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學院

Ⅰ 什麼是自然法學

1、早期自然法學

「自然法學派」是一種概括性分類，最早有「自然法」意義的是古希臘的哲學家，這其中包括亞里士多德和智者學派中的畢達哥拉斯、普羅塔哥拉等，他們在政治思想和哲學論著中肯定了「自然主義」的正確性。但是早期西方國家都還處在蒙昧狀態，法學還只是宗教、哲學、倫理規則中的一種模糊概念，直到古羅馬時期才相對明確提出「自然法」概念，斯多葛主義出現使自然法觀念的到加強，他們認為自然法的核心即是正義。到了中世紀，西方文藝、思想、政治受到神學的禁錮，自然法思想也被曲解為「神學自然法學」，這段時間的自然法學就不為道也。

2、古典自然法學

文藝復興開始，歐洲社會發生巨變，隨著新教崛起、重商主義出現、政治實行開明的專制主義，古典自然法學派認為，自然法在效力上從人的理性中推導出法律原則高於實在法，是適用於自然狀態的。換個角度從哲學上來說，理性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認識方式，有著演繹和推理的特點。古典自然法學的主流觀點是主張人應該處於一個自然的狀態，這是人類的早期狀態，沒有國家、政府和法律的存在。[1]換句話說，這一時期的自然法學派認為君主制定的叫「人定法」，他的效力是比不上「自然法」中的正義思想的，人民應該以自然法中的正義為最高行事標准。

3、新自然法學派

19世紀，自然法學派遭到歷史學派（主要思想：法律不是理性產物，而是民族精神的傳承；社會的法律其實是歷史慢慢自發產生的；法律的根本淵源是習慣而不是立法）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主要思想：惡法亦法；聚焦於現行法律法規研究；法律是國家當權者的命令）的攻擊。他們認為自然法是一種虛無縹緲，甚至是虛構的體系，只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存在。但是在20世紀連續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看到了納粹政府的殘暴，法律可能會變成推行集權和暴行的工具。因此人們重新認識自然法學，他們大都認為自然法是基於人的道德，是與生俱來的、不成文的法律規范。

實際上，法學歷史源遠流長，因此誕生過諸多流派，包括自然法學在內，還有歷史法學、注釋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哲理法學、社會法學、批判法學、存在主義法學等等。而當今學界定義的三大法學流派即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社會法學派，他們最大的不同在於對法律的認同相宜異。自然法學派在意法律是否正義，即「惡法非法」，人們不必去遵循它；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在意法律對社會秩序的規范作用，即「惡法亦法」，法律一經確定人們就必須遵守；社會法學派則更加在意實用主義，即「有用即法」，法律是為了促進社會發展的，只要受益大於損失，那它就是好法。

Ⅱ 自然法的相關內涵

自然法理論在近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中具有基礎性作用。自然法理論認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一樣，都必須接受確定不移的法則，即自然法的支配，自然法賦予人們某些基本的權利即自然權利，並且構成國家實在法的基礎。在多數情況下，自然法觀念為人們對現實政治生活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是人們反抗國家暴政或者是向國家要求更多政治和社會權利的基本依據之一。
羅馬天主教會將自然法理解為造化中無所不在的規律，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馬斯·阿奎那（1225-1274 A.D.）的影響，這種觀點同時也通過薩拉曼卡學院（School of Salamanca）得以傳播擴散。
該哲學系統認為人類是由軀體和精神組成的，並且物質的與非物質的（也許指靈魂）部分間緊密相連。按照這種理論，人類被描述為具備美德的物種。我們可以追求的這種美德，擁有許多具體表現，例如，生殖對於所有動物來說都是普遍與尋常的，然而對真理與智慧的崇尚和追求，卻傾向於人類特有的才智。存在於我們軀體與精神之間那難解難分的聯系，要求我們的行為不能僅僅受原始本能的影響，而更應該為高尚的理性所指引。
之後，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將他的國際法奠基於自然法。特別他論海洋自由和正義戰爭理論的著作更是直接訴諸自然法。關於自然法本身，他寫到：「即使一位全能者的旨意都不能改變或廢除」自然法，「即使我們假設那不可能的事－－就是上帝不存在，或他不關心世人之事，它都將保持其客觀的有效性」（De iure belli ac pacis,Prolegomeni Ⅺ）。這就是有名的「假設上帝不存在（etiamsi daremus non esse Deum）」的論證，使得自然法不再必然地連結於神學。格勞修斯說：「自然法是永恆不變的，它甚至不能為上帝所改變。盡管上帝具有無窮的力量，但也有些事情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正如上帝不能讓2乘以2不等於4一樣，他也不能讓那些本質為惡的事物不再為惡。」 在法學中，自然法的學說指在自然狀態中固有的正義法則（這可以解釋為發現，而不是如同權利法案一樣的發明），以及（或者）在解決沖突的自然過程中顯現的規律（具體化為習慣法）。這兩個方面實際上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時會相互對立或彌補，盡管他們擁有共同的特徵，即這兩者依賴無所不在的自然規律，而不似人為設計的正義法則。在上述兩種情形的任何一個方面，自然法都被認為是獨立於法律程序而自由存在，而不是簡單地作為起源自法律系統的戒律。鑒於法律實證主義會說，一部無典可查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法律，自然法也許會回應道，一部不公正的法不足以法律論之（即惡法非法）。法律解釋主義（Legal interpretivism，在英語世界，羅納德·德沃金對它的捍衛是十分著名的）堅持要有一個區別於自然法或實證主義的立場。
自然法的概念在英裔美國人的習慣法發展史上，據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在議會與君主政治的斗爭中，議會方面時常從英國基本法中引經據典，而英國基本法有史以來便蘊含了自然法的精神，並且對於君主的權力做出了限制。自然法原理在英國《權利法案》和美國《獨立宣言》中表露無遺，此外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法理學家斯波納也對自然法做了明確表述。
自然法體系如今正經歷著一場蛻變（如同法律實證主義那樣）。許多美國哲學家，包括吉麥恩·戈瑞塞斯、約翰·芬尼斯、羅伯特·P·喬治，以及加拿大哲學家約瑟夫·波義耳，都已經創立了一套引人矚目的，這一寶貴傳統的嶄新註解。在功利主義與康德哲學之外，自然法學說浸潤著道德標准，也是分析哲學中第一原理倫理學說的時興選擇。「新自然法」理論正如它有時被理解的那樣，是起源於戈瑞塞斯的理論，它集中關注「基本人類財產」，例如生命（這樣的財產具有「不證自明」的固有價值），以及這些財產顯示出的，與其他事物不可比較的性質。（註：上文為轉引） 人權作為一種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價值訴求，其價值依據只能是超驗的。馬里旦說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
自然法（Natural Law）不是普通意義上的法律，而是一種昭示了絕對公理和終極價值的正義論。在西方文化中的「nature」，有點類似於中華文明中的「道」，指的是一種不隨人的主觀意志而改變的客觀世界。「nature」是永恆的，絕對的，無條件的，這就決定了人權的普適性。而這種「天道」也決定了人們必須用合乎「人權」的方式來對待任何一個人，任何蔑視，損害，否定「人權」的行為都是「逆天而行」，這就是人權的道義性。
西塞羅曾說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於所有的人並且是永恆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恆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人權，正是作為這樣一種超驗的「真正的法律」，成為了正義與非正義的終極法官。

Ⅲ 自然法學，社會法學，分析法學的代表人物分別是誰

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比較多，有格勞秀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潘恩、傑內斐遜。法國A.孔德容在西方法學著作中，常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社會學法學的早期代表英國社會學家H.斯賓塞認為社會和國家如同自然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弱汰；法的任務只在於維護個人自由；每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的同樣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從事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L.貢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法是社會中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法的原則不是平等而是不平等。法國社會學家G.塔爾德和美國社會學家L.F.沃德等人則被認為是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派創始人。19世紀末新功利主義法學的主要代表R.von耶林和新黑格爾法學首創人J.柯勒，也被認為是早期社會法學派的首創人。20世紀社會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奧地利法學家E.埃利希、德國社會學家M.韋貝爾、法學家H.坎托羅維奇和美國法學家R.龐德等。分析法學派則以邊沁、奧斯汀為主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