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要件

⑴ 法律要件是什麼意思

法律分析：法律要件是指必要條件旁褲。四要件，即構成犯罪要符合犯罪主體、犯罪客體、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三階層就是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二階層運消簡就是客觀違法要件和主觀責任要件。當一個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四要件、三階層、二階層犯罪構橋慶成理論的，構成犯罪，否則不構成犯罪。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三條 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⑵ 法治的構成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

法治的實體要件，是國家在建設法治國家過程中應該尊崇的基本制度。我們可以用制度構建的四個原則予以說明。

第一個原則，是一切公共權力都來源於法律，並且最終都受制於法律，沒有法律授權的公共權力不得行使。這是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這個制度原則，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法治政府——英國提供給世界的寶貴經驗。英國的法治是從剝奪王權開始的，王權最終被法律全部剝奪了，甚至它的王位繼承也需要按法律來進行的時候，王權就變成了一個社會象徵，就變成了一個國家的符號。

當年，約翰國王帶兵打仗失敗了，貴族們於是開會拒絕國王回國。國王不得不尋求妥協，滿足貴族的要求，以達到回國的目的。貴族們開出了一系列條件。比如有這樣的條件，「如果你今後要對我們增加賦稅，必須通過由我們組成的評議會的允許」，「你要我們服兵役，也必須經過我們評議會的同意」，「通過依法審判，才能剝奪我們的財產，限制我們的自由」，這個評議會就是英國議會的起源，也是世界議會的起源。今天，所有國家在向公民增加義務的時候應當經過議會，已經成為一條憲法原則。國王答應的這些條款概括起來被稱作「自由大憲章」。在這個大憲章產生之前，總是法律服從國王；這個大憲章簽訂以後，人類第一次看到國王開始服從法律。它給人們提供的經驗是，法治開始於對公共權力的限制，什麼時候法律把公共權力束縛住了，什麼時候法治就基本實現了，只要還有一個公共權力不受限制，可以超過法律，這個地方便沒有法治。

第二個原則，國家責任的不可逃避。古典的法治理論，總以行政權為防範對象，其實，立法權和司法權同樣可能侵害公民的權利。因此，任何公共權力的行使都要附帶責任，這個責任最終都要轉化為法律上的責任。只要啟動了權力，就應預設責任於其行使之後，以避免傷害人權。

第三個原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把它概括為「法治的真諦是人權」。這是實體法治和形式法治之間的本質區別。形式法治只是表面上的依法辦事、依法行政，實體法治則是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最終保障人權。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法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經驗，就是把人的權利宣告出來。宣告公民權利的意義在於，每宣告公民一項權利，就給國家權力劃了一個界限，所以宣告權利不是可有可無的。

2004年我國憲法修改的時候，增加「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關於尊重和保障的含義，我認為，尊重對應的是公民自由，在公民自由這個領域里，要求國家盡最大的努力來約束自己不要侵入到公民的自由生活當中，讓公民最大限度地實現自由，法不禁止即是自由，所以簡稱為國家在這個領域里要不作為，一旦作為就是侵權。在這個領域，國家越是抑制自己，公民實現自由的可能性就越大，這就叫尊重。

保障正好相反，它不是要求國家權力自我抑制，而是要求國家權力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為公民權利的實現去創造條件，所以這個領域對應的是公民的權利，每一個權利的實現都需要國家去提供條件，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要提供保障。比如說社會權、勞動權、就業權、社會保障權、受教育權等，這些權利的實現依賴於公權力的保障和積極作為。我們可以從我國義務教育法的修訂看到這一原則的影子。從過去的全民辦義務教育，到今天由國家來辦義務教育，從過去的收費的義務教育，到全部由國家財政支出的義務教育，都可以看到國家義務的變化。受教育權就是需要國家提供保障，這就叫保障人權。

第四個原則，公民義務的法定化。這也被稱作「公民法外無義務」。就是說，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內的義務，任何對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義務，公民都有權拒絕。大家常講的社會「三亂」——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其實質就是要求公民履行法律規定之外的義務。中國還有一個有趣的「袖標」現象，除了戴黑袖標的，戴個其他顏色的袖標到街上都可以罰款，袖標的後邊其實隱藏著一個公共權力。這實際上就是讓公民履行法律以外的義務，屬於變相剝奪群眾的財產權，是法治國家所反對的。

上述四個基本制度原則，前兩個是約束公權，後兩個就是保障私權，這就是法治國家的實體制度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

法治的形式要件，指的是法治實體要件的表現方式，即實現實體要件的技術條件。僅有理想的法治實體內容，而缺乏適合於它的形式，法治仍是不完整的。實體要件與形式要件的統一，才有良好的法治。

第一，要保障國家法制的統一性。

這一項實際上是對立法提出來的要求，法律的內部不能有沖突，立法的科學化、立法的一體化、立法的價值化都要在這里得到體現。這就要求下位的法必須服從上位的法，法規以外的東西要服從法規。比如，部門的規章要服從國務院的行政法規，國務院的行政法規要服從法律，法律要服從全國人大制訂的基本法，行政法規法律和基本法最終都服從憲法，形成這樣一個效力體系，這是一個在立法上的形式要件。

第二，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並且對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務員隊伍。

執法者一定要懂法，養成對法律的信仰，執法者如果不懂法，就如同盲人上路，別人危險，自己也危險。我國制定的《公務員法》，有這樣一條，當公務員認為上級的決定和命令有違法律時，可以要求上級糾正，這就是現在媒體炒作的下級可以對上級說「不」。這是媒體上的一個說法，是不準確的。這個條款的准確含義，是下級公務員對上級公務員不符合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可以要求上級收回，而不是說「不」。這是法律賦予下級公務員的批評權、建議權。如果上級公務員不收回，那麼執行了以後，由上級公務員承擔法律後果，這便賦予了下級公務員一個免責權。所以，這里是兩項權利，一項是建議權，另一項是免責權。下面一個條款更重要，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執行之後不得免責。也就是說，下級公務員要求上級公務員收回明顯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但是上級沒有收回還是要求下級執行，此時，如果下級公務員執行的話，他就要和上級一起負責。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有一種權利，我把這種權利叫做抗命權，其實質就是法律允許公務員對嚴重違背法律的決定和命令進行抗命。所以，在解釋這個條款的時候，我的理解是，下級服從上級是公務員的基本義務，但是所有的公務員都向法律負責是公務員首要的義務。

第三，要有一個獨立公正的司法系統，賦予法院以解決社會糾紛和矛盾的權威地位。

法學家們常常把國家權力析分為司法權、行政權和立法權。這三個權力的區別在哪裡?我認為，立法權是一個議決式的權力，它一定是集體行使的並且是定期而行的；而行政權追求高度統一，是用命令和服從的方式而展示出來的以效率為特徵的權力。與這兩種權力相比，司法權有自己的特性。具體來說：第一個特性，是被動性。司法權是被動行使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行政權和司法權正好相反，行政權一定要主動行使，行政權一旦被動的話，行政領域就可能被別人侵害；但是司法權不允許主動行使。因此，所謂的「上門服務」、「提前介入」等等，都有悖於司法權的性質，都是司法權濫用的表現。第二個特性，是程序性。司法權是最嚴格的程序主義的權利，程序是司法的生命，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這一點又可以把司法權和行政權區別開來，盡管我們在一些領域里要求行政權有程序，但是更多的是要求行政權的自由裁量。司法權不允許在程序之外用法，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邏輯起點，沒有程序便沒有司法公正。程序公正有一系列的體現，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法官要「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這是一條程序公正的原則，如果法官不能給予當事人同等的關注，當事人就感覺失掉了公正。第三個特性，是中立性。行政權要始終代表著公共利益，要始終代表群體利益，代表社會利益。司法權則是中立性的權力，它不能站在一個利益的立場上去代表誰，它必須是中立的。它要中立於兩個當事人之間，甚至它要中立於政府和公民之間。所以我說，研究政治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公共利益的管理，研究經濟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成本的管理，研究管理學的意義在於改善對效率和統一性的管理，研究法學的意義則在於改善對正義的管理，正義就是體現在它的中立上。法官與訴訟雙方的關系就像一個等腰三角形，司法權是頂角，兩個當事人是兩個底角，法官與兩個當事人之間的距離必須相等。等距，才能表明司法的公正性。第四個特性，司法權是只接受監督而不接受指揮和命令的權力。這一點它和行政權正好區別，行政權是不能自給自足的，它一定有一個指揮和命令它的權力存在。但是司法權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司法權的面前，所有的法官都是平等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上級，就是法律。所以，基層法院的判決和最高法院的判決在法律的效力上是完全平等的。因為他們背後的法律是同一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法官無上級。所以，對司法權要加強監督，但是要避免對司法權的指揮和命令。最後一個，司法權是終極性的權力。行政權的判斷不是終極判斷，只有當這個判斷最後到達司法權面前並得到司法權的支持時，這個判斷才可以稱作終極判斷，所以，司法的判斷是國家的終極判斷。

⑶ 什麼是法治關系論

法治是人們有關理想社會的一項理性選擇，關聯並凸現著法的價值和人們為此所作的 努力及其所致狀態，因之它具有法的應然性和實然性。同時，它還是甚至可以說首先是 人類經驗的產物，是經過經驗檢驗了的理性，是一種經驗理性，體現著法的必然性。

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1]在西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 詞有「rule of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2](P33) 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 結合我們的觀察和理解，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 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我們並不奢望這樣的理解會沒有異議，特別是在中 國，長期以來「法制」和「法治」不分，甚而以「法制」代替「法治」。[3](P114)堅 持這樣的觀念，勢必對「法治」產生誤解。因為「法制」一般被理解為法律制度，對應 於英文中的「Legal System」。在中國絕大多數人區別使用「法制」與「法治」之前， 「法制」往往被解釋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3 ](P114)究其實質不脫法律制度的范圍。我們知道，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並不是中國文化 的產物，[4](PP275-298)而是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西方法學家和一些權威的工具 書在對「法治」一詞的具體表述上雖也存在著差異，但所理解的精神大意卻是一致或相 近的。概括來看，包含有這樣幾方面的要點：1.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 但它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2.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即沒有法治；3.法治的 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並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4.法治最基本的原 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 ，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建立理想的社會生活方式。由此可見，法治既不是法律制 度所能涵蓋，自然也不是它所能替代的。若將「法制」等同於「法治」，那人類的法制 史就是一部法治史，但事實並非如此。這不止有違常識，也是由於法治是對法制的一種 否定性繼承，是哲學上的「揚棄」。

法治的構成包含法律制度又遠非法律制度所代表。早在古希臘時，哲人亞里士多德就 說過：「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 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良好的法律。」[5](P199)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 ，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前者是法治的形式要件，後者是法治的實質要件。隨著 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 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有一種觀點認為，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 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體)要件則外 化為這樣一些制度和原則，它們是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 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等；同時，法治還有精神要件。[6](PP 186-194)無疑，這是人們對法治認識深化的表現。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亞里士多德的 法治觀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使我們對法治的構成有了原則性的把握，實際是一經典性 的解釋。只是應該指出的是，對亞里士多德的法的普遍性和優良性要作時代的理解，因 為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7]所以，我 們最好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 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 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

二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 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 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 分野。[8]然而，即便如此，它已在思想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 定了基礎。

在法治思想領域，古希臘給後世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第一個受惠的是古羅馬。羅馬對 希臘理性法思想的繼受，[9]包含了他們對法治精神的攝取。羅馬從王政到共和至帝國 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治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 理性、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 揚和拓展。[10]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治精神有很大的破壞和干擾，但歷史形成的傳統 未曾消失。(註：羅馬皇帝寫信給地方長官說：「如果君王自承受法律的拘束，這是與 一個統治者尊嚴相稱的說法，因為甚至我們的權威都以法律的權威為依據。事實上，權 力服從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參見《羅馬法典》第一篇第十四章 第四節，轉引自《阿奎那政治著作選》，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23頁。)中世紀時代 ，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 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11](P124)當然，這距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還有很大的距離。

近代以來，西方法治理論經歷了一個完備及其實踐的過程。推動這一理論完備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是，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一以貫之的深刻認識。這個認識可以概括為「權 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12](P344)由於權力在本質上是邪惡 的，同時權力又是有組織的人類社會無法取消的，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維護人類 尊嚴最現實的途徑便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做到以「權力制約權力」；而所有這一切都需 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 、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很顯然，這條思路所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說 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

法治要成為現實，必須有具體的實施原則和方案。西方思想家所設計的在近代以來西 方文明史上最具貢獻的方案是「分權與制衡」。[4](PP303-313)這一方案實現了權力結 構的革命，它將專制集權的政治制度改造成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 制衡，實現法治和人權。

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可以說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根源於商品經濟高度 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13][14]同時又植根於源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 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註：西方文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相反而相成。理性文化源於 古希臘，非理性的宗教文化源於基督教的信仰。這兩種對極統一的文化共成於西方，都 視人性為惡。理性文化的人性惡論始於柏拉圖中年從《理想國》到《法律篇》的轉變， 基督教文化根源於它的「原罪觀」。)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 ，這構成法治的社會經濟基礎。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 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 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15](PP131-142)

法治理論在西方的實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作為批判的武器參與了資產階級所 領導的為解除宗教禁錮和封建專制而發動的思想運動與社會革命；另一方面是法治社會 的建構。從西方法治實踐來看，法治社會的建構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君主立憲制；一 是民主共和制。前者以英、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為代表，後者以美、法為範例。西 方國家不論選擇哪一種模式，都要貫徹「人權神聖、不可侵犯」，「法律至上、人人平 等」，「分權與制衡」這三大基本原則，並在此基礎上演繹出代議、普選、多黨、契約 自由、言論自由、依法行政、罪行法定、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多項配套原則。[4](PP31 0-313)在西方文明範疇內，這些原則及其衍生規范完全體現了法的普遍性和優良性。

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擴及到非西方地區，法治文明隨之來到世界各地。時至今日，法 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雖然每一國家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 這意味著我們不但要注意到西方文明的特例已具有了世界性，更應該看到現代世界的法 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 。如果膠著於此，就會出現刻舟求劍的悲劇。例如，基督教是西方法治的文化根源之一 ，沒有這樣的文化是否就不能建立法治呢?移植法治是否就一定要一並移植基督教呢?[1 6]毋庸贅言，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等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法治事實對此已作了不爭 的否定回答。[17]這提示我們，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 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準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

三

作為社會控制模式，法治並不是惟一的。在絕大多數人類的長期生活中，帝國政治的 人治曾是廣大的非西方和某些時期西方地區普遍的社會控制模式。[18]近代以來，人治 被視為過時的模式而遭淘汰，這亦是時勢所必然。但同時有一種模式一直在與法治進行 著激烈的競爭，這個模式就是古老而又充滿理想的德治。

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我們的理解是，德治與法治相對應，也 是一種社會控制模式，簡單說是依(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 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的實現。德治的核心 是德，不論人們在何者為德這一關鍵問題上有多少紛爭，相對於法，德是一種自律性的 信仰、意識、心理結構和規范准則，它以「應該」的方式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以協調相 互間的關系。由於易受本性影響的人類在自律方面的艱難，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 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性，德治也因此而成為一種理想。

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19][20]西方哲人柏拉 圖曾以《理想國》一書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21]但德治很快在現實中陷入了困境。在 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未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 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實際上是「外儒 內法」，[4](PP275-298)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 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22]在西方，迭遭碰壁的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 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註：柏拉圖在《法律篇 》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與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 人們會先考慮這些，然後才考慮到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 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本人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有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 陽光指導自己的行動，他們就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 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 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 們必須作第二種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轉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資料選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頁。)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在西方仍受推崇， 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 成為西方的傳統。[7](P124)中西這兩段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 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實是必 然。

在現實社會尤其是當代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一個極其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 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 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 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博登海默說的好：「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 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些弊端。如果我 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 難。法律的這些缺陷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 因素，還有一部分是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12](P388)我們以為，除了 這些明顯的弊端，法律以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這是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的， 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雖可以至上但不能萬能，原因是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 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一點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何況它 們的互補性並非僅此一點。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這里我們從經驗出發，著重在治國層面上討 論兩者的關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 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涉及到人們 對理想社會的評判。我們相信，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所以 ，法治的終極目標必然賦予它某種道德的使命。輕視或無視這種歷史責任，只能使法律 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 ，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2](P355)人類的法律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 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23]而那些具有深厚 道德基礎也就是充滿德性的法律都有悠久的歷史。例如，刑事法中止制邪惡、保護善良 的各項規范，憲法中尊重人格的人權法規，民事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 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 生命力。

法律應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 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如果這樣思考問題，將是一個錯誤，至少是一個誤解。國家特別是 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 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 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24]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 困難的，可以說同樣是危險的。道德首先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 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 人不同的事或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同時，道德還是不 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准則，如道德戒律等，但絕大部分以信仰、意識 、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更為關鍵的是 ，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12](P 358)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 以制度為依據。如此，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 ，爾後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因此也才能夠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和計劃。此等重任，法律可以擔當。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 的惟一性、統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所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 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有權 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 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決不是權力 ，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 東西。」[25](P26)簡而言之，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 、行政、教育等競爭中，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25](PP112-131)

道德的非制度性是否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呢?問題不能作簡單的回答。直接就制度而言 ，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 一方面可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誠如我們在前面所探討的，良性具有道德性。這 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 律的內容是由道德轉化來的。實際上，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即是這種情形，傳統中 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26](PP202-305)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 我們似乎不能斷然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應以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 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 ，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 ，但我們依然不可以說是德治，否則會鬧出這樣的笑語：接受一種知識或教育即謂某種 「治式」，那我們的社會將會出現和並存多少種「治式」呢?顯然，這既不合邏輯也與 事物的性質相違。

接著，我們還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切不 可誤以為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更不能犯法律全部道德化的錯誤。的確，法律與 道德特別是與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

⑷ 什麼叫做法律要件

是說犯罪構成要件吧？
要件，是必要條件的簡稱。
前些年，刑法理論包括教科書對犯罪構成都是採用「四要件」說。近些年來，有些學者又提倡採用「三階層」或「二階層」理論。這些都是刑法理論研究的問題，現在的司法實踐中並沒有確定應當採用哪種理論和不採用哪種理論。
四要件，即構成犯罪要符合犯罪主體、犯罪客體、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和犯罪的客觀方面。三階層就是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二階層就是客觀違法要件和主觀責任要件。當一個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四要件、三階層、二階層犯罪構成理論的，構成犯罪，否則不構成犯罪。
舉例：13歲的人實施了故意殺人行為，按照四要件理論，不符合主體條件（即未達到已滿14歲的刑事責任年齡），不構成犯罪；按照三階層理論，不符合有責性的條件，不構成犯罪；按照二階層理論，不符合主觀責任要件，不構成犯罪。
在實踐中法官辦理案件，很少是用犯罪構成理論去套具體行為，看是否構成犯罪，而是直接根據法律規定去看行為人的具體情況和實施的行為是否符合該罪的規定，然後得出結論，也就是三段論推理。如上面的例子，刑法規定已滿14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而該行為人未滿14周歲，因而無罪。

⑸ 法律中的四要件是指什麼

犯罪構成的四要件:1、犯罪主瞎枯體，指實施犯罪行為依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和單位;2、犯罪客體，指刑法所保護而被犯罪行為所侵害的社會關系;3、主觀要件，是行為人在怎樣的心理狀態迅凱的支配下畝神喚實施危害社會行為的;4、客觀要件，指犯罪行為的具體表現

⑹ 法治行為包括

(一)法律行為成立的共通要件
這是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皆有的要件。因我國民法通則僅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的生效(即有效)要件，沒有對成立要件作出明確規定，而後公布的合同法對兩者稍做了區分，所以，民事法律行為的成立要件可以概括為：
1.有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為的共通要件因單方行為和雙方行為而有不同。在單方法律行為，當事人意思表示完成，法律行為即告成立;在雙方法律行為，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時法律行為方告成立。
2.標的須確定並且可能。標的確定，指關於標的表示須達到能被具體認定的程度。例如，買賣的價金以及委任的授權事項等，須能確定。認定標的確定與否的時點，通常為行為成立時。標的可能，指標的在客觀上須具有實現的現實性。
(二)民事法律行為成立的特別要件
這是指法律對某些法律行為的特別要求，不是所有的法律行為皆有的要件。
1.在有因行為，原因欠缺法律行為不成立，原因就成了特別要件：
2.在實踐性民事法律行為，物之交付就是特殊要件，民事法律行為在交付完成前不成立。
(三)法律行為成立的效力
法律行為的成立，表意人必須受意思表示的約束，不得擅自變更和撤回。法律行為成立的效力就是意思表示的成立效力。
民事法律行為是由自然人、法人等私主體作出的行為，與政府機關行使國家權力作出的國家行為、法院依審判權作出的裁判行為相區別。民事法律行為是由自然人、法人依意思作出的變動民事關系的行為，而不是利用公權力作出的行為。
所謂合法，就是說它所追求的效果「不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這說明自由是有邊界的，任何人的行為不得以損害他人的權利或破壞公共秩序為代價。這也是法律行為與違法行為的區別。
民事法律行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所謂意思表示，是當事人想要實現一定效果的內心意思對外表示。任何民事法律行為都必須具備意思表示這一要素，不具備意思表示，就不稱其為民事法律行為。

⑺ 什麼是法治政府,其構成要件是什麼

1、法治政府的含義： 法治政府應是政府從決策到執行那個及監督的整個過程都納入法制化軌道，權利與責任緊密相聯，集陽光政府，有限政府，誠信政府，責任政府於一身，並用法律加以固定即為法制政府。

2、構成要件：陽光政府，有限政府，誠信政府，責任政府。
(一)重大決策聽證制度方面：決策機關應當聽證而未聽證的，無正當理由不採納合理意見和建議的，未答復聽證申請，造成不良影響；聽證機關在公告聽證事項、遴選聽證代表、主持聽證會議、撰寫聽證報告和辦理聽證事項的過程中，違反有關規定，造成不良影響，或者聽證報告嚴重失實的；決策機關或決策發言人不出席或不派員出席聽證會，或者在聽證會上作不實陳述，以及提供虛假信息或虛假、錯誤資料等。一旦發現這些問題，就要啟動問責。
(二)重要事項公示制度方面：縣級以上行政機關，對於關系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事項，涉及公共利益、群眾切身利益以及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重要事項，公務員錄用、職稱評定、重要的評優評先、表彰、獎勵等事項，在實施前是否向社會進行公示，聽取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並充分採納合理部分。如果該公示未公示，或公示內容虛假，或不採納群眾合理意見和建議的，應追究相關領導責任。
(三)重點工作通報制度方面：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身利益的工作進展情況及成效，重點建設項目的進展情況，向社會公布的服務承諾事項和落實情況，公眾關注以及其他應當向群眾通報的重要事項等。其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群眾切身利益的工作進展情況及其成效、重點建設項目的進展情況、政府部門服務承諾事項的落實情況等，要求每季度通報1次，公眾關注以及其他應當向群眾通報的重要事項，要適時進行通報，重大突發事件要及時進行通報。對應當通報或按時通報但沒有通報的，或通報情況失實、信息錯誤造成不良影響等情形，要進行問責。
(四)政務信息查詢制度方面：縣級以上行政機關，要通過「96128」政務信息電話專線、政府網站、各級政府政務服務中心、檔案館和公共圖書館等場所設立的政務信息公告欄和電子信息屏等設施、信函和來訪等方式，為公眾查詢政務信息提供服務。縣(區)政府和市、縣(區)政府職能部門要按照「首問責任制」和「限時辦結制」的要求，認真辦理和解答公眾查詢事項。對不履行主動公開義務的，不積極開展政務信息查詢服務工作的，不提供或不及時更新政務信息目錄的，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申請人隱瞞或者不提供應當公開的政務信息的，公開屬於不予公開范圍的政務信息的，有償或變相有償的方式提供本機關已經決定予以公開的政務信息的，故意提供虛假政務信息的，在提供政務信息時，違反有關規定收取費用等情形，應當進行問責。

⑻ 法律意義上的要件是什麼意思

法律意義上的要件就是法律規定的構成一定的譽正法律事項必須需要的條件。比如刑法中的各鉛虛御種罪名，需要有四個要件，主體，客體，主觀方面和客觀方面。如果其中有一個不符合就不構成槐岩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