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法學
❶ 歷史法學派的提出學說的背景
. 歷史法學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學生、德國著名私法學家薩維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專作品有《佔有權屬論》 （1803）、《論立法及法學的現代使命》（1814）、《中世紀羅馬法史》（1815～1831）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1840～1849）等。繼胡果和薩維尼之後， 歷史法學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薩維尼的學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習慣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頓教科書》（1838 ）、 《教會法入門》（1840）和《法理學教程》 （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 薩維尼和普赫塔外，歷史法學派的代表還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溫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❷ 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觀點的區別
一、古代法學派別 1、古典自然法學派古典自然法學派形成於17-18世紀，創始人為格老內秀斯（荷蘭）、主容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國）、孟德斯鳩（法國）、盧梭（法國）、漢彌爾頓（美國）、傑弗遜（美國）等，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繼承了歷史上自然法。
❸ 如何認識法律的歷史發展
法律的歷史發展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從奴隸制社會到封建制社會，再到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才到社會主義社會。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成文法了，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這些早期的法律對後世文明的影響力是很小的。
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3)歷史法學擴展閱讀：
法律的作用：
1、法律的最終作用：就是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群眾的人身安全與利益。
2、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指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為人們提供某種行為模式，指引人們可以這樣行為、必須這樣行為或不得這樣行為，從而對行為者本人的行為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指引功能（作用）是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實現的，它涉及的對象主要是指本人的行為。
3、法的評價功能（作用）是指法律對人們的行為是否合法或違法及其程度，具有判斷、衡量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評價作用涉及的是法的律他作用，即對他人的行為的評價，這是區別指引作用（涉本人的行為）和評價作用（涉他人的行為）的關鍵所在。
4、法的預測作用是指人們可以根據法律規范的規定事先估計到當事人雙方將如何行為及行為的法律後果，也就是說，預測作用的對象是人們相互之間的行為，這里的人們應作廣義的理解，即包括國家機關的行為。
5、法的強製作用是指法為保障自己得以充分實現，運用國家強制力制裁、懲罰違法行為的作用，也就是說，法的強製作用只能針對違法犯罪人的行為，如果沒有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那麼法的強製作用就不能顯現。
6、法的教育作用是指通過法律的實施，法律規范對人們今後的行為發生的直接或間接的誘導影響，也就是說，法的教育作用針對的是一般人的行為，例如，通過對違法行為實施法律制裁不僅對違法者本人起到警示、警戒的作用，而且也對一般人產生了教育性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律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
❹ 我國法律發展史
中國法學歷史法學產生的兩個基礎性條件。
1、律發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專門研究法律的人。
中國法學歷史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1、先秦時期。
2、秦漢至清末。
3、清末至中華民國。
4、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
❺ 歷史法學派的系統發展
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
歷史法學派法本
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
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
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並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❻ 簡述歷史法學派的缺陷。
歷史法學派的所謂的缺陷僅僅在於它的時代局限性和唯心主義的觀點，綜合來講，歷史法學派的優點更多，詳解如下：
一、關於歷史法學派的簡介：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德國形成了以胡果和薩維尼等為首的歷史法學派(Historische Rechtsschule)。該學派誕生之初代表了德國封建貴族的利益，在以後的發展中逐步演變成為資產階級的重要法學流派之一，並統治歐洲法學界長達近一個世紀。在19世紀，歷史法學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學思想發展的主流。
二、歷史法學派的唯心主義觀點主要的代表人是薩維尼，詳解如下：
薩維尼出身於貴族家庭，從1810年柏林大學創辦起就在該校任羅馬法教授，一度兼任校長、普魯士王子的法學教師。1842年起任普魯士政府的法律大臣，直到1848年。為了反駁戴菩，他寫了一本《論當代在立法和法理學方面的使命》的小冊子。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歷史法學派的觀點。後來又創辦了歷史法學泥刊物，傳播這一派觀點。
戴菩在他的小冊子中，雖然沒有對《拿破崙法典》直接作出評論，也沒有將他關於制定法典的倡議提升為理論，但薩維尼及其門生卻直接、間接地認定戴菩所要求制定的，就是《拿破崙法典》式的法典；他的倡議體現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並聲稱，雙方爭論代表了歷史法學派和自然法學派之間的對立。
薩維尼在其1814年所寫的小冊子中提出的、代表德國歷史法學派的基本觀點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性主義的立法觀點，即通過人類的普遍理性制定出人類普遍適用的法典這種觀點，完全是「幻想」、「荒誕無稽的」；自古以來，法律就像語言、風俗、政制一樣，具有「民族特性」，是「民族的共同意識」、「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有機聯系」，它「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趨於消逝」。總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體現；隨著文明的進步，出現了法學家階級，他們代表共同體，負責法律的技術方面，此後法律就具有雙重性質，一方面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為法學家手中的一種獨特知識，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政治成分（即民族意識）以及技術成分；法律主要體現為習慣法，後者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因為法律是自發地、緩慢地和進步地成長的，而不是立法者有意識地、任意地創造的，等等。他的結論是，不僅立法是次要的，而且根據德國法學家還缺乏歷史精神等條件來看，德國「沒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同17、18世紀古典自然法學派一樣，都是以唯心史觀為基礎的，但它們之間是有重大區別的。古典自然法學派所講的理性主義的立法，實質上就是制定資產階級理想化的法律。但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種觀點是反神學、反封建的。以薩維尼為代表的歷史法學派雖然以「歷史」為標榜，但卻歪曲了歷史本身。因為歷史事實是：法律並不是超歷史、超階級的現象，它是隨著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和階級斗爭的發展而發展的。法律不同於語言，也決不是什麼抽象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它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歸根結底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法律中包含民族傳統等歷史因素的影響，但這種影響是通過統治階級的意志起作用的。
薩維尼的那些觀點不僅是唯心主義的，而且在19世紀歐洲的歷史條件下，更代表了一種歷史復古主義的反動思潮，是與維也納會議和「神聖同盟」的精神，即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相一致的。他雖然在理淪上並沒有完全否認立法和制定法典的作用，但他既將立法或制定法典貶低為從屬於習慣法的無足輕重的地位，實質上也就是反對當時在德同制定像《拿破崙法典》那樣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法律，而維護代表腐朽的封建統治者利益的習慣法，即當時德同各邦推行的省法、地方法、普通法和教會法，等等。
他的這些觀點當然也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戴菩關於實現德國法律統一化的倡議，這也就意味著他反對德國的民族統一，要求繼續保存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據局面。
❼ 世界著名法學家有哪些
格老秀斯
格老秀斯（公元1589～1645年），荷蘭人，14歲入大學，攻讀數學、哲學和法
學，獲法學博士學位。17歲任律師，20歲任荷蘭律師公會主席。他的研究范圍相當
廣泛，涉及法學、政治學、文學、語言學、史學等，但使他享有盛名的是在法學方
面。他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先驅，國際法學創始人。其名著《戰爭與和平的權
利》（1625年）不僅是重要國際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資產階級人權學說的基礎自然
法或自然權利理論的開創性著作。格老秀斯在法學上有兩個重要地位：第一，開創
了國際公法學，被人們譽為「國際法之父」，格老秀斯在國際法領域中提出了一系
列較為完整的原則，這些原則對國家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尤其是對後來
國際法理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第二，他是近代西方啟蒙思想家中第一個比較
系統地論述理性自然法理論的人。他汲取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思想家自然主義自然法
理論的精華，揚棄和擺脫了中世紀神學主義自然法的桎梏，開創了近代理性自然法
（古典自然法）的先河。在自然法的研究上，他使自然法學的研究人化而不是神學
化，同時，將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幾何學的實證方法引入法學研究，推導
出一系列相關的命題。
孟德斯鳩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鳩生於法國名城波爾多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園，
其家族，是當地有名望的「穿袍貴族」，即取得了貴族稱號的資產階級。19歲的
孟德斯鳩獲得法學學士的學位，並擔任了議會律師；先後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
和柏林皇家科學院院士。公元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鳩去世，享年66
歲。1721年，他匿名發表了《波斯人信札》。它在許多當時的重大社會問題
上，向傳統的封建觀念宣戰，在18世紀啟蒙運動中，成為思想解放運動的火種。
1748年，孟德斯鳩發表了《論法的精神》一書，該書堪稱是資產階級法學
的「網路全書」，被伏爾泰推崇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對後來美國獨立戰爭中
的《獨立宣言》、法國大革命中的《人權宣言》都有巨大的影響。孟德斯鳩的社會
政治理論尤其是關於分權和法制的學說，超越了國界，對各國資產階級政治和法律
制度的確立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和深刻的影響，對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也產生了相
當大的影響。《論法的精神》在1913年就被嚴復譯成中文，以《法意》的書名
出版。孟德斯鳩仍不愧為18世紀法國的傑出思想家之一，在宗教愚昧和專制黑暗
中發出了最初的吶喊，他的思想學說是法國大革命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思想
中的一份寶貴財產。
邊沁
耶利米，邊沁(Jeremy，Benthan，1748——1832)是英國法學家、哲學家、倫
理學家自由主義學說的奠基人之一。功利主義學說的創始人。他出身子一個律師家
庭，有「神童之譽」，13歲進入牛津大學學法律，十六歲畢業後曾一度從事律師事
務，後轉而專門從事法學理論研究。1781年起擔任倫敦大學教授，1832年創辦了著
名的「威斯敏斯特評論」。邊沁的主要著作有《政府片論》 (1776年)、 《道德與
立法原則導論》 (1789年)、《司法證據原理》(1827年)，《憲法典》（1830
年）。其中《道德與立法原則導論》是其最主要的著作，其學說代表了自由資本主
義時期英國資產階級利益，是這一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學說，其著作後被編成《邊沁
文集》山版。邊沁學說的中心是功利主義，他極力反對17、18世紀以來的古典自然
法學的理性法觀點，認為它們是虛構的；大自然將人類置於苦樂兩大主宰之下，人
的天性是避苦求樂，功利原則就是一切行為都適從這兩種動力的原則。謀求功利是
人們行為的動機，也是區別是非、善惡的標准；是自然人和政府活動遵循的原則，
也是道德和立法的原則。最好的立法是達到「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
法就在於促進社會幸福。他認為良好的政府和立法必須達到四個日標：即公民的生
存、富裕、平等和安全。應該說，邊沁對19世紀30年代英國立法還是起到了巨大的
推動作用，推動了塞繆爾羅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魯厄姆勛爵所主
張的法律體系改革。
薩維尼
薩維尼（1779—1861）薩維尼從十六歲開始學習法律，1800年起開始法學教學
活動，1813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先後曾擔任了普魯士國務委員會成員、法官、法律
上訴部部長、立法—上訴委員會委員、國務部主席。主持該部制定了1848年《票據
法》、《普魯士刑法典》、《帝國刑法典》等。著作有《中世紀羅馬法史》、《當
代羅馬法體系》、《作為當代羅馬法部分的債法》、《歷史法學雜志》。薩維尼在
法學史上被作為所謂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歷史法學派這一表達具有薩維尼自己的
烙印，其出發點是當代法乃是通過法學的歷史性而不是通過理性法的抽象或者開明
立法者的命令而預先確定的。薩維尼由此得出了影響深遠的法學方法和法律政策上
的結論。薩維尼是他的時代影響最偉大的法學家和法學教師。不管是在法學還是在
法律實踐和立法中都有他留下的痕跡。他的學說在當代雖然扮演著無關緊要的角
色，但他的遺產對與德國法以及國家法都具有重要意義。薩維尼在當代不僅僅是作
為歷史法學派的創始人而著名，他還經常被稱為現代法學的締造者。盡管歐洲法學
被分為各個國家的法學，但薩維尼的思想涉及到了整個歐洲。他劃定了法國民法典
的勢力范圍，並且繼續遵循羅馬法這一基礎，這一點不同於大多數其他大陸國家。
薩維尼起決定性作用並參與形成的學說匯纂法學在後來對其他一些國家立法起到了
作用。薩維尼從開始就接受了將「歷史的」方法和「體系的」方法結合起來的要
求，他是第一個發展出體系化的、內容廣泛的方法的人，在任何一部法律確立同時
就將其置於特定歷史環境之中。因此，圍繞思考法律關系的重要特徵，他擴大了對
符合歷史的法學的理解，這種法學同時也就超出了單純歷史科學的范圍並形成一種
區分，法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建立在其獨立性基礎上的。薩維尼對19世紀的科學產
生了深遠影響，這一點不僅體現法學領域，而是兼跨歷史、法律和哲學不同領域。
霍姆斯
霍姆斯（O.W. Holmes,1841~1935）。美國現代實用主義法學的創始人。1866
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在波斯頓從事一段時間的律師工作之後，於1870年入哈
佛大學法院擔任講師、教授，1882年12月擔任馬薩諸塞州最高法官，1899年起任院
長。1902年~1932年，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的學說，主要體現在他於1881年出版的著作《普通法》（Thee Common Law）、《法律之路》(The Path o
f the Law)、他逝世後出版的判決意見集《霍姆斯法官的司法見解》(The Judicia
l Opinions of Mr.Justice Holme Shriver ed 1940)以及生前發表的一系列論文
之中.和其他法律思想家相比，霍姆斯(O.W.Holmes，1841——1935)可能不是最偉
大的，但是他一定是最卓爾不群，特立獨行，也是最特殊的一個人。這首先反映在
他的身份上：他首先是作為一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其次才是作為一個法律思
想家而存在。因此，要了解霍姆斯的法律哲學，如果不了解他作為法官的經歷，就
會錯過他思想中很多精彩的部分。事實上，他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並不是通過專著的
形式表現出來，而是散見在他的司法意見、演講和書信之中。在某種意義上，他作
為法官所做出的許多判決，就在法律思想史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其次，霍姆斯在某
種意義上也代表了一種美國的精神，代表了實用主義哲學和普通法的某種意義上的
結合。
韋伯
社會法學的大師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德國著名社會學家，也是現代一
位最具生命力和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著作有：《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政
治論文集》，《學術理論論文集》，《社會史與經濟史論文集》，《社會學和社會
政策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等。韋伯1864年4月21日生於埃爾福特，1882年入
海德堡大學學習法律，1884年入柏林大學攻讀法律。隨後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法、
日耳曼法及商法，後學術重心從法學轉向經濟學。1894年後先後任弗萊堡大學的經
濟學教授和政治科學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潰，被迫停止一切教學、研究與
政治活動。1903年重返學術活動。1910年參與創立德國社會學學會，後於1913年因
社會學方法論之爭退出德國社會學會。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韋伯理解的社
會學思想，對於改變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促使現象學社會學
的產生。他的社會行動理論是T.帕森斯結構功能主義的思想先驅，並對微觀社會學
起到啟迪作用。有關官僚制的論述對組織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發生重要影響，也是
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他的宗教社會學對比較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思
想啟發作用。當代西方一切重要社會學理論和流派，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從韋
伯著作中汲取營養。韋伯社會學之於中國的獨特之處還在於：他站在比較世界法律
文明的宏觀立場上，對東方社會及其法律體系進行了廣泛而深刻的理論思考，特別
是他著力探討了傳統中國社會結構以及由此而生成的法律文明的特質。然而我們了
解和探討韋伯卻是在現代。在思想禁錮的20世紀80年代，我們把韋伯當做馬克思的
敵人來對待，幾乎在那時連韋伯的名字都知之甚少。可他力圖揭示傳統中國社會與
法律的運作規律，試圖解釋中國法律現代化可能性問題，作為一位研究中國傳統社
會與法律文化的「偉大外行」，韋伯的思路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龐德
龐德（Roscoe Pound 1870~1964），美國著名法學家，社會學法學派的主要代
表之一。出身於法官家庭。曾任律師、內布拉斯加州最高法院上訴委員會委員、內
布拉斯加大學法學院院長。1907年起先後在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哈佛大學執
教。1916年起任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長達20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中華民
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司法部和教育部顧問。他的主要著作有《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和目
的》（1911~1912）、《法哲學導論》（1922）、《法制史闡述》（1923）、《法
和道德》（1924）、《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1942）、《法的任務》（1944）、
《正義來自法律》（1951）和《法理學》（5卷集，1959）。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是
與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過渡和一戰後發生在美國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革相伴而生的，在長達五十餘年的法學生涯中他致力於法律體系和法理學的批判與重構工作。
其學說的思想淵源主要是實用主義哲學、美國L.F.沃德（1841~1913）和E.A.羅斯
（1866~1951）的社會學以及R.Von耶林的新功利主義法學。龐德是20世紀西方各
國，尤其是美國法學界權威的法學家之一。他所代表的社會法學長期以來在法學中
佔有主導地位。
哈特
哈特(H．L．A．Hart,1907～ )，英國法學家，現代西方新分析法學的代表。
1929年畢業於牛津大學，1932年任出庭律師，1952年任牛津大學教授，1978，年退
休。主要著作有：《法律中的因果論》(1953年)、《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
律、自由和道德》(1963年)、《懲罰與責任》(1968年)、《功利與權利》(1979
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等。哈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最負
盛名的法學家之一，由他創立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是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之一
(另兩派是新自然法學和社會學法學)，在對法的概念的分析與法律現象的說明、法
律關系的梳理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因為如此，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自
20世紀50年代登上歷史舞台以來，統治英國已達半個世紀，仍能保持強大的控制
力。哈特關於法的主要規則和次要規則、法律和道德、法律概念的學說，是在與美
國法學家富勒(L．L．Fuller,1902～1978)、德沃金(Ronald M．Dworkin,1931～)
等人的長期論戰中形成的。他一方面堅持了奧斯汀的法實證主義的立場，同時，又
對其作了修正，從而使分析實證主義法學進一步適應了戰後英國的社會現實。目
前，哈特的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已為新一代西方法哲學家拉茲和麥考密克等所繼
承、發展，該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的一個重要法學流派還將繼續存在。
德沃金
德沃金是當代最著名、最活躍的法理學家之一。德沃金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
州，先後在哈佛學院、牛津大學和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大學獲得碩士學
位。他起初的興趣是哲學，但在牛津時開始學習法學，從此發現了自己的真正興趣
所在，隨後進入哈佛大學法學院，1957年畢業後進入美國最高法院，任法官漢德
（Learned Hand）的辦事員，以後又當過律師。1962年成為耶魯大學教授，1969年
他應邀擔任英國牛津大學法理學首席教授，直到1998年。1975年開始同時擔任紐約
大學法學的教授至今，他還不定期地擔任過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
教授，1984年以來還是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的客座教授。2002年5月中旬應邀來
我國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和浙江大學作過講演。羅納德·德沃金被公認為當代英美
法學理論傳統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總的來說，德沃金所展現的是一種由政治自
由主義指導的法理學。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既有贊同
者，亦有批判者。在德沃金的法理學體系中，有四個主要的觀點（它們構成了當代
法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批判並超越法律實證主義；第二，堅持認為法
律理論依賴於政治與道德理論；第三，把法律理論根植於一種解釋理論；第四，將
平等的政治價值作為法律理論的核心部分[注1]。這四部分前後是聯系在一起的。
法律實證主義是德沃金的直接批判對象，也是論證的起點；德沃金將政治與道德價
值融入自己的解釋理論中，作為選擇判斷的標准；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種平等與自
由的政治社會。《法律帝國》是德沃金最重要的著作，全面體現了他的法律與政治
思想。雖然德沃金的基本觀點較之以往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在研究方法上卻發生
了重大轉向。主要著作有《認真看待權利問題》、《原則論》、《自由論》、《法
律的帝國》等。他從60年代初就開始撰文批判實證主義法學，特別是批判H.L.A.哈
特的學說，認為是實證主義法學最新的典型。他的學說以「權利論」（right thesis）作為核心。他之所以強調規則、政策與原則之分，就是為了強調個人權利，即
原則。他又認為，他所有個人權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權利，即「政府不僅必須關
懷和尊重人民，而且要平等地關懷和尊重人民」。
波斯納
波斯納（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魯大學獲得文學士學位，1962
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法學士學位，先後年赴斯坦福大學任教和芝加哥大學教授，1981
年任美國聯邦第七巡迴區上訴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經濟學分析》（19
73年）、《正義的經濟學》（1981年）、《侵權行為法：案例與經濟學分析》（19
82年）等。波斯納作為集大成者，全面吸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構建了用經濟
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宏大體系。《法律的經濟分析》就是其成果的傑出代表。正是
波斯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論，才得以有一個以"法律經濟學"命名的獨立學派。波斯
納將20世紀60年代初卡拉布雷西的第一篇侵權論文和科斯關於社會成本問題的論文
發表以後的法律經濟學稱為"新法律經濟學"。在《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二章中，科
斯說，"新法律經濟學"--過去30年來發展起來的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
經驗主義方法全面運用於法律制度的分析，包括侵權法、契約法、賠償法和財產權
法等普通法領域；懲罰的理論和實踐；民事、刑事和行政程序；立法和管制的理論
和實踐；法律實施和司法管理；以及憲法、初民法、海事法、家庭法和法理學。波
斯納有個著名的觀點：如果市場交易成本過高而抑制交易，那麼，權利應賦予那些
最珍視它們的人。波斯納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學分析時始終貫穿著經濟效益觀，使之
成為取捨某一法律制度的最高標准，因而招致許多信奉正義觀念的法學家的激烈抨
擊。
❽ 歷史法學派的法家評價
第一，歷史法學派對近代民法學的形成和發達作出了貢獻。近代第一部民法典誕生於法國，但由於當時法國學術界對法典的過分崇拜，導致了忽視習慣法和判例法，僅僅以法典條款為研究對象的注釋學派的誕生，該學派統治法國近一個世紀，阻礙了民法科學的發展。與此相對，在德國，由於學者們埋頭於對羅馬私法和日耳曼私法的研究，創立了一個龐大的民法體系，形成了近代民法學學科。而為此作出巨大努力的德國法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歷史法學派的成員：胡果、薩維尼、普赫塔、艾希霍恩、耶林、溫德海得、祁克等。可以說，如果沒有歷史法學派，那麼，近代民法學就不會達到如此高的水準。
第二，歷史法學派在挖掘、整理、恢復人類法律文化遺產方面作出了貢獻。現代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學學科的歷史基礎是羅馬法和日耳曼法。前者從中世紀起就開始受到學者的重視，如義大利波倫那大學的前、後期注釋法學派（伊納留斯、阿佐、阿庫修斯以及巴爾多魯等）、16世紀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阿爾恰特、居亞斯等），以及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朴蒂埃等，都對羅馬《國法大全》進行了整理、注釋。歷史法學派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予以總結、匯集、出版，從而使古代羅馬法的經典文獻能為創建近代法學服務。後者即日耳曼法，雖然從11世紀後，也為一些學者所研究，但大規模從事這項工作的是歷史法學派中的日耳曼學派。尤其是祁克，他的《德意志私法論》和《德意志團體法論》，在保存、恢復和闡明日耳曼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至今還沒有一個學者能夠超越。
第三，歷史法學派人物眾多，觀點也不一致，不能以薩維尼否定自然法理論、提倡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反對編纂統一法典而否定該學派對世界法學發展的整體貢獻。
第四，即使是薩維尼，筆者認為也是應當肯定的。這里涉及的問題是：一、薩維尼的作品《中世紀羅馬法史》和《現代羅馬法的體系》，對近代民法學的誕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學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二、薩維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觀點，如同自然法學派認為法起源於人的理性一樣，是人類在認識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寬了人們的視野，促使人們在比較虛無的「人類理性」之外，去尋找法的起源的途徑。正是受了薩維尼這種歷史主義的、民俗學的法學研究的啟發，後人便進一步將社會學、文化學、經濟學的方法引入了法學之中，從而創立了法社會學、法文化學、法經濟學等，豐富了人類認識法這一社會現象的手段。薩維尼的觀點是人類試圖科學地認識法的起源的無數智慧鏈條中的一環，不能全盤否定。三、至於薩維尼的政治立場，由於其出身貴族，加上他反對自然法學派和反對編纂法典等，人們往往將其視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動保守的。但從他的學術成果，以及他從政時表現來分析（1842年他擔任普魯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後，曾專心於改革貴族制度、擁護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確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據條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說19世紀40年代後的薩維尼是一名資產階級政治改革家和法學家也並不過分。
❾ 我國法律的發展史是什麼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其總體的發展脈內絡、相容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
❿ 法學的法學發展簡史
在中國，法學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極為輝煌的時期，各學派相繼興起，百家爭鳴。法就是各家（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尤其是儒法兩家）爭論的問題之一。這一時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對中國後來的思想家有深遠影響。春秋時期，中國古代法律已從習慣法向成文法、從秘密法向公開法發展。子產鑄刑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到戰國時期，魏國執政李悝在各諸侯國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完整的封建社會的法典《法經》。這部《法經》雖早已失傳，但在一些歷史著作中載有其篇目。《法經》開創了中華法系獨樹一幟的立法先河，確立了中國封建社會法典的基本體系，以後的《秦律》、《九章律》、《曹魏律》、《泰始律》、《開皇律》、《唐律疏議》的體例都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戰國時期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由商鞅、韓非等人為代表的法家提出的。與儒家相反，他們強調法律及其強製作用，而輕視聖賢或道德感化作用，即主張「法治」。法家還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法律思想，如法作為一種權衡、規矩、尺度，提供一個判斷是非的客觀准則；法應隨時代而變；法由國家制定；法應公開，應平等適用；應嚴格守法，法與賞罰不可分，等等。那時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以加強君主專制和嚴刑峻罰為基礎的，不同於西方17～18世紀反封建專制 、反酷刑的法治。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採納了法家另一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議，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代替法律，而是「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法家思想來立法。
漢武帝採納儒家董仲舒的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在思想領域中，儒家學說被奉為正統，儒家的法律思想壟斷了長達2000年的法學領域。通常所講的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法律思想就是指這2000年的儒家法律思想，事實上是推行政治上、思想上的專制主義，其結果是導致法學在中國的衰落。
在這一時期中，繼百家爭鳴而起的是依照儒家學說，對以專制君主名義發布的成文法進行文字上、邏輯上解釋的律學，即通常所說的注釋法學。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都曾對漢律作章句註解。晉朝張斐和杜預也曾對漢律作註解。東晉後，私家註解逐漸由官方註解所取代。
唐代大臣長孫無忌等人於公元 652 年奉詔編寫《唐律疏議》一書，對《唐律》作了權威性的解釋，與唐律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法律文獻。它以儒家的「德主刑輔」作為主導思想。《唐律》及其《疏議》集戰國至隋各代法律之大成，又成為唐以後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典範。《唐律》對當時中國近鄰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法律也有重大影響。因而在國內外法學著作中，通常將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封建法律以及其他國家仿照唐律而制定的法律，稱為中華法系或中國法系。
從三國魏明帝時起，設律博士職，專門傳授法學。這一官制一直延續到宋朝，至元代才被廢除。晚清法學家沈家本在總結中國歷史上法學的發展時曾認為，元明清時法學已日趨衰落。1740年編成的《大清律例》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部法律。
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逐步轉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司法制度和法律思想領域也發生相應變化。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嚴復所翻譯的許多西方名著，都包括了西方18～19世紀流行的法律思想，既有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又有社會學、進化論方面的內容。
如果說嚴復等人在中國傳播的主要是西方法理學方面的思想，那麼，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政府官員則主要傳播西方法律制度，特別是基於羅馬法的民法法系法律制度的思想。沈家本任修訂法律大臣時，主持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仿照西方模式改革中國傳統法律的工作。他派遣政府官員和學生出國考察和學習西方法律，聘請日本法學家來中國修訂法律和講學，1906年創立第一所近代法律學校；組織翻譯了大量外國法律。
在1911 年辛亥革命後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西方各種法律思想，繼續傳入中國；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也開始傳入中國。 人類歷史上積累了豐富多彩的法律文化。除中國外，還有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鄰近地區各國、古代印度以及中世紀伊斯蘭教各國、日本和俄羅斯等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文化。西方法學的內容極為廣泛，通常指古希臘 、羅馬奴隸制社會、西歐封建社會以及近現代西方資產階級的法學或法律思想。
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盡管成文法並不很多 ，也沒有職業法學家，但當時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等著作中，探討了關於法的許多基本問題。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法的基礎是權力還是自然、正義或理性；是法治還是一人之治 ，以及法和民主 、自由 、平等的關系 ；法和國家、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思想對後世西方法學一直具有影響。
與古希臘不同，古羅馬的成文法（主要是私法）和法學極為發達。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教育和法學學派 ，第一次出 現了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 學家之一的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部最早的並完整保存下來的西方法學著作。
歐洲中世紀，由於天主教會在政治、經濟上佔有很大勢力，教會神學在思想領域中居於壟斷地位，法學與哲學、政治學等都成了神學的附庸。到中世紀中期和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封建社會內部的出現和成長，出現了一種以恢復和研究羅馬法為核心的法學，即自12～16世紀相繼出現的義大利的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以及法國的人文主義法學派。這三個法學流派雖各有特點且相互對立，但通過它們 ，羅馬法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傳播，從而為歐洲大陸以羅馬法為基礎的統一的法律的形成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歐洲大陸不同，英國中世紀的法，主要是普通法。這種情況表明了以後西方世界兩大法系的淵源：民法法系（又稱大陸法系）是在羅馬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普通法法系（又稱英美法系）是在英國普通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7～18世紀最為盛行的法律思想是古典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荷蘭的H.格勞秀斯、英國的T.霍布斯和J.洛克、法國的C.L.S.孟德斯鳩和 J.-J.盧梭等人。他們的學說和政治綱領盡管有很多差別，但總的來說 ，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封建壓迫、爭取民族獨立的思想，是《獨立宣言》和《人權宣言》以及資產階級民主、法制的理論基礎。這個學派極大地提高了法在社會中的地位，倡導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原則，創立了憲法、國際法等新的法律學科，沉重地打擊了神學，使政治學、法學擺脫了神學的束縛。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典《拿破崙法典》，就是在這個學派的思想基礎上制定的。古典自然法學派起過巨大的歷史進步作用，但也不可能超出時代所給予它的限制。
《法國民法典》亦即《拿破崙法典》
在19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確立，古典自然法學派漸趨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哲理法學派。在歐洲大陸，開展了廣泛的編纂法典的活動，比較法學和行政法學隨之興起。隨著英國和歐洲大陸一些國家從事殖民擴張，普通法法系和民法法系的影響擴展到世界其他地區，西方兩大法系終於確立起在世界范圍的地位。
進入 20 世紀 ，西方法律和法學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所謂「法的社會化」問題，即強調法不僅應保護個人權利，而且應著重保護社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新的科技革命，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空前發展，國家經濟職能大大增強 ，資本主義經濟有了較大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更多地採用改良、讓步和福利主義政策。在這種條件下，一般地說 ，資產階級統治相對穩定，資本主義民主和法制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它們主要體現在下列方面：
①德、意、日三國在戰後通過新憲法，建立了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人權和公民權利有所擴大，憲法和法律監督進一步加強。
②立法重點從私法轉向公法，新的公法、公法化的私法、公私混合法大量出現。
③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已從17～19世紀的理性主義、概念論法學轉向現實主義、利益多元論和折衷主義，在強調法律重大作用的同時承認這種作用的局限性。
④在法律形式上，雖然也制定和修改了若乾重要法典，但一般採用單行法、特別法形式。
⑤對司法組織和程序進行改革，加強法官解釋法律的權利 ， 形成事實上的 「 法官創制的法律」。
⑥兩大法系逐步靠攏 、 國際立法增多。但與此同時，破壞法制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
在法學領域中，學派更加繁多，新自然法學（或類似的價值論法學）、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大派別相互靠攏。非法學思潮對法學影響更不斷擴大，出現了經濟分析法學、批判法學等新的法學派別。
馬克思主義法學
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前，法學領域幾乎一直是由有產階級思想家、法學家壟斷的。他們為法學提供了大量歷史資料，有的人在闡述法律現象的某些方面，也提出了合乎或接近科學的觀點，有的法律思想也起過歷史進步作用。但由於階級地位和時代的局限性，他們沒有也不可能真正科學地闡明法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
馬克思主義3個組成部分中所包含的馬克思 、 恩格斯的法律思想，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它的出現為法學領域帶來了根本變革。它代表了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利益 ，以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使法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以往法學的原則區別
①以往法學主要以歷史唯心主義為基礎，否認經濟因素對法的最終決定作用。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是掌握國家政權階級意志的體現，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最終是由這一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當然，法和經濟以外的各種因素也相互作用。但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因素決定的。
②以往的法學否認法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肯定法的階級性，同時肯定法的繼承性。馬克思主義法學和社會主義法都是在批判地繼承人類歷史上優秀法律文化遺產的同時創立和發展的。
③以往的法學大都認為法是超歷史的，永恆存在的。馬克思主義則認為，法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到了共產主義社會，法也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那時當然還有具有某種強制力的行為規則，但已不是階級意義上的法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法學方面的主要貢獻是：
①他們在闡明歷史唯物主義的同時也就說明了法的本質和發展規律。
②他們在考察和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在直接參加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分析和批判了資產階級的法律制度。
列寧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主要貢獻是：
①在領導革命斗爭，特別是在與俄國自由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和其他機會主義者作斗爭的過程中，揭露了沙皇俄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特別是與資產階級代議民主制相聯系的資產階級法制的本質及其虛偽性。
②他在領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創建蘇維埃政權的過程中開始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法制的理論。
法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中共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政府《六法全書》的指示以及《共同綱領》關於廢除舊法律創建新法律的規定 ，都表明一種新的法學在中國大陸的創立。但在相當長 時期內 ， 這一法學的發 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1978 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 中國法學就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指引下，成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服務的法學，它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發展了法學。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方面是在中共和國家重要文獻或領導人關於法制的重要論述中體現的發展。
首先，法制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法學的發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總結了中國建國以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同時也研究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經驗，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作出了科學的論斷：「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中共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都重申和發展了這一結論：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沒有民主和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闡明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被忽視，為了防止類似悲劇的重演，就必須加強民主和法制。
其次，法律和宏觀經濟調控也促進了法學的發展。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經濟的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指令，採用直接控制為主的運行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法律作用是有限的。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過程中，人們已日益認識到法律在經濟領域中的巨大作用。1984年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中提出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國民經濟的發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關系和經濟活動准則需要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改為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法律手段，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間接控制方式。中共十四大將中國經濟體制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後，法律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就更為加強，法學研究隨之進一步開展。
同時，中共中央主要根據中國經驗，提出了綜合治理的方針，即在中共和政府的領導下，政法機關協同其他各機關、團體，動員一切社會力量，充分運用政治、經濟、法律、行政、文化、思想道德教育等各種手段，預防和打擊犯罪，改造罪犯。十餘年來的社會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這種綜合治理的理論是對法學，特別是對刑法學、犯罪學等法學學科的重要貢獻。
此外，還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即設想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國家的主體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台灣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按照這一原則來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一國兩制實現就意味著「一國數法」的出現。這將推動當代中國法律和法學向多樣化發展，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是一重大貢獻。
當代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另一個方面是中國的專業的法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貢獻。主要是：
①對一系列重大法學理論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為此而撰寫專著、教材和論文，以及編寫法學工具書、召開學術研究會。在各個部門法學以及國際法學中都曾進行過有關本學科重大問題的研究。
②改進和發展許多已有一定基礎的法學學科（如憲法學、刑法學、民法學、訴訟法學和國際法學），同時又創建許多在國內以往並不存在的新學科，如經濟法學、行政法學、軍事法學、科技法學、環境法學、現代西方法律哲學、法律社會學、比較法學、立法學等，並發表有關論著。
③專業法學工作者經常參加憲法和其他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或提出有關立法建議等，很多專業法學工作者出任兼職律師或參加其他法律實際工作。這些活動都有助於法學與實踐的結合。
④從事法律院校教師工作，培養中高層次的法律專門人才（大學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為此編寫大量各種形式的法學教材。
⑤將國外法學（包括方法論）新動向引入國內作為借鑒，為此翻譯了不少外國法學論著、法律、法規、法學工具書等，並進行了廣泛的國際法學交流，大量的學生、教師去國外學習、進修和講學或參加國際法學會議，又有不少外國法學家來中國講學和學習。
法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不同於文學、哲學、史學等人文科學的一個特徵，就是法學、經濟學比文學、史學等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在總體上是不錯的。從主觀上來說，中國法學家們也不願意讓自己的學說遠離現實，但從客觀上來看，法學家的不少主張離實際操作過遠的現象，還是相當嚴重。這一問題不能僅僅用法學家的批判性和理想性品格來解釋，而就聯系中國的法學教育體制和法學家的出身經歷，作更廣泛的考察。
從法學教育體制來看，據筆者有限的了解，西方不少大學法學院的院長、教授都有過擔任政府官員、法官、檢察官、律師的經歷，他們把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一道傳授給了學生。而中國法學院院長、教授中有過官員、法官、律師、檢察官經歷的實在為數不多。他們大都是從高中進大學，然後留校任教，這種經歷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深入了解實際，不可能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經驗，要他們的學說貼近實際(不是盲從、附隨實際)也多少有點勉為其難，要他們立場公正、持論公允，也非舉手之勞。
瀏覽一下，醒目的著名法學家，他們大都有擔任過官員、法官等經歷。根據何勤華教授主編的《外國法律史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所作的統計，古羅馬時代的著名法學家有四個：蓋尤斯、帕比尼安、烏爾比安、查士丁尼，除蓋尤斯出身不詳外，帕比尼安曾擔任過申訴官、帝國高級法院院長、近衛都督（相當於副皇帝）等。烏爾比安擔任過帝國高級法院法官助理、帝國議事會成員，近衛都督。查士丁尼是東羅馬帝國（又名拜占庭帝國）著名的皇帝。
法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居亞斯和朴蒂埃兩位，居亞斯雖未當過官，但其師從的是巴黎高等法院院長的法國駐威尼斯大使弗利埃，朴蒂埃則在奧爾良初等法院法官助理的職位上工作了50年。
德國近代以來的法學家有薩維尼、耶林、祁克等三位，除耶林外，薩維尼擔任過普魯士樞密院議員、柏林上訴法院法官、最高法院顧問等，祁克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律師、見習司法官、軍官等。近代以來的著名法學家有科克、布萊克斯通、邊沁、奧斯丁、梅因等五位，這五位都有過官員或律師的經歷。科克做過律師，擔任過諾里奇市法院的首席法官、倫敦市法院的首席法官、英國副總檢察長、國會下議院議長、英國檢察總長、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樞密院成員等。布萊克斯通做過律師，大學校長、法院陪席法官、國會議員、王室法律顧問、王室副總檢察長、高等民事法庭法官等。邊沁做過律師，雖然他是個很內向的人，但為了自己的學說能緊密聯系實際，他走出書齋，曾經草擬了憲法、民法、刑法以及議會改革的要點，給俄國沙皇編製法律。奧斯丁當過陸軍軍官，做過律師，被大法官布勞漢任命為第一刑法委員會的委員，擔任過皇家刑法和訴訟委員會的成員。
美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法學家有霍姆斯、卡多佐、龐德等三位。霍姆斯做過律師，擔任過馬薩諸賽州最高法院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官大法官等。卡多佐做過律師，擔任過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紐約上訴法院常任法官和首席法官、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等。龐德做過律師，擔任過內布拉斯加州高級法院上訴受理專員和州最高上訴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顧問和教育部顧問等。
經濟學家中也有類似情況。作為首屆（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簡·丁伯根從年輕時起就投向仕途，在荷蘭中央政府任職15年。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1962年就任於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後來成為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薩繆爾遜1941年受聘到美國資源計劃局工作，1945年擔任美國財政部經濟顧問，1953年在美國預算局任職，擔任過肯尼迪和約翰遜兩位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茲涅茨二戰期間被美國政府委任為華盛頓戰時生產局計劃統計處副處長。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擔任過柯林頓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因此，從事應用性很強的法學專業的學者們，如欲把學問做得扎實、有價值，就要勇於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讓自己的學說接受國情的檢驗，或者貼近現實，或者改造現實。就政府而言，也要建立有利於法學家投向仕途和社會實踐的制度，促進理論聯系實際的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