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立法
⑴ 法家理論的來源是什麼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是適應百家爭鳴的社會大變革應運而生的產物，在諸子百家中自成一體，獨成一家。春秋時期，法家還沒有成為獨立學派，法治思想還在萌發時期。當時，管仲、子產已有重視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時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治國重「法」，再到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的構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衍變過程，本文擬通過對《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剖析，來揭示這一衍變過程。一、{(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法治思想的萌芽管仲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盡管他不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國」概念，也是先秦法治思想的最初萌芽。「以法治國」語最早出《管子·明法》：「威不兩錯，法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意思是說，統治者治理國家，不必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在更多的基礎之上，只要以法治國，就會象人們舉手抬足那樣，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了。1．《管子》對法的闡釋《管子·形勢解》中說：「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說：「盡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管子》的這兩段論述准確地闡述了「法」的概念，指出了「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曲直、功過及行事的客觀標准，是普天下之民眾應該遵守的行為准則，是保證國家得以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是《管子》對我國古代法治思想的偉大貢獻。『2．將「以法治國」上升為治國理念基於對法的認識，《管子·論法》篇中說：「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強調法是最高之至道、治國之根本。如果沒有這個根本則民無保障、國無秩序、民心不向、國將不國，可見《管子》將「以法治國」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並且，《管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多次提及並且反復告誡君主要依「法」治國，《管子·任法》篇說：「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立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明法》篇還以先王的榜樣來教誨現任統治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甚至，為了做到「以法治國」，《管子·論法》還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守法：「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日：禁勝於身。」然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中註定不可能產出如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所講的「法治」，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只能是作為統治者的「人」工具性地「以法治國」。這種認識奠定24了以後法家對「以法治國」認識的根基。同時，在主張「以法治國」的同時，管仲也很重視德、禮。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管仲從來沒有否認過禮的作用，在某些場合他依然把禮作為頭等需要維護的大事，但是他在提升法的作用時無疑已經不自覺地降低了禮的功能。3．「法自君出、法道」這是《管子》在立法方面所體現出的思想。雖然管仲認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但又主張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權立法，人民不過是法所役使的對象，還有貴賤之別。而且「憲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經也」(《管子·法法》)。君主雖然有權立法，但不能隨意立法，而應以「道」為法。這就要求：必須「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即必須注意適應「天則」，即自然法則，必須從民情的好惡出發，必須「量民力」，切忌強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對人民作過多過苛的欲求。所以他們說：「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管子·形勢解》)，否則「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同上)。立法必須統一、嚴肅和具有相對穩定性。如果「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法令雖然必須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但不可朝令夕改。4．「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這是《管子》在行法方面所貫徹的思想。《管子》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認為關鍵在於善於運用賞罰：為了使法令成為行賞施罰的標准，法令的內容必須明確，而且必須公諸於眾，使人們有所遵循，即所謂「號令必著明」。法令公布後，必須信賞必罰，要求「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管子·七巨七主》)，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同上)。反對君臣，特別是君主「釋法而行私」(《管子·君臣》)。管仲認為阻礙法令貫徹的禍害，莫過於執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絕行私，關鍵在於君主。要求君主本人必須以身作則，「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管子·法法》)。主張「重令」與「尊君」。但是《管子》沒有把賞罰特別是刑罰的作用絕對化，《管子·君臣下》說：「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至賞則匱，至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還說「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會造成「誅罰重而亂愈起」的結局。所以《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這種思想源於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顯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管子》在對法的系統性認識基礎上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並且將其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認為君王治理國家需「以法治國，法禮並重」，充分體現了其禮法兼顧的思想。在立法和行法方面，《管子》則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但是「以法治國」畢竟是在明君臣之別的君主政體問題中提出來的，所以《管子》的「法治」概念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二、《商君書》「緣法而治」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發展商鞅作為先秦法家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書》中有較為完整的體現。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較為系統的「以法治國」概念的基礎上，《商君書》更加強調「法」的重要性及「法」的應用。1．《商君書》對法的認識《管子》對法的認識大多從法的特性和功用方面體現出來，《商君書》則對法的起源有了更為詳盡的論述。商鞅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在《開塞》篇中說：在上古時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時，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法律。「刑政不用而治」，後來人口越來越多，民眾則爭，爭則亂。為了避免爭奪與混亂，就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所謂「定分」，是指「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其中主要是指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財產所有權。這就是說，法律是為確定與保護財產所有權而產生的，被稱之為「定分止爭」的法律起源論。2．《商君書》的治國理念——以法治國與管仲「以法治國，德禮並用」的治國理念不同，商鞅主張「以法治國」，根本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商鞅認為，「好利惡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飢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商君書·錯法》)正是「人生而好惡，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同上)因此，不能用所謂的仁義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只能實行法治。同時，商鞅是從獎勵農耕、富國強兵以及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為出發點來論證實行法治的必要性的。商鞅認為，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視農戰、推行農戰、獎勵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蕁」(《商君書·農戰》)，而為達到這一目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賞罰為主要內容的法治，獎賞有功於農戰的人，懲罰破壞農戰的人。3．「刑無等級，一斷於法」商鞅「刑無等級」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商鞅反對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論點，首先正式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他認為有了法就必須得到遵守，而要使法得到遵守，僅靠一般民眾遵守是不夠的。他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書·賞刑》)即無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處刑，矛頭直指舊貴族，這是對商周以來「刑不上大夫，札不下庶人」思想的直接否定。正如司馬遷所概括的那樣：「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史記·太史公自序》)4．「嚴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鞅不僅重視以法治國，還認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嚴厲。他在上引「開塞」篇中說：「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奠深於嚴刑。」就是說，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說到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立君主，以嚴刑峻罰控制人民。《商君書》將法視為治國之本，重視「變法」取向，把法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與禮的尖銳對立。而且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商鞅認為需立足於法之實行，但是他將法不能實施的原因歸結為「刑輕」，因而提出「重刑」主張。商鞅認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他主張通過重刑達到「無刑」，是其法治的最高理想。三、《韓非子》「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法治思想體系的構建——法治思想的成熟韓非到秦時，距離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已經大約有123年之久，韓非在保留了商鞅等對「法治」的重要理論的同時，對治國之道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證「法治」更好地實施上面來。1．韓非對法的認識韓非在管仲、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而追本溯源研究了法是什麼和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法存在的問題。「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韓非子·難三》)「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這是韓非對法的簡要定義，也指出了法的一些基本特點：一是法應該是公布於眾的成文法；二是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三是法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與現在我們對法的基本特徵的認識基本相同。他和商鞅一樣，也認為法律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擺脫了天命神權的束縛，力求從社會內部並緊密聯系物質生活條件來探索法律的起源。2．以君為主，法術勢相結合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某些法治思想，如片面誇大法律的作用、治國只能靠法而不能靠仁義道德、重刑等思想，但是作為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綜合三家，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復參以黃老之無為，逐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1]在其綜合的過程中，還對法家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化。韓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雖從不同角度提出過「法」、「術」、「勢」等思想，但「皆未盡善也」(《韓非子·定法》)。商鞅治秦只講「法」不講「術」，雖然國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同上)，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同上)。因為不善於權術，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權旁落，未能達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韓「徒法而無術」，「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同上)。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所以韓國不能稱霸。在韓非看來，只有堅持以法為本，做到「抱法」、「處勢」與「行術」三者的有機統一，方為明主治國之道。「法」和「術」是人主統治臣民最重要的26工具，而「勢」是運用法和術的前提條件，三者不可或缺。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他還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難三》)。同時韓非又認為，要推行法術必須佔有權勢地位，「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失去權勢地位就無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權勢的關系是「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韓非明確提出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構建了「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的法治思想體系。「法術勢皆帝王之具，它們三者都是達到君權目的的法治方法。韓非法治思想同君權一開始就是並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觀，不僅不限制專制，而且是加強專制、鞏固專制、服務於專制。韓非法治思想體系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權治特點。」可見，韓非的思想體系在綜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已經超越了對法治重要性的論證。在充分肯定這個前提的情況下，他將法家思想的發展更加推進了一步，將重點放在了如何保證法的實施上面來，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論，使得法家法治思想臻於成熟。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重「法」，竭力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垂法而治」，再到韓非構建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法治」成為法家的口號，進而成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在對法的認識方面，更加全面和准確，包括對法的定義、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特點、法的起源乃至本質等問題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在治國方略方面，由最初強調法的功能和作用，但並未拋棄德禮，到後來完全否定德禮的作用，只主張「以法治國」，說明商鞅、韓非等後期法家對治國方略的認識已有了質的變化，片面強調法的作用，鼓吹法律萬能論，這對樹立法的權威、推行法治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立法方面，《管子》就認識到君主的立法權問題以及法令制定時應遵循的一些原則，商鞅則進一步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盡管在理論上具有積極意義，但現實中，這卻成了一張幾乎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在行法方面，《管子》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後期法家則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加之性惡論的影響，他們主張重刑，使管仲通過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德治措施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將嚴刑峻法當作保障法令實施的至上法寶，在法治思想發展史上無疑是退步的。但是韓非在集中之前法家思想的基礎上，獨樹一幟，創立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將法家對法治問題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意味著法家的法治思想已趨向成熟。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統一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國」無論如何都與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始終沒有脫出君主專制下「以法治國」的巢臼。鑒於《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的代表性，筆者以它們為中心闡述了其中所體現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展示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變過程。事實上，在眾多先秦法家中，還有李悝、申不害、慎到等前期和後期法家在「法治」問題上都有過很多論述，提出了豐富的法治思想，對後世影響亦為深遠，限於篇幅，這里不再論列。[參考文獻][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95．
⑵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順天道
法家認為自然運動是有規律的，他們稱之為「道」、「常」、「則」、「理」、「節」、「度」、「數」、「時」、「序」等等。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勢》篇說：「天不變其常，地不變其則，春夏秋冬不更其節，古今一也。」這里的「常」、「則」、「節」，均指規律，但有大小之分。《韓非子·解志》篇：「道者，萬物之所以然也，萬理之所以稽也。」這里的「道」指自然的總規律，「萬理」的「理」指事物的具體規律。法家認為，凡是規律都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人「莫之能損益」。[2]人，應該研究和掌握自然規律，依照規律行動，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時」。[3]依自然規律行動，得天之助；違反自然規律，終將失敗：「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4]「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為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肯問知而聽能。」[5]
根據上述道理，法家認為，在制定法時，應把順應自然作為重要內容和立足點。
順天道最主要的一點，是要把天道無私的性質引到立法中來，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天道」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無遠無近，無偏無私。法也應該如此，「法天合德」、「象地無親」、「參於日月無私」。[6]無親無私集中體現在「公」上。「公」是法的靈魂。法家所說的「公」，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法應如同天道為萬物運動之規跡那樣，成為人事的規跡。《管子·明法解》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七法》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任法》說：「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關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規定性，所以法又稱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為「公」，每個個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稱之為「私」。一般人固不待說，連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屬於「私」的范疇。《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話對這個問題作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法如同規矩，代表著事物的一般性，表現為「公」；國君權力再大也屬個別，表現為「私」。據此，君主也必須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7]。在法家看來，「公」是法的靈魂，無「公」也就無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義。
順天道的另一項內容是，要把自然規律以及遵循自然規律的人事行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准則。這集中表現在「四時之政」的論述上。春天是萬物復甦和萌發期。依據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應規定，在春天「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長也」，以保護自然萬物的生長。春天是一年生計之始，要播耘百穀，為了使生產得以進行，要「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也。」為了能使盡多的勞動力投入生產，在農耕開始之時，應該「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8]同樣的道理，依據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應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確地提出：「得天之時而為經」，把遵從四時規律視為治國之本。這對於農業來說，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還論述了如下的道理：違犯四時之政，不僅會受到自然的報復，「四時俱犯，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同時還會加劇社會上下之間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機，這叫做「舉事不時，必受其災」。作者認為殷紂王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違犯天時。
在先秦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時之政的主張，其他學派，如陰陽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點，在於主張用立法手段把四時之政法律化。
順天道的再一項內容是，他們把天時的不同性質和作用與法律職能對應起來。如天有生殺，即春夏生物，秋冬蕭殺，法律相應而有賞罰。天不廢生殺，法亦不能廢賞罰。
法家提出立法要順天道的命題是值得重視的。人類的活動不僅表現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同時也表現在人與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順天道的理論，是法家試圖尋求人與人交往同人與自然交往兩者統一的嘗試。這一理論中，有光彩的科學思想，比如通過立法強制人們遵從自然規律。至於以天道之「公」論證法律之「公」，二者雖無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前者不能成為後者的根據，但在當時卻有它歷史的合理性。因為法家藉助這種辦法賦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質，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應遵從法。這在君主權力至上的時代，從理論上不能說不是對君主行為的一種制約，對權貴們謀求法外權也是一種限制，這在當時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另一種則純屬謬論，如用天之生殺論證法之賞罰之類。
二、隨時變
法家對歷史持進化的歷史觀。他們認為時代在不斷變化，法也應隨時代變化而「變法」或「更法」。
法家認為，在歷史上隨著生產與人口的增長，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斷發生變化。而且認為歷史發展呈現階段性。《商君書》分為「上世」、「中世」和「下世」。韓非則把歷史劃分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四世。法家還認為，歷史的過程是後來者居上，今勝於古，斷然反對今不如古的說法。
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人們的思想也在變，「上古兢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帶頭干，所以有讓位之舉；可是當今作個縣官，子孫都受福無盡，因此，「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10]
時變事異，法也應隨時而變。「先王當時而立法，度務而制事，法宜其時則治，事適其務故有功。」[11] 「備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12] 「隨時而變，因俗而動。」[13]「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14]法家反對把歷史當成包袱背起來，也反對安於現狀。變法要從現實開刀。
根據歷史的不同階段不同特點，立法要切合時代精神。「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15]當今屬於「下世」的繼續，立法應貫徹「貴貴尊官」的精神。韓非認為當今爭於氣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導氣力之爭。
從時變出發，法家特別強調立法要切中時代脈搏。《管子·正世》說：「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故立法要有鮮明的針對性。
依據時變，行法還要有靈活性。《管子·小問》說：「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管子·形勢解》說：「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術也。」
法家不可能對歷史不變和時代作出完整的科學的判斷，但他們的認識包含了部分的科學內容，在當時居於認識之巔。法隨時變，應時立法，反映了法家對時代與法的關系的認識。他們雖然十分重視法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有時把法的作用說得過了頭，但從總體上看，他們清楚地認識到法是被時代制約的，法不能向時代發號施令，而應順從時代之變，誘導時代前進。這個基本認識是可貴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慎子說：「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16]
從法家的許多論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認為人情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時代條件變化而改變。關於人情的歷史變化，法家諸派認識不盡一致，這里暫且不論，但他們對當時人情的認識，大體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質歸結為一個字：「利」。《商君書·算地》說：「民之生(性)，度而取長，稱而取重，權而索利。」《賞刑》篇說：「民之欲富貴也，共闔棺而後止。」韓非說得更徹底，他認為父子兄弟之間的關系也是以利為中軸轉動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歸結為一個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過在當時，這種認識是最切近於實際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這一環節，以利為中軸把所有的人都帶動起來。「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惡，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這里所強調的，在立法時不應以君主好惡為准，而應首先考慮民情、民欲。如此說，法家的立法是否是為了民呢?法家確實講過這類的話。韓非說：「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氓)便眾庶之道也。」[20]可是我們都知道，法家處處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專制。這樣一來豈不矛盾了嗎?矛盾是矛盾，不過在法家看來這倒無妨。他們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統一，妙著便是因情利導，用民之好惡以利君主之用。韓非很坦率，他認為君臣之間沒有什麼可以信賴的忠義關系，現實是一個赤條條的「利」字，是一種買賣關系。他說：「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們爭利，要善於算帳，計得失之比數。對於君主來說，只要得多於失就行。「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於搞好排列組合，要像軸湊於轂那樣，讓一切人的利都圍繞著君主之利轉動。韓非說：「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25]君用爵祿名利換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獲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為基礎，這是一個光輝的命題。法離開了民情就失去了社會基礎，而變成廣大民眾的對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了君主著想，但他們同時又想方設法把法與民情連結起來。他們把法當成了卷揚機，使利經過臣民之手，最後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種滿足，而大利卻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變法在當時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這一點。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從事理。《管子·版法解》說：「審治刑賞，必明紀理；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說：「君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形勢解》說：「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節。」這些篇章的作者反復強調立法、執法都要依理而行。那麼什麼是理呢?從《管子》一書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內容，即事物的規律性；慣例、傳統、習俗；事物之間的輕重關系。
《乘馬》篇對市場之理的論述便是事物的規律。文中說：「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大意是，市場可以反映物資供應情況。如果百貨價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無利可得，各種生產(即百事)就會得到發展。生產發展了，供求關系才能平衡……從市場可以觀察到國家的治亂，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場不能決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產是市場的基礎，治理市場之本在於治理生產；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場。很明顯，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揭示了生產對市場的制約作用，為制定管理市場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論依據。
《乘馬》篇關於朝廷之理的論述，主要講的是慣例、傳統和習俗。所謂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貴賤、等級和名分規定。這些規定無疑有客觀的依據，但更多的是傳統、習慣在起作用。
關於事物輕重關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輕從重的原則。如《管子·七法》提出：「不為重寶虧其命」，「不為愛親危其社稷」，「不為愛人枉其法」，「不為重祿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說的「理」雖不能概稱為規律，但有一點是可注意的：理與君主個人的好惡是相對的，君主個人的好惡應受理的節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職分
這是法家立法的原則，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說的「分」，包括兩方面的含義：
從一般意義說，就是明確職權范圍，劃定所屬。《商君書·定分》講，一隻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趕；市場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顧。原因就在於，前者「分」未定、後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認為法就在於「明分」或「定分」。《商君書·定分》說：「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修權》篇說：「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
具體地說，「分」指對社會上不同等級、不同出身、不同職業的人作出相應的規定。《管子·君臣上》說：「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這里講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權力之分。《法之》說：「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厚而養足。」這里是講勞心勞力之分。《乘馬》說：「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這里對賈、工、農、士不同職業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與規定。法家主張分得越細致、越明確，越便於考核，韓非說：「明主之法必詳於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說，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懲罰。在法家看業，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講「分」並不是把社會隔裂分離，而是要把每個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為整體中的一個零件。他們認為「分」是「合」的必要條件，目的也是為了「合」。《管子·君臣上》說：「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法的作用是通過「分」把社會組成一個體系，樞紐則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開塞
提倡什麼，禁止什麼，是立法首先要考慮的一個根本問題。法家所說的「開塞」，就是這個問題。對於開什麼，塞什麼，法家諸派小有分歧，但多數認為要開耕戰，塞末業與游士，簡稱「重農抑末」。「重農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個根本原則。他們主張用法律手段驅使人們努力於耕戰，禁止從事末業和游學。
法家特別強調農，因為在他們看來，糧食是財富的主要標志，是安民、用兵、治國的物質基礎。「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眾民強兵，廣地富國，必生於粟。」[29]從糧食出發，末業與游士非但不生產糧食，反而是糧食的消費者。於是他們把末業看成是與農業對立的，提出，「末產不禁」，「菽粟不足」[30]，「末產不禁，則野不辟」[31]。
法家重戰，這一點毋庸多言。他們的精明處在於認識了農民是士兵的天然學校。《商君書·農戰》說：「歸心於農，則民朴而可正也，紛紛(當為「純純」之誤)則易使，信可以守戰也。」《算地》說：「屬於民則朴，朴則畏令。」所以，為了戰也要重農。
農要出力，戰要流血，這與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書·內外》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這一孔就是農戰。其他取利之道則要統統堵死。為達到這一目的，一方面要獎勵耕戰，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種使不耕不戰者比耕戰更苦更難的環境，這就是《商君書·外內》所說：「見不戰之辱則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參戰者，加給他們恥辱和刑罰，使他們感到活著是一種痛苦。於戰如此，於農也如此，要用「毆」、「劫」手段使人們歸農。
法家強調立法要明開塞，這個命題對法學來說無疑是極重要的。就開塞關系而論，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視為開的堤防。他們強調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為主、輔之以塞。雖然他們也大喊大叫要讓人們從農戰中獲利，但更主要的是通過降低非耕戰者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來反襯農戰之有利。這不能不說是捉弄人了。至於重農抑末政策，應該說它的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另行討論。
七、重刑罰
法有賞罰，對這一點沒有歧義。問題在於如何處理賞罰的關系。法家中的多數主張重刑罰。法家雖然也講過不少立法為民的高調，但他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利民與法是對立的，於是提出了立法要「勝民」或「弱民」的原則。《商君書·說民》說：「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民弱，國強。」《管子·正世》篇說：「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從一般意義上說，法應該「勝民」，如果法不勝民，那麼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問題在於如何「勝民」。關於「勝民」之道，法家有過許多論述，其中最關鍵的一項是重刑罰。照他們的提法，叫做「賞一罰九」，「輕罪重罰」。
「賞一罰九」說的是賞罰比較，賞佔十分之一，罰佔十分之九。《商君書·去強》說：「王者刑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罰五賞五。」《韓非子·心度》說：「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輕罪重罰」說的是量刑的原則。《韓非子·八經》說：「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按法家的邏輯，輕罪重罰使人不敢犯輕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這叫作「以重禁輕，以難止易」[32]。「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所謂治之於其治也。」[33]這就是所謂「以刑去刑」。
我們暫且不討論重罰主義在實踐上會帶來什麼樣的惡果，就其理論而言，也是荒謬的。因為它把懲罰手段絕對化了，以為只要無限制地使用這種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範。其實，人們犯禁的社會根源遠比懲罰手段要強大得多。重罰主義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絕對犯禁社會原因的探討與揭露，結果事情總是走到預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慮客觀的可能性，只有建築在現實可能的基礎上，法才能實現。《管子·形勢解》說：「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這里所說的「所能為」與「所不能為」的「度量」線，是由生產水平與人力限度決定的。《管子·權修》篇說：「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會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說：「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過了一定的度量線，人民無法忍受，就會起來造反，統治者也將陷入危境。《管子·權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慾望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
「度量」線應劃在什麼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這里所謂的「齊」，就是既不要使民優裕，又不要使民窮困至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使民能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條件。
法家所說的「量可能」主要指徵收賦稅和徭役。他們明確提出「可能」的度量線，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是他們把度量線劃在使人民僅僅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延續生命的邊緣上。他們所說的「量可能」是要統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剝削與長久持續剝削結合起來。因此，這種「可能」一旦變為現實，擴大再生產就失去了可能。從生產發展觀點看，法家的「量可能」沒有什麼積極意義。
以上八項原則說明了法與各種事物的關系。
順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規律。法律無疑是階級社會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意志最明顯的體現。但是從大自然觀看問題，人類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可以統治社會，但不能施權於自然，相反，必須遵從自然規律。否則，自然的報復會使所有的人受到懲罰，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單從順天道這一點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個階級的利益，而是人類共同利益。
隨時變、因人性、循事理從不同方面說明了法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法家雖然十分強調法的作用與威力，但在這些問題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在社會生活中還有比法更加嚴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與它們違拗，而只能順從它們。
定職分、明開塞、重刑罰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階級意識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實現程度是由客觀條件決定的，立法者不能為所欲為。
這八項原則說明，法家把立法的過程同時也當作對自然、社會、歷史、現狀進行綜合考察的過程。他們認識到自然、社會、歷史的運動比法更具權威，法的規定性應反映客觀事物的關系及其客觀的規定性，在順從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謀求統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極大的強制性。問題在於這種強製作用是阻礙歷史前進，還是促進歷史前進，抑或有開有塞。從法家立法原則的主流看，他們主張打破陳舊的歷史傳統與習慣，提出了變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張，而落腳點則是有開有塞。從歷史發展看，對法家的開塞應作具體分析，不能籠統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積極的，起過進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則，有許多精湛之論。可是這些閃爍著光輝的珍珠卻被穿在君主專制的線索上。在他們看來，整個國家與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韓非所說：「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34]臣民只有對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價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35]。如果臣民不能為君所用，與其讓他們活在世間，還不如讓他們到陰間去。為了證明君主對臣民的絕對佔有權，他們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賜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36]意思是：萬物生長靠天地，民眾生活靠君主。從理論上論證君主對臣民有生殺予奪之權，最便當莫過於把臣民的一切都說成是君主恩賜的，或把臣民本身說成君主所有。國家、臣民既然都屬於君主，那麼法從根本上說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韓非所說：「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37]韓非又說，法、術、勢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獨操：「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38]這樣一來，與他們所說的一些立法原則就陷入了無法解決的矛盾境地。原則盡管講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話便可化為烏有。在君主權力面前，高明的原則很容易變成漂亮的空話。一切都由君主來決定，自然治亂也由君主的品格與能力來決定，「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39]。臣術之所以勝，還在於君主暗。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實行，當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說，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於沒有「聖君」。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這種可憐的境地!
⑶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與法者，民也！（歷史材料題）
⑷ 戰國時法家思想和現代法治思想不同點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 講究「以回刑去刑」「輕罪重罰答」
假如你偷了東西， 就有可能被砍頭， 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 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 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 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