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法治

⑴ 求一篇我的法制中國夢的文章 2000字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註定從巨變到漸進,從革命敘事到日常話語,從革命動員回歸常識理性。公共權力受到全面制約,司法權力獨立運行,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不是靠唱高調就能實現的,需要做大量扎實細致的工作。我們有理由期待現代中國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實,越走越成熟

□丁國強
高全喜等著的《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將中國的法治變遷融入了近現代歷史考察。中國近現代史既是在中國與世界的沖突中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也是打破治亂循環,追尋法治價值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離不開法治觀念的浸染和法治價值的構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演變實質上也是法治對傳統中國進行改造的過程。梁啟超認為「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在這種功利狀態下,法治註定無法在舒緩、積淀中平和發展,這顯然影響了法治的成熟完善。但是,法治作為一種價值和社會理想在消解專制、抵制獨裁方面發揮了歷史性作用。中國的法治之路是在西方的沖擊之下而產生的文明力量。
法治是難以效仿的歷史過程
在革命激進主義現代性模式下,法治話語總是在呼籲人們關注權利、秩序和日常生活。實現從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轉變,法治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法治是人類服從規則治理的事業,沒有法治,無論是傳統還是革命的成果都難以轉化為現實福利。革命固然可以瓦解舊規則、舊秩序,但是,如果沒有法治建設的努力,仍然難以走出靜止社會。換個角度說,如果沒有革命,單純靠傳統社會的緩慢變革則無法回應西方帶來的現代化沖擊。在來不及進行充分的理性啟蒙的歷史條件下,運用法治改造社會、控制社會、建設現代國家必定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面臨著巨大風險。費孝通有言:「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法治的成功往往不在於法條和書本知識的完美,而在於與實際生活貼切的緊密程度。如果法治只停留在表面,而無法滲透到價值、行為和生活方式等層面,就只能是一張好看的外衣。作為一種理性之治,法治不是統治階級的治理工具,而是整個社會邁向現代文明的過程。因此,法治是一個不可復制、難以效仿的歷史過程。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是在中國與西方的權力沖突、利益沖突、文化沖突中展開的對良好社會的追求。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一書通過對晚清以來所開啟的現代法治的古今之變的考察,對激進主義的中國現代性之路進行梳理和檢討,以確立一條更為健康合理的現代性之路。筆者認為,這一努力體現了法治的歷史觀。缺乏歷史觀是中國當下法學研究的通病。一些法學研究者喜歡將法學知識從歷史背景中剝離出來,將法學知識表述嫁接到西方知識系統上,法學知識的歷史性、實踐性被擱置和疏淡,使得法學知識缺乏歷史語境和現實考察,成為一種抽象的真理,一種無所憑依的全球化、世界化。法學本身就是民族國家政治意識生產的一部分,法學知識生產無法脫離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法治只能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沒有復雜的歷史過程,也就無所謂「現代法治」。
鄧正來先生曾經呼籲結束受「西方現代化範式」支配的舊法學時代,開啟一個自覺研究「中國法律理想圖景」的法學新時代。其實,追問「中國法學向何處去」首先要思考中國法學從哪裡來。社會歷史傳統不僅決定了法治的源流和脈絡,也深刻影響了法治的體系、方法和修辭。法治是歷史的形成的,過分強調法律理性的非歷史性勢必會陷入自我認識缺失的誤區。
用法治視角審視中國近現代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一書以法治之變來總結中國現代性的歷程,從戊戌變法、晚晴立憲、辛亥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政治、國民黨訓政到建國以後的廢舊法運動、依法治國入憲,用法治視角審視近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說到底是去普遍性之魅、去抽象法治之魅。任何一個國家的法治都是在曲線中發展的。作為一個後發的現代國家,中國的法治之路呈現出「沖擊—反應」的特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法治完全是外部力量作用的結果。西方的現代性誘因促進了中國法治的啟蒙與生長,卻並不能替代中國的法治文明探索。中國的傳統文明和中國人對生活秩序的理解把握依然是中國法治的基因。
法治既是一種治理技術,否定專制主義的利器,也是一種政治理想、社會價值。法治的常態是穩定的、持久的,而不是變幻的、飄忽的。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有變法而無法治,有變道而無治道。此種狀態是歷史的無奈。現代中國的發育是被動的,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也根本不可能在平和商談中進行。變法所驅動的社會政治體制的根本轉變。啟蒙知識分子認識到,變法是圖強無法繞開的路徑。只有打破王朝更迭的循環,才能建設現代政制；只有打破「夷狄」之說,才能融入世界體系。戊戌變法、清末立憲和辛亥革命作為現代性意義的變法以激進的形式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
康梁的改革計劃龐大而缺乏可行性,超出了當時社會的承受力,只能具有宣言和號召價值。晚晴新政體現了統治者企圖挽救清王朝政治合法性危機的努力,吸收借鑒了西方和日本的憲政經驗,原本可以勾畫出一副憲政藍圖,卻因清王朝缺乏立憲的誠意而成為「名義性憲政」,堵塞了在舊法統下開出現代法統的道路。
辛亥革命通過革命暴力手段構建現代共和國,卻因意外和早產,而造成革命制憲的脆弱,軍閥混戰、帝制復辟以及黨制國家的出現都損耗了「把君權換成民權」的實效。如何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良好的政府,是中國現代法治孜孜以求的探索。革命固然可以摧毀舊的政制,但只有建立日常的憲政體制才能真正實現革命的訴求。
《臨時約法》以及《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制定積累了現代國家的制憲經驗。創制憲法是一個現代國家最深刻的國家記憶。清帝遜位詔書將政權禪讓給中華民國,用契約的方式確立共和立憲國體的合法性,其法理得失值得琢磨。憲政的目的在於限制主權者,憲政意味著人民出場,讓人民來安排權力、限制權力、監督權力。
《現代中國法治之路》一書認為,臨時參議院和國會參眾兩院以及眾多議員還是多少代表了人民的意志和願望,這是中國政治史的創舉,由人民代表而不是君主釐定乾坤,是具有憲政意義的標志性舉動。至於賄選事件所導致的人民制憲權的流產,袁世凱的帝制復辟等則反映出憲政道路之艱難。
英國法學家梅特蘭說:「憲法史不應是黨派史而是制度史,不應該是斗爭(過程)史,而應是結果史。斗爭是暫時性的,而結果則是長久的。」革命本身不是目的,通過憲政構建日常政治,約束權力,制止暴力,都是讓權力、秩序回到日常狀態。
《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強調,邁向現代法治必須要消除革命思維、革命邏輯,從革命文化轉向法治文化,從革命法治走向常態法治。該書對1975年憲法進行個案剖析和癥候分析,稱它是「百年中國革命激進主義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極端表述」。憲法不應是革命的號角,它天性是與革命相對峙的,是革命的終結。回到日常政治、常態法治是社會治理的必然。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註定從巨變到漸進,從革命敘事到日常話語,從革命動員回歸常識理性。公共權力受到全面制約,司法權力獨立運行,公民權利得到切實保障,不是靠唱高調就能實現的,需要做大量扎實細致的工作。我們有理由期待現代中國法治之路越走越踏實,越走越成熟。

⑵ 法理學的著名著作有那些啊

大陸法理學名著有：
1、蔡定劍：國外議會及其立法程序；2、曾憲義：西方法律思想史；3、程燎原、江山 ：法治與政治權威；4、鄧正來：法律與立法二元觀 哈耶克法律理論的研究；5、鄧正來：規則·秩序·無知——關於哈耶克自由主義的研究；6、鄧正來：市民社會理論的研究；7、付立慶：法治的聲音；8、高鴻鈞等：美國學者論中國法律傳統；9、龔祥瑞：西方國家司法制度；10、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11、韓大元：比較憲法學；12、何勤華：英國法律發達史；13、賀衛方：法邊餘墨；14、賀衛方：具體法治；15、賀衛方：司法的理念與制度；16、賀衛方：運送正義的方式；17、黃鳴鶴：法治的羅馬城；17、季衛東：法律程序的意義：對中國法制建設的另一種思考；18、蔣恩慈：西方法學家生平與學說評價；19、蔣先福：契約文明：法治文明的源與流；20、孔慶明：法哲學新論；21、李步雲：人權法學；22、李龍：良法論；23、李龍：西方法學名著提要；24、梁治平：法辨；25、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釋(增訂本)；25、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的和諧；26、梁治平自選集；26、林端：儒家倫理與法律文化；27、劉軍寧：共和·民主·憲政；28、劉星：法律的隱喻；29、劉星：法學作業——尋找與回憶；30、劉星：西方法學初步。

⑶ 法治的局限性

法律局限性的論證

陳衛東

【關鍵詞】法律局限性
【全文】

毫無疑問，法律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活制度，已經為當今大多數現代國家所普遍接受。但正如陽光下的陰影，法律作為一種人定製度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或謂之缺陷。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曾指出，「法律的缺陷部分源於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剛性因素，還有一部分則源於與其控制功能相關的限度」1 。筆者試通過對法律涵蓋社會生活的有限性、法律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法律執行過程中的妥協性等方面的討論，論證法律的局限性。
對於法律是否是治理社會的最佳手段問題，早在古希臘就有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治論和以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法治論之爭。柏拉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而這種不平等是建立一個等級制共和國的依據。這樣的共和國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來管理，而不是靠法律來管理。人類個性的差異、人們行為的多樣性、所有人類事務無休止的變化，使得無論是什麼藝術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制定出絕對適用於所有問題的規則。因此，「最佳的方法並不是給予法律以最高權威，而是給予明曉統治藝術、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權威。」2 。同柏拉圖的"人治"理論相對立，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承認法律確實存在著缺陷，這種缺陷主要表現為"法律不能完備無遺，不能寫定一切細節"，但他認為人在達到完美境界時，是最優秀的動物，然而一旦離開了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惡劣的動物。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性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而法律恰正是全沒有感情的。因此，"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3 。通過人治論與法治論之爭——我們暫且不論兩者孰優孰劣——可以看出，即使是法治論者也承認，法律無論如何細致，也不可能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本質意義上講，法律是包含所有經濟、歷史、文化和其他成分的社會生活的產物和反映，而社會生活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法律又具有相對穩定性特徵，一部法律制定出來後不能朝令夕改。因此，相對不斷發展的社會生活而言，法律一旦制定出來就已經變成了「昨天」的法律，成為社會發展的保守力量。在這一意義上，法律的局限性就表現為對社會生活反映的延遲性，它在捍衛既定秩序的同時，也越來越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直到新生的社會力量不斷強大，迫使舊有的法律體系進行修改甚至土崩瓦解。
如果說制定法是應然意義上的法律，那麼落實到社會生活現實中的法律可以稱之為實然意義上的法律。無論多麼完備的法律仍然需要人來執行，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由於人類主觀認識世界的有限性、歪曲性，法律的體系和概念本身就存在不周延性，加之各種社會利益、社會力量的干預，法律作為一門專門技術，在執行過程中往往會發生扭曲，從而違背立法的初衷。在這個層面上，法律的局限性表現為對社會現實力量的妥協。
法律的局限性本身是一個價值判斷命題，它常常表現為多面性，如同莫斯科大學一位教授所說：法在自己的任何部分既可以成為自由的生命，也可以成為奴役和專橫的工具；既可以成為社會利益的妥協，也可以成為壓迫的手段，既可以成為秩序的基礎，也可以成為空洞的宣言；既可以成為個人權利的可靠支柱，也可以使專制的暴政和無法無天的局面合法化。也許．每一種法學概念的益處和社會意義就在於通過對其他法學概念的薄弱方面的批判來闡明法本身的消極性和危險傾向。4 這是對具體法律制度的作用所作的價值評判。而我們對法律局限性的探討，是在抽出其具體法律制度的本質屬性中的價值內容之後，在一般抽象理論的層面上，將法律僅僅視為治理社會的一種方式的前提下來探討其利弊的。
法律既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人類主觀認識的產物，是人類文化的表現形式，這是法律產生、存在、變化、發展不可缺少的主客觀基礎。從歷史長河來看，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人類存在一天，這種認識就不會終止。但對歷史長河中的特定社會發展階段來講，其認識能力和水平又是有限的。正是由於人類認識能力的這種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矛盾，成為法律局限性產生的認識論根源，法律的局限性來源於人類認識的局限性。只要人類認識的有限性和無限性的矛盾及人類社會不斷變化發展進步的現實這兩大導致法律局限性的主客觀根據存在一天，作為它們的反映物——法律的局限性也就存在一天。因此，法律局限性可能是法理學的一個「永恆的」主題。

【注釋】1.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9頁。
2. The Statesman,transl.J.B.Skemp(New York,1957),294b.轉引自上書第11頁。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68頁。
4.[俄]O·3·列依斯特：《三種法律思想》、《外國法譯評》1993年第1期，第83頁。

【論文標題】法律局限性探討
【論文來源】《法學天地》
【論文期號】199601
【論文頁號】1-5
【論文分類】法理學·法史學
【論文作者】胡水君

法律的局限性是指法律在其創制和實施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弊端和不足。它是法理學中經常被人關注的一
個問題。美國法律哲學家埃德加·博登海默在其名著《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一書中曾從法律的保守傾
向，法律的僵化形式以及法律規范控制的限制等方面分析了法律的弊端；徐國棟教授在其博士論文《民法基本
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則從法律自身屬性出發把成文法局限性歸結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
模糊性及滯後性等。盡管二位學者在論述上略有不同，但他們都認為法律並非十全十美，而是有缺陷的則是不
爭之事實。本文擬在以上二著的基礎上，從法律的創制，法律自身及法律的運行等角度對法律的局限性進行探
討，以資實踐。
一、法律創制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創制是立法者為分配和協調社會中的各種利益而對人們權利義務進行設定的一種活動。法律的創制
以立法者認識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關系為前提。在認識論上，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能獲得關於
無限發展的物質世界的正確認識。但是，它同時也並不否認世界上存在未知之物，也不認為人獲得的關於物質
世界的認識是絕對正確的。相反，它認為人的認識活動無不受到認識客體（自然客體、社會客體、精神客體）
，認識中介（認識工具、知識工具、語言工具等）以及認識主體自身的制約。因而，人對整個世界的認識只是
對其某些領域、某些事物和某些過程的一定范圍的正確把握。人對特定的具體事物也只是對其一定程度，一定
層次的近似正確的反映。這便是認識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這種認識論同樣貫穿於立法者對社會中各種利益
關系的認識活動中。法律作為立法者創制活動的產物，也因立法者認識上的非至上性、非終極性而表現出以下
兩種局限性：
1、非全真性。馬克思指出：「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
」〔1 〕這句話道出法律之刻的經濟根源，但它並不否認，法律是人們自覺、有意識活動的結果。從哲學上講
，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它能動地反映物質世界。因而法律就
是主觀能動地參與客觀的結果，它必然帶有人的主觀印跡。認識社會生活中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是法律創制的必
要前提，然而立法者作為認識主體，在認識上是有局限的：其一，作為認識客體的社會關系具有變動性和復雜
性，它們互相交錯，雜亂難辨，並在人的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各種活動推動下不斷變遷。其二，立法者在認識
上還受到其知識、閱歷豐富程度、有限的生命、意識中的非理性因素以及技術條件、語言工具等的制約，其認
識能力、預見能力以及表現能力等都是有限的，其三，賦予流變的社會關系以固定的法律形式，對立法者來說
無異於以方畫圓，立法者將感到困難重重，棘手無比。其四，立法者作為一定階級的代表，總表現出一定的階
級傾向和階級情感。所有這些都將影響到立法者對客觀的「經濟關系」的正確反映。總之，法律作為設定的存
在，它不可能完全正確地體現經濟關系的要求，它也不可能完全正確的地對各種社會關系施以調整，在此意義
上，法律不是始終完全正確合理的。換言之，法律是非全真的，是為法律的非全真性。
2、不周延性。 所謂法律的不周延性是指應受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沒有能夠完全被法律所調整。如果說
非全真性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質的局限，那麼不周延性則是法律在認識論上表現出的量的局限。對法律
是否具有不周延性，歷來有兩種看法。否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是為否定說。否定說以自然法學和概念法學
為代表。自然法學認為，在實在法上存在著一個無所不包的自然法體系，因而法律無所謂不周延，人們能夠在
理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完善的，良好的法律體系。概念法學也認為實在法律制度是「無缺陷」的，法律由
一系列不同層次的概念組成，這些概念經過邏輯演繹推理足以解決一切具體事務。肯定法律具有不周延性的，
是為肯定說。肯定說以利益法學、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為代表。他們認為任何認為法律無所不包的觀點都是虛
幻的，不切實際的。他們指出，立法者認識能力有限，不可能預見將來的所有事情，即使預見到將來的一些事
情，立法者也可能由於表現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們完全納入法律規范，因而法律必然是不周延的。肯定說與否
定說各持一端，筆者認為否定說是有失中肯的。認為靠理性能制定包容一切的法律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說人
能窮盡對整個世界的認識更是武斷。同時，作為法律要素之一的概念本身就存在局限，活生生的物質世界有些
是很難用概念表達的。利益法學運動的發起者赫克就指出，任何一種實在法律制度必然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而且根據邏輯推理過程，也並不總能從現存法律規范中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2〕歷史證明， 任何想要用
法律涵蓋一切社會關系的企圖都註定要失敗的。由於立法者認識能力和預見力的有限，立法者疏忽或出於謹慎
的考慮，人類創造的實在法很難盡善盡美，它必然是不周延的。這就是法律的不周延性，它使得應該受到法律
調整的社會關系得不到法律的調整。
二、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
馬克思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和普遍的規范。」〔3 〕這是對法律屬性的概括。法律自其產生後
，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存在，就具有其自身屬性，它們體現著人們對法律的要求。但是，伴隨著這些屬性，法
律也表現出背離人們願望的情況，這便是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性。它們具體表現為法律的滯後性、不確定性
和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1、滯後性。 法律是對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有利於統治階級的社會秩序的肯定，統治階級如果不是為自
己的特殊利益是不會輕易容許廢除和改變法律的。法律作為肯定現存利益關系的工具，當變更某些利益關系時
，往往遭到現有利益者的反對。這些都構成了法律發展的阻力。同時，作為一種設定人們權利義務的制度，法
律也必須具有穩定性。這是樹立法律權威的必然要求。如果法律朝令夕改，極度缺乏穩定性，人們將無所適，也就無法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後果，法律的安全價值也會喪失殆盡。鑒於此，亞里士多德告誡人們寧可忍受不
合理的穩定的法律，也不要隨便任意改變法律。法律必須具有穩定性，它意味著法律是一種不可以朝令夕改的
規則體系。然而，法律所調整的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卻是不斷發展的，而且社會關系的發展往往比法律
的變化快，立法者對此是極難作出敏銳反應的。這樣便產生了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的矛盾。「法律必須是
穩定的，可是它又不能靜止不動。因此所有的法學家都為了協調法律穩定性和法律變遷性而苦思冥想。」〔4
〕法律的發展跟不上現實社會發展要求的這種局限性，我們把它稱作法律的滯後性。其實，法律的滯後性產生
的原因還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認識局限上。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受階級傾向和階級情感的影響，立法者在立法
時常排斥形式上不符合本階級意志的東西，以致於犯「連臟水帶孩子一起潑掉」的錯誤。我國過去較長一段時
期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便是如此，這體現到立法上往往會阻滯現實社會關系的發展。法律的滯後性
總體上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如果立法者總是只把成熟的東西才制定為法律，那麼法律將只能在經驗上被動地爬
行，這是不利社會發展的，國家、社會和人民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2、不確定性。法律具有穩定性，同時，法律也必須是明確的， 法律的穩定要求和明確要求共同構成法律
的確定性。「法律的確定性意味著法律規定了一定行為與一定後果之間穩定的因果關系，將人類一定行為模式
固定化，法律化了。」〔5 〕法律的確定旨在使公民的權利義務明確無誤，足以讓人有所適從，從而正確評價
和預測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指引人們的行為。法律的確定性也常常被人們認為是法律的一大屬性，有人還將
列為法治要素之一。然而，法律的確定性的法理基礎是岌岌可危的。有人甚至這樣說：「人們可以原諒一位外
行關於法律確定性的信念，卻不能原諒一位律師所持的這種虛假觀念。」〔6 〕為什麼法律又不具有確定性呢
？我們可以從法律的語言形式和法律的歷史內容來分析法律的不確定性。其一，法律是以語言文字表現出來的
，而作為法律載體的語言文字本身又是有限的，有歧義的，而且其真正意義往往只在使用中才能被理解，即有
人說的「意義即用法」，鑒於此，有人甚至認為語言文字「狡黠如蛇」。既然表現法律的形式——語言文字如
此不確定，其所表現的法律內容當然也就難以確定，有時甚至模稜兩可，模糊不清。其二、讓我們來看一看美
國現實主義法學代表人物之一弗蘭克的看法。弗蘭克指出：「在很大程度上，法律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
是模糊和多樣化的。」〔7〕為什麼？第一， 法律所調整的人類關系變化不定；第二，人們從來沒有能夠制定
出一整套預料一切，包羅萬象的規則。弗蘭克的觀點雖然帶有某些「規則懷疑主義」傾向，但其說法並不是完
全沒有道理。總之，盡管人們還在不斷朝法律的確定性方向努力，但法律的語方形式和歷史內容又使得法律的
確定性只能在有限程度上達到，法律的不確定性在所難免。這無疑會損傷法律的安全價值和法律的權威。
3、僵化性。法律的僵化性是就法律的形式結構而言的， 它由法律的普遍性引起。法律的普遍性是指法律
作為抽象性規范對在其效力范圍內的主體都具有約束力。它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法律規范的抽象性，即法
律只注意對典型的、重要的社會關系作類的調整，而舍棄個別社會關系的特殊性和次要性。二是指法律規范的
一般性，即法律對象的普遍性，法律對其調整范圍內的所有人或事具有同等效力。法律的普遍性是法治的要求
，它使每一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和權利，它也防止法律變為具體命令而為某些人開專斷之門。
但法律的普遍性也帶來了其不利的一面。「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的陳述」，它只是由一些抽象、概括的術語所
表達的行為規則，這就使得法律在形式結構上表現出僵化性：它只能規定一般的適用條件，行為模式和法律後
果。法律是普遍的，然而法律所解決的卻是特殊的、具體的案件，用概括的法律規范去處理解決各種具體的，
千差萬別的行為、事件、關系，這可能嗎？柏拉圖認為不可能，因而他輕視法律而主張人治。法律所規定的是
社會關系的共性問題，法律所要解決的卻是各富個性的單一問題，把共性適用於個性，把個性歸結為共性，這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說把流變復雜的事實關繫上升為法律關系是立法的一大難題，那麼把形式結構僵化的
法律適用於具體的單一案件則又是司法操作上的另一大難題，這種概括的、抽象的法律與具體的、特殊的現實
生活脫節的缺陷，我們可歸之為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
三、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
法律的運行過程就是法律功能的發揮過程。過程的功能是法律作用於個人和社會的能力。功能與作用從不
同角度表述同一過程，就事物本身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能力，就事物與它物關系而言是指它具有什麼作用。因
而法律的功能也可以說成是法律對社會生活的作用。事物的功能往往又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法律功能的發揮
也旨在實現法律自身的價值。如果法律達不到既定的價值目標，滿足不了社會的需求，那麼我們說法律在功能
上是有局限的。法律的功能象其它事物的功能一樣，受到其自身要素的性質、數量及其結構體系的決定，從而
也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這也就是法律運行過程中表現出的局限性。下面從法律的規范功能、組織功能、階級
統治功能上對此逐一加以剖析。
1、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是指法律對社會關系中的個人行為的作用和影
響。它通過評價、指引、預測、保護、強制、思想教育等方法和途徑來完成。由於法律自身屬性上的局限以及
社會系統結構對法律功能的決定，法律的行為規范功能往往受到限制。具體表現在：其一，法律的不周延性、
不確定性使得法律評價、指引、預測人們行為及其後果的作用難以實現。法律的非全真性、滯後性也使其難以
全面保護人們的權利和自由。這里著重談一下法律形式結構的僵化性對法律功能正確發揮的影響。如前所述，
法律是普遍的，法律為所有人都設定一個硬性標准，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在這一點上，法律形式上是正義的。
但是，社會生活千差萬別，把普遍的硬性標准一律加於不同情況，又難免會喪失法律的正義價值。比如：違反
某規定將受到罰款1000元的處罰，這對某些貧窮的農民來說，無疑過於苛刻，而對某些富裕者而言，1000元的
罰款不過是九牛之一毛，這無異於賦予了那些富裕階層某些特權。公平、正義要求同等情況同等對待，不同況不同處理，然而「任何權利都是把同一標准運用在不同的人上、運用在事實上各不相同、各不等同的人身上
，因而「平等權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8〕。其二，法律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調整方式， 它是社會調
整系統中的一個構成要素，其功能又受到其它社會調整方式和整個社會調整系統的制約和影響。法律規范必須
與其它社會規范（如道德規范、社團規范、習慣等）相配合、相協調，其功能才能充分地發揮出來。比如：法
律是訓誡，不是勸說，它通過強制性的外在法律形式規范人們的外在行為，因而，法律只能對人們的外在行為
產生作用和影響，它不能深入到人的內心世界，這就需要道德的輔助與補充。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法律
不是萬能的，法律的功能是有限度的，在某些情況下，它還表現出一定程度的不公正性。
2、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由各種性質、對象、效力不同的規范建構起來的有機結構體系，它除了具有規范人們的一般行為功
能外，還擔負著巨大的社會組織功能。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就是通過法律有計劃的社會中各種不同的要素或部
分組合為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社會關系客觀上需要法律對之施以一定的調整，以擺脫單純的偶然性和任意性
，在秩序中求進步。但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的需要又有質和量上有限度。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給予過多或過大
的干預，就會把管理變為限控，束縛社會關系的發展，導致社會系統的超組織性；如果法律對社會關系的干予
過少或不力，又會使法律秩序達不到社會的要求，使社會生活缺乏組織性。無論是超組織性還是缺乏組織性，
都不利於社會發展。現代社會由於社會事務紛繁復雜，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大多體現在行政機關的執法活動中
，因而社會關系對法律調整質和量上的需求限度常集中表現為國家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質和量的限度。行政機
關權力過小，社會秩序將得不到有效維護，人民權利也得不到保障；行政機關權力過大，往往又會侵害公民的
正當權利，影響社會關系的有效發展。這一點在政府對市場的宏觀調控上表現得尤為突出。在我國以前的單一
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對經濟控製得過多、過死，故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市場主體的積極性，限制了市場的正
常運行，社會經濟發展也受到一定限制。當前，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運用法律手段對經濟的宏觀
調控同樣要適度。法律作為上層建築，始終應為其經濟基礎服務，應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發揮其組織功能
，然而，人們對社會經濟關系的客觀需要往往是難以恰當把握的，因而，法律在社會組織功能上也就常表現出
在某些領域的超組織性和缺乏組織性。
3、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上的局限性
法律是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共同意志的體現，當然具有階級統治的功能。和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一樣，法
律的階級統治功能的發揮也應有個限度。它依一國階級斗爭狀況而定，否則，超過限度必將產生諸多弊端。一
，法律的社會組織功能和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應有所側重。在階級斗爭表現很突出的時
期，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應加強；在和平的大氣候下，在階級斗爭表現緩和的時期，則應加強法律的社會組織
功能。如果在任何時期都不合時宜地突出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這不僅會破壞人類社會的整體文明，而且會阻
滯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發展。其二，階級統治的對象是敵人，而非人民，如果在廣在的人民內部也實行階級
統治，這顯然又是錯誤的。其三、法律作為一種制度，應當是相對獨立的，在一個法治國家，法律應具有權威
性，任何集團、機關和個人無不處在法律的權威之下。但法律的階級統治功能又常常會突出法律的政治因素，
有些時候甚至會使法律從屬於政治，這對法治是極其有害的。同時，法律作為一定價值的載體，總追求著法律
自身內在的價值，但統治階級的意志必總與這些價值相一致，當無知、邪惡的階級利用法律來為少數統治者謀
利益時，人類共同價值又將會喪失殆盡。
注釋：
〔1〕《馬恩全集》第4卷P122
〔2 〕E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華廈出版社1987年版P137
〔3〕《馬恩全集》第1卷P71
〔4〕〔美〕羅斯科·龐德《法律史解釋》華廈出版社1989年版P1
〔5 〕徐國棟《民法基本原則解釋——成文法局限之克服》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P136
〔6〕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7〕張乃根《西方法哲史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P291
〔8〕《列寧選集》第1卷P250
（作者單位：中南政法學院）＊

http://www.ziyuanla.com/bylw/HTML/bylw_75279_3.html

⑷ 法律專業學生必讀書目有哪些

外國部分：
1、[美]約翰·麥·贊恩：《法律的故事》
2、[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必看）
3、[美]博西格諾等著，《法律之門》
中國部分:
4、劉星：《法律是什麼》
5、費孝通：《鄉土中國》
B:基礎性書目（掌握法學范疇，通曉法史演進）
外國部分：
6、[英]哈特著：《法律的概念》
7、[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
8、[美]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
9、[法]勒內•達維德：《當代主要法律體系》（必看）
10、[英]梅因:《古代法》
中國部分：
11、謝暉:《法學范疇的矛盾辨思》
C:拓展性書目（明晰分權學說，把握法治理論）
外國部分：
12、[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必看）
13、[美]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
14、[英]霍布斯：《利維坦》（必看）
中國部分：
15、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
16、謝暉：《法治講演錄》（必看）
D:部門法經典書目推介：
17、[意]貝卡里亞著：《論犯罪與刑罰》
18、周枬：《羅馬法原論》（必看）
E:法典推介
19、《法國民法典》（拿破崙民法典）（必看）
20、《唐律疏議》
其他關於法律的經典書目
柏拉圖《理想國》
西塞羅《論共和國、論法律》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
約翰·羅爾斯《正義論》

⑸ 論述我國審判監督程序的主要內容及改革思路

審判監督在我國現有的司法實踐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目前審判監督程序中本身存在的矛盾和缺陷嚴重的制約和影響審判監督職能的充分發揮，使審判監督程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亂，其主要表現有：啟動機制混亂，再審事由無限制，審級的無限定問題，審理程序及再審范圍的無限定性，對審查方式、處理結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規定，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內容不明確等等。筆者由此而展開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勢在必行，並對於審判監督程序目前存在混亂的根源進行探討，認定其根源就是保障當事人申請再審權利與維護生效裁判穩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請再審的當事人主義與再審提起的職權主義的矛盾，這兩對矛盾如果無法得到解決，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將無法徹底進行。為此筆者探討了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問題，認定程序公正、程序效益和程序安定是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要實現再審程序的價值目標，筆者建議應首先確定權利義務相對應的申請再審權及構建以公正、效率、效益為價值目標的科學的審判監督和訴權保障機制, 改革和完善申請再審程序，完善再審的啟動程序，科學構建起再審的事由，實行審級監督，對民事、行政案件實行再審申請預收費制度等。並建立有限的「三審終審制」。
一、現實的困惑
「審判監督程序就是指對判決、裁定或調解協議已經發生效力的案件提起再行審理以及人民法院依法對這些案件進行再行審理的程序。」①審判監督程序作為司法補救程序，是一種特別的審判程序。除少數由檢察機關、上級法院或本院依職權提起再審外，審判監督案件多數是由當事人申請再審引起的，因此在事實上包含著兩個程序：再審申請復查程序和再審程序。整個審判監督程序過程可以簡單的表述為：申請再審――申請再審審查――決定再審(或予以駁回)――再審。可見從申請再審審查到再審，是一個前後銜接的完整過程。申請再審是前置程序，再審程序是後續程序，因此，申請再審程序實質上是審判監督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申請再審工作也是審判監督工作最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在司法實踐中，由於我國訴訟法上的粗放和簡約，造成再審程序立法的真空，導致復查程序存在法律盲區，加上再審程序啟動和運作上的問題，造成一方面申請再審難，審查工作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終而不終」，無限再審的尷尬局面，以致法院裁判的權威性、法律的嚴肅性嚴重受損，並因此損害社會主義國家及法制形象。
二、程序缺陷和弊端的具體體現
再審程序設立以來，在司法公正、實現法律統一、糾正冤假錯案、維護司法權威和社會正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再審啟動上強調了國家干預權，忽視了當事人處分權，在事實認定上追求客觀真實，忽視了法律事實；在糾錯上，注意實體公正，忽視程序公正，從而在實際操作中出現了以下幾種弊端。
1. 啟動機制混亂
在法律上並沒有嚴格限制再審主體的啟動。根據我國現行訴訟法的規定，再審程序除基於當事人申請再審發生外， 還可以基於法院、檢察院的職權發生。「這在西方國家僅規定當事人有權提起再審，法院和檢察院一般不成為引發再審程序發生的主體。」②但是我國人民法院及相關機關則被賦予了相當大的職權，法院、檢察院可以在當事人未提出申請的情況下主動依職權提起再審，而且無時間限制，明顯帶有國家干預的色彩，將公權利隨意介入了私權利之中。這不僅忽視了對當事人是否通過再審以維護自己權益之決定權的尊重，而且也缺乏對當事人放棄上訴權及其產生的法律後果之意思自治的尊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國家更注重個人權利的今天，此等規定是極不科學的，應當盡快予以修正。
2. 再審事由無限制
再審事由過於原則和籠統，司法過程中不便把握。民訴法第179條列舉了當事人應當提出抗訴的五種情形，包括出現新的證據、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違反法定程序、枉法裁判等。第185條列舉了檢察院應當提出抗訴的四種情形，僅比前者少了出現新的證據這一情形。第177條規定法院提起再審只要認為裁判「確有錯誤」，至於是哪方面錯誤，錯誤程度如何，均由法院自由裁量。在實踐中，只要是生效裁判稍有錯誤，便被認為是啟動再審的理由，甚至只要有點點瑕疵的生效裁判都可能被多次再審。
3. 審級的無限定問題
據我國的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事人對於已生效的判決可以向原審法院提出再審，也可以向上一級法院申請再審；本院的上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有權發動再審程序，最高人民檢察院、上級人民檢察院、同級人民檢察院也都有權直接或間接的啟動再審程序。」①
因此法律對於再審案件應有哪一級法院管轄規定不清楚，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 再審案件級別管轄不明。不僅原審法院可以管轄受理，而且，上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同時復查甚至再審，這種現象經常發生；（2）再審抗訴管轄不明。特別法檢時常發生沖突的法律問題。《民事訴訟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對同級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可以提請上級人民檢察院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按理說，同抗同審應無異議，受理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直接審理同級檢察院提出的抗訴。但由於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皆沒有對此作出明確的規定，所以司法實踐中，多數採用了上抗下審的做法，但也不排除同抗同審的可能，這種管轄的極具不明朗性。
4． 審理程序及再審范圍的無限定性
現行中的民事訴訟法除了第一百八十四條外，對再審的審理程序和裁判程序並無專門性規定。三大訴訟法對再審案件的審理程序規定了兩種：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如果原審是按照一審程序審理則再審也應按照一審程序審理；原審是按照二審程序審理的則再審依二審程序來審理。這一規定，未加考慮再審程序的特殊性，從而使司法實踐中的再審審理雜亂無章，既不同於原一審程序，也不同於二審程序。民事訴訟法簡單地按照一審或二審程序不可能包羅再審的所有法律問題。例如按一審程序審理的案件，能否追加當事人的問題；原告能否變更訴訟請求，被告能否反訴的問題；原告經合法傳喚無不正當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經法庭允許中途退庭能否按撤訴處理的問題；維持或撤消原判如何適用法律問題，按照二審程序提審的案件能否發回重審的問題等等，都無相關法律規定。
5. 對審查方式、處理結果、期限等均未加以規定
申請再審的審查方式主要是法院在受理申請再審後，調取原審卷宗依職權進行調查的方式。申請再審程序是法官背著當事人對案件的調查為主線而展開的活動。其中法官負有案件真相的職責。因此審查方式上也存在著不容忽視的問題：再審法官易先入為主，違背了當事人處分原則，弱化了再審開庭的庭審功能，審判方式不公開，申請再審審查結束後以通知的形式駁回再審申請，體現不了審判機關行使審判權的法律特性，也體現不了法院作為審判機關的權威性與嚴肅性。
當事人可以依據審判監督程序引起再審，再審裁判生效後，還可以依審判監督程序再再審，如「湖南長沙市某法院發生一起案件訴訟十八年，裁判二十次，法院反復再審多次，最後再審維持原初審判決的事例。①「現行民事訴訟法對申訴的期限未作限制意味著當事人終身的申請權」。②
6. 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內容不明確
按照我國三大訴訟法對申請再審之訴的法律規定，只要對於生效判決提出再審申請，就應該必然地引起再審的審查程序，這是再審區別於一般申訴的標志。但在現實中，申請再審提出後，也不必然引起復查程序的立案，或者是立案後並未及時的開展審查工作，使申請再審人的申請再審權利得不到實質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並未相應地明確與申請再審權利相對應的訴訟義務。對申請再審人怎樣行使其訴訟權利，其訴訟權利的行使應受到如何的限制和約束，都未規定，導致再審申請人隨意、濫用再審權，甚至無限申訴，違反了程序的安定性與裁判的既判力。
三、困惑或矛盾的根源
申請再審之訴作為訴權得以確立，本是現代訴訟立法的一大進步，而這種訴權的確立，必須要有相應的嚴格的、科學的制度加以保障，否則，只能使申請再審之訴流於形式。我國現行的再審程序立法，相對於一、二審程序立法而言較為混亂，這種混亂的原因是申請再審權利及其保障程序設置上的缺陷，加上再審啟動機制混亂，造成了立法規則上的不和諧和沖突。一方面當事人申請再審難，另一方面又容易引起對生效裁判所謂公正性和穩定性之間把握的平衡，最終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程序運作混亂和操作困難。「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無疑應當限定較為嚴格的條件，因為再審畢竟不是一個獨立的審級，要穩定生效裁判的效力，就必須防止再審程序通常應當由當事人提起。」可見，現行審判監督制度這種兩難困境和難以調和的沖突根本原因，在於保障當事人申請再審權利與維護生效裁判穩定性的矛盾以及申請再審的當事人主義與再審提起的職權主義的矛盾，這兩對矛盾如果無法得到解決，審判監督程序的改革將無法徹底進行。
四、重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訴訟法與實體法的相互關系被經典地界定為『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在這種認識論的指導下，在理論層面上表現為極端化的『程序工具主義』。而在司法實踐中表現為『重實體、輕程序』的程序虛無主義。」①
極端地堅持程序虛無主義的觀點，其後果往往是承認甚至鼓勵裁判者為實現正確結果而不擇手段――不考慮法律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公正性、合法性。「法律程序既然只是為了實現裁判結果的正確性而存在，那麼也同樣可以為這一目的而犧牲，這也是從程序工具主義理論中可以得出的一個必然結論。」②
(一) 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
「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③對於民事訴訟制度的價值的取向，近年來不少學者從程序公正和訴訟效益的角度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並已達成了某些共識，也有學者提出了「程序安定也是民事訴訟價值的取向，甚至提出在法的價值序列中，法的安定性優於正義和其他價值」④
1. 程序公正
「博登海默將正義表述為有著一張普洛透斯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⑤公正在傳統法理學中被認為法律的唯一目標或功利價值。關於程序公正的內容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闡述，他們的回答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內容。「但是程序公正的觀念和標准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它們要與特定時代和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狀況相適應，並受制於一個社會的法律傳統，人們很難提出一種普遍適用於所有時代和社會的公正理想。」⑥ 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能否認，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民事訴訟程序主體對程序本身的需求具有某種共同性的因素，我們可以歸納為「法官中立原則」、「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平等原則」、「程序參與原則」、「程序公開原則」等。
2．程序效益
效益本身作為一個經濟學術語，只涉及純經濟學的內容，其所回答是一個資源有限的社會，應如何進行理性的選擇的問題。20世紀60年代以來，訴訟立法同社會經濟生活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至於無法拒絕受經濟功利規則的影響和支配。經濟分析原理與訴訟法律關系之間的融合導致了訴訟成本與訴訟效益觀的產生。波斯納將經濟學看做是一種理性選擇理論，即訴訟所達到的理性選擇。就是以最小可能的資源化費來達到預期目的的理性選擇，從而將節省下來的資源用於經濟系統的其他領域。「程序效益的內涵就僅僅及於其經濟價值的體系，從民事訴訟的角度，程序效益所要考究的是盡可能以最小成本投入獲得最大的訴訟效益」。①
「司法本身是一種時間和資源有限性的工作，它必須遵循法律的正當程序，而不允許當事人無限制地收集和提交證據，給法院並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法院進行審理。」②
我們應當重新設計再審程序和司法實踐中程序效益原則，應當始終注意把握。作為再審，必然要消耗相當的物力、人力、財力以及時間資源。這些資源的消耗在一定意義上講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從公正的角度上來講，對於錯誤的裁判應當予以糾正，但從效益的角度來看，「實現公正要以最小的投入來保障，而現行訴訟法忽略了程序的效益，重要的表現在於判決缺乏終局性，啟動再審主體過多，時間上的限制也不嚴格，無休止的訴訟反映了也刺激了對法院決定的不尊重，從而嚴重削弱了法院體系的效率。」③
3． 程序安定
程序安定的價值往往被歸納為程序公正的范疇，博登海默就在討論正義與安全時稱：「盡管有著秩序無需要的討論中，我們把安全需求的問題置於中心地位，但是人們卻始終只是把安全視為實現正義的價值的一個相關因素而已」。④「程序安定與程序公正的效益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但從根本上來說，程序安定是訴訟制度獨立的價值取向。」⑤如果法律秩序不表現為一種安全秩序,那麼它根本不能算是法律,因此我們認為,如果法律程序不安定,那麼它就不是一種程序,當然也就談不上程序公正和效益,因此程序安定是訴訟制度的首要價值取向。
程序的安定性包含兩個層次的安定,即程序規范安定和程序運作的安定,其基本要素包括程序的有序性、程序的不可逆性、程序的終結性、程序的法定性。程序安定要求，終審判決一旦作出，不能隨意地重新啟動程序，對該案件重新審理或撤銷該判決。這不僅能夠充分地維護司法的權威和法律的權威，而且也可以確保各方及時地擺脫訟累。「判決一旦做出，法官就不再是法官，既使法官從他處理的爭議中擺脫出來」。①當事人也從侵擾中恢復安寧和自由。「如果一種爭端解決程序總是因同一事項而被反復啟動，它是不能成為程序的」。②
我國再審程序啟動具有多主體性及申訴無限性,正是由於啟動主體范圍過寬,使得再審啟動是一種無序的狀態。導致再審程序的頻繁啟動，終審判決沒有什麼既判力。不僅當事人不對其信服，而且也造成其他人喪失了對法律的信仰。在現代社會里,維護法的安定性和法律和平是法治原則導出的必然結果。這就要求每一紛爭都應獲得終局的解決,並且為避免統一紛爭反復訴諸法院,重復進行訴訟程序及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二) 再審程序價值目標的實現
審判監督工作的改革的切入點必須首先確定權利義務相對應的申請再審權。切實保障申請再審權,只有這樣才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之功效。法理學理論告訴我們,真正意義上的權利,必然有其相對應的義務,權利和義務不可分離,因此在設定申請再審權,同時必須同時明確與之相對應的訴訟義務,如規定申請再審的范圍,提出機關、提出的次數、時限及其它訴訟義務,是申請再審的權利義務完整地有機統一。
其次,構建科學的審判監督和訴權保障機制,須以公正、效率、效益為價值目標,並最大限度保護訴訟當事人的訴訟權益乃至實體效益。要實現訴訟公正,必須從立法上實現程序公正。主要是健全再審的啟動和運作機制，構建科學的法定再審事由，以防止再審程序被輕易提起，維護終審裁判的既判力和穩定性。
1． 完善再審的啟動程序
（1） 取消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的規定。
其理由是一：從理論上講，法院依職權決定再審違背了「不告不理」的原則。因為法官在訴訟中的中立裁判角色決定其在啟動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極的、被動的。否則，則與一方當事人無異。因為啟動再審程序的當事人都是有訴須審的，與對方當事人是成對立關系的，所以法院在啟動再審的同時也就喪失了中立裁判的立場，使三角的訴訟結構蛻變成了線形結構。這樣做，不僅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原則，也有悖於民事訴訟的目的。其二，就是從國外大多數國家的規定看，很少有法院作為再審主體的規定。法院只能根據當事人的申請，符合法定條件和程序才能啟動再審程序，才能有效地維護終審裁判的既判力。
（2） 限制人民檢察院抗訴案件的范圍
關於人民檢察院對民事案件的抗訴權，理論界爭議很大。有人主張取消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其主要理由就是檢察機關對民事案件進行抗訴「師出無名」，違反了民事訴訟中當事人處分之原則。對此，筆者雖有同感，但也不完全贊同。
檢察機關僅僅基於一方當事人的一面之詞而提出抗訴的話，不僅有悖於程序公正的要求而且從深層次上講還損害了民事訴訟當事人雙方訴訟地位平等和訴訟權力平等的基本准則。檢察機關針對一般民事案件的提起抗訴違背了民事訴訟中的處分權原則。其次，檢察機關對一般民事案件提起抗訴容易打破當事人雙方平等對抗的格局。所以筆者認為應當取消檢察機關對一般民事案件的抗訴權。但檢察機關畢竟是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並負有法律監督職責。因此檢察機關不應過多介入私法領域的民商事審判，除非案件涉及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或者發現法官有枉法裁判行為。
（3） 取消申訴制度，開放再審程序，強化當事人的申請再審權利。
申訴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民主權利，無時效限制。申請再審是一項訴訟權利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如不在法定期限內提出再審申請，以後將無權請求再審。目前申訴已經被很多人無休止地用到法律領域，且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所以筆者建議取消申訴制度。同時，長期以來，民事當事人的民事申請再審權一直得不到應有的對待，甚至受到輕視，所以要加強對當事人申請再審的程序保障，開放再審程序，即凡是當事人認為生效判決有誤並在法定期限內提出了再審申請，只要該申請符合法定情形，人民法院就應當立案受理。
2． 科學構建起再審的事由
程序正義是立法者在程序設置、司法者在程序操作過程中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而現行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理由規定的一個缺陷就是忽視了程序正義的獨立性。目前法律界對於如何穩定裁判的既判力，防止再審提起的隨意性，維護司法的權威問題各抒己見，見仁見智，但對再審法定事由質疑最多。有專家指出，我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幾種當事人申訴或申請再審的情形，但這幾種情形涉及到證據的事實、法律、程序等各個方向，幾乎囊括了與案件相關所有問題。而且表述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無法達到規范再審標准和再審標准和限制再審的目的。
審判監督階段的事實審查，並不是審查這些證據能否成一定的法律事實，而是對已認定的案件事實是否符合證據規則進行判斷，即以原裁判作出時所收集到並經質證的證據為限，對原裁判的事實認定的准確性進行評判。顯然比一、二審程序來對證據的標準的要求應進一步降低，即原判所認定的法律事實主要證據不足的，才能應申請再審人的申請予以再審，而把那些事實難以查清，尚存爭議的案件排除在再審之外，避免隨意再審改判；另外原終審結束後出現所謂「新證據」，當然不能成為再審事由。這不但是對二審終審的直接違反，也與舉證時效制度相抵觸，對這種新出現的證據，可引導當事人以新出現的事實另行起訴。當然認定是事實也有怎樣適用程序法的問題，但比使用實體法的要規范的多。對原裁判的事實認定，存在著一個是非對錯的判斷標准問題。當然也就要求建立相當健全的證據法律制度，從立法上確保程序公正的法律基礎，故應當把提起再審的事限定在對原判的認定事實和程序的問題上，這樣就把再審的法定事由建立在具有較為明確的標準的基礎上，使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以便於司法實踐中准確地把握應用。筆者以為，再審的法定事由一般可歸納為再審的程序事由和實體事由。有關程序方面的法定事由有依法應公開審理的案件未公開審理、未經開庭審理而作出判決、審理本案的審判人員、書記員應當迴避而未迴避、審判組織不合法、當事人未經合法代理、違反管轄規定的等。實體事由主要有作為裁判基礎的主要證據是虛假的或不真實的、作為裁判依據的另一裁判或行政機關的決定已被撤消、本案裁判與另一在其前生效的判決、裁定相抵觸、適用法律、法規錯誤，且足以影響裁判公正的等等。
3． 審判監督程序必須實行審級監督，改變目前實行的內部監督的模式。
審判監督程序的根本性能在於糾錯。但是目前所實行的由內部的審判監督機構對本院已生效的判決進行審判監督的內部監督機制是難以實現這一功能的。現行再審程序下，再審案件的管轄是不清晰的。就申請再審而言，上下級法院就同一案件同時進行再審的情形，並不鮮見。就抗訴再審而言，是同抗同訴還是上抗下審，也都一直存在爭議。所以，我們必須對再審案件的管轄作一統一規定。「審判獨立的根本就是保證法官在不受外界限制、影響、壓力的情況下，根據庭審認定的事實和其對法律的理解自由做出裁判，如果允許乃至對法院裁判是否正確進行法律效果的評判，必然導致法官產生擔擾、畏懼乃至服從，依附心理危機審判獨立。」①這種內部機構監督是法官也放不開手腳，所以這種監督的結果也缺乏司法的權威性，不復合訴訟的本質規律，只有審級監督才能體現權威性、嚴肅性、公正性，況且如前所說，對從事審判監督工作的法官來說，改判本院的案件就意味著壓力，情感上也不願改判案件。所以，筆者以為，再審案件由作出生效裁判的上一級法院管轄並審理較為合適。這樣從審判監督角度上，還是從心理學講都是比較科學的。
4． 民事、行政案件實行再審申請預收費制度，這是遏制申請再審無序狀態的有效途徑。
所謂收受理費，待案件處理後，如果結果是駁回再審申請的，則費用不予退還，以懲戒其濫用申請再審權的行為；如果結果是申請再審有理，案件被改判的則法院會把這項費用如數退還給申請再審人，把申請再審收費作為申請再審人的一種訴訟義務。加以制度化規定下來，對於當事人而言，申請再審之訴是自己的訴訟權利，而且還必須承擔相應的訴訟義務，從而使起更珍惜自己擁有的權利，切實有效地減少無理纏訟和濫用申請再審權利的現象。況且在司法實踐中，90%左右的申請再審案件經審查後確認原裁判正確，駁回再審申請，辦理這類案件也要花費人力、物力、財力對申請人收取一定的費用是合理的、應該的，也可以增強辦案人員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五、結語
通過對我國現行審判監督程序的現實和理論的檢討以及重構再審程序的價值取向的分析，我們在重構時應充分考慮在再審設計與運行中注入程序公正、效益、安定的程序價值。同時應考慮到「中國需要又在一系列基本原則、概念和形式上能夠與現代世界各國法律銜接的而又具有自己的法理的法律。這種法律能夠在開放的社會環境下，在適應發展的前提下處理的一般與本土的關系。」①
但是，審判監督程序既是一「人為制度」，就難以擺脫人類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完善再審程序應當比較完美地實現法的安定性與法的真實性之間的統一。再審是對既判力的挑戰，也是對訴訟中不誠實信用行為的懲罰。我國的審判監督程序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相信在公正陽光的照耀下，秩序雨露的滋潤下，效益春風的吹拂下成長。相信不久的將來，審判監督程序必定會是一個合理有序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張衛平主編《民事訴訟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2、陳桂明著《訴訟公正與程序保障》，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4、高洪賓著《審判監督與司法權威》載《人民司法》2001年第一期
5、馬慶文著《訴訟十八年，裁判二十次》，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6、田平安主編《民事訴訟改革熱點問題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1年版
7、陳瑞華著《程序正義論綱》轉載陳光中主編《訴訟法論叢》（第十卷）法律出版社1998版
8、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9、陳桂明著《程序理念與程序規則》，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10、E.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1、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2、沈達明著《比較民事訴訟法初論》（上冊）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
13、陳瑞華《通過法律實現正義》載《北大法律評論》第一卷，第一期，
14、常怡《審判監督與審判獨立》載《訴訟法學新探》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15、宋冰《程序、正義、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講演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⑹ 王立峰的學術成果

1.唯一作者：《中國傳統法政文化的演變：以儒法思想的互動為研究路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2.唯一作者：《高校跨學科專業存在的問題及一般對策》，《中國高等醫學教育》，2011年第3期。
3.唯一作者：《法律與政治的關系模式：自主、嵌入抑或交叉？——評馬羅·贊姆伯尼的<法律與政治：當代法學理論的困局>》，《國外社會科學》，2011年第2期。
4.唯一作者：《司法正義理念的溯源及證成》，《齊魯學刊》，2011年第2期。
5.唯一作者：《行政自製理論視闕下的「行政三分制」：以深圳市行政體制改革為例》，《中州學刊》，2010年第1期。
6.唯一作者：《大部制改革背景下行政三分制改革實踐：以深圳市綜合改革為視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管理體制」研討會暨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第20屆年會論文集》，2010年2月。
7.唯一作者：《教育公平與政府責任的反思：以責任法治化為路徑》，《社會科學戰線》，2010年第3期。《人大期刊復印資料》全文轉載，2010年第6期。
8.唯一作者：《法律正義：和諧社會的制度基石》，《學習與探索》，2010年第4期。
9.唯一作者：《司法正義的理念與實現》，《科學·經濟·社會》，2010年第2期。
10.唯一作者：《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長白學刊》，2009年第6期。
11.第二作者：《行政法治視域下的教育公平與政府責任》，《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5期。
12.唯一作者：《論和諧社會與法治政府的構建》，載於張文顯、徐顯明主編：《全球化背景下東亞的法治與和諧——第七屆東亞法哲學大會學術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版。
13.唯一作者：《和諧社會視閾下的法治政府》，《當代法學》，2008年第4期。
14.唯一作者：《行政強製法的制度博弈和價值定位——基於「平衡論」的視角》，《長白學刊》，2008年第3期。
15.唯一作者：《論法治型政府的構建》，《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16.第一作者：《法律合法性的批判與超越——韋伯與哈貝馬斯的法政治學思想比較》，《法制與社會發展》，2008年第3期。
17.專著：《高校法治的理論證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8.唯一作者：《高校公共安全的法律維度——來自法哲學視域的觀照》，《山西財經大學學報（高教版）》，2008年第2期。
19.唯一作者：《高校法治建設研究》，中山大學法學院編：《中山大學法律評論》，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0.唯一作者：《解讀高校法治,保障高校和諧與穩定》，《行政與法》，2007年第9期。
21.唯一作者：《高校公共安全法律機制的理論證成——以公共安全的內涵為視角》，《西南科技大學（高教研究）》，2007年第3期。
22.唯一作者：《高校教師權利與義務的法治新解讀》，《行政與法》，2006年第4期。
23.唯一作者：《高校權力的法治觀照》，《復旦教育論壇》，2006年第1期。
24.唯一作者：《法治型政府論綱》，服務型、責任型、法制型政府建設論文集（《吉林政報》2006·理論專刊），2006年10月。
25. 唯一作者：《權力的權利化—建構高校與學生法律關系的一種視角》，載鄧正來主編：《法律與中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26.唯一作者：《教育公平與政府責任的法學審視》，載《「社會公正與政府責任」國際學術研究會論文集》，2006年9月。
27.唯一作者：《高校教師權利與義務的法哲學觀照》，《山西財經大學學報（高教版）》，2006年第1期。
28.唯一作者：《排除犯罪之職務行為研究》，《重慶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29.第二作者：《論「嚴打」與我國基本刑事政策》，《行政與法》，2002年第2期。
30.第一作者：《「事實婚姻」的重新認定》，《當代法學》，2002年第2期。
31.參編：《高校公共安全的法制建設》，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2.參編：《高校公共安全法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3.參編：《新時期維護高校穩定研究》，吉林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34.參編：《公務員必讀》，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6年版。
35.參編：《高校法治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⑺ 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探析

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探析

哲學與法學的演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下文是對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探討論文。

摘要 ：隨著高中學習的不斷深入，我對哲學和法學有了一個基本的了解。首先，在早期的法學發展中，它是哲學理念的一部分。哲學家“黑格爾”曾經說過：法學是哲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直到18世紀末，法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並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理論。客觀來講，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二者處於互相影響，相互促進的狀態，它們對高中的學習都起到了指導性作用。因此，本文針對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演變，對二者的關系進行研究。

關鍵詞：哲學;法學;關系

前言

哲學這個詞語最初源自於古希臘，代表人物有亞里士多德等人。在古希臘的最終釋義中，它是由“智慧”以及“追求”兩個詞拼湊而來。從其詞語的發展過程中也可以看出，哲學是一門充滿智慧並且抽象的學科。不管是在古代，還是在現代社會，哲學對人的影響都非常深刻。它能夠指引我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社會觀以及價值觀，並且形成社會的最高意識。

一、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演變

(一)國外哲學與法學的演變

哲學與法學的演變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最初的哲學是“各類學科的起源”，它被看成是神一樣的存在，能夠在各方面對人類觀念進行指導。哲學包羅萬象，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知識理論體系。哲學家們在各個領域進行學習和探索，而法學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亞里士多德曾經從法學的基本問題出發，以期用哲學的角度進行全方面的解釋。例如：在實證法學當中，就有很多問題都體現了哲學的理念，並且在二者糅合的基礎上進行轉變，形成一門獨特的理論。哲學家又以“分析內部語義”為主，將分析方法進行劃分。學習者可以從法學方面進行探討，也可以在其中融合自己的哲學觀點。這也說明了法學和哲學的滲透性。此後，黑格爾主義法學、存在法學分析論都為法學的獨立奠定了基礎[1]。

(二)國內哲學與法學的演變

在中國，哲學與法學的演變也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封建時期，我國哲學是法學的全部支撐。哲學家也將法學融合進去，在討論的基礎加入自己的一些政治觀、倫理觀。例如：以儒學的發展以主，儒學家經常用哲學的一些理論去詮釋封建法治社會。“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就是一個比較深刻的體現。哲學家在倡導制度確立的同時，也講出了社會發展的常態問題，體現了哲學與法學的合並。法學從哲學中脫離出來的標志是京師大學堂的設立。為了能夠使學生更加全面的學習知識文化，使社會得到進步[2]。法學成為了與哲學、政治學等學科並列的科目。直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產生，才標志著我國哲學體系走入正軌，法學也逐漸進步。

二、哲學與法學的關系

(一)哲學為法學搭建了發展的橋梁

從本質上來講，我們可以說哲學是法學發展的橋梁。人類在用哲學觀點思考世界時，也糅合了一些法學方面的觀念。二者在不斷影響的基礎上形成了“法哲學”。這也是一門綜合性的研究理論。學習者可以用法學的角度來解釋哲學，也可以用哲學的`語言來看待法學。從哲學的角度來講，它為法學的發展開辟了一扇大門，是法學通向科學之路的主要途徑。二者之間既有交叉點，又有融合點。當然，融合點要遠遠大於交叉點。法哲學研究的法學問題主要是一些法律的先進化方式在社會中的體現，也有一些基本的實踐問題。它是對社會法律的思考，也是實踐的具體化總結。從法學的角度來講，它需要一些實際性的理論進行支撐，也應該有抽象概括的總結性語言。而哲學恰恰能夠滿足這一要求，使得人們的法律理論更加具體，思想更加優化[3]。

(二)哲學與法學相輔相成

作為一門高深的學科，哲學有著其發展的基本特點。而法學作為其中的一個分支，也在不斷用自身的語言去闡述哲學，使二者能夠得到更加系統化、規范化。例如：在《牛津法律指南》中寫到，在法律的世界中，哲學的觀點更加適用。通過哲學，我們能夠將一些具有深刻實踐意義的法律清晰的表達出來，並指導人們更好的進行生活與學習。從此內容中我們也可以驗證，法學與哲學是相輔相成、緊密聯系的。從哲學的定義上來講，它是指導世界觀的方法論。在法律的世界裡，哲學能夠給予執法者一定的啟發。只有將掌握了正確的世界觀，才能夠不斷的提升執法理念，促進法律制度的協調與發展。例如：在執法人員進行辦案時，通常會找出一些相似的案例尋找蛛絲馬跡。這也是利用哲學觀念中的矛盾原理進行解答的。我們應該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4]。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針對哲學與法學的關系演變，對二者關系進行研究。從而得出：哲學為法學搭建了發展的橋梁，法學也促進了哲學的進步，二者相輔相成。作為高中生的我們，應該在學好哲學的基礎進行法學研究，為我國法制建設創造有利條件。

參考文獻：

[1]鄧正來,孫國東.全球化、文化政治與法律哲學——與鄧正來先生談中國法學的“全球化論辯”[J].東方法學,2008,01:31-40.

[2]高鴻鈞.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學和法學理論(上)——哈貝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政法論壇,2008,05:3-21.

[3]沈仲衡.西方法哲學利益觀述評——兼論利益在法學理論研究中的意義[J].當代法學,2003,05:100-105.

[4]張中秋.中華法系與羅馬法的原理及其哲學比較——以《唐律疏議》與《法學階梯》為對象的探索[J].政法論壇,2010,03:4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