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法學

1. 江偉的代表性成果

一、著作
1、柴發邦、江偉、劉家興等著：《民事訴訟法通論》，法律出版社1982年。
2、江偉、楊榮新主編：《人民調解學概論》，法律出版社1990年。
3、江偉、邵明、陳剛著：《民事訴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江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第三稿）及立法理由，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
二、譯著
1、В·К·普欽斯基著：《美國民事訴訟》，江偉、劉家輝譯，法律出版社，1983/1993。
2、米爾頓·德·格林著：《美國民事訴訟程序概論》，江偉譯，法律出版社，1988。
三、主編教材和專論
（一）民事訴訟法
柴發邦、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講座》，第三期全國法律專業《民事訴訟法》師資進修班，西南政法學院1983年出版。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
江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釋義》，華夏出版社1991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柴發邦主編，常怡、江偉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新編》，法律出版社1992年。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專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江偉、楊榮新主編：《民事訴訟機制的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修訂版）。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2005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自學考試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江偉主編：《研究生統編教材·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江偉主編：《民事訴訟法專論·研究生教學指導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二）證據法
江偉主編：《證據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
王利明、江偉、黃松有：《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法律出版社2000年。
江偉主編：《 中國證據法草案（建議稿）及立法理由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江偉主編：《證據法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年。
（三）公證、仲裁與律師
1、江偉主編：《公證法學》，法律出版社，1996年。
2、江偉主編：《律師、公證與仲裁製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四、主編期刊和論文集
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論叢》（以書代刊），法律出版社。
陳光中、江偉主編：《訴訟法理論與實踐》（訴訟法專論～1997年卷），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1998年。
江偉主編：《中國民事審判改革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江偉主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
文章
一、發展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學的總體思路
（一）發展民事訴訟法的總體思路
1、《建議民事訴訟法先於民法頒布施行》（與劉家興合作），發表於《民主與法制》1981年第5期。
2、《民事訴訟法概說》，發表於《網路知識》1982年第1期。
3、《經濟體制改革與民事訴訟法》（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7年第4、5期。
4、《新民事訴訟法的重大突破》，發表於《法學評論》1991年第3期。
5、《談民事訴訟法的補充和修改——為民事訴訟法正式頒行而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1年第3期。
6、《完善我國民事訴訟立法的若干理論問題》（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5期。
7、《民事訴訟法的新發展》，發表於《法制日報》1991年5月27日。
8、《簡論民事訴訟法與實體法的關系》（與趙金山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8年第6期。
9、《實體法與訴訟法的關系要論——民事實體法與訴訟法分離的歷史小考》（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
10、《實現民事訴訟現代化》，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1年1月1日。
11、《評民事訴訟法的修訂及其主要缺陷——兼論民事訴訟的進一步完善》（與趙秀舉合作），發表於《湘江法律評論》2001年第4卷。
12、《民事訴訟法的憲法化》（與邵明合作），發表於《民商法前沿》2002年第12輯。
13、《論現代民事訴訟立法的基本理念》（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3年第3期。
14、《中國民事訴訟基本理論體系的建構、闡釋與重塑》（與劉學在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5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15、《現代訴訟理念與中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重塑》（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8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16、《民事訴訟法修改勢在必行》（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4年1月28日。
17、《民事訴訟法典修訂的若干基本問題》（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中國司法》2004年第2期。
18、《民訴法修訂的指導思想與立法框架》（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4年2月4日。
19、《略論民事訴訟法的修訂》（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4年第3期。
20、《民事訴訟法修改的若干問題》（與楊劍合作），發表於《法學論壇》2005年第3期。
21、《將「公益訴訟制度」寫入<民事訴訟法>的若干基本問題的探討》（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中國司法》2006年第6期。
（二）發展民事訴訟法學的總體思路
22、《市場經濟與民事訴訟法學的使命》，發表於《現代法學》1996年第3期。
23、《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成就及其發展的若干問題》（與邵明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24、《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9年第6期。
25、《中國民事訴訟法學》（與邵明合作），收入《與時俱進的中國法學》，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
26、《董必武訴訟法學思想初探》（與吳澤勇合作），收入《董必武法學思想研究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
27、《十年來我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概述》（與宗琴娟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9年第2期。
28、《民事訴訟法學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中國法學》1997年第5期。
29、《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程榮斌、張建華、劉春玲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4年第1期。
30、《1994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薩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5年第1期。
31、《1995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肖建國、王謝春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6年第1期。
32、《1996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7年第1期。
33、《1997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單國軍、徐卉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8年第1期。
34、《1998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9年第1期。
35、《1999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劉敏、張艷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0年第1期。
36、《2000年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與熊躍敏、吳澤勇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1年第1期。
二、民事訴訟法學基本理論
（一）訴權論
37、《關於訴權的若干問題的研究》（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38、《論股東訴權》（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浙江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39、《論救濟權的救濟——訴權的憲法保障研究》（與王鐵玲合作），發表於《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二）訴訟標的論
40、《論訴訟標的》（與韓英波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7年第2期。
41、《論訴訟標的與訴訟請求的關系》（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42、《請求權競合與訴訟標的理論之關系重述》（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3年第4期。
43、《民事訴訟標的新說在中國的適用及相關制度保障》（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法律適用》2003年第5期。
（三）既判力論
44、《論既判力的客觀范圍》（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研究》1996年第4期。
45、《論判決的效力》（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1996年第5期。
（四）訴訟模式論
46、《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與法院的作用分擔——兼論民事訴訟模式》（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9年第3期。
47、《論民事訴訟模式的轉換與法官的釋明權》（與劉敏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五）訴訟法律關系論及程序保障觀
48、《論民事訴訟法律關系》（與常怡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84年第1期。
49、《民事訴訟程序保障的制度基礎》（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7年第3期。
50《民事訴訟程序之協調與整合》，發表於《人民法院報》 2001年12月15日。
（六）民事爭議與刑事爭議、行政爭議的協調處理機制
51、《民事行政爭議關聯案件訴訟程序研究》（與范躍如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
52、《刑民交叉案件處理機制研究》（與范躍如合作），發表於《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三、民事訴訟法具體制度
（一）當事人制度
53、《論民事訴訟當事人與民事主體的分離》（與王強義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8年第2期。
54、《論集團訴訟（上、下）》（與賈長存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8年第6期、1989年第1期。
55、《離婚訴訟中的第三人問題》（與熊志輝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3年第4期。
56、《關於代表人訴訟的幾個問題》（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4年第3期。
57、《論民事訴訟中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確定》（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58、《合夥不具有民事訴訟主體資格》（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59、《修改公司法應增加股東代表訴訟制度》（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法制日報》2000年8月6日。
60、《當事人適格的識別》（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0月28日。
61、《民事法律關系義務人提起確認之訴的適格性》（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1月4日。
62、《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起訴法人適格性探討》（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3年11月18日。
63、《牽連訴訟中的事實認定問題》（與楊劍合作），發表於《人民法院報》 2005年9月13日。
（二）人民檢察院與民事訴訟的關系
64、《試論人民檢察院參加民事訴訟》（與劉家興合作），發表於《法學研究》1981年第1期。
65、《論人民檢察院在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地位》（與王強義合作），收入《民事訴訟檢察監督》，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
66、《民事訴訟檢察監督若干問題探討》（與李浩合作），發表於《人民檢察》1995年第6期。
67、《論檢察機關提起民事訴訟》（與段厚省合作），發表於《現代法學》2000年第6期。
68、《論我國民事審判監督制度的改革》（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現代法學》2004年第2期。
69、《民事行政檢察監督改革論綱》（與張慧敏、段厚省合作），發表於《人民檢察》2004年第3期。
70、《略論檢察監督權在民事訴訟中的行使》，發表於《人民檢察》2005年第18期。
71、《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若干問題的探討》（與楊劍合作），發表於《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三）保全制度
72、《完善我國財產保全制度的設想》（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3年第5期。
73、《民事訴訟中的行為保全初探》（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
（四）審判程序
74、《論開庭審理》（與尹小亭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90年第5期。
75、《民事審判制度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與傅鬱林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1999年第6期。
76、《走出民事再審困境的出路》，發表於《人民法院報》2001年11月12日。
77、《論審判獨立的制度保障及其與審判監督的關系》（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78、《論我國民事訴訟一審與上訴審關系之協調與整合》（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法律科學》2002年第6期，收入《公正與效率的法院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
79、《虛假陳述證券民事責任訴訟機制研究》（與王鐵玲合作），發表於《金陵法律評論》2004年第2期。
80、《我國民事訴訟主管之概念檢討與理念批判》（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4年第4期。
81、《民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與申請再審程序的完善》，發表於《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
82、《論民事再審程序的完善：制度整合與程序剛性》（與楊劍合作），發表於《法律適用》2006年第7期。
（五）證據制度
83、《關於產品責任訴訟中的舉證責任》（與宗琴娟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8年第5期。
84、《民事訴訟舉證責任若干問題的思考》（與尹小亭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1991年第2期。
85、《論民事訴訟中的認證》（與劉敏合作），發表於《證據學論壇》第1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6、《關於我國制定統一證據法典的意義和若干設想》（與邵明合作），收入《中國民事證據的立法研究與應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
87、《科學裁判與證據》（與劉榮軍合作），中國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2000年年會論文。
88、《論證據制度中的衡平原則》（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浙江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89、《論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價值蘊涵》（與肖建國合作），第三屆全國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論文，2000年。
90、《證據法若干基本問題的法哲學分析》（與吳澤勇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2年第1期。
91、《對我國舉證時限制度確立的反思》（與孫邦清合作），發表於《證據學論壇》第6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92、《統一證據法的基本架構》，發表於《訴訟法學研究》第6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93、《在經驗與規則之間——論民事證據立法的幾個基本問題》（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政法論壇》2004年第5期。
94、《經驗與規則之間的民事證據立法》（與徐繼軍合作），發表於《法學》2004年第8期。
95、《專家證人若干問題的探討（上、下）——以我國證據立法為背景》（與謝文哲合作），發表於《河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5年第1、2期。
（六）執行制度
96、《民事執行制度若干問題的探討》（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95年第1期。
97、《完善代位申請執行制度之兩點建議》（與單國軍合作），發表於《政治與法律》1998年第5期。
98、《民事執行存在問題的病理探析》（與劉榮軍合作），第二次全國民事訴訟法學研討會論文，1999年。
99、《論執行行為的性質與執行機構的設置》（與趙秀舉合作），發表於《人大法律評論》2000年卷第1輯。
100、《論我國強制執行法的基本構造》（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學家》2001年第4期。
（七）非訟程序
101、《論公示催告程序》，發表於《中國法學》1991年第6期。
102、《論訴訟程序和非訟程序的交錯適用：兼析程序法之適用》（與楊燕妮合作），發表於《東吳法學（蘇州大學學報）》2000年特刊。
（八）涉外民事訴訟程序
103、《論涉外民事訴訟中的協議管轄》（與劉永娥合作），發表於《法律學習與研究》1988年第6期。
四、民事糾紛的非訟解決機制
（一）仲裁製度
104、《企業承包經營合同的可仲裁性初探》（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制日報》1992年12月7日。
105、《仲裁范圍初探》（與王國征合作），發表於《法學家》1993年第2期。
106、《勞動爭議仲裁製度的比較研究——兼論我國勞動爭議仲裁立法之完善》（與肖建國合作），發表於《法律科學》1995年第2期。
107、《論人民法院與仲裁機構的新型關系──為《仲裁法》的頒行而作》（與李浩合作），發表於《法學評論》1995年第4期。
108、《當事人意思自治與現代仲裁法》，發表於《法學雜志》1997年第1期。
（二）調解制度
109、《論市場經濟與法院調解制度的完善》（與李浩合作），發表於《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
110、《德國民事訴訟上的和解制度介評——兼論對改革我國法院調解制度的啟示》（與熊躍敏合作），發表於《福建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
111、《簡論人民調解協議的性質與效力》（與廖永安合作），發表於《法學雜志》2003年第2期。
五、WTO與民事訴訟法
112、《WTO協議與中國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與王景琦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2001年第1期。
113、《論WTO爭端解決機制與我國的對應之策》（與王景琦合作），發表於《河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
114、《WTO爭端解決機制與中國對該機制的運用》（與張力合作），發表於《中國改革報》2002年1月14日。
六、比較民事訴訟
115、《英國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新動向》（與劉榮軍合作），發表於《訴訟法論叢》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
116、《兩岸交往中的民事訴訟問題》，收入《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法律問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七、破產法
117、《論破產法》（與劉春田、甄占川合作），發表於《訴訟法學論叢》，1985年出版。
118、《論我國制定破產法的客觀必要性》（與劉春田、甄占川合作），發表於《中國法學》1986年第1期。
八、會議報告與書評
（一）會議報告
119、《民事訴訟法立法與實踐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1990年11月在全國訴訟法學術討論會（杭州）上的發言。
120、《關於民事訴訟法的修改和補充》，1991年10月在湖南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會上的發言。
121、《中國民事訴訟程序的改革》，1995年8月在亞太法協第十四屆大會上的發言。
（二）書評
122、《充滿時代氣息的民事審判權理論及其架構——評黃松有博士的專著〈中國現代民事審判權論〉》，發表於《法學評論》2004年第3期。
123、《充滿時代氣息的審判權理論與構架——評專著〈中國現代民事審判權論〉》，發表於《人民司法》2004年第7期。
124、《民事訴訟憲法理念開拓性研究的一部力作——評劉敏著<裁判請求權研究>》，發表於《金陵法律評論》2005年第1期。

2. 楊兆龍的人物著作

作者：楊兆龍 著，艾永明，陸錦璧 編
出 版 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5-4-1
內容簡介
東吳法學是中國現代法學史上的一座高峰，時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美稱。自1915年開設始，東吳大學法科以英美法和比較法為特色，雲集和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法律人才，如王寵惠、吳經熊、盛振為、倪征燠、李浩培、楊兆龍、孫曉樓、丘漢平、潘漢典等等，他們的著述為中國現代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積累了豐富的資源。本套叢書就是對這一寶貴資源的保存、整理和傳播。
著名法學家楊兆龍教授是東吳法學的傑出代表之一。楊兆龍先生精研兩大法系，學貫中西、博通眾科而又經世致用，於學術和實踐兩途均有傑出成就。本書收入楊兆龍先生的專著、論文、譯作、草擬之法律法規以及撰寫的判決書，共計100餘萬字，對今日之法學研究和法律實踐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發和參考價值。
目錄
導讀：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先驅 陸錦璧
專 著
中國司法制度的現狀及問題研究——與外國主要國家相關制度之比較
（譯文，1935年哈佛大學法學博士論文）
商法概論
證據法概論
大陸法與英美法的區別究竟在哪裡
論 文
民國時期
法治的評價
公證制度之探源
中國法律教育之弱點及其補救之方略
義大利今日之法律學校（譯文）
關於司法改革：
改革現行訴願制度之商榷 作者：楊兆龍著，郝鐵川，陸錦碧編出 版 社：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0-2-1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是中華文化經受空前巨大、深刻、劇烈變革的偉大世紀。在百年巨變的烈火，包括法制文明在內的新的中華文明，如「火鳳凰」一般獲得新生。大體上講，二十世紀是中國法制現代化的世紀。這一個世紀的歷程，不僅僅是移植新法、開啟民智、會通中西的法制變革的歷程，更是整個中華文明走出傳統的困局、與世界接軌並獲得新生的歷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敗、得失得弊，值此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亟待認真而深該的反省。
這一反省，不僅有助地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深入，亦有助於推進新世紀中國民不與法治社會的形成。這一反省，是一項跨世紀的偉大工程。作為為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礎，我們應全面系統地檢視、總結二十世紀中華法學全部學術成就，並試圖作初步點評。
為此，我們特鄭重推出「二十世紀中華法學文叢」。本「文叢」選印的書籍或選編的論文，縱貫二十世紀始終。凡能代表本世紀不同時期法律學術水平、法律特色，有較大影響且為當今中國法學教育研究所需要者，均在選印之列。本「文叢」之選印，旨在集二十世紀中華法學之大成。為體現歷史真實，我們將恪守「尊重原作」的原則，不作內容上的任何更動。
目錄
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
一、法律的階級性
（一）國內法的階級性
（二）國際法的階級性
二、法律的繼承性
（一）法律中的遺產
（二）法律繼承的性質
（三）法律繼承的重要性
我國重要法典何以遲遲還不頒布－－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立法問題
一、立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關系
二、蘇聯及歐洲人民民主國家立法的經驗
（一）蘇聯和保加利亞
（二）歐洲其他人民民主國家
三、對我國立法應有的基本認識
我談幾點意見
…… 作者：楊兆龍著，陳夏紅編
出 版 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10-1
內容簡介
楊兆龍先生是中國著名法學家，「東吳法學」的代表性人物，在民國時期便已確立起廣泛的國際聲譽，曾被海牙國際法學院評為全世界50位傑出法學家之一。楊兆龍一生著述甚多，但後半生因政治原因，命途多舛，學術成果也多數散落失軼，不行於世。
後經楊兆龍先生之女兒楊黎明、女婿陸錦碧多方收集整理，得回百萬余言。考慮文稿內容較為龐雜，編者從中精心采選那些能夠超越時空，於今仍有很大學術閱讀與參考價值的作品，匯為此集，以饗有心之讀者諸君，亦表對那一代學人的敬意與懷念。
目錄
大陸法與英美法的區別究竟在哪裡?
中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及問題研究——與外國主要國家相關法制之比較
法治的評價
憲政之道
《新法學》誕生的前夕——法學界的貧乏
中國法律教育之弱點及其補救之方略
司法改革聲中應注意之基本問題
由檢察制度在各國之發展史論及我國檢察制度之存廢問題
法律的階級性和繼承性
部分章節
大陸法與英美法的區別究竟在哪裡?
一、本文的目的與范圍
在本雜志的創刊號我曾發表「新法學誕生的前夕——法學界的貧乏」一文。在那篇文字中，我曾談到國內一部分學法之士對於大陸法與英美法之區別所發生的誤解。當時因為限於篇幅，對於二者之區別究竟在哪裡，未能作詳盡的說明。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對於這個問題作一個比較詳細的研究，使讀者們放棄幾種錯誤的概括、膚淺的觀念。
這個問題初看似甚簡單，可是仔細研究起來，卻相當復雜。我們要對於它有正確的了解，必先對於大陸法與英美法二者的歷史背景及所包含的成分作一番檢討。所以本文可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研究大陸法與英美法之意義及其形成的過程與包含的成分；第二部分研究大陸法與英美法的不同之點。茲為研討的便利起見，將其所包含各點分別論列於後。
二、何謂大陸法與英美法
大陸法（Continental Law）之大陸（Continental）本含有歐洲大陸本土之意，所以別於歐洲另一部分的英倫三島或英格蘭等處。但是大陸法既不能包括廣義的歐洲法（即所有歐洲本土及海島各國的法），又不能包括歐洲大陸本土的法（即所有歐洲本土各國的法）。照幾位學者的看法，它不過是以歐洲古代羅馬法為主要根據而演變成功的一種近代法，即近代羅馬法（Modern RomanLaw）。羅馬法在歐洲的各國法制的演變過程中曾與寺院法或教會法（Canon Law or Church Law）對立過，學者們因此又稱之為非教會法（Civil Law），所以近代羅馬法又稱為近代非教會法（Modern Civil Law）。
……

3.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的學院簡介

1915年，以東吳大學為本，於上海創設"東吳大學法學院"。學院教學突出「英美法」內容，專以講授「比較法」為主，其科學的培養目標和鮮明的教學特色，使東吳大學的法學教育在當時飲譽海內外，時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稱。培養了一大批現當代著名的法學專家，如王寵惠、吳經熊、倪征（日奧） 、李浩培、潘漢典、楊鐵（木樑）等，被人們譽為「華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學院。」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東吳大學改名為"江蘇師范學院"，法學院也隨之並入他校。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江蘇師范學院"易名為"蘇州大學"，同時恢復法學教育，設法律系，是全國最早恢復法學教育的院系之一。1986年經江蘇省政府批准，擴建為蘇州大學法學院。2000年5月，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學院的王健教授重返蘇大，參加百年慶典，行走母校故道，難舍百年風光，其心汲汲，其情拳拳。有感於斯，王先生長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資捐建蘇州大學法學樓，設立獎學金，以推動蘇州大學法學院的法學教育和法學研究。同年，蘇州大學法學院更名為王健法學院，成為全國第一個由海外專項基金參與建設的公辦法學院。
學院分別於1992年和1998年分別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授予權，法學教育體系完備。法學院現設有法學本科專業及法學（知識產權）方向，擁有法學一級學科碩士點及法學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在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知識產權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10個二級學科碩士點招收學術型碩士研究生；在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訴訟法學、國際法學6個二級學科博士點招收博士研究生。學院擁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法學」專業為江蘇省品牌專業，「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為省級重點學科，「法理學」為國家級精品課程，「法學理論」為省級優秀課程群。學院曾先後主持國家級社科項目20項，省部級社科項目60餘項，"現代政府法律管理"科研項目，列入"國家211工程"重點資助建設項目。學院教師共出版各類教材、專著80餘部，發表論文1000多篇；先後獲得國家級教學獎、科研獎 5人次；獲省級教學獎、科研獎40餘人次，多人被評為國家級或省級有特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根據中國法學創新網統計，王健法學院教師2011年度發表的法學類核心刊物（CSSLI）他發數數量位居全國法學類院（系、校）第12位。自1982年以來，學院已為社會培養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等各種層次的專門人才15000餘人，成為江蘇省重要的法學人才培養基地，許多校友已成為國家政法部門和法學教育的中堅力量（以上資料於2013年摘自該學院官網 ）。
法學院擁有近4000平方米的現代化法學專業圖書館，藏書6萬多冊，中外文期刊600多種，在收藏、保留港台法學期刊、圖書方面具有特色。圖書館電子閱覽室還配備了50台計算機供讀者進行網上信息檢索。學院還出版學術刊物《東吳法學》，在總結和整理東吳法學成就的同時，積極開展英美法系研究及兩大法系的比較研究；拓展對外學術交流，加快法律研究的國際接軌，曾先後與美國太平洋大學麥克喬治法學院，日本名古屋大學、熊本大學、台灣東吳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英國APU大學和澳大利亞邦德大學等法學院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派出大量教師出國出境進修和講學，接待了世界各地知名法學專家學者90餘人次（以上資料於2013年摘自該學院官網 ）。 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已經成為國內法學教育界的知名院校。

4. 東吳大學法學院當年為什麼要設在上

東吳法學是台灣第四，昨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位輔仁大學念法律學系的學姐說，台灣法學的排序大概是台大>政大>台北(之前是中興法商)>東吳>輔仁。可是東吳大學的法律學系要念五年喔，若你要去念要有此覺悟。

5. 政體與國體的關系是什麼

【原文出處】《東吳法學》
【原刊地名】蘇州
【原刊期號】2000.特刊.
【原刊頁號】96～103
【分 類 號】D0
【分 類 名】政治學
【復印期號】200101
【 標 題 】關於國體和政體關系的幾點思考
【 作 者 】艾永明
【作者簡介】艾永明，男，1957年生。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在職博士研究生。

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是憲法學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對這一理論的認識，直接決定著現實憲法的走向和性質。因此，深入研究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在我國憲法學中，國體和政體雖然亦被列為重要范疇，但對它們的認識基本上被傳統的、概念化的思維定勢所支配，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一領域已成為一個學術禁區，因而對這一理論的認識極其膚淺，甚至以謬誤充真理。這正是我國憲法學不發達、嚴重缺乏科學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正確認識國體和政體的關系，在我國尤為重要和迫切。
一、對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分析
關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我國學術界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謂國體，就是指國家的階級本質，即一定階級的政治統治；所謂政體，就是指政權的組織形式。兩者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國體對政體有決定性的作用，政體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認識一個國家，關鍵是要認清其階級本質，至於其政權形式是次要的，無關大局的。許多教科書都以此為定論。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憲法學》中寫道：「所謂國家制度，即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確立有關國家本質和國家形式方面的制度。國家本質，即社會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國家形式主要是統治階級所採取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形式。在國家制度中，國家的階級本質（政權的階段屬性）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直接決定著國家政權的組織形式和國家結構的形式，決定著國家發展的總方向。因此，國家的本質是國家制度的核心。」（註：《憲法學》，第115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又寫道：「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階級本質是密切關系的。它們的關系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政權組織形式從屬於國家階級本質，決定著政權組織形式。所謂政權組織形式從屬並且反映國家階級本質，決不是說政權組織形式對它們從屬和反映的國家只是一個消極被動的因素，恰恰相反，它對一定階級本質的國家起著反作用，它可以促進或者阻礙它所從屬和反映的國家的發展。」（註：同上書，第160頁。）
這種重視國家階級本質而輕視政權形式的理論並不是中國學者的發明，而是從蘇聯那裡學來的。列寧曾經說過：「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重繁雜，但本質是一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是資產階級專政。」（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00頁。）
後來，斯大林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蘇維埃一般是最適宜的群眾組織形式，但是我們不應當強調機關的形式，而應當指出階級內容，應當力求使群眾也能區別形式和內容。」（註：《斯大林全集》第3卷，第169頁。）
上述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見下述），但其錯誤和缺陷是十分明顯的。
傳統理論認為，政權組織形式必然反映國家的階級本質，國體決定政體的集中體現「是指有什麼樣的階級本質的國家，就有與之相適應的政權組織形式。」（註：《憲法學》，第16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出版。）也就是說，階段本質與政權組織形式之間有著必然的、固定的對應關系。這種觀念顯然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古代希臘，各個城邦國家所採用的政權不都是相同的，被馬克思稱為「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的亞里士多德就曾研究過158個城邦憲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政體理論。在那時，雖然同樣是奴隸主統治，但卻已經有了共和政體。在雅典，由於它是直接從氏族內部的分化中發展起來，與氏族社會後期的軍事民主制傳統有著密切聯系，又由於位於希臘南部沿海，商業貿易發展較快，形成了工商業市民階層，這一階層對上層貴族實行的阻礙工商業發展的政策極為不滿，聯合下層平民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斗爭。於是在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城邦就出現了共和政體。它的內容包括國家機關的組成、政權活動原則及公民的權利義務等等。另外，公元前四至三世紀出現了羅馬共和國。在封建制國家中，出現過中世紀歐洲城市共和國和波蘭共和國等典型的共和政體。在西方奴隸制共和政體中，還有貴族共和與民主共和之分。在資產階級國家中，除共和政體外，也有君主立憲政體。君主立憲政體還有二元君立憲制與議會君主立憲制之別。在中國封建社會里，雖然根本上都是君主政體，但不同時期的君主政體也有很大不同。由一相制到多相制，又由多相制發展到無相制。
為什麼傳統理論與歷史事實之間有如此大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傳統理論劃分國體的標准不科學。用階級本質劃分國家性質、劃分國體，必須解釋不了現實中各種各樣的政體存在。在現代，用抽象的階級性質論劃分國體，要是缺乏實際意義，而且很可能弊端叢生，它往往會被人利用，或當作標簽，或當作炮彈，或當作遮蓋布。
在西方憲法學中，只存在「政體」之說，不存在「國體」之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堅持國體論的話，那麼，在現代其劃分的標准應當是民主還是專制，只有這樣劃分才有實際意義。民主決不僅僅屬於政權形式的范疇，根本上是國家制度的內容。
如果以民主和專制來劃分國家的性質，那麼，國體和政體的關系應當予以重新認識。
如果從立法者的動機和價值目標的選擇分析，政體受到國體的支配。就是說，立法者最終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還是專制的國家，就必然要選擇與其動機和價值目標相適應的政體。現實政治生活中各個國家之所以選擇這樣或那樣的政體，根本上都是為了達到立法者的最終目標。譬如，立法者心目中（不是心頭上）要建立專制制度，就必然要選擇個人集權的政體。從這一意義上說，傳統理論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從現實制度分析，那就必然是政體決定國體，政體的意義決不是僅僅對國體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所謂現實制度中政體決定國體，是指一個實際中的國家是民主的還是專制的，根本上取決於這個國家實行何種政體。換言之，政體是評判一個國家性質的標准。我們決不應該相信這樣的說教，一個國家的性質決定於國體的規定。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在現實憲法規范中，真正具有實際意義的是政體而不是國體，這是因為：
第一，憲法本身就是意味著民主。為什麼會產生憲法？憲法的作用是什麼？憲法從產生的第一天起就是為了維護民主。資產階級是憲法的倡導者；資產階級憲法是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和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過程中產生的。毛澤東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正確的論述：「世界歷史上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後，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1952年版。）憲法與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天然地聯系在一起的。憲法應當體現民主是不言自明的事實，不規定也清楚。如果民主是一種國體，那麼這種國體無須單獨表達，它自然地寓於政體之中。正因為如此，以美國憲法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憲法中是沒有關於「國體」的專門條文的。如果生硬地對國體予以專門規定，不僅多此一舉，而且可能使人產生「此地無銀三百兩」之嫌。
第二，現代憲法的原意（或是本意）即為代議政體。現代憲法源於歐洲。「英國從中世紀以後，建立了代議制度，確立了國王未得到議會同意不得征稅和立法的原則，英國人把這種代議制度稱為本國特有的'Constitution'，後來這種代議制度普及於歐美許多國家，人們就把規定代議制度的法律稱為'Constitution'，也就是『憲法』，意思是確認立憲政體的法律。」（註：《憲法學》，第20頁，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寫，群眾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國體的規定是抽象的、原則的，政體的規定才是具體的、現實的。抽象的原則的規定是不需要成本的，任何美麗的、動聽的詞句都可以隨心所欲地任人使用。在現代，決沒有哪部憲法以專制相標榜。中國歷史上的《袁記憲法》、國民黨憲法都是以民主相標榜。但是，抽象的、原則的規定不能真正地反映憲法的實質和國家的性質，而具體的、實際的政體規定才是標志其要害和實質的內容所在。所以，我們必須指出的是，傳統國體政體關系理論的要害是用抽象的國體性質掩蓋具體的政體作用，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
為了進一步說明政體的決定價值，有必要對政體的定義和內涵予以重新審視。我們認為，將政體定義為「政權的組織形式」過於簡單、膚淺，缺乏科學性。首先，政體僅僅是政權的組織形式，似乎政權性質一定，那麼組織形式就不那麼重要了，於是就很容易將國體與政體的關系視同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其次，這種定義將政體限定在機械的靜態的范圍之內，缺乏動態的內涵。從世界各國的現實政治生活來分析，政體的核心是規定國家權力的運作程序。所以，我們認為政體可以作如下定義：
政體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及其運作程序。這一定義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國家權力的組織系統，它主要是明確國家權力是如何設置的，行使這些權力的機構是什麼，各個機構行使什麼樣的權力等等；二是各個權力行使機構的相關關系，國家權力運作的動態過程等。
如果這種定義合理（或基本合理）的話，那麼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傳統理論之所以有嚴重的缺陷和錯誤，它在理論上的失誤是將程序視為被動的形式，忽視了權力運作程序的真正作用和價值。這種現象是與我國學術界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傳統相吻合的。長期以來，我們往往視實體為內容，程序為形式。這種傳統與現代法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馳的。現代法治的主要標志之一便是重程序。沒有程序就沒有法制，更沒有法治。所以我國有許多學者指出，視程序為實體法之保障，這是把程序作為「工具」，理所當然應予破除。而且，視程序具有獨立的價值也還不夠，應當認識到程序具有優先的價值。甚至有學者指出，21世紀是程序法的時代。程序之所以如此重要，根本原因是程序與選擇緊密聯系，不同的程序會有不同的選擇。「程序，從法律學的角度來看，主要體現為按照一定順序、方式和步驟來作出法律決定的過程」（註：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1期。）。N·盧曼把法律程序作為一種行為系統來看待，程序即意味著選擇。他說：「所謂程序，就是為了法律性決定的選擇而預備的相互行為系統。」（註：N·盧曼《法社會學》，日譯本，岩波書店，1977年版第158頁。）
同樣，在國體和政體的關系中，從現實政治生活的角度來分析，不是國體優先於政體，而是政體優先於國體，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不同的政體必然會「選擇」（即產生）出不同的國體。作為政體的權力運作程序，選擇的實質是什麼呢？回答是：國家權力體現著多數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多數人手中，還是權力體現著少數人甚至個人的意志，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甚至個人手中。這是國家制度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選擇。正如列寧所說：「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註：《列寧選集》第3卷，第214頁。）
總之，傳統的國體和政體的關系的理論，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劃分國家性質的標準是不科學的。在現代更缺乏現實意義；它用抽象的國體論抹煞政體的決定價值；其在理論上的先誤是輕視法律程序的價值作用；在現實政治生活中，不是國體決定政體，而是政體決定國體。
二、現代民主政體的標志
如果把國家性質劃分為民主和專制兩類，那麼，政體也可以相應地分為兩類，即分權政體和集權政體。換言之，實行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民主制國家；實行集權政體的國家，必然是專制國家。
較為完整的分權學說和分權實踐是在近代才出現的。但是應當看到，分權是人類社會管理的經驗總結，是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科學和真理。在西方，分權學說源遠流長，並且在實踐中不斷地得到豐富和發展。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發現權力分立是自由和優良政體的重大秘密。對於中國人來說，真正的分權學說，雖然是外來的洋貨，但是在實踐中也不是一點萌芽都沒有。中國封建社會是專制社會，實行的是君主集權政體。君主握有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權力。但是一些開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實踐中也逐步認識到，將權力完全集中於君主一人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開始了「分權」的嘗試。在唐朝，皇帝的制敕權受到嚴格的制約。按唐制，中書省掌制令，門下省掌審議。制敕是由中書省負責的，皇帝不能徑自製敕。中書省負責草擬制敕的是中書舍人。中書舍人常按照宰相交給的「詞頭」（即皇帝的詔書要點）草擬制敕。值得注意的是中書舍人若認為「詞頭」不妥，可以封還，要求另發「詞頭」。中書省草擬制敕以後，交門下省審議。門下省如果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沒有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皇帝是不能發布合法詔敕的。所以當武則天違背這一立法監督制度時，宰相劉yī＠①之竟然可以批評曰：「不經鳳閣鸞台（按即中書門下），何名為敕？」（註：《舊唐書·劉之傳》）另外，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在制敕程序中也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制，凡屬皇帝制敕均需在政事堂會議上討論通過，宰相副署並蓋上「中書門下之印」，方可頒發生效。未經這番程序，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都被認為是違反「故事」和制度的，下屬機關可以不予承認。從這一意義上說，政事堂宰相聯席會議是監督制敕的最高機構。所以，唐代有的皇帝違反上述立法制度，只得用「斜封墨敕」，即將其發詔敕的封袋改為斜封，所書「敕」字不敢用朱筆而是用墨筆。這雖然也能表示該項命令未經政事堂議決通過和沒有「中書門下之印」，也請承認執行，但這畢竟不是堂而皇之和光明正大的合法行為。唐朝的這些規定和制度雖然不是真正的「分權」，但我們可以看到，皇帝已不能隨心所欲的發布制敕法律，立法權事實上已被多個機關行使。唐朝統治者之所以實行這種制度，其原因就是總結了歷代的立法經驗；其目的就是為了保證法律體現「公意」。李世民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註：《貞觀政要·公平》。）所以，唐初的開明政治與其科學的制度建議是分不開的。
人類社會自從分離出政府以來，政府和公民（人民）之間就處於矛盾之中。這一矛盾主要表現為：一是如何有效地制約政府的管理權力，二是如何有效地發揮政府的管理職能。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大准則是確保公民的「政治自由」或曰「主權在民」，解決這一矛盾的最好政制便是以分權學說為基礎的政制。
上述結論已為世紀近現代中所證實。
那麼，這種最好的政制的內容和精髓是什麼呢？英國學者M·J·C維爾在《憲政與分權》一書中對此做了很精闢的闡述。
分權學說的第一個要素是主張將政府機構分為三個范疇，即立法機關、執行機關和司法機關。這種機構劃分既是「部分地反映了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需要，也部分地反映了這樣一種要求，即不同的價值應體現在不同機構的程序中，體現在代表了不同利益的分立部門中。」分權學說的這一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西方立憲主義全部格局的核心」，是與極權主義的分水嶺。「將權威分散於不同的決策中心，這是與極權主義和絕對主義相對立的。」「在極權主義國家中，國家機器的每個方面都被視為只是黨派機構的延伸，並從屬於黨派機構。必須不斷努力防止國家機器的任何組成部分發展其自己的利益，防止它在作出決定時產生一定程序的自主……極權主義國家的『理想』就是一個單一的無所不包的政府機構。」（註：M·J·C維爾：《憲政與分權》，蘇力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出版，第14-15頁。）
分權學說的第二個要素是認為政府有三種具體的「職能」，即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職能。它認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所有政府管理「都需要履行三種必不可少的職能，而無論這些職能是由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來完成，也不論這些職能是否分割給政府的兩個或更多的機構。」這實際上是「一個社會學的真理或規律」。（註：同上書，第15頁。）應當區分政府的職能和政府的任務，政府的職能最基本的是立法、行政和司法，而政府的任務就非常之多，如保持和平，修建道路，提供國防、控制貨幣等等。
分權學說的第三個要素是「人員分離」。它要求「政府的三個部門應多由相當分離和不同的人群組成，而且成員身份沒有重疊。」光有機構和職能的分離還不夠，「如果要保證自由，這些職能還必須分別握於不同的手中。」如果這樣來構建政府，「那麼政府的每個部門都將成為對其他部門行使專斷權力的制約，以及，因為只限於行使其自身的職能，政府各部門便無法對其他部門行使不當的控制或影響。因此，對政府行使管理人民的權力就有一種制約，因為一個部門要想行使程度不當的權力，這種企圖就必定會失敗。」（註：同上書，第16-17頁。）這一要素的進一步發展便是引進「制衡」思想，即給予每個部門一種權力，可以對其它部門行使一定的直接控制。在實踐中就是授權一個部門在其他部門行使職能的過程中發揮作用，如給予行政部門對立法進行否決的權力，給予立法部門以彈劾權等等。
按照上述要素來構建政府，「每個部門將對其他部門都是一個制約，沒有任何一群人將能夠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註：同上書，第12-13頁。）這樣，便能確保政治自由，排除專斷權力。這便是分權學說的精髓。
三、應當重視完善我國現行政體
如前所述，我國存在著重實體、輕程序，重國體、輕政體的傳統，在理論上很不注重對政體的研究，在實踐中很不重視對政體的完善。這種傳統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法治國家的建立是極其不適應的。依筆者之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根本上是建立起符合現代民主要求的優良政體。所以，重視完善我國的現行政體是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在這里，有兩個思想理論問題首先應該引起高度的重視。
一是理想民主與現實民主，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的關系。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儀式上，毛澤東同志向全世界庄嚴地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這無疑是響徹雲宵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宣告。同時在《共同綱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也明確規定，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這些宣告和規定使許多人錯誤地堅信：中國人民自然站起來了，權力自然屬於人民了，民主自然形成了。其實，這種認識帶著濃厚的理想色彩。庄嚴的宣告、紙上憲法的規定、國體的確立，這是理念的表述。理念的表述並不等於現實的建立。正如列寧所說，紙上憲法與現實憲法是不能等同的。我們在理念上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但人民不可能自發地去當家作主，必須有現實的制度提供現實的途徑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這種現實的制度和現實的途徑，很多便是來自於政體。梁啟超曾說過，變更國體是革命之任務，或陰謀家之事；變更政體是政治家之任務，是法學家之任務。所以，國體一旦確立，決不能就此滿足，而要把目標定在政體的完善。這樣才能使理念中的民主變為現實中的民主。
二是正確認識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識和政體實踐。研究政體必然要涉及資產階級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但是長期以來這事實上已成為一個思想禁區。其實，我們對資產階級政體學說和政體實踐大可不必那麼害怕，應該很從容地對待它。我們應該確立這樣一種認識，社會管理也是一門科學，這門科學的成果便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固然會受到各種群體利益的影響和支配，但其中必然包含著許多反映社會管理的一般規律的科學和真理。所以，我們不能把政治文化狹義地理解為階級斗爭之學，而應當主要理解為一門科學。西方資產階級奉行的政體學說和政體制度根本上是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而決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權利去分享。人類文明本身也是面向世界的，它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只要你願意，它就會無嘗地向你提供服務。如果你頑固地鄙夷它、排斥它、拒絕它，它不僅不會感謝你，而且會嘲笑你。
我國現在實行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幾十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反映民意，人民參與管理國家、社會事務、行使政治權利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看到我國現有的政體離建設民主、法治社會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許多方面有待於健全和完善。
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戰爭環境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加之其它一些原因，長期以來，我們黨歷來重視核心的作用，強調核心的作用。這種傳統在特殊條件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也容易導致產生許多弊端，其突出表現就是權力過分集中。這正是我國政治生活中許多不正常現象的重要根源。對於這點，鄧小平同志曾經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權力過分集中是我國政治制度中最大、最主要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是要解決這一問題。他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註：《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第288-289頁。）
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也突出表現在我國的政體之中。
我國的人大是最高權力機構，它既行使立法權，又產生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並且對它們進行監督。但是，誰對人大進行監督呢？如果人大行使權力不當，如何加以糾正呢？一個不受監督的機構是容易滋生腐敗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分析歐美國家的三權分立時指出，歐美的議會既行使立法權，又行使監督權，因而往往導致議會專制。所以，他極力主張將監察權獨立出來，交給另一個單獨的機構去行使。
從法理學上來說，政府（廣義的）權力源於人民，是由人民讓予的。人民讓予的權力是為了有效地行使主權。那麼，人民將自己的權力讓予一個機構安全呢，還是讓予幾個機構安全呢？正確的選擇當然是後者而不是前者。因為讓予一個機構，如果這個機構不聽人民指揮，人民往往無能為力，吞下苦果；如果讓予幾個機構，讓它們之間互相監督，互相制約，人民的主權必定會安全得多。
所以，我國現行政體的最大問題是缺乏權力制約。我們歷來只強調分工。分工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分工與權力制約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雖然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工和相應的機構，但它們之間是不平等的。人大高高在上，人大與行政機構、司法機構之間是老子和兒子的關系，這種單向的服從監督關系當然不可能形成制衡，也不可能避免一群人甚至一個人控制國家的全部機器。所以，建立權力制約的體制，是完善我國政體的著眼點，唯其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才有真正的制度保障。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韋

6. 邵明的代表性成果

一、專著和教科書
獨著：《民事訴訟法理研究》（「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法律科學文庫），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獨著：《民事訴訟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獨著：《正當程序中的實現真實——民事訴訟證明法理之現代闡釋》（中國法學學術叢書），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合著：《民事訴權研究》（國家教委博士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台灣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合著：《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證據法原理研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法律發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合著：《中國檢察制度憲法基礎研究》（最高人民檢察院重大研究項目），中國檢察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證據法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復旦博學·法學系列）（第一版和第二版），復旦大學出版社
副主編：《證據法學》（全國高等自學考試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原理及案例教程》（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法律碩士教科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學》（全國高等自學考試指定教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專論》（21世紀法學系列教材·研究生教學用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全國成人高等教育規劃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合著：《民事訴訟法》（第3版和第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2008年版
副主編：《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教材），中央黨校出版社2009年版
二、學術論文
「論社會主義法與利益分配正義」，《法商研究》1995年第5期
「簡論絕對豁免主義」，《法學雜志》1995年第6期
「析撤銷權的建立及其訴訟中的若干適用問題」，《安徽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試論比較法學的研究對象」，《法商研究》1996年第4期
「程序公正及其在法庭辯論中的具體運作」，《政法論壇》1996年第5期
「民事訴訟法學的研究成就及其發展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當事人的程序利益」，《法制現代化研究》（第4卷）1998年
「論訴的利益」，《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
「民事訴權理論與民事訴訟法學方法論」，《比較民事訴訟法》（2000年卷）
「訴訟標的論」，《法學家》2001年第6期
「民事訴訟行為要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
「民事訴訟當事人的程序基本權」，《法制日報》2002年8月18日
「民事訴訟法的憲法化」，《民商法前沿》（第1卷）
「民事糾紛及其解決機制論略」，《法學家》2002年第5期；
「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法學雜志》2003年第2期
「訴訟中的免證事實」，《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5 期
「析自由心證原則」，《人民法院報》2003年9月23日
「關於我國制定統一證據法典的思考」，《證據學論壇》（第8卷）2004年
「我們需要一部什麼樣的民事訴訟法典」，《訴訟法學研究》（第8卷）2005年
「論現代法治視野中的民事舉證責任」，《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6 期
「民事糾紛之行政解決方式」，《人民法院報》2006年1月23日
「證據共通原理在普通共同訴訟中的適用」，《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2期。
「民事之訴法理探微」，《東吳法學》（總第11卷）2006年
「民事訴訟直接言詞原則研究」，《山東警察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
「我國檢察機關在民事法領域的功能分析」，《學習與實踐》2007年第7期
「現代民事再審原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論我國和諧社會中的民事調解」，《學術界》2008年第2期
「民事爭訟程序基本原理論」，《法學家》2008年第2期
「透析民事訴訟的正當性」，《法制日報》2008年6月29日
「民事之訴的構成要素與訴的識別」，《人民司法》2008年第17期
「《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決定》述評」，日本《國際商事法務》2008年第9期
「漫談經驗法則在訴訟中的適用」，《法制日報》2008年12月14日
「民事訴權學說發展簡史」，《團結》2008年第5期
「論民事訴訟證據裁判原則」，《清華法學》2009年第1期
「我國民事訴訟當事人陳述制度之『治』」，《中外法學》2009年第2期
「論民事訴訟程序參與原則」，《法學家》2009年第3期
「析民事證明責任的減輕技術」，《東南司法評論》2009年卷
論法院民事預決事實的效力及其採用規則》，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10期
「憲法視野中的民事訴訟正當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析法院職權探知主義」，《政法論壇》2009年第6期

7. 蘇州大學的法律系完整介紹

王健法學院是江蘇省法律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其前身為創建於1915年的東吳大學法學院。20世紀上半葉，東吳法學教育享譽海內外，時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稱。1982年蘇州大學恢復法律教育，設法律系，1986年擴建為法學院。2000年，原東吳大學法學院校友王健先生出資支持法學院建設，遂改名王健法學院，成為全國第一個由海外專項基金資助的公辦法學院。
法學院現有法學本科專業及法學（知識產權）方向；擁有法學一級學科碩士點授予權，下設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等9個碩士點；同時經國務院學位辦批准，為法律碩士培養單位。2009年6月獲批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後流動站。2011年3月又成功獲得法學一級學科博士點授予權。目前學院有校級研究機構一個：東吳公法與比較法研究所。還擁有比較法研究所、英美法研究中心、人權研究中心等十餘個院級研究機構。2009年12月被批准為「江蘇省知識產權（蘇州大學）人才培訓基地」。2010年8月公法研究中心被確定為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法學」專業為江蘇省品牌專業，「憲法學與行政法學」為省級重點學科，「法理學」為國家級精品課程，「法學理論」為省級優秀課程群。自1982年以來，學院已為社會培養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等各類層次的專門人才近13000餘人，成為江蘇省重要的法學人才培養基地，許多校友已成為國家政法部門和法學教育的中堅力量。

8. 蘇州大學的法律系完整介紹

蘇州大學法學院座落在「人間天堂」蘇州市，東眺金雞湖、西依大運河，與「中國新加坡蘇州工業園區」一路之隔。是江蘇省法律人才培養的首要基地。蘇州大學法學院淵源於前東吳大學法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在中國法學教育史上聲名顯赫，素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盛譽。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由東吳大學、蘇南文教學院和江南大學數理學院合並建立蘇南師范學院（後更名為江蘇師范學院），在東吳大學余址辦學。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改為蘇州大學，同時恢復法學教育，建立法律系。1986年，經省政府批准成立法學院，成為當時全省唯一的法科學院。蘇州大學法學院弘揚了東吳大學法學院辦學傳統，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獲得了勃勃生機。1993年行政法學成為江蘇省重點學科，1994年建成行政法學碩士點，1995年獲法理學碩士學位授予權。同年，被江蘇省考試委員會審定為「省律師專業自學考試點」。1998年獲國際經濟法碩士點。並被國家教育部批准成立「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點，成為華東地區高校中被批準的第三個法學博士點，江蘇省內高校中第一個法學博士點，以及全國省屬高校中第一個法學博士點。最近法學院又獲准訴訟法學碩士點，成為本院的第四個碩士點。

經過16年的發展，法學院現有法律學、經濟學、國際經濟學和律師4個系，開設法律學、經濟法、國際經濟法、律師4個專業及方向。有行政法學，法理學和國際經濟法3個碩士點，和憲法與行政法學1個博士點。行政法學又為江蘇省重點學科。面向「21世紀中國憲法與行政法的發展」已列入國家「211工程」標志性項目。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憲法與行政法學基本理論、經濟行政法（包括涉外經濟行政法）、中外行政法制史比較研究，以及地方政府法制建設，顯現出前瞻性、比較性和服務性的創新研究的鮮明特點。

全院現有全日制在校學生1100多人，其中研究生100多人。法學院擁有一支科研素質高，教學經驗豐富的師資隊伍，有數名享譽全國的法學教授，高級職稱教師比例占總數的50％以上，還有一批海內外兼職教授經常活躍在教壇上。

十八年來，學院教學、科研的物資條件不斷改善。現有容納1000人上課和實驗的教學大樓，面積4000多平方米。資料室藏書40000多冊，中外文期刊500多種。並保存了一批完整的港台期刊和書籍，圖書館被列入國家211工程建設項目「江蘇省法學文獻中心」，文獻將向全省開放服務。法學院還有設備齊全的微機房，配置486－586計算機70多台，以及多功能的語音室和電化教室，為教學、科研和學習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法學院素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十分重視教學與科研工作。在1986年和1994年先後建立了東吳律師事務所和東吳比較法研究所，將教學、科研和司法實踐融為一體。東吳律師事務所原有公正誠實、業務精湛的執業律師32人，其中高級職稱律師16人，從國外及境外學成歸來的律師6人。與國外及港澳地區十多家律師事務所建立了緊密的合作，取得了良好的社會信譽。根據國家規定，最近該所已與法學院在行政上脫鉤，但仍為法學院師生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便捷的基地與窗口。東吳比較法研究所從事中西法學的比較研究工作，進一步增強了對外的學術交流和國際協作，為法學院贏得了聲譽。《東吳法學》是法學院出版的學術刊物，創刊以來得到了海內外學者的大力支持。

法學院在重視基礎理論、基礎知識的教學和訓練的同時，十分注重開展各類生動活潑的校園及社區活動。學生會定期編制《東吳法苑》、《獨角獸》等法學刊物，開展社會法律咨詢服務，深受各界歡迎。

十八年的幸勤耕耘，法學院已形成以本科與研究生教學為主，普通教育與成人教育相結合，校內辦學與社會聯合辦學相結合的多層次、多渠道的辦學體系，為省內外輸送了各類法律專門人才4000多人。

2000年5月，蘇州大學校慶100周年之際，入籍美國的東吳大學校友王健先生回訪母校，其子王嘉廉先生為其父表示對母校的報答，決定捐款1000萬美元為蘇州大學法學院硬體建設和軟體建設作出貢獻。5月18日舉行了王健法學院新辦公樓和行政樓奠基儀式，爭取在兩至三年內峻工。

目前，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憑借雄厚的基礎，依託「211」工程的強大後盾，以及海內外友人的全力支援與幫助，在科研、教學、為社會服務等各方面努力更上一層樓。展望未來，全院師生充滿信心，決心進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培養第一流的法學人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的總目標是：「努力創建全國一流、國際有影響的法學院」。

9. 蘇州大學法學院在哪

蘇州大學法學院

蘇州大學前身是著名的東吳大學（Soochow University）。本世紀上半葉，她以法學教育享譽海內外，時有"南東吳、北朝陽"、"法官出朝陽，律師出東吳"之稱。東吳大學特別是她的法學院，曾培養出一批傑出的政治、法律學者或知名人士，如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董寅初、趙朴初、談家偵、王宏惠、董康、楊鐵梁、王紹堉、倪征×、梅汝璈、吳德熊、李浩培、呂光、桂裕、丘漢平、梁鋆立、張志讓、查良鑒、查良鏞（金庸）、盛振為、何世禎、馬漢寶、姚淇清、陳霆悅等，堪稱一時之盛。1952年院系調整時，東吳大學改名為江蘇師范學院；1982年改名為蘇州大學。1982年復設法律系，1986年擴建為法學院。
本院現設法律、經濟法、國際經濟法、律師四系，並設比較法研究所和東吳律師事務所。現有憲法與行政法學博士點1個，法理學、行政法學、國際經濟法學碩士點3個。行政法學專業為省級重點學科，受省政府專項經費資助。現有正副教授18人，講師20作人，其中有碩士以上學歷或正在攻讀博士學位者占近50%。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已列入法律碩士專業學位試辦單位。現每年招收全日制本科生200餘人，專科生30-50人，並開設了法律專業大專函授班、專業證書班、本科進修班、碩士研究生課程進修班等多種形式的成人教育項目。自1982年以來，已為社會培養碩士生、本科生、專科生等各類專門法律人才近5000人。
長期以來，本院教師兢兢業業、努力耕耘，在教學和科研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先後獲國家級教學獎、科研獎等3人次，獲省級教學獎、科研獎等12人次，獲評江蘇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人次，獲評省級優秀中青年骨幹教師2人次，7人被評為蘇州大學優秀青年骨幹教師。先後承擔（主持）國家級社科研究項目5項，省級研究項目20餘項，出版各類專著、教科書、譯著等60餘種，發表學術論文1000餘篇（其中包括在海外學術刊物及國內權威刊物發表的論文50餘篇）。
近年來，本院對外學術交流也有重大發展。先後有25人次赴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地進修、講學、參加學術會議、訪問，邀請外籍及台港澳專家講學70人次。行政法重點學科還與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法制研究所等實際部門開展了合作研究。
蘇州大學已進入國家"211"工程，我院"現代政府法律管理"科研項目也已被列入"211"重點資助項目。本院師生員工將抓住機遇，同心同德，弘揚東吳法學傳統，再創輝煌！

蘇州大學專業列表

文學院
傳播學 新聞學 漢語言文字學 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國古代文學 戲劇戲曲學 文藝學 課程與教學論
美學

商學院
企業管理 金融學 會計學 農業經濟管理
區域經濟學 財政學 世界經濟 政治經濟學
工商管理碩士

教育學院
應用心理學 教育經濟與管理 發展與教育心理學 高等教育學
教育學原理 課程與教學論

外國語學院
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 英語語言文學 俄語語言文學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行政管理 政治學理論 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馬克思主義哲學
倫理學 課程與教學論 中國哲學 外國哲學

法學院
法律碩士 刑法學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訴訟法學
國際法學 法學理論 法律史

社會學院
社會保障 社會學 檔案學 中國近現代史
中國古代史 專門史 世界史

化學化工學院
應用化學 有機化學 分析化學 無機化學
物理化學 高分子化學與物理 課程與教學論

電子信息學院
通信與信息系統 信號與信息處理 微電子學與固體電子學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計算機應用技術 計算機軟體與理論

醫學院臨床醫學系
中西醫結合臨床 內科學 臨床檢驗診斷學 外科學
婦產科學 影像醫學與核醫學 腫瘤學 神經病學
精神病與精神衛生學 麻醉學 急診醫學

數學科學學院
應用數學 概率論與數理統計 基礎數學 計算數學
課程與教學論

葯學院
葯物化學

藝術學院
設計藝術學 美術學

生命科學學院
細胞生物學 遺傳學 課程與教學論 免疫學（理學）
水產養殖 特種經濟動物飼養 農業昆蟲與害蟲防治

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
檢測技術與自動化裝置 凝聚態物理 光學 理論物理
課程與教學論 材料物理與化學

放射醫學與公共衛生
營養與食品衛生學 衛生毒理學 放射醫學 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
勞動衛生與環境衛生學 生物醫學工程

機電工程學院
控制理論與控制工程 機械製造及其自動化 機械電子工程 機械設計及理論

體育學院
體育教育訓練學 體育人文社會學 運動人體科學

醫學院基礎醫學系
葯理學 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 法醫學 生理學
病理學與病理生理學 免疫學 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 病原生物學

材料工程學院
服裝 材料學 紡織工程 紡織化學與染整工程
紡織材料與紡織品設計

醫學院臨床醫學兒科系
兒科學

信息光學工程、現代光學技術研究所
光學工程

蘇州大學醫學院的前身為在海內外享有盛譽的蘇州醫學院，至今已有90多年的辦學歷史。目前，學院設有基礎醫學系、臨床醫學一系（醫學影像學系、護理學系）、臨床醫學二系、臨床醫學三系、臨床醫學四系、兒科學系等10個獨立建制的教學實體系以及綜合辦公室、教學科研辦公室和學生工作辦公室。醫學院擁有基礎醫學一級學科博士點和臨床醫學一級學科專業學位博士點，2個博士後流動站，共有博士學位點35個，碩士學位點52個。

學校簡介

蘇 州大學坐落於素有「人間天堂」之稱的古城蘇州，是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和江蘇省省屬重點綜合性大學。其前身為創建於1900年的東吳大學。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東吳大學與蘇南文化教育學院、江南大學數理系合並為蘇南師范學院，同年定名為江蘇師范學院，在原東吳大學校址辦學。1982年經國務院批准改辦為蘇州大學。經教育部和江蘇省省政府批准，蘇州蠶桑專科學校、蘇州絲綢學院、蘇州醫學院先後於1995年、1997年、2000年並入蘇州大學。目前，蘇州大學已發展為一所具有相當規模，基礎較為雄厚，辦學效益顯著，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地方綜合性大學。

一 百年來，蘇州大學先後向社會輸送了15多萬名大學生和研究生，其中許多人已成為科學、教育、文化等各項事業中的著名學者和知名人士。原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原全國政協副主席趙朴初、董寅初，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著名的法學專家倪征日(奧) 、著名蠶桑教育家鄭辟疆、著名腦外科專家和醫學教育家杜子威、香港知名人士楊鐵（木樑）、查良鏞（金庸）、現任江蘇省副省長張衛國、省政協副主席陸軍；江蘇省委原副書記顧浩、副省長吳錫軍、江蘇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傅、周桑漪，以及談家楨、劉建康、宋鴻釗等三十多位兩院院士都是我校校友。

蘇 州大學現有12個博士後流動站、6個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80個二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含自設專業8個)、1個一級學科專業學位博士點、204個碩士點(含自設專業8個)以及10個專業碩士學位授予點，本科專業101個，4個國家級重點學科、2個國防科工委重點學科、1個國防科工委重點建設專業點、24個省部級重點學科，9個省部級重點實驗室，1個省級工程中心，2個國家人才培養基地，1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1個國家體育總局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目前，擁有各類在校生約50000人（其中研究生12100多人、本科生21000多人，成人學歷教育11200多人）：教職工4000餘人，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3人，雙聘院士4人，教授、副教授1300餘人，一支力量比較雄厚，結構比較合理的師資隊伍已初步形成。

近 年來，蘇州大學堅持教學和科研兩個中心，在加強基礎、拓寬口徑、強化應用、重視實踐的思想指導下，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在注重基礎理論研究的同時，面向地方經濟主戰場，加強了應用性、開發性研究，科研工作取得了累累碩果，先後獲得包括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科技進步獎和國家發明獎在內的省部級以上科研獎400多項。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數據表明，蘇州大學SCI索引名列全國高校第27位。

蘇 州大學現有5個校區，佔地面積2368畝，建築面積近120萬平方米。學校圖書資料豐富，圖書館館藏圖書388萬冊，中外期刊2800餘種；分析測試中心、現代教育技術中心、服裝中心、網路中心等設備先進；擁有為教學科研服務的蘇州大學出版社。學校還編輯出版了多種學報、《國外絲綢》等刊物與國內外高校、科研機構交流。

我 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學校發展國際交流與合作開辟了廣闊途徑。蘇州大學積極擴大開放，與日本、法國、韓國、新加坡、德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及香港、台灣等地區的100所高校建立了校際交流關系，每年接收外國留學生、進修生1600餘人來校學習漢語語言文學和其他有關專業。

近 年來，蘇州大學注重依託本省，特別是蘇南地區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優越的人文、地域條件，積極探索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服務的有效途徑，同時進一步深化管理體制改革，堅持走後勤社會化道路，並以此作為學校鮮明的辦學特色和動力。目前，天堂學府——蘇州大學正以前所未有的氣魄和膽識爭創國內一流綜合性大學，以日新月異的姿態擁抱二十一世紀。

對,是瀆墅湖那裡!

10. 周光權的作品

「刑法修改的規模定位與制度設計」， 《法學》 1997⑴，P.16～20; 2.「刑法司法解釋的限度」，與陳興良合著，《法學》1997⑶，P.22～30;
「關於新刑法附則」，《公安研究》1997⑶，P.19～22;
「單位經濟犯罪的刑法調控」，《中國經濟時報》1997-7-22⑷。 「公眾認同、誘導觀念與確立忠誠——法治國家刑法基礎觀念的批判性重塑」，《法學研究》1998⑶，P.30～48;
「超越報應與功利主義：『忠誠理論——對刑法正當根據的追問'」，與陳興良合著，《北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P.98～114;
「困惑中的超越與超越中的困惑：從價值觀角度與立法技術層面評價新刑法」，與陳興良合著，《刑事法評論》第2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P.1～103;
「新刑法單位犯罪立法評說」，《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⑵，P.33～39;
「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探討：刑罰攀比及其抗制」，《法律科學》1998⑷，P.43～48;
「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三議」，《中國經濟時報》1998-4-14⑷。 量刑基準研究」，《中國法學》1999⑸，P.127～138;
「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江海學刊》1999⑹，P.61～66;
「過失犯罪法定刑配置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99⑹，P.90～97;
「量刑情節沖突及其解決的爭議問題研究」，《中外法學》1999⑷，P.120～126;
「法定刑配置模式研究」，《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⑷，P.17～26。 「行為評價機制與犯罪成立——對犯罪構成理論的擴展性思考」，《法學研究》2000⑶，P.46～72;
「罪刑法定原則的觀念障礙與立法缺陷」，《學習與探索》2000⑵，P.89～95;
「制度選擇、規范信賴與秩序形成」，《刑事法評論》第5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P.147～158;
「法定刑幅度研究」，《刑法論叢》（高銘暄主編）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版，P.616～675;
「刑事法解釋」，《刑事法總論》，群眾出版社2000年版，P.463～503;
「足夠、合理而非確實充分：論提起公訴的證據標准」，《刑事法判解》（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P.235～252;
「中國司法改革的三個悖論」，與左衛民合著，《人民法院報》2000-11-25⑶。 「抽象性問題及其意義：對刑法領域法治立場的初步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01⑵，P.103～114;
「危險個人的確立與勞動教養立法」，《法學》2001⑸，P.28～29;
「犯罪加重構成基本問題研究」，與盧宇蓉合著，《法律科學》2001⑸，P.66～76;
「刑法學知識傳統中的『人'」，《金陵法律評論》（南京師大學報特刊）2001年第1卷，P.91～105;
「公正性：刑事司法的靈魂」，《人民法院報》2001-3-5⑶。
2002年
「侵佔罪疑難問題研究」，《法學研究》2002⑶，P.124～141;
「刑法主觀主義中的知識客觀性」，《中外法學》2002⑴，P.45～63;
「正確對待口供」，與陳興良合著，《刑事法判解》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419～428;
「法治視野中的刑法客觀主義」，《法治：理念與制度》（高鴻鈞等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P.650～725。 「刑法的公眾認同」，《中國法學》2003⑴，P.116～121;
「中國刑法における單位犯罪に關する立法評価」，《名城法學》（日本名城大學法學會編），2003年3月（第52卷第4號），P.231～254;
「刑法理論應在對抗、論爭中求發展」，《法商研究》2003⑶，P.14～16;
「行為無價值論的提倡」，《比較法研究》2003⑸，P.27～38;
「犯罪構成理論：關系混淆及其克服」，《政法論壇》2003⑹，P.46～53;
「犯罪構成與價值評價的關系」，《環球法律評論》2003（秋季號），P.296～302;
「刑法上的財產佔有概念」，與李志強合著，《法律科學》2003⑵，P.39～47;
「刑法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融合」，《江蘇社會科學》2003⑵，P.149～155;
「特殊防衛權研究」，《刑事法評論》第13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P.581～604;
「公權任意進入私權領域，不是執行公務」，《人民之友》2003⑴，P.29～30;
「侵犯商業秘密疑難問題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⑸，P.62～68;
「用學派論爭促刑法發展」，《檢察日報》2003-3-28⑶；
「危險犯的認定」，《人民法院報》2003-3-21⑶；
「罪刑法定與案件處理」，《人民法院報》2003-2-14⑶；
「因果關系的判斷」，《人民法院報》2003-2-21⑶；
「期待可能性理論及其運用」，《人民法院報》2003-2-28⑶；
「財產佔有與盜竊罪、侵佔罪的區分」，《人民法院報》2003-3-7⑶；
「依職權論也不能任意擴大瀆職罪主體范圍」，《檢察日報》2003-9-8⑶；
「釐清職務許可權是認定職務犯罪的前提」，《檢察日報》2003-9-15⑶；
「『本犯'對認定瀆職犯罪有何作用」，《檢察日報》2003-9-23⑶；
「受賄後徇私舞弊原則上應當數罪並罰」，《檢察日報》2003-10-8⑶；
「危害結果仍是區分瀆職罪未遂與既遂標志」，《檢察日報》2003-10-21⑶。 OntheGeneralPublic'sRecognitionoftheCriminalLaw,ChinaLegalScience(2004),PP.89～92.
「規范違反說的新展開」，《北大法律評論》第5卷第2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P.410～423;
「刑罰進化論：從刑事政策角度的批判」，《法制與社會發展》2004⑶，P.41～48;
「『普法'的方式」，載《清華法治論衡》（第四輯），高鴻鈞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490～494;
「量刑規范化：可行性與難題」，《法律適用》2004⑷，P.60～63;
「當代刑法理論發展的兩個基本向度」，《江海學刊》2004⑶，P.119～124;
「侵佔罪認定中的關鍵問題」，《刑事司法指南》（總第18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P.37～55;
「偷竊『天價'科研試驗品行為的定性」，《法學》2004⑼，P.43～47;
「規范違反說視野中的刑罰理論」，《刑事法評論》（總第15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P.352～368;
「使用強力奪回被搶財物致歹徒受傷是否構罪」，《檢察日報》2004-1-21⑶。 「結果假定發生與過失犯」，《法學研究》2005⑵，P.57～65;
「論實質的作為義務」，《中外法學》2005⑵，P.216～225;
「死刑的司法限制」，《北大法律評論》第6卷第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P.400～410;
「論刑法學中的規范違反說」，《環球法律評論》2005⑵，P.166～174;
「刑法學中『人'的觀念的演變」，《法律科學》2005⑴，P.37～44;
「必須堅持刑法客觀主義」，《東吳法學》2005（春季卷），P.54～80;
「無聲的中國刑法學」，《清華法治論衡》（第5卷），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版，P.145～165;
「指使交通肇事者逃逸應以窩藏罪定性」，《人民檢察》2005年7月（下半月刊），P.19～22;
「刑法學中的因果關系和客觀歸責論」，《江海學刊》2005⑶，P.119～124;
「主張債權與財產犯罪的界限」，《中國案例指導》（第1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編，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詐騙罪研究」，《刑事法判解》（第9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P.1～16;
「論放任」，《政法論壇》2005⑸，P.76～83;
「從無佔有意思者手中奪取財物的定性」，《法學》2005⑼，P.108～112。
2006年
違法性認識不是故意的認識要素，《中國法學》2006⑴
刑法學的西方經驗與中國現實，《政法論壇》2006⑵
論刑事和解制度的價值，《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6⑸
2007年
論社會整合與刑事政策，《法學雜志》2007⑴
論主要罪過，《現代法學》2007⑵
違法性判斷的獨立性，《中外法學》2007⑹
2008年
違法性判斷的基準與行為無價值論——兼論當代中國刑法學的立場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8⑷
2009年
明知與刑事推定，《現代法學》2009⑵
犯罪構成四要件說的缺陷：實務考察，《現代法學》2009⑹
死者的佔有與犯罪界限，《法學雜志》2009⑷
2010年
法條競合的特別關系研究，《中國法學》2010⑶
量刑程序改革的實體法支撐，《法學家》2010⑵
2011年
論常識主義刑法觀，《法制與社會發展》2011⑴ 包括《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罪研究》（黃京平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刑法新問題探究》（與張明楷、黎宏共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等10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