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立法意見
1. 我國《立法法》90條規定的內容
第九十條抄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要求，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分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前款規定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以及公民認為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憲法或者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書面提出進行審查的建議，由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研究，必要時，送有關的專門委員會進行審查、提出意見。
一條從來沒用過的條文
2.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的決定(2015)
一、將第一條修改為：「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二、將第五條修改為：「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堅持立法公開，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三、將第六條修改為：「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
「法律規范應當明確、具體，具有針對性和可執行性。」四、第八條增加一項，作為第六項：「（六）稅種的設立、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徵收管理等稅收基本制度」。
第六項改為第七項，修改為：「（七）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徵用」。
第八項改為第九項，修改為：「（九）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五、將第十條改為兩條，作為第十條、第十二條，修改為：
「第十條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事項、范圍、期限以及被授權機關實施授權決定應當遵循的原則等。
「授權的期限不得超過五年，但是授權決定另有規定的除外。
「被授權機關應當在授權期限屆滿的六個月以前，向授權機關報告授權決定實施的情況，並提出是否需要制定有關法律的意見；需要繼續授權的，可以提出相關意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決定。
「第十二條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決定行使被授予的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被授予的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六、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三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改革發展的需要，決定就行政管理等領域的特定事項授權在一定期限內在部分地方暫時調整或者暫時停止適用法律的部分規定。」七、將第十四條改為第十六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常務委員會依照前款規定審議法律案，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徵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意見，並將有關情況予以反饋；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進行立法調研，可以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加。」八、將第二十六條改為第二十八條，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列席會議。」九、將第二十八條改為第三十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各方面意見比較一致的，可以經兩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交付表決；調整事項較為單一或者部分修改的法律案，各方面的意見比較一致的，也可以經一次常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即交付表決。」十、將第三十一條改為第三十三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由法律委員會根據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對法律案進行統一審議，提出修改情況的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和法律草案修改稿，對重要的不同意見應當在匯報或者審議結果報告中予以說明。對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意見沒有採納的，應當向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反饋。
「法律委員會審議法律案時，應當邀請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列席會議，發表意見。」十一、將第三十四條改為第三十六條，增加兩款，作為第二款、第三款：「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二款改為第四款，修改為：「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徵求意見。」十二、將第三十五條改為第三十七條，修改為：「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應當在常務委員會會議後將法律草案及其起草、修改的說明等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但是經委員長會議決定不公布的除外。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的時間一般不少於三十日。徵求意見的情況應當向社會通報。」
3. 當代中國立法應遵循哪些基本原則（簡答）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法治原則。
在中國，立法法正式確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則，這就是：「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3、民主原則
在立法權方面，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其他法不得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在立法過程中，既要保障群眾能有效地參與立法，也要加強專門機關的現代化建設，充分發揮專門機關、專家和其他有關人員的作用。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3)中國立法意見擴展閱讀：
我國立法現狀仍存在的問題：
1、立法決策和制定過程通常表現為由上而下，過多體現黨政組織和上級意志，與主權在民的立法民主精神相違背。
無論法律，還是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其制定過程都過多體現了中央和上級的意志，廣大人民群眾無法直接向全國人大或其他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提出立法議案，這直接違背了立法的民主精神。
2、立法過多地體現部門利益和地方利益。
在一個習慣於依靠政策管理經濟的國家裡，政策往往具備法律上的權利義務內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動改革的進程中，誰先獲得了政策優惠，誰就可以在市場上領先一步而獲益，而誰掌握政策許可權，誰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權。
3、民眾參與立法不夠。
廣泛的民眾參與是立法民主的重要體現，是法律獲得正當性的源泉。在我國以往的立法實踐中，對民眾參與立法重視不夠。
4、缺乏科學完善的立法監督制度。
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還必須強化對立法活動的事後監督。我國立法監督體系已初步建立，這一體系以人大立法監督為中心，其他監督方式相配合。採取多主體、多形式的立體監督模式，在加強我國立法建設，保證我國法制統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 談談自己對中國法制的建議
二：中國目前經濟能力有了，開始華多了～比如：甲聽乙說丙有點壞啦～因為乙是女性～這句話經過了無數的版本傳了幾圈最後就變成了丙道德敗壞，生活作風不檢點～如果當時在附近有類似案件～那多半此人是第一嫌疑犯～若是在85嚴打期間～就有可能再出包頭冤案！所以說：立法應該先在民眾輿論在於言上糾正以前的不正之風～讓人人知道什麼可講什麼他不可以講～～這樣不僅僅讓人在說話時候會有一個清晰的認知～才不會出現一時戲言釀成悲劇的苦果！
5. 我國立法原則
1、立法必須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和規定。2、立法要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3、立法應當體現人民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4、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范社會關系。5、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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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簡述我國的立法原則
立法就是在矛盾的焦點上劃杠杠，鼓勵做什麼、允許做什麼、應當做什麼、禁止做什麼，保護什麼、懲罰什麼，令行禁止，全社會都要一體遵照執行。
要把立法的杠杠劃得准，既很重要，又不容易，是很嚴肅的事情。嚴肅立法是嚴肅執法的前提。
搞好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關鍵在於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1、憲法原則
憲法是萬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級的法律，是綜合性地規定諸如國家性質、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國家政權的總任務、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機構這些帶根本性、全局性的關系或事項的根本大法。
其他所有法律、法規，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以憲法作為立法依據或基礎，或是不得同憲法或憲法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離開了甚至背離了憲法的原則或精神，立法乃至整個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會紊亂。
因此，各國立法都非常強調正確處理立法與憲法的關系，強調立法應當以憲法為根據或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中國立法自然也如此。
1982年憲法明確規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第五條）又規定行政法規應當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條）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據自治許可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而規定自治許可權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部門規章和政府規章同樣不得同憲法相抵觸。
2、法治原則
經濟上實行市場化，政治上實行法治化，是現代社會不同於以往社會的顯著標志。而這兩化都需要有法治來推動來保障。因而現代社會更為顯著的標志，就在於要求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現代化。
像中國這樣的有著長久的人治傳統的國家，要實現現代化，更需要丟棄人治而實現法治。立法作為建設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也因此需要實行法治化，需要堅持法治原則。
3、民主原則
在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立法應當堅持民主原則，是各國立法的共同之處，而絕不是一個新主題。
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應當實現民主化，經過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不僅是人們久已普遍認同的常識，並且也作為制度的形式，在這個世界的越來越廣大的空間范圍內得以呈現，盡管民主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在不同性質的國家和社會，事實上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國立法遵循民主原則的理由、含義、內容和方式，又總是與本國的國情密切相聯，表現出與這種國情相關聯的特色。人們應當從現代民主原則的普遍性和本國民主原則的特色相結合的角度，把握中國立法的民主原則。
4、科學原則
堅持立法的科學原則問題，也就是實現立法的科學化、現代化問題。現代立法應當是科學活動。立法遵循科學原則，有助於提升立法質量和產生良法，有益於尊重立法規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觀隨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於在立法中避免或減少錯誤和失誤，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
所以現代國家一般都重視遵循立法的科學原則。
(6)中國立法意見擴展閱讀：
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
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1、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2、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3、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
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4、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5、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6、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
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
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7. 中國立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分析：中國立法的總的原則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原則。立法原則是創立法律的指導思想、基本方針和出發點。是統治階級的立法意圖和法律意識的概括。法律只有以正確體現統治階級意志的立法原則作指導來制定，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一條 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提高立法質量，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8. 如何理解中國立法民主原則
群眾路線是立法的生命線。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將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體化和明確化呢？這就需要實實在在地在立法過程中貫徹群眾路線。忽視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就會影響和損害人民群眾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失去很重要的內容；就會使國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眾的監督，出現利用立法謀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惡劣傾向；就會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眾卻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眾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與適用嚴重脫節等後果。
如何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
一、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從建國後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我國的立法工作進展緩慢，同時，國家立法權也僅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專屬，也即只有全國人大代表才能參與立法。適應新的歷史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1982年憲法和幾經修改後的地方組織法分別將立法權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和經濟特區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權力機關的授權立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權，二是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地方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授權地方人民代表大會立法可以理解，因為地方權力機關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違背憲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為規則。但為什麼要進一步授權各級人大常委會立法呢？彭真同志在憲法修改草案報告中對為什麼要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權曾這樣解釋：「我國國大人多，全國人大代表的人數不宜太少，但是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進行經常的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是人大的常設機關，它的組成人員是人大的常務代表，人數少可以經常開會，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經常工作，所以，適當擴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增設常委會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會從最初不具備立法權到可以「進行繁重的立法工作」，這一職權已不是「適當擴大」而是擴大得很大了。立法實踐也證明，十幾年來，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數量十分有限，而絕大多數法律、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和地方性法規都是由各級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與代表大會相比，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已成為國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對促進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建設起了積極作用。但人大常委會立法權十分寬泛並經常性地行使這一職權，又存在許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會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後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應當是所有人大代表對各自收集民意總和的歸納、總結和提煉。立法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決於決策參與者的廣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機關中，全體組成人員的共同參與是保證立法決策達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徑。而我國有立法權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都是通過層層間接選舉產生的，間接選舉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中再選舉極少比例的代表委員（僅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委員人數就不足全體代表數量的二十分之一）去進行經常性立法，顯然會使法律與廣大選民的直接願望距離更遠。而且，現在各級代表大會中普遍存在官員代表、先進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絕對多數的傾向，由代表大會進一步選舉出的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更清一色是從各級黨政崗位上退下來的領導幹部，普通的工人代表、農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眾代表在人大常委會中幾乎不能佔有一席之地，由各級各類官員組成的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則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意願。
第二，人大常委會委員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各級國家權力機關在運作機制上區別於其他國家機關的一個根本特點，就是權力機關必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必須是全體組成人員直接、平等、統一和集體行使職權所作出的決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從全體代表中選出極少部分代表去參與立法決策就違背了上述原則，也容易導致常委會的意志與代表大會的意志不相一致。從另一方面講，在間接選舉中，下一級人大代表選出上一級人大代表，兩者之間就是另一意義上的「選民」與代表的關系，「選民」要求並信任代表在立法機關直接反映自己的意願（這一意願從理論上講應當是原始選民的意願），而代表在徵得「選民」同意之前，就無權將「選民」的授權予以讓渡和轉委託（因為每一個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權與「選民」相聯系並去反映「選民」利益的，而與人身權相聯系的權利是不得單方面讓渡和轉委託的），同時，代表受「選民」委託參與立法，其意義不僅是在代「選民」行使權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義務。所以，常委會委員參與立法如果不能等質等量地反映本級代表大會的意志，如果沒有得到本級代表大會的下一級全體人大代表（作為特定選民的代表）的授權，實際上就是以犧牲和放棄本級其他多數代表的立法權為代價的。
第三，人大常委會從事經常性的立法活動，容易失去代表監督，造成立法專橫。國外的議會也設有各類常設委員會，但與中國不同的是，國外議會的常設委員會僅僅是議會的工作機構，而不能獨立行使職權，不管一院還是兩院，議會的權力是高度統一的，只有全院會議統一和集體行使權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決定。而我國的人大常委會是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經常性獨立行使職權的機構，它的權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會稱為「議會中的議會」，把常委會委員稱為「代表中的代表」或「議員中的議員」。由於我國各級人大代表多是兼職的，閉會後，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這就使得代表選出常委會委員後對他們的監督產生許多實際困難；另一方面，常委會也容易放鬆與代表的聯系，失去主動接受代表監督的自覺性。事實也是如此，各級人大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強與代表的聯系、廣泛徵求代表意見等方面做得很不夠。常委會制定的許多法律，從草案的提起、草擬到常委會的討論、審議直至表決通過，同級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參與其中 （僅有極個別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會會議）。沒有代表的廣泛參與，失去代表的監督就很難保證常委會立法不偏離全體代表的意志和群眾意志的軌道，造成立法的專橫與偏頗。
雖然存在如上所述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況下要改變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這一制度顯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議大幅度減少人大代表人數，並使人大代表專職化，從而收回常委會的立法權，使人民代表大會議會化。要落實這些想法也有許多實際困難。既要堅持和實行人大常委會立法，又要使這一立法不偏離人民意志的軌道，就必須充分發揮廣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規定，人大代表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一項重大職責就是參與制定國家法律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就十分明確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的職權、地位和作用。我國的立法權本質上屬於人民，人民群眾選出人大代表並通過人大代表將自己的意志集中起來反映到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集體表決的形式將絕大多數人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人大代表是將人民意志轉化為國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決定者，是立法活動中不可替代的主體。讓渡、放棄甚至漠視立法權，人大代表就是屍位素餐，就是對人民群眾的失職。
從另一方面講，法律的制定也必須充分吸取廣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經驗。人大代表來自人民群眾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具有最廣泛的民意代表性，與人民群眾保持著最緊密的聯系；在這個基礎上，人大代表深入群眾，廣泛調查研究，將群眾的意見和要求，反映到權力機關，再將法律案拿到群眾中反復徵求意見，然後通過權力機關將群眾的共同意志上升為國家法律，才會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從群眾中來」，聽取群眾的意見，為立法活動提供可靠依據，而在法律制定後，還必須「到群眾中去」，將法律的精神在群眾中廣為宣傳，「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並模範地遵守憲法和法律，協助憲法和法律的實施，這樣才會使法律深入人心，成為億萬人民群眾自覺遵守的神聖准則。
目前的實際情況是，加強權力機關組織制度的建設還面臨著許多新課題，人大代表實行兼職制度，人數很多，代表執行職務還缺乏相應的時間、物質和組織等方面的保障，這就決定了廣大代表不可能經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權。由人大常委會在閉會期間代替代表大會獨立行使立法權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適合現階段國情的。但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權必須以代表大會全體組成人員的意志為堅實基礎，緊緊依靠廣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預防和克服常委會立法過程中潛在或已暴露的危險因素呢？答案是，常委會必須切實加強與廣大代表的聯系，充分聽取代表的意見，主動接受代表的監督。
早在1987年，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1次會議就討論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同代表聯系的幾點意見，對聯系代表的原則、內容和方式都作了較詳盡的規定。各地方人大常委會也先後對聯系代表制度作出規定。但在立法過程中，人大常委會與代表的聯系制度基本上處於虛置狀態，使得立法活動嚴重脫離廣大代表。人大常委會是由廣大代表選舉產生後開展工作的，人大常委會與代表之間的關系就如同代表與廣大選民之間的關系。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個環節上都要主動與代表聯系，廣泛聽取代表意見，使代表雖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權，但法律制定後卻反映了全體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會聯系代表開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廣泛聯系人民群眾的基礎上才會獲得成功。代表聯系群眾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動中，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為人民群眾與立法機關之間橋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層間接選舉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最重要原因。多層間接選舉使上一級代表直接面對的不是廣大選民，而是下一級人大代表，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眾與代表之間選舉與被選舉、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弱化了代表時刻紮根群眾、體察民情、為民請命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後的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現行的選舉制度，在縣一級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使省一級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額和競爭選舉產生，這樣做必將激發起人民群眾直接表達自己意願和積極參與民主選舉的熱情，並促使廣大代表用須臾不能脫離群眾、絲毫不敢怠慢人民意願的高度責任感去對待群眾和聯系群眾，真正做人民群眾在立法機關的代言人。考慮到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情況復雜，在全國實行直接選舉目前確有許多困難。但將直接選舉擴大到省一級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級權力機關組成人員都由直接選舉產生，就可以從根本上保證群眾路線在權力機關得到充分落實，從而保證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從根本上保證全國人大代表雖然是間接選舉產生，但其群眾基礎和民意代表性卻是十分廣泛和堅實的，從而進一步保證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就是全體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實體現。
為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現行權力機關組成人員的結構。現在我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很少。與此同時，我國現行立法中的大多數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並由政府及有關部門起草，同時又缺乏相應的立法制約和立法迴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類官員代表或委員去討論、審議和表決通過，最後又交由政府部門去執行，這實際上就出現了立法與執法的主體集於政府和官員一身的情況。由執法者去行使實際的立法權，就很難保證出台後的法律不偏離廣大群眾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絕大多數人意志和利益的體現，就應當讓絕大多數人的代表去參與立法，在法律中表達自己的願望。為此，除了改革現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還需做兩項工作，一是改變人民代表大會組成人員狀況，切實減少官員代表數量，大幅度增加基層和普通群眾代表，二是改變常委會組成人員狀況，使常委會中不僅有一批經驗豐富、曾擔任過各種領導職務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來自普通群眾和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社會活動能力和議政能力的委員。這樣，就可以在人員結構上保證全體人民在立法機關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過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
第一、全體公民有權參與討論和創製法律是民主化立法體制的應有之義。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利益關系日益多元化的社會，僅僅依靠民選的立法代表已經越來越難以反映各種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眾的直接參與則可以彌補代議機關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夠充分的缺陷。將一些與全體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關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國討論」或實行「全民公決」方能生效，是許多國家的憲法規定。美國、俄羅斯、法國、瑞士等國都實行這一制度，使全民討論或全民公決製成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經程序，以保證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權。
第二、全民參與立法與馬克思主義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馬克思說：「應當使法律成為人民意志的自覺表現」，「它應當同人民的意志一起產生並由人民的意志所創立」。[2]這就強調，法律應當是人民群眾自覺和真實地表達自己意志的結果；法律創制的全部過程，就是反復聽取群眾意見，將群眾意見逐步歸納和抽象出來，經過法定程序上升為人民共同意志的過程。列寧則進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眾，「意味著使每一個群眾代表、每一個公民都能參加國家法律的討論。」[3]毛澤東同志對全民參與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並在總結「五四憲法」制定過程的經驗時對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學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意見相結合」，並強調指出：「過去我們採用了這個方法，今後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採用這個方法。」[4]可見，毛澤東同志早在領導制定「五四憲法」時，就把自己提出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創造性地運用於立法實踐了，這對今天的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三、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有以下好處：一是有利於人民群眾直接行使當家作主權利，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立法權是國家的最高決策權，人民群眾參與討論法律，就是參與行使國家最高決策權。二是有利於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願和要求，有利於加強人民群眾對國家立法工作的監督。三是有利於人民群眾接受並自覺遵守法律。徵求意見的過程，就是進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會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的過程。人民群眾是法律的積極創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實守護者。
現在，立法的數量與規模已相當龐大，我們試圖用法律調整的范圍已觸及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是，只要我們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觀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應具備的基本價值觀念去考察和審視這些法律，就會發現其中為數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擴大和保護部門利益、規避部門責任和義務、限制甚至侵犯和剝奪公民的個體權利和利益的現象。這樣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崇尚信仰和自覺遵守，相反卻會損害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與尊嚴，阻礙和破壞依法治國方略的順利開展。
要使法律切實反映和保護人民利益，必須牢固樹立以民為本的立法思想，讓人民群眾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數量，片面依賴和遷就實際部門、執法部門和管理部門立法主張的問題。而對執法相對人、管理相對人的意見和要求聽取不夠；存在關門立法、片面依賴各機關相互協調和制約、甚至出現利用立法爭權奪利的問題，而對立法透明、允許人民群眾對立法提出批評意見，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進行外部監督做得不夠。
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人治觀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權力無限擴張並凌駕於公民個體權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來「保民」還是「治民」、「治民」還是「治吏」必將是當前和今後相當長時間內立法領域中一對十分尖銳的矛盾，如何堅決和正確地處理好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關社會主義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國事業的成敗得失。為此，我們需要對已經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顧與檢視，將它們交給群眾廣泛討論，讓群眾去給法律評價和打分。對人民群眾不滿意的規定要及時刪除和修改，對「法外」人民群眾的正當權益要及時肯定和補充進去。用這樣實是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對待已經制定的法律，不僅會使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會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生動的普法教育，從而極大地促進法律制定後的順利實施。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討論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將要交由全民討論。國務院及其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和地方政府已成為國家立法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近年來它們的立法活動十分積極活躍，所立法律數量已佔國家法律的絕大多數。但在它們制定和出台的過程中，向人民群眾徵求意見的事例卻十分鮮見，這就不能不使人對它們的質量，對它們反映和保護人民群眾利益的程度產生懷疑。
在沒有建立完備的違憲審查機制的狀況下，要對各類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進行有效監督將是十分棘手的問題，即便設立一種官方的審查機制，其工作量的紛繁和復雜也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因此，要成功地對立法進行監督，我們不能不將目光投向人民群眾。為保證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離人民利益的軌道，必須讓人民群眾參與立法，加強人民群眾對立法的監督。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將法律交由人民群眾討論，國務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則更有必要將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交由人民群眾討論。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是憲法和法律內容的具體化，與人民群眾更為接近。在特定的領域、特定的區域，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向法規調整相對人徵求意見，也將更具體、更便於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會不僅將政府部門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更必須將政府部門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明確化和具體化；不僅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義務和責任明確化、具體化，更要將他們的權利明確化、具體化；不僅強調政府對社會的管理職能，更要強調管理職能本質上是一種服務職能，強調人民群眾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嚴以及對政府的監督權。
四、立法過程公開化
列寧曾經指出：「廣泛民主原則，要包含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完全的公開性；……沒有公開而來談民主是很可笑的。」[5]強調公開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夠了解和參與。貫徹立法中的群眾路線，讓群眾參與立法，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求立法過程公開化。公開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過程是充分發揚民主、在民主基礎上科學地集中人民意志的過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必須以立法的公開化做保證。公開立法過程，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況和廣泛發表意見，立法機關才得以廣聽博納，集思廣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家對立法民主原則的落實，總是與立法過程的公開相聯系的。[6]不僅法律草案的擬制和審議公開，法律草案的表決也公開。有的國家規定，擬定法律法規必須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規名稱，制定機關、立法意圖及主要內容公布於眾，並給予民眾特別是法律法規調整的相對人通過書面或口頭方式表達異議的機會。如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聯邦各部制定規章的建議必須用通行方式刊登於《聯邦登記》上，然後，行政機關必須給利害關系人提供機會，讓他們提供書面材料、書面意見或者辯詞，通過以上的方式讓他們參與制定規章的程序；同時，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行政機關都應當考慮。[7]
公開法律草案的擬制過程，目的是將法律從制定之初就納入民主程序，征尋並認真考慮民眾意見。在對法律草案的審議過程中，有些國家對議員在立法會議上的發言都詳細記錄在案，並在立法機關的公報上發表，即便在對法律草案的表決中，西方議會也要公開化，表決有時採用唱名表決，記錄在案，可供公民查閱，也可公布誰投了贊成票可反對票。將表決者的姓名與投票情況公開，使選民知道他們所選出的議員是在代表了他們的意願。[8]為使公眾盡可能快與多地知道立法機關開會議事的情況，有的國家還專門規定允許對之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如奧地利憲法第33條規定，如實報道國民議會公開會議及其下設委員會活動，一概不受追究。德國憲法規定，對聯幫議院及其委員會的公開會議作真實而准確的報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責任。許多國家都用電台或電視台對議會的辯論進行實況轉播。[9]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邁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將黨和國家的一些重大決策、重大活動公開化，讓廣大黨員和億萬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而立法權是國家最高決策權，立法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立法活動公開化就是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內容。黨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報告都強調，要把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決策同立法結合起來。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的決策機制，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提高決策水平和工作效率。這就意味著，立法決策與改革和發展的決策息息相關，而立法機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決定了立法決策的水平和效率，並反過來影響改革和發展的成敗得失。
為保證立法決策民主化，首先要公開立法過程。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及其常委會會議都公開舉行，允許新聞單位公開廣泛報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活動就是新聞單位報道的一項重要內容。憲法和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都規定了立法機關組成人員的言論免責權和人身特別保護權，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證他們能夠充分自由地發表意見，包括對立法工作發表不同意見，有助於在立法過程中百家爭鳴、集思廣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見必須通過新聞媒介公諸於眾，才能使人民群眾了解情況、辨別取捨和積極參與立法。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活動的公開程度、新聞單位對立法活動作實質性和深度報道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人民群眾對法律情況的了解和參與，影響了法律制定後的生命力。
現在，立法活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公開化不夠。一部法律從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審議和表決通過，人民群眾能夠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僅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活動來說，從委員長會議的舉行到常委會會議的召開，從法律草案的交付審議到常委會的一審、二審、三審和表決通過，能見諸新聞媒體的絕大多數只是一些簡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載委員們的討論意見，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見，片言只語，了無新意。至於國務院及其部門制定的行政法規和規章，它們醞釀、討論、形成的過程，人民群眾則幾乎一無所知，更談不上發表意見。同樣地，紛繁復雜的地方立法也存在這個問題，甚至一些省級人大常委會通過地方性法規後，不經過多方協調，就遲遲不能在一省的黨報上刊登。立法活動脫離群眾，就會使人民群眾漠視立法，對法律缺乏起碼的內心認同。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立法公開化沒有制度保障。長期以來，我們習慣了主要靠機關和部門立法，雖然將群眾路線作為一項重要立法原則，但對如何切實貫徹群眾路線卻缺乏方方面面的考慮；在立法活動的報道中，新聞審查過多，尤其是對立法中不同意見的報道過於謹慎，將大膽報道立法過程中不同意見甚至相反意見與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和黨的宣傳方針對立起來；立法機關沒有獨立的輿論陣地；對立法工作的宣傳，還沒有被提到對國家最高決策工作宣傳的應有位置上，有關部門對國家經常化的立法活動沒有制定統一和足夠的宣傳報道制度。二是新聞媒體在立法報道中沒有發揮應有作用。在具體工作中表現為突擊性、任務性的報道多，經常性、自覺性的報道少；程序性、結論性的報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機關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鮮活報道少；宣傳方式單調，人大知識和法律知識的差錯時有發生。不少從事人大報道的新聞工作者對宣傳立法活動沒有興趣和積極性，每次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他們只例行公事地去聽一聽，寫一則簡單消息，而常委會分組討論和審議法律草案時，委員們的精彩發言和各種不同意見，記者卻很少堅持聽會並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實質性立法報道了。可見，要真正實現立法公開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要從觀念上充分認識到，沒有立法公開化，法律制定後就不會產生預期效益；要將立法公開化納入制度化軌道；要努力培養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聞的穩定的專業化的立法新聞采編隊伍。
9. 簡述我國立法的原則
我國的立法原則有
1、立法必須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和規定。
2、立法要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
3、立法應當體現人民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
4、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范社會關系。
5、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
立法原則是指立法活動過程中必須要遵循的一些原則，我國立法三原則，科學、民主以及法治原則。具體到不同的部門法，又會有他們自己需要遵循的特有的立法原則，
1.法治原則
立法的法治原則要求一切立法活動都必須以憲法為依據，符合憲法的精神；立法活動都要有法律根據，立法主體、立法許可權、立法內容、立法程序都應符合法律的規定，立法機關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范的要求行使職權，履行職責。
2.民主原則
立法應當體現廣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確認和保障人民的利益；應當通過法律規定，保障人民通過各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表達自己的意見；立法過程和立法程序應具有開放性、透明度，立法過程中要堅持群眾路線。
3.科學原則
立法應當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尊重社會的客觀實際狀況，根據客觀需要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要以理性的態度對待立法工作，注意總結立法現象背後的普遍聯系，揭示立法的內在規律；應十分重視立法的技術、方法，提高立法的質量。
為了讓公民享有平等的社會保障權，筆者認為：一是在思想上轉變觀念，要認識到社會保障不僅僅是「穩定器」、「安全網」、更是保障人權的有效措施，是實現人權保障的重要途徑。社會保障的定位應該是「人本位」或「權利本位」。二是進一步加強社會保障法律實施機制，建立起權利義務明確的完善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為公民的社會保障權的保護和平等實現提供良好的法律環境，嚴格按照《社會保險法》所規定的各項權利義務執行。三是要加快對社會保障的各項內容的完善與建設，特別要重視農民、農民工等群體、城鄉間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盡快完善與我國國情、經濟水平相適應，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體系。四是應建立完善的基本社會保障權司法救濟制度。可以在人民法院設立社會保障法庭，專門從事審理社會保障爭議案件，使公民在其社會保障權利受到不法侵害時，獲得有力的司法保護。五是促進中國社會保險立法與國際接軌。按照市場經濟規則和國際勞工公約完善社會保險立法，以達到協調勞動關系和保障勞動者基本權益的目的。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三條 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
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了規范立法活動，健全國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保障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二條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制定、修改和廢止，適用本法。
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的制定、修改和廢止，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執行。第三條立法應當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堅持改革開放。第四條立法應當依照法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第五條立法應當體現人民的意志，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保障人民通過多種途徑參與立法活動。第六條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科學合理地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責任。第二章法律第一節立法許可權第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第八條下列事項只能制定法律：
（一）國家主權的事項；
（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產生、組織和職權；
（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
（四）犯罪和刑罰；
（五）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
（六）對非國有財產的徵收；
（七）民事基本制度；
（八）基本經濟制度以及財政、稅收、海關、金融和外貿的基本制度；
（九）訴訟和仲裁製度；
（十）必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項。第九條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有權作出決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制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司法制度等事項除外。第十條授權決定應當明確授權的目的、范圍。
被授權機關應當嚴格按照授權目的和范圍行使該項權力。
被授權機關不得將該項權力轉授給其他機關。第十一條授權立法事項，經過實踐檢驗，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法律制定後，相應立法事項的授權終止。第二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程序第十二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主席團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各專門委員會，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列入會議議程。第十三條一個代表團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聯名，可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法律案，由主席團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或者先交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是否列入會議議程的意見，再決定是否列入會議議程。
專門委員會審議的時候，可以邀請提案人列席會議，發表意見。第十四條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法律案，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可以先向常務委員會提出，經常務委員會會議依照本法第二章第三節規定的有關程序審議後，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由常務委員會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明，或者由提案人向大會全體會議作說明。第十五條常務委員會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審議的法律案，應當在會議舉行的一個月前將法律草案發給代表。第十六條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大會全體會議聽取提案人的說明後，由各代表團進行審議。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提案人應當派人聽取意見，回答詢問。
各代表團審議法律案時，根據代表團的要求，有關機關、組織應當派人介紹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