析師這一類人才十分搶手。以上海為例，未來2年上海對CFA的需求是3000人，而目前上海擁有CFA資格只有數百人左右。所以高薪、爭搶就在所難免。
三、移動互聯網行業
互聯網的新經濟熱潮帶動了新的一波就業和經濟增長。而現在來看，移動互聯網行業的熱門則來勢更為兇猛。
這一行業目前不斷壯大，也締造了無數商業奇跡。未來中國哪個行業會一直高速增長呢？據瑞士信貸公布的報告預測，可能是電子商務。也有數據顯示，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速度是GDP的10倍，網上零售增長率以每年100%的速度增長。可見勢頭強勁，銳不可當。
移動互聯網催生了當下的幾個頭部巨頭公司，而僅僅外賣行業的從業人員就有上百萬千萬人，隨著5G技術的成熟，移動互聯網將繼續下一個吃香的行業。
不管是大數據和人工智慧，還是智能出行和汽車行業，都與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