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制立法

① 中國貨幣發展史

古代貨幣：古代貨幣的起源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中國使用貨幣的歷史非常悠久，傳說在四五千年以前甚至更早貨幣就興起了。

古代貨幣的發展：最早的貨幣

我國最早的貨幣是起源於商朝的貝幣。隨著商品交換的擴大，貝幣的流通數量日益龐大。由於天然貝來源有限，不敷應用，於是便出現了仿製貝。最初的仿製貝是石貝、骨貝、陶貝，以後便發展到用銅來製造，這就是銅貝。

貨幣兌換:兌換是金、銀、錢之間的兌換。唐朝的幣制是錢帛本位制，金主要充作保值手段，白銀已開始作為貨幣流通。因此，金、銀、錢就有相互兌換的需要，兌換業務便由此產生。

錢庄的興起:明代，由於金、銀、錢、紙幣兌換的需要，於是便出現了許多專門從事錢幣兌換的人，以此為業，開起錢鋪來，這就是最早的錢庄。

票號的產生:票號是清代重要的信用機構，初始以匯兌為主，又為山西人首創，所以又有票莊、山西票莊、山西票號等稱謂。

拓展資料

我國貨幣發展史上的六次演變

一、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

二、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演變

三、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

四、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五、由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

六、由手工鑄幣向機制紙幣的演變

② 古代大家族為什麼盛行修書院

中國傳統社會的價值觀是以倫理為本位的，它的核心是人倫關系，其出發點舉哪則是家庭。「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倫」就是從家庭關系外推於國家、社會的，家庭作為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社會組織單位受到極大的重視。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齊家是最要緊的，家不齊，何以治國，何以平天下？這在當時是一個公認不移的准則。如何才能齊家？辦法很多，其中培養後代，對其實施文化教育，提高其整體素質，使其獲得安身立命的本領是最重要的，因此，家學就在傳統社會中受到相當的重視。唐宋以降，屬於家學性質的書院遂成為眾多中國士人所追求的一種造福後人的文化事業而得以顯揚起來。雖然家庭與家族、家族與宗族、氏族，在理論上存在著區別，各有不同的界說，但對於我們先民來說，卻是基本混而為一的，它們都是指同一父系的血緣親情組織。因此，我們所講的家族書院就是這種血親組織所創建、所共享的書院。家族書院研究，除了筆者數年前一篇短文之外，幾乎還是空白。這里所作的探討仍然是初鋒答敗步的，還祈專家批評指正，更祈同道引向深入。

一

家族書院的興起與演變

家族書院滿足一家一族的文化教育需要而產生，在唐代這一書院發展的初始階段就己出現，並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唐代最早的家族書院要算洪州高安縣(今屬江西)北60里的洪城幸氏桂岩書院了。它由退休的國子祭酒幸南容創建於元和九年(814)，直到成通九年(868)幸氏舉家遷居郡城，其間55年，皆為幸氏儲書授徒，培養子弟之所。而最有名的則是江州義門陳氏東佳書堂（今屬江西德安）。大順元年（890）陳崇制訂的《江州陳氏家法》，有兩條涉及書堂的管理，其稱：

一、書堂一所於東佳庄，弟侄子姓有賦聰明者，令修學，稍有學成者應舉業。除現置書籍外，須令添置。於書生中立一人掌書籍，出入令照管，不得遺失。

一、立書屋一所於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擇吉日起館，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歲令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逐年於書堂內次第抽二人歸訓，一為先生，一為副。其紙筆墨硯並出於宅庫，管事收買應付。

義門陳氏匾

由此可見，義門陳氏作為一個受到朝廷表彰的大家族，其教育組織比較完善，由「書屋」、「書堂」構成為一個高低有別而又相互聯系的體系，並「立法」進行制度化管理，這表明其發展已趨成熟階段。按，東佳書堂，即史志所記義門書院，它作為早期家族書院的典型，形制完備，「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勵學之資」，而且自唐至五代、北宋，一直興辦不斷，成為影響江南的名書院。惟其從「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到「四方游學者，自是宦成名立者蓋有之」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義門書院己不僅僅是陳氏一族之私有，而開始服務於社會公眾，成為「四方游學者」的殿堂了。由小家族而大社會，這或許也就是家族書院發展到極至之後的最好歸宿。

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家族書院得到了比較大的發展。以郴州興寧縣（今湖南資興）程水鄉為例，一鄉之中就創造了銀顫4所書院。按程水各姓，以曹氏最旺，所謂「鄉舉里選，代不乏人」，袁氏、焦氏次之。曹氏先創建酉靈泉、觀瀾二書院，「以訓族黨之少俊」，這是維持家族長久興旺的明智之舉。袁氏、焦氏相與爭鋒，先後創建辰岡書院、文峰書院，於是書聲回繞，到處散發著芸香之氣。元人左元龍在為重修觀瀾書院作記時，將曹氏建院之舉提到了文化建設的高度，其稱宋三百餘年詩書滲漉，上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黨閭巷，莫不有學，皆所以明教化，正人心，扶綱常之道於千萬世而不墜，豈非諸儒之功與?此興寧曹氏書堂所由創也。及至清代，鄉中後人更將先輩此舉與張栻和朱熹以嶽麓書院為中心振興湖湘學術之事聯繫到一起，將其歸入「聞風而起者遂遍湖南」之列。這雖然是後來者文化自覺的表現，但時過數百年仍作此想，可見宋代曹、袁、焦三姓四書院之建對於程水鄉文化教育發展的影響是深遠難忘的。惜乎四書院之建，「止一姓一族，教澤所及未廣」，雖有當年「擢高科登顯士者固赫照人」的輝煌，但仍不免「風消雨蠹」，停辦百年之虞，終於緣生出清咸豐同治年間，各族共建郴侯書院，以「為通鄉義學」之議，是為後話，此不贅述。

宋代家族書院的創建，例多為一家一族培養高素質的後代，以維持其既有興盛，或改變族勢不振的局面，所以宋末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廣平書院記》中所描述的情形就成了其一般的表徵，其稱：

帥子若孫，暨宗族之秀，朝益暮習，春秋舍菜先聖，歲時朔望謁祠，齒拜講說，冠履翼如，弦誦藹如。……我有喬木，殖德培之；我有嘉苗，種學懋之。侁侁胄子，在斯塾也，於牆於美，如見先哲。昏定晨省，入孝出恭無非教；受業講貫，習復計過無非學。……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後之人其懋哉！

至於其時家族書院的規模形制，因為各個家族的經濟狀況、理念追求等各不相同，形成大小不等的區別。如嚴州（今屬浙江）吳氏之札溪書院：

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滌研。兩廡旁翼，為東西齋，齋上為閣，左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為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仲伯子姓，肅肅雍雍，蚤夕其間，以修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像洙泗聖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

規模雖然不大，但其講學、藏書、祭祀、游息之功畢具。又如建昌（今屬江西）北溪崔氏盱山書院。因為崔氏是「蕃衍熾昌」的大族，且書院之建「乃集其宗族之親而議之，協眾力，鳩眾財」而成，所以規制宏敞而完備，誠如包恢所記：

即其祖居之傍創為書院，規模甚巨，會講有堂，肄業有舍，休宿有室，廊廡之寬，門庭之嚴，庖湢之備，嘗得朱文公先生所書「盱山書院」四大字，因以為名而揭之。萃諸子侄就學其中。希易既自以身教之，次有堂長、學長、齋長諸職，又相與勵翼之。藏修於斯，麗澤於斯，試功課效於斯，規矩森然，率履不越，蓋前乎此之所未有也。自是而往，明經取青紫特其餘事，袞袞而來，今方權輿耳。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崔氏盱山不僅「規模甚巨」，而且組織嚴密有序，由山長、堂長、學長、齋長構成一套完整的教學體系，無論從哪方面講，它都可以與官府主持的州縣大書院相提並論。此則家族書院憑借其「集宗族之親」，「協眾力」，「鳩眾財」，雄視天下的氣概！

應該說，家族書院自唐代出現以來，經宋代三百餘年歷練、發展，己經基本定型，且以服務並滿足於各地各類家族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文化需要而得到社會的承認。元明以降數百年，其家族書院之演變發展，例多沿襲兩宋而應時代之求而己，並無特別創新之處，茲不再贅述。但有一點要指出的是，家族書院的發展皆在太平盛世，國家新定或王朝末年，民生不定，衣食難保之時，例多家族書院廢棄之曰。

二

家族書院的類型

總合唐宋以至明清時期的家族書院，我們可以將其區分為一個家庭創造，供其一家使用、一個家庭創建，供其整個家族使用、合族創建，合族使用等三種基本類型。茲將其情況分述如下：

第一種類型的家族書院很多，如鄞縣（今屬浙江）桃源書院，在縣城西三十里，宋代創建，史志稱其為「王說家塾」。宋人周奕在江西安福一個風景秀麗的溪流邊創建了一所書院，取名「秀溪」，請楊萬里作記，其稱：「周奕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閣，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為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宋人倪玠在其家鄉江西安仁長城鄉建錦江書院講學，到元代元貞二年（1296），其子倪鏜請王構作記時即自稱「書院本家塾，承先世素志，非敢有所覬覦，誤蒙二聖知獎」雲雲，雖不無炫耀之意，但錦江為倪家所有則未誇張。元人劉倬在《山堂書院記》中開章明義，稱，「山堂書院者，南安王氏教子孫之所也。……家之士甲南安，沛然垂裕，何所不足，而方孜孜焉以藏書擇師教子孫為急務，此蓋古人心胸，吾黨家法，而流俗所必無者也。」其詞意在褒揚稱道，但元代有力而好事之家致力於書院建設的形象亦得以躍然紙上。又有江西泰和縣東南桃源溪之南薰書院，宋人蕭行叔創建，到明代其裔孫蕭安恆重修，請梁潛作記，即稱「今南薰之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意」明清之世，這種類型的書院各地都有，茲不贅舉。

第二種類型的家族書院是第一種類型的推廣，教育之澤由一家而推及一族。嘉定《鎮江志》卷十載：「金壇縣申義書院在希墟前，太府寺丞張鎬，參政文簡公綱之孫，以其居去庠序遠，因建書院，招名師，合族之子弟教之，且撥田為經久計，邑人劉宰為取《孟子》申之以孝悌之義名之。」這是一所典型的由一家創建而潤澤全族子弟的家族書院。這類書院歷朝歷代全國各地都有，茲略舉數例，以窺全豹。浙江太平縣方岩書院，是謝世衍兄弟「建以教其鄉族子弟」的處所。又如桐原（一作源）書院在江西貴溪縣南十里，本為「唐觀察使高寬仁故居，至宋，其七世孫可仰建書院於此，以教鄉族子弟，置贍田。元時，九世孫惠甫又割田以資書院費，元末毀。明宣德間，十四世孫吉昌重建。成化間余干胡居仁講學其中，門人徐宏嗣主教事，一時稱盛。萬曆三十一年，知縣吳繼京重修，申請裔孫紹憲奉祠」。綿延數百年之久，高氏子孫皆在其中讀書，可仰之遺澤可謂長矣。歷經宋元明三朝至明代後期，雖然官府參與院政建設，但高氏裔孫仍主奉祠之職，書院的家庭性質依然強烈。劉岳申在《白沙書院記》中記述了元人張文先為族人創辦書院的情況：「吉水文昌張文先創白沙書院，教其族裡俊秀子弟」，「其用意公平久遠而不近利要名」，並盛贊此舉「有近古者一，有古人所無者一，有異於近世者二」。所謂近古者在於「文先延名師，與族裡講求聖賢之學，將以為天下國家育材」。古人所無者為「古者田皆井授，故黨庠遂序，不聞有田，今文先捐良田入書院內，歲入稅賦於官，使師生廩膳可終歲」。異於近世者則在於「近世書院間有田，而捐田者先有長書院之意，既得一檄，則次第而進，爵祿可指而立俟，文先既不為其身謀，而謀及其族裡與其子子孫孫甚遠，此其所以異於近世者；又將以開來哲而繼先志，則此田與書院相為無窮，必不見奪於世家，壞於有司，此又其異於近世者」。

第三種類型的家族書院，是家庭成員共同創建共同享用的書院。如宋代浮梁縣新田的新田書院，是紹興年間由侍郎李椿年創建的，到嘉定年間李大有「率鄉人新之，延李德俊教族子弟」。嚴格地講，新田只有到了嘉定年間李大有「率鄉人新之」以後，才屬於這類書院。又如建寧浦城縣為宋代名儒真德秀的故鄉，其孫淵子在元代聯合族人捐私田建書院，虞集《西山書院記》中載有其事：「建寧路浦城縣，真文忠公故居在焉。其孫淵子言其族人，用建安祠朱文公之比，築室祠公，相率舉私田，給凡學於其宮者，而請官為之立師。江浙行中書省上其事，朝廷偉之，名曰西山書院，列為學官，實延祐四年四月也」。設學官是元代故事，不足以改變西山書院之家學性質。

這類書院多為大姓旺族所建，它們原則上屬於宗族事業的一個部分，翻幵明人張浚等人編纂的《張氏統宗世譜張氏古今遷居地理圖》，我們就可以看游汀竹蘭二先生書院、處州桂山書院、漢州紫岩書院、南雄府九齡公書堂、惠州府留公書院等赫然標注其上，且與張氏宗祠並然而立。在地方誌中，這類書院的記載也很多，如咸豐《順德縣志》卷五《學校志序》載：「其有大宗名族，自設家塾，亦稱書院者，如采冊所載龍涌陳氏之北池書院，潯氏之東梁義學，甘村甘氏之渤海書院，霞石何氏之霞石義學，秀浦之萃渙書塾，菱溪之德星書屋，名目不一，皆集備公費，立有課程，但究屬一家之私，附存其目，以示獎勸可矣」。其將「一家之私」的書院打入另冊而附存其目的作法，實為筆者所不敢苟同，但有意識地將「集備公費」的家族書院區別出來，說明方誌作者己經認同了這類書院的存在。

這類書院還有一種變通形式，那就是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姓氏的族眾公建，非參建族眾不得享用的書院。如明代宣化懷來、馬營兩地的二賢書院就屬於此類。據嘉靖《宣府鎮志》記載，上谷除學校之外，「懷來與馬營又俱有二賢書院，蓋範文正、歐陽文忠之後裔居其地，相與建之，以祀其祖，以啟其學雲」。

除了上述三種基本類型之外，還有一種為儒家聖賢先哲、歷史名人後裔創建的家族書院。其創建分自建和地方官府創辦兩種情形。自建者意在光耀先祖，培養後人，如元至正五年（1345）聚居蘇州的范仲淹裔孫，將宋咸淳年間創建的仲淹祠堂改作文正書院，仍供祀仲淹，集族中子弟肄業其中。自後，歷明到清數百年，文正書院一直辦學不斷，而且一直不設山長，僅「慎選族人之賢者充主奉」，主持院政，成為范氏宗族奉袓育才的神聖之地。官建者則在扶持儒先，維系斯文，如青浦（今屬上海）的孔夫子後裔，到清代出現衰落，「子姓多力農，無弦誦聲」，有失聖人體面，有辱斯文。咸豐二年（1852），知縣余龍子慨然捐建庭聞書院，「集費延師，專為孔氏家塾。二十年來，有游於庠者，有貢於廷者，彬彬乎漸有成焉」。幾經努力，終有振起之勢。

這類書院為數雖不是很多，但分布則較廣，凡聖人、聖賢、先儒哲嗣所在之處，皆有可能找到蹤影，影響亦較大，不可忽視。其特點，大而言之有兩條，一是它的家族性，無論自建官建，「固不得以為一邑之公所」，二是教學與祭祀並重，甚至祭祀還是第一位的，「是則名為書院，實仿廟制，豈家塾黨庠所能牽混」。有關情形我們從清人琦善道光元年（1821）所作的《興復宗聖書院記》中可以得知概要，其稱：

國家崇儒重學，祀典昭垂，四配諸賢既以時釋奠釋菜於聖廟中，而又於其所生之地建立專祠，並設有書院，置博士與奉祀生世守之，其禮至詳且盡。嘉祥城南四十里舊有宗聖書院，在南武山專廟之左。前明萬曆時，博士承業以距城稍遠，往來官吏瞻拜維艱，請於邑令，移至城中。其以「書院」名者，謂南武昔為宗聖傳道講學之處，而冠以「宗聖」，正以重奉祀先賢，如至聖尼山、聖澤兩書院，及述聖中庸書院，皆於祠廟外俾孔氏後人司其事，則固不得以為一邑之公所也明甚。舊制堂祀宗聖，左右配以述聖、亞聖，東西兩廡祀陽膚等十門人。於乾隆三十九年援尼山書院例，並祀宗聖父母、宗聖夫人、宗聖二世、三世子孫於後樓，是則名為書院，實仿廟制，家塾黨庠所能牽混，且神像巍然，尤宜糞除灑掃，以昭肅靜，而可使生徒雜處其間哉！

三

家族書院的基本特點

家族書院相對於學者個人讀書、治學的書齋、書院而言，它有服務於整個家庭、家族的「公眾性」與「開放性」，但這種「公眾」與「開放」，也就僅止於由血緣維系的一族一姓而己，相對於以地緣維系的村社書院而言，又顯得十分有限，而只得以「一姓之私」以名之了。考察這些有著相對「公」、「私」二重性的家族書院，它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最基本的特點。

首先是它的血緣家族性。家族書院的創辦經費都由家族提供，其主持院務者為家族成員或受聘於家族成員，其服務的對象則為家族成員的後一代，所謂若子若孫，非我族姓不得入內」是其一般性的原則，形成排他性。雖然也不排除出於各種原因而接收他姓子弟或游學之士入院讀書的可能性，但這不是通例，影響、改變不了其書院屬於血緣家族的特質。

第二，家族書院以教學授受為主要任務。每個家族開辦書院的目的都很明確專一，那就是為培養下一代，使其具有較高的文化知識，良好的道德素養，從而提高家族的總體素質水平，為其繁衍發展提供更為強盛的生命力。這種目的決定了其堅持以教學授受為主的特性。在科舉時代，其教學成果大多以族人子弟取得功名來反映，並以此誇耀於世。如四川嘉定城北龍泓山的東坡書院，為明正統十三年(1448)，州人「博雅君子」劉洪禹創建，祀蘇軾，「復募僧居之，以給灑掃奠獻之役。令其子肅敬之、子節介之讀書其間」。成化二年(1466)、十九年，肅、節二人先後考中進士，並成為高官，十分榮耀。到正德年間，劉節重建書院，邑人劉春作《東坡書院記》，仍津津樂道，其稱：「成化丙戌，敬之舉進士，累官御史，今為方伯，風裁凜凜。癸卯，介之亦舉進士於鄉，今為夷陵太守，政化大行。」並將劉家二子讀書成名之功，歸於其父創建書院表彰先哲之舉。

第三，家族書院的祭祀除了舍菜先聖、奉祀先賢，即一般書院的祭祀功能之外，它還多一個供奉先袓的任務，如前述蘇州文正書院之奉祀范仲淹。在元代甚至有一些書院就是為祭祀自己的先祖而創建的。如浙江仙居桐江書院、慈溪杜洲書院，江西豐城貞文書院，湖南長沙東岡書院，所設皆由於祭其先祖、祖或其父。值得指出的是，家族書院的祭祀先祖更多的是為了提高後人的榮譽感和見賢思齊的上進心，從而提高其學習的積極性，與教學授受相比，它處於輔助協從的地位。

第四，家族書院的教學程度不高，屬於普及性教育。家族書院就學的學生為族中「子弟」，年齡都不大，多屬蒙童之列，這就決定了這類書院不可能有太高的教學水準，一般來講屬啟蒙教育或略高於蒙學的階段，能進行較高層次教學或研究的只是少數的例外。

第五，家族書院具有延續性，能比較長時間地堅持辦學。一個家族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不源自於朝廷之命、官府之請，是一種求生存求發展的本能之需，因而能夠持之以恆，只要不出現大的變故，例多可以堅持幾代甚至十數代，有如前述貴溪桐源書院，由唐宋而及元明，綿延數百年之久。又如江西安福縣城東南三十里的石岡書院，「宋邑人蕭儀鳳建，宋末兵毀，儀鳳從孫徙梅溪復建。元季又毀，梅溪孫三溪再復之」。再如永豐縣湖頭書院，「宋邑人金汝礪建。明永樂五年，金氏裔孫從緘修」，到清代乾隆年間，「裔孫協泰重修」。皆表現一種頑強的生命力。子孫後代對先祖的崇敬，對先輩興學重教傳統的尊重，以教育而提高自己素質以便獲得更大發展的實際需要等等，皆可視作家族書院持續辦學的內在原因。

來源丨《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7月第4期

③ 中山服的三個扣子和四個口袋代表什麼

中山裝是因先生率先穿用而得名。
在民國十八年制定國民黨憲法時，曾規定一定等級的文官宣誓就職時一律穿中山裝，以表示
遵奉先生之友猜腔法。如今中山裝和旗袍已經成為我國男女服裝的代表。

形制：立翻領，對襟，前襟五粒扣，四個貼袋，袖口三粒扣。後片不破縫。
這些形制其實是有講究的，根據《易經》周代禮儀等內容兆數寓以意義。
其一，前身好衫四個口袋錶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
其二，門禁五粒紐扣區別於西方的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其三，袖口三粒紐扣表示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其四，後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
http://..com/question/5480349.html?si=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