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人立法

Ⅰ 做醫生好還是做律師好

做醫生好還是做律師好？首先來說，這個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來選擇專業的，我們一定要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行業，這樣在以後的發展會更好，前途更遠大。

Ⅱ 扶老被訛事件，應立法反賠償公平嗎

現在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逐漸提高，一些好人好事行為在我們的身邊不斷發生，但是有一些行為卻讓做好事的人寒了心，就是扶起被摔老人反被訛事件，那麼對於這件事情應立法反賠償公平嗎？在我看來這是公平的，下面我們來具體說一下。

Ⅲ 離婚夫妻共同財產怎麼分

協議分割離婚財產，可以根據夫妻的共同財產情況，逐一對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以免出現遺漏，離婚後產生糾紛。訴訟分割離婚財產，法院判決離婚財產糾紛，一般遵循以下原則：1、(一)男女平等原則;2、有利生活，方便生活原則;3、照顧子女和女方利益原則;4、權利不得濫用原則;5、傾向無過錯方。

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不得把屬於國家、集體和他人所有的財產當作夫妻共同財產進行分割，不得借分割夫妻共同財產的名義損害他人合法利益。

(五)傾向無過錯方

我國《婚姻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離婚的，無過錯方有權請求損害賠償：(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三)實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根據上述法律的規定，配偶一方不法侵害配偶他方，基於配偶身份享有的合法權益，其過錯行為導致婚姻關系破裂，離婚時無過錯方對此所受到的損害有權請求賠償，過錯方則負有賠償損失、給付撫慰金的民事責任。當然離婚無過錯方在分割財產上是可以要求另一方少分或者不分的。

一般夫妻有共同財產的話，那麼在離婚的時候就需要作出分割處理，不過如果雙方就財產方面有約定，其實也不會產生多大的問題。此時分割夫妻財產包括協議分割和訴訟分割兩種方式，往往離婚夫妻不能夠協議分割共同財產的時候，才會選擇通過訴訟方式分割。

Ⅳ 民法通則里有沒有扶老人的立法

民法通則里並沒有扶老人的相關規定，但有部分地區根據實際情況及相關法律規定製定適用於扶老人的相關規定，當事人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核實。
附：《深圳經濟特區救助人權益保護規定》
第一條 為了保護救助人的合法權益，弘揚社會正氣，促進社會和諧，根據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基本原則，結合深圳經濟特區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本規定所稱救助人，是指沒有法定義務或者約定義務，對在緊急情況下遭遇人身損害或者人身損害危險的人，自願提供救助的自然人。
第三條 被救助人主張其人身損害是由救助人造成的，應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後果。
第四條 被救助人主張救助人在救助過程中未盡合理限度注意義務加重其人身損害的，應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證明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的，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擔不利後果。
第五條 救助人因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而發生費用的，有權依法向被救助人追償。
第六條 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救助人，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規定行為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被救助人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救助人的，救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救助人承擔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民事責任。
被救助人誣告陷害救助人的，處理機關應當在法律文書生效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將處理結果通知公共徵信機構，錄入個人信用記錄系統。
第七條 知道救助情況的單位或者個人，對救助人的救助行為提供合法有效證據予以證明的，有關部門依照規定對證人予以獎勵。
第八條 救助人因救助行為與被救助人產生民事權益糾紛請求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及時提供援助。
第九條 對救助人的獎勵和其他保護，適用見義勇為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
第十條 本規定自2013年8月1日起施行。

Ⅳ 中國治理霧霾的措施主要有哪些

1. 霧霾治理的措施：嚴格控制污染物排量

控制重點行業污染和揚塵治理。強化各類煙粉塵污染物治理，推進未淘汰設備除塵設施升級改造，確保顆粒物排放達到新標準的特別排放限值要求，加快重點企業脫硫、脫硝設施建設。

發展綠色交通，加強機動車尾氣排放治理大力發展城市公交系統和城際間軌道交通系統，鼓勵綠色出行，積極推廣電動公交車和計程車，大力發展電能、太陽能等新能源汽車，鼓勵燃油車輛加裝壓縮天然氣，促進天然氣等清潔能源作為汽車動力燃料，為汽車安裝凈化裝置，實現汽車尾氣催化凈化。

2. 霧霾治理的措施：制定相關國家法律

將霧霾的治理提升到國家意志層面上來，表現出國家對霧霾治理的決心以及體現出霧霾問題的嚴重性。加強和完善霧霾防治工作的立法、執法是治理霧霾問題的關鍵。繼續完善《大氣污染防治法》，重點細化法規，加強執法和監督，加大環保機構的立法、執法和處罰權力，賦予環保機構執法手段，環保機構有權進行立法、執法、處罰等，並通過強制執行手段和監控、技術改進等方式開展工作。可參考美國模式，建立區域環境管理機制，對區域內的環境問題進行全盤整合式管理。同時，設立舉報平台，通過民間組織和民眾力量監督環境執法行為。

3. 霧霾治理的措施：積極發展生態公益

優化產業結構，進一步深化工業污染治理。堅決淘汰國家確定的落後生產工藝裝備和產品，嚴控「兩高」行業產能，大力淘汰鋼鐵、建材和紡織等一批不符合產業政策和節能減排要求的落後產品、技術和工藝設備。

發展節能環保產業。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協調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規劃，制定節能環保產業技術標准和規范，加大節能環保產業技術研發扶持力度，加快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支持節能環保產業成為新興支柱產業。

政府要發揮主導地位，大力發展的清潔能源，積極發展風能、太陽能、地熱、生物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鼓勵節約能源，積極推進建築節能，加快推進既有建築節能改造和綠色建築發展，推廣使用太陽能光熱、光電建築一體化和地源熱泵等技術。

4. 霧霾治理的措施：增強公民的環保意識

加大典型示範活動的建立，增強示範效應，是生態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生態文明意識大大提高，倡導全社會形成文明、節約、綠色環保的生產、消費和生活方式。建立政務微博新媒體溝通渠道，健全環境信訪輿情執法聯動工作機制，實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度，督促企業主動公開環境信息。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工會、共青團、婦聯、學校和其他社會團體作用，通過典型示範、專題活動、展覽展示、崗位創建、合理化建議等多種形式，帶動各行各業關注、支持和參與大氣污染防治工作。

(5)扶老人立法擴展閱讀：

霧霾是漂浮大氣中的PM2.5等尺寸微粒、粉塵、氣溶膠等粒子，在一定的濕度、溫度等天氣條件相對穩定狀態下產生的天氣現象。霧霾災害，是大氣長期污染造成的結果。

霧霾天氣主要是發展方式粗放、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不盡合理造成的，其根源還在化石能源，一個是燒煤，一個是燃油，另外發展方式比較粗放，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

具體原因如下：

1. 大氣空氣氣壓低，空氣不流動是主要因素。由於空氣的不流動，使空氣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漂浮在空氣中。

2. 地麵灰塵大，空氣濕度低，地面的人和車流使灰塵攪動起來。

3. 汽車尾氣是主要的污染物排放，近些年城市的汽車越來越多，排放的汽車尾氣是霧霾的一個因素。

4. 工廠製造出的二次污染。

5. 冬季取暖排放污染物。

Ⅵ 女子扶老人被訛後自證清白，老人稱很愧疚，老人的愧疚是真實的嗎

你猜呢，先訛人家，人家找到了監控，視頻，證明自己清白以後，老人表示自己很愧疚，對不起人家，這么大歲數了還干這么丟人的事兒，你覺得他是真愧疚嗎？他是丟臉了，沒辦法，不道歉怎麼辦？賠錢嗎？

總結：

訛人的老人根本就不知道啥是愧疚，要是愧疚還會訛人嗎？說什麼自己沒看清，自己也不知道是誰碰到自己了，你說你既然不知道為何非得說是扶你的人呢？

老人變壞，還是壞人變老，真心說不清，別讓好人寒了心，做好事兒都成了負擔，未來你摔倒了，沒人扶了咋整！

Ⅶ 立法保護扶老人是真的嗎

這個還是不好說的，做這個還是要看情況的！

Ⅷ 對「扶不扶」立法的意義所在

「老人跌倒扶不扶、不文明交通、不文明旅遊、誠信缺失等問題將會進行立法。」12月3日，在江蘇省關於「社會文明程度高」的主題發布會上，江蘇省文明辦主任楊志純表示要對上述社會不文明行為形成法律法規的剛性約束。（12月3日中國新聞網）
幾乎被約定俗成的「扶不起」，是歸納了一種對攙扶老人反被指認為撞人的畏懼心理。社會對立法懲處這種訛詐行為的呼聲漸高。而對「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是針對那些跌倒的老人被扶起後，卻反誣攙扶者的行為。這看上去讓人鬆了一口氣，但實質上還是顯得十分「應急」的。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對已經發生的「扶不起」事件，幾乎沒有直接效果。
那麼，對「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是不是「虛晃一槍」？非也！法律本來是用來「伺候」的，任何一項法律，都不能保證把對應的違法行為一網打盡；法律在懲治犯罪的同時，在更大意義是用來預防犯罪的。客觀地說，對於「老人跌倒扶不扶」，說是「剛性約束」，其實還是很無奈的。「因跌倒行為被扶了的人，如果其本人或者親屬提供了不實的情況，是要追究責任的」的定義，實際上還是涉及還原真相的證據。但是，只要有了「提供了不實的情況，是要追究責任的」法律伺候，情況就會不一樣。這就如盜竊罪不能杜絕盜竊行為，但法律給出的後果，肯定阻止了更多試圖獲取不義之財之人。
也有人認為，已經有了詐騙罪，為何還要對「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二者的適用對象是相似的。其實不然。在「扶不起」事件中的訛詐行為，在主觀惡意上是不同於詐騙犯罪的。前者大都是在趨利避害心理下的推卸責任，而後者是有主觀故意的見利忘義。因此，在二者都具有欺騙性質的特徵中，「扶不起」更反映出道德層面的惡性。因此對「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在懲處力度上，無論參照或低於詐騙罪，必定具有更大的威懾力。有了相關的法律，才能讓相關行為人去掂量。當「扶不起」中訛人的一方面臨可能承擔的法律後果，至少會防止當做嘗試的僥幸心理。
然而，在相關的「扶不起」事件中，既可能是被攙扶一方的訛詐，也可能是撞人一方的抵賴。而相關的立法是針對訛人的一方，這會不會有失公允？這其實不必擔心。撞人後抵賴一直面臨著自證清白的既成規矩，所以不會形成實際危害。由於這種習慣定勢，攙扶老人若被對方訛詐，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有沒有撞人的後果是一樣的。因此，訛詐的社會危害性，明顯大於抵賴。直接的後果是見義勇為的人將越來越少，社會關系變得越來越冷漠。
因此，對「老人跌倒扶不扶」立法，就是給這潭已經形成的「渾水」的澄清劑。筆者在想，假如在找到真相後，對撞人後抵賴的一方，除了賠償外在加上與訛人同等的追責，這項立法的威懾力會更強。說到底，扶一把倒地的老人，這本應是很簡單的道德問題，現在變成了「難題」，就是因為其中一方在說假話。那麼，立法讓試圖在「扶不起」的問題上抵賴或訛人的任何一方，在法律後果面前不敢輕易作假，也就達到了立法的目的。至於那些冥頑不化的，在任何不法行為中都有，只能另當別論。

Ⅸ 安樂死的社會爭議

法理：公民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
《憲法》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義的。公民個人有權選擇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條件下也有權選擇死亡的方式。「安樂死」是一種在特殊情況下，在不違背國家、社會和他人利益的情況下所採取的一種對生命的特殊處分方式，這種處分是有嚴格的條件與程序的。歐洲一些國家所實行的「安樂死」立法都是在傳統道德與現代法律之間所作的選擇。因此，認為「安樂死」有悖憲法這種言論，是缺乏基本的構成要件的。 倫理：「安樂死」有悖生存權利
從倫理方面講，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體疾病痛苦，自願要求結束自己生命的條件下實施「安樂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
但是，「安樂死」沒有被確認事出有因。首先，在現有的法律條件下，「安樂死」可能引致「故意殺人」。患者自殺不會影響別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結束生命，醫護人員及家屬協助滿足其請求，在《刑法》中是「幫助自殺」行為，涉嫌故意殺人罪。其二，「安樂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確認下來，可能會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剝奪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類對疾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未經法律許可而結束他人生命，有悖於生存權利的道德准則。 從醫學和法律的角度，對安樂死的論爭非常激烈。正式披露的案例也很多。
消極的安樂死
許多醫生認為，對於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願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願在他們臨終時不採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這種生前的意願在法律上的效力，在世界各國與各地區並不一致。如美國1977年的「死亡權力法案」，要求醫生尊重病人的願望，已在許多州獲得立法。
植物人不是天然的生命，而是高技術的產物，停止給植物人以生命支持的措施，並不意味著殺害性命，而只是停止製造人工的「生命」。而且這種沒有意識，任人擺布的「生命」，是否符合病人的利益，甚至有損病人的尊嚴，還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所以有人認為，植物人問題不屬安樂死，而屬死亡的尊嚴問題。但由於感情和醫學倫理學傳統的影響，還是會出現處理上的困難。
科學技術的發展使過去難以存活的不正常嬰幼兒可靠先進技術存活下來，當然，其生活的質量是低下的，他們還可能成為社會的負擔。一般說，如果發現出生不久的嬰兒有嚴重的生理或智力缺陷，現代醫學確實無法補救，且這個缺陷將嚴重影響嬰兒生活質量，在此情況下，而且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其法定監護人不願維持其生命時，醫生可以接受監護人的意見停止其生命的維持措施，也即對於這種安樂死醫生只能執行，給予咨詢，而無權自作決定。
積極的安樂死
爭論更加劇烈，因為這種安樂死，從法律上看具有殺人的動機、行為、後果，形式上與謀殺的界線難以劃清楚。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美國、日本、瑞士、挪威、波蘭、德國等。
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意見：可以不把這個難題當作醫學倫理學問題，而作為當代社會生活提出的一個實際問題（即自殺的正當性問題）來對待。
在關於安樂死立法問題的討論中，有人認為如果法律同意醫生答應垂危病人安樂死的請求，那會樹立一個殺害病人的先例，從而造成社會危機；於是醫生可以不
再下功夫研究病人的疾病。如果診斷錯誤（如誤診為晚期癌症）則積極的安樂死造成的後果是無法挽回的。其次，在醫生的角色中增加了殺手的內容，就違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不得傷害病人這一基本要求。如果醫生不僅治病，還殺人，這會嚴重影響醫生的傳統形象，而這種形象對於病人心理是有積極的、重要的作用。還有，病人的「同意」往往也存在問題，如果問一個受慢性病折磨的病人：你願意繼續受折磨還是無痛苦地「睡過去」，病人鑒於他給別人（家屬及醫務人員）帶來的負擔，也可能回答：「殺死我吧。」綜上所說，對醫生來說，安樂死不應當成為一種解決病人痛苦的正常辦法，在安樂死方面醫生不應當起主動提倡作用，而只能扮演配合和被動的角色。否則就會削弱醫生救死扶傷的鬥志。
調查民間贊同安樂死比率很高
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中，安樂死立法問題再度引起了委員們的普遍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功民在大會發言中表示，有關部門曾對北京、上海、河北、廣東等地進行調查，民間測評贊成安樂死的比率很高，上海對200名老人問卷中，贊成安樂死佔73%，北京有85%以上的人認為安樂死是符合人道主義的，80%的人認為目前國內可以實施安樂死。 贊成安樂死符合臨終病人利益
趙功名表示，倫理原則是支持安樂死的。該作法尊重了臨終病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相反，違反病人自主原則，是不符合病人利益，另外，實行安樂死，把有限的資源過多地用於臨終病人身上而使他人得不到應用的治療，是不公正的。安樂死有利於病人的最佳利益。他建議，國家可在某個地區、省、市等局部性地點制定有關規范性規定和條例，加強個例研究，作為試點積累經驗，然後才逐步向全國推廣。
廣州市女法官協會會長毛宇峨表示，從個人的角度來說，她是主張安樂死的。安樂死的問題，既是道德問題，又是一個法律問題。從道德倫理方面來講，中國人兒女講盡孝，朋友講關愛。市民的普遍看法，總覺得活著比死了好，很多人不願意接受，不敢接受安樂死。就身體健康的人群而言，他們是估計不到要求安樂死的人們群的承受能力，對於他們而言，更是很難預測得到的這種瀕臨死亡之前的痛苦。就社會氛圍而言，社會對安樂死問題關注是不夠的。
反對安樂死立法為時過早
全國政協委員、廣東省人民醫院心外科吳若彬主任介紹，醫學專家們都在呼籲出台《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目的是為了讓腦死亡者捐出活體器官救活他人。腦死亡病人從醫學的角度上講，這樣的病人即使有呼吸心跳等生命特徵，但是已沒有任何的生存意義，實施腦死亡，可大大減少醫療資源的浪費，也可以減少醫療負擔。而安樂死的病人則不同，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於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在缺少法律和社會倫理支持的今天，醫生為滿足病人的作法無異於「殺人」。因此，他認為，在《器官移植法》和《腦死亡法》出台之後，再來談安樂死的立法更有意義。
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力認為，腦死亡都還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如果要提到立法的層面，這些前題必須搞清楚。從中國的現狀來看，安樂死立法是不現實的。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
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涉及了不同的人或群體，包括安樂死者本人、醫務人員、安樂死者親屬及其他需要醫療救助者。由於各方的社會身份、社會角色、責任和義務的不同，由於各方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不同，導致不同的人或群體具有不同的安樂死觀念，引發了以下五個方面的倫理爭議。
1、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
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之爭是安樂死中首要的倫理爭議。生命神聖論否認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認為人的生命「神聖不可侵犯」，任何人不得違背神的意願而隨意結束生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和任何他人的生命，即「人活著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義務」。由於西方的宗教傳統，生命神聖論的觀點頗為流行。生命質量論則肯定安樂死具有倫理價值，突出強調了人權和人的社會價值的重要性，認為人具有社會屬性，因此一方面人必須保證最低限度的生命質量才有必要繼續存活，另一方面人具有社會價值，當社會價值被破壞時，人的生命質量就失去了意義，人有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自由。很顯然，生命質量論還邏輯地蘊含了另外兩種被稱為生命尊嚴說與生命自主權說的觀點。因為當人由於自己的社會價值遭到破壞而選擇結束生命時，事實上就是違背生命神聖論所認同的「神律」而作出的選擇，同時這種追求生命質量的做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維護生命尊嚴，如中國儒家文化中的「捨生取義」和西方的「為真理而獻身」。
2、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爭
在醫學倫理實踐中對安樂死的反對與支持主要反映了兩種醫學倫理原則，即救死扶傷原則與減輕痛苦原則之間的矛盾。救死扶傷原則自古以來都是醫家的根本行為准則和職業道德。在被奉為醫務人員操守准則的《希波克拉底宣言》中就明確表示「我絕不會對要求我的任何人給予死亡的葯物，也不會給任何人指出同樣死亡的陰謀途徑」。成立於1947年的世界醫學協會在充分肯定該誓言的基礎上，制定了日內瓦法規，強調醫生必須以保護生命為己任。因此恪守救死扶傷原則的人們認為安樂死違背救死扶傷原則，是變相剝奪他人生命，有悻於醫生的職業道德的行為。減輕痛苦原則也是醫學倫理實踐中的一條重要原則，醫生的職責除了治癒疾病還包括為病人減輕痛苦。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為患者治療疾病是減輕痛苦，當患者患有不可治癒的疾病並遭受極其痛苦折磨時，使其結束痛苦無痛死亡亦是減輕痛苦，是人道的行為。因而任由那些身患無法治愈的疾病而又面臨死亡的患者飽受病痛與醫療手段的折磨，醫生卻無動於衷，這才是不人道的，才是有悖於醫生職業道德的。因而現代醫生的職責不僅在於「挽救生命」，還在於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減輕或免除病人的痛苦，以表現對病人的深層倫理關懷。
3、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之爭
在關於安樂死的爭論中資源的分配一直是爭論的一個焦點。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十分有限，將大量資源用於救治那些患有不可治癒病症的人，或者用於維持那些植物人以及重殘兒童的生命，實質上是一種對醫療資源的浪費，破壞了社會公正，而允許患有不可治癒病症或植物人等的安樂死則能使一部分醫療資源被節省下來，從而用於更需要醫療救助的人。反對安樂死的人則認為，雖然社會的人財物等資源非常有限，但如果以「節約資源」為名為患有不可治癒病症者或植物人實施安樂死，則可能導致對人的功利化理解，而且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組成部分，因而每個人理當享受基本的生存權利，以「節約資源」為名使不可治癒者或植物人安樂死強制性地剝奪了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利，恰恰破壞了社會公正。
4、尊重人權與情境選擇之爭
20世紀70年代以來，有些學者將自願安樂死限於承受難以忍受痛苦、自願謀求死亡的絕症病人，認為患者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因此必須尊重他們的安樂死意願，才能體現對患者的倫理關懷。但是也有學者出於境遇倫理學的考慮，主張人總是處於一定情境或境遇之中，並從這種情境或境遇出發做出自己的倫理決策，從而對患者的安樂死意願的真實性提出諸種質疑：
第一，每一個人都有活下去的權利，活著總比死要好。
第二，自願難以確定，一個患者在疼痛發作或因服用葯物而精神恍惚或抑鬱時表示的意願是否可以算數？
很可能在疼痛緩解或意識清醒時又放棄他的安樂死請求。第三，患者受到民生診斷的影響，有了某種絕望的願望，但如果這種診斷是錯誤的，這又意味著什麼。因此，應當謹慎對待安樂死，不可輕易肯定其價值，也不能武斷地否定其價值。
5、中國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
在中國的安樂死討論中，支持與反對的倫理之爭主要表現為傳統「孝道」與現代親情理念之爭。反對安樂死者認為，安樂死的適用對象主要是老年人群體和病患者，以孝悌為基礎的傳統道德要求子女和親屬必須對患有重病的父母和其他親屬細心侍奉直到病人生命結束，而出於減輕痛苦致親人速死的安樂死則有可能使子女背上「不孝」的罪名，這容易對中國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傳統倫理模式構成嚴重威脅，導致「血濃於水」的親情紐帶斷裂。安樂死的支持者則堅持認為傳統「孝道」與現代安樂死在意蘊上不能相容，因為現代安樂死本身就是人的現代親情理念的表現，即家庭中各成員之間的權利平等，子女和父母都擁有對自身生存利益的決定權利，當遭受不可治癒的疾病折磨、難以忍受病痛的情況下，父母本人擁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子女要尊重父母本人的意願才是孝順父母；而且現代親情理念還認為子女應注重在長輩生前關心長輩，尊重長輩、提高長輩生活質量，這樣才是真正的「孝」的表現，否則只能表明子女的自私自利。
安樂死倫理爭議的深層意蘊
安樂死引發的倫理爭議一方面向安樂死實踐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樂死實踐背後隱藏的關於人類自身道德困境的深層矛盾。這些矛盾既有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醫學倫理決策道德原則沖突、人性自身的矛盾以及社會公正問題，同時還包括具有特殊性的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1、生與死的矛盾
安樂死中關於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反映出人類主體所共同面臨的生與死的矛盾。生與死的矛盾是人類獲得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直接結果。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的獲得，意味著人類能夠將自我與周遭世界區分開，進而意識到自我的存在及消亡。由此，人類的生與死產生分裂，人類也從大自然的秩序中分裂出來，因此「絕不能把他（指人）理解成動物自然秩序里的一種動物，因為他已經脫離了自然，並且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意義問題（以及自然的意義問題）作為他的命運」。也就是說，人類可以通過追尋生命的意義超越死亡，從而解決了必然要面臨的生死矛盾問題。在生命神聖論與生命質量論的爭論中提供了三種超越生死矛盾的途徑和方法，即信仰的方式、科學理性的方式和道德的方式，它們都可以被看作以追求生命意義的方式尋找超越死亡的可能性。但是我們認為，這三種超越死亡矛盾的方式都不可能真正達到超越死亡的目的。
所謂信仰的方式，是指為了獲得自身的意義，獲得存在的依據，而將自我虔誠地獻給神靈，並將此歸因為神靈的恩典。尤其在人類社會早期，人類的自我意識與對象意識處於比較低的發展水平，即人類還不能在觀念上將自身完全同自然界對立起來進行考慮，因此神靈處於人們生活的中心，支配著人們的觀念和實踐。此時，一方面人們只需虔敬地侍奉自己的神靈，遵守神靈的旨意，便可以毫無疑問地找到生命的意義，並且心裡感到滿足、安寧和充滿希望；另一方面，神靈在能夠安慰早期人類的同時，也給他們以生的許諾，如上帝會將人死後脫離肉體的靈魂帶到天堂，靈魂就會不死。在這里，死亡變成了靈魂永生的一道門檻或者必不可少的程序，從而死亡的形象在人們心中也變成了可接受的和帶有某種美的對象，肉體則變成了受冷落的、應該被拋棄的對象，它的痛苦與消亡也就顯得不那麼緊要。很顯然，通過信仰而得到神靈的安慰與許諾只是使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到了幻想般的釋放，因為死亡具有不可懷疑的實在性。所以，信仰的方式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科學理性的方式則是指人類對自身意義的看法從通過信奉神靈獲取自身存在依據轉變為通過遵循絕對精神或絕對律令而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隨著近代社會理性與宗教的斗爭進一步深化，理性獲得了巨大發展，人們精神生活的中心隨之發生改變。這種轉變使得神靈順理成章失去了對人們的吸引力，因此神靈和彼岸世界也就無法再承擔安撫人們心靈世界的重任，比如「上帝死了」。彼岸世界的媽塌，意味著人們只得在此岸世界尋找生的命運與死的前途，即將獲取支配和改變對象世界的力量作為自身存在的意義。但是這種方式直接造成了人與對象世界的絕對對立，同時取消了克爾凱郭爾?所謂的人類內在精神生活的主觀性，也就一方面使得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和生的熱情得不到釋放，另一方面將熱情地生、恐懼的亡變成了夾帶著恐懼的生、不知所謂的亡，因此對死亡的恐懼和表達絕望等主題在這一時期被視為消極的生活態度。所以，科學——理性的方式也不可能真正超越死亡。
所謂道德的方式是指通過追求某種道德信條，踐行某種道德原則而獲取自身存在意義的方式，但這種方式也只是表現出了一種幻想出來的超越。如中國傳統式「捨生取義」，由於死者只能憑著他本人的「義」的信念而「捨生」，而不同的利益歸屬所要求的「義」是不同的，而且至關重要的是這種「捨生」通常都是形勢所逼的「自願」之舉，並沒有人真正喜歡死亡。通過對以上三種超越死亡方式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的共同點都是企圖通過以意義的追尋否定死亡，而獲得另一種形式的再生，而這正是對死亡的恐懼所帶來的心理幻象，並不能得到真正的再生。
2、醫學倫理決策中的道德原則沖突
安樂死中關於救死扶傷與減輕痛苦之間的矛盾其實反映了現代醫療實踐當中倫理決策的困境，即現代醫療體系中倫理決策原則相互之間的沖突性。
科學技術的進步激化了醫學倫理學基本原則中包含的一對固有矛盾。作為醫學倫理學基礎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方面要求醫生解除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又要求延長病人的生命。以前只要一個人無法進食，生命就難以維持，而呼吸、心跳停止，就算死亡；殘疾人很難終其天年。由於一些治療措施的進步，許多不治之症的結局可以變得相當拖沓。這樣一來，病人臨終前的痛苦也延長了，這種痛苦不可能在死亡到來前解除。不少疾病終末期的病人，由於不能忍受病痛的折磨，哀求醫生結束他的生命，當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有時就殺死自己。但由於不諳生理解剖，在結束自己的生命時，他們往往不得不忍受多餘的痛苦。於是，有關安樂死的案例和討論不斷出現。
在現代醫療體系中得到較多共識的是以下四個原則：尊重自主，即要求尊重自主人的決策能力的原則；不傷害，即要求避免引起對他人傷害的原則；行善，即要求阻止傷害、促進利益和權衡利益與風險、代價的原則；公正，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風險與代價的原則。此四項原則是醫療實踐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其根本價值目標是一致的，即維護患者利益，但每一具體原則又有其各自的倫理依據和對象性要求，從而在具體醫療情境之中，它們之間往往會發生沖突、出現矛盾，即當我們從不同的倫理決策原則出發，會對同樣一件事情得出不同結論。我們分別從尊重自主原則與不傷害原則出發，就會形成對待安樂死的兩種不同態度。
3、社會公正問題
安樂死中關於資源浪費與合理分配的爭論反映了各個利益相關方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博棄。各個利益相關方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另一個是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顯然，一定社會的社會資源總量都是有限的，那麼社會資源的分配和使用就會成為一個社會所必然面臨的問題。我們的社會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即存在著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富有的人與貧窮的人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的問題。發達地區和富有的人憑借其財富優勢佔有佔用一多半社會資源，而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則由於其財富上的劣勢只能佔有佔用少量社會資源。由於這種對社會資源佔有佔用不均衡問題的存在，其必然使人產生對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能夠享有足量社會資源的擔憂，進而認為安樂死可能成為剝奪欠發達地區和貧窮的人享有社會資源的新方式。
4、人性中的非自洽性
人性中的非自洽性是指人性自身固有的矛盾性和人所處環境的復雜性、偶然性使得人性並不能滿足任何理論上所設想的邏輯完滿性。但在理性主義的背景下，出於理性的選擇和行為才被視為是可理解的和可靠的，由此導致了對出於非理性因素的選擇和行為的忽視、曲解和否定。在關於安樂死的第四點爭論「真實意願與情境選擇之爭」里集中表現了對處於具體情境中的人的倫理決策能力的懷疑與不信任。我們可以進一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這一點。
第一，安樂死的支持者認為安樂死之所以能夠獲得支持，是因為患有不治之症並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人是值得同情的，因此他們尋求安樂死的請求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即他們面對疾病和痛苦不得不作出求死的選擇。而反對者給出的「活著總比死好」的理由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們將安樂死的最終結果理解為死亡這一事實。顯然，在生與死相對立的前提下，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都無法提出無理由地放棄生命的有效根據。因此，放棄生命一定出於某種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就是「無奈之舉」。
第二，放棄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原因具體到安樂死的支持者那裡，就是患有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並且這一值得別人同情的原因更進一步肯定了「活」的善與「死」的無奈。但是在反對者看來，不治之症和不可忍受之痛苦與安樂死之間顯然存在著一個人如何選擇的問題以及選擇是否可靠的問題。
第三，前邊已經確定，在安樂死的支持者看來，選擇安樂死一定是出於不可抗拒之原因，也就是說別無選擇或這種選擇出於某種必然性，最為重要的是病患者本人令人同情的遭遇似乎使得他們的求死選擇能夠被道德承認。
反對者似乎對此存有疑慮，認為人的選擇應該是出於純粹理性的才是可靠的，但病患者的選擇很可能會因為服葯與否、疼痛加劇與否、醫生的診斷正確與否、醫療水平的提高與否甚至病人的情緒正常與否等因素而發生改變。很顯然，反對者的意見使得支持者最為重要的理由「自願」變得不那麼可靠和真實，但同時反對者的意見也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人的選擇不僅僅是理性與必然性的表現，恰恰相反其中充滿了偶然性與非理性的影響，也就是說人性中潛在地存在著對社會理性規則的破壞性因素，這些人性中的非自洽性並不因為同情心與理性功能而自己消失，反而時刻影響著人類理性的正常運轉。
5、傳統「孝道」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
在中國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下，害怕因為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而背上不孝的罪名，這種擔憂本身只表明了傳統「孝道」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主要表現為兩點：
第一，「孝」是為人們所認同的倫理價值取向。因為一方面中國的「孝」文化由來己久，並且與政治關聯密切。早在先秦時期就有關於「孝」的社會政治作用的明確記述，如《論語?學而》載：「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意為一個人只有在家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在外才不會犯上作亂，做出有悼禮法的事情。另一方面，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家國同構」的社會組織。中國古代社會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每個人既是家族成員，又是社會成員，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家族關系擴大而成。一個人正是從愛自己的父母兄弟開始，不斷擴展，達到愛朋友、君王，以致愛整個社會、民族和國家。所以作為處理家庭關系的基本道德規范——「孝」，既是家庭關系的重點，又是擴展社會人倫關系的起點。這樣，個人被牢固地固定在了家族——國家這一整體、集體的利益鏈條之上，並產生了一種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犧牲意識與服從意識，即只強調個體對家族——國家的義務價值。因而現代安樂死對於自身權利被尊重的要求往往會遭遇到極大的片面義務論價值取向的阻礙。
第二，「孝」中所包含的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使得個體如果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安樂死可能得到「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由於現代安樂死所要求的是人工干預死亡過程，而且在直觀上，發出安樂死請求的父母或其他親屬依然被稱為活著的人，在這個意義上，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要求會被子女或晚輩當成是處死的請求，難以接受，即會獲得「不孝」的外在道德評價。但父母或其他的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出於自身的需求，在這個意義上，子女或晚輩應該同意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實踐表明，子女或晚輩大多拒絕了父母或其他親屬的安樂死請求。很明顯，這種拒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要求安樂死者本人的利益而使子女或其他晚輩符合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為代價的。由此，「孝」與「不孝」除了強調被盡義務者的需求外，更加取決於一種外在的積極道德評價，即「孝」中包含有盡義務者的利己動機，也就是俗話說的「好名聲」。

Ⅹ 什麼樣的人見死不救違法

見死不救是否構成犯罪，要根據具體情況決定：一、行為人沒有義務去救，和自己毫無關系的人陷入險境，見死不救的，不構成犯罪。二、行為人有義務去救，而且在能夠去救的情況下，卻見死不救的，構成犯罪，屬於不作為犯罪。不作為犯罪是指行為人違反法律直接規定，負有法定義務而拒絕履行，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行為。簡而言之就是應為、能為而不為。見死不救，構成不作為犯罪的，涉嫌故意殺人罪或者過失致人死亡罪，要根據具體案情才能確定構成哪一個罪名。不作為犯罪具有以下特徵：1、違反法律直接規定。刑法有直接規定的罪名，才構成犯罪，即罪刑法定原則：法無規定不為罪，嚴禁類推。2、負有法定義務。法律規定行為人具有作為義務而不作為的行為。如母親拒絕嬰兒餵奶，造成嬰兒死亡的。屬於不作為犯罪。3、拒絕履行的行為。即能夠有條件作為，而拒絕履行作為的行為。4、要達到情節嚴重或情節惡劣的行為。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條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第二百三十二條 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三條 過失致人死亡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第二百六十一條 對於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三百一十三條 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