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

⑴ 中國是法治社會嗎

中國當然是法治國家，只是法治還不夠健全，很多法律都有待完善，但是中國人口太多，要想法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現實，希望國家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依舊，加強農村的法治建設，很多農村的法治建設太落後。

⑵ 中國現在是法治社會

中國歷來是封建社會，因為中國搞封建主義搞了2000多年，搞上了癮，所以封建制度才更符回合中國答國情。面法治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故我國還是人治為主，等再過幾百年或幾千年不想搞封建主義了，那時就有法治社會了。

⑶ 中國當前的法治環境

我們當前的法制環境雖然比原來有長足的進步，但是還是需要在某些方面繼續加強和提高，立法也要跟上，現在很多方面法治還不健全，需要完善法治。

⑷ 中國是不是法治社會

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法治社會，不能以某領導講話為標准，更不能以某法學家的著書立說為指針，也不能用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風俗人情、文化差異來人為地披上某種顏色，以區別一般性法治國家所固有的根本特徵。
就法治社會概念而言，它屬於上層建築領域，不同政體與國體的國家，法治社會的標準是一樣的，並無特色與非特色之分。
當代中國，那種動輒就強調社會主義特色的一些偽法學家，充其量不過是道貌岸然為專制政客所豢養的門客，是新時代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辯護神和衛道士，在真理面前永遠不堪一擊。歷史的垃圾箱便是他們最終歸宿。
就當代中國而言，本人認為，目前沒有法治社會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氣候。因此說，我們目前法律的歷史車輪所處的位置並非法治的軌道。究其原因如下：
一、當代中國的治理不符合法治社會的一般標准。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治理結構，雖然他們意識形態各異，社會制度千差萬別，但就法治社會來說，其衡量標准就像我們給一個人下定義一樣，有其一般性和普遍性，法治社會的標准，應該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正如美國憲政之父潘恩所說：「在民主的國家，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國王就是法律」，盡管我們對美國這個在國際社會經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有諸多看法，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法律至高無上，這從柯林頓與與萊溫斯基的桃色事件中可以看得出。總統雖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根據美國憲法規定，他仍然逃脫不了被彈劾的命運。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國，法律從其創制到法律實施都沒有遵循一般法律所應當經過的程序，法律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擺設。法律並不具有權威性。
第二、政府及政權更迭依法進行。政府的職能應該是為大眾服務。正如羅伯斯皮爾所說「政府是人民的創造物和所有物」，這種闡述在美國獨立宣言中第一段有很好的詮釋。政府是保障人民權利的，人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選擇或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位法學教授到法國參觀巴黎市政廳，驚訝的發現市政廳沒有門衛，於是好奇地問：為什麼你們的政府機關沒有站崗的？講解對他好奇地反問：這里為什麼要有人站崗？難道市政廳不是讓市民自由出入表達民意或尋求幫助么？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即便在基層，政府機構和政權的產生也過多地披上政治色彩，政府和民意往往很難一致統一，甚至不能代表最廣泛的民意。在民主國家一般是法律創設政府，在中國，自古以來要麼是專制政府沒有法律，要麼改朝換代創設法律。政府及政權的更迭不是法律作用的結果，恰恰相反，法律是政府或政權更迭的結果。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英國法學家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到：「法律應當不論權貴貧富，更不應以特殊情況而有所出入」。通俗的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主要的是法律實施人人平等。但就當代中國，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一部法律對於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發生不同的效力，地分南北，人分貴賤，同樣一個犯罪構成，不同的人被科以不同的刑罰，同樣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還要分農民市民，就連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北京上海的學生竟然和同一個祖國其他地方學生考分不一樣，如此等等，大家對此已經麻木的習以為常了。
第四、政府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凡是法制國家都建立了權力約束機制，這是因為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正像我們每個人不能為自己做手術一樣，腐敗如果沒有預防制衡機制，那麼政府的運轉就無法做到公開透明運行，腐敗就會永遠不能鏟除其賴以生存的土壤。這一點，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里是這樣說的：從事物的性質來看，要防止腐敗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綜上，法治社會的標准可能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就其通常所說的基本標准，就是上述幾條。以上述幾條衡量我們的社會及其治理，我們會發現其並不具備上述特徵。

⑸ 中國有哪些法制欄目

1、《今日說法》是由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推出的日播法制欄目。節目以「點滴記錄中國法治進程」的理念，以「重在普法，監督執法，促進立法、服務百姓」為宗旨，全力打造「中國人的法律午餐」。

節目於1999年1月2日起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35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首播，由李曉東、路一鳴、元元主持。

(5)中國法治擴展閱讀：

《今日說法》以群眾身邊的真實案例為切入點進行普法宣傳，作為社會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講述者，這個講述者根據一定的敘述方式給觀眾「講法律故事」，並且穿插情景再現和采訪目擊者或知情人的畫面來把觀眾牢牢吸引住。

從「講故事」的方式來看它採用不同的敘事方法，多為倒敘或是作鋪墊，在節目開頭設置懸念，拋出疑問等，使電視敘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讓觀眾不再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節目最後的專家點評也是亮點，從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對案情條分縷析，往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網路-今日說法

網路-普法欄目劇

⑹ 中國法治網是真的嗎

都是紙上談「法」，只能作為打發時間用的

⑺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⑻ 中國法治建設取得了哪些進步

中國抄法治建設有法必依，違法必究。人人享有平等權利，人人都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活動，做事不超越法律底線，為了國家安全，制定了《反分裂法》，為了環境保護，制定了《環境保護法》，為了國家的利益，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不受損失，制定和修改了一百多部法律，這些法律對於建設祖國，保障人民生活健康發展有著重要意義，保證人民群眾安居樂業，向小康社會邁進。

⑼ 中國法治應該怎樣向前走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就是法制建設30年」；「法治之路不可逆轉」，「人治是死路一條」；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問題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中國的法治建設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需要認認真真地討論，把似是而非的東西搞清楚」；對中國的法治進程持謹慎樂觀態度；甚至「法律職業化不可逆轉」、「不能為了讓人民喜聞樂見，而把法律的語言的專業性去掉」等等，我都同意。

除了中國的法治是否應以中國實際為出發點外，我與賀的根本分歧在於：法律職業群是否應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對法律的理解、適用能否違背一個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離開了人民的參與，能否最終保證司法公正。簡言之，現代法治歸根結底應該是 「機械的規則之治」、「法學家之治」，還是 「人性之治」、「人心之治」、「常識、常理、常情之治」。我認為，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錯誤回答，導致了較長時期內中國的法治建設進程與目標的漸行漸遠。

強調法律與社會基本倫理分離，主張「法律職業並不是要遵循社會各界共同倡導的道德規范」，是（至少長期以來曾經是）我國法學理論界普遍流行的觀念。將「法律」凌駕於常識、常理、常情之上，凌駕於司法人員的良心之上，這種觀念不僅與「司法人員必須依照良心履行職責」這一世界各國憲法普遍規定的現代法治的基本原則相悖，更是在實踐中導致了法律職業群基本倫理迷失的惡果。記得在一次講座中，當我談到 「司法必須講良心」、「講法必須講理」時，一大批來自全國的一流的法學家幾乎是異口同聲地問我：什麼是良心？什麼是常識、常理、常情？常識、常理、常情到哪裡去找？良心到哪裡去找？當這些法學權威們普遍不知良心為何物，不知常識、常理、常情為何物時，我們能夠奢望「法律在法官之上」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司法人員的犯罪率以大大超過司法人員的職業化進程速度增長，司法腐敗成為民眾最不滿意的社會現象，2003年以前的5年中，司法工作人員涉嫌犯罪率幾近普通民眾的5倍，難道就真的不足以引起我們法律人的深思嗎？

認為對法律的理解可以偏離社會基本的常識、常理、常情，強調合情合理不合「法」的必須依「法」辦，這種「講『法』不講理」的主張，可以說是傳統法學不民主、假民主、反民主的集中體現，在實踐中必然導致人治、導致專制，必然結出「權大於法」，「有權就是法」。

為什麼主張法律可以偏離一個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常識、常理、常情，必然導致人治，必然導致專制？首先是因為這種理論的基礎是一個神話。幾千年來的法學家們都追求著這樣一個法治之夢：好的法學家與好的統治者一起制定出好的法律，然後讓普通民眾都知道法律的內容；當人們知道法律的內容後，就會按照法律的規定來指導自己的行為，一個良好的社會就會因此而建立。這個「法治夢」的實現，顯然必須以普通民眾都了解法律的具體規定，並按照法律的具體規定來規范自己的行為為前提。然而，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這個前提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會先學「交通法」再上街？又有多少人會先學有關銀行、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規再到銀行存款、取款？多少人可能先學「民法通則」、「合同法」或者「消費者保護法」再到商店買東西？我常說，如果真有一個人先學法，再按法律的具體規定來規范自己的日常生活，這個人一定是精神病！事實上，指導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只可能是買賣要公平、不能無故損害他人利益、做事要考慮對方的感受、敬慕英雄、鄙視小人等一個社會人與人相處、人與自然相處的基本常識、常理、常情。當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只可能按常識、常理、常情行為，常識、常理、常情就應該是人民利益最基本的要求，人民意志最基本的體現。主張法律可以偏離一個社會民眾普遍認同的常識、常理、常情，意味著什麼？難道不是意味著少數人可以將自己意志（少數人對法律的理解）強加到了民眾的身上嗎？這不是人治，不是專制，是什麼？

關於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我的一貫主張是：（1）觀念上，對法律人的業務教育必須與良心教育相結合，良心教育優於業務教育，以良心教育來促進業務；（2）制度上，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民主化必須優於職業化，必須以民主化來促進職業化。為什麼司法體制的職業化必須與民主化相結合？我只想說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國古代幾千年，西方近代近200年，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的法治發展史無一不在證明：一切沒有人民參與的司法，最終必然是走到人民對立面的司法；離開了人民的有序參與，要建立「一種權威的、公正的機制」來解決「誰的權力大誰說的就是『真理』」等社會問題，要保證「法律在法官之上」，保證「教皇、國王、法院院長、蘇丹」這「四種統治者都要在正義之下、在法律之下」，無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都只可能是一個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神話！

⑽ 中國法制社會

你好，中國是一個依法治國的國家是一個法治社會。

希望能夠幫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