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法治

❶ 中國古代主張法治的是哪個學派

中國古代主張法治的是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作品：《韓非子》
法家是戰內國時期的重要學派容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❷ 中國古代最早提出法治思想的人是誰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專文家。他創立的屬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❸ 中國古代法制的特點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中國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響，而強調遵循禮教，強調維護綱紀倫常。經過漢儒改造，禮融進了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為"禮教"，成為指導立法、司法的原則和理論依據。其要旨即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由此衍生的"親親"、"尊尊"的政治和倫理原則。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四)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❹ 中國古代依法治國的典型事例

1、商鞅變法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

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申不害提出，韓非加以發展的「術治」

術治的中心思想是「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韓非子·定法》）。他們認為「法」是公開的，「術」則是藏在君主心中、暗自運用的，君主掌握這種統治術，就可使「群臣守職，百官有常」，鞏固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這是保證「法」的實施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3、道家思想的「無為而治」

無為而治是道家的治國策略，所以治國是無為而治的第一應用。為了貫徹無為而治的方針 ，各級政府官員既要拋棄各種政績主義和形式主義，也要拋棄「為人民謀幸福「、「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等仁政理念。

寬刑簡政、輕徭薄賦、與民休戚，盡量靠萬民的自為無為無不為，靠萬民的自治無治無不治，自己做好必要的服務工作即可；同時有所為有所不為，充分信任和依靠下屬，讓下屬去完成各項工作，自已主要做好識人用人的工作。

(4)中國古代法治擴展閱讀：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里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借「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體系，並且上升到關系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網路-商鞅變法

網路-無為而治

網路-術治

❺ 中國古代的法制觀念

中國傳統法制以「禮法結合」為特徵。
這一特徵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以德配天回」「明德慎罰」的答法制思想是這一傳統特徵的開端；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法家思想佔了主導地位；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為指導思想；漢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漢初思想為「無為而治」；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此影響下，法律開始了儒家化的過程，「春秋決獄」就是儒家化在司法上的體現；魏晉南北朝進一步儒家化；隋唐時期，儒家化的法律成熟，並結出豐碩成果《唐律疏議》。至此，儒家化的法制觀念確立，並一直延續至清末。

❻ 古代中國是個法治社會嗎

從理念上來說，古代的中國也不是一個法治社會，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真正的關鍵還是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孟子也會說：「徒法不能以自行。」
而且在中國古代你會發現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裡面彰顯的、強調的不都是法律，因為鄉土社會，是一個低頭不見抬頭見的熟人社會，大家不是親戚便是鄰居，這樣的一些人之間如果被允許、鼓勵去打官司，會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比較緊張，矛盾反而更多，不利於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秩序。所以有些時候往往會把法律放在一邊，考慮所謂的人情、感情、長遠的利益關系，當然還要考慮打官司的司法成本。
中國古代法官做出的一個理想判決應該是天理、人情、國法三者兼顧，這才是一個圓滿的格局。所以，要理解中國是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是不是一個法治的文明，要考慮到制度的結構，也要考慮到規范的系統、規范的特徵。法律不自足，但有天理、人情來平衡它，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民事案件，情理都很重要。
刑事案件的話，比如那些命案、疑難案件，尤其是疑難案件。疑難案件中國古代有兩種，一種是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另一種是沒有相應法律條文的。凡是疑難案件都必須要走程序，從地方一直報到北京刑部，甚至要報皇帝來裁決。而皇帝在做這樣的權衡時，因為沒有法律依據，他必須憑他所體會到的、所理解到的天理和人情，而天理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存在，所以更多的是考量案件的事實、情節、社會性、政治性，以及皇帝自己在情感上對這個案件的態度，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平衡。所以，古代法律跟我們現在的法律是不大一樣的。而這種綜合性的平衡在古代比現在要多，這又是古代的立法技術跟今天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理解中國傳統的法治文明，要看到官僚體制的系統、社會的結構，還有就是規則系統。從這三個角度去考量，會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握。

❼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法治」中的「常法」是指______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法治」中的「常法」是指要保持法的穩定性。

法的穩定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權：

1、法的時間效力自生效起至被廢止、修正或替代前一直有效；

2、新 制定的低級規范不具有變更或廢止高級規范的效力；

3、非法律規范不具有變更或廢止法律規范的效力。

(7)中國古代法治擴展閱讀：

法的穩定性是相對的是法的基本屬性之一形成這一特性有其特定原因法的相對穩定性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是立法、執法、司法和法學研究獨立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因此保持法的相對穩定性極為必要要給法的穩定以制度上的保障建立健全法律效力等級體系確保憲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提高法律的適應性，從而保持法的相對穩定性。

法具有維護階級統治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調整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關系，調整統治階級和同盟者之間的關系，調整統治階級內部之間的關系。在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執行社會公共事務方面的作用。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管理思想源遠流長。 我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宏觀治國的管理思想和微觀治生的管理思想。

❽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