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治源自於
Ⅰ 法治始於哪個朝代,代表是什麼
在我國依法治來國的主張，最早是由源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思想家管仲、慎到、商鞅、韓非等人提出的，尤以韓非為代表。韓非著有《韓非子》一本，他主張「霸道」和「以法治國」。秦統一天下後，全面推廣法家思想，依法治國。但是過於嚴峻，忽視了人情和道德因素，摒棄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Ⅱ 法治的起源
法治作為一種法律學說、法律理論和法律實踐，是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而逐漸形成的，它來自於世界上各民族，特別是西方各民族在其生存的過程中權利與權力的廣泛的持久的張力，來自特定的法律思想與社會實踐的頻繁的積極的互助共生。
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Ⅲ 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特點是什麼
中國古代法律起源的特點：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家庭本文，倫理法制；法為治世之具，緣法斷罪；無訟是求，調處息爭；法典體例上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與法律體繫上的「諸法並存，民刑不分」。
基本特徵：
立法主體：君主製法，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
指導原則：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法律的主要內容：諸法合體，以刑為主。法典中既包括實體法，也包括程序法；
在以刑法為主要內容的同時：也有民法、行政法、經濟法的相關規定；
司法與行政的關系：司法從屬於行政，不同等級的行政官員同時也是不同管轄范圍的司法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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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行政法規
中國古代統治者也用法律作為管理行政機構和官吏的一種手段。歷代都制定了一些關於行政機構設置、職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規。中國古代雖然把各種律令混合制訂在一起，但唐以後也有單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適應奴隸制的需要，隨著權力機構的建立，產生了最初形態的行政法制。商代，「齊之以禮，齊之以刑」，禮法構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內容。但是，夏、商時期對政府機構的管理基本是以習慣法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時期的《周禮》（亦稱《周官》）中載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考工記》6篇。
《六典》即治典、禮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禮、事四典實為行政法的內容。從此，奠定了中國古代行政法的基礎。
秦漢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權的統一封建國家，加強了對政府機構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關於職官建制、任免、銓選、考核之法；《內吏雜律》是關於京官政務之法規。
《行書律》是有關公文規定的法規；《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關經濟、手工業的行政管理法規，內容十分豐富，充分顯示了統一封建國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Ⅳ 法治一詞在我國憲法中首先出現於哪
法治一詞民國時期就有，中 共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毛 澤 東、謝覺哉、王稼祥和宋慶齡等都用過。新中國成立後，最早使用法治一詞的 文件可能是《政務院關於加強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一九五○年十一月三日）。 原文「積極提高審案的質量，同時並應廣泛進行法治的宣傳教育工作，嚴格糾正違法亂紀現象的發生。」收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一冊。
Ⅳ 法治原則的歷史由來
現代意義的法治始源於西方，最早可追溯自古希臘。古希臘人把尊重法律和自由並論為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城邦生活的和諧（「善」）的兩個基本政治准則，主張自由就是人只受法律約束，法律比人還要有權力。
畢達格拉斯最早提出「人治不如法治」之說。古希臘偉大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其代表作《政治學》中明確主張：法律是有道德的文明的生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導致城邦「善」的一個條件。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法治的基本要素在於「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有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他認為法治優越於人治，他說：「凡是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是比憑感情治事的人們優良，法律正是沒有感情的。」
因此，「誰說應該由法律來遂行其統治，這就有如說，惟獨神祇和理智可以行使統治；至於誰說應該讓一個個人來統治，這就是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對西方法治傳統產生過久遠深刻的影響。
羅馬人的法治觀直接導源於希臘文明，他們不善於思辯，但卻精於行動，輝煌的羅馬法成為羅馬人高聳的紀念碑。西塞羅所謂的「我們是法律的僕人，以便我們可以獲得自由」成為一句不朽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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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
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
Ⅵ 依法治國中法字的由來及意義
依法治國中法字的由來：古羅馬時期皇帝的各種建制和皇帝所頒布的詔令、喻旨。
依法治國中法字的意義：憲法（constitution）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適用於國家全體公民，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
監督和保障憲法實施的意義是：
有利於鞏固和發展國家的根本制度
有利於健全法制
有利於真正發揮憲法的作
Ⅶ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Ⅷ 梁啟超說法治起源於中國的法家對嗎
法治思想的起源不在中國法家。
法家的「法治」其核心思想其實不是「法制」，而是「權治」。法家思想成熟的很晚但其誕生得很早，法家的創始人是管仲，他依靠「霸道」幫助齊桓公稱霸，具體做法就是查戶口、定編制，是把人民分成四種人：士農工商，分居不同的地方，永世不得改行或串門，然後建立十五個士人之鄉，再從裡面徵兵。其實是把全國變成一個大兵營，保證君主的最高權力。由此可見，法家的是通過法規律令和行政手段治國的學派，因此西方把法家稱為「行政管理學派」或者「司法與行政管理學派」。
Ⅸ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思想來源於什麼時期
1、制定法律：「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而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可以獎賞順服王法的人。通過賞罰來督促百姓的理論依據是人性趨利避害。同時韓非子不補充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聖人治國，不是要人人為善，而使人人不作惡，國家便能太平。君王治國，應著眼於大多數，而少數人無關宏旨。所以著力於執法，非立德。據此推論，君王只需掌握法律和威勢，不需要特殊德才能和品德，以法治民，非以德感化民眾，這是徒勞的。
2、循名而責實：這是法家對「正名」的解釋。君王需要有一套駕馭臣子的權術。而擔任一定職務的官吏有責任去完成其職務所要求的各項工作。君王的職責是把某項名義的職務授給某人，這項職務所要求的工作已經在相關法律中明確規定，君王只關心某個官吏是否恪盡職守，至於怎樣完成工作要求，是臣子本身的事，不需要君王指導。君王要做的只是：完成任務有賞，完不成任務受罰。關鍵是君王如何選擇合適人去擔任某項職務。「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這樣，能者居上位，無能者淘汰。
3、因此，總的說來，法家並不寄希望於通過教育將大眾改造成新人。而是通過從實際出發，制定法律，配以君王的權術與威勢，統治臣民。那為何韓非子對「立德」的文化教育如此不屑呢？其根源在於韓非子深信人性惡。因為他是荀子的學生
Ⅹ 中國歷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於先秦儒家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張:「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張晉藩先生曾撰書稱，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國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以法治國，是國家管理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華。
管仲對以法治國的作用表現出了極大的信心，認為實行以法治國可以有效地統一政令，無論施政、威下，都不過是「舉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國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變動的時代產物，也是法家在總結治國理政經驗基礎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體現。
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度逐漸為新開墾的私田所取代。生產關系的變化也使得整個上層建築都發生了劇變，曾經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國之間纂弒不絕。
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周初設計的維護等級秩序的禮制受到破壞，諸侯之間僭號稱王、僭號稱公層出不窮。
在不斷發生的大侵小、眾暴寡的戰爭中，一些國家被兼並了。如，周初分封時，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見於年表者僅魯、蔡、曹、衛、晉、鄭、齊、楚、宋、杞、陳、吳、邾、莒、許、小邾等十餘國而已。
擁有實力的諸侯國紛起爭雄稱霸，先是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後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在禮樂失序的社會劇烈變動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營造理想的國家治理環境。
儒家創始人孔子懷念周初的禮樂文化，提出「克己復禮為仁」。而此時的「仁」，已經由「仁者愛人」發展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過「為政以德」，達到「天下歸仁」的終極目標。
與儒學並稱「顯學」的法家學派提出法治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以法為治的國家制度，由國家制定成文法，設置於官府，公之於百姓；君主以法作為管理國家、控馭臣僚百姓的手段；實行重刑主義，以刑輔政，以刑去刑；通過貴賤上下皆從法，實現立公廢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