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法治網

⑴ 請簡介一下科索沃戰爭和科索沃危機的原因. 介紹一下什麼是現代法制文明.

科索沃戰爭是發生在20世紀末的一場重要的高技術局部戰爭，是美國為了獨霸全球、利用北約這個地區組織對南斯拉夫聯盟進行的一場非正義、反人道的戰爭。它的直接導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

科索沃是南聯盟所轄塞爾維亞共和國的一個省，面積1.1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20萬，90％以上是阿爾巴尼亞族，其餘是塞爾維亞族、黑山族等。由於歷史原因，科索沃的塞、阿兩族長期不和，阿族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國」，並謀求從南聯盟分離出去，最終與阿爾巴尼亞合並。而塞族則將科索沃視為自己民族歷史和文化的搖籃，不願放棄那裡的一寸土地。阿塞兩族針鋒相對，互不讓步。一些阿族極端分子成立了「科索沃解放軍」，號召阿族人起義，並策劃了一系列襲擊和暗殺事件，使暴力沖突逐步升級。從1998年2月開始，科索沃局勢急劇惡化。

科索沃的民族矛盾正好被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所利用。

冷戰後，美國希望通過擴大北約的職能范圍，使其成為自己獨霸全球的工具，在聯合國安理會「不聽話」的情況下，利用北約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波黑戰爭和科索沃危機正是北約新戰略的「試金石」，通過在波黑、馬其頓，隨後在科索沃駐軍，力爭將俄羅斯從其傳統的勢力范圍巴爾乾地區排擠出去。同時，肢解南聯盟或使其屈服。將整個巴爾乾地區完全納入北約戰略體系之中，完成東擴和對俄羅斯的戰略擠壓。

因此，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從一開始就積極捲入科索沃危機，使其逐漸國際化，並著力對南聯盟動武。1999年1月，美國以武力強迫科索沃沖突雙方依美國的方案到法國的朗布依埃進行談判。談判中，南聯盟表示其他條款均可接受，只有北約軍隊進駐科索沃這一涉及南領土主權的條款不能接受。談判最終破裂，北約於是迫不及待地對南聯盟動武。3月24日，北約以「保護人權」之名，對南聯盟發動了代號為「盟軍」的空襲行動，將南聯盟拖入戰爭的深淵。

北約的空襲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3月24日到27日，共進行了四輪，目標集中在南聯盟的防空體系、指揮和控制中心、軍工廠和在科索沃的塞族軍隊。

3月28日，北約開始了第二階段空襲，目標轉為對北緯44度以南的南人民軍地面部隊和軍用物資進行攻擊，企圖破壞南的戰爭機器，迫使南屈服。

4月13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宣布對南聯盟的空襲進入第三階段，擴大空襲范圍，增加空襲強度。北約對南聯盟境內的所有軍事目標進行24小時不間斷轟炸；另一方面，為了削弱南聯盟人民的抵抗意志，北約還對南聯盟的民用設施，如橋梁、鐵路、公路、工廠、電視台、通訊系統和電力系統等進行狂轟濫炸。此外，美國還向巴爾干派遣地面部隊和「阿帕奇」攻擊直升機，為地面進攻作準備。

據統計，北約在這次戰爭中共派遣飛機1000多架，艦艇40多艘（其中美國約730架飛機、24艘艦艇，北約其他國家約325架）。飛機共出動32000架次，投彈13000噸，使用了大量殺傷性能極強的新式武器，造成南聯盟1800多名平民喪生，6000多人受傷，近百萬人淪為難民，20多家醫院被毀，300多所學校遭破壞，還有50多座橋梁、12條鐵路、5條公路干線、5個民用機場被炸毀，39％的廣播電視傳播線路癱瘓，大批工廠、商店、發電廠被毀，直接經濟損失達2000多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南斯拉夫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的損失。至於軍人的損失，北約方面雖然宣稱南聯盟軍隊有5000人喪生，萬人受傷，但南聯盟只承認有462名軍人和114名警察部隊人員在空襲中死亡（戰後核查結果表明，南軍的實際損失與北約公布的數字相差很大）。

南聯盟軍民不畏強暴，英勇抗戰，擊落了包括美國人自詡「擊不落」的F117A隱形戰斗機在內的61架北約飛機，以及無人駕駛飛機30架、直升機7架、巡航導彈238枚。

以美國為首的、擁有19個成員國的全球最大軍事集團，經過78天的狂轟濫炸，使用了包括B——1B和B——2戰略轟炸機在內的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付出了約130億美元的高額戰費，竟不能使一個只有10萬平方公里的小國屈服，使北約丟盡了臉面。

北約繞過聯合國，對一個主權國家大打出手的做法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尤其是北約在5月7日出動B2戰略轟炸機、用5枚導彈對我駐南使館進行襲擊，造成3名記者死亡、20多位外交人員受傷、館舍嚴重毀壞。北約的這一野蠻暴行遭到了中國人民和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強烈譴責，北約在外交上越來越孤立。迫於壓力，北約不得不重新回到聯合國的渠道和政治解決的道路上來，6月10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4票贊成、1票棄權（中國）的表決結果通過了由西方7國和俄羅斯提交的科索沃問題決議。表決之前，南聯盟開始從科索沃撤軍，北約宣布暫停對南的空襲。至此，北約對南聯盟的空襲結束。6月20日，北約正式宣布結束對南轟炸。

科索沃戰爭的規模雖屬局部，但影響卻十分深遠：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准則受到了粗暴地踐踏，聯合國的權威大大受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開了干涉別國內政的危險先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恣意妄為。戰爭表明，世界多極化和單極化的斗爭從幕後走到了前台，訴諸武力，越來越可能成為美國建立單極格局的主要手段，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為世界動盪不安和局部戰爭頻出的主要根源。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最主要的任務。

現代法制文明
傳統的「馭民工具論」與現代法治精神大相徑庭。在中國歷史上，連以最重視法律而著名的法家學派，也都把法律刑罰當成君主治國安邦、駕馭臣民的利器、私器。《管子？任法篇》就說：「有生法者，有守法者，有法法者。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法者庶民也。」也就是說，法律是君主的意志的體現，由官吏去實施。對於老百姓而言，法律只不過是許許多多應該無條件遵守、服從的規則，根本沒有任何選擇和置喙的餘地。這種狹隘的「工具論」，正是中國傳統法律的專制性和落後性的重要表現。遺憾的是，雖然經過了一個世紀的變遷，在社會各階層中，包括在理論界、法律實務界，把法律簡單地看成是政府施政工具的觀念，仍有很深的影響。可以說，這種片面的「工具論」如不能轉變，將是實現現代法治的重大障礙。
傳統的「泛刑罰主義」、「泛道德主義」與現代法治理念差距甚遠。按照傳統法律的觀念，法律是君主依據「天理」來制定的，作為臣民只能是無條件地遵循。任何違背既定秩序的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和違法的，都應同時受道德譴責和國家刑罰的雙重懲罰。這種傳統觀念大大限制了人們對法律的認識，使人們把法律與刑法完全等同，把法律與官府等同，認為「違法」就是犯罪，就要坐牢。而民商事等私法的廣泛調節功能卻被長期忽視，官府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凌駕於法律之上，法治的真實功能被扭曲，法治的意含被曲解。現代法治精神要求的是一種「全面的法律統治」。如何提升全民的現代法律意識，正確理解和發揮法律的全面功能，將是我們在新世紀面臨的重要法律任務。

國際電信聯盟(ITU)確定3G通信的三大主流無線介面標准分別是W-CDMA(寬頻分碼多重存取)、CDMA2000(多載波分復用擴頻調制)和TDS-CDMA(時分同步碼分多址接入)。其中W-CDMA標准主要起源於歐洲和日本的早期第三代無線研究活動，該系統在現有的GSM網路上進行使用，對於系統提供商而言可以較輕易地過渡，該標準的主要支持者有歐洲、日本、韓國。去年底，美國的AT&T移 動業務分公司也宣布選取WCDMA為自己的第三代業務平台。CDMA2000系統主要是由美國高通北美公司為主導提出的，它的建設成本相對比較低廉，主要支持者包括日本、韓國和北美等地區和國家。TD-SCDMA標準是由中國第一次提出並在此無線傳輸技術(RTT)的基礎上與國際合作，完成了TD-SCDMA標准，成為CDMA TDD標準的一員的，這是中國移 動通信界的一次創舉，也是中國對第三代移 動通信發展的貢獻。在與歐洲、美國各自提出的3G標準的競爭中，中國提出的TD-SCDMA已正式成為全球3G標准之一，這標志著中國在移 動通信領域已經進入世界領先之列。

⑵ 當前我國法制建設的核心問題是什麼

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重視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相繼頒布了婚姻法、「五四憲法」等一批重要法律法規，為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新生政權的鞏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但後來不太重視法制的作用，甚至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無法無天的狀態，使黨的領導也受到嚴重沖擊，黨和國家的事業遭到嚴重挫折。慘痛的教訓告誡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必須發揮好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否則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地位，同時把依法治國確定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定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這艘航船順利前行。

這30多年，我們之所以能創造發展的奇跡，之所以有今天這樣的良好局面，可以說經驗有很多條，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正確地處理黨的領導和法治的關系，為事業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當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我們怎樣完成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怎樣應對嚴峻復雜的矛盾風險挑戰？

說到底，一個是要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一個是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用法治方式調節社會利益關系、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因此，在當代中國，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所在。要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要始終正確把握兩者的關系，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確保法治中國建設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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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國因法而治，因法而興。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國家；一個先進的政黨，必然是依法執政的政黨。

對於行進在現代化之路上的中國，法治是繁榮穩定的基石；對於掌舵民族復興航船的中國共產黨，法治是執政興國的支柱。現在，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定性階段，面對改革攻堅期和深水區，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我們黨要提高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帶領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法治是黨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要在黨的領導下使國家治理能力跟上時代潮流，就必須轉變黨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嚴格按照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

只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真正做到「三統一」「四善於」，才能提高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法治是黨完成執政任務的可靠保障。治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關鍵是要立規矩、講規矩、守規矩。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法律是治國理政最大的規矩，規定了每個公民、法人、政黨、社團必須遵守的基本行為規范。我們黨要實現長期執政，帶領人民走好「中國道路」，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以法治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制度保障。

法治為黨攻堅克難提供有力武器。今日中國，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可以說前所未有。矛盾凸顯期，面對多元利益訴求如何定分止爭，促進公平正義？

改革深水區，面對多樣實踐探索如何劃定邊界，掌握改革航向？社會深刻變革階段，面對多變思想觀念如何廣泛凝聚共識，找到「最大公約數」？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越是在關鍵時刻，越需要發揮法治的作用，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

「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在實現中國富強振興的征程中，有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有社會主義法治的有力保證，瑰麗動人的中國夢想將逐步變為現實。

⑶ 當代大學生如何以實際行動推進法治中國建設

學好當代中國法律；了解西方完善的法律體系，對中國法律修正；個人言行，做守法公民，不宣導法律意識淡薄信息。

⑷ 法治是什麼 我來說一說

法治就是在法律的基礎上治理國家，
比法制符合社會要求，
具有其先進性和可行性。

⑸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其基本要求是什麼

全面推進復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制用十六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1、有法可依就是制定出完備的法律，使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章可循。

2、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

3、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

4、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依法治國是依據法律治理國家，法律就是一個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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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⑹ 當代中國法治研究如何避免教條主義思想方法

「左」傾錯誤與右傾錯誤是一對政治概念而不是哲學概念。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是一對哲學認識論的概念而不是政治概念。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教條主義者片面誇大書本知識的作用，輕視感性經驗，輕視實踐，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視矛盾的特殊性，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般性結論，當作僵死的教條到處生搬硬套；經驗主義者片面誇大感性經驗的作用，輕視科學理論的一般指導作用，把局部經驗當作普遍真理，處理一切問題都超不出自己狹隘經驗的眼光。這兩種認識論上的錯誤都違背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實踐與理論、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統一的原理，因而都會給實際工作帶來危害。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在黨的政治生活中，在革命和建設工作中經常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教條主義既可以表現為「左」傾，也可以表現為右傾；同樣，經驗主義既可以表現為右傾，也可以表現為 「左」傾。也就是說，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對哲學認識論概念與「左」傾和右傾這對政治概念之間並沒有一成不變的固定關系，並非教條主義者必犯「左」傾錯誤，經驗主義者必犯右傾錯誤。搞清楚這兩對概念之間的基本區別和復雜聯系，將大大提高我們識別「左」傾和右傾錯誤的能力，有助於我們在思想方法上和實際工作中更自覺、更清醒地努力防止和堅決克服各種錯誤傾向。

⑺ 什麼是法治素養

法治素養，不僅是當代大學生思想道德素養的重要內容，也是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和社會交往的現實需要，更是其面對新時代走上工作崗位必需的核心素質和基本能力。新時代大學生的法治素養應當包括以下方面：

1、堅定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新時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關鍵

黨的十七大、十八大都明確提出「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總目標，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了「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原則，豐富和深化了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當代大學生應當明確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包含六個方面的基本內容：

一是明確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的基本理念；

二是明確「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目標和戰略內容；

三是明確「堅決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樹立憲法法律至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

四是明確堅持「人民是依法治國的主體和力量源泉，堅持依法維護人民權益」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使命；

五是明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六是明確「五個堅持」是確保實現「法治中國建設的根本保證」。

這五個堅持是「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為根本遵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堅持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推進國家各項工作法治化；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穩定」。

2、完善的社會主義法治知識，是新時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重要內容

法治知識概念比法律知識概念的內涵更深刻、外延更廣泛。因此，要培育和養成新時代大學生核心法治素養，就要對大學生進行普法和法治宣傳教育，使大學生的法律知識不斷更新，還要擴展其法治知識儲備、豐富其法治知識結構。

一要認識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特徵、理論體系、發展規律和實踐經驗；

二要了解和掌握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憲法法律等方面的基本知識；

三要熟悉和掌握大學生應當遵循的有關教育方面的基本知識，特別是與自身專業和未來職業實踐需要相關的法律知識，要把有關的法治知識與思想道德和科學文化知識有機融合，內化為專業能力與職業素養，以適應未來法治建設的實際需要。

3、健全的法治意識，是新時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精神要素

對新時代大學生而言，健全法治意識的基本要求是：

一要增強尊崇憲法、尊崇法律的法治意識，樹立憲法至上的法治觀念；

二要增強規則意識，明確守法守規是每一個法治國家中公民的基本意識，堅持依法辦事，在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當代大學生應當做到懂規矩、守規則、依規范，堅守規則紅線、明確法律底線；

三要增強程序意識，明確「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學會依靠程序辦事，遵循程序要求，形成程序觀念；

四要增強平等意識，自覺維護和遵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上沒有特權」，堅持公平正義；

五要增強權利意識，依法維權、護權，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權利，自覺維護自身的權利，以法律為武器自覺與任何侵權和不法行為做斗爭。

4、嚴謹的法治思維，是新時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思維能力要求

法治思維是現代國家治理應當確立的基本思維模式。大學生是新時代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學會和運用法治思維是當代大學生必須具備的思維能力。法治思維模式，就是運用法律的思維，是依靠法治本身固有的運行特性和對法治的信念來認識事物、判斷是非、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

法治思維與道德思維、政治思維、經濟思維、行政思維等思維模式的本質區別是，在治國理政、社會治理和行為方式上，它更側重於對法律規則和法律手段的運用和重視，強調法律的權威、依法行動和依法辦事。

大學生樹立法治思維，就是要樹立權力服從於法律的權力思維、理性平等的權利思維、依法辦事程序思維、自覺主動的法律責任思維，提高對法治的踐行能力和運用能力。

5、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當代大學生法治素養的行為要求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核心要義之一就是法治，而社會主義法治的精神要義之一，就是要在樹立法律權威的基礎上，形成人們對法治的內在需求和內心擁護，使法治成為人們的精神認同與行動遵循，這也是對大學生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

大學生要做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和信仰法治的表率，要帶頭樹立起崇高的法治信仰、堅定的法治信念、飽滿的法治信心、良好的法治風范，成為在未來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良好的依法執政、依法行事、依法辦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和實踐者，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和堅定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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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當代大學生要培養法治素養，就要不斷加強法治知識的學習，包括關於法治和法律規定方面的知識和法治原理方面的知識。除了在大學課堂獲得相應的法治知識之外，收聽收看法治方面的廣播電視節目、閱讀法律類的報紙雜志等都是較好的獲取法治知識的途徑。

並通過加強法治方法的訓練，養成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處理日常生活中各種問題的習慣，養成遵循法律要求、依據法律規定、按照法律程序辦事的行為習慣，牢固樹立規則意識和責任觀念，並在日常的專業學習中加強法治知識和思維方法的運用。

使自身所學的專業知識和法治知識結合起來，為適應新時代發展所需要的綜合素養奠定基礎，全面提升自身的綜合素養和能力。

⑻ 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與特點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