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
❶ 柏拉圖法治思想是什麼
二、正義論與人治論
(一)正義之國與人的類型
柏拉圖的哲學基礎是理念與現實的區分,在柏拉圖看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兩部分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盡管它是無形的,但它是萬物的根源,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存在;而摹本世界,則是有形的,虛假的,變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於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應地便分別具有了金、銀、銅鐵的三種不同的性質,人也就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品質:
金→哲學家→智慧
銀→勇士→勇敢
銅鐵→生產勞動者→節制
然而,節制的品質不僅應當為生產勞動者所擁有,也應當成為所有三種人的品質,因為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和諧協調,只有當人們各盡其職、各守其位時,國家才可能產生「正義」的品德,成為正義之國。當個人的三種品質(慾望、激情和理智)在個體中協調運行秩序井然時,個人就成了正義之人。這意味著理性支配慾望,精神支配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一種道德正義。
(二)法律與正義的關系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佔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
對於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後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三)哲學王與人治
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統治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法律遠不如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因為:(1)哲學家所掌握的是一種真理,它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強者之所好」,而現實中的法律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惡法並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學家的知識可以隨機應變;(4)一切社會都需要和諧,而這只有哲學家通過智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三、法制論:立法與守法思想
(一)立法過程論
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清刷」的過程,即必須對原來的舊制度和人們的品質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時,先應當確定憲法大綱,然後是制定法律和規章。柏拉圖重視成文法,而認為習慣是來源於普通人的習俗。
(二)立法原則論
根本的原則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並應依全體人民的幸福為依據。就立法的重點而言,著重於培養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論
柏拉圖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認為國家形成於契約。而契約的核心就是對法律的遵守,這就意味著,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國家的本性的。[1]
柏拉圖認為,對於有意志的公民來講,法律的統治並不具有強迫性,而是體現了國家的良善願望。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完全導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法律我們都應該執行。」對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導他們執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須擁有權威,國家官員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所謂良法須由良吏來執。
四、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要評價
第一,法治主義思想是西方法律傳統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對西方近代法治主義的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並成為羅馬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第二,概括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難以實現的,而防止最壞的政治是可能的,這就是,必須運用至高無上的法律進行統治。
第三,關於「混合政體」的研究以及「分權原則」的論述,被學者譽為三權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體主義方法論也開創了後世以集體為單位研究國家、法律學說的先河,在柏拉圖的理念中,個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❷ 誰向秦王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張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內法,使秦國成容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
秦孝公對商鞅所提出的「主張法家,反對禮治」不僅持肯定態度,而且通過統治權利對其變法行為大力支持,除了「獎勵耕戰」改革之外,「遷都咸陽、設立郡縣制、開阡陌」等變法活動,為秦朝中興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❸ 法治思想應當具有什麼樣的內容
規則至上思維
普遍的法治思維,一切從講規矩、講規則開始。在任何工作中,制訂規則很重要,制訂「良法」(合理的規則)更重要。在有規則之後,尊重規則成為第一要務。規則至上思維,就是以既定的法律規則為依據,運用法律規則中的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
比如,某派出所接到電話舉報,稱其轄區內一居民正在家裡播放黃色錄像,遂派4名民警未帶任何文書在該居民房屋外通過門窗向內窺視,之後又強行進入居民家中搜查。此時,一個有法治思維的民警就應該考慮:我已經具備為此事出警的法律依據了嗎?事實上,與此事有關的法律規定簡單而又明晰。相關法律只規定不得「組織播放淫穢音像」,而沒有規定不得在家裡播放淫穢音像。因此,民警不能以此為由搜查該公民住宅,更不能因此懲罰觀看淫穢音像的公民。
從法律人的專業角度來講,規則至上思維就是在嚴謹的概念、嚴格的邏輯、嚴密的方法之下,形成概念主義或注釋主義的思維和方法。當然,規則與規則之間是有效力高低或優先秩序的。比如,當法律與憲法相矛盾時,以憲法為准;當行政法規與法律相沖突時,以法律為准。當同等級別的老法規則與新法規則相沖突時,應當堅持「後法優於前法」原則。當同一效力級別的特別法規則與一般法規則相沖突時,堅持「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
所謂「法無明文不為罪」,其實就是指一切被定為犯罪的行為必須是刑法明文規定的,法律上無明文規定的行為不得類推為犯罪。當遇到復雜案件而法律不明確甚至出現漏洞時,除刑事案件外,均需要對法律規則進行解釋,藉助一套法律方法來對付這種規則大前提下的缺陷。這套法律方法通常是為法官、檢察官和律師所熟練掌握的。如果黨政領導幹部不了解這套法律方法,可以藉助於法律顧問。隨著法治的深化,這類問題日益凸顯,所以此次四中全會提出「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
在法治的要求下,任何人都要守法,黨委和政府也要守法,並且必須帶頭守法。比如,前述案例中的這四個民警不能認為:既然自己是執法者就有理由來治安,就可以無視民權而強行進入民宅。公權力主體應當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這才是法治思維。
改革30多年來的事實告訴我們,法律規則難免與改革時勢不一致,甚至束縛改革。但是,當前的法治形勢與過去數十年已有所不同。在法律體系已基本建立的今天,如果我們仍像過去那樣認為「改革可以沖破法律禁區」,就不合時宜了,也是對法治的破壞。所以,四中全會還提出,要「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當法律規則發生錯誤或者滯後的問題時,我們可以、也必須通過法治的方式來解決,通過及時的立、改、廢、釋,通過程序來解決。
權利本位思維
任何案件到法官律師手裡,都必須首先考慮權利及其根據。黨政官員在處理涉及公民或法人利益的事務時,也要從他們的權利角度考慮。因為,公民權利是權力的邊界。
比如,前述派出所民警查處黃色錄像,窺視和強行搜查民宅。面對類似事件,從法治思維的要求來講,執法者應當多考慮一個問題:公民有沒有在家做某事的權利或自由?或者至少要考慮,民警強行進入公民家中搜查某物品,是否會牽涉或影響到公民的某種權利?如果有法治思維,就會比較謹慎地處置類似的事件,也就會用法治方式來管理社會。實際上,該四名民警的搜查行為已經涉及到公民的住宅權。窺視也好、強行進入也好,都構成對該公民住宅權的侵犯。如果執法者多從公民權利角度考慮,就可止步於侵權發生之前。
權利本位思維還表現為人權思維。這主要集中在公權力與私權利直接關聯或接觸的領域,比如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征地農民的人權、街頭商販的人權等。這就要求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人權意識,要尊重和保障人權。
若是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是否要尊重和保護?1998年5月,四川省閬中市水觀鎮個體經營戶李茂潤受到一精神病患者的嚴重威脅時,多次向水觀派出所求助,但派出所未予理睬。某日,李茂潤為了求生,被迫從二樓跳下致重傷,遂起訴派出所。這叫「行政不作為」。這種行為是否應該承擔賠償責任?法律上沒有規定,這屬於法律漏洞。法院如何判決呢?經過5年的折騰,最後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釋,確定本案中存在不作為的行政行為所導致的損害,政府也應當賠償。因為按照權利本位思維,哪怕法律上暫時沒有結論,但只要案件中的公民利益涉及某種權利或至少意味著一項自由,公權力就應當予以尊重。
在市場領域,法治也同樣要求法律把禁止公民、法人做的事項列出來。這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法律實踐中叫「負面清單」。沒有被列入「負面清單」的事項,公民和法人都可以做。這就是所謂「法無禁止即自由」,體現的正是法治思維中的權利本位思維。
權力控制思維
任何不受約束的權力都會膨脹甚至腐敗。因此,法治要求權力受到控制,這也就是所謂「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
公權力總是有各種正當的理由和目的,來觸碰公民權利。比如民警搜查黃碟案中,可以看到警察會因治安的理由而觸碰到公民權利,並且很有可能侵犯到公民自由或權利。治安的理由是正當的,可以說政府在多數情況下,行使權力的理由都會是正當的,但是你不能認為自己的理由是正當的,就可以亂來。從社會整體而言,權力不受限制的後果就是: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
正如全國人民支持反腐敗,但也都意識到「制度防腐」勝於「人力反腐」。如果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只「制度籠子」該有哪些柱子呢?至少應有五方面:一是權利,比如公民和法人,可對政府提出復議申請,也可起訴。二是法定許可權,即法無規定無權力。有些重要事項由法律保留,只能通過人大制定法律,政府不得自行規定;在法律上,把政府權力列明清單,沒有列入「權力清單」的,就不是你的權力,你也不能隨便給自己增加任何權力。三是正當程序,通過程序來控制權力。如果程序有瑕疵,就會帶來行政行為無效的後果。四是監督,通過本系統之外的力量,如人大和法院對政府的監督與審查。五是裁量基準。這是個很重要的「制度柱子」,在四中全會的《決定》中也提到了。
現代行政有自由裁量的情況,要求行政執法者在合法的幅度范圍內,還要做到合理。這個合理的基準相當細致也比較復雜,需要行政執法機關在情理和情節上作出規定。比如,食品安全法規定,未經許可生產食品添加劑貨值金額不足10000元的,可處2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罰款。在這個范圍內的處罰都是合法的,但是,到底處罰多少錢呢?這就需要設定行政裁量基準,按這個既定的基準來權衡裁量。比如,應該考慮的因素有哪些?且要排除不應該考慮的因素,避免以不正當的動機作出行政決定,避免以惡意或不誠實行使裁量權,等等。
程序優先思維
法治思維要求重視程序,充分發揮程序的作用。遇到有爭議或糾紛的問題,即使是非對錯很清晰,也要善於考慮程序上的處理方式,讓爭議各方平等地發表意見。如果法律程序不到位,決定可能無效甚至違法。比如,行政機關作出吊銷許可證或者執照等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這里的「告知」就是一個程序。當事人要求聽證的,行政機關應當組織聽證。這個「聽證」是作出處罰前的必經程序。執法者要有這個程序優先的意識。
一些西方國家的司法用正義女神作為圖騰。這是一位被一塊布蒙住雙眼的女神。根據我的考證,這塊蒙眼布就是正當程序。正當程序有兩個功能。一是有意識地阻隔對法外因素的過多考慮。二是有意識地阻隔對結果過早的把握。因此,這也構成了正當程序的優勢和特殊功能:把爭端各方統一到程序中來。我們的世界已變得越來越錯綜復雜,價值體系五花八門,常常很難就某一點達成一致,一個問題的「正確」答案也是因人而異的。因此,程序是沖突各方最容易達成一致的地方,也是糾紛各方唯一能達成一致的地方。
程序優先思維還意味著,我們對司法權的尊重和對司法程序的尊重。法治思維要求大家不要干預司法活動,應當讓司法機關獨立公正地行使判斷權。這也是各級黨政幹部有無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尺。
程序也是一種良好的工作方式。無論是解決糾紛,還是作出決策,都離不開程序。要相信,一切難題總可以在正當程序中突破。所以,四中全會《決定》中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都強調程序的重要性,特別要求重大行政決策必須「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法定程序,以「確保決策制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
技術理性思維
在法治社會,法律職業思維與大眾生活思維形成鮮明對照。技術理性和專業邏輯是法治所要求的。它是經法律專業訓練的結果,主要表現在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思維。在法治要求之下,它也擴大到了代表政府執法的公務員甚至更廣泛的范圍。
自古以來,處理法與情的關系是衡量法治思維的重要標准。原則上講,法治思維重視邏輯但並不排斥「情理」,而是在法律邏輯的前提下關注情理。大眾思維多屬道德思維,是一種以善惡評價為中心的思維活動;而法律思維是以事實與規則認定為中心的思維活動。因此,法律思維首先是服從規則及其邏輯,而不受大眾化情感因素的左右。具體到公權力主體,就是應當在注重縝密的法律邏輯的前提下,再考慮「情」的因素。
技術理性思維還表現在對待事實和證據的態度上。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所謂「以事實為根據」,其實是指「以證據為根據」。如果證據是非法取得的或者證據滅失了,那隻能放棄對事實的認定。法律思維把事實分為客觀事實和法律事實兩種。前者是客觀真實世界的事實,比如科學家就是想探索客觀事實。後者是法律意義上的,它只在法律程序中通過證據來證明。如果有證據可以證明,就構成一個法律事實。如果既有的證據證明不了,就不能作進一步認定。就好像在著名的辛普森殺人案中,關鍵證據缺乏,就不能認定他有罪。放棄追訴一個犯罪嫌疑人的危害性遠遠小於冤枉一個好人。換句話說,一個錯誤的判決比十次犯罪的危害更嚴重。這就是法治對於證據、犯罪、偵破率的態度,也構成了法治思維的有機組成部分。
法治思維需要我們下決心轉變過去的思維慣性,敢於付出必要的代價。比如,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單一化了,運用政策、動員、行政命令手段的使用范圍和程度受到限制,權力的靈活性和自由度降低。但相對於「法治社會」這一全體人民的新共識和新目標來說,這些代價都是必要的。
❹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的內容是什麼
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理論思想體系,涉及政治哲學、法哲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有關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馬克思主義國家與法的學說,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政黨觀、民主觀、法律觀、法治觀、人權觀、平等觀、正義觀和權力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等。(2)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社會主義法治意識、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社會主義法治價值、社會主義憲制和法治原則、社會主義法治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社會主義法治學說等。(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的理論體系、學科體系、課程體系等。(4)公民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態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認知、法治立場、法治信仰等。(5)關於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價值、功能、原則、學說、方法和知識等的理論。
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制度規范理論體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規范、法律體系、法治體系、法治程序、法治結構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關於國家憲法和憲制的理論,如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基層民主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等)的理論,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基本社會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論,社會主義民主選舉制度、人權保障制度、立法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等的理論。(2)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理論,如憲法實施監督體系、法律法規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的理論。(3)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執法制度的理論,司法權、司法體制、司法程序、法律監督體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執政體制等的理論。(4)關於法治的一般制度、體系、程序、規則、規范和架構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實踐運行操作理論,涉及法治原理的應用、法治行為、法治實踐和法律制度運行等范疇和內容,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1)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設各個環節的理論。(2)依法治國、依法行政、依法執政、依法治軍、依法辦事等法治實施各個方面的理論。(3)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法治經濟、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發展各個領域的理論。(4)執政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法、帶頭守法等依規治黨和依法執政的理論。(5)關於法治運行實施的一般規律、特點、機制、行為、方式等的基本理論。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相關關系理論,涉及法治存在發展的外部關系,涉及法治與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響、共同存在等現象及其內容,主要包括七個方面的關系:(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系。(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諧社會、先進文化和生態文明的關系。(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道德、紀律、政策、黨內法規、習俗、鄉規民約、社會自治規范等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民主、自由、人權、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嚴、和諧、權威、平安、幸福等的關系。(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促進發展、維護穩定、構建秩序、化解矛盾、解決糾紛等的關系。(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政黨、宗教、以德治國、依規治黨、國家治理現代化、良法善治等的關系。(7)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與人類法治文明、西方法學理論、中華法系文明、國際法治理論、全球化法治進程等的關系。
❺ 戰國時法家思想和現代法治思想不同點是什麼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 講究「以刑去刑」「輕罪重罰」版
假如你偷了東西權, 就有可能被砍頭, 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 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 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 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
❻ 商鞅的法治思想有哪些
商鞅的「法治」思想主要有:
1.「定分」、「立禁」體現的權利保護思想.他認識到「定分」與「止爭」的關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為百,由名分未定.夫賣兔著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說的「名分已定」,顯然是指歸屬已定,即所有權已經明確.他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最初沒有國家沒有法律,法律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已經看到法律產生與權利保護的關系,「初步接觸到了國家與法律是適應保護私有制的需要而產生的這一唯物主義的命題.」
2.「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重要,是因為它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緣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最早由商鞅在秦國實施.商鞅在變法時,改「法」為「律」,並不是簡單的名稱改變,它體現了商鞅對法律的公開性和普遍性的重視.因為「法主要是強調的是內容方面的公平與公正;而律則側重於法律規范在適用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
3.「刑無等級」、「不赦不宥」的法律適用平等思想.商鞅指出:「法者,國之權衡也.」他將法律看作是稱輕重的權衡,量長短的尺度,判斷是非功過和行使獎罰的公平標准.他反對「刑不上大夫」的舊傳統,否定貴族的特權,主張法律的統一性和平等性.強調在行賞施罰時要做到「不失疏遠,不違親近」,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他在關於法律面前貴賤平等的觀點,表述得很明確.
在商鞅的「法治」思想中,還有「以刑去刑」的思想.這歷來被認為是他為實行重刑而尋找的根據,因此是虛偽的借口.但是,「以刑去刑」的思想已反映出商鞅認識到法律被普遍、自覺地遵守的重要性.他從用刑的目的是「無刑」、「去刑」的角度去說明「重刑」的合理性、正當性,這說明他已初步接觸到刑罰公子價值的議題.
商鞅在許多方面預見了主權理論,而主權理論在西方哲學里是從16世紀起才流行起來的.
❼ 簡要概括指出梁啟超的法治思想精髓
1、內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啟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其分為法治的「依據」「、基礎」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實行:「三個相結合」,即「法治與民權相結合,法治與道德相結合,中法與西法相結合」。
3、意義:有利於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振興中國實業;他認為「法治主義是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
補充:梁啟超法治五大主張:
(一)以大陸法系為楷模,制定資本主義「六法」體系。
為了仿行西方資本主義法律制度,梁啟超建議不僅要廣泛地翻譯、 引進西方各國的法律學說,而且要翻譯、引進西方各國的「國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書」以此為楷模,在中國首「立憲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訴訟法、行政法等在內的國內法。同時,還應加強研究 和發展國際法。
(二)為民立法,立法應以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宗 旨。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必須立「善法」、制「良法」。他說: 「管子之言法治主義,以得良法為究竟者也。」什麼是「善法」、 「良法」?如何區分「良善」之法與「不良善」之法?梁啟超認為區 別兩者的標准就在於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為了謀「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循所謂最多數最 大幸福之正鵠」,就是「善法」、「良法」。因為「眾人之利重於一 人,民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權應歸多數之國民,由專門獨立的立法機構行使。
梁啟超認為,實行法治極重要的問題是解決立法權問題。「立法 權之附屬」問題,不僅是「為立國之大本大原」,是國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決定法律的性質,關繫到「國民之能得到幸福與否, 得之者為多數人與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實現。
梁啟超又遵循孟德斯鳩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參照西方 各國關於立法機構的設置,主張設置獨立的、專門的行使立法權的立 法機構。他說:中國「因事勢,從民欲」,迫切需要設立一個獨立、 專門的立法機構,「立制改變,以利國民。」
(四)實行法治必須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實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據國內外形勢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還必須強調法的嚴肅性,堅決認真貫徹 執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他說:「法也者,非將以為裝飾品 也。而實踐之之為貴。」又說:「立法非以為觀美也,期於行焉。欲 養成人民遵守法律之習慣,則當一法之將頒,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實 力以盾其後。若法意雖甚善美,而形格勢禁,不獲舉而措之,則毋寧 暫緩焉。」立法不是為了裝飾門面,美觀好看,歸根到底是為了實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與價值,徒具虛文。有法等於 無法,還不如不立法。他說:天下古今之國家其得失的標准在什麼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贊揚先秦法家法治 主義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法令不立則已,立則期以必行而無所假借」。
怎樣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梁啟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張,認為要實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於民,還必須注意 以下幾點:(1)賞罰嚴明;(2)不得濫用法權;(3)劃一性,簡要 性;(4)要適時,勿保守;(5)治於法律,一律平等;(6)不脫離 國民文化程度、素質水平。
(五)司法獨立。
梁啟超根據孟德斯鳩的法理以及中外歷史實際,明確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須充分認識「司法獨立為立憲政治之根本」原則,「以 司法獨立為第一要件」。因為「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 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亦有害於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 合,則國人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至危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中國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