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道德

Ⅰ 什麼樣的女孩是好女孩

．我善良，懂百善孝為先。絕不會問「我和你媽掉河裡，你先救誰？」
這根本就不是人話！
2．賢惠，知這是亘古不變的女性美德。
3．知書達禮，具備新時代對女孩與時俱進的要求。一個好女孩的氣質和教養是豐富內心的流露，也是與別人真正拉開距離的所在。
4．有思想、有品位。不屑於插足別人之間的閑話，是個「絕緣體」；能匠心獨運地表達自己的風格。
5．懂事。不會在公眾場合諷刺、嘲笑心儀的男孩。
6．充分信任，相對自由。充分理解自己的男孩喜歡在畫報、網頁上凝眸美女的嗜好，不會為這些下意識的行為而吹毛求疵。他想獨自呆一會兒，不會碎嘴地問什麼究竟，送上一杯茶，輕輕把門關上就好了。
7．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不依附於男人生存女孩才能做到獨立，自尊。我也沒有過多的物質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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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汽車坐得，自行車也能騎得；五星級酒店住得，野營的帳篷也不嫌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9．拒絕燈紅酒綠，不對異性過分熱情。我有著良好的生活習慣，抽煙、飲酒、通宵達旦的宴飲狂歡都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會到酒吧、夜總會這樣的地方消磨時間。我知道自己的價值不是取悅異性，所以不會主動和別的男孩搭訕，曲高和寡的才是陽春白雪。
10．我天真還有一點童趣，能讓漫長枯燥的四目相對其樂無窮。
11．喜歡讀書和音樂。我不是看什麼花花綠綠的時尚雜志、也不是什麼聽過就忘的流行小曲。經典的書籍和音樂能讓歲月與生活的瑣碎無法在我的心靈上烙下痕跡。
12．工作能力強，有一技之長。
13．當然，長得不醜，也不太靚，是那種越看越順眼的。
14．身體健康，並懂得養生之道和基本醫學常識。
15．我具備浪漫、具備情趣的，知生活是一個有顏色、有生息、有動靜的世界。
擁有我這樣的女孩，縱使太陽和星月都冷了，群山草木都衰盡了，愛情的光芒還能在記憶的最初，在任何可見和不可知的角落，溫暖的燃燒著……

Ⅱ 周樹人和周作人為什麼絕交

周氏兄弟母親魯瑞曾對人說：「這樣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這真出於我意料之外。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出個道理來。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對二太太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他對於作人的事，比自己的還要重要，不惜犧牲自己的名利統統來讓給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

Ⅲ 史記•張良傳 全文翻譯

留侯張良，他的先人是韓國人。祖父開地，做過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的相。父親平，做過釐王、悼惠王的相。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父親平去世。張良的父親死後二十年，秦國滅亡了韓國。張良當時年紀輕，沒有在韓國做官。韓國滅亡後，張良家有奴僕三百人，弟弟死了不厚葬，用全部財產尋求勇士謀刺秦王，為韓國報仇，這是因為他的祖父、父親任過五代韓王之相的緣故。
張良曾經在淮陽學習禮法，到東方見到了倉海君。他找得一個大力士，造了一個一百二十斤重的鐵錘。秦始皇到東方巡遊，張良與大力士在博浪沙這個地方襲擊秦始皇，誤中了副車。秦始皇大怒，在全國大肆搜捕，尋拿刺客非常急迫，這是為了張良的緣故。張良於是改名換姓，逃到下邳躲藏起來。
張良閑暇時徜徉於下邳橋上，有一個老人，穿著粗布衣裳，走到張良跟前，故意把他的鞋甩到橋下，看著張良對他說：「小子，下去把鞋撿上來！」張良有些驚訝，想打他，因為見他年老，勉強地忍了下來，下去撿來了鞋。老人說：「給我把鞋穿上！」張良既然已經替他把鞋撿了上來，就跪著替他穿上。老人把腳伸出來穿上鞋，笑著離去了。張良十分驚訝，隨著老人的身影注視著他。老人離開了約有一里路，又返回來，說：「你這個孩子可以教導教導。五天以後天剛亮時，跟我在這里相會。」張良覺得這件事很奇怪，跪下來說：「嗯。」五天後的拂曉，張良去到那裡。老人已先在那裡，生氣地說：「跟老年人約會，反而後到，為什麼呢？」老人離去，並說：「五天以後早早來會面。」五天後雞一叫，張良就去了。老人又先在那裡，又生氣地說：「又來晚了，這是為什麼？」老人離開說：「五天後再早點兒來。」五天後，張良不到半夜就去了。過了一會兒，老人也來了，高興地說：「應當像這樣才好。」老人拿出一部書，說：「讀了這部書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師了。十年以後就會發跡。十三年後小夥子你到濟北見我，谷城山下的黃石就是我。」說完便走了，沒有別的話留下，從此也沒有見到這位老人。天明時一看老人送的書，原來是《太公兵法》。張良因而覺得這部書非同尋常，經常學習、誦讀它。 張良住在下邳時，行俠仗義。項伯曾經殺了人，跟隨張良躲藏起來。
過了十年，陳涉等人起兵反秦，張良也聚集了一百多個青年。景駒自立為代理楚王，駐在留縣。張良打算前去跟隨他，半道上遇見了沛公。沛公率領幾千人，奪取下邳以西的地方，張良便歸附了他。沛公任命張良做廄將。張良多次根據《太公兵法》向沛公獻策，沛公很賞識他，經常採用他的計謀。張良對別人講這些，別人都不能領悟。張良說：「沛公大概是天授予人間的。」所以張良就跟隨了沛公，沒有離開他去見景駒。

Ⅳ 電影《女體宴》，看後很糾結。到底中國人的倫理道德觀有問題還是婦人之仁太危害社會求大師解決。在線等

..................這個騙子主要抄目標是體現社襲會不公的現象這個主題...而不是你說的那些.... 色而不淫 我覺得是有淫盪的思想在裡面但是 畫面一點都不色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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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古代女子怎麼結婚那麼早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朝代在改變，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是否也隨著各種社會制度的轉變而不斷發生變化呢?我們准備從各個朝代的婚嫁習俗的變化入手，根據各個朝代遺留下來的詩歌、文章等資料，分析、研究中國古代婦女社會地位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的不同的發展歷程及表現。
(一)先秦時代--婦女再婚現象普遍存在，同時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現禁止再婚的言論。
1.夏商
中國商朝的婦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開國時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其居住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游牧性，二是從妻居。商代社會的婚姻是由多個父和多個母共娶，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會。
2.周朝
中國婦女地位的下降是隨著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現而形成的。按照周禮的規定，男性貴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個。《公羊傳》上講："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這個習俗在禮制上流傳到後代。周朝時期，已婚婦女地位卑下，婚姻關系能否維系取決於丈夫的好惡。丈夫願意維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願維系，就要被丈夫掃地出門。《詩經》中的一些詩，如以敘事為主的《邶風•谷風》、《衛風•氓》，以抒情為主的，《邶風•日月》、《王風•中谷有蓷》，均為當時棄婦的悲戚之聲。
3.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間戰爭頻仍、人口損失慘重，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勞力，這使得婚姻所承擔的繁衍人口任務更為重要。於是，連青年男女的私奔在當時都不被絕對禁止，孀婦再嫁自然就不成問題了。甚至在諸侯國君中，這種事都屢見不鮮。史載衛宣公和其繼母私通，所生子長大後迎娶齊女，宣公見齊女貌美，竟劫奪來據為己有。《詩。邶風。新台》就是衛人諷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後，其庶長子公子頑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後又繼為國君。衛人又作《牆有茨》刺之。其貴為國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後代並未受到歧視，可見此風俗的普遍。從現存的關於先秦時代法律規定的殘存記載中，也未見有對婦女再婚作出限制之處。
(二)秦漢時代--限制再婚理論的進一步系統化和再婚行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貫徹法家思想，講求國家利益至上，禮法道德傳統相對受到忽視。秦代家庭立法中，婦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擁有平齊地位，如婦女可殺死通姦丈夫，丈夫毆妻與妻毆夫同等處罰，等等。反映在婦女再嫁的問題上，也就非常地寬容。從江陵張家山漢簡中有關秦代法律的記載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規定。
2.漢朝
西漢武帝之後，儒學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官方的正統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禮法標准也就愈益發揮出自己的影響力，逐漸地成為社會主流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兩漢時的儒者和官僚發揮了先秦典籍中關於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對婦女再嫁問題給出了道德上進一步否定的評價。班昭《女誡》中說："男有再娶之意，女無再適之文。"以一個婦女的口吻對同性的自由作出嚴格限制，千百年來貽害深遠。兩漢時的統治者也開始旌表守節孀婦，漢宣帝就曾於神爵四年(前58年)給穎川一帶的"貞婦順女"獎勵布帛。東漢以後，這種舉動變得非常頻繁。
不過，兩漢時正統儒者的言論尚未完全拘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當時的成文法律沒有明確地限制婦女再嫁。而實際生活中，婦女再婚的現象屢見不鮮。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守寡後，看上了有婦之夫宋弘，光武帝親自替她作說客。東漢末年的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東衛中道、被擄入匈奴後與左賢王成親，並生有子女，歸漢後又嫁與董祀，先後改嫁兩次。這樣的身世並沒有成為她一生的污點，相反她由於傳奇的經歷和文學上的才華被南朝人范曄收入了《後漢書。列女傳》，這在一千多年之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古詩《孔雀東南飛》敘述東漢建安年間的故事，劉蘭芝不見容於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後，馬上就有眾多提親者找上門來，可見婦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婦女的再嫁，都不是羞恥之事。
《說文》雲："妻者，齊也"。這可以說是漢代人在夫妻關繫上的一個格言。那時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門在外，那麼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門戶，包括迎接賓客、宴飲賓客、出送賓客等活動，婦女可以與男子一樣，參加社會交往。《漢樂府.隴西行》中說："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就是當時人對婦女參加社會活動的一種評價。漢代的婦女觀較之前代是進步的。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規范的因襲前朝和社會輿論的由寬漸嚴
三國時代，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為了生息繁衍，統治者對婚姻的要件給予了寬松的規定對於婦女再婚的問題，同樣沿襲了漢代法律的寬松規定。《三國志》記載吳主孫權就曾納喪偶婦女徐夫人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後甄氏原為袁紹子袁熙之妻，袁紹被曹氏打敗後，歸於曹丕。
西晉統一全國後，禮教綱常曾在短時間內又有所抬頭，晉武帝多次頒布詔令，禁止士庶為婚、嚴明嫡庶之別。對於孀婦改嫁問題，和東漢時的情形類似，官方意識形態中已經頻繁贊揚守節的烈女，而民間改嫁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大體來講，在東晉、南朝的宋、齊兩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國、北魏時期，由於玄學的興起，儒學處在相對低潮的發展階段。反映在家庭法領域，婦女的地位略有提高。東晉時甚至出現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於婦女再婚，也較為普遍，劉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駙馬不和，紛紛被皇帝准許離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後，儒家禮教開始重新興盛，統治者對於貞節烈婦的宣傳也開始升級。
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的長期戰亂時期，宣傳婦女節義的論調始終不絕於耳。北周政府正式下達詔令，宣布"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這也是效仿歷史上漢、晉這些漢族政權的措施的一種舉動。
(四)隋唐時期--盛世之下對婦女的束縛再次放鬆
隋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北方異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這之前幾百年間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結合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會輿論和官方立法對婦女再婚的問題顯得非常寬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統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為天下垂範的情況下，自身對婦女的再婚曾經毫不在意。據《新唐書。公主傳》的記載計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間更是家常便飯，大儒生房玄齡、韓愈的夫人或女兒都曾改嫁。可見當時，"女無再嫁之文"的古訓一定程度上被人們遺忘，即使是主張道德文章的正統知識分子們也不以改嫁為非。《舊唐書•列女傳》記載："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王死，服終，諸兄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范。'"這說明當時年輕又無子的孀婦改嫁，是社會的常例，"守節"說不定才是不正常的。與此相對應，男子，甚至是貴族男子娶再婚婦女，也不以為恥。眾所周知武則天原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嬪妃，結果被高宗立為皇後。楊貴妃本是唐玄宗子壽王妃，卻改嫁玄宗。這些在後人看來屬於亂倫的行為，卻在唐代皇室中公開地存在。至於朝廷大員、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婦更是司空見慣。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會規范雖然沒有大力提倡婦女守志，但婦女若自願終身不再嫁，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唐律疏議》在"夫喪守志而強嫁"條規定："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在疏議中解釋到："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不過，從條文來分析，其實女子守節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個社會風氣並不特別注重貞節的時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兒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臨朝的事情屢見不鮮。高宗後武氏、中宗後韋氏、肅宗後張氏，都是掌握實權、炙手可熱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思想控制反而甚於從前。公主改嫁、母後臨朝等情況都趨於絕跡了。
敦煌有些唐朝民間遺留下來的"放妻書"，具有普遍意義。過去，我們印象中有"七去之條"，寫離婚書的時候，男人通常寫一嚴正聲明，就把妻子休了。但這里將"去妻"改為"放妻"，範本飽含深情，說感情不諧沒辦法維持，只好痛苦分手，現在把你放飛，希望以後能找到真正的幸福。這個事實證明男性已經放棄了俯視的姿態，兩性關系趨於平等。
(五)宋元時代--法律條文的固定少動和禮教思想漸趨嚴酷下社會風氣的改變
1.宋朝
由於程朱理學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視婦女的權益，甚至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理學的影響和長期滲透下，從宋初到南宋的幾百年間，民間對於婦女再婚問題的輿論評價和社會風氣本身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宋初，仍乘唐代遺風，社會上婦女再嫁之風流行。皇室內部經過五代時的多年變亂，甚至連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規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後改適高懷德。社會名人中，大文學家范仲淹幼年喪父，隨母改嫁，長大後才歸宗。宋仁宗時頒布了類似唐宣宗當年的規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間改嫁之風終北宋年間，未見式微。周敦頤、程頤等所宣傳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在北宋當時影響並不很大，程頤的侄子亡故，媳婦也未能守節。但是，南宋以後，禮教之風漸趨嚴厲，一面有朱熹等不遺餘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識分子的觀念;另一方面，其在社會生活中也開始顯出巨大的影響。在這以後，絕無皇室公主和親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記載，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狀況也逐漸減少。與之相對應的是，《宋史》、《元史》列女傳中的節婦、烈女的記載與前代相比，大為增強。本來《列女傳》這種體裁是劉向所創，范曄在《後漢書》中首次將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幾部史書所贊揚的列女系各個領域優秀的婦女，如拯救父親的緹縈，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輔佐丈夫的樂羊子妻等，相當於一部"各行業出色婦女傳"。但《宋史》之後，所謂列女幾乎全都是保持貞操、不事二夫的節婦，當然有立志守節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與之同歸於盡的。總之，修史者認為婦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堅守節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傳》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傳"。
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本來與趙明誠為夫婦，恩愛美滿，生活幸福。金兵的鐵蹄踏碎了她悠閑的生活，南渡以後不久，趙明誠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給周汝舟為妻，婚後發現丈夫人品低劣，有違法行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檢舉其夫，其夫被法辦。宋朝法律規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為實，也要"徒二年"。清照為友人救助，才免於身陷囹圄，並與其夫離婚。但是，李清照後半生的這段經歷卻往往被欣賞她才華的文人所隱去，可能是認為她的行為不大光彩，有損於冰清玉潔的形象吧。
2.元朝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於弟的習俗。元代時，該習俗不但在進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繼續存在，還進入了漢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條格•戶令》中記載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親，在漢族傳統習俗中，本屬於親屬間相奸，這是少數民族習俗對中原文化發揮影響的一個實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倫理上使漢族人難以接受，而且也產生了法律沖突。元代法律對於漢族男女婚姻繼續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強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無所適從。基於此，元中期以後，對於收嫂給予了逐漸嚴格的限制，如：嫂僅訂婚不收繼、叔已有妻不收繼、叔嫂年齡相差懸殊不收繼等。而且，蒙古族風俗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收繼制度，象侄兒收養嬸母、兄收養弟媳，因為和漢族傳統禮教太不相容，不在漢族地區實行。
長期以來，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間百姓的觀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婦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間滲透得十分緩慢，頂多在貴族和士大夫中間蔓延。
(六)明清時代--法律和道德規范的愈發嚴厲和實際生活中再婚現象仍然存在
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漸趨腐朽和沒落。反映在社會風尚和道德規范上，兩宋以來摧殘人性的禮教的勢力在繼續擴張，對於婦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將前代法典中關於婦女再婚問題的兩條規定"居喪嫁娶"與"婦女守節而強嫁"濃縮到一條之中，不過處罰力度變輕。在唐宋"徒三年"的"居喪嫁娶"，改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婦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規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寬松。但是明朝的法律為了集中精力維持其王朝的統治，著重懲罰那些謀反、謀大逆等侵犯政權利益的行為，而對於婚姻之類的私事，則能寬就寬，不過多干預。即所謂"輕其輕，重其重"的原則。所以，處刑減輕未必就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婦女可以享有更寬松的選擇。
《大明律》中還首次明確規定了："若命婦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註：指上文所引關於居夫喪改嫁的規定)，追奪並離異。"關於禁止官員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時就有規定，但不久就廢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復。其理由解釋為"婦人因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後，若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剝奪了有爵位的貴族之婦的再婚權。封建法律剝奪了無數普通群眾的幸福，也沒有給其維護者以任何照顧。
《大清律》對於強迫守志孀婦改嫁的問題，作了破天荒的新規定："其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來，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顧孀婦的意願，強行逼其改嫁，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的。清代的這一嶄新規定，決不是為了尊重婦女的自由選擇權，只不過因為當時鄙夷婦女再嫁之風，在民間已經根深蒂固。立法者經過考慮，認為維護綱常名教，阻止婦女改嫁的意義已經可以和同為封建倫理最高規范之一的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控制權相抗衡了。這一立法上的改變，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時代，封建的宗族勢力有了進一步的增長，大量的鄉規族約充斥著迫害婦女、剝奪婦女再婚權利的條款。在當時，國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規范，實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廣大的鄉村，宗族習慣法、地方習慣法實際上起著主要的調整功能。因此，婦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極其強大的宗族勢力的阻礙。
明清時代，統治者基於維護自身業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斷強化對婦女守節的推崇和提倡。《內訓》、《古今列女傳》、《規范》等所謂女教讀物鋪天蓋地，明清帝王都曾下過不少諸如此類的詔書、制文。從民間那密布的貞節牌坊和各地方誌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從死的婦女大量的涌現，我們都能感受到廣大婦女的不幸和封建禮教的殘忍。
明清時代的一些文學作品，雖然不能據以作法制史的實證分析，但還是可以折射出許多當時的社會風尚、生活習慣，彌補正史記錄的不足。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婦女再婚現象在文化水平較低的平民階層中間，並不是極其困難，而仍然時有出現。如《紅樓夢》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帶著女兒改嫁到尤家的。但在廣大農村，婦女再婚的問題恐怕不能得到類似寬容的待遇。不過，透過文學作品的記載，也使得我們了解了該問題的各個方面。
五、心得體會
從漫長的古代婦女地位的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母系社會中婦女地位在一段時間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敬。但隨著孔子男尊女卑思想的確立，儒家思想提出及婦女在婚嫁上的"三從四德"，到了其後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體現人們的重男輕女現象的日益嚴重。從一夫可多妻的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和孀婦再嫁這一問題卻屢屢收到社會的輿論相對比，婦女地位一再地受到壓迫。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及封建社會專制的變化婦女的地位也不斷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體現的是婦女對自由婚姻的追求，對地位提高的渴望。無論是儒家思想的提出，還是民間世俗的緣故，婦女地位低下隨著世界的發展和進步脫離了低級的封建社會和對婦女的歧視，這體現在現代婦女的做為上，現代女性中出現了許多科學界、領導界的風雲人物。
那麼，造成女性不平等情況在中國古代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想就是因為中國古代女性在經濟上是不能獨立的，也就是說，女性不能自力更生，需要依靠男性。所以男性對女性提出的不平等要求，女性不能反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我想跟中國古代社會主要是農業社會有關。因為在農業生產中，女性由於體力所限，是不能有有效貢獻的;此外在農業社會，農民大多並不富裕，娶老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娶了老婆就當作財產關在家裡，生怕"丟失"。而進入現代社會，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解放女性生產力，另一方面知識經濟的發展縮小了男女生產力差距。所以女性有機會參與社會生產生活，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才有今天的男女平等。
我們認為，現代的男女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一起構建和諧的社會，一起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女性應當自強自立、自尊自愛，揚長避短，用知識充實自己，積極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各方面建設。

Ⅵ 自己說自己自私可以，但別人說你自私那他絕對自私，婦人之仁永遠拿道德來向他人索取利益，用道德來做擋箭

自己說自己自私是來一種謙虛的態度，自也是對自己過往的懺悔。
說別人自私卻要另當別論，或許是惡意中傷，或許是賊喊捉賊，或許是角度偏離，又或許是目的不純。
如果是朋友提出來的逆耳忠言，那就需要以虛心的態度接受；反之也不要惡語相向，不要讓垃圾污染了自己的心靈。
能容常人所不能容之事，乃顯大度從容。
人不能活在自己的虛幻世界裡，更不能活在別人的眼睛裡。
人生漫漫，何必在意這許多「非禮」之事？活好自己，過好當下，不愧於心足矣。

Ⅶ 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德經文解釋

這是聖經約翰福音四章7節~26節耶穌與撒瑪利亞婦人的談話時耶穌問的一句話。「耶穌回答說版：『凡權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和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里頭成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里來。婦人說：我們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麼耶穌如何知道那婦人有五個丈夫呢？原來，在列王時代，「亞述王從巴比倫、古他、亞瓦、哈馬和西法瓦音遷移人來，安置在撒瑪利亞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們就得了撒瑪利亞，住在其中。」所以，撒瑪利亞人於這五個外來民族往來，與他們生活、聯姻，隨他們的風俗，拜他們的神。聖經的屬靈意義還在於，「主」這個詞，代表主人、丈夫，耶和華是以色列人的主，以色列人的丈夫。離棄耶和華去拜他神的，就是淫婦。亞述王帶進撒馬利亞的五個民族的神成了撒瑪利亞人崇拜的偶像，因此，耶穌對那撒瑪利亞婦人說她有五個丈夫的原因就在於此。

Ⅷ 男人三妻四妾和女人三重四德各是什麼意思

三從四德 定義、源流
「三從四德」是為適應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據「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由儒家禮教對婦女在一生在道德、行為、修養的進行的規范要求。
「三從」一詞最早見於周、漢儒家經典《儀禮?喪服-子夏傳》，在討論出嫁婦女為夫、為父服喪年限（為夫三年，為父一年）時，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引申為作為女兒、妻婦和母親的婦女應對男性服從。但婦女屈從由來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體）；《周易》中有主張婦女順從專一、恆久事夫的卦辭，後來要求婦女殉夫守節，限制寡婦改嫁等。
「四德」一詞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內宰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職，負責逐級教導後宮婦女「陰禮」、「婦職，其中較高職位的「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本來是宮廷婦女教育門類，後來與「三從」連稱，成為對婦女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准即「三從四德」。

「三從」 「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制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系，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繫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於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人妻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贊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範。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里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姜也是模範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贊揚為「知禮」。

「四德」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展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制衣，學習准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准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范：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後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准，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朴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欲）。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准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准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採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贊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對象。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飢，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從四德」小結
對「三從四德」，首先應該看到，這些對婦女的要求規范是特定時代、出於某種需要產生的，並且隨著社會的變化也有一些變化。在周代父權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內外尊卑界限明確規定之後，才有了要求婦女從父、從夫、從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從男性的「三從」道德規范。而「四德」是女性實踐「三從」道德目標必須具備的禮儀、風度修養和操作技術，也就是要婦女既順從又能幹。「三從」道德的教戒勸譽、「四德」修養的提倡培訓，和「七出」條規的威嚇懲罰交互作用，逐漸規訓出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婦女之「美德」。隨著時代的推移，父權對婦女的控制逐漸讓位於夫權，夫家利益高於父家的利益，對婦女更強調服從、緘默和犧牲，條規也更加具體繁細，婦女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更多。但也應該看到，「三從四德」在儒家整體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著矛盾，如強調「從父」時，也需要聽從母親；強調從夫，妻子也「與夫齊等」。特別是「孝文化」的提倡，兒子對母親特別對寡母的尊孝，也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至於「四德」，重視婦女品德儀表言辭修養，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時代新內容（如「德」重在文明禮貌修養，「言」、「功」重在才能和創造性的培養，「容」適當注重修飾而不刻意化裝美容等），也頗有借鑒之處。

Ⅸ 求中國古代漢族傳統婚嫁全過程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朝代在改變，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是否也隨著各種社會制度的轉變而不斷發生變化呢？我們准備從各個朝代的婚嫁習俗的變化入手，根據各個朝代遺留下來的詩歌、文章等資料，分析、研究中國古代婦女社會地位在不同的時代呈現出的不同的發展歷程及表現。

（一）先秦時代——婦女再婚現象普遍存在，同時在儒家思想中已出現禁止再婚的言論。

1．夏商

中國商朝的婦女地位是很高的，夏朝在開國時還是母系氏族社會，其居住方式有兩個特點：一是游牧性，二是從妻居。商代社會的婚姻是由多個父和多個母共娶，這也是典型的母系氏族社會。

2．周朝

中國婦女地位的下降是隨著周朝或者儒教的出現而形成的。按照周禮的規定，男性貴族可以娶妾多人，但正妻只能有一個。《公羊傳》上講：「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這個習俗在禮制上流傳到後代。周朝時期，已婚婦女地位卑下，婚姻關系能否維系取決於丈夫的好惡。丈夫願意維系，她是丈夫的附庸；丈夫不願維系，就要被丈夫掃地出門。《詩經》中的一些詩，如以敘事為主的《邶風•谷風》、《衛風•氓》，以抒情為主的，《邶風•日月》、《王風•中谷有蓷》，均為當時棄婦的悲戚之聲。

3．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幾百年間戰爭頻仍、人口損失慘重，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更多的勞力，這使得婚姻所承擔的繁衍人口任務更為重要。於是，連青年男女的私奔在當時都不被絕對禁止，孀婦再嫁自然就不成問題了。甚至在諸侯國君中，這種事都屢見不鮮。史載衛宣公和其繼母私通，所生子長大後迎娶齊女，宣公見齊女貌美，竟劫奪來據為己有。《詩。邶風。新台》就是衛人諷刺宣公之作。宣公死後，其庶長子公子頑又迎娶宣姜，生子女多人，有二人後又繼為國君。衛人又作《牆有茨》刺之。其貴為國君，竟然迎娶再嫁、三嫁之女，而且其後代並未受到歧視，可見此風俗的普遍。從現存的關於先秦時代法律規定的殘存記載中，也未見有對婦女再婚作出限制之處。

（二）秦漢時代——限制再婚理論的進一步系統化和再婚行為的依然普遍存在。

1．秦朝

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貫徹法家思想，講求國家利益至上，禮法道德傳統相對受到忽視。秦代家庭立法中，婦女在某些方面可以和丈夫擁有平齊地位，如婦女可殺死通姦丈夫，丈夫毆妻與妻毆夫同等處罰，等等。反映在婦女再嫁的問題上，也就非常地寬容。從江陵張家山漢簡中有關秦代法律的記載可以看出有「夫死而妻自嫁，取者勿罪」的規定。

2．漢朝

西漢武帝之後，儒學思想逐漸成為中國官方的正統思想。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禮法標准也就愈益發揮出自己的影響力，逐漸地成為社會主流的道德規范和行為規范。兩漢時的儒者和官僚發揮了先秦典籍中關於男尊女卑思想的表述，對婦女再嫁問題給出了道德上進一步否定的評價。班昭《女誡》中說：「男有再娶之意，女無再適之文。」以一個婦女的口吻對同性的自由作出嚴格限制，千百年來貽害深遠。兩漢時的統治者也開始旌表守節孀婦，漢宣帝就曾於神爵四年（前58年）給穎川一帶的「貞婦順女」獎勵布帛。東漢以後，這種舉動變得非常頻繁。

不過，兩漢時正統儒者的言論尚未完全拘束人們的社會行為。當時的成文法律沒有明確地限制婦女再嫁。而實際生活中，婦女再婚的現象屢見不鮮。光武帝劉秀的姐姐湖陽公主守寡後，看上了有婦之夫宋弘，光武帝親自替她作說客。東漢末年的著名文學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東衛中道、被擄入匈奴後與左賢王成親，並生有子女，歸漢後又嫁與董祀，先後改嫁兩次。這樣的身世並沒有成為她一生的污點，相反她由於傳奇的經歷和文學上的才華被南朝人范曄收入了《後漢書。列女傳》，這在一千多年之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古詩《孔雀東南飛》敘述東漢建安年間的故事，劉蘭芝不見容於婆母，其夫被迫出之，回到本家之後，馬上就有眾多提親者找上門來，可見婦女再嫁、即使是被出婦女的再嫁，都不是羞恥之事。

《說文》雲：「妻者，齊也」。這可以說是漢代人在夫妻關繫上的一個格言。那時庶民百姓之家如果丈夫出門在外，那麼妻子在家就可以自立門戶，包括迎接賓客、宴飲賓客、出送賓客等活動，婦女可以與男子一樣，參加社會交往。《漢樂府·隴西行》中說：「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就是當時人對婦女參加社會活動的一種評價。漢代的婦女觀較之前代是進步的。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法律規范的因襲前朝和社會輿論的由寬漸嚴

三國時代，由於連年戰亂，人口銳減。為了生息繁衍，統治者對婚姻的要件給予了寬松的規定對於婦女再婚的問題，同樣沿襲了漢代法律的寬松規定。《三國志》記載吳主孫權就曾納喪偶婦女徐夫人為妃。魏文帝曹丕的皇後甄氏原為袁紹子袁熙之妻，袁紹被曹氏打敗後，歸於曹丕。

西晉統一全國後，禮教綱常曾在短時間內又有所抬頭，晉武帝多次頒布詔令，禁止士庶為婚、嚴明嫡庶之別。對於孀婦改嫁問題，和東漢時的情形類似，官方意識形態中已經頻繁贊揚守節的烈女，而民間改嫁的現象仍時有發生。大體來講，在東晉、南朝的宋、齊兩朝，以及北方的十六國、北魏時期，由於玄學的興起，儒學處在相對低潮的發展階段。反映在家庭法領域，婦女的地位略有提高。東晉時甚至出現了以女休夫的情形。至於婦女再婚，也較為普遍，劉宋朝的公主普遍和駙馬不和，紛紛被皇帝准許離婚再嫁。南方到了梁代以後，儒家禮教開始重新興盛，統治者對於貞節烈婦的宣傳也開始升級。

在北方，即使是十六國和北魏初期的長期戰亂時期，宣傳婦女節義的論調始終不絕於耳。北周政府正式下達詔令，宣布「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這也是效仿歷史上漢、晉這些漢族政權的措施的一種舉動。

（四）隋唐時期——盛世之下對婦女的束縛再次放鬆

隋唐時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由於北方異族文化和中原文化在這之前幾百年間的交融，北方民族重視婦女地位、婚姻自由結合的傳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保留。因此，在隋代和唐朝初年，社會輿論和官方立法對婦女再婚的問題顯得非常寬容。

具有北方民族血統的唐代皇室，在一言一行為天下垂範的情況下，自身對婦女的再婚曾經毫不在意。據《新唐書。公主傳》的記載計算，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者即有二十九人，其中有五人甚至三嫁。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改嫁。皇室如此，民間更是家常便飯，大儒生房玄齡、韓愈的夫人或女兒都曾改嫁。可見當時，「女無再嫁之文」的古訓一定程度上被人們遺忘，即使是主張道德文章的正統知識分子們也不以改嫁為非。《舊唐書•列女傳》記載：「楚王靈龜妃上官氏，王死，服終，諸兄謂曰：『妃年尚少，又無所生，改醮異門，禮儀常范。』」這說明當時年輕又無子的孀婦改嫁，是社會的常例，「守節」說不定才是不正常的。與此相對應，男子，甚至是貴族男子娶再婚婦女，也不以為恥。眾所周知武則天原為太宗才人，是正式的嬪妃，結果被高宗立為皇後。楊貴妃本是唐玄宗子壽王妃，卻改嫁玄宗。這些在後人看來屬於亂倫的行為，卻在唐代皇室中公開地存在。至於朝廷大員、知名人物，娶再嫁之婦更是司空見慣。另外，在唐代中前期，社會規范雖然沒有大力提倡婦女守志，但婦女若自願終身不再嫁，還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唐律疏議》在「夫喪守志而強嫁」條規定：「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各離之。」在疏議中解釋到：「婦人夫喪服除，誓心守志，唯祖父母、父母得奪而嫁之。」不過，從條文來分析，其實女子守節是受很大限制的。在一個社會風氣並不特別注重貞節的時代，父母、祖父母很可能逼迫女兒改嫁。

所以，有唐一代，尤其是中前期，女主臨朝的事情屢見不鮮。高宗後武氏、中宗後韋氏、肅宗後張氏，都是掌握實權、炙手可熱的政治女性。安史之亂後，唐王朝由盛轉衰，思想控制反而甚於從前。公主改嫁、母後臨朝等情況都趨於絕跡了。

敦煌有些唐朝民間遺留下來的「放妻書」，具有普遍意義。過去，我們印象中有「七去之條」，寫離婚書的時候，男人通常寫一嚴正聲明，就把妻子休了。但這里將「去妻」改為「放妻」，範本飽含深情，說感情不諧沒辦法維持，只好痛苦分手，現在把你放飛，希望以後能找到真正的幸福。這個事實證明男性已經放棄了俯視的姿態，兩性關系趨於平等。

（五）宋元時代——法律條文的固定少動和禮教思想漸趨嚴酷下社會風氣的改變

1．宋朝

由於程朱理學極力主張「存天理、滅人慾」，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蔑視婦女的權益，甚至提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在理學的影響和長期滲透下，從宋初到南宋的幾百年間，民間對於婦女再婚問題的輿論評價和社會風氣本身都經歷了巨大的變化。

宋初，仍乘唐代遺風，社會上婦女再嫁之風流行。皇室內部經過五代時的多年變亂，甚至連唐末制定的公主不得再嫁的規矩也不遵守。太祖之妹初嫁米福德，守寡後改適高懷德。社會名人中，大文學家范仲淹幼年喪父，隨母改嫁，長大後才歸宗。宋仁宗時頒布了類似唐宣宗當年的規定，宗室有子者的改嫁被禁止，但民間改嫁之風終北宋年間，未見式微。周敦頤、程頤等所宣傳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類，在北宋當時影響並不很大，程頤的侄子亡故，媳婦也未能守節。但是，南宋以後，禮教之風漸趨嚴厲，一面有朱熹等不遺餘力地推行，控制了知識分子的觀念；另一方面，其在社會生活中也開始顯出巨大的影響。在這以後，絕無皇室公主和親王郡主多次下嫁的記載，一般的官宦人家之女，再婚的狀況也逐漸減少。與之相對應的是，《宋史》、《元史》列女傳中的節婦、烈女的記載與前代相比，大為增強。本來《列女傳》這種體裁是劉向所創，范曄在《後漢書》中首次將其列入正史之中。早期幾部史書所贊揚的列女系各個領域優秀的婦女，如拯救父親的緹縈，文才卓著的蔡文姬、輔佐丈夫的樂羊子妻等，相當於一部「各行業出色婦女傳」。但《宋史》之後，所謂列女幾乎全都是保持貞操、不事二夫的節婦，當然有立志守節的，也有不堪匪徒凌辱、與之同歸於盡的。總之，修史者認為婦女唯一值得旌表的品行就是堅守節操，其他的才能都是不值一提的。《列女傳》成了地地道道的「烈女傳」。

著名的女詞人李清照，本來與趙明誠為夫婦，恩愛美滿，生活幸福。金兵的鐵蹄踏碎了她悠閑的生活，南渡以後不久，趙明誠就去世了。李清照又改嫁給周汝舟為妻，婚後發現丈夫人品低劣，有違法行為、不堪共同生活。清照又告官檢舉其夫，其夫被法辦。宋朝法律規定，妻告夫者，即使所告為實，也要「徒二年」。清照為友人救助，才免於身陷囹圄，並與其夫離婚。但是，李清照後半生的這段經歷卻往往被欣賞她才華的文人所隱去，可能是認為她的行為不大光彩，有損於冰清玉潔的形象吧。

2．元朝

元代北方民族盛行兄死，嫂改嫁於弟的習俗。元代時，該習俗不但在進入中原的蒙古人中繼續存在，還進入了漢族居民的生活之中。《大元通制條格•戶令》中記載了很多小叔收嫂的例子。叔嫂成親，在漢族傳統習俗中，本屬於親屬間相奸，這是少數民族習俗對中原文化發揮影響的一個實例。嫂子改嫁小叔，不但在倫理上使漢族人難以接受，而且也產生了法律沖突。元代法律對於漢族男女婚姻繼續了「有妻不更娶」、「守志者不得強制改嫁」等限制，而如果小叔原有妻又收嫂，在法律上就無所適從。基於此，元中期以後，對於收嫂給予了逐漸嚴格的限制，如：嫂僅訂婚不收繼、叔已有妻不收繼、叔嫂年齡相差懸殊不收繼等。而且，蒙古族風俗中還有一些其他的收繼制度，象侄兒收養嬸母、兄收養弟媳，因為和漢族傳統禮教太不相容，不在漢族地區實行。

長期以來，儒者提倡是一回事，民間百姓的觀念是另一回事。禁止婦女再嫁的思想向民間滲透得十分緩慢，頂多在貴族和士大夫中間蔓延。

（六）明清時代——法律和道德規范的愈發嚴厲和實際生活中再婚現象仍然存在

明清時代，我國的封建制度漸趨腐朽和沒落。反映在社會風尚和道德規范上，兩宋以來摧殘人性的禮教的勢力在繼續擴張，對於婦女的生活自由和婚姻自由的壓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

《大明律》首次將前代法典中關於婦女再婚問題的兩條規定「居喪嫁娶」與「婦女守節而強嫁」濃縮到一條之中，不過處罰力度變輕。在唐宋「徒三年」的「居喪嫁娶」，改為「杖一百」，唐宋「徒一年」的父母、祖父母之外的人逼迫孀婦改嫁之罪，在《大明律》中僅「杖八十」。表面上看，明朝法律的規定甚至比唐代都要寬松。但是明朝的法律為了集中精力維持其王朝的統治，著重懲罰那些謀反、謀大逆等侵犯政權利益的行為，而對於婚姻之類的私事，則能寬就寬，不過多干預。即所謂「輕其輕，重其重」的原則。所以，處刑減輕未必就意味著在這個問題上，婦女可以享有更寬松的選擇。

《大明律》中還首次明確規定了：「若命婦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引者註：指上文所引關於居夫喪改嫁的規定），追奪並離異。」關於禁止官員妻子再嫁，早在隋文帝時就有規定，但不久就廢除了。直到元至大四年（1311年）才又恢復。其理由解釋為「婦人因夫子得封郡縣之號，即與庶民妻室不同，既受朝命之後，若夫子不幸亡歿，不許本婦再醮。」《大明律》正式在成文法典中剝奪了有爵位的貴族之婦的再婚權。封建法律剝奪了無數普通群眾的幸福，也沒有給其維護者以任何照顧。

《大清律》對於強迫守志孀婦改嫁的問題，作了破天荒的新規定：「其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自古以來，父母、公婆是可以不顧孀婦的意願，強行逼其改嫁，而不負任何法律責任的。清代的這一嶄新規定，決不是為了尊重婦女的自由選擇權，只不過因為當時鄙夷婦女再嫁之風，在民間已經根深蒂固。立法者經過考慮，認為維護綱常名教，阻止婦女改嫁的意義已經可以和同為封建倫理最高規范之一的家長對子女的絕對控制權相抗衡了。這一立法上的改變，是很值得注意的。

明清時代，封建的宗族勢力有了進一步的增長，大量的鄉規族約充斥著迫害婦女、剝奪婦女再婚權利的條款。在當時，國家制定法，尤其是民事規范，實施的效果是要打很大折扣的。在廣大的鄉村，宗族習慣法、地方習慣法實際上起著主要的調整功能。因此，婦女要想成功地再嫁，首先就要遇到極其強大的宗族勢力的阻礙。

明清時代，統治者基於維護自身業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斷強化對婦女守節的推崇和提倡。《內訓》、《古今列女傳》、《規范》等所謂女教讀物鋪天蓋地，明清帝王都曾下過不少諸如此類的詔書、制文。從民間那密布的貞節牌坊和各地方誌中守志一生、甚至殉夫從死的婦女大量的涌現，我們都能感受到廣大婦女的不幸和封建禮教的殘忍。

明清時代的一些文學作品，雖然不能據以作法制史的實證分析，但還是可以折射出許多當時的社會風尚、生活習慣，彌補正史記錄的不足。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婦女再婚現象在文化水平較低的平民階層中間，並不是極其困難，而仍然時有出現。如《紅樓夢》中尤二姐、三姐之母，便是帶著女兒改嫁到尤家的。但在廣大農村，婦女再婚的問題恐怕不能得到類似寬容的待遇。不過，透過文學作品的記載，也使得我們了解了該問題的各個方面。

五、心得體會

從漫長的古代婦女地位的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母系社會中婦女地位在一段時間里受到一定程度的崇敬。但隨著孔子男尊女卑思想的確立，儒家思想提出及婦女在婚嫁上的「三從四德」，到了其後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思想體現人們的重男輕女現象的日益嚴重。從一夫可多妻的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和孀婦再嫁這一問題卻屢屢收到社會的輿論相對比，婦女地位一再地受到壓迫。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及封建社會專制的變化婦女的地位也不斷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體現的是婦女對自由婚姻的追求，對地位提高的渴望。無論是儒家思想的提出，還是民間世俗的緣故，婦女地位低下隨著世界的發展和進步脫離了低級的封建社會和對婦女的歧視，這體現在現代婦女的做為上，現代女性中出現了許多科學界、領導界的風雲人物。

那麼，造成女性不平等情況在中國古代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麼？我們想就是因為中國古代女性在經濟上是不能獨立的，也就是說，女性不能自力更生，需要依靠男性。所以男性對女性提出的不平等要求，女性不能反抗。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我想跟中國古代社會主要是農業社會有關。因為在農業生產中，女性由於體力所限，是不能有有效貢獻的；此外在農業社會，農民大多並不富裕，娶老婆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娶了老婆就當作財產關在家裡，生怕「丟失」。而進入現代社會，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解放女性生產力，另一方面知識經濟的發展縮小了男女生產力差距。所以女性有機會參與社會生產生活，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才有今天的男女平等。

我們認為，現代的男女平等是男性和女性一起構建和諧的社會，一起促進社會的發展。因此，女性應當自強自立、自尊自愛，揚長避短，用知識充實自己，積極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各方面建設。

Ⅹ 古代的中國女子（已出嫁）要遵循哪些道德典籍

《女四書》是中國封建社會四種女子教材——《女誡》，《女論語》、《內訓》、《女范捷錄》的總稱。《女四書》中所匯輯的上述四本書是中國封建統治者進行女子教育的專書，旨在闡發儒家所宣揚的「三從」、「四德」的婦道，培養封建思想品格的「賢妻良母」。

女子教育是中國古代整個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早在先秦時期，儒家的經籍中就有關於女教的思想。如《周禮·天官·冢宰下》：「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這里提出女教的「四德」。《儀禮·喪服·子夏傳》提出了婦女無專制之道，而有「三從」之義，即「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周易·恆》中「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詩·大雅·瞻印》宣稱：「婦無公事」，等等。這一切說明中國早在封建社會之初，封建統治者就注意並且實施女子教育，但那時還沒有專門的女子教科書。

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特別自漢代推行獨尊儒術的政策後，統治者為了加強其父系宗法制的封建專制秩序，就日益注重和大力倡行儒家禮教及女子教育主張，要求婦女明達詩書與堅守『婦禮」而能「齊家」，從而有助於封建王朝的治國及維持其統治秩序。在這種形勢和要求下，開始出現了女子教育專著，這就是東漢史學家班彪之女班昭寫出的《女誡》。自此以後，歷代封建統治者陸續編撰出一系列的女子教育的單行課本。迄明朝晚年，從歷代 的女子教材中選取出上述的四本書，匯編成為成套的《女四書》。

「男尊女卑」是，《女四書》的婦教思想核心，其理論基礎則是儒家所講的天地、乾坤、陰陽之說。《女誡·敬順》講道：「陰陽殊性，男女異行」、「男以剛為貴，女以柔為美」。還特別在《專心》篇中提出「夫者天也」，是不可違的。《女論語·事夫》說「夫剛妻柔」，要「將夫比天」。《內訓·事君》教導凡為妻者明陰陽之義，「能推是道」以事其夫。在其論事父母舅姑上也大講「父天母地」，要求女子「秉坤儀」、「著母德」等等。總之，把男尊女卑說成是天經地義的，由此也就說明三從四德的孝順、節義等都是合理的，其所要求培養的專一主內，興「內助之德」，行「內助之功」，而絕無「公事」與絕對順從的賢妻、良母、孝婦、貞女完全是當然的。

另外清代有部比較著名的女性網路全書——《奩史》也是很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