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香港立法

㈠ 為什麼說香港國安法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

因為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

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高票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這是大勢所趨、事業所需、民心所向。決定充分體現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充分體現中央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關切，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根據憲法和基本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責任和法定義務。香港國家安全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港獨」分子和暴力分子，保護的是遵紀守法的絕大多數香港市民。全國人大的決定體現了法治原則，是為了維護香港廣大市民更好地享有和行使法定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連日來，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對全國人大的立法行動堅決擁護，好評如潮，對澳門的繁榮穩定感到自豪，表示要倍加珍惜澳門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居住在澳門的一些外籍人士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全國人大的立法是對香港法治底線被一再挑戰的有力回應。這就是人心所向。

澳門回歸以來，廣大澳門同胞發自內心擁護「一國兩制」，認同「一國兩制」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維護國家安全是澳門保持穩定和發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礎，早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作為一個對外交流頻繁、對外依存度高的國際自由港，澳門在不斷築牢「一國」根基的同時，充分收獲了「兩制」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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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有著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只要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築牢國家安全防線，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集中精力謀發展，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香港明天一定會更好。

㈡ 香港國安法表決通過，對於香港有什麼影響

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將為香港社會恢復安定提供保障，這是市場預期樂觀的主要原因。穩定的社會環境，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必要前提。社會不穩定，投資不敢落地，銀行不敢放貸，企業生產困難，居民不敢消費，經濟發展很容易陷入惡性循環。

去年下半年，暴力亂港行徑嚴重破壞社會穩定，惡化營商環境，致使國際權威機構連番下調香港的信貸評級，私人消費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連續兩個季度大幅下跌。

疊加今年上半年的疫情沖擊，一季度的香港經濟已出現深度衰退的症狀。特區政府雖大力紓困，但如果「黑暴」「攬炒」繼續肆虐，社會穩定無望，市場疑慮便不可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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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過程

2020年6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草案）》由委員長會議提請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

2020年6月3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和閉幕會。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49號主席令予以公布。

㈢ 香港立法會的解釋可不可以作為約束力的先例

一、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並非僅僅只是基本法第158條

任何法律制度總是由一系列有內在邏輯聯系的法律規范所構成，這些法律規范可能來自於一部法律，也可能來自數部法律。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及其機制也是如此。的確，直接規限香港基本法解釋制度（體制）的規范是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條。但不能說基本法解釋機制僅僅由香港基本法第158條所規限，如果考慮到解釋機制所應當包含解釋權力來源、解釋主體的性質地位、解釋案的提起主體、解釋程序等等衍生因素的話，它還邏輯地應當包括香港基本法的其他有關條款以及被基本法所允許保留下來的香港原有的相關法律制度和法律傳統。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的話，我們就無法理解1999年人大常委會第一次釋法中特區政府提請解釋基本法行為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為當時一些香港法律界的人士就批評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出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釋法於法無據，他們認為基本法全文中沒有明文規定這樣的做法，根據第158條的規定，只有特區終審法院才享有提請權。「反對人大釋法的人認為，無論是在第158條所設立的《基本法》解釋權分布體系裡，還是在《基本法》其他條文里，都找不到可以支持行政長官在這次事件的情況下請求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法理依據。……行政長官請求人大常委會行使解釋權，便是邀請中央干預，『自毀長城』」。[2]民主派大狀湯家驊甚至指責特區政府的做法是「出賣法治的交易」。[3]其實，特區政府並非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的規定，而是依據基本法第43條和第48條（2）所賦予的職權，向中央政府提交《關於提請中央人民政府協助解決實施有關條款所遇問題的報告》，請求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外，根據基本法第17條的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全國人大常委會完全可以也應當通過備案審查的方式解釋基本法。盡管實踐中尚未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但理論上、邏輯上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一旦出現備案發回的情形，勢必需要附上為什麼發回的理由，這個理由必然涉及到基本法的解釋問題。

根據基本法第18條第3款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本法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任何列入附件三的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增減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時，也可能在作出的相關決定里需要「解釋」相關法律是否「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按本法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的法律」的問題。

二、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

香港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制定的全國性法律，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建基於和受制於中國的憲政體制。因此，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比如根據基本法第158條，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這項權力並不只源於基本法，而是直接來自憲法第67條（4），立法法也有類似規定。這說明，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機制來源於並受限於國家的憲政體制，它必須回應和適應國家憲政體制的需要，必須站在一國憲政體制的高度去審視和解構。[4]

如果不從中國憲法、國家體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法地位和憲制責任等高度去審視基本法的解釋制度，我們可能無法正確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中闡明自己的解釋依據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十七條第（四）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一款的規定」的正當性和合法性。[5]在香港法學界和法律界影響很大的前港大法律學院包玉剛講座教授佳日思就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把中國《憲法》第67條第（4）項作為它解釋的依據之一，而並非僅依靠《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這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有嚴重影響。……這將對《基本法》的發展以及香港法院與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關系產生嚴重影響。」[6]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釋實踐證明，恰恰相反，如果按照佳日思教授狹義地、機械地理解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對《基本法》的完整性才真正造成嚴重影響。如果我們只是孤立地認為基本法的解釋機制僅僅由基本法所規限，那我們也無法正確解答僅看基本法第158條那些原則性、概括性條款所留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和引起的種種爭議，比如非訴訟情形下的解釋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是否可以主動解釋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特區法院自行解釋自治范圍內的條款後還有無權力解釋這些條款等等問題。

這里，我們還需要回到基本法第158條作進一步的分析。第158條的四款條文如下：

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范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的其他條款也可解釋。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需要對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系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在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有關條款作出解釋。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解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引用該條款時，應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解釋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對本法進行解釋前，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

仔細分析第158條的含義，本條第2款、第3款的內容僅僅只是針對進入司法程序的訴訟案件中基本法的解釋權安排、解釋范圍和解釋程序等問題作出規定，而沒有對非訴訟中實施基本法的情形作出規定。而根據本條第1款的規定，「本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這里的「解釋權」是一個完整的、解釋基本法實施中所有需要解釋的問題的權力。而第4款規定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前需要征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的原則程序。需要細究的是，法律解釋是為了正確實施法律而對有關法律或法律條文的含義、立法意圖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術語、定義等所作的說明，而法律的實施包括法律的遵守、法律的執行和法律的適用，顯然，司法僅僅只是法律實施中的一個環節，但司法無法涵蓋所有法律實施的情形，這樣，在法院無管轄權或沒有訴諸司法的情形下，基本法實施過程中需要進行解釋的情況發生時，例如解決關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的理解爭議[7]以及解決行政長官缺位時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上的認識分歧[8]需要解釋基本法時，第158條第2款、第3款的規定根本無法適用，只能根據第1款和第4款來展開解釋程序。進一步的問題是第1款和第4款都沒有規定由誰提請解釋的問題。顯然，必須從基本法的其他條款和立法法等法律尋求法律依據。2004年和2005年的兩次人大常委會解釋實踐也表明，基本法的其他條款、立法法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等有關條款均構成釋法的法律依據和法理基礎。

三、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僅受制於制定法

前已述及，香港基本法解釋機制並非僅由香港基本法所規限，它的法源規范體系還應當包括中國憲法、立法法、全國人大組織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國務院組織法等相關法律的相關規范。前述規范都是制定法規范，但既然基本法賦予了香港法院的終審權以及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考慮到香港的普通法傳統，法院釋法中創造出的先例顯然具有判例的效力，從而構成解釋機制的規范。因此，筆者認為，既往釋法實踐所創造出來的行之有效的釋法先例或者憲法慣例也應當構成基本法解釋機制的法源規范，不排除未來還有新的慣例可能成為基本法解釋制度的法源規范體系之組成部分。

㈣ 制定香港國安法有何必要性和緊迫性

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且鑒於香港現時的具體情況，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可以理解，且有必要性和迫切性，他對此表示支持。梁君彥指出，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8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咨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及特區政府，然後將法例列入附件三，再由特區政府公布實施。
梁君彥表示，高興看到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已說明，制定法案對實施「一國兩制」方針不變，也不會影響港人和國際投資者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包括遊行、集會、言論、出版和新聞自由，日常生活不受影響，相信決定有利香港經濟發展，也能保障市民生命財產，讓港人安居樂業。他希望特區政府行政機關多做解說工作，回應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關注。另外，對於有外國政府表示，涉港國安立法實施後會對香港實施制裁，梁君彥回應稱「完全不擔心」，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做好一些「為香港好、為國家好」的事情，而外國勢力的干預並不適宜。

㈤ 香港與澳門的立法機關如何產生

那是立委會，是全民選舉產生的，真心在幫你期待採納，

㈥ 為什麼說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勢在必行

「港獨」「黑暴」「攬炒」讓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最嚴峻的局面，內外勢力操縱的港版「顏色革命」步步進逼。中央此時果斷出手，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是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必要之舉。

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香港回歸祖國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堅持「一國兩制」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央對實施「一國兩制」的信心和決心從未改變。

有關法律專家強調，涉港國安立法旨在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不影響香港司法機關行使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中央政府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區設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任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法，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符合法定職權、遵循法定程序，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6)談論香港立法擴展閱讀

香港與國家是命運共同體，維護國家安全與港人利益息息相關，國家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是香港繁榮穩定、港人安居樂業的前提。涉港國安立法針對的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活動。

懲治的是極少數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組織和個人。涉港國安立法不僅不會影響香港廣大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而且能夠更好地保護香港市民享有和行使法定的自由和權利。

㈦ 我國港澳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權的問題

香港特別行政來區的立法源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無須報中央人民政府備案。備案不影響該法律的生效。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

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

該法律的失效，除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另有規定外，無溯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由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並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㈧ 香港立法會的概述

《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條就立法會的成立及職權訂立規定。立法會的主要職能是制定法律；審核及通過財政預算、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亦獲授權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並有權彈劾行政長官。
《基本法》第四十九條及五十條訂明，行政長官如認為立法會通過的法案不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整體利益，可將法案發回立法會重議，而立法會如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再次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在一個月內簽署公布或按《基本法》第五十條的規定解散立法會。然而，經重選的立法會如仍以不少於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原案，行政長官必須簽署公布法案，否則便須辭職。立法會獲賦予這些新權力，是為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能充分地互相制衡。
《基本法》亦詳述香港特別行政區在何種程度上享有自行制定法律的自主權。根據《基本法》第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征詢其屬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系的條款，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但該法律的失效無追溯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