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立法者

1. 漢朝的皇權與法制之間的聯系

第四章 漢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一、法律思想

1、漢初盛行黃老之術

黃老，是先秦道家的一個派別，「黃」指傳說中的黃帝，「老」指春秋末期的老聃。該學派以黃老之言作為自己學派的指導思想，所以稱為「黃老」。黃老學派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思想體系的學派，形成於戰國中期。在西漢初期的政治法律思想中，黃老思想最為盛行，其自身理論也相應地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黃老思想的核心是「清靜無為」，具體到統治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禁。

黃老思想在漢初盛行的原因在於當時的社會生產在經過秦的暴政、反抗秦暴政的農民大起義、楚漢戰爭後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史記·平準書》），「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食貨志》）。與民休息、恢復社會生產是當務之急。同時，漢初的統治者親歷過秦末農民大起義，清醒地認識到國家的橫征暴斂和苛酷刑罰所將導致的嚴重後果。而黃老思想的貫徹運用可以緩解社會矛盾，於是取之、推廣之。

2、西漢中期以後儒術獨尊

至漢武帝時，西漢王朝經過六十年的休養生息，隨著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各種社會矛盾也相應的凸顯出來。包括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與諸侯割據之間的尾大不掉的矛盾、由於土地兼並盛行所引起的商人、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與匈奴之間的民族矛盾等。而漢初的黃老之術

顯然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統治者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法律思想來解決眼下的各種矛盾並繼續推行其統治。而經過改造的新的儒家學說由於極力倡導維護「大一統」和「專制皇權」，得到了漢武帝的首肯。那種原來只是表達一種政治倫理思想的儒家一家之言，通過政治力量的大力扶持，被迅速推崇成為政治、社會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則，儒術獨尊的局面因而形成。

二、立法概況

漢初六十年，以「約法省禁」為原則的，蕭何作律九章、叔孫通修補《傍章律》十八篇；

西漢中後期，立法數量繁多、刑罰嚴峻。「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漢書·刑法志》）

東漢時期，立法再度由繁至簡——由簡至繁。

三、刑事法律制度

1、刑名

（1）侵犯皇權與危害國家政權的犯罪

危及政權的犯罪，包括謀反罪及與之相聯系的首匿罪、通行飲食罪等；

侵犯皇帝人身安全的犯罪，包括闌入罪（擅自進入皇帝居住的地方）、失闌罪（對闌入者未加制止）、犯蹕罪（因過誤沖犯皇帝出行的儀仗車騎）等；

侵犯皇帝權威的犯罪，包括違反詔令罪、矯詔罪、逾制罪等等；

侵犯皇帝尊嚴的犯罪，包括不敬、大不敬、腹誹罪等；

危害中央集權的犯罪，包括阿黨罪、附益罪、非正罪（非嫡系正宗繼承爵位）等；

（2）危害人身安全犯罪

殺人罪，分為謀殺、賊殺、斗殺、戲殺、誤殺、使人殺人、輕侮殺人、復仇殺人、狂易殺人等；

傷害罪，分為斗傷（雙方在斗毆中造成一方傷害）、賊傷（採取各種形式故意致人傷害）、盜傷（因搶劫或盜竊致人傷害）；傷害保辜制度，即傷人者在一定期限內即「辜期」對受傷者的傷勢負責，如在期限內因傷勢惡化而死亡，則傷人者以殺人罪論處。

（3）侵犯官私財產犯罪

強盜罪

竊盜罪

（4）思想言論方面的犯罪

誹謗妖言罪

非所宜言罪

左道罪

（5）經濟犯罪

盜鑄錢罪

私冶鐵煮鹽罪

（6）職務犯罪

選舉不實罪

貪贓受賄罪

故不直（故意使無罪之人受刑罰或故意使輕罪之人受重罰）與故縱（故意使有罪之人得減免刑罰）

（7）軍職犯罪

2、刑罰

（1）制度

分死刑、肉刑、身體刑、恥辱刑、徒刑、流刑、財產刑、贖刑

（2）原則

上請，是漢律中賦予貴族官僚的一項法定特權。凡宗室貴族及六百石以上官犯罪，執法官無權擅自判決，而需「上請」皇帝裁奪，由皇帝根據罪犯的具體情況來決定減免刑罰。上請制度源於儒家禮所強調德等級名分，是「尊尊」原則的具體體現。漢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確立上請制度。

聽贖，適用於各種刑罰，包括死刑。漢律進一步確認了由來已久的以錢、物收贖的原則，同時允許以爵贖罪。

恤刑

親親得相首匿，漢宣帝時以「詔」形式確立該項法律制度。

（3）執行

在死刑的執行上，確立秋冬行刑制度

蕭伯符主編《中國法制史》學習筆記（4）-漢朝的刑事法律制度

2. 如何看待古代的親親相為隱

「親親得相首匿」源自《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中國歷代各朝多以孝治天下，在不同程度上對這一思想有所繼承。根據親親相隱原則親屬之間有罪應當互相隱瞞，不告發和不作證的不論罪。雖然實行這項原則主要是為了維護封建倫常和家族制度，鞏固君主專制統治，但親親相隱制度對現代社會家庭倫理價值和刑法制度也有其積極的一面，所以親親相隱制度仍有去研究、探討的價值。作為我國封建社會的一項基本法律原則，在古代司法實踐中曾發揮了重要的社會職能。今天，當我們走向法治國家時，如何科學地對待「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應該說是一個具有理論和實踐意義的課題。
「親親得相首匿」，是指親屬間相互隱瞞罪行可以不負刑事責任。這一思想由來已久。早在周禮中就有「為親者諱」的說法，春秋末期孔子又將這一傳統宗法原則概括為一種司法主張。《論語·子路第十三》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作了告發，從法治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正直的行為；但在孔子看來這卻是一種喪德敗行。孔子主張父親應替兒子隱瞞罪行，兒子也應替父親隱瞞罪行，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體現父慈子孝的道理。由於這一原則順應了人的親緣本性，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因而得到統治者的青睞。尤其是到了漢朝儒家思想成為一尊，「親親得相首匿」便成為漢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項基本原則正式確立下來。《漢書·宣帝紀》記載，宣帝地節四年下詔：「……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這就是通常所說漢代的「親親得相首匿」原則，其大意是說子女幫助父母、妻子幫助丈夫、孫子幫助祖父母掩蓋犯罪事實的，一概不追究其刑事責任。父母幫助子女、丈夫幫助妻子、祖父母幫助孫子掩蓋犯罪事實的，一般情況下可不負刑事責任，死刑案件則上請廷尉，由其決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罪責，這段話也可以簡單的概括為「親親相隱不為罪」。
「親親得相首匿」的思想到了唐朝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時的國家法律不僅使親屬容隱制度的范圍更為擴大，而且對其具體內容也作出了比較嚴密的規定。如《唐律疏議》中規定：「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皆勿論，即漏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在這里容隱親屬的范圍不再局限於漢代的父母子女、夫妻、祖孫，而是進一步擴展到同居的親屬、不同居的同姓大功以上親屬及外祖父母、外孫、孫媳、夫之兄弟、兄弟妻等。除此之外，奴婢或僕人可以為主人隱匿犯罪，這些隱匿行為都不受到處罰。其他不同居的小功以下親屬如果隱匿犯罪，則較之普通人犯罪降低三個等級對其進行減輕處罰。在容隱親屬范圍擴大的同時，容隱行為的范圍也進一步擴展。犯罪的親屬，即使是泄露其事或通報消息給罪犯，使之逃匿也不為罪。同時，為使得司法機關在辦案過程中更方便操作，唐統治者還在《唐律》和《唐律疏議》中作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這些規定主要體現在十個方面：（1）關於「知情藏匿罪人」。（2）關於「漏泄其罪令得逃亡」。（3）關於禁止逼親屬作證。（4）關於不得告發尊親屬。（5）關於不得告發卑親屬。（6）關於「子孫與金刃」幫助父祖逃脫囚禁及不得復捕回送官。（7）關於犯罪共亡捕首之法不適用於容隱親屬。（8）關於審訊中不得已吐露親屬犯罪。（9）關於奸罪捕告。（10）關於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嚴重國事罪不得容隱。這些具體而翔實的規定，標志著「親親得相首匿」思想已經走向成熟。在隨後的宋律、元律以及明清律中，容隱范圍又擴大到了岳父母、女婿。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刑法將其擴充到包括夫妻、四親等以內的宗親、三親等以內的外親、二親等以內的妻親。1935的《中華民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民國刑事訴訟法》，又進一步將容隱范圍擴大至五親等以內的血親、三親等以內的姻親，且均有親屬拒絕作證權及不得令親屬作證等明確規定。
從「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的確立和傳承軌跡不難看出，這一原則不僅貫穿了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同時也對現代社會產生了影響。其之所以被長期沿用並得到不斷發展和完善，大體有以下原因：其一，該原則從根本上體現了人的親緣本性。人的親情是維系整個社會穩定的先決條件，親屬間的愛是人的本能反映，是一切愛的起點，是人類的感情基礎。「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親親相隱不為罪，順應了人的本能需求，因而得到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其二，「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及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和等級制度是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與基礎。在該制度下，家、國融為一體，家庭的和睦與安定直接決定著國家的穩定。親親相隱的思想以人的家庭親情為基礎，強調對家長權的確認保護，不僅有利於家庭和睦，而且有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其三，「親親得相首匿」原則維護了封建經濟秩序，有利於農業生產。在封建社會中，以家庭為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家庭成員之間團結協作共同致力於農業生產是封建經濟發展的前提。如果不允許親親相隱則必然會增加家庭矛盾，造成家庭不穩，最終可能是家人離散，田地荒蕪。這對維護封建經濟秩序是十分不利的。
「親親相隱」的歷史演變
《唐律》對「親親相隱」制度的發展
唐代同居有罪相為容隱的原則起源於《論語•子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之說。所謂「父為子隱」，乃父慈也；所謂「子為父隱」，乃子孝也。儒家這一理論至漢代上升為「親親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則，該原則中的「親親」的范圍包括「大父母」（即祖父母）、父母、己身三代。所謂「首匿」，顏師左注雲：「凡首匿者，言為首而藏匿罪人。」西漢所創的「親親得相首匿」的原則是禮法合流的重要標志之一。此後這一制度一直作為刑法原則而沿用，影響了整個封建社會中國的法律。
唐律承其前朝的法制，在《名例律》（總46條）規定了「同居相隱」的原則，其在相隱的范圍、相隱的內容和相隱的限制方面比漢以來至隋各朝的規定更系統、完備。
相隱的范圍
唐代相隱的范圍由漢朝的三代擴大為「同居」。疏文雲：「謂同財共居，不限籍（戶籍）之同異，雖無服（指」五服」以外）者，並是。」同居的范圍據疏文應是大功以上親。另外，外祖父母、外孫、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服雖輕，論情重」，也在相隱的范圍內。最後，部曲奴隸也法定「為主隱」。
相隱原則的保證措施
為實施「同居相為隱」的原則，唐律規定，應相隱的人舉告或對簿公堂，依親等關系論罪。《斗訟律》（總345條）規定：「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絞。」此外，《斗訟律》（總346、349條）對卑幼「告期親以下緦麻以上尊長」及「部曲奴隸告主」等，皆有定罪科刑的規定。
不遵守「同居相為隱」而告，告發人依規定處刑，被告者，即使確實有罪，也都以「自首」論處。《斗訟律》（總347條）之疏文說：「被告得相容隱者，俱同自首之法。」同時還規定，如屬於父祖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妻妾或自己的妾的，無論告得實還是誣告，都不處罰。
對實施相隱的處置
第一、免刑。唐律規定「同居」、「大功以上親」相隱及「部曲奴隸為主隱」都免罪。相隱即使是「漏露其事及摘語消息」也不懲罰。
第二、減刑。唐律規定小功以下親屬相隱，也可以「減凡人三等」。疏文說：「假有死罪相隱，據凡人唯減一等，小功、緦麻又減凡人三等，總減四等，猶徒二年」。即照犯人之罪減四等處罰。
相隱的限制
唐律中兵不是所有的犯罪都是可以相容隱的，凡犯謀反、謀大逆、謀叛這些直接對抗於統治階級的大罪不得相隱。律文規定：「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疏文雲：「謂謀反、謀大逆、謀叛此等三事，並不得相隱，故而不用相隱之律。各從本科條斬。」《斗訟律》（總345條）之疏文雲：「謂謀反、大逆及謀叛以上，皆為不臣，故子孫告亦無罪。」
宋、元、明、清各朝對「親親相隱」的沿襲
宋建隆年間的《宋刑統》沿襲了《唐律疏議》的篇目和內容，除了宋朝「內重外輕」的政治理念引起的律法制度微小變化外，其餘《唐律》中的根本性原則，均予以了保留。對「親親相隱」制度的規定也一如《唐律》，立法明確規定了對同居之人容隱的權利和義務。
元朝是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起來的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王朝，它的建立把中華法系的影響擴大到蒙古、吐蕃、回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不僅使上述少數民族地區統一融入到中華法系中來，也使中華法系吸收到其他地區立法的精粹，推動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和發展。元朝統治者推行「祖述變通」，「附會漢法」和「因俗而異」，蒙漢異制的立法指導思想。以《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為代表的元朝律法，基本沿襲了唐宋立法的內容，同時也確認了刑律中的「親親相隱」原則。
明朝立法首推《大明律》（《大明律附例》），雖然體例上與前朝律法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分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7篇。但源自《唐律疏議》的傳統刑法原則並未改變，即「親親相隱」原則得以延續，明代律法確認了親屬間容隱的權利和義務。
滿清入關以後，修編的《大清律例》體例、內容方面幾與《大明律附例》如出一轍。在「親親相隱」原則的規制方面也因循前例，所以終清一世，「親親相隱」制度都得以繼續貫徹。此外，筆者認為《大清律例》所規定的「留養承嗣」亦可視為是對「親親相隱」的補充。
清末變法修律對「親親相隱」的爭議
清自道光朝經歷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屢遭外侮，這同時也激起國內有識之士不斷探尋救國之道。同時，清政府自身也寄希望於效法列強，變法革新來實現「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彌」的目的。因此在沈家本的主持下，清政府展開了自上而下的修律活動。但是修律本身觸犯了封建上層貴族的利益和價值感念，因而招致張之洞等禮學派的強烈反對和抵制。
其中西方法理的引入和中國傳統禮制理念的沖突是雙方爭議的焦點。「親親相隱」制度也因其本身違背現代刑法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而遭到了非議。
南京國民政府《三五刑法》中「親親相隱」制度的復活
古代法律中體現儒家思想，允許犯罪親屬基於親情而通過隱匿、放縱罪犯的方式對抗官府的「親屬容隱」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民國刑法所吸收。《三五刑法》第126條規定：「縱放依法逮捕拘禁之人，或便利其逃脫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條第五項又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犯第一項之便利脫逃罪者，得減輕其刑」。第164條及第165條分別規定了藏匿犯人或使之隱避罪、頂替罪、湮滅刑事證據罪等罪名及相應的處罰。第167條又規定：「配偶、五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圖利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脫逃人，而犯第164條或第165條之罪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親親相隱」制度的價值評析
「親親相隱」制度的內在合理性
任何一種社會秩序類型都以對人性的特殊設定和估價為前提, 對人性的不同認識和評價直接關繫到選擇什麼樣的社會調整方式去保障社會秩序。在古代社會, 無論是從上下縱向關系即, 國家、宗族、家庭、個人, 還是從平行橫向關系即, 政治組織、血緣組織、宗教組織、文教組織, 其實都是以家庭為藍本的。國家不過是家庭的放大, 家庭又像是國家的縮影。「為子為臣, 唯忠唯孝」、「尊尊, 親親」 等觀念, 構成中國傳統的根本法觀念。法律就是以全力維護這樣的「 家國一體」模式為己任。宗法倫理成為古代中國法觀念的基石、核心。儒家學說中, 所謂「 理」 、「 禮」 、「 義」等, 不斷滲入到法律中, 甚至成為了法上之法, 或者說是法外之法。人們用這種「自發的法律」來評斷一個言行非法與否和罪惡輕重。倫理綱要, 三綱五常成為了法律的核心內容, 其中最典型就是「親親得相首匿」。古語有雲：「 法者, 緣人情而制, 非設罪以陷人也。」在古人看來, 親屬間互相包庇、隱匿犯罪的行為是人情所共欲的, 是符合三綱五常的, 也是人之常情。可見, 對於中國古代法律而言, 尊重人性秩序是立法者一直所倡導的。
另外, 容隱制度使得法律不強人所難。「徒法不足以自行」 , 法律的實現有賴於人們的遵守與服從。因此, 法律在制定設計時必須充分考慮其現實可行性, 依照刑法學理念,即使法律有「期待可能性」。從實踐中看, 從古至今, 很少有人願意真正的大義滅親, 主動向公安機關告發自己的親屬。這是因為血緣關系是人類最為牢固的一種帶生物性的社會關系, 這種無可擺脫的心理動力習慣, 使人類之愛首先必然體現為親屬之愛、血緣之愛。即使在側重於市民精神的西方倫理看來,「博愛」首先也是出於親屬之愛的。亞里士多德就認為：任一惡行發生在非親屬之間, 人們會看的較輕, 但如果加到父母和近親身上, 就成為傷天害理的罪惡。期待親屬之間的特殊情感和家庭內部、親屬之間的「榮辱與共」的社會現實使刑法不能期待人們都會主動去揭發和控告近親屬犯罪。與被國家一度所倡導但實質上背離人性的「大義滅親」的政治說教恰恰相反, 傳統法律上綿延幾千年的容隱制度, 看似悖謬, 實則包含了深厚的人文底蘊, 表達了古人對人性問題所作的深邃洞察, 其由道德原則逐步演化為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更是彰顯了古代統治者高超的政治藝術和對人性問題的遠見卓識。由此觀之, 古人已經諳悉國家所希冀的穩定的社會秩序經由法律形成須以法律暗合人倫關懷為前提。
從儒家傳統道德看「親親相隱」制度
就浸潤我國數千年的儒家禮教傳統而言，「親親相隱」制度是一種人性關懷的彰顯。儒家傳統的理念即是家國一體，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實皆為一體，一乎准於禮。在這樣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親親相隱」原則體現了家族成員，尤其是五服以內近親屬間彼此容隱、彼此相互關懷的族內關系，並以此擴大到國家層面上，正是封建王朝所提倡的忠與孝的原則。當然親親相隱制度涉及到的強制奴隸部曲為主隱及對卑幼告尊長加重定罪科刑的規定則是封建等級制度下的糟粕，也是對現代法律意義上的「平等原則」的違背，並不符合儒家「大同」的思想理念，應該遭舍棄。
對「親親相隱」的取捨
現實中，法理、人情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良好的法治中的法律在制定之初就應當兼顧到人情。實際上, 只有法理沒有人情的法律很難得到自覺遵守。在實踐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罪犯的親屬明知包庇行為會受到法律制裁, 依然會選擇包庇、窩藏犯了罪的親人,甚至被判刑人獄後對自己的行為也不後悔,對他們而言, 所謂司法秩序是海市屋樓, 被害人雖然冤枉, 但也比不上自己與罪犯的骨肉情深。為了保存風紀, 反而破壞人性, 而人性卻是風紀之源泉。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歷代在立法時都對血緣至親的人情予以尊重, 當代各國也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點。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有「期待可能性」的規定,故如果缺乏此種期待可能性, 而成為責任之事由, 不能使該行為人負刑事責任。這里就不僅僅包括對基於血緣親情而為之行為的認可, 還包括基於對人趨利避害的本性的尊重。英美國家有沉默權的規定, 其中包括證人、被告如果認為法庭所需要之證詞會對自己或親情、夫妻關系造成損害, 有權保持沉默, 來源於人不能自證其罪的理念。這就更加明顯的突出了對基本人情的尊重。基於以上分析, 無論是從對人性、對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的尊重, 還是基於對我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合理借鑒, 亦或是對西方法律的移植,親親相隱的原則在當代中國法律體系中都具有現實意義。
「親親相隱」制度，從創制之初就彰顯了儒家的人文關懷思想，千百年來在歷朝編纂的律法中作為一項基本刑法原則得以延續。「親親相隱」制度以家族親屬為本位，充分考慮到律法與人情之間的關系，從親屬容隱的角度，對刑法的責罰范圍作出限縮，使中國古代刑法制度不斷趨於合理，符合禮制。「親親相隱」制度的確立和演變是中華法系對世界法律發展的卓越貢獻。

3.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4. 世界最早的立法者是誰

在20世紀初，人們一直以為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所編纂的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因此，常常把他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立法者。但是，從20世紀50～60年代起，人們發現還有許多比漢謨拉比更早的立法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烏爾第三王朝的創立者烏爾納姆(前～2096年在位)。

烏爾的軍旗(約公元前2600年前，由貝殼和青金石鑲嵌而成)上部為烏爾士兵作戰、獻俘圖，下部為王家宴會及平民交納貢賦圖。出自烏爾王墓中的兩件銀制器具。左為一卵形缽，長邊上有兩個凸出物，其中一個刻有公牛的蹄，顯然原是田王使用的器具。右為一銀缽或燈具，以縱向溝為飾，底部飾有八瓣薔薇花。烏爾第三王朝是古代蘇美爾人最後一個強大的王朝，也是蘇美爾的黃金時代。烏爾成為當時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烏爾的港口停滿了外國的商船，街道上擠滿了印度、埃蘭、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等地來的商人。烏爾納姆修建的月神廟寺塔，底邊長達200英尺，寬達140英尺，高達70英尺。它是當時亞洲最高、全世界第二高的建築，僅次於埃及的金字塔。公元前22世紀由烏爾納姆所建，它是當時僅次於金字塔的宏偉建築。不過，最使烏爾納姆名揚千古的，並不是他的武功或月神廟寺塔，而是他所制定的法典。這部法典用楔形文字寫在泥板上，分為序言、正文兩部分。法典序言和烏魯依尼姆基那改革銘文在精神、用詞上有很多相似之處。其正文共有29條，除少數條款文字殘缺、語意不明外，多數條款意義明確。其中，涉及婚姻關系的7條，涉及女奴隸的4條，涉及傷害罪的5條，涉及農業生產的3條，涉及司法訴訟的3條。

法典在處理男女婚姻問題上，明顯地歧視婦女，偏袒男人。

同時，法典還體現了階級分明的立場，千方百計保護奴隸主的利益。

烏爾的軍旗

5. 電大中國法制史形成性考核冊答案

中國法制史形成性考核作業題

作業一

一、名詞解釋

1.刑名從商:指後世歷朝歷代的刑名皆沿襲商朝的，這說明商朝的刑罰種類繁多，而且殘酷，主要是針對廣大的奴隸和平民的。

2.九刑 ：有兩種說，一是指西周成文刑書，共分九篇；一是指西周里九種刑罰，即墨、劓、刖、宮、大辟、贖、鞭、流、撲。

3.質劑 ：西周時期的買賣契約，內容相同，長短不一，雙方各執一份。

4.田裡不鬻：西周時期，周天子對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奴隸有最高所有權，周天子有權把土地和奴隸封賞給諸侯和臣屬。諸侯和臣屬對土地只有佔有、使用權而無處分權，不許買賣。

5.六禮：指西周時期婚姻締結的六道程序：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和親迎。

二、問答題

1.簡述戰國時期立法指導思想

a.刑無等級，即「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壁壘。b.法布於從，即「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制定了成文法，就要向百姓公布，使人人知法又有法可依。從而否定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c.重刑主義，即「行刑，重其輕者」。在定罪量刑的時候，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就可以使民眾不敢輕易犯罪輕罪，重罪就更不用說了。這三個方面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在這種立法思想的指導下，春秋時期我國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同時，各國紛紛變法，以確認新興地方階級的權利，取消沒落奴隸貴族的特權，使得封建的法制有了一個形成和發展的基礎，並促進了新興封建經濟的發展。

2.簡述《法經》的內容和歷史意義

《法經》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善的封建成文法典，它的內容包括盜、賊、囚、捕、雜、具六篇。盜法是針對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行為的法律；賊法是規定危害人身安全的犯罪行為的法律；囚法和捕法主要是規定抓捕、審判、囚禁犯罪人的法律；雜法是規定其他危害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六禁；具法是規定刑罰的加減方面的法律。

歷史意義：a.《法經》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六篇的內容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包括總則性的規定和分則性的規定，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制的一些基本原則以及法典的體系，此後秦朝和漢朝等封建王朝的法律無不受其影響。所以《法經》是封建律典的藍本。b.《法經》對當時封建經濟的形成和鞏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三、思考題

1.請分析奴隸制時期立法指導思想的演變

夏商時代的神權法思想，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和「親親、尊尊」立法指導思想，到春秋時期的「刑無等級、法布於從、重刑主義」思想。

2.結合法治建設，談談如何理解春秋公布成文法的歷史意義

法治是一種依法治國的方略，法治建設要求有明確、公開的法律，公布成文法使得法律具有明確性和公開性，法律能夠成為普遍的社會調規范。公布法律是一種初級形態的法治建設。春秋時期公布成文法的活動，打破了奴隸製法秘密法的狀態，打破了奴隸主貴族壟斷法律的局面，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也為封建法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這也是戰國法家形成「法治」思想的基礎。

作業二

一、問答題

1.簡述《宋刑統》和「編敕」

（1）《宋刑統》。全稱是《宋建隆詳定刑統》，是歷史上第一部刊印頒行的法典。該法典於963年撰成。編撰體例沿用《大周刑統》。它形成了律令合編的法典結構。

（2）編敕。敕，原為皇帝詔令一種，宋代的敕成為皇帝對特定人或事所做的隨時決定，成為斷案依據。編敕是將一個個單行的敕令整理成冊，上升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種立法過程。其特點是：仁宗前，敕律並行；神宗時，敕的地位提高，達到了破律、代律的地位。

南宋在敕令、格、式並行和編敕基礎上，將敕令格式以「事」分類加以編纂，形成《條法事類》，形成新的法典編纂體例。南宋時還有編例，即對皇帝與中央司法機關發布的單行條例或審判的典型判例加以匯編，以補充律敕。敕、例廣泛應用是導致宋代法制混亂的重要原因，並影響至明、清。

2.唐律的主要內容

狹義的唐律是指《唐律疏議》，唐的主要內容，集中反映在《唐律疏議》上，《唐律疏議》共十二篇，500條，其篇目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篇目的排列有內在的規律，體現了立法者對各項內容及其關系的認識。
《唐律疏議》中，名例律例於全律之首，相當於現代刑法中的總則，是統率其他各篇的大綱、貫徹全律始終的核心，在十篇中居於首要地位。它集中規定了唐律的立法宗旨和五刑、十惡、八議等各項重要的法律制度、刑罰制度及適用於各分則的刑法原則等，是唐律基本精神、原則和特點的集中體現。其後九篇為分則，規定了各種具體的犯罪及其相應的刑罰。最後兩篇規定有關追捕逃犯和審判、執行方面的內容，在現代法律中多屬於程序法的范圍。
十二篇的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篇名例律57條"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體例"，規定了唐朝的刑法和刑罰原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部分，集中體現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則。具體包括：五刑、十惡、八議、請章、減章、贖章、官當、劃分公罪與私罪、犯罪自首的要件、對老幼廢疾者犯罪的減免等等。
第二篇 衛禁律33條是有關警衛宮殿和關津要塞的規定。
第三篇 職制律59條是關於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法律。唐
第四篇 戶婚律46條"戶口、婚姻"。唐朝的土地分配、賦稅徵收及徭役攤派，均以戶籍為依據。
第五篇 廄庫律28條是有關公私牧畜飼養、管理和官府倉庫管理方面的規定。
第六篇 擅興律24條，擅為擅發兵，興為興造。擅興律是對違法興造工程、差遣丁夫等行為進行處罰的規定。
第七篇 賊盜律54條是關於懲治侵犯封建政權和人身、財產等方面犯罪的法律規定。
第八篇 斗訟律60條，是關於毆斗傷人和控告申訴方面的法律。
第九篇 詐偽篇27條，偽即偽造，詐即詐騙，是關於懲治偽造和詐騙的法律。
第十篇 雜律62條雜律所包含的內容，涉及面較寬。主要包括涉及市場管理、債權債務、犯奸失火的以及其他一些輕微危害杜會秩序和經濟關系的行為規范。
第十一篇 捕亡律18條是有關捕捉逃亡罪犯和其他逃亡者的規定。
第十二篇 斷獄律34條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獄政方面的法律。包括審判原則、法官責任、拷訊囚犯、刑罰執行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的確定。

3.中國封建司法機關的發展演變

提示：這道題要求把中國法制史上從秦朝開始一直到清朝，把司法機關的發展演變做一個說明。
秦朝：中央司法機關是廷尉，長官名稱也是廷尉，是九卿之一。 是最高司法審判機關它的主要任務是：a負責皇帝詔令審理的案件，b審理地方送來的疑難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復審。這部分內容在教材的第110頁。
漢朝：a.中央有廷尉，在東漢時曾改名為大理寺；職責：詔獄、上報的疑難案件。屬官：廷尉正、左右監、左右平等；丞相有誅罰大權，尚書也在漢武帝之後有司法審判權。御史台是監察機關，職責是監察百官，參與重大案件的審判。b.地方：郡縣兩級，郡守、縣令下也設有專職的司法官吏，如賊曹、辭曹等。鄉有有秩、嗇夫、游繳等，調解處理輕微刑民案件。這部分內容可參考教材第157到158頁。
魏晉南北朝：中央仍為廷尉或大理寺，只有北周稱為秋官大司寇。東漢以後中央三省制逐漸形成，尚書台成為是高行政機關，尚書台下屬都設有掌管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獄的機構，如三公曹、二千石曹。地方上，形成了州、郡、縣三級，由縣令、郡太守、州刺史掌握地方司法審判。這部分內容參見教材第180頁。
隋唐：大理寺是最高的審判機關，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御史台是最高監察機關。注意說明這三大機關的各自的職責。地方上，形成州縣兩級，州設有司戶參軍事和司法參軍事。參見教材第227頁。
宋元：元朝，元初中央審判機關是大宗正府，後還權於刑部和地方政府。此外，內史府、樞密院、奧賽、宣政院等部門也有一定的司法審判權。地方上，有路、府、縣的達魯花赤掌握地方司法。還有監察機關，具體說明中央的御史台，地方的行御史台以及提刑按察使（肅政廉訪司）。注意元朝司法機關的特點，這些在教材第 249頁都有。
明清：中央司法機關：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注意大理寺和刑部之間職責的變化。地方上，縣、州、府、省四級，有關審級的規定，會審制度也應該稍加說明。這些在教材的第276頁。
清末：司法機關，刑部改為法部，專門負責司法行政；大理寺改大理院，是最高審判機關；設總檢察廳。四級三審制。清末是司法機關近代化的時期，封建時代的司法機關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應該說明的。參見教材第323頁。

二、小論文

1.試述中國封建法律對貴族特權的規定

提示：這道題倒不用對有關貴族特權的規定的發展演變作出說明，但也要求總結出各個朝代的有關貴族特權的規定。這里重點要說明漢朝的先請、魏晉南北朝所形成和發展出來的八議（其實早在周朝就已有，只是到了這個時期才制度化了）、官當、雜抵、例減、贖等方面的規定。隋唐的議、減、贖、當制度。
首先，說明以上各種制度的含義。其次要說明它們的形成和發展，特別是一些前後相沿的制度，比如晉朝的雜抵，其實是此後北魏和陳律里規定的官當的初形。贖刑的規定可以追溯到夏商（商朝的《呂刑》把贖刑制度化了）。最後還要說明它們的意義（當然主要就是要保護貴族官僚的特權）。
這些方面可以參見教材第132頁、第157頁（漢律里的官員有罪先請原則）、第168頁（八議）、第170頁（雜抵）、第175頁（官當）、第187頁（隋律里的議、減、贖、當）、第204頁（唐律里的議、請、減、贖、官當、免官）、第268頁（清朝的有關規定）。此外，還可以說明秦朝在官吏的選任上的任子制度（第92頁）和漢朝的沿用（第129頁）。這也是對貴族官員的特權規定。

還可以參考網站上有關的論述。

作業三

課堂發言

1.試比較《欽定憲法大綱》和《十九信條》

提示：A.從制定的背景和宗旨上來比較：前者在1908年制訂和頒布，當時革命處於萌發時期，民權思想也不興盛，所以它的宗旨是「君主專權，人民無權」；而後者是在辛亥革命之後，全國革命形勢緊張，各地紛紛發電要求變革憲政，民權思想也十分興盛，故它的宗旨是貶君權，伸民權。B.從內容和體例上來比較：前者基本上來自於1898年日本帝國憲法，包括正文和附錄兩部分，正文為君上大權，附錄為臣民權利義務。後者在內容各體例上有所變化，一是採用英國式的虛君共和制，二是形式上限制了皇權，三是由資政院經過法定程序制定，屬於臨時憲法。C.從意義和性質上來比較，兩者基本上維持了「大清帝國萬世不易」「皇帝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精神。前者作為第一部近代意義的憲法性文件，客觀上對當時人們的思想起了比較大的沖擊作用，打破了傳統中華法系的法律體系，結構也比較完整。後者則是為了緩和革命，屬於臨時憲法。

2.清末修訂法律館主持制定的法律有哪些，主要內容是什麼

提示：A.《大清現行刑律》，作為過渡性的刑法典，P309。主要內容：改律名、取消六部名稱的篇名，重回唐宋律的體例。改革刑罰制度、取消過時法條，增加新罪名。B.《大清新刑律》，主要內容：分總則、分則，仿資產階級刑體例；罪刑法定原則；刪去 「八議」、十惡之類的內容；P311。C.《大清商律草案》P305。《交易行律草案》、《破產律》。D.民律中的總則、債權、物權三編。具體內容教材 P319。E.刑事訴訟律草案、民事訴訟律草案，具體內容見教材P322。

3.清末司法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提示：主要是說明A.領事裁判權：凡是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的國家，其在中國的僑民不受中國法律和司法機關的管轄。他們如成為民、刑事訴訟的被告時，中國法庭無權審理，只能由各該國的領事按其本國的法律裁判。和B.會審公廨：在租界內設立的中外法官共同審案的法院。名義上是中國的司法機關，實際上完全被外國領事所把持。是帝國主義進一步干涉中國司法權的半殖民地化的司法制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取得領事裁判權，始於1843年7月簽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領事裁判權的確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志，領事裁判權是指外國在中國的僑民成為民刑被告時，如其本國與中國訂有不平等條約，則中國法庭無權裁判，只能由其本國領事按其本國法律裁判。領事裁判權在中國持續了一百年，直到1943年才正式廢除。1864年清政府與英、美、法三國駐上海的領事協議在租界內設立法院，從此公審會廨在上海組成，以後又擴大到廈門等地。會審公廨管理各國租界內各等案件。凡牽涉有約國洋人必須到案的洋華訴訟，無約國洋人與華人的互相訴訟及被外國人僱傭和延請的中國人的訴訟，外國領事均有權參加會審。會審公廨名義上是中國的司法機關，但實際上完全被外國領事所把持。這兩個制度對清末司法權的侵犯，清廷也從國內立法上對之確認，同時，司法權也保留了封建的傳統，說明了司法權的半殖民地化半封建化。領事裁判權的確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標志。它和會審公廨是此時期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主要表現。

4.《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提示：《臨時約法》是中國歷史上具有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文件，共7章56條。包括：《總綱》、《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員》、《法院》、《附則》。它以孫中山民權主義為理論基礎，吸收西方資產階級國家「三國分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平等自由」等憲法原則而制定，集體中體現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精神。主要內容包括：

1、確認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

2、仿效歐美建立「三權分立」政治制度

3、具體規定了人民權利義務和保有財產及營業的自由

5.國民黨政府的司法機構：參見教材P387。

6.六法全書

參見教材P375。

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的基本內容是什麼

參見教材P397。

8.試述《中國土地法大綱》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意義

參見教材P427。

作業四

一、名詞解釋

1.刖刑 ：商朝的一種肉刑，具體見教材P28。2.非所宜言罪：秦朝的一個罪名，P101。 3.劓殄：商朝的一種死刑方法，P28。 4.官當：《北魏律》和南陳律里規定的貴族官僚的特權，見P175。

二、簡答題

1.簡述《法經》在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主要意義：P74。

2.簡述唐朝的法律形式：P195。

3.簡述太平天國處決死刑的主要方法：P341。

4.元律如何嚴禁臣下結黨和內外官交接的：應該是明律規定的內容，這里元律是錯的。P260。

5.國民黨的特種刑事法庭：P388。

三、論述題

1.八議

提示：論述題應該先說明八議的概念，八議的起源和發展（從周禮到三國時魏入律），具體內容以及它的意義和性質。

2.十惡：同上題也應該說明十惡的概念，起源和發展（北齊律中重罪十條，經隋唐發展而成為十惡），具體內容以及意義和性質。

3.試述《中國土地法大綱》：它的制定、主要內容和意義都應該說明。P427。

6. 中國法律傳統的特點是什麼

民刑有分復、重刑輕民，以禮制代法和行政監理。

禮法合一，禮法並重因歷史時期不同而不一樣，強調天賦神權，重刑輕民。

拓展資料：

古代漢語中的 「法」、「律」、「刑」等詞語之間彼此有關聯。傳說，商鞅變法，「改法為律」，最早將「法」「律」二字合而為「法律」一詞以指稱一種規范體系的人，是春秋時代的管仲。但無論是「刑律」還是「法律」，都沒有現代法律具有的豐富內涵。

這是商鞅變法之前的常用法律形式，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變法時都以法為名稱，如魏國的《法經》，晉國的《被廬之法》。到商鞅變法將法改為律後，法僅僅在廣義上使用。

這是商鞅變法後中國古代常用的法律形式，應用廣泛，如秦的《田律》，漢朝《九章律》，魏晉之後，有《魏律》、《晉律》、《北齊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

參考資料：網路-中國古代法律