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產法立法理念的變遷

① 我國新舊《企業破產法》在破產原因的規定上有何不同

新舊企業破產法律熱點問題評析

198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試行）》）在試行了整整20年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企業破產法》）才正式問世。這一部被人們期盼已久的《企業破產法》，與試行的破產法有什麼重大創新和突破？筆者就如下幾方面進行比較，希望能以此加強讀者對《企業破產法》進一步理解和認識。

一、擴大適用范圍。
《企業破產法》頒布前整整20年間，只有全民所有制企業或企業法人，能依法通過破產程序進行清算，除此之外的經濟實體，在經營不善需要退出市場的，是不可能以破產方式達到目的。而依據《企業破產法》第2條、第135條規定，企業法人和企業法人之外的組織只要是破產清算，均可以依照《企業破產法》執行。
根據上述規定，結合我國現行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筆者認為：除了個人和投資者需要承擔無限責任的個體工商戶外，其他實體均可以適用《企業破產法》，具體包括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企業、集體企業、合夥企業中有限合夥企業、社團等等組織，破產顯然不再是全民所有企業的「專利」。
二、債權人申請企業破產的門檻降低。
按《企業破產法》第2條的規定，企業只要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就可被申請清算；與《企業破產法（試行）》原有規定：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才能申請宣告破產，二者相比較，《企業破產法》允許企業破產的申請條件明顯寬鬆了。
首先，《企業破產法（試行）》要求債權人必須能證明債務人嚴重虧損，方能申請企業破產，這一苟刻的要求實質上給債權人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令企業破產的門檻高不攀；目前《企業破產法》規定當債務人存在有到期的、較大數量的債務，債權人就能提出破產申請，債務人就有被清算的可能，而無需債權人舉證說明債務人是否已嚴重虧損或資不抵債，如此要求明顯簡單多了；
其次，《企業破產法》規定對企業是否符合破產條件，債務人承擔嚴格的舉證責任，而不是債權人；債權人申請權被空前擴大。只要債權人提出破產還債申請，債務人就有義務依《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提供相應證據，說明自己的資產負債狀況，由法院決定是否接受破產申請。
三、加重破產企業高管人員的法律責任。
《企業破產法》關於高管人員法律責任的規定增至五條之多，大大加強了高管人員對破產企業的法律責任，具體表現為：
第一、高管人員包括但不限於出行等行為受到限制。《企業破產法》第15條明確要求高管人員站好最後一班崗，協助法院、破產管理人處理好與破產企業有關的事宜，並按法院、管理人的要求配合破產工作，如實回答詢問，未經法院的許可，不能離開住所地，那麼，出國、度假等等出行，就不可能的了；
第二、高管人員不盡義務的應承擔民事責任。《企業破產法》第125條規定：「企業的董事、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忠實義務、勤勉義務，致使所在企業破產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有前款規定情形的人員，自破產程序終結之日起三年內不得擔任任何企業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這一規定能促使高管人員在企業經營過程中提高自律性，決策謹慎，忠誠勤勉，盡心盡責，否則，應就此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並且在法定時期內，不能成為其他企業的高管人員；
第三、高管人員違法的應承擔刑事責任。《企業破產法》第131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一條款對高管人員的法律責任進一步加大，在企業經營中，高管人員在其位必謀其政，如果不勤勉盡責，對企業的經營有重大的過失行為，不僅僅要承擔民事責任，還要面臨刑事追究。

四、設置破產不當行為的規制措施。
過去企業破產能成為債務人逃債的有效手段，面臨破產的企業將優良資產轉移後，把債務甩給企業，然後將企業改頭換面繼續經營，對這種以破壞市場經濟規律為代價的非正常逃債行為，《企業破產法》設置了更為完善的規制措施，具體如下：
第一、增加破產撤銷權。《企業破產法（試行）》沒有撤銷權的規定，《企業破產法》不僅增加此項權利，而且還規定不同情形下，撤銷權的除斥期有一年與六個月之分，對於發生在破產受理前一年或六個月內，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以明顯不合理的價格進行交易、放棄債權等行為，管理人有權請求法院予以撤銷，追回相應財產，使企業在破產前的惡意逃債行為落空；
第二、破產無效行為無時效限制，擴大管理人的追回權。對於破產無效行為，《企業破產法（試行）》規定必須發生在破產前六個月，有嚴格的時效限制；而《企業破產法》規定破產企業無效行為自始至終為無效，不受時效的限制。
第三、管理人能對破產企業高管人員行使追回權。《企業破產法》第36條規定：債務人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利用職權從企業中獲取非正常收入或侵佔企業財產的，管理人有權追回。除管理人能行使追回權外，依據法律規定，構成犯罪的，還能移送相應司法機關，追究責任人的刑事責任。

五、引進管理人制度。
《企業破產法》最大亮點之一就是引入國際通行的破產管理人制度。《企業破產法（試行）》只有「清算組」，並且清算組主要由政府指定人員組成的，這種機制缺乏市場化、專業化。現《企業破產法》第13條「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產申請的，應當同時指定管理人」規定，彌補了這一不足。
將破產運作交由專業人員處理，更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並與國際接軌。因為破產程序是對債務人財產進行概括性的執行程序，必須充分體現債權人利益最高的原則，那麼，在破產程序中加強對破產財產管理、妥善處置是首要問題，要實現這一目標，設立高效、專業的破產管理人制度顯然是必要的。
由於管理人法律責任重大，為確保管理人的工作績效，法院有權依據《企業破產法》對擔任管理人職務的機構和人員，進行嚴格篩選。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管理人指定辦法，對管理人的選定設置了相應的條件。如果管理人有不能勤勉盡責、忠實執行職務，或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有其他不勝任職務情形的，債權人會議可以申請法院更換。
為了鼓勵管理人高效地工作，管理人的服務是有償的，現管理人的報酬辦法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頒布實施，使破產管理人制度更趨完善。

六、新設重整程序。
《企業破產法》立法旨在清算企業、防止企業惡意避債，維護債權人合法權益，但這並不妨礙《企業破產法》，對暫時陷入困境的企業，引入一項新的法律機制----重整程序，此項程序《企業破產法（試行）》是沒有的。
所謂重整，是指對具有破產原因而又有新生希望的債務人，實施挽救且積極清理債務的程序。具體地說，就是管理人在債權人或債務人的申請下，暫不對債務人的財產進行清算，而在法院的主持下，由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協商，達成具有操作性的重整方案，規定在一定時間內，債務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全部或部分清償債務，債務人在管理人的監督下，可以自行管理財產和營業事務。重整期間，如果債務人出現經營狀況和財務狀況惡化、債務人惡意減少財產，或有其他法定情形的，管理人或者利害關系人隨時可以申請法院裁定終止重整程序，並宣告債務人破產。
七、規范和解程序。
《企業破產法》對和解程序作了詳盡且明確的規定。和解是具有破產原因的債務人，為避免破產清算，而與債權人會議達成以讓步的方式了結債務的協議，該協議經債權人會議表決，且由法院認可後方能生效的法律程序。
在程序上，和解的申請只能由債務人在破產案件受理後、宣告破產前提出，排除其他主體的申請權。債務人在提出和解申請時，應同時提交和解協議草案，法院審查認為和解申請符合《企業破產法》規定，裁定並公告同意進入和解程序。
在實體上，債權人有對自己債權進行實際處分權，即債務人提出的和解協議草案由債權人會議討論，債權人對是否放棄債權、放棄比例多少有決定權，如果債務人提出的和解協議草案未能由出席會議的、有表決權的債權人過半數同意，並且過半數通過的債權人的債權額必須是代表占無財產擔保債權總額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上述二方面條件同時符合的，才能被視為債權人與債務人共同達成了協議。和解協議除符合上述兩方面要求外，還應由法院依法進行裁定認可。
另外，《企業破產法》對和解協議的執行，亦作了明確規定。債務人不能執行或不執行和解協議的，依據和解債權人的請求，法院應終止和解程序，宣告債務人破產。
八、擔保債權優先於職工債權。
對於擔保債權和職工債權的清償順序問題，《企業破產法（試行）》與《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截然不同，前者規定債權優於擔保債權，破產企業無擔保財產不足清償職工工資的，能從擔保財產中補充清償；後者則不然，也就是說，《企業破產法》實施後，職工工資和其他福利從未擔保財產中清償，已設立擔保的財產對此沒有清償的義務。這一規定取決於擔保法的立法宗旨，按照我國現行的擔保法規定，抵押擔保財產不屬破產財產。另外，職工工資、福利毫無疑問屬於社會保障問題，適用市場經濟法律體制來對此進行保護，抵押擔保的優先權名存實亡，難以維護交易秩序的安全，因此，對於職工的工資、福利，立法機關目前更趨向於依賴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企業破產法》規定擔保債權優於職工債權就是典型。

總之，《企業破產法》作為我國第一部市場經濟的破產法，的確較《企業破產法（試行）》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突破，由於篇幅關系，筆者難以在此將新舊破產法之間差異一一羅列和分析，僅取其中，與讀者共同探討和分享。

② 破產重整的意義有哪些

破產重整是企業破產法新引入的一項制度，是對可能或已經發生破產原因但又有希望再生的債務人，通過各方利害關系人的協商，並藉助法律強制性地調整他們的利益，對債務人進行生產經營上的整頓和債權債務關繫上的清理，以期擺脫財務困境，重獲經營能力的特殊法律程序。破產重整制度作為公司破產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己為多數市場經濟國家採用。它的實施，對於彌補破產和解、破產整頓制度的不足，防範大公司破產帶來的社會問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破產重整的優勢有哪些？
1、破產重整是法庭內的重組，因此具有強制性。也就是說，一旦法院受理了破產重整，所有的其他訴訟程序的執行都將中止，如欠債權人的錢可以暫時不還，甚至擔保債權人對擔保物的執行也將不被執行；
2、市場化特徵更突出，如破產重整提出方主體多元化，根據新破產法的規定，不僅債務人、債權人可提出重整申請，債務人的股東可在一定條件下提出重整申請，再如新破產法引進了企業破產管理人制度，對促進重整過程的公平、公正和客觀，充分保障破產債權人的利益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3、重整措施多樣化，債務人可以靈活運用重整程序允許的多種措施達到恢復經營能力、清償債務、重組再生的目的，如不僅可採取延期償還或減免債務的方式，還可採取無償轉讓股份，核減或增加公司注冊資本，將債權轉化為股份，向特定對象定向發行新股或公司債券，轉讓營業、資產等方法；

③ 美國破產法的歷史沿革

「破產」一詞來源於拉丁文，意指「其櫃台被打破的商人」。櫃台被打破的商人無法再繼續做生意。破產制度源於羅馬法上的財產委付程序制度（cessiobonorum）。羅馬法上的財產委付，經歷了歐洲中世紀商事習慣法的提煉，形成了商人破產習慣法。現代破產法起源於英格蘭。最初，英格蘭的破產法僅適用於商人（merchants），並在十六世紀獲得發展。英格蘭早期破產法僅允許債權人申請債務人破產，而不允許債務人主動申請破產。那時，無力支付債務的債務人可以被投進監獄。
美國最早由國會頒布的破產法是1800年破產法。該法只適用於商人，卻沒有規定債權人自願申請破產的程序。由於眾多的原因，這部法律無什麼實用價值而在1803年被廢除了。1841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了第二部破產法，該法適用於所有的債務人，並且允許債務人自願申請破產，確立了破產免責主義。但是該法仍未獲得成功，在1843年又被廢止了。1867年，美國國會頒布了第三部破產法，該法之規定與第二部破產法並無太大的差異，只是特別引進了破產程序中的和解制度（composition）。1867年破產法施行了十年，由於它的目的主要在於應付南北戰爭所造成的經濟困難，所以在1878年被再次廢止。
到1898年，美國國會頒布了第四部破產法。該法共十四章，對破產程序的所有方面都予以了詳細的規定，特別規定了公司的重整程序，擴大破產法適用於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該法所適用的破產程序和使用的術語，基本上來源於英國破產法，只在個別方面作了適合美國國情的變通。1938年，美國國會通過坎特勒法（chandleract）對1898年破產法進行了全面的修正，在眾多方面發展和完善了1898年破產法規定的制度，尤其是強化了法院監督破產程序的廣泛的權力，以保證債權人的利益和兼顧債務人的利益。
1978年，美國國會對其破產制度進行了革新，頒布了破產改革法（bankruptcyreformact），廢除了1898年破產法和1938年坎特勒法，並以美國聯邦破產法典的形式公布施行。該法典對美國1938年以來的破產法進行了全面和實質性的修正，特別是對美國的稅法、證券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賦予聯邦法院對破產案件的專屬管轄，提高了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的地位；突出了破產受託人的作用，引進了破產無溯及主義，創立了撤銷權制度；豐富了抵銷、待履行的合同以及律師、破產受託人的賠償等相關制度；強調了公司重整程序，並完善了破產免責和財產豁谷等保護債務人的制度；以及重申政府不得因破產而歧視債務人等。該法於1979年10月施行，又被稱為1979年破產法典。
隨著歲月的變遷，美國破產法在不斷改進。現行的破產法更注重重組（reorganization）而非清算（liquidation）。商業企業破產是如此，個人破產也是如此。直至今天，美國國會仍在考慮如何進一步改造破產法典，以鼓勵更多的債務人在申請破產時直接向破產法院遞交重組計劃方案而非清算方案。

④ 59號和116號文件什麼時候執行

政策性破產是指在實施國有企業破產中，根據《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為依據，由政府主導、法院實施的有計劃有步驟的破產行為。
政策性破產，又稱計劃內破產，是指國務院有關部門確定的納入國家破產兼並計劃並享受相應優惠政策的國有企業的破產。
從1994年開始，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企業三年脫困，開始開展「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工作，政策性破產由此而生。
政策性破產有一個演變過程。1994年10月25日，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發[1994]59號）規定，上海、天津等18個被國務院確定為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工作的城市的國有企業破產，企業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首先用於安置職工，企業在破產前為維持生產經營而向職工籌措的款項視為破產企業所欠職工的工資優先清償。
1997年3月2日是，國務院《關於在若干城市試行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有關問題的補充通知》（國發[1997]10號）將試點城市由18個擴大到111個，國務院成立「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領導小組」，制定全國企業兼並計劃，凡納入該計劃的國有企業破產，即使其土地使用權被抵押，亦應用轉讓所得安置職工。不足部分還應以企業其它財產支付。
1999年4月16日，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關於1999年國有企業兼並破產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經貿企改[1999]301號）規定，凡列入1999年國家兼並破產項目的國有企業破產，無論是否在試點城市，均適用上述兩個文件規定的優惠政策，2000年全國領導小組又在《關於2000年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工作意見的通知》（[2000]15號）中規定：凡經國務院批準的兼並、破產、關閉項目，不論是否在試點城市，均執行國務院規定的有關政策。
至此，政策性破產已突破了試點城市的范圍，取消了試點城市的規定，而以納入國家破產計劃為標志，凡是納入「全國企業兼並破產和職工再就業工作計劃」並獲國務院批准，均可適用國務院的特殊政策，進行政策性破產，享受以破產企業財產優先安置職工的優惠政策。
國有困難企業通過政策性破產平穩退出市場，使國有企業的結構得到優化。政策性破產可以說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情況下，解決國有困難企業退出市場的一項成功的制度創新。隨著《企業破產法》的實施，國有企業已經停止實施政策性破產，全面實行依法破產。
所謂政策性破產，其實質更接近於行政關閉程序，只是借破產法之名義行之，並利用破產法中「破產程序終結後，未得到清償的債權不再清償」的規定，免除了關閉企業的債務責任。它是計劃經濟殘余影響的產物，與市場經濟下的破產制度難尋共同之處。政策性破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與破產法立法宗旨不符
破產法的立法宗旨，是在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時，公平清理債權債務，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而政策性破產所強調的是解決政府面臨的國有企業困難，解決失業職工的救濟安置問題，維護社會穩定。兩者差異甚大。取消政策性破產，絕不是說對破產企業職工的權益不予保護，相反，新破產法對職工勞動債權給予了較之現行立法更為充分的保護。但破產與社會救濟畢竟是不同的法律關系，實行的是不同的原則。失業職工救濟制度並不是破產法的組成部分，它屬於社會保障法的調整范圍，所以不能規定在破產法中。破產法不具備解決社會救濟問題的功能，硬讓它承擔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在救濟安置失業職工與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行政權力侵蝕司法權力，損害債權人的合法利益。
二、違反擔保法等法律法規
第一，國務院兩通知規定，破產企業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他財產，即使已設置抵押等擔保物權，其變賣所得也要優先用於破產企業職工安置，而不清償抵押權人。這是違背擔保法的，不僅存在行政法規越權問題，而且將使債權人實際上沒有任何辦法可以保障債權的安全，對市場經濟秩序會產生危險的破壞作用。
第二，國務院兩通知規定，職工安置費用首先從破產企業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中支付，而對土地使用權是無償劃撥取得還是有償出讓取得未作區分，對劃撥土地使用權轉讓所得中屬於應當上繳國家財政的出讓金和屬於企業所有應用於債務清償的土地使用權價值，也未作區分。這是違反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及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等法律法規的。根據這些法律法規規定，劃撥土地使用權在補交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後是可以轉讓的，設定抵押的劃撥土地使用權處置所得在補交出讓金後的部分，抵押權人可以優先受償。
第三，政策性破產拋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執行其出台時仍生效的《國有企業職工待業保險規定》（現已廢止）和現行有效的《失業保險條例》，規定職工所有安置費用都由破產財產中優先支付，這是不妥的。失業職工安置費用的絕大部分依法應由失業保險基金中支付。這種做法也是不利於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的。
三、違反市場經濟基本原則
其一，政策性破產只適用於國務院確定范圍的部分國有企業，其他國有企業及非國有企業的破產，不能享受優惠政策，職工安置費用只能從當地政府補貼、民政救濟和社會保障等渠道解決。這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違背了國民待遇原則，造成了不同國企職工之間、國企與其他企業的職工之間，在享受破產救濟方面因行政干預而人為造成的不平等。由於這種不平等沒有任何道理與法理可言，故實踐中各地普遍存在超范圍濫用優惠政策的現象，且屢禁不止。
其二，政策性破產與市場經濟體制、我國加入WTO所作出承諾以及對外經濟貿易往來需要也是相違背的。如歐盟理事會《第905/98號理事會條例》第2號規定，是否給予一國市場經濟地位的標准之一，就是「企業應受破產法及財產法的約束與保護」。政策性破產恰恰為反對我國成為市場經濟國家者提供了理由。近日報紙紛紛報道，歐盟根據今年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問題的最初評估報告，仍將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國的破產法等市場經濟法律體制不夠健全。有些人強調，是否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法律或技術問題。筆者以為，這里的確有政治因素存在，但如果拋開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結，不僅以政治問題一葉障目，我們也必須承認，至少中國在破產法上確實存在非市場經濟運作問題，而政策性破產就是最突出的表現。不管我國的新破產法在其他方面作出怎樣的改變，只要允許政策性破產存在一天，中國的破產法就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模式。
綜上所述，政策性破產實際是將本應由政府解決的問題、承擔的費用，強制轉嫁由債權人承擔，其指導思想不是通過破產程序解決債務的公平清償，而只是想通過行政干預（盡管已轉化為法規形式），把破產當做政府解決國有企業虧損、安置失業職工、調整產業結構、減輕政府負擔的一種「由債權人買單」的廉價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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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破產重整的意義

破產重整又稱公司重整，或直接稱之為重整。從破產法立法沿革來看，內重整制度是繼破容產清算、破產和解以後產生的一種新興制度，萌芽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迅速發展於20世紀20、30年代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隨著社會本位立法理念在破產法領域的逐漸深化，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場破產法改革運動：建立和完善以企業復興為目標的再建型債務清理制度——重整制度。
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與破產清算將債務人的財產公平的分配給債權人的立法旨意不同，其更側重於拯救身陷困境的債務人，實現企業再建，尤其是在預防大型企業破產方面作用突出。因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重整：重整，是指在企業無力償債的情況下，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保護企業繼續經營，實現債務清理和企業調整，使之擺脫困境，走向復興的再建性債務清理制度。

⑥ 破產的立法過程

從1994年開始，企業破產法就列入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之中。這部法律起草經歷了三屆中國人大任期，費時十二年之久，期間幾次擱淺。1994年3月， 根據八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開始組織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成立起草組，開始研究起草破產法草案。為了廣泛聽取意見，起草組組織若干調研組到各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同時委託遼寧、四川兩省人大財經委分別起草出一份草稿。並就《企業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及國務院有關規定的實施經驗進行了總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起草組經過深入研究論證，廣泛徵求意見，擬訂出破產法草案初稿，經向有關部門、地方和國內外專家多次徵求意見，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草案)》，經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於1995年提交中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於對本法的出台時機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見，以及社會保險制度及其立法一時難以配套等原因，草案當時未能進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程序。
九屆中國人大期間，起草組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一方面對當時企業改革與破產現狀進行總結研究，同時著手繼續修改破產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組召開會議，就草案的修改問題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將草案提交常委會審議的時機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內容經過反復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已基本可行，起草組應當抓緊工作，爭取早日提交常委會審議，會議還就草案修改的原則提出了具體意見，原擬於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報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因個別地方出現了企業不穩定現象並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分歧意見，這一工作又暫告一段落。
十屆中國人大成立後，企業破產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規劃，確定繼續由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負責組織起草。財經委員會於2003年8月調整起草機構，再次啟動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組根據中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的指示和立法指導思想，總結以往工作，結合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多次召開立法座談論證會，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不斷修改完善草案，並於2003年11月將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關部門徵求意見。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採取登門拜訪的形式，與有關方面多次進行協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見。2004年5月，起草組再次召開大規模座談會，徵求人民法院、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企業、職工和破產清算從業人員的意見，就一些重要問題進一步達成共識。5月28日，草案經中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正式徵求國務院意見。隨後，起草組逐條研究國務院等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再次對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經中國人大財經委全體會議審議通過後，於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進行初審。
此後，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2004年10月對草案進行了第二次審議。本來是再經過一次修改審議以後，就可以通過了，但恰恰在這一關鍵時刻，在破產清算、債務清償順序問題上出現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勞動債權優先，還是擔保債權優先？這一爭就是兩年。
兩個優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時到底把哪個放在優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難題，處在兩難之間，難以取捨。在中國人大和國務院領導的關注下，中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及許多專家學者進行廣泛調研，做了大量工作，終於找到了結合點與突破點，提出了這一「新老劃斷」的方案。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決了歷史遺留難題，也和立法的指導思想統一起來，掃除了障礙，同時也凸顯出這部法律的中國特色。這一處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廣泛認同，在這次常委會審議修改之後，以157票贊成，2票反對，2票棄權獲得通過。
起草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
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在適用范圍、破產原因、重整制度、破產企業職工權益保護、金融機構的破產等問題上都曾有過爭論： 早先的草案對於企業破產原因規定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清理債務」。這樣規定，簡單明了、易於操作。在徵求意見和審議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種擔心，即僅以這樣一個原因即允許債權人或債務人申請破產，會不會引發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破產呢？會不會給一些惡意申請者以借口？也有意見認為，如今有一些國有企業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問題，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種原因作為破產原因也不利於這類國企的脫困。根據這一情況，立法機關將破產原因修改為，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
第三個問題，關於金融機構的破產。依據本法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大的方面應適用本法。但由於這類企業比較特殊，對於這類企業的破產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過程中，曾有人建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不適用本法。但後來考慮到如不適用本法，就這類企業的破產專門制定破產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經濟性原則，而且本法規定的相關程序對這些企業也是適用的。故在最後通過的法律中，對金融機構的破產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同時規定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即對這類企業破產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國務院依據企業破產法和商業銀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的實施辦法來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