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律論文

『壹』 法與道德的相關論文！

從「惡法亦法」看法律與道德
——有感於哈特、富勒論戰
摘要：關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命題向來無法被法律人所迴避，耶林曾將其成為法理學中的好望角，是任何想要在法理學海洋中徜徉的人都繞不開的一個門檻。在對待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這個問題上，不同學派，持不同立場。本文僅以哈特和富勒的論戰為線索，概述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爭議，采哈特「惡法亦法」的理論來進一步闡述法律與道德的矛盾聯系，並分析了「惡法亦法」的存在價值。
關鍵詞：法律的道德性 惡法亦法
一、哈-富論戰之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長達十幾年的哈-富論戰始於1957年哈特在哈佛大學的演講「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之分」，為法律實證主義辯護並對富勒等法學家對分析法學傳統的批判進行回應。針對哈特的演講，富勒撰寫了《實證主義和對法律的忠誠——答哈特教授》，批判分析實證傳統，主張法律與道德、實然法與應然法不可分離。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界分了兩組道德，一組是願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另一組是內在道德與外在道德。富勒認為「內在道德是指是法律成為可能的道德，也即程序的法律性原則，違反了法律的內在道德的法律不僅僅是惡法，而且根本就不是法」 。而內在道德對應的正是願望的道德「善的生活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的力量的道德」而不是義務的道德。在富勒看來，法律與道德不可分離，他分別從實然和應然的角度來論證法與道德分離的不可行性。在實然方面，富勒指出許多法律規範本身就根植於社會道德，很難從中抽離，而且大多數法官會運用自己的經驗來補充解釋適用法律。在應然層面，他分析了割裂法律與道德關系的種種弊端，會給「法律就是法律」的形式主義留下可乘之機。
而哈特則在《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的分離》一文中表明了他對混淆道德與法律的深深憂慮。他認為如果把道德這種不確定因素引入法律之中，就會導致有人以違反道德原則為由不遵守法律，以致大大影響法律的權威和效力，從而破壞「對法律的忠誠」。同時哈特還指出道德具有四個特徵：第一，重要性。法律和道德相比，道德在這個社會中具有較高的重要性，法律規則與之相比則處於較低的地位。第二，非有意改變性。哈特承認，從歷史上看，法律的發展會導致道德觀念的變化，但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在於，法律可以通過有意識的立法活動建立、改變和廢除原有的法律，而「道德規則或原則卻不能以這樣的方式引入、改變和撤銷」。第三，道德罪過的故意性。哈特認為，道德的譴責可以因為「我無能為力」而得以豁免，就如果行為人採取了可以採取的所有辦法，人們就不會刻意地批評他，但是在法律領域，情況就不是這樣，「在所有的法律制度中，對這種免責的採納在許多不同方面受到限制」，特別是在法律的「嚴格責任」領域。情況更是如此。第四，道德強制的形式。哈特認為，道德強制和法律強制的形式是不同的，就道德強制而言，它「不是通過威脅或藉助懼怕或利誘所施加」，它可能受到罪惡感、羞恥感或者良知的影響，而法律強制的典型形式是體罰或不幸後果的威脅 。
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波斯納在《對道德理論與法律理論的質疑》一書中所評述「法律與道德的重疊程度是不同的」這一觀點是中肯的。也即法律與道德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將之完完全全分離開來是不現實的。比如夫妻忠誠義務的入法。然而，這只能說明一部分法律中體現著道德，並不意味著只有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才是法律，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法律就不是法律。由此，法律有了兩種面貌：善法和惡法。「善法是法」這一觀點無論哈特還是富勒都同意，而「惡法是否是法」成了沖突的焦點。
二、「惡法是不是法」的討論
關於「惡法是不是法」的討論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時代。公元前399年，三個雅典人控告蘇格拉底犯下兩條罪狀：一、瀆神；二、腐化和誤導青年。當時雅典法律規定：「對一切不相信現存宗教和神事不同見解者，治罪懲罰。」不論蘇格拉底如何機智，雅典最後還是以281票對220票判他死罪無赦。臨刑前，老朋友克力同借探望之機告訴蘇格拉底，朋友們決定幫他越獄，而且一切已經安排妥當。可是蘇格拉底卻坦然自若，表示不越獄。克力同提出各種理由來說服他，認為雅典的法律不公正而且遵守這樣的法律簡直就是愚腐，但仍然無法說服蘇格拉底。蘇格拉底倒是反問：越獄就正當嗎？對一個被判有罪的人來說，即使他確信對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難道就正當了？我們有沒有一種服從任何法律的義務？經過與克力同一番「探討」，蘇格拉底最後從容赴死，選擇用生命捍衛「惡法」。
引發關於「惡法是不是法」爭議和反思的另一個案例就是曾經令所有法學家頭痛的「告密者案件」。1944年，聯邦德國一位軍官的妻子為了脫離其丈夫，向納粹當局密告其夫曾發表詆毀希特勒和政治當局的言論。結果，根據1934年納粹政權的一項法令，其夫被判處死刑。1949年，這位婦女在聯邦德國法院被指控犯有1871年《德國刑法典》規定的非法剝奪他人自由的罪行。這位婦女辯解說，她向當局告發其夫的行為是依法進行的，她並沒有犯罪。她的丈夫是根據當時的法令被判處刑罰的。但聯邦德國的法院堅持認為，被告所依據的法令，由於違反了基本的道德原則，因而是無效的。另外，被告並不是心懷義務去告發，而純粹是出於個人的卑鄙的目的，因此，被告的行為「違背了一切正直的人良知和正義感」。最後，法院以這些論點為由判處被告有罪 。
從這兩則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就是雅典制定的「惡法」是不是有效，公民是否有遵守惡法的義務？納粹制定的法西斯的法律是不是法律？它需不要人們「忠誠地承認這個法律的效力」？這就是後世一直爭論不休的「惡法是不是法」的問題。
三、「惡法亦法」
在「惡法是不是法」的問題上，筆者認同哈特「惡法亦法」的觀點。但是我們也要明確幾個問題。
「惡法」是以什麼標准劃分的？就論戰可以看出，哈特和富勒是以「道德」來劃分善惡法的，但是如果違背道德的法律就是惡法，那麼什麼叫「道德」，什麼叫「違背道德」。眾所周知，道德是約定俗成的產物，它沒有根本的規則，卻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在某些地方、某些時間，道德觀是不一樣的。正像哈特所說：「也許有一天，世界上所有人類都發生了突變，那麼我們現在所有的真理可能在一瞬間就成了謬誤……」所以，用道德來界定惡法是不妥當。
有學者說可以用盧梭的觀點，「法是公意」來界定善惡法，違反公意的就是惡法，符合公意的就是善法。但公意就一定代表正義嗎？筆者認為不見得。歷史上「公意」產生的悲劇不在少數。不要忘了蘇格拉底是怎麼被處死的，不要忘了希特勒是怎樣上台的。
筆者倒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正確的，即用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和趨勢來界定善或惡法。畢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法律作為上層建築，必須要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承認惡法的效力並不意味著可以無視惡法造成的法律後果。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立法者和法律的執行者可以通過有效的方法來改良和規避惡法的適用。也可以通過「制定一部有溯及力的法律來懲罰她」 。
四、「惡法亦法」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首先，惡法具有程序上的正義性。不可否認，惡法在內容上可能是邪惡的。但是，惡法本身又確確實實是由統治階級通過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而人民通過權力讓渡賦予了這些統治階級通過正當程序制定法律的特權，那麼人民就沒有理由不遵守。不然，程序正義得不到保障，這必然會導致社會陷入不穩定的狀態。僅以惡法非法為理由而不遵守法律是「踐踏自己曾經立下了契約，是最下賤的奴才乾的勾當」。
其次，不遵守惡法會帶來比惡法本身更嚴重的後果。伯爾曼說過「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便形同虛設」。誠然，惡法必然會引起社會動亂，會讓良民的合法權益因此受損。但是，不遵守惡法帶來的後果卻是更可怕的。想像一下：當人們拒絕服從法律，當法官拒絕適用法律的時候，整個社會會陷入怎樣一個混亂和無序的局面！最後，任何人犯罪都可以以法律不公正為由拒絕遵守法律，以逃脫法律對其的制裁。
最後，惡法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恩格斯曾說：「惡，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正因為惡法是缺失正義性的法律，它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產生不利的影響，對人民的利益造成損害，它的缺陷與不足才能更快地為人們所察覺，從而立法者和執法者能更快地發現人們對於法律的不滿和怨懟來調整法律以適應社會的發展。

『貳』 道德與法的關系論文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自古就是中西方法學所探討的熱點，圍繞著兩者之間的關系，西方法學誕生了許多的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然法和分析法為代表，而在中國的法律進化中，主要表現在法律儒家化的過程中，儒家的道德精神直接體現在法律中。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點，也有區別，正確的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對於各國的立法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道德的含義 聯系 區別 價值沖突

道德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根源於風俗和習慣，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之間主要靠風俗習慣調整的，從食物分配到婚姻締結，都體現了風俗習慣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社會關系愈變得復雜，單純的靠風俗和習慣已不可能完全調整，因此道德便產生了，所以道德的產生並不是抽象的來源於人們的內心，更不是來源於宗教神學，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哲學上將道德劃入上層建築，是維護本階級經濟基礎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習慣風俗和道德去調整全部的社會關系已不可能，社會需要更有力，更廣泛的標准和規范去調整，法律便應運產生。法律的出現，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調整方式，調整范圍上也有著局限性，道德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法律與道德彼此都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重要作用。

法律與道德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完全等同於道德，當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那麼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這恰恰不利於人類的進步，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歷史與方式不同，從產生的歷史過程看，法律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沒有法律，而道德風俗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任何社會都有的行為准則，另外，道德隨民族，種族，宗教，習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國或一定區域內，則是統一的，從他們產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的，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才能將本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性，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則是由人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轉化而來，法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會輿論和人民內心的信念良知來遵守[3]。

第二，法律與道德適用的范圍不同，法律是劃分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標准，道德則主要是劃分善與惡的界限，這兩種界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互相重疊，也可以互相獨立，有多種情況：（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殺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為。（2）某些道德規范不否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過失犯罪。（3）道德規范所肯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會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惡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卻許可，如：離婚，但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離婚，現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綜上所述，法律與道德所調整和適用的范圍，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單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這些法律規定，是道德的起碼義務，但是法律不幹預或是無法干預道德可以干預。如個人操守品質或是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適用的范圍比法律廣。那些與道德無關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調整，只能由法律調整。如新崛起的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環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規定，與道德關系較少，或是沒有關系，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樣僅憑道德就可以判斷，因此，從這方面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比道德廣。

『叄』 大學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1500字

撰寫論文注意事項：

1、不得簡單重復題名中已有的信息，忌諱把引言中出現的內容寫入摘要，不要照搬論文正文中的小標題（目錄）或論文結論部分的文字，也不要詮釋論文內容。

2、盡量採用文字敘述，不要將文中的數據羅列在摘要中；文字要簡潔，應排除本學科領域已成為常識的內容，應刪除無意義的或不必要的字眼；內容不宜展開論證說明，不要列舉例證，不介紹研究過程；

3、摘要的內容必須完整，不能把論文中所闡述的主要內容（或觀點）遺漏，應寫成一篇可以獨立使用的短文。

4、摘要一般不分段，切忌以條列式書寫法。陳述要客觀，對研究過程、方法和成果等不宜作主觀評價，也不宜與別人的研究作對比說明。

例文：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道德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根源於風俗和習慣，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之間主要靠風俗習慣調整的，從食物分配到婚姻締結，都體現了風俗習慣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社會關系愈變得復雜。

單純的靠風俗和習慣已不可能完全調整，因此道德便產生了，所以道德的產生並不是抽象的來源於人們的內心，更不是來源於宗教神學，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哲學上將道德劃入上層建築，是維護本階級經濟基礎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以習慣風俗和道德去調整全部的社會關系已不可能，社會需要更有力，更廣泛的標准和規范去調整，法律便應運產生。法律的出現，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調整方式，調整范圍上也有著局限性，道德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

法律與道德彼此都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與道德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完全等同於道德，當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那麼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這恰恰不利於人類的進步，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歷史與方式不同，從產生的歷史過程看，法律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沒有法律，而道德風俗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任何社會都有的行為准則，另外，道德隨民族，種族，宗教，習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國或一定區域內。

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的，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才能將本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性，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則是由人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轉化而來，法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會輿論和人民內心的信念良知來遵守。

第二、法律與道德適用的范圍不同，法律是劃分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標准，道德則主要是劃分善與惡的界限，這兩種界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互相重疊，也可以互相獨立，有多種情況：

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殺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為。

2、某些道德規范不否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過失犯罪。

3、道德規范所肯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會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惡法。

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卻許可，如：離婚，但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離婚，現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綜上所述，法律與道德所調整和適用的范圍，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單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這些法律規定，是道德的起碼義務，但是法律不幹預或是無法干預道德可以干預。

如個人操守品質或是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適用的范圍比法律廣。那些與道德無關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調整，只能由法律調整。如新崛起的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環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規定，與道德關系較少，或是沒有關系。

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樣僅憑道德就可以判斷，因此，從這方面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比道德廣。

『肆』 法律與道德八百字議論文

如今這個人才濟濟的世界上，擁有一個人必備的道德和法律意識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有些人卻把這兩樣不放在心裡，偏偏會導致一些悲劇發生。
13日，在廣東佛山，一位年僅2歲的小女孩小悅悅在馬路上被兩輛汽車碾過，在短短7分鍾內，18位路人全部視而不見，莫然而去。這時，一位拾荒的阿姨上前施手援助，於14日送往廣東醫院進行治療，盡管小悅悅的病情一直惡化下去，但是大家依然在祈禱。但是，7日之後，大家的期盼還是沒有實現。小悅悅走了，但是我們的譴責和反思沒有停止。當我看到這個悲劇之後，我被那些無情的路人作出的的行動嚇到了。在這種時刻，有些人就會猶豫不決，是救...
又怕時候別人以為是他乾的，會得到譴責。是不救...
那麼一個幼小的生命將離開人世。到底是救還是不救呢，這時法律在這時已經顯得微不足道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眾多人懼怕助人為樂呢？
事後，竟然還有一些沒道德的人說這位救小悅悅的阿姨是個破罐子，這次救人只是為了出名。那麼，我在想：哪有一個人在有可能會背黑鍋的情況下，還去救一條生命呢？這種有是有但是已經十分罕見了。這是我不禁納悶，中國在5000年前就被稱為「禮儀之邦」，那麼如今的人們為什麼會個個都是冷血動物呢。
同樣的案例：2011年10月，在南昌市廣場東路的某商場區，一輛轎車失速奔來，先後撞上了一輛自行車和另一輛轎車。又將一名女子捲入車底。現場一片混亂，百名旁觀者爭論不已，卻沒有一個人去就那名女子。這時候，騎車路過的農民工朱春才帶領數十名余干籍的農民工沖進現場去救那名女子。時候，他們對媒體說：「我們不偉大，但是也不『冷漠』。」
這兩件悲劇發生的同時，難道18位路人和百名旁觀者，這事故的發生而置之不理，難道你們不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嗎？
如今我們這個共同生活的社會，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沒了法律，這個世界將是多麼可怕，所以，需要大家互相照顧，互相關愛。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沒好。只有在關鍵時刻仍然遵守自己的道德的人，才值得我們尊重，讓我們伸出援手，讓這個社會充滿愛。

『伍』 道德與法律的論文

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內容摘要：法律與道德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分離，二者的關系是一個歷史與現實中永恆的話題。人類的法律發展史告訴我們，從法律的產生到法治的實現就是一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進的過程。道德法律化強調人類的道德理念鑄化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過程；法律道德化強調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道德。

關鍵詞：禮；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這張天網如何恢恢，總有漏網之魚；不管法治調整的范圍多麼廣闊，總有鞭長莫及的地方。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凡是法治不及之處，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會治理中對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重視和適用。法治與德治在社會治理中應是相輔相成、相互呼應的，即法律與道德雙管齊下、「綜合治理」。中國古代的法律實際上是一種二元體制，就是兩種體系或淵源、形態的法律並存。一種是國家制定法，一種是「禮法」、「德法」。這兩種社會調節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種社會現象納入其調整范圍。而我國當代社會法律是唯一的社會調節手段，道德作為另一種調節手段存在嚴重缺位。這樣的一元法體制亟待調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國古代「禮」與「法」的關系，吸收其合理內核，建立起德法並治的二元法體制。

一、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它要求統治者敬天孝親，對己嚴格，與人為善，只能在不得已時才使用刑罰，而使用時必須慎重。儒家對「德」加以繼承和發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主要包括寬惠使民和實行仁政，認為「德」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權與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導方針，即主張「德主刑輔」。〔2〕儒家的這種德治是以「禮」做為根本內容的。「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禮的起源與宗教、祭祀、宗法有關，它體現了社會中的宗法身份等級，同時作為身份社會的古代中國也促成了禮的繁衍，兩者互為支架。但禮的范圍很難界定，它包羅萬象，無所不在，既可以是個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國的根本綱領；它是對他人做道德評判和法律裁斷的最後依據，又是社會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細膩地對人的行為做出准則式規定，另一方面又對社會的方方面面作理論上的抽象。再論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義之義。因此要正確理解禮與法的關系，就必須將其放入中國古代這片土壤中，以中國傳統的視角來審視。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謂道德的法律化，主要側重於立法過程，指的是立法者將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或道德規則藉助於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使之規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禮，引禮入法

周公制禮就是對夏殷之禮進行整理補充、厘訂，使禮的規范進一步系統化，禮的原則趨於法律化。「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5〕「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6〕「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7〕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親親與尊尊的一致性，表現了族權與王權的統一。「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8〕禮與刑在性質上是相通的，在適用上是互補的，違禮即是違法，違法即是違禮，出禮入刑。但是禮與刑的適用對象各有所側重。正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獨尊儒術，德主刑輔

漢儒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為德主刑輔的哲學基礎，以陰陽五行相輔相成之理，來論證德主刑輔符合天道運行的規律。「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也」，「聖人多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減其刑」，〔9〕即「德主刑輔」。

漢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現為把符合儒家原則的通過法律表現出來，另一方面表現為董仲舒的春秋絕獄，即在司法中引經絕獄。董仲舒對春秋絕獄的解釋是：「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著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由此可見，「春秋絕獄」的要旨是：必須根據案件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無惡念者從輕處理。此絕獄固然是要解決法律使用過程中的問題，但如果從一個更大的層面上看，就是他同時在重建古代法的倫理結構。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為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為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11〕

通過春秋絕獄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親親、尊尊等總的原則上與漢律是相同而且互補的，也就是說經義與律令絕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漢朝法律即使體現了完全意義上的法家思想，但內中也有許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條的內容。這表明了儒、法兩種思想實際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們在早期法律實踐中的融會貫通。

3、德禮為本，刑罰為用

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以來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體現宗法倫理關系的禮，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準乎禮」成為對唐律的主要評價。具體說來，第一，禮指導著法律的制訂。如貞觀修律時根據「為臣貴於盡忠，虧之者有罪，為子在於行孝，違之者必誅，大則肆諸市朝，小則終貽黜辱」.〔12〕儒家教條，調整了謀反大罪應誅連父子、祖孫、兄弟的血親范圍。第二，禮的基本規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子孫違反教令，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於禮以為出入。第四，禮法由互補，發展為統一的體用關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確宣布：「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秋相須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國古代傳統道德法律化的過程。下面再談另一主題——法律的道德化。法律與道德是兩種性質不同而有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中國古代社會的「出禮入刑」產生了雙重結果：一方面，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同時要行道德的職能。所謂法律的道德化，主要側重於守法的過程，指的是法律主體把守法內化為一種道德義務，以道德義務對待法律義務。請看下面兩個案例：

案例三：吳重五家貧，妻死之時，偶不在家。同姓吳千乙兄弟與之摺合，並挈其幼女以往。吳重五歸來，亦幸其女有所歸，置而不問。未幾，吳千乙、吳千二將阿吳賣與翁七七為媳婦，吳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實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歸家，至十一月，復嫁給李三九為妻，……阿吳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懷孕，他時生子合要歸著。萬一生產時，或有不測，則吳重五、李三九必興詞訟，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跡，官司亦多事矣。當廳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廳，不願理取，但乞監還財產，別行婚娶。阿吳責還李三九交領。吳千乙、吳千二、吳重五犯，在赦前且免於斷引，監三名備元受錢會，交還翁七七。〔13〕這篇判詞絕妙之處不僅在於它解決了一起糾紛，更在於它注重當事人之間關系的調停，以避免日後再因此事起糾紛。執法者著意由道德上立論，使案件的判決合情、合理、合法。從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則支配，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謝登科控戚徐有才往來其家，與女約為婚姻，並請杖殺其女。余曰：「爾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斷令出財禮若干勸放，謝以女歸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譽江南，謝女久擅其才名，既兩美之相當，亦三生之湊合，況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嫁伯比以為妻，雲夫人權衡允當，記鍾建之大負我楚季革，從一而終，始亂終成，還思補救，人取我與，畢竟圓通，蠲爾嫌疑，成茲姻好。本縣亦冰人也耳，其諏吉待之。〔14〕此案為兒女自由戀愛引起，謝登科以女兒私訂終身，違反了禮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執法官卻對傳統禮法重新釋義，「律雖明設大法，禮尤貴順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緣。這二則判例說明一個問題：當時的執法者已將法律內化為道德，追求一種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國古代禮與法關系嬗變的特點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二、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法理探析

（一）道德與法律的辯證關系

道德與法律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范疇。二者的區別至少可歸結為：

1、產生的條件不同。原始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規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說氏族習慣。法律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氏族制度的解體以及私有制、階級的出現，與國家同時產生的而道德的產生則與人類社會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維系一個社會的最基本的規范體系，沒有道德規范，整個社會就會分崩離析。

2、表現形式不同。法律是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一種行為規范，它具有明確的內容，通常要以各種法律淵源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國家制定法、習慣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規范的內容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之中，並通過人們的言行表現出來。它一般不訴諸文字，內容比較原則、抽象、模糊。

3、調整范圍不盡相同。從深度上看，道德不僅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還調整人們的動機和內心活動，它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而行為，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盡管也考慮人們的主觀過錯，但如果沒有違法行為存在，法律並不懲罰主觀過錯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從廣度上看，由法律調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調整。當然，也有些由法律調整的領域幾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斷，如專門的程序規則、票據的流通規則、政府的組織規則等。在這些領域，法律的指導觀念是便利與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機制不同。法律是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會輿論和傳統的力量以及人們的自律來維持。

5、內容不同。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一些道德，隨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並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道德調整。

總之，法律與道德是相互區別的，不能相互替代、混為一談，也不可偏廢，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二）道德與法律的嬗變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法律道德化表達了社會規范系統的最佳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配合狀態。法治社會形成的最基本條件是亞里士多德早就勾勒出的「良法+普遍守法」的框架。普遍守法即法律道德化後的守法精神；良法即善法、符合人類良知與正義道德的法律。稱之為良法的法，也即法律道德化後的法律，至少應包含人權性、利益性、救濟性三種內在的品格。其中人權性是法律的道德基礎，失去人權性的法律即使形式合理但實際價值不合理，最終會被人類所唾棄。〔16〕法律道德化正是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三方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反映到法治活動中來。「越文明發達、法制完善健全的國家，其法律中體現的道德規范便越多。可以說，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完善和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則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從某種意義上講，在一個法制完善和健全的國家中，法律幾乎已成了一部道德規則的匯編」。〔17〕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一致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有力支撐，讓法律精神深入到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的信念，同道德精神一道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造就這種法律，才能使法律獲得普遍性和權威性，建立法治才有可能。

（三）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

違反道德的並不能當然就是違反法律的。原因在於並非所有的違反道德的行為都能上升為法律或確立為法律。能夠上升和確認為法律的道德要求，只是公認的社會道德的一部分。有相當一部分道德要求仍然需要停留在道德領域，由道德規范來加以約束和調整。如果將全部道德問題變為法律問題，那就等於由道德取代了法律，這是不符合人類創設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標的。道德規范不可能全部法律化，另一原因是任何國家的財力都不能支撐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後所需要的執法成本。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國家必須盡可能地把更多的基本和重要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18〕但法律並非萬能，其設定的「中人」標准不同於道德倡導的「聖人」標准，因此對雖「缺德」而不犯法的行為往往無能為力。在現代社會中，法律的他律約束作用與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補充和密切配合，才能達到建設社會文明的良好效果。〔19〕在把道德規則、道德觀念法律化的過程中，要注意道德與法律在本質和內涵上的一致性，否則會給法治帶來災害。〔20〕不論法律中的道德原則實際上能夠被貫徹到什麼程度，只要是全面地以法律去執行道德，其結果不但是道德的外在化、而且是道德的法律化，這種外在化、法律化的道德，按我們的界說，其不但不是道德，而且是反道德的了。〔21〕

三、歷史與現實之間

（一）現實中的矛盾

在現實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存在著不和諧之處。中國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們企圖擺脫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隨心所欲地實踐道德、弘揚道德。人們並不是以崇尚道德來追求一種更趨於合理、科學。德國大哲人黑格爾曾有過如下論斷：在中國人心目中，他們的道德法律簡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積極的命令——強迫規定的要求——相互間禮貌上的強迫的義務或者規則。「理性」的各種重要決定要成為道德情操，本來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們並沒有「自由」。在中國道德是一樁政治事務，而它的若干法則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機關來主持。〔22〕為了說明這一問題請先看下面一則案例：

案例五：一對農村老年夫妻鬧離婚，按照法律判決，離婚後的一間住房應判歸男方。但如果這樣下判，女方離婚後就將無所居住，顯然與情不合。於是，法院綜合考慮後判決將一間房隔為兩半，一人一半，解決了女方離婚後的住所問題。這樣的判決並未引起男方的「鬧事」，雙方相安無事。〔23〕這是來自執法第一線很具體的案例，問題隨即而提出：在司法實踐中要不要考慮道德評價標准？如果要，那麼法律評價與道德評價該怎樣取捨？

美國法學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國》中也曾舉過一則案例：

案例六：埃爾默用毒葯殺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現有的遺囑中給他留了一大筆遺產，他懷疑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會更改遺囑而使他一無所獲，因此他殺害了他的祖父。〔24〕紐約州法院針對該案例確立了一條法律原則，即：任何人都不得從其錯誤行為中獲得利益。問題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條文是否沖擊了法治原則？

（二）讓歷史告訴未來

古人雲：「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通過以上對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關系的歷史考察及對二者關系的法理分析，針對前面的問題可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1、情法沖突——法治的尷尬。

法治社會要求人們在處理問題時，首先考慮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官判案時，只能以現行法律為依據，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這樣勢必導致法律無法適應新出現的情況，而道德等非強制性社會規范則可以其主觀性調解新生的行為現象。這就是前面談及的一元法體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國家制定法與道德之間缺乏過渡、緩沖機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無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與大眾心理、社會風習之間的脫離與隔閡，也造成了道德的無力感和被蔑視，甚至鼓勵了對道德的違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25〕但是，如果以情理斷案，就違背了法治的原則。因此，只有在法的體制上作出調整，才能實現情與法的協調、德與法的並治。

2、儒家倫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種道德價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深刻關系。失去了道德基礎的法為惡法，惡法之治與法治精神是根本背離的。我國古代的儒家倫理法體現了道德與法律的一種結合模式，即把社會普遍承認的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納入國家強制實施的行為規范。解決現實社會中的人們道德缺位、法律的尷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倫理法的合理內核，靈活適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國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職能，從而使司法過程成了宣教活動，法庭成了教化的場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質。

法的品質在於公平、正義通過法而得到實現。中國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平衡、穩定。中庸主義在法律上的意義就是審判案件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徹底解決糾紛，平息訴訟。現代法同樣面臨著效率與正義的挑戰。一方面，法律要體現其威嚴，不可侵犯，人們必須遵守；另一方面，法律還要有其緩和的一面，比如法要體現人道，法要尊重私權等。

4、禮法結合——德法並治的模式。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注釋：

〔1〕郝鐵川，法治的源頭是德治〔N〕，檢察日報，2000-06-14（3）；

〔2〕楊鶴皋，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9；

〔3〕許慎，說文解字〔M〕；

〔4〕同〔3〕；

〔5〕左傳。隱公十一年〔M〕；

〔6〕禮記。曲記〔M〕；

〔7〕左傳。昭公二十五年〔M〕；

〔8〕荀子。修身〔M〕；

〔9〕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0〕九朝律考。漢律考〔M〕；

〔11〕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引〔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2〕全唐文。黜魏王泰詔〔Z〕；

〔13〕宋本名公書判清明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3；

〔14〕蒯德模。吳中判牘〔Z〕；

〔15〕〔美〕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鄧正來譯，華夏出版社，1987，361-365；

〔16〕范進學，論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J〕，法學評論，1998（2）；

〔17〕王一多，道德建設的基本途徑〔J〕，哲學研究，1997（1）；

〔18〕郝鐵川，道德的法律化〔N〕，檢察日報，1999-11-24（3）；

〔19〕吳漢東，法律的道德化與道德的法律化〔J〕，法商研究，1998（2）；

〔20〕劉佳，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J〕，道德與文明，1999（5）；

〔21〕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

〔22〕〔德〕黑格爾，歷史哲學〔M〕，北京：三聯書店，1956，P11；

〔23〕轉引自劉作翔，法律與道德：中國法治進程中的難解之題〔J〕，法治與社會發展，1998（1）；

〔24〕參見〔美〕德沃金：法律帝國〔M〕，李常青譯，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6，14-19；

〔25〕范忠信，中國法律的基本精神〔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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