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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的成果

發布時間: 2020-12-28 21:04:52

A. 國家為什麼通過立法保護智力成果所有人的權利

智力成果權又稱知識產權,是指對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領域從事智力活動創造的精專神財富所享有屬的權利. 廣義的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鄰接權,商標權,商號權,商業秘密權,產地標記權,專利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狹義的知識產權主要包括著作權,鄰接權,專利權,商標權等.

B. 歷法成就

中國古代歷法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日、月及五大行星的運動規律。就此研究內容而言,稱中國古代歷法為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是恰當的。史籍所載中國古歷前後近一百部,其中獲得官方正式頒行的五十餘部。各部歷法在具體內容和治歷方法上有承襲,也有變革,綿綿兩千餘年,作述不息。令人嘆為觀止。要而言之,中國古代歷法的中心課題可以歸結為兩個:原理和數據。原理是指日、月、五星運動規律在歷法中得到的反映;數據是指歷法對日、月、五星運動的數值描述。歷法之疏與密主要從這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根據原理和數據這兩個要素,對中國古代歷法作縱向考察,可以按時間順序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兩漢魏晉南北朝歷法;(2)隋唐兩宋歷法;(3)元明歷法。
傳說漢代以前有所謂的先秦古六歷,然而對它們的真偽,便是古人也早已懷疑。漢武帝時修的《太初歷》是中國古代有明文記載的第一部歷法,但已不傳。西漢末劉歆所作的《三統歷》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來的歷法,但學者們認為它幾乎就是《太初歷》的翻版。《後漢四分歷》雖經反復修改,但並無實質變化。直至劉洪《乾象歷》,引入月亮視運動的不均勻性,算是一大進步。此歷並未頒行,至魏晉修歷時其先進方法被採用。南朝何承天《元嘉歷》在實測數據上有所改進。祖沖之所造《大明歷》則試圖從改變閏周和測定冬至點入手,提高歷法精度,但由於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
隋張賓《開皇歷》依何承天之法,微加增損而已。而劉焯的《皇極歷》根據北齊張子信發現的太陽周年視運動和行星運動不均勻性,引進定氣;採用定朔、歲差;還運用先進的數學手段解決計算問題。所有這些先進的原理和方法的運用使得《皇極歷》成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上的歷法。同樣由於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但時人稱其為精密。唐初《戊寅歷》和李淳風《麟德歷》雖然行用一時,但它們的成就均不出《皇極歷》的范圍。直至一行《大衍歷》,在對天體運動的理解、實測、計算技巧方面,都有重大革新,使得《大衍歷》成為中國古代歷法史上冠絕一時的好歷。南、北兩宋頒行的歷法共有十九部之多,然均無重大突破。
《大衍歷》之後,元代郭守敬等人的《授時歷》成為中國歷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經過前後數百年的努力,歷法所反映的天體運動規律,即治歷的基本原理已被古代天學家們大致掌握,欲使歷法有所改進,惟有在數據及其處理方法上下工夫,《授時歷》便是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並獲得成功的典範。其基本數據全憑實測,打破古來治歷舊習,開創後世新法之源。明代遵用《大統歷》,其法沿用《授時歷》。

C. 拜占廷在歷法方面有哪些成果

拜占廷帝國是中世紀歐洲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其歷法是在古代希臘羅馬天文歷法基礎上,結合基督教神學思想,形成具有重要特點的獨立歷法體系。

拜占廷人將每年分為4季,將每季分為3個月,一般將每月分為4周,將每周分為7日,將每天分為12時辰。每周以周日為頭一天,稱周一為「第二日」,以此類推。

由於拜占廷歷法是在古代希臘羅馬歷法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所以從基督教角度看,這樣的歷法被認定為異教歷法。

拜占廷人十分重視歷史記述,由此留下了大量珍貴的歷史資料。但是,這些歷史資料的絕對年代卻難以判斷,因為早期拜占廷作家並不採用全通用的紀年法,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拜占廷史料中紀年方法也不同,以上現象的出現是因為整個帝國內部缺乏為大家共同認可和使用的統一的紀年法。如4世紀的埃及土地契約中使用「第二個稅收年的第某年」表明年代,查士了尼的《法學總論》序言落款年代則記為「查士丁尼皇帝第三執政官期間」,等等。這種情況在拜占廷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9~10世紀才出現類似於我國古代史書中通用的干支紀年和皇帝年號紀年法。

拜占廷帝國早期的歷法主要是以羅馬歷法為依據,羅馬歷法形成於羅馬共和國時期,據考證,它與羅馬城初創者羅穆洛斯(公元前8世紀)結合古希臘人的歷法制定而成的羅馬古歷法並不相同,它是以月亮運動為天文依據的太陽歷,每年比實際回歸年少10餘天,這樣一來至公元前1世紀時,羅馬古歷法已經變得十分混亂,無法規范羅馬人的社會生活。形勢所迫,愷撒(前102~前44年)遂邀請亞歷山大城天文學家索西耶內斯主持歷法修訂,以太陽運動為依據制定太陽歷,並取消羅馬古歷。新歷法以凱撒姓氏命名為儒略歷,分一年365天為12個月,並採取閏年增時措施,以克服計時的微小誤差。

早期拜占廷人以儒略歷為計時依據,實行「稅收年紀年法」。所謂「稅收年」是指國家向民眾徵收捐稅的時間,最初是由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確定的,他為了保持國家稅收數量的相對穩定,立法規定每5年調整一次稅收量,以收獲季節的9月為歲首。後來,拜占廷帝國第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又將5年一度的調整期改為15年。

在拜占廷帝國早期,無論在正式的官方文件還是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稅收年」都被用來紀年。由於每個稅收年周期為15年,因此在計算某個稅收年的具體年份相當於絕對年代時,應採用「稅收年周×154+稅收年4+312」的公式,反之在計算某一絕對年份相對應的稅收年時,應使用「(絕對年份—312+3)÷15」的公式,能夠除盡的為稅收年周的首年,不能除盡的,其餘數即為具體稅收年份。

與稅收年紀年法同時被使用的還有「執政官」、「皇帝年號」、「名祖」等多種紀年方法。前兩種方法大多為真實的歷史人物擔任皇帝或執政官的年份,而後者大多為拜占廷帝國古代作家為記述方便,虛構出來的先祖或神的名字,用以標志年份。按照早期羅馬共和國時代的傳統,每年羅馬人應選舉執政官,任期一年。到晚期羅馬帝國和拜占廷帝國時期,執政官已經失去原有的管理職能,已無實權,但仍保留其榮譽頭銜意義,並由民眾選舉變為皇帝任命。由於其每年變更的特點使它具有標志年代的功能,許多拜占廷帝國早期歷史作家便以某位執政官註明其描寫事件的年份。

D.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E. 我國電子簽名立法實踐的成果都有什麼

由於我國電子商務起步慢、起點低,沒有盲目照搬他國模式,而是在充分研究各國經驗的基礎上,從地方到全國,逐步建立以電子簽章為中心的電子合同的法律安全保障。
我國專門關於電子簽章的單行的地方性法規最早始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
1997年初施行的《廣東省對外貿易實施電子數據交換(EDI)暫行規定》第十條規定,協議方或法律、法規要求文件必須簽名,而電子報文附有電子簽名時,則此電子報文視同符合協議方的要求或法律、法規的規定。之後,關於電子簽章的法規在各地出爐。
2001年起施行的《海南省數字證書認證管理試行辦法》第十八條規定了數字證書應符合的各項標准。
緊接著,2002年廣東的《電子交易條例》和上海的《數字認證管理辦法》相繼出台。《廣東省電子交易條例》主要參考借鑒了聯合國、美國、新加坡、韓國和香港的相關立法,並專列一章第二章對電子簽名與電子記錄加以規定。《上海市數字認證管理辦法》規范數字簽章、數字認證機構和行為。不過,這些地方法律法規大多僅是確認了數字簽名的法律效力。
我國最早涉及到電子商務的法律是1999年的《合同法》,但其涉及數據電文的第11、16、26、33條的規定可操作性太差。在1999年成立的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2000年人大代表電子商務立法議案的倡導下,及法學界人士「修訂一切可能妨礙電子商務發展的現存法律規章,建立一個簡明的權威的一致的電子商務法律環境」的呼籲下,作為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化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幾易其稿,2004年8月28日由人大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共5章36條,賦予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或蓋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對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第三條規定,民事活動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單證等文書,當事人可以約定使用或者不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為其採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經電子簽章的電子數據訊息的法律效力,等同於經簽署的文書。
該法還明確了電子認證服務的市場准入制度。從此,電子簽章享受與親筆簽名同等的法律認可,在我國電子合同的安全性得到了基本法律保障。

F. 文化立法工作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

不知道個人很難理解文化立法的一種形式吧。

G. 古代中國天文歷法方面的成就

(1)先秦時期:
①春秋時期,留下了世界上公認的首次哈雷彗星的確切記錄.《春秋》記載,公元前613年,「有星孛入於北斗」,即指哈雷彗星,這一記錄比歐洲早六百多年.
②春秋時期我國歷法已經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統,基本上確立19年7閏的原則,這比西方造160年.
③戰國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學著作《甘石星經》,其中有豐富的天文記載,反映了那個時期人們對天文的認識.
(2)兩漢時期:
①漢武帝時,天文學家制訂出中國第一部較完整的歷書「太初歷」,開始以正月為歲首.
②西漢關於太陽黑子的記錄,被世界公認為是有關太陽黑子的最早記錄.
③東漢時,張衡從日、月、地球所處的不同位置,對月食作了最早的科學解釋.④張衡發明製作的地動儀,可以遙測千里意外地震發生的方向,比歐洲早1700多年.
(3)隋唐時期:
①唐朝天文學家僧一行制定的《大衍歷》比較准確地反映了太陽運行的規律,系統周密,表明中國古代歷法體系的成熟.
②僧一行還是世界上用科學方法實測地球子午線長度的創始人.在實測中他認識到,在小范圍有限的空間里得到的認識,不能任意向大范圍甚至無際的空間推演,這是我國科學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
(4)宋元時期:
①北宋科學家沈括的突出貢獻在天文學方面,把四季二十四節氣和十二個月完全統一起來的「十二氣歷」更加簡便,有利於農事安排.
②元初設立太史局編制新歷法.
③元朝傑出天文學家郭守敬,提出「歷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的正確主張,創制了簡儀和高表等近二十件天文觀測儀器,主持了全國范圍的天文測量.
④郭守敬主持編定《授時歷》,一年的周期與現行公歷基本相同,但問世比現行公歷早300年.

H. 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立法范圍,打擊了封建勢力,促進法國資本主義,因

暈!以法律的形式鞏固了法國大革命的成果,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立法范圍,打擊了封建勢力,促進法國資本主義,因此帶上資產階級的烙印

I. 自中共十四大以來,我國立法工作取得的顯著成果是什麼其作用是什麼

顯著成果:制定了近百個法律及其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已初具規模。

作用: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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