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聽證制度
『壹』 請運用實踐和認識的有關知識,說明我國實行立法聽證制度的必要性
立法聽證制度是指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為了收集、獲取與立法有關的資料、信息,邀請有關政府部門、專家學者、當事人及與法律法規有利害關系的公民等到會陳述意見,為立法機關審議法律法規提供依據與參考的一種制度。
聽證制度的法律依據,可溯自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中有關公民的"法律保護權"的觀念和制度。美國聯邦憲法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具體理解"正當法律程序"中,聽證制度被解釋為正當法律程序的重要制度之一,是正當法律程序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正當法律程序的聽證,原只適用於司法審判,意為在案件審判的過程中必須經過聽證,這種聽證制度被稱為"司法聽證"。後來,這種制度從英國傳到美國,美國又把它移植到立法和行政中,作為增加立法和行政民主化以及有關當局獲取信息的主要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立法聽證制度又傳到日本和拉丁美洲一些受到美國影響較大的國家。西方一些國家採取立法聽證制度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環境保護、城市管理、移民、交通安全、知識產權、犯罪及其防範等領域,越來越呈現出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作為立法者的國會議員沒有受過專門訓練,很難對其中的問題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因此,在立法之前請有關的專家參加聽證,陳述他們對某項議案的觀點,為立法者提供有科學根據的咨詢意見,成為立法聽證會的一個主要內容。二是隨著社會關系的復雜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比如,企業中的企業家和工會;破產案件中的企業、銀行、破產企業的債權人;消費者權益保護案件中的消費者等等。這些利益群體有著自己特殊的利益。在制定有關法律的過程中,有關群體之間的利益往往是對立的。因此,在立法聽證會上聽取這些不同利益集團的意見,也是它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內容。
我國法律第一次規定聽證制度是1996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行政處罰法》。之後,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也規定了有關聽證的內容,確立了聽證制度。行政處罰法和價格法關於聽證規定的實施,對促進行政行為的公開性、民主性,減少行政偏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總結行政聽證的實踐經驗,《立法法》又把聽證制度引入立法程序。目前,全國已有19個省市人大常委會舉行了立法聽證會,17個省市人大常委會制定了立法聽證規則,形成了比較完善的聽證制度。實踐證明,立法聽證制度是推進立法民主化、科學化的有效途徑,應當積極規范和完善這項制度,使之上升為立法工作制度,從而推動立法聽證制度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二
立法聽證不同於立法論證。立法論證是就法案中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問題,邀請有關方面的專家從科學性、可行性角度進行研究,提出論證意見。立法論證制度主要用於解決立法的科學性問題,而立法聽證制度則主要用於解決立法的民主性問題。立法聽證的基本特徵:一是透明度高。舉行聽證的時間、地點、內容一般事先向社會公布,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允許公民旁聽和新聞媒體采訪報道。二是具有一定的選擇性。立法法規定聽證會是聽取意見"可以"採取的一種形式,既不是必須採取的形式,也不是惟一可以採取的形式。也就是說,在法律法規制定過程中,可以舉行立法聽證,也可以不舉行立法聽證,主要根據法案的內容決定。三是公正、客觀。聽證參加人都是各種不同意見的代表,他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如實發表意見,不受他人影響,前提是對法律負責。這樣通過聽證會所反映的情況和意見比較客觀、公正。四是程序性強。立法聽證的程序性不同於一般的工作程序,具有一定的法定性。聽證前一般都要制定聽證規則,規定聽證參加人和旁聽人的組成及權利,並對聽證內容、方式、聽證報告書等作出規定,以保證聽證依法有序地進行。
建立立法聽證制度,推進立法民主化,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能充分反映民情。實行立法聽證制度,社會公眾可以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立法涉及的有關問題,直接陳述意見,反映情況和問題,從而使立法機關可以直接地、更廣泛和深入地了解實際情況和立法所要解決的問題,尤其是群眾迫切要求解決的困難和問題。第二能充分反映民意。我國社會主義立法就是要保護人民群眾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因此立法必須充分反映民意,保障公眾對立法陳述意見的權利。這樣的立法,既可以兼顧民主,提高立法的工作效率,又可以防止立法的偏頗缺失,從而保證法律法規的合理可行。第三能廣聚民智。實行立法聽證制度,可以聽到各個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法規內容涉及的利害關系人和有關行業的意見。這樣有利於立法機關廣泛集中民智,把各種好的意見、建議吸收到法規中來,轉化為立法成果。
三
如何規范立法聽證制度,《立法法》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但要求人們應當共同遵守的規則和明確可操作的程序,卻規定得比較籠統。結合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開展聽證工作的初步實踐,筆者認為,立法聽證制度還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關於立法聽證的主體。根據立法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舉行立法聽證的主體應當是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但這個規定,在運作上還有需要進一步探討和明確的問題。一般說來,立法聽證會是根據審議法規案的需要而舉行的,因此,聽證的主體宜與審議法規案的主體相一致。有關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可以根據需要組織聽證會;法制委員會統一審議時,也可以根據需要組織聽證會。
(二)關於立法聽證的客體。立法聽證的客體,必須是已列入人大及其常委會會議議程的法規草案。因為,立法聽證的主體是法制委員會、有關專門委員會和常委會工作機構,因而也只有正式列入人大及其常委會審議的法規草案才可以作為立法聽證的客體。
(三)關於立法聽證的方式。這是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目前的做法是舉行立法聽證會。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在舉行立法聽證會時,主要做了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制定聽證規則。對舉行立法聽證會參加的人數、發言順序、發言內容、發言時間、主持人、記錄人和會場紀律等作出規定。如果聽證規則制度化了,就不必每次聽證都考慮規則問題。二是確定聽證的法規草案和聽證議題。聽證的法規草案一般選擇的是立法涉及面廣、事關人民群眾利益、為市民普遍關心和內容具有一定可辯性的法規草案進行聽證。聽證議題由聽證主體提出,須經主任會議研究同意。三是發出通知。通知的方式,往往是刊登在報刊上,允許公民報名參加。另外,聽證會參加人還可以採取召開座談會的形式遴選。即在聽證會前召開若干次座談會,從參加者中遴選有利害關系的人或者人數相當的不同觀點的人,作為聽證會的參加人。四是嚴密組織聽證會。聽證會的程序安排大致是:①由書記員宣讀會場守則或聽證規則;②主持人介紹條例草案的基本內容、會議程序、聽證人,宣布發言順序;③人大常委會領導致辭;④聽證參加人發言;⑤主持人進行小結,宣布聽證會結束。在這些過程中,除聽證參加人發言外,其餘程序都進行得非常簡短,聽證會的時間絕大部分留給聽證會參加人發言。在聽證過程中,一般宜逐個問題進行聽證,不宜交叉;聽證會參加人的發言,要做准確而完整的記錄;主持人只負責聽取意見,一般不直接參加討論和辯論;討論、辯論只在聽證會參加者之間進行;允許新聞媒體采訪報道。
(四)關於立法聽證意見建議的歸納與匯總。認真整理和吸收立法聽證會意見、建議,是立法聽證的根本目的和最終歸宿。聽證會結束後,應當將聽證記錄整理成聽證報告書,印發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為審議法規草案的參考依據。聽證報告書應當全面、准確地反映聽證會參加人發言的基本觀點、爭論的主要問題。在採納吸收聽證會參加人意見的過程中,一些省市人大常委會的具體做法是,專門委員會或常委會工作機構舉行立法聽證會時,除將聽證意見、建議歸納整理成報告書外,還提出採納的初步意見,提交法制委員會,由法制委員會提交主任會議討論決定。由法制委員會召開的立法聽證會,則由法制委員會將處理意見提交主任會議討論決定。對聽證會參加人提出意見的處理辦法是:對理由充足,比較成熟的意見,予以採納;對原則性的意見,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和精神;對未作吸收的意見,須向提出人作出解釋和說明,徵得他們的理解和同意。另外,不是每一個法案都舉行立法聽證會,只有在法案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和必須要舉行聽證時,才舉行聽證會。
『貳』 求書,有關立法聽證制度方面的著作,國內外的均可(最好是國外的)
給你推薦八本,如下,希望能幫助到您。
1.聽證:中國轉型中的制度建設和公眾參與-立法建議、實踐指南、案例
李楯 編/2008年12月/知識產權出版社
法治的原則是: (1)人的基本權利是立法所不能剝奪的。 (2)一切法律上的決定均須遵循預設的程序做出,非經正當過程做出的決定是無效的。 (3)一切法律上的紛爭最終可獲獨立的和中立的...
2.立法聽證與地方治理改革
楊雪冬 編著/2004年04月/中央編譯出版社
本書聚焦立法聽證的法律依據,立法聽證中的利益表達和公民參與、立法聽證的技術安排、立法聽證規、當代中國立法聽證面臨的挑戰困境,以及國外的立法聽證等關鍵問題,以全新的視角透視了立法聽證在當代...
3.行政聽證制度研究
章劍生 著/2010年01月/浙江大學出版社
《行政聽證制度研究》在對行政聽證制度理論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透過比較法的視野對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行政聽證制度進行了比較分析;然後結合中國法規范,分析了行政立法、行政處罰、行政許可和政府定...
4.聽證制度:透明決策與公共治理
彭宗超,薛瀾,闞珂 著/2004年05月/清華大學出版社
該書將聽證制度與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相結合,突出了聽證制度的政治意義,運用對比研究,闡述精闢、透徹,富有說服力。適合各級黨政機關的人士參考閱讀,同時也適用於大專院校公共管理等相關專業的教師..
5.中國公共聽證研究
李春燕著/2009年04月/法律出版社
五年前,我將「公眾參與與行政法」作為給中國政法大學博士生講課的論題,當時,不少博士生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課後,他們恍然大悟:公眾參與是現代行政法與傳統行政法的重要區別所在,也是現...
6.行政法史論叢(上海政法學院學術文庫——行政法學叢書)
關保英 主編/2008年01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行政法史論叢》是「上海市重點學科(行政法)」階段性理論成果,也是重點學科所凝練的學科方向的具體落實。行政法史是研究行政法制度和思想等相關范疇發生和發展規律的學科,其既是行政法學的重要組...
7.當代中國行政法(上、下卷)
應松年 主編/2005年01月/中國方正出版社
本書系綜合性、系統性兼具研究性的教科書,其目的不僅在於向讀者介紹和傳授關於行政法的一般知識和基本理論,而且努力匯集和反映20年來中國行政法的發展脈絡和最新研究成果。基於此,編著工作伊始我們...
8.立法效益研究 以當代中國立法為視角
汪全勝 著/2003年08月/中國法制
汪全勝,男,1968年生,安微桐城人,法學博士,安微省高等學校科帶頭人,淮北煤炭師范學院政法系副教授,系副主任。1952年安微師范大學政系畢業,獲法學學士學位;1995年安微師范大學經濟法政學院畢業...
『叄』 誰能告訴我我國立法聽證制度是什麼謝謝
你好。
所謂立法聽證,就是讓與一部即將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間接利益關系的內公眾容,或者法律專家、學者積極參與了解該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體例及具體內容,並發現、質疑該法律中存在的問題,以監督、保障該法律趨於完善的一種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種具體體現形式。
『肆』 立法聽證會屬於民主決策還是民主監督
民主決策,公民直接參與決策有四種方式,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社會公示制度,社會聽證制度。立法聽證會便是社會聽證制度體現。聽證於民是為了決策利民。
『伍』 《立法法》哪些條款規定了立法主體可以採取聽證會的方式聽取意見
《立法法》
第三十六條:列入常務委員會會議議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員會、回有關的專門委員答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聽取各方面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法律案有關問題專業性較強,需要進行可行性評價的,應當召開論證會,聽取有關專家、部門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等方面的意見。論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法律案有關問題存在重大意見分歧或者涉及利益關系重大調整,需要進行聽證的,應當召開聽證會,聽取有關基層和群體代表、部門、人民團體、專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有關方面的意見。聽證情況應當向常務委員會報告。
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應當將法律草案發送相關領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地方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以及有關部門、組織和專家徵求意見。
第六十七條 行政法規由國務院有關部門或者國務院法制機構具體負責起草,重要行政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規草案由國務院法制機構組織起草。行政法規在起草過程中,應當廣泛聽取有關機關、組織、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社會公眾的意見。聽取意見可以採取座談會、論證會、聽證會等多種形式。
行政法規草案應當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但是經國務院決定不公布的除外。
『陸』 在我國的立法中,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定聽證制度的是什麼法律
1996年3月通過的復《行政處罰法》制,首次從國家層面對聽證制度做了規定。1997年通過的《價格法》和2000年3月通過的《立法法》,又對價格決策和地方立法聽證做了規定。法律法規關於聽證制度的規定,加速了聽證程序建設和聽證制度的實施推廣。
『柒』 立法聽證制度對依法治國的意義
分少了!!!
『捌』 如何看待稅收立法聽證制度
立法聽證制度引入稅收立法的必要性
立法聽證引入稅收立法的價值,在於立法聽證所固有的功能滿足稅法的需要。必要性價值的求證問題,就是立法聽證制度的普遍性作用在稅收立法這個具體的特殊的領域的體現。一般認為,立法聽證的功能可以概括為五個方面:(1)信息收集;(2)實現直接民主、體現民意;(3)促進良法;(4)協調社會利益;(5)立法宣傳。[6]筆者認為,立法聽證制度引入稅法的價值,集中體現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滿足稅收立法法治化的要求。稅收法定主義原則是稅法的最高法律原則,其基本含義是稅法主體及其權利義務由法律加以確定。國民根據法律的規定納稅,政府根據法律的規定征稅。而規定納稅和征稅關系的法即稅法,由此,立法的法治化是稅收法定主義的前提和依據,當且僅當所制定的稅法是良法,才能要求稅法主體依法辦事。立法的法治化,「要求立法者在立法過程中守法,遵守法定許可權,遵循法定程序,從而保證立法內容的合法性。」[7]稅收立法應當以憲法為依據,遵守《立法法》的規定,立法聽證制度為《立法法》所確認,當然適用於稅收立法。如果稅收立法程序存在規制的缺失,立法的隨意性將大大增加,導致立法成為征稅權濫用、侵犯公民財產利益的工具,不僅損害稅法的權威,而且影響到政府的社會公認度。此外,從立法聽證本質上看,作為一種程序性規則,能夠防止各種人治的因素,如領導指示,主觀隨意性等等,保證立法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
第二,滿足稅收立法的民主化的要求。「民主是一種社會管理體制,在該體制中社會成員大體上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或可以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8]從這個定義上看,民主與「參與影響全體成員的決策」相聯系,也可以這樣認為,當某個決策影響全體成員的利益,那麼該決策的作出要求民主程序。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特性反映人民主權國家的稅收運作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稅權是實現人民利益的需要,稅權在根本上屬於人民。納稅主體的范圍隨稅種之別而有所不同,但就宏觀而言,稅賦的主要負擔者是人民。稅收的立法是民治的立法,組成社會的成員將其勞動成果的一部分貢獻出來,而該集中起來的勞動成果又將使用於增加社會成員共同福利方面,這種關於貢獻和再分配勞動成果的機制,是社會成員自治協商的產物。顯然,從社會契約論的角度看,稅收無非是每個人都將其經濟利益的一部分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下,稅法是社會成員間關於再分配的經濟契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