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學的歷史
A. 中國法學與西方法學歷史發展路徑有何不同
對不起您這里提到的西方有些模糊了,西方法律大致分兩種,判例法和成文法版即英美法系,大陸法系—權—大陸法系(civil law system)一詞中的「大陸」兩字指歐洲大陸,故又有稱之歐陸法系,這個法系現時主要由歐洲大陸的國家(例如法國、義大利、德國、荷蘭等),
我國屬大陸法系,
我想,中國法律與西方國家的區別在於,1,中國沒有《行政程序法》,
2,中國的法律是近幾年新興的西方國家對法律有著更悠久的歷史,
3,和對人 權問題,民 主……你懂的,
4,中國的法律仍然有著封建社會奴隸社會的陰影,明確為統治階級服務,
B. 西方法制史上哪幾位法學家比較重要
與其說是西方法制史上的法學家,不如說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法學家。因為法制上多是實踐家,法學家的思想指導了的實踐家的實踐。法制史是制度發展史,不注重人,而思想史重在講法學家的思想。 第一個要說是古希臘,蘇格拉底和柏拉圖,蘇格拉底認為美德即知識,法律是人們幸福的標准;柏拉圖的著作有《理想國》、《政治家》和《法律篇》。 第二個要說古羅馬。古羅馬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地,法學家有西塞羅、蓋尤斯、保羅、烏爾比安、帕比尼安等。羅馬法在查士丁尼時期空前發展,編纂了國法大全(四類),而其中就包括法學家著作,並明文規定,如遇疑難問題,成文法沒有明確規定時,以五大法學家的著作來解決,觀點不一致時,以多數法學家觀點為准,相同者則遵照帕比尼安的學說。 到了中世紀,主要有阿奎那的自然法觀點。由於中世界後期教會與教皇權利的膨脹,出現了馬基雅弗利和布丹提出的主權學說。 緊接著就到了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時期思想活躍,法學家眾多,格老秀斯、霍布斯主張擁護君主專制政體;洛克傑弗遜則主張主權在民的共和制度,孟德斯鳩則主張君主立憲,介乎二者之間,是改良主義。 19世紀的德國出現了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為主導的歷史法學派。薩維尼和耶林則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發展。 19世紀的英國,出現了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法學,和奧斯丁為代表的分析法學。 之後便進入了20世紀,可以參考相關書籍閱讀。
C. 西方法學的近代三大法學
從19世紀初開始,西方國家展開了廣泛的立法活動,都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較完備的資產階級法律體制。西方法律的兩大傳統,即通常所講的英國法系(或稱英美法系或普通法法系)和大陸法系(或稱羅馬法系或民法法系),也是這一世紀在世界范圍內形成的。這些現象意味著資產階級法治的確立。與此相應,在法學領域中,古典自然法學派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19世紀的三大法學派別:歷史法學派、分析法學派和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家的法律思想(在有的法學著作中被稱為形而上學法學派或哲理法學派)。
從19世紀末開始,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出現和各種社會矛盾的激化,西方資產階級法學領域的一個重大特徵,是出現了所謂「法的社會化」(亦稱「私法的公法化」)理論。這個理論認為法不應以維護個人權利,而應以維護「社會利益」為基礎,社會化的新法律原則代替了個人權利的舊法律原則,於是各種「社會立法」紛紛出現,形成了諸如勞工法、社會保障法(社會福利法)、環境保護法以及經濟管製法等新的法律部門。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有其特點,有其特點中可以總結出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不同之處。
(一)法律淵源不同。大陸法系以成文法作為法律的主要淵源,包括法典、習慣、判例以及學理等,在這其中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主要淵源。英美法系以判例法作為法律的主要淵源,遵循先例約束力原則。
(二)大陸法系重視法律的成文化,法典化和邏輯性,大陸法系的國家大部分法律都以成文的形式頒布。英美法系重視判例法,遵循先例約束力原則。
(三)對法律的分類不同。大陸法系把法律分為公法和私法,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劃分,把公法劃分為憲法、行政法、刑法等,把私法劃分為普通法和衡平法。
(四)在訴訟制度上,大陸法系實行審訊制和合議制,在審訊制中,法官居於主導地位,可以詢問當事人,調查取證等,在合議制中由法官、陪審員組成合議庭,共同審判案件;而英美法系實行對抗制和陪審制,在對抗制中法官居於中立的地位,只是作為裁判者,當事人處於主導地位。在陪審制中,陪審員單獨組成陪審團,最終的判決由法官作出。
(五)在法官的權力上表現不同。大陸法系的法官審理案件以成文法為基礎,自己不能做出超出成文法規定的裁判;英美法系的法官運用判例審理案件,可以對案件根據法律進行解釋,作出判決。相對來說英美法系的法官的權利相對較大。
(六)法律的表現形式不同。大陸法系以編纂法典為主,英美法系國家主要以判例法為主。
(七)受羅馬法的影響程度不同。大陸法系是以羅馬法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英美法系受其影響較小,但在教會法、商法和衡平法方面仍受其影響。
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不同主要是由其歷史傳統、文化、發展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二者都各自有其利弊,例如在法官的權力上,英美法系法官可以「造法」,根據法律對法律進行解釋,從而對案件進行審理,這就需要法官能夠充分的理解法律的規定,而且需要法官具有較高的水平,可以更好的維護當事人的利益,但也有可能會導致權力的濫用;大陸法系的法官審理案件需要以成文的法律條文為基礎,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這在一定程度上就限制了法官的主觀能動性,可能會對案件的審判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隨著時代的發展,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區別應經不像以前那麼的明顯,二者有些方面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例如大陸法系中判例的作用也日益明顯,法官也更多的借鑒之前的案例;而英美法系中成文條款也不斷地增加。二者的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也有利於二者根和更好的發展。
D. 西方法學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法學
在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希臘城邦國家中,相對地說,成文法並不很多,也談不上有獨立的法學。例如法是神授還是人定,法的基礎是權力還是自然、正義或理性,是法治還是一人之治,以及法和民主、自由、平等的關系,法和國家的關系,自然法和實在法之間的關系,等等,這些思想對後世法學一直有很深的影響。
與古希臘不同,古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法極為發達。從公元前5世紀的《十二銅表法》到公元6世紀查士丁尼時編纂的法律(12世紀時稱《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可謂蔚為大觀。羅馬法的發展帶來了羅馬法學的相應發展,反過來,羅馬法學又是推動羅馬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羅馬共和國末期的哲學家、政治家M.T.西塞羅,根據斯多葛派哲學,首先較系統地提出了自然法學說,為羅馬法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在西方歷史上,正是在羅馬帝國前期,第一次形成了職業法學家集團,第一次出現了法律學校和法學派別:拉別奧派(即普羅庫盧斯派)和卡爾托派(即薩賓派,見羅馬法學),第一次寫下了大批法學著作。羅馬五大法學家之一蓋尤斯的《法學階梯》,是一本迄今所知最早的並且完整保存的西方法學著作。羅馬法學家以其法律學說、法律解答推動了羅馬的立法和司法工作,對當時已相當發展的簡單商品生產的法律關系,有比較完整的論述,對其後歐洲民法的發展有重大影響。
E. 在西方,最早出現的法學一詞,去原意是指什麼
本文對漢語「法學」一詞在古代中國、近代日本和近代中國的產生、發展及演變的過回程進行了考察。答作者指出,漢語「法學」一詞在中國古代即已出現,但多用為「律學」,且與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有著重大區別;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原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伴隨著日本近代化的過程而產生,並由日本傳入中國的。在考察了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由日本傳入中國的途徑之後,作者指出,古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與現代意義上的漢語「法學」一詞的根本區別在於兩者所依據的世界觀不同:前者強調的是統治者的權力意識和臣民的義務、責任,將法視為役使臣民的工具;後者強調的是法的平等性、公正性、權威性,將法視為保障公民權利的手段。最後,作者還指出,多年來,我們對「法學」一詞仍抱有一種排斥心理,這與我國輕視法學的傳統意識有一定聯系
F. 西方歷史上哪些著名法學、哲學家是基督徒可以具體點么
耶穌不是哲學家,他甚至沒有一點學歷,但是許多令人崇敬的大思想家拜倒在他腳下:奧古斯丁、阿奎那、培根、笛卡兒、斯賓諾莎、萊布尼茨、帕斯卡爾、孟德斯鳩、黑格爾、湯因比等等
他不是科學家,他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但是世上一些最著名的科學家是他的信徒: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牛頓、波義耳 、拉法第 、焦耳 、門德爾 、巴斯德 、辛普森 、愛迪生,愛因斯坦等等。
他不是藝術家,他淳樸的不能再淳樸,但是一大批出類拔萃的文學藝術家追隨他:米開朗基儸、達芬奇、儸丹、巴赫、貝多芬、柏拉姆斯、亨德爾、雨果、托爾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等。
「對人類來說,聖經的存在,是全人類所經驗到的最大好處」——康德
「在目前的社會情況下,沒有聖經就不可能教育孩童」——托爾斯泰
培根:「 只有初習哲學的人,才趨向無神論,造詣稍深者,便能體會真理。淺學之士只能看到萬事的次因,以致不能深入。必深思博學的人,始能探本窮源,澈悟主宰萬有的真神。從世界歷史來看,任何宗教,任何法治,都不能和基督聖道相提並論等量齊觀。因為只有聖經,才能使國家社會蒙受最大的福祉。」。
康德:「對人類來說,聖經的存在,是全人類所經驗到的最大好處,凡想減少它價值的,不啻是對人類一種犯罪行為。」
司各脫:「在這本令人敬畏的聖經里,蘊藏著奧秘中的奧秘。」
陸克:「聖經是一部永生之道的書,是一部使人得救,只有真理,絕無錯誤,又是上帝親自著作的書。」
盧梭:「我必須承認,聖經的輝煌使我驚訝。」
魯索:「聖經的庄嚴,令人崇敬,福音之純潔,使余心折,讀了聖經,則一切哲學的著作,便成為卑無高論,不堪比擬。」
蘇格拉底:「有一位至高神的存在;至高的神統治萬有;神要差遣一位導師,撥開雲霧,開通心竅,使人能辨別善惡,認識其道德的責任;靈魂不滅,義人必受善報,惡人必遭惡報。」「如果死後沒有生命,人生的價值意義都無從談起。」符合聖經中的講述。
耶穌說:「我就是真理,道路,生命,若不藉著我,就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法學家:
海爾爵士:「余交遊廣闊,讀書萬卷;然從無一書,象聖經那樣,能增我智慧,使我得益,使我受用。一般人反對聖經,都是因為不懂聖經。」
甘德博士:「欲求人類脫離粗野,日臻文明;欲謀國民,轉離罪惡,道德高尚;欲求整肅紀綱,敦睦邦交;欲民風淳厚,社會進步,其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聖經一書,普遍流傳,家喻戶誦。聖經一書,不僅能滿足人類的需要,且能救治人類的病態,聖經乃是一本權威最高,感人最深之書。」
王寵惠博士:是中國最著名的法學家,歷任司法部長,外交部長,國務總理等要職,他不但是一個篤信聖經的人,並且親著「信道七問」,根據聖經闡釋救恩要道。
G. 西方歷史第一次形成獨立發的職業法學者階層是什麼時期
西方歷史第一次形成獨立發的職業法學者階層是在古羅馬時期。
衍生知識點——古羅馬法
古羅馬法是法學作為一門獨立學問的開始,法學繁榮,盛極一時。主要表現為:
1.第一次形成職業法學家集團。
2.擁有全面的成文法體系,如《國法大全》,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學說匯纂》、《法學階梯》、《查士丁尼新律》。
3.高超的法的分類技術:公法與私法的理論劃分首度出現,私法理論體系得到極大發展。
4.西塞羅:古希臘哲學的羅馬傳人,自然法思想得以系統化。
H. 西方主要法學派別介紹
自然法學說的由來
自然法學說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佔有重要地位,幾乎貫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過程。從古希臘、古羅馬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家,無不涉及自然法問題。或者說,在近兩千年的歷史中,自然法學說是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經久不衰的理論。因此,認真研究這一理論,對分析、批判和借鑒資產階級法學具有重大意義。
自然法學異源於古希臘哲學。著名的自然哲學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與人為法,並認為法是戰爭的產物,將法歸結為永恆的產物。(公元前六世紀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與人為法的區別,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論證。但後來,詭辯學派代表人物普羅塔哥拉又對此作了闡述,認為法律起源於自然狀態,是正義的表現。蘇格拉底在此基礎上,正式把法律分成兩種: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並指出法是市民的行為准則。不成文法是人類行為的准則,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須服從神的立法。他的學生柏拉圖,尤其是他是徒孫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正式從法學的角度提出和論證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統。
率先把自然法系統化的是古羅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學家西塞羅。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統闡述自然法理論的代表作。他不僅給自然法下了定義,而且把它同理性、正義聯系起來,並指出理性與正義均源於自然。他認為,自然法永世長存,萬古不變,是絕對正確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則有兩種情況:凡符合自然法原則的人定法是正當的法律,否則就不是法律。西塞羅把自然法理論推向其發展史上第一個高峰,而是古希臘思想家、法學家集體智慧的結晶。但這一時期的自然法理論有明顯的局限性:一是最後把自然法與神聯系在一起;二是沒有同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盡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在他們對自然法極為重視,而仍然是「空中樓閣」,從而使他們的自然法理論只能成為一種文化遺產。
中世紀是整個法學的衰落時期,與其它社會科學一樣,法學成為神學的「附庸」與「婢女」。但神學家們沒有忘記自然法這一概念,經過他們的精心設計,毫不掩飾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學的外衣,公開提出自然法從屬於他們所講的上帝創造的永恆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們看來,只有永恆法彩色至高無上的法律,它淵源於神的智慧,就是說,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義、理性統一起來。
古典自然法學派
古典自然法學派形成於17-18世紀,創始人為格老秀斯(荷蘭)、主要代表人物有:洛克(英國)、孟德斯鳩(法國)、盧梭(法國)、漢彌爾頓(美國)、傑弗遜(美國)等,這些資產階級思想家,繼承了歷史上自然法學說的某些觀點,以唯心史觀為理論基礎,並形成了古典自然法學派。格老秀斯宣稱:「法律是理性的體現」,「正義的標准」;他給自然法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自然法是真正理性的命令,是一切行為善惡的標准。」他心目中的理性、正義與古希臘的自然法學說有所不同,他把理性從天上引到了人間,即他講的理性是指人類的理性,而不歸結於神。更可貴的是,古典自然法學派把正義、理性同資產階級民主、人權、法治聯系起來,並成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他們還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在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觀點: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基本觀點
法律理性論。自然法學說的基本原則,就在於認定除國家制定的實在法(行為法)之外,還存在一種凌駕於實在法之上的「超法律」的自然法。他們認為,自然法高於實在法,是實在法的基礎,是監督實在法的手段。自然法學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都把自然法與理性聯系在一起,但歸宿不同。古希臘把理性歸宿於自然,中世紀把理性、正義淵源於神,而資產階級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則歸結於人類。他們認為人類理性之中就有自然法,因此,凡是有理性的人類都要自然法的支配。
天賦人權論。天賦人權論首先是格老秀斯提出來的,洛克把它加以系統化,潘恩等人在《獨立宣言》和《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把它加以規范化;其主要內容有:1)人權是天賦的,與生俱來;2)人權的基點是個人;3)人權是抽象的,超階級的;4)人權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而財產權是核心。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
社會契約論。這是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霍布斯、洛克、盧梭都先後系統地論證了這個問題,盡管他們各自講的理由不同,但結論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在自然狀態下,人們訂立契約,建立國家,並讓出一部分權利賦予國家,由國家來保護每個公民的人權。他們的後繼者又把社會契約論擴展到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各個領域。
主權在民論。這是「天賦人權論」和「社會契約論」的引伸和發展。按照盧梭的說法,由於人們把一部分權利轉讓給國家,並不是奉獻給任何個人;他們放棄權利,因此,人民在國家中應該是自由的,國家的主權只能是屬於人民,人民可以更換政府。在此基礎上,盧梭提出 了「主權在民」或「人民主權」的理論,他指出:「人民主權」應包括如下原則:(1)主權不可轉讓;(2)主權不可分割;(3)主權不可代表;(4)主權至高無上和不可侵犯。
法治論。自然法學派主張建立法治國,強調法律至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強調依法辦事,強調權力制約,並把法治作為一種治國方略和政治體制。
對古典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古典自然法學派是西方法學中影響最大時間最長的法學流派,特別是 20世紀以來,成為了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世界范圍內曾一度廣泛傳播: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古典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論。既是人類社會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又對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自然法學派的的理論基礎是唯心史觀,它所謂的「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自然法學說的復興
19世紀,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鞏固和階級斗爭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學派逐漸被歷史法學派所取代,分析法學派也隨之興起。
但到20世紀,自然法學派又出現「復興」的局面,德國法理學家斯塔姆勒提出「內容可變的自然法」學說。他認為法律在邏輯上應先與社會和經濟現象而存在,不是經濟決定法,而是法決定經濟。他把法區分「正當的法」與「不正當的法」,並認為「正當的法」是由「不正當的法」演變與發展而成。他所謂「正當」與「不正當」,不在於法的內容,而在於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與所定的標准相適當即為「正當的法」。
「復興自然法學派」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法學家信奉天主教義,亦稱新經院主義法學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國的馬里旦,他認為私人佔有財富屬於自然法,而「自然法之為法,是因為它是對於永恆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學家雖不公開站在宗教立場上,但提倡理性服從信仰,把自然法解釋為一種理想的永恆的正義,如義大利法學家迭爾維寇。
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進一步被重視,尤其通過幾次大論戰:如富勒與哈克,哈克與德沃金,使自然法學派威信大增。
自然法學在其發展的歷史中,大致經歷了自然主義自然法學、神學自然法學、理性自然法學和新自然法學四個發展階段。
新自然法學的特點
自然法學的復興嚴格地講,應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有下列特點:
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新自然法學派有兩個支派或者說有兩個發展方向,即世俗的與神學的,但他們都強調人權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如威瑪政府的司法部長拉德勃魯赫認為,法律必須有絕對的價值准則,否認人權的法律是「絕對錯誤的法律」。他指出實證主義有利於法西斯政權對權力的濫用。他這些法律觀點,德國戰後審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魯赫畢竟是一個相對主義者,是一個典型的不可論者,這當然應予以否定。馬里旦是新自然法學神學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義改造社會。他們突出特點是強調人權,並專門寫了一本《人權與自然法》的名著,認為應用人權制約國家的權力。
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的價值觀。新自然法學派不是簡單重復自然狀態、自然法、自然權利和社會契約等說教,而是保留舊的形式,賦予新內容,或者乾脆放棄一切虛構,直接強調法律對道德的依賴性。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羅爾斯的正義論和德沃金的權利說。德沃金認為,個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這些權利不僅是法律規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規定而存在的。
新實證分析學派的影響。新自然法學派開始重視法的形式因素,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富勒。他提出了「程序法自然法」理論,認為,一個真正的法律制度包含著固有的道德性,即法的內在道德,亦稱法制原則,是一種特殊的、擴大意義上的程序道德,包括:(1)法律的一般性;(2)公開性(3)非溯及既往;(4)法律的明確性;(5)避免法律中的矛盾;(6)法律不應要求不可能實現是事情;(7)法律穩定性;(8)官方行為與法的一致性。
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觀點
新自然法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國的拉德勃魯赫(RadBruch),法國的馬里旦美國的富勒、德沃金和羅爾斯。
對自然法學派的評價
自然法學派在西方法學中一脈相承,流傳至今,是當今西方三大派別之一。在西方法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是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武器,對推翻封建專制和神權政治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自然法學派,關於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理念的提出既是人類進步和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又推動社會的發展。對我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一定借鑒作用,
自然法學派的理論基礎的唯心史觀,它所謂「人類理性」「天賦人權」都有歷史的局限性和虛偽性。
社會法學派
概說
社會法學派亦稱社會學法學。這一學派的含義相當混亂,大體上有兩種解釋:一是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研究法律同其他社會現象的相互關系,特別是研究法律的社會效果與目的;一是指法律強調社會利益,提倡「法律社會化」。
在20世紀初,這兩種解釋還是有意義的,因為第一種說法盡管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但他們仍然強調個人利益和個人自由。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法律社會化」已佔絕對優勢,上述兩種解釋實際上已經趨向一致。
本來,社會學法學、社會法學和法律社會學三個概念是一致的。當然,由於研究者本人是法學家還社會學家,其研究的重點和角度是不同的。一般講,法律社會學是「陳述性的」而社會學法學是「規定性的」,意思是說法學家著重於法律規定,社會學家側重於陳述有關事實。
從社會學法學的發展歷史來看 ,大致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
早期社會學法學。它產生於19世紀的後期,其創始人是法國的孔德。孔德又是實證主義的創始人。早期社會學法學從不同的角度來解釋法律,諸如生物學、人種學或心理學等等。如英國的社會學家斯賓塞(Spencer)便以生物學為依據,認為社會與國家如同生物一樣,是一個有機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是生存競爭和強存劣汰,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個人自由,一個人只要不妨害他人同樣的自由,就可以從事他所願意的任何活動。奧地利社會學家普洛維奇認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種族斗爭,國家起源於較強的原始民族,對較弱的原始民族的征服,隨著國家的出現就形成了國內的階級之間的斗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法律是統治集團通過國家權力對被統治集團進行統治的工具。還有法國的社會學家塔爾德和美國的社會學家沃德,將法律解釋為心理現象,從而創立早期社會學法學中的心理學法學。
現代社會學法學。它又分為兩大派,即美國學派與法國學派。法國學派又稱歐洲學派,其代表人物是奧地利的社會學家埃利希,他認為法律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和判決,而社會本身,應該是「活的法律」,他不同於制定法,而是社會組織的內在秩序。美國現代社會學法學的創始人是著名法學家龐德(以後專節論述)
早期社會學法學與現代社會學法學的重大區別有:(1)現代社會學法學不僅主張用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研究法律,而且特別強調法律是社會效果與社會目的;(2)早期社會學法學強調個人利益個人權利,現代社會學法學強調社會利益;(3)在解釋法律方面現代社會學法學不是從生物、人種、心理某一角度而是綜合各門學科加以解釋。
此外,還有一些現代西方法學派別與龐德的社會學法學有一定差別,一般不稱之為社會學法學,但從其基本趨向來看,仍屬於社會學法學的范圍,可列為社會學法學的支派。如法國的法學家狄驥創立的社會連帶主義法學,美國現實主義法學、德國的利益法學等等。
分析法學派
分析法學派的由來與發展
分析法學派是19世紀西方法學三大派別之一,曾長期在英國占統治地位。現在,它仍然被認為是西方法學「三足鼎立」的一家。
分析法學派大致歷經兩個大的歷史階段,即以奧斯丁為創始人的早期分析法學派階段和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分析法學派階段。
分析法學派產生於英國,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妥協性在法律方面的直接後果。奧斯丁的主要觀點有:
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並以此引伸出「義務、制裁」為法學的基本范疇。在他看來,法律只有是一種命令,才能得到實行;如果僅僅是「告知」、「希望」,實際上是很難得到遵守。他認為,法律作為一種命令,只有來自主權者才有實際意義,才可能具有普遍的約束力。
法律與道德沒有聯系,即劃分實在法與理想法。在他看來。法學就是研究法,「惡法亦法」,也屬於研究范圍。
他認為法律有兩種,應當法和實在法,法理學的任務在於研究實在法,從而開創法學領域實證研究和形式主義風氣。
毫無疑問,奧斯丁的觀點與自然法學派的觀點是矛盾的;同時,他將法律與道德分離是荒謬的;但他提出法學應研究實在法有一定價值,在客觀上促進法學的發展。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
新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創始人是英國的法理學家哈特(Hort),原為出庭律師,1952年由牛津大學教師升為該校法理學講座教授,1978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概念》(1961年),《法律、自由和道德》(1968年)、《法理學和哲學論文集》(1983年)。
新實證主義法學是在論戰中形成與發展的。戰後哈特與新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進行了三次大論戰:第一次是哈特與美國法理學家富勒長達數年的論戰;第二次的哈特與英國法官德夫林的論戰;第三次的哈特同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的論戰。
1957年4月,哈特在哈佛大學演講時,作了一個《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之分》的報告,為法律實證主義進行了辯護,並對富勒等人進行了攻擊,從而揭開了第一次論戰的畜牧。富勒當即發表了《實證主義和忠於法律—答哈特教授》予以反駁。60年代,兩人又各自出版自己的代表作---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並進一步批駁對方。這次論戰實際上是西方法理學中傳統的自然法學和法律實證主義兩大派之爭。分析法學認為,自然法學是一種形而上學,它研究的是理想的或正義的,而非實在的法律。自然法學則認為,實在法,通常指國家制定的法律,應符合代表某種正義、道德的自然法。
第二次論戰的焦點仍然是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問題是:法律是否禁止成年人同性戀的問題。法官德夫林主張禁止,而哈特根據自由派道德觀點,認為不應該禁止。在爭論中,有人支持德夫林,也有人支持哈特。
第三次論戰是哈特與德沃金。德沃金對哈特的主要規則與次要規則提出異議,並闡明了原則、規則和政策的關系。
I. 西方法學的二戰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法西斯政權的崩潰,一時盛行於德、意等國的新黑格爾版主義和新康德主義法學已趨權衰落,新自然法學復興。在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其他各國,新自然法學更為得勢。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於所謂第三次技術大革命的刺激,西方各國的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些國家的法制又有發展。目前,社會學法學、分析實證主義法學和新自然法學呈現三足鼎立之勢,但彼此觀點又日益靠攏。與此同時,由於國際交往的劇增,國際法學和比較法學的研究也迅速發展。這為法學的發展帶來了許多新的課題。
J. 比中西方法學的歷史發展路徑有何差異
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
本文通過對中西方法律文化及其所處歷史社會背景的比較研究,主要探討了中國的法律文化與西方的法律文化在形成、本位、屬性、倫理、體系、學術、精神,價值等八個方面的差異,細致的描述了法律淵源、價值精神以及文化屬性、學術體系的基本形成以及內容,揭示了法律文化的差異,沖突及其協調的理論和制度性安排,對這些差異的形成的過程作了詳細的闡述,在每個差異的背後都細致的介紹了差異的來龍去脈和深層次的原因。最後在第九章又重新回溯到了人,人乃文化的原點和軸心,無論多麼復雜的文化現象都是從人這個原點發散出去的。張中秋先生在本書中不僅系統的論述了兩種文化的差異及背後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給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理論:一切法律關系都可以而且應當還原為人的關系。不論這些關系表現為何種形態,人最終都是主體和原點。中西方在協調人與神、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但歸根到底仍是以人為主體和原點,即便是上帝也是人格化的神。①從本書中我體會到了,要想深刻了解某種文化,不能捨本逐末,而應追根溯源,以人為出發點,才能看到本質,任何忽視人的存在的文化、制度的研究都是膚淺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第七章,也是與當今發展聯系最為密切的一章。本文就以第七章為切入點,來談談中西方的法文化傳統與法治的關系。在第七章「法的精神:人治與法治」中作者認為中國法的傳統精神是「人治」,而西方法的傳統精神是「法治」。「法治」之法是指具有民主政治背景體現大眾意志的法。傳統中
2 國的法是用以維護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是以集團為本位,「人治」的色彩越來越濃厚,加之等級和尊卑的分明劃分,使得人民對權威產生恐懼以及對權力開始崇拜,而忽略了對個體權利的追求。而在西方,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日益開拓的眼界,依附著上帝的宗教法就被瓦解了,隨之催生了民主、自由、平等這些具有現代性的精神,總體上說更傾向於個人本位。從法的文化屬性來看,傳統中國的法律文化實質上一種刑事性或者是國家性的法律體系,而西方的法律文化則是具有民事性或者個人性的法律體系。② 作者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形成法治傳統,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即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官僚體制化。商品經濟是法治的物質根基,商品經濟的發展需要法律制度予以規范化。同時商品經濟孕育了社會契約觀念、政治市場觀念、思想市場觀念、主體意識、權利意識、平等和自由觀念等文化傳統。但是西方法治的形成絕對不是一個純粹的商品經濟問題,還存在一個不同於商品經濟的文化問題,即人性惡論。古希臘文化中以柏拉圖為代表的人性惡論的思想,在西方文化中始終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在西方國家廣泛流傳這一句名言:「權力必致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③在西方文化中,相對於人治,法制要更可靠。然而在中國文化中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更傾向人性善,強調用「禮」來引導和節制人性,由具備「德性」的人進行統治。最後一個方面是西方較早的官僚體制化是法治制度化的另一個前提。西方早在羅馬帝國時就形成了一套龐大完整的官僚系統,到中世紀晚期民族國家的形成,官僚體制的確立有力的支撐了近代法治的建立。 然而,作者花了大量筆墨去證明中國歷史沒有出現過「法治」,中國的傳統法的精神為「人治」,卻沒有系統論證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法的人治精神與中國古代法(以刑法為中心)是同時產生的,即中國法的人治精神的起源是伴隨著刑法的產生而產生的。又論證了人治精神的哲學基礎為人性善論和人性惡論。進而總結出人治在中國是逐漸強化的,而且也沒有其他限制其發展的因素。中國古代社會之所以沒有形成與西方社會一樣優越的法治傳統,是有其極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的。作者通過比較中西方兩個社會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差異,側面介紹了造成中國社會在法治傳統方面表現出與西方社會諸多不同
3 的根本原因。由於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的歷史文化發展路徑,才造就和催生了中國社會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但是作者沒有系統論證產生這些差異進而導致「人治」和「法治」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傳統的原因。 筆者認為,中國的法傳統之所以為「人治」,除了作者提到了中國的「律學」傳統(以刑法為中心)和儒家文化中人性善論和人性惡論,筆者認為還應當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即自然條件、經濟和宗教。 首先,自然條件的差異。中國古代沒有出現「法治」,而西方卻出現了「法治」,跟中國的自然條件有關。然而由於自然條件的差異,導致在西方普遍存在著城邦社會。古代中國疆域遼闊,加之山川江河阻隔,人們之間不可能有緊密的政治生活,不可能實施主權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西方城邦國家地小人少,左右為鄰,相互熟悉,易於實行議會制度,利於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就是城邦的政治主權屬於全城邦的公民,公民們直接參與城邦的治理。為了保障直接民主,即保障有關城邦公民資格的確定,權利與義務的劃分,行政機構的設立,法庭的選任與許可權,繼而產生了憲法。④既然城邦是公民的團體,也必然是民主的集體,人們也必然信奉保護民主的法律制度。希臘城邦公共政治文化空間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法治理念,表現為自由、平等、正義等理性精神,是城邦公民政治文化的核心與精髓,而在法治理念與精神的熏陶下,城邦公民表現出堅定的法治信仰。⑤簡而言之,城邦的民主政體是法治萌生的體制前提。然而中國幅員遼闊,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民族文化、語言等各個地區差別巨大,難以形成希臘城邦那樣的公民集團。占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散居在全國各地,加上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很少有經濟往來或文化交流。在如此龐大的國家之內難以形成像希臘城邦那樣的「直接民主」。反之,中國古代的地緣、經濟環境更像是培育專制政治的溫床。為了維持這個龐大國家的運轉,自然而然的選擇了專制政治,等級森嚴的專制主義政治格局從此長期成為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如此文化傳統中其對於法治的需求是極其微弱的,因為政治就完全可以為其民眾提供一切之所需,只是在另一個價值層面上。即使有那麼一點對於法治價值的呼喚也為強大的政治公權力的壓制所湮滅。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法治傳統的形成是遙遙無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