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治國傳統
❶ 世界上法律最嚴的國家德國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之一的法治國家，「法治國家」這個概念就出自德語，德國制定的法律法規也被不少國家拿去做範本。
仔細研究研究德國的法條，小夥伴們就會發現，德國的法律里，有那麼一些令人噴飯的搞笑法律存在於各種法律條文之中...
今天，我們來盤點十個令人忍俊不止的法規。
一、酒駕自行車
德國是自行車王國，幾乎人手一輛。在德國，如果你喝了酒騎自行車被抓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相關機構不僅會沒收你的駕駛證，你還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還有闖紅燈，邊騎車邊玩手機都要面臨高額罰款呢！
二、 稱呼德國警察 還是Sie
學德語的小夥伴注意了，在德國，根據法律，你必須用 Sie 稱呼而不是 ！！！不然你可能會收到高達600歐元的罰款。記住了哈！
三、 打架不能用枕頭
在德國，枕頭被認為是被動型攻擊武器，只有在你被攻擊的時候可以用來反抗。如果你主動用枕頭打人，你可能面對指控~
四、辦公室要有窗戶
在德國的僱傭法律里，所有雇員都有權利要求所工作的環境有窗戶，否則可以認為自身的安全和生命受到威脅。
五、工作期間睡覺摔傷算工傷
如果員工在工作時睡著了並且因此從椅子上摔了下來，那這可以算作工傷，大家可放心大膽的睡覺了……
六、下水道里游泳要辦游泳手續
注意！如果你想在下水道里游泳的話，只有憑有關部門開具的書面允許才能在下水道里游泳。沒有人想在下水道里游泳好嗎！
七、可以光著身子開車，但不可以光著身子下車
德國法律規定可以光著身子開車，但是如果你光著身子下車，那就要被罰款40歐。下車前請記得把衣服穿回去！
八、如果養蜂人不立即追回自己養的蜂，那麼他會失去對這群蜂的所有權
飛啊飛啊，小蜜蜂你一定要記得回家啊～
九、如果你的狗偷走了客人的假牙，並埋在花園里，那麼你必須用責任保險予以賠償。
這條法規不禁讓小編腦洞大開，想不明白狗狗是怎樣從客人的嘴裡把假牙偷走的？並且還埋在了花園里？
十、 德國法律中並沒什麼用的法律
黑森州憲法規定，在黑森州犯罪，嚴重者可以被判處死刑。但是沒有人會被判處死刑，因為這條法律與聯邦憲法《德國基本法》第102條的廢除死刑條款相抵觸而無效。
❷ 關於德國法西斯的知識
銘記德國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教訓
作者： 袁偉時 | 2005年05月13日14時20分
銘記德國法西斯興起的歷史教訓
——答《看世界》特約記者於平
看世界：同樣是世界大戰，但人類社會對於二戰的反思活動要遠遠多於一戰，為什麼會這樣？
袁偉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其實是歐戰，它的規模、時間、殘酷都無法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比擬。更重要的是這兩次戰爭的基本原因是一樣的，正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沒有徹底反思，孽根未除，20年後更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痛定思痛，才有許多優秀的史書和剖析大戰根源的著作問世。說到底，戰爭是人類文明史的變態，是人性黑暗的記錄。敢於直面黑暗、反思罪責的著作是寶貴的精神財富。近年來好些清演算法西斯和極權主義的著作翻譯出版，是對中國人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貢獻。
看世界：二戰為什麼會發生，二戰的發生是一種偶然還是必然？
袁偉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當然不是偶然的。這個問題其實可以歸結為：為什麼東西兩半球為什麼會形成德國和日本這樣的兩大戰爭策源地？
日本的情況以後再說，我們先集中討論德國。簡單地說，19世紀以來，德國民族國家建立和統一，他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都是片面和畸形的，因而成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是純粹的偶發事件：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團體的成員、19歲的中學生刺殺了到波斯尼亞首府檢閱軍事演習的奧地利王儲，這本來是一件不是太大的刑事案件。但正在虎視耽耽冀圖建立世界霸權的德意志，正好利用這件事發動侵略，8月1日世界大戰就爆發了。這場戰爭遲早都會爆發，問題只是找到什麼藉口罷了。
德國是19世紀60至70年代，普魯士實行俾斯麥的鐵血政策實現統一的。在此基礎上，它在90年代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生產總值佔世界工業生產的16％（日本只佔1％），在世界貿易中所佔比重達13％，加上一貫實行軍國民主義，軍力強盛，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一流強國。以此為基礎，他們冀圖稱霸世界。經濟發達不一定會成為侵略別國的帝國主義國家，但如果同錯誤的文化傳統相結合，法西斯主義就會應運而生。
看世界：二戰前，德國為什會法西斯化，並在後來成為二戰的策源地？
袁偉時：三大因素促成這樣的局面：
第一是國家和民族的屈辱被野心家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締結的凡爾賽條約對德國非常苛刻，除了放棄所有殖民地外，還喪失了將近七分之一的領土，75％的鐵礦，44％的生鐵生產能力，28％的鋼生產能力和26％的煤炭產量。此外，1921年5月21日前，必須交付 200億金馬克的現金或貨物。1921年4月進一步規定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1923年1月法國和比利時更以德國不履行賠款為藉口，出兵佔領了德國重工業最集中的魯爾區。
第二是民眾迫切希望擺脫經濟困難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全世界陷入經濟危機，德國經濟更陷入破產狀態。1923年德國經濟崩潰，馬克成了廢紙，中產階級和工人一生積蓄頃刻盪然無存。後來雖然有所恢復，但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又使它的經濟掉入深坑。
在這樣的狀況下，希特勒和納粹黨就趁機崛起了。納粹（德國法西斯）的全名是國家或民族社會主義。用希特勒在1927年6月24日所講的話來說：「最高的民族主義實質上等於最高的民族福利；最高的社會主義等於對民族、祖國深沉的愛；因此，兩者都意味著履行共同的種族義務。」 在天才領袖和偉大的黨領導下，依靠集體實現民族復興和改善生活狀況，對急於擺脫國家屈辱和經濟困難的德國人來說，不失為適時和動聽的號召。
第三是文化傳統中的負面因素，為法西斯滋長准備了厚實的土壤。
為什麼德國人會對希特勒的煽動聲聲入耳呢？除了上述原因外，還與德國文化傳統息息相關。
德國的統一道路是畸形的。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各民族建立民族國家和統一的國內市場的要求必然日趨強烈。德意志人是眾多部族的混合體，政治上也是長期分崩離析，沒有統一的可以稱之為德意志的國家。17世紀中葉，德意志人分別居住在314個邦和1475個獨立騎士領地上；直至18、19世紀，席勒、歌德等文化巨人還一再追問：德意志蘭，它在哪裡？經濟、文化的發展，抵抗外來侵略，都迫切需要統一的國家。可是，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大德意志邦國的爭霸又使統一大業倍加混亂和艱難。
這項歷史使命是1862年9月被威廉一世任命為普魯士政府首相的俾斯麥通過三次戰爭完成的。上台一周後，他就慷慨激昂宣布：「所有德意志人」「不可避免地將通過一場嚴重斗爭，一場只有通過鐵與血才能解決的斗爭來達到目的。」 1864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打敗丹麥，基本上解決了易北河三個公國的歸屬問題。1866年6、7月間歷時七周的普奧戰爭，把奧地利逐出德意志民族的爭霸圈，建立了北德意志聯邦。1870年7月開始的普法戰爭，北德意志聯邦和南德意志諸邦聯合組成50萬人的德意志民族軍，打敗了法國，不可一世的拿破崙三世成了俘虜。俾斯麥宣布成立新的德意志帝國，1871年1月威廉一世在巴黎凡爾賽宮戴上這個帝國的皇冠。
這個鐵與血的畸形統一過程，集中體現了德意志文化中的負面因素。同它的人種一樣，德意志文化傳統是駁雜的。歌德、席勒、康德、貝多芬……一系列光輝名字為人類文化增添了絢麗的篇章。他們代表著德意志文化中的自由傳統。但是，這個民族的文化也包含三個畸形傳統：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和所謂社會主義。
以民族主義來說，它潛伏著兩個非常危險的癌細胞：一是反猶主義，這是頗為普遍的歐洲病，在將近兩千年的歲月里，把猶太人妖魔化為吸血鬼，嗜血、貪婪、卑鄙等等幾乎一切可以說出或說不出的惡名都被加到了猶太人的身上；想方設法排斥他們，限制他們的自由。另一是雅利安人優越論。用希特勒的話來說，「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人類文化，一切科學、藝術和技術成果，幾乎完全都是雅利安人創造的產物。」
另一不應忘記的傳統是17、18世紀普魯士崛起，統治者就蓄意培植非常徹底的軍國主義。例如，1713至1740年間在位的威廉一世，被稱為「士兵王」，他以四條措施推進軍國主義化：（1）只有224萬居民的王國，軍隊人數竟達8萬3千人，青年男子10％以上都當兵去了。（2）財政收入的85％用於軍隊。（3）因為實行的是長子繼承製，把除長子以外的幾乎所有容克貴族子弟從小就進入王家的軍事學堂，使之在利益和榮譽感上成為忠誠於王室的軍官。（4）在軍隊訓練中，把紀律、服從、盡忠職守、「國家利益」至上貫徹始終。威廉一世拿著大棒在操場上親自訓練士兵。與此同時，他推行普遍義務教育，在學校中則強制向軍隊學習，從而使全民軍國主義化。
在思想教育中突出「國家利益」至上的同時，致力於發展經濟、文化教育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失業救濟、社會保險等等措施是在德國首先建立的，西方學者稱之為 「社會主義」。總之，從利益和思想灌輸兩方面竭力以集體（民族、國家）壓倒和掩蓋個性。經過二百多年的熏陶，德國人形成了這樣的性格：「只要皇帝命令他們齊步前進，他們就默默服從」！或者如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所說：「他們會按照上面的命令把我或任何人槍殺」！最後則歸結為把國家完全置於軍事控制下，致力於對外擴張，從普魯士國王、德意志帝國皇帝到希特勒無不如此。希特勒就揚言：對「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保證德國的生存空間是我們的最高原則。」
早在1895年，一些德國知識分子為此十分焦慮，他們寫道：「一個鞏固的國家權威，應該和個性自由開展結合在一起的，這一切對德國比對其他民族更為不可缺少……精神高尚的人正懷著恐怖的心情開始看待今天民族感情在運動著的種種形式——國家當局表現為管得太寬和警察式地隨心所欲……這一切邪惡勢力就匯合起來禁錮了德意志民族的自由精神」。
一個不應忘記的現象是：從德意志皇帝到希特勒都是以人民（Volk）或國家、民族這些神聖的名義要求公民放棄個人自由的。希特勒說：「一個民族的思想和意志自由，要比個人思想和意志自由有價值得多。」 他們把議會民主說成是「德國民族的禍根」。宣稱要建立超越議會民主的「人民國家」。他們推行極權主義，致力於建立政府控制一切的制度。用墨索里尼的話來說是：「我們控制了國家的政治力量、道德力量、經濟力量……總之控制一切」；「國家之外，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當集體吞噬了個人，自由被剝奪，領袖則以國家、民族的名義發號施令時，德意志國家、民族和老百姓固然吃盡苦頭，世界則遭受莫大的災難。
看世界：奧斯威辛已經成為歐洲乃至世界反思二戰的一個標志，奧斯威辛在人類文明史上有什麼樣的價值？德國在二戰中的悲劇性角色又給世界以怎樣的警示？
袁偉時：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成文明人類的。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包括奧斯維辛屠殺在內都是極其丑惡的返祖現象。它的警鍾長鳴，警示人們永遠不要忘記用千百萬死難者生命換來的教訓。我想有些基本觀念是應該永誌不忘的：
第一．民主和法治是一切國家和民族復興的不二法門。
不要以為德國人特別殘忍。任何人，任何國家的國民，本來都有野蠻和文明兩個方面。文明就是約定俗成或通過合法程序制定的規則和制度。只有後天灌輸的這些規則和制度才能約束、制止人類的野蠻本性。民主和法治是迄今為止人類逐步形成的最好的制度和公共生活規則。德國人就是因為擺脫了民主和法治的約束才犯下大屠殺的滔天罪行的。
離開分權制約，任何官員或遲或早都會干出錯事、壞事乃至犯罪。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之際，內閣中只有三名納粹黨員，處於少數地位。但他們利用 2月27日的國會縱火案，立即下達緊急法令，終止了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並在3月23日利用與小黨結盟，取得國會多數，通過了《授權法》，使希特勒政府可以在沒有國會或總統授權的情況下自由行動。希特勒在《我的奮斗》中公開說：「人民統治的真義是指一個民族應被它的最有能力的個人，那些生來適於統治的人所統治和率領」。元首獨裁製度在德國建立起來了，這是接踵而至的發動戰爭和種族屠殺通行無阻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二．任何民族都應該擺脫的民族主義煽情的欺騙。
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民族。一切種族、民族優越論的叫囂都是欺騙。
對被壓迫的民族說來，有兩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一是可不可以不擇手段報復敵人？以暴易暴不可能挽救任何國家。
二是可不可以為了「國家利益」踐踏公民權利？德國當然有清醒的知識分子，但他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信息自由流通被意識形態灌輸所取代。阿倫特把法西斯極權主義界定為以意識形態恐怖為特徵的新的統治形式；這是非常正確的。無聲和順從的德國人讓法西斯得以橫行。
德國人是在高唱「德國，德國，高於一切」和「德國，德國，統治世界」，去屠殺猶太人和侵略別國的。
無論革命還是改良，離開民主和法治都不可能真正實現國家復興，人民必然以這樣那樣的形式飽受折磨。
第三．應該以對人的價值的高度尊重，以現代人權已有的成就為標准，徹底清算各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盲目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一切是可怕的。
看世界：中華民族在二戰中遭遇了巨大的悲愴與屈辱，中國應該從二戰中得到什麼樣的啟示？
袁偉時：中國人深刻反思本國歷史的著作很少。一個走了那麼多彎路、付出如此巨大代價的國家，居然沒有著力尋找自己的弱點，這很不正常。這是不能不填補的空白。
不要忘記19、20世紀中國曾經長期以德為師。
憤於中國的貧弱，清末民初中國知識階層就曾力倡軍國民教育。晚清新政期間至民國初年，教育方針中都曾把「尚武」列為教育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出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便一再叨念軍國民主義，說「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 明顯受到德國的影響。
1931 年5月，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決定國家大計的「國民會議」。蔣介石在會議的第一天便公開提出必須在中國建立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於是一批又一批黨政軍大員被派往德國和義大利考察；德國顧問包括柏林警察總監則請進來盤踞軍政要津；決心貫徹法西斯主義，奉蔣介石為唯一領袖的力行社、復興社等組織紛紛成立，而在這些組織推動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書刊如雨後春筍。《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義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與國社黨》及法西斯蒂小叢書等鼓吹法西斯主義的著作順利通過國民黨圖書檢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執筆者和組織者竟是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室的要員。蔣介石個人獨裁統治確立後，曾毫不含糊把包括教育在內的社會生活軍事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更值得我們深刻反思的是：進入19、20世紀後，中國所以飽受侵略、欺凌，根本原因在於我們抗拒外來先進文化，沒有建立起現代化的社會制度。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如果逐步健全民主制度，公民權利得到保證，告別內戰，日本未必敢那麼猖獗大舉侵略。
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中國傳統文化中，集體吞噬個人也是普遍現象，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就是用「國家之上」、「民族至上」為外衣的。這些正是統治者推行「以德為師」的思想基礎。
看世界：二戰中，同盟國最終取得了勝利，這樣的勝利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具有怎樣的意義？怎麼理解二戰慶祝和紀念活動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作用？
袁偉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義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帝國主義覆滅，這是對反民主、自由和侵略勢力的巨大打擊，這意味著和平、民主、自由已經成為不可抗拒的人類文明的主流。60年後，這個趨勢更是勢若長虹！紀念活動有利於鼓舞人們繼續完成有關的未竟事業。
看世界：二戰導致了國際刑事法庭以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和組織的誕生，這是基於怎樣的教訓？
袁偉時：世界逐步走向一體化，這是17世紀以來逐步顯現，而在20世紀下半葉加速前進、無法抗拒的進程。這樣的地球村需要「世界政府」——各種形式的管理機構。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法院和國際刑事法庭等等逐步建立和完善，是符合歷史行程的，也是總結20世紀二三十年代沒有妥善處理國際爭端和對侵略罪行採取綏靖政策教訓的產物。不管這些組織還有多少缺點，我們都應該愛護它們，讓他們在運作中逐步自我完善。
前些年一些國家的種族屠殺被制止，再一次證明了這些機構的價值，顯示人類確實變得聰明一些了。
看世界：現實是歷史的繼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國家間關系的影響並沒有結束。德國與西歐之間特別是德法之間實現了和解，而日本與亞洲特別是中日之間的糾葛卻時常凸現，您能否比較一下這兩種不同情況？德法之間的最終和解可以給中日關系什麼啟示？
袁偉時：德國法西斯的架構被徹底摧毀，從核心領導人到基層骨乾的罪行都得到應有的懲處；而日本的專制統治和軍國主義架構（國內一些學者稱之為法西斯，而國外多數學者認為從嚴格的學術觀點看，它與法西斯有別）也被改造和拆毀，但是其最高標志天皇猶在（盡管其權力已被剝奪），一些戰犯很快復出，這些都妨礙從思想上徹底清算過去的罪行。這是兩個主要侵略國最大的差異。面對這樣的局面，我認為有些觀點應該明確：
1．督促日本政客和人民正視侵略罪行，永遠以史為鑒是應該的。但是，作為中國人也應冷靜地看到，由於民主、法治制度已經在日本生根，經濟上的清算比較徹底，和平憲法的基本條款仍然保留，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危險性不大。中國亦已今非昔比。如果不清醒地看到這個全局，中國就有陷入與之進行軍備競賽陷阱的危險，不利於推進現代化事業。
2．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相當迅速，中國與日本在經濟上已經難解難分。以歐盟為榜樣，建立亞洲共同市場的時機已經成熟。作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組成部分，主動推進亞洲經濟的融合，有利於中國現代化。
看世界：60年來，類似二戰這樣的大規模戰爭一直沒有出現，這是因為哪些原因？
袁偉時：兩次世界大戰的殘酷和侵略者必然失敗的命運矚目驚心；加上美蘇兩大國手持核導彈的軍事對峙，出現了「恐怖平衡」的局面；即使野心勃勃的政客、武人也不敢輕易嘗試。
看世界：今日世界是否已經徹底消除法西斯勢力卷土重來的可能？人類社會是否還存在爆發大規模世界戰爭的危險？如果有，這些危險來自何方？人類還能承受得了下一個二戰嗎？
袁偉時：在我看來，國際恐怖組織就是法西斯勢力的變種。他們是非常愚昧的種族主義者和反民主、自由的勢力。不過，他們成不了大氣候。其他別用用心揮舞刀劍的勢力也成不了大氣候。還有一些所謂後法西斯主義的小組織在一些國家鼓噪，更令人發噱。世界大戰總要有幾個世界大國捲入，隨著蘇聯瓦解，美國沒有對手，我看不到有世界大戰的危險。中國人應該抓緊這樣的有利時機，加速改革和發展，與國際接軌，在不可抗拒的世界一體化進程中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❸ 為什麼說近代西方法治理論與制度的發源地是英國
1.英國法治被復公認為普通製法法治或程序法治模式，它是以普通法（廣義）來展現自身的，而普通法本身又是以訴訟程序為中心起家和維續的，簡言之，英國法治是關於程序的、關於救濟的、關於司法先例的，其制度背景是強大的法院。
2.英國法治模式是對理性經驗主義哲學的體認，是一種復雜的經驗過程，歷經長期的磨和和適應。英語中所謂的「法治」在德語中可以被稱謂「法治國」。法治國是德國人經過200年的探索所找到的一種實用可行的和平的治國方略。
3.法治國的思想產生於德國18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研究表明：法治國不僅有形式的也有實質的，而不是中國有的學者所認為的「法治國只是形式的」。德國的法治國經歷了自由法治國、形式法治國、混合法治國、「實質法治國」和公正法治國等階段。美國的法治起源於英國，但是，歷史的獨特性導致了美國走向了自己的法治模式。這種法治模式體現為：超越政治、權利至上、法律（憲法）至尊和法治自主等。
❹ 列舉說明英美法德國法治思想核心關注的主要差異
「法治國」，或者說依法治國，更多強調【依法】，統治者的行動須有法律依據，被看做是從人治通向法治的一個台階
」法治「不僅要求統治者的行動須有法律依據，更強調【法的內容、精神】，要求依照的這種法律必須合乎正義。
基於傳統「法治國」的概念采礦的缺陷，戰後的一些歐爐法學家歲仍在繼續沿用德國「法治國」的外殼，但是換上英美「法治」的內容，對「法治國」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尤其是戰後德國的自由民主主義者與「法治國」傳統作了傳遞的決裂。因此，盡管「法治國」的概念被繼續使用，但需要分清的是，此「法（律統）治」的國家已不是彼「（依）法（而）治」的國家。
❺ 德國民法典編撰體系的主要特點
論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關鍵詞： 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啟示
內容提要： 德國民法典對於德國的民族振興、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 德國民法典制定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 融合了西方各國民法典的精華，成功地實現了民事法律制度的本土化與國際性、現代化和現實性、法典化和融合性的共生和諧。因此， 加強對德國民法典基本特點的研析， 可以為正在制定中的中國民法典提供科學的思路與深邃的啟迪。
一、德國民法典的生成
一部法典的歷史就是一部社會的發展史。「每一種法典，都是一定的國情、歷史、文化的制度凝聚，是我們檢視一定社會、一定國家的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水準、法律制度文明以至整個制度文明的進步程度的最主要的尺度之一。」[1]德國民法典誕生的直接推動力就是要廢除西方列強在德國的治外法權，實現主權獨立。然而，作為一部反映與規制全體德國民眾的社會經濟生活的法典，不可能僅僅依靠一場廢除治外法權運動就能造就出來的，它的生成必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背景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與法學理論方面的准備，是多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
1. 廢除治外法權是德國民法典生成的最直接的政治動因
「德國民法典編纂的成功，應該說是在廢除治外法權這一大前提下，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相互妥協的產物。」[2] 19 世紀初西方列強開始在亞洲擴張勢力范圍，通過堅船利炮洞開了德國的大門。西方列強與德國簽訂不平等條約，迫使德國喪失了司法主權的獨立與關稅自主權，強迫德國承認包括司法在內的本國法律制度在德國領土上對本國國民進行裁判的效力。在當時，廢除這些不平等條約，成為德國國民的強烈願望和政府的首要職責。明治政府上台以後，頭等大事就是力爭修改德國在德川幕府末期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871 年德國派伊藤博文等人赴歐美與各國交涉，西方列強則要求德國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楷模，制定各種法典，作為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交換條件。面對實力強大的西方列強，明治政府為了達到廢除治外法權的目的，不得不在短時間內開始了大規模的立法工作，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的編纂就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程。為了能使民法典達到西方列強的要求，同時慮及法國民法典是世界范圍內最具影響的民法典，因此德國聘請了法國學者博瓦索納德加入到法典編纂工作中，在博瓦索納德和德國國內法學者的共同努力下，1890 年德國舊民法公布於世。但德國舊民法公布後立即遭到了國內強有力的批評，從而在延期派與斷行派之間引起了一場激烈的「法典論爭」，延期派認為民法典親屬法部分的現代化規定與德國的傳統家制習俗格格不入，甚至出現了「民法出、忠孝亡」的言論。最終，延期派戰勝了斷行派，德國舊民法被迫延期。1893 年德國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典，設置了法典調查委員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同時任命帝國大學教授穗積陳重、富井政章和梅謙次郎為起草委員會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德國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在舊民法典的基礎上，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與第二草案的基本精神，並結合德國實際情況，完成了德國新民法典的編纂工作。1896 年通過公布了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1898 年通過公布了親屬編與繼承編，全部民法典於1898 年7 月16 日正式施行。總之，來自不平等條約的壓力催生了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條約改正運動成就了德國民法典的編纂事業。正如德國學者富井政章所言：「在法學尚未發達的今天，短期內成就如此龐大的立法事業，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原因。」[3]
2. 德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德國著名法學家K.茨威格特與H.克茨曾經指出：「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決定的。許多法典有幸能把近期實現的社會關系全面變革的成果以固定的形式加以鑄造，從而使它們能指望被其奉為思想准則的人類理想和社會模式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時代的尺度。」[4]明治維新以前的德國是一個與西方近代法無緣的封閉式封建社會，尤其是一國范圍內法律的不完善與不統一的現狀嚴重阻礙著德國新的經濟的發展。而從18 世紀末起，德國社會生產力有了顯著提高，商品經濟日益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已開始形成。明治維新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變法圖強，最終達到「脫亞入歐」，也就是通過法制的近代化，通過條約的改正，達到富國強兵，走上歐式的資本主義近代化發展道路，最終達到與歐洲列強比肩而立的目的。而要達此目的，不僅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更主要的還需要增強國力。為了消除封建割據與封建社會法律不統一帶來的弊端，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新成立的明治政府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民商法典。總之，統一分散的封建法制的要求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成為催生民法典誕生的根本動力。
3. 德國法學研究的深入為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准備
無論是社會變革所創造的良好社會政治經濟條件，還是大膽全面地移植國際先進制度的指導方針的實施，都只是制定一部好的法律的外部條件，從法律自身來看，完備的法律制度必須以堅實的科學理論為基礎。19 世紀中葉德國國門被洞開後，德國人抱有亡國之憂的同時，深受西方文明之刺激，眾多有識之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必要性。明治政府成立後，推行文明開化政策，開始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明，圍繞著仿效西方制度、學習西方文明、振興德國民族的明治維新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了。「德國明治維新後，朝野對法律制度的改革在整個國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視，培養了一批具有思想深度的法學家，出版了一批具有理論深度的法學著作，也形成了自己的法律改革的理論。」[5]早在19 世紀70 年代德國就已經選派學生赴英國、法國、德國等研析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法律，不僅如此，當時的明治政府還在國內大力興辦法律學校， [6]培養自己的法律人才。正因為法學教育與研究的繁榮和卓有成效，德國涌現出了一大批法學專家為民法典的制定建言獻策。被選為起草委員的梅謙次郎、穗積陳重、富井政章三位委員都具有留學歐美的經歷並精通兩大法系或其中之一。起草者們深厚的比較民法功底、嚴謹的態度，以及大量的調查研究和論證都是法典制定成功的重要基礎。尤其是舊民法所引發的「法典之爭」，從另外一個視角來說，也為新民法典的問世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德國民法典就是明治維新之後數十年法學理論研究活動與「法典之爭」的結果。
二、德國民法典的基本特點
德國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德國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各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德國國內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19 世紀與20 世紀之交，德國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 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德國民法典，必須保持理性和客觀的審視態度，科學把握民法典的基本特徵與思想史上的價值。
1. 現代化與現實性
深受西方列強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影響，德國民法典在制定之初就貫徹了資本主義民法傳統原則，並將其法典建立在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過失責任等三大基本原則的基礎之上，因而這是一部屬於近代化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民法典。該法典第206 條規定：「所有人在法令限制內對所有物享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凡本文所引《德國民法典》相關條文，均出自渠濤編譯的《最新德國民法》） ，從而集中確立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無限制的原則。該法典第3 條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從而體現了公民民事權利平等的原則。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二章契約部分，規定了平等民事主體之間契約的訂立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契約可包含任何內容，契約在雙方當事人間具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該法典第三編債權第五章侵權行為部分，還原則性地肯定了民事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如第709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人，對於因此所發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依據當時社會的現實情況，該法典對過失責任原則亦作了例外規定，承認了無過失責任歸責原則，如第717 條規定：「因土地工作物的設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發生損害時，其工作物的佔有人對受害人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第718 條規定：「動物佔有人，對其動物給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該法典不僅很好地貫徹了資本主義的民法原則，而且還「運用了諸如法律行為、代理、時效、佔有、無因管理、不當得利等近代資產階級民法廣泛使用的法律詞彙，體現了其概念、術語的歐化和近代化」[7].由於明治維新後，資本主義在德國有了很大的發展，各種社團組織大量出現，因而德國民法典在總則部分首先區分自然人和法人，並設立專章對法人制度作了極為詳盡的規定， 按法人的成立目的，將其分為公益法人和營利法人兩種，民法典第34 條還承認祭祀、宗教團體為法人。這些相對於法國民法典的規定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總體而言，德國民法典「財產法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的基礎上、以近代民法中的所有權不可侵犯、契約自由、個人責任的三大原則為指導的，符合於資本主義發展需要的近代法律」[8]，因而較好地體現了民法典現代化的發展趨勢。
已故著名法學家謝懷軾先生曾經指出：「民法是一個國家、社會全體人民的共同生活准則。民法的內容，民法的變化發展是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的。民法如果與社會脫節，就失去了它的價值。」[9]
事實也是如此，法典的許多規定未停留在寬泛原則層面，而是適應了實際的需要。由於明治維新之前的德國社會是個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特別是德國的家族制度根深蒂固，所以頒布之初德國民法典的身份法部分就只得向現實社會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該法典親屬編基本上沿用了德川幕府時代以男性為中心的「家」的制度，對戶主的特權與家屬成員的從屬地位做了具體規定；即使在財產法部分，該法典也保留了諸如永佃制度等具有封建色彩的部分內容，從而凸現其現實的保守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民法典親族、繼承編中不合時宜的規定作了根本修改，強調個人尊嚴及兩性實質平等，從而實現了民法典身份法部分的現代化。
2. 本土化與國際性
一部民法典編纂的特點，根本上是要由它所賴以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來決定的。「必須記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的價值與一般意識形態與觀念的集中體現。任何兩個國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樣。法律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如果不經過某種本土化的過程，它便不可能輕易地從一種文化移植到另一種文化。」[10]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既大膽學習借鑒甚至移植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法、德民法典的基本精神，又兼顧德國的歷史與現實，從而有機地將二者結合起來。德國民法典的成功之處就是將移植過來的西方法律制度在德國加以同化和整合，實現了本土化。德國民法典擔保物權的規定就是將法國擔保制度與當時德國社會通用擔保形態相結合的成果，在民法典實施後，由於其中的抵押權制度不能適應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改變這種現狀，德國在20 世紀初又采普魯士民法模式制定了以工廠抵押法為代表的各種財團抵押法。
「今天民商法在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有一部分，常常是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世界范圍內統一或者大體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們充分認識到法律對全球經濟交流和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德國民法典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在編纂民法典時採取了「西化」方針。當時西方包括英、美、法、德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制度是較為發達的，代表了國際法學的先進成果，所以德國移植他們的法律後所體現的國際性特徵是不言而喻的。梅謙次郎曾說過「， 世上有人稱我們的新民法是依德意志民法，這是膚淺的見解。體裁上雖酷似德意志法，但法蘭西民法與德意志民法都是按照同等程度被參考的。」而且為編寫新的民法典，法典委員會翻譯、參照了大量的其他國家民法。梅謙次郎先生曾列舉過參照的外國民法典：法蘭西民法（1804） 、德意志民法第一草案（1887） 與第二草案（1895） 、普魯士民法（1796） 、薩克森州民法（1863） 及德意志其他州法、奧地利民法（1811） 、荷蘭民法（1829） 、義大利民法（1865） 等。起草者之一的穗積陳重先生則稱德國民法典是「比較法學的成果」。[11]德國民法典的制定，是對各國法律綜合比較、鑒別、篩選的結果。德國民法典無論是在編排體系還是在法典內容上均體現了對不同國家、不同法系法律的融合。德國民法典的體系主要借鑒德國民法草案的編排體系，分為五編：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但物權編和債權編的順序沒有依照德國民法，而是將物權編放在債權編之前。這主要是因為德國新民法在編纂時深受法國民法典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的編撰體例是人、財產所有權、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財產所有權相當於物權，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中則包括債權的內容，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法國民法典對德國民法的巨大影響。在內容上，法典繼承了德國民法典的偉大創造，規定了法律行為制度，並以公序良俗這一一般性原則作為判斷的依據；關於佔有制度，則系采法國立法例，認為佔有是一種權利，而德國立法則認為佔有僅指事實，而非權利。[12]在物權變動形式方面，德國民法典也沒有采德國民法典公示生效的做法，而是與法國民法典一樣，實行公示對抗要件主義。在關於侵權損害賠償范圍和承諾效力的立法上，德國則借鑒了英國的判例法。德國民法典關於先取特權的規定則來自於1865 年義大利民法典。因此，德國民法典實際上是對世界各國先進的民法兼收並蓄的產物，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特徵。
3. 法典化與融合性
在絕對理性主義支配下的19 世紀的大陸法系國家，其制定民法典就是試圖對各種特殊而細微的實情開列出各種具體的、實際的解決方法，其終極目的在於通過法典有效地為法官提供一個完整的辦案依據，以便使法官在審理任何案件時都能得心應手地引律據典。民法典作為一個自足的體系，能通過法典內部原則和制度的配合與協調，達致順暢運行的目的。但是，民法典不應成為封閉的體系。隨著社會生活的不斷變化和發展，法典不可避免地存在滯後性，立法者不可能預見到未來應受法律調整的各種情況，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同時由於法律規則本身的抽象性和一般性使得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做法勢在必行。
為了使得法典在適應性和穩定性中達到平衡，德國民法典既規定了一些基本原則來實現法典的穩定，又通過判例法和特別法對法典漏洞進行必要的補充，使法典具有生命力。針對法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的客觀需求，德國民法典為整個民法乃至整個私法規定了一些根本性的總的原則。該法典第l 條規定：「私權必須適合公共福祉。權利行使及義務履行必須遵守信義，以誠實為之。權利不許濫用。」第2條規定：「本法須以個人的尊嚴及男女兩性本質性平等為宗旨解釋。」法典對基本原則的規定無疑能應對沒有具體規范的尷尬，使法典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面對法典自身固有的缺陷，在民法領域則通過制定大量的特別法與司法判例來完善德國民法典，從而體現了法典的開放性與融和性的特徵。一方面，德國民法典在承認制定法是民事法律的重要淵源的同時，也承認判例的淵源地位，並且成功地實現了法院判例的法典化；而且德國民法典有意識地在法律中規定一些一般性條款，如公序良俗原則、誠實信用原則、權利不得濫用原則等，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期實現彌補法律漏洞的目的。德國民法典采兩大法系融和的趨勢，體現了德國民法典的開放性與現代性，為後世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樹立了典範。另一方面，由於法典受到篇幅的限制，所以對於遺失物制度的規定很原則，為了適應復雜而具體的實踐要求，德國另行制定了《遺失物法》，對拾得人、遺失人的權利義務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再如，1972 年的《大氣污染防止法》和《水質污染防止法》，以承認無過失責任以及近似於無過失責任的形式謀求對受害人的保護。雖然德國民法典制定之初選擇了民法法系的模型，但之後又出現學習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的傾向。一戰後，隨著德國經濟力量的強大，金融業發展迅速，英美法中行之有效的商業信託制度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正是在需求和規范的推動下，德國在1923 年通過了《信託法》。信託法制度根植於英美的衡平法，它的雙重所有權的制度設計是與大陸法國家的絕對所有權制度格格不入的。但德國民法學家克服了這些障礙，作為採納民法典的大陸法系的國家，第一個大膽地在民法典之外，制定通過了《信託法》。[13]這是融和性特徵的典型表現。
三、對中國民法典編纂的借鑒意義
民法法典化是近代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孜孜以求的目標。自清末變法以來，無論是1911 年完成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大清民律草案》，以及1924～1925 年北洋政府以此為藍本次第完成的第二次民律草案，還是1931 年中華民國正式頒布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均借鑒了世界上各主要法典化國家的民事立法經驗，吸收了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民法理論成果，這其中又以德國法的概念、制度為先為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54 年、1962年、1979 年三編民法，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些草案終未成典。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加之主觀上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思想的影響，我們自覺不自覺地走上了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單行民法系列之路，以至於造成了現今民法體系混雜、理論底蘊不深、邏輯性不強、滯後社會發展等缺陷。經過近3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經濟事業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較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數年的求索，民法學界幾已達致共識：民法法典化是中國民法走向現代化的最佳選擇。如何使我國的民法典成為新世紀的經典之作，加強對德國民法典的研析，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1. 注重民事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契合
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是一個意義重大且內容龐雜的工程，需要各界人士特別是法律專家的共同努力。法律專家首先必須精通民事理論，其次還應把握法律實踐。德國民法學界豐碩的理論研究成果與法學研究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關注，是德國民法典成功的秘訣之一。德國民法典的起草者都十分重視理論研究與現實生活相結合。明治維新以後，德國法學得以迅速發展，學習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學者，對各種理論學說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在許多問題上結合德國社會的實際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德國民法典起草時，立法者和民法學者對當時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和能夠想到的各種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析，民法調查會的民法議事記錄多達數百萬字。這種從立法活動開始的研究延續到今天的法律教學和法律實務中，形成了許多服務於法律實務的理論學說和對理論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判例理論。這對法律科學的發展、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為法治國家的建設奠定了堅實的科學理論基礎。德國民法典起草委員會還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使相關法律規定盡可能符合德國的風俗和國情。「我們要講現實，但重要的是當前的現實，是社會發展的現實，不研究這些問題，制定民法典是沒有根基的。」[14]國外一些國家的法學理論成果或制度設計很先進，但我們在褒揚的同時應注意中國的土壤環境是否適宜它的生長，這是一個需要反復論證的任務。在民法典制定過程中，我們既要加強民事理論的研究，又必須關注現實生活，加強實證分析，努力促進理論研究與現實社會相契合。
2. 注重市場經濟成果與和諧社會相共通
民法是社會經濟生活條件的法律表現，是規制市場經濟的基本法。近年來，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統一大市場逐步建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趨於合理、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城市化進程漸次加快等。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場經濟的建設成果需要統一的法律加以鞏固，市場經濟的再發展和成熟度均需要法律加以引導並予以保障。我們制定的民法典應當把市場經濟的成果合法化、制度化。市場經濟發展對中國民法典的制定既帶來了新的機遇，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法律關系和法律問題，如電子商務、基因技術對傳統民法理論的挑戰。市場經濟帶來巨大利潤的背後又不可避免造成貧富差距、就業困境、環境惡化、資源危機等問題，這是與和諧社會的目標不相符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任務，我們要努力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我們要建設的和諧社會應是一個以人為本的社會，能夠協調好社會整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關系，使社會呈現出一種公正的狀態，使社會各個群體和社會成員的利益得到協調和兼顧。我們新制定的民法典既要能夠為新時期市場經濟的再次飛躍發展提供保障，又要能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實現政治文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社會文明。
3. 注重國際發展趨勢與科學發展相融合
德國民法典制定時雖然德國民法典還沒有正式出台，但德國人注意到了德國民法典草案的偉大之處，認識到德國民法典草案中所體現的國際化發展趨勢，大膽借鑒德國民法典草案，制定了許多與國際社會相共通的規則。今天在研究發達國家民法典時，應該采功能主義的比較方法，充分認識到這些國家的民法典也在不斷地修改完善，一些傳統的民法理念、民法制度已經遭遇了時代的挑戰，因此我們要關注民法典的國際化發展趨勢。當今世界是市場機制統合世界經濟的最主要機制，各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是相同的，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優勝劣汰規律，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公正原則、誠信原則也是一致的。在市場經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多的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的共生的法律規則，為復雜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們的民法典是在國際化與科技化潮流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立法者要努力克服法律的滯後性，提高法律的前瞻性，立足現在，兼及未來。
同時，民法典的法律技術和法律內容必須與科學發展相配套，關注國際法學、比較法學的發展趨勢。民法典必須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進行創新，否則民法典將不會成功。我國民法典既要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敏銳感，又要能夠鼓勵科技創新，要有包容精神，引導我國的科學發展並能夠大膽預測科學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以超前的法治思想和價值理念，構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民法典體系，爭取把我國的民法典建設成為21 世紀最偉大的民法典。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律、共同社會經濟生活條件使得民法在內容上具有相當程度的國際性，具有為世界各國或地區共同認可、一體遵循的某種意義上的通行性。因此，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應廣泛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判例與學說，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所有問題再重復一遍別國已走過的彎路而去親自摸索和實踐。總之，在制定民法典時，既要充分把握民法典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又要加強民事法律制度的科學發展。
❻ 簡述德國的法院組織
（一）司法系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作為繼承羅馬傳統的大陸法國家，德國在理論上承認「議會主權」，並至今堅持立法機構是法律的唯一源泉。因此，如果普通法系承認法院的立法作用和法律的多種源泉，那麼大陸法——包括德國法——則認為成文立法是唯一有效的法律。傳統理論認為法院的作用不是制訂法律，而是機械地運用法律。甚至連法官是否應該「解釋法律」都有爭議，因為創造性的「解釋」無異於制訂法律。但在實際上，大陸法系的法院製法(Judicial Law-making)功能和普通法系少有差別。尤其是對於措辭籠統、含義廣泛和歷史悠久的典章，無論在何種法治國家，法院必須不時賦予典章的條文以時代含義，來彌補立法機構未能及時跟上社會需要之不足。(27) 當然，法院並不是形成司法決定的僅有機構。尤其在歐洲大陸，學者對司法規則的歸納、總結與形成，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所謂的法院製法，事實上是法院與法學界合作努力之結果。
與立法至上理論相聯系，大陸法在理論上不承認先例規則。立法——而非法院——才是合法的法律源泉；立法條文與精神——而非以前的法院決定——必須在任何時候都得到各級法院的貫徹執行。而且所有法官——不論是基層或是最高法官——都同樣受立法精神所支配，並獨立地按照自己對立法精神的理解來決定案件。因此，大陸法在理論上既不承認先例的嚴格法律效力，也不承認最高法院決定對下級法院的絕對約束作用。最高法院只能撤銷下級法院決定，但下級法院無須遵照最高法院對法律的解釋，因為其最高忠誠在於成文立法，而非上級決定。然而在實際上，最高法院的決定和先例規則極少受到違背。在這方面，就和法院製法一樣，大陸法系和普通法系少有實質差異。
和美國相比，德國的法院系統具有分散化與專門化的顯著特點。在美國，聯邦和各州法院形成多套完整、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通常無權審理僅涉及州法的案件；雖然各州法院可以審理多數涉及聯邦憲法或法律的爭議，但最高聯邦法院是聯邦憲法與法律的最終闡釋者。不論在聯邦或各州法院，司法管轄權都是集中與統一的：普通法院有權審理涉及憲法、行政、刑事、民事或合同等通常類型的所有案件。相對而言，德國的司法權力在橫向和縱向都有不同分配。在橫向上，和普通法院不同，德國不存在統一的司法管轄權以處理全部領域的法律問題。通常的司法功能分布在五套平行與獨立的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審理民法與刑事案件，四種特別法院分別處理行政、社會、勞動、與財政爭議。通過在橫向實行司法管轄分工，這些法院對其本專業的法律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在縱向上，每個系統又根據等級，分成聯邦、各州與地方法院。其中地方法院是初審法院，各州法院是上訴法院，聯邦法院則是最高法院。《基本法》第95章規定：「[1] 對於普通、行政、財政、勞動、和社會領域之管轄權，聯邦應建立聯邦正義法院、聯邦行政法院、聯邦財政法院、聯邦勞動法院、和聯邦社會法院，以分別作為其最高法院。[2] 具有權能的聯邦部長，以及由具有權能的各州部長和同樣人數的眾議院選舉成員所組成的法官選擇委員會，應聯合選擇這些法院的法官。」
因此，聯邦並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聯邦法院只是最高上訴法院。
為了防止法院同政治勢力同流合污的納粹經歷之重現，《基本法》第97章第二節為法官的人事、職位和收入提供了司法獨立性：「除非基於法律提供的理由與形式，並通過司法決定，受到終身任命的專職法官，不得在違反其意願的情形下，受到撤職、永久或暫時中止職位、給予不同職位或在職務限期終止前提早退休。立法可以對終身任命的法官規定退休年齡之限制。當法院結構或地區發生變化時，法官可被轉移到另一個法院或調離職位，但他們必須保持全薪」。
另一方面，魏瑪時期的教訓說明，在保障司法獨立性的同時，民主機構必須具有適當的法律機制，以防止法院濫用其司法權力。因此，第98章第二節規定：「如果聯邦法官以官方或非官方形式，違反本《基本法》或一州的憲政秩序原則，那麼在眾議院的提請下，聯邦憲政法院可以其三分之二多數，去決定該法官被給予不同職位或退休；並在故意違反的情形下，可決定將他撤職」。
（二）憲政法院的組織結構
如果美國幾乎任何法院的法官都有權按照憲法而實行司法審查，那麼德國的專門化法制系統，則要求成立特殊的憲政法院來處理憲政問題。1949年的《基本法》一反傳統的立法至上原則，在通常的司法系統之上，建立了獨立的憲政法院系統來專門處理憲政爭議。聯邦的每個州都有一個憲政法院，以處理涉及本州事務的憲政審查與司法審查。聯邦憲政法院是其最高上訴法院，並和政府的立法與執法機構同樣享有憲法地位。聯邦憲政法院的院長職位，僅次於聯邦總統、聯邦總理、和聯邦參眾兩院院長。《基本法》第94章第一節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及其組成：「聯邦憲政法院應由聯邦法官和其它成員組成。聯邦憲政法院的一半成員應由聯邦眾議院選舉，另一半由參議院選舉。他們不得是聯邦眾議院、參議院、聯邦內閣成員，或任何相應的各州政府機構成員」。
由於《基本法》只提供了一個結構輪廓，對組織與人事上具體細節之確定，被留待「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28) 1951年的組織法正式成立了聯邦憲政法院。它詳細規定了聯邦憲政法院的雙庭結構及各自的管轄范圍、聯席庭(29)的權力、法官資格、司法選擇程序、以及法官退休或撤換的條件。憲政法院分為兩個庭，並各自具有獨立的成員與管轄。如下詳述，第一庭(First Senate)專門處理政治中立的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聽取涉及個人權利的憲政申訴及其它法院提交的具體憲政爭議；第二庭(Second Senate)則專門從事憲法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以決定憲法政治機構之間的爭議以及抽象法律審查。由於司法審查的案件數量占據全部憲政爭議的95%，第一庭的工作量過分集中，因而後來一部分司法審查案件被轉移到第二庭。如果兩庭之間發生管轄沖突，或一庭將偏離另一庭所制定的先例時，那就由聯席庭來決定兩庭之間的爭議。
憲政法院的法官必須至少40歲，並具有被選為聯邦眾議員的資格。和通常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法官並非必須全部是職業法官。事實上，在每個庭的八位法官中，只有三名是其它聯邦法院的職業法官。但近來法官資格要求憲政法官必須通過兩次全國法律考試。法官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法官、高級公務官員、聯邦議員和大學教授。一旦被選為憲政法院的法官，除了作為大學教授之外，法官們在任職期間不得擔任其它專門職務。也和通常法官不同，憲政法官並非終身制。1970年的職務任期法規定，憲政法院的法官每屆任期12年，不得連任。且即使任期未滿，達到68歲的法官亦必須退休。強制退休防止了法院老年化，而單屆任期則有助於保障法官的獨立性。(30)
1962年之後，兩庭的法官數量固定為16名，每庭八名。組織法規定兩庭的法官皆由聯邦兩院聯合選擇；聯邦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選擇每個庭的四名法官，並且兩院交替選擇每個庭的庭長。在參議院，四名法官由全體參議員選出；在眾議院，四名法官則由12名眾議員組成的司法選擇委員會(Judicial Selection Committee)選擇。兩個機構必須交流信息以防止重復任命。通常眾議院的人選多為聯邦法官或議會會員，而參議院人選則多為高級公務員。(31) 由於在兩院，選擇法官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數的同意，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社民黨或基督教民盟——的反對都足以阻止法官入選。因此，憲政法官的選擇必須是兩黨聯合努力的結果。另外，自民黨通過政治妥協，也能夠在兩庭中各獲一個席位。經由政黨妥協過程，兩院的通常能贊同素質優越的法官人選。
憲政法院的審理程序以書面為主。法院決定分為允許口頭辯論的「判決」(Judgment)和僅基於書面辯論的「命令」(Order或者Ruling)。和美國法院不同，憲政法院的口頭辯論並無時間限制，以允許雙方充分表達見解；但絕大部分案件——即私人提出的憲政申訴——都只有書面程序。法院討論秘密進行。通常根據法官之專長，每個案件都被分給一位主要負責法官，他對該案件提出報告意見(Votum)，供所在庭的全體法官討論。作為大陸法傳統的一部分，法官必須效忠於司法機構，因而反對多數結論的意見為數極少。盡管1970年的組織法修正允許了反對意見之存在，超過90%的法院決定，至今仍然是受到全體法官贊同的一致意見。
《基本法》和組織法力圖切實保障憲政法院的獨立性。法官受到普遍尊敬，不但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具有豐厚的職業收入以保障其經濟獨立。起先，在法院的人事和預算上，司法部長曾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但在1960年，憲政法院取得完全獨立，以自行處理所有內部事務。1968年，聯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而非同尋常地承認：即使在戰備狀態下，聯邦憲政法院仍然保持其獨立地位和職能。第115g章規定：「聯邦憲政法院的憲法地位和憲法職能之履行，皆不得受到削弱。除非有必要維持法院的運行能力，且聯邦憲政法院持同樣意見，聯邦憲政法院組織法不得被聯合委員會通過立法而加以修正。在制訂這類法律的過程中，聯邦憲政法院可採取必要措施，以維持法院落實工作之能力。聯邦憲政法院對於本章第二與第三句的任何決定，皆應要求在場法官的三分之二多數[之同意]」。
❼ 法治國家的基本內涵是什麼
法治國家是德語中先使用的一個概念，早期的法治國是指中世紀歐洲的某種國家形式，比如德意志帝國，被認為是和平與法律秩序的守衛者，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是德國資產階級憲政運用的晨霧，其基本含義是國家權力和行政權力必須依法行使，法治國家的條件和標准：
1、通過法律保障人權，限制公共權力的濫用；
2、良法的治理；
3、通過憲法確立分權與權利制約的國家權力關系；
4、賦予廣泛的公民權利；
5、確立普遍的司法原則，司法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